城乡教育差距调查报告(精选5篇)
城乡教育差距调查报告范文第1篇
关键词:城乡义务教育;教师流动机制;资源配置
中图分类号:G64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23)21-0339-02
师资均衡配置是实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教师作为教育事业的第一资源,在促进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中处于关键地位。”[1]在党的十报告中,同志也明确指出要“均衡发展义务教育,大力促进教育公平,合理配置教育资源,重点向农村、边远、贫困、民族地区倾斜,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为了解城乡义务教育教师分配的实际情况,笔者深入到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所辖的所有城乡初中和小学进行调查,并结合田家庵区教育局、统计局的相关统计资料,进行了分析。
一、调查结果和数据分析
田家庵区是淮南市的行政中心区,共有人口45万人,管辖包括舜耕镇、安成镇、曹庵镇、史院乡、三和乡、公园街道、泉山街道、龙泉街道、洞山街道、朝阳街道、淮滨街道、国庆街道、新淮街道、田东街道9个街道、3个镇、2个乡。大中专院校30余所,包括一个一本院校安徽理工大学,一个二本院校淮南师范学院,中小学、幼儿园120多所。
通过表1统计分析可知,田家庵区城乡义务教育教师的师资配置呈现明显的不均衡状况:
在教师学历分布这一方面,城市中小学教师中本科及以上、专科、专科以下学历的教师总人数的百分比依次为48.8%、44.5%、6.7%,呈现较为平均的分布状态,且高学历的教师人数偏多。而在农村,三种学历对应的教师比例依次为31.1%、57.3%、30.6%,农村中小学的教师达到本科学历的人数不到总人数的三分之一。从教师职称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城乡教师的差距也比较明显。在城市中小学中,获得高级及以上职称的教师占总人数的11%,获得一级和二级职称的教师人数比例分别为55.3%和32.2%,而获得三级职称和未评职称的教师之和所占总人数的比例不足2%。在农村,拥有高级及以上职称的教师只有3%,和城市相比低了近8个百分比,差距较大。三级职称和未评职称的教师比例分别占到了9.5%和10.8%。这一现状表明,在教师学历和职称的结构分布方面,城市和农村各自的比例存在一定差距,城乡中小学之间分布不均衡这一问题较为明显。
从表中教师年龄分布的调查情况中可以看出,在城市中小学中,50岁以上的教师人数较少,占总人数的12.7%,30-50岁的教师人数所占比例最高,达到76.2%,30岁以下教师比例也不高,只有11.1%,教师年龄分布呈现“中间大,两边小”的现况;而在农村,各年龄段的中小学教师人数占农村教师总人数的比例分别为27.8%、25.6%、31.8%、14.8%。出现近似“平均分布”的现状,这从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农村中小学教师老龄化趋势比较严重,年轻教师和经验丰富的教师比例较少。
二、促进城乡义务教育教师合理配置的解决办法
(一)加强宏观调控,发挥政府对教育师资配置的作用
第一,城乡教师流动机制需要强制性的法律保障。2006年颁布的新《义务教育法》中明确规定:“国务院和地方人民政府鼓励和支持城市学校教师和高等学校毕业生到农村地区、民族地区从事义务教育工作。”“国家鼓励高等学校毕业生以志愿者的方式到农村地区、民族地区缺乏教师的学校任教。”《教育法》中虽然提到了城乡教师流动,但是却没有以正式制度的形式赋予城乡教师流动机制法律意义,“鼓励和支持”这些动词的运用表明教师流动制度尚未上升到法律层面,缺乏法律的强制性保障,而且多是属于宣传鼓励的性质,还不是稳定的正式制度。虽然我国有很多学者研究提出了一些城乡教师交流制度的想法和框架,但是没有法律的保证实施,我国的教师流动机制永远都只能停滞于起始阶段,无法有效实现城乡教师合理流动。在这种情况下,各级地方政府更应发挥其主导作用,积极贯彻国家提出的相关政策法规。
第二,政府应保证教师流动工作相关制度的健全与落实。我国城乡教师在工资收入上的巨大差距已经成为影响和制约我国城乡教师合理流动的重要因素。根据《国家教育督导报告》的调查显示,全国农村中小学教职工平均年收入占城市教职工收入的比例一直低于70%,且大部分省市的教职工收入差距呈现逐年扩大的趋势。报告中还显示,有近50%的农村教师反映并没有按时或足额地领到工资补贴。我国城乡教师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表明,在健全教师工资制度这一工作上,政府并没有完全、有效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由于不同地区学校之间的收入、待遇等都存在较大的差异,所以实行城乡教师“同工同酬”,并给予流动教师相应的补贴和奖励,建立流动教师利益补偿机制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点。
在制定补偿津贴和奖励政策方面,政府不仅应该保证按规定严格执行,而且要根据不同学校的具体情况,灵活调整。对于部分权力下放情况,应建立“一把手”负责制度,对工作不力者,要追究相关主要负责人的责任。另外,教师的社会保障制度也需政府保证实施。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教师的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以及住房公积金均应纳入到社会保障的范围之内,降低城乡教师流动的风险,为城乡教师合理流动提供较为有力的保障。
第三,流动教师的检查考评工作也应落实到位。对于每年流动教师的检查和考核工作,政府相关机构应尽到监督之责。各级别的教育主管部门应加强对流动教师工作的绩效考评,对于从城市到农村任教的教师以及从农村到城市里任教的教师,应该分别建立有一定差异的考核方案,以保证考核成绩的公平、公正。对教师进行考核评估,可以充分提高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并且最大限度地发挥教师流动工作的效益。
(二)学校应为城乡教师合理流动提供良好的工作交流平台
第一,学校应为城乡教师流动工作创造优质环境。对于条件允许的地区可以在两所或几所学校之间建立“手拉手”帮扶政策,在城市中学与该区所辖的农村中学之间建立一对一的关系,同一名教师不应在一所学校从教若干年,让优秀骨干教师既能在城市任教,也能到农村、乡镇教书,与所在学校的教师互相交流经验。教师交流的方式方法可以根据学校的具体情况设定,适时改变,灵活运作,学校之间的沟通也会更加直接和便利。教师合理、有序、定期的轮换交流,必定有利于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义务教育公平的实现。
第二,学校应努力缩小城乡教师“理论收入”和“实际收入”之间的差距。目前很多中小学存在着“辅导热”的现象,教师在课堂上讲授的知识少之又少,或者不进行总结提炼,仅仅只是照本宣科,而让学生在课余时间参加老师开设的课外辅导班,以获取额外收入,致使“实际收入”远高于“理论收入”。这种现象有愈演愈烈之势。额外的辅导训练不仅增加了学生家长的经济负担,同时占用了学生的课余时间,对于学生在义务教育时期的全面发展造成了不利的影响。许多学校对于这一问题,并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甚至在某些重点学校,为留住优秀教师,让教师开设辅导班已成为学校默许的行为。
“辅导热”现象虽然主要存在城市中小学,但也说明了另外一个问题。城乡教师收入差距还体现在隐形收入上,城市教师在节日收到的礼物、礼金以及给学生进行小范围的课外辅导所获得的收入相当可观。据相关调查显示:城市中小学教师存在隐形收入的比例达到62%,比农村中小学教师存在隐形收入的比例高出了近50%[2]。即使在中小学已经普遍实行了绩效工资制,城乡教师实行“同工同酬”的政策,甚至对农村教师进行一定补贴,但鉴于以上原因,城市教师也不会乐于放弃潜在的隐形收入。因此,城市中小学应严格按照教育部颁发的有关课程标准和课程计划开课,禁止开设形形的辅导班,这不仅是缩小校际教师收入差距、促进教师合理配置的需要,也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实施素质教育的需要,更是端正教师学风、清理教育腐败、促进教育公平和均衡发展的需要。
参考文献:
[1]韩延明,李春桥.教师资源配置的线性模式与改造[J].教育与经济,1997,(1):16.
城乡教育差距调查报告范文第2篇
城乡教育一体化教师资源流动模式目前,我国的教师流动可分为市场流动和行政流动两种。市场流动是指教师与学校之间以市场交易为原则实现的人事流动,主要表现为从乡镇学校向城区学校、由普通学校到优质学校的单向流动。这种流动拉大了城乡之间和校际之间师资力量的差距,形成了师资配置失调,造成了教育不公平。因此,要实现师资配置均衡化,迫切需要探索适合当前教育发展现状的教师流动模式。
一、城乡教师流动面临城市中心的现实困境
城乡教师合理流动的核心,是通过流动实现城乡教师之间教师资源的按需配置,但实际上,城乡教师流动往往难以摆脱城市中心的困境。
教师资源是学校的第一资源,对一所学校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可以产生决定性影响。近年来,各地在缩小师资的城乡差距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取得了多方面成效。但是,城乡教师资源分布不均衡的状况依然比较明显。从2008年的《国家教育督导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出,农村边远地区教师数量远远不足,很难满足当地义务教育的需要。根据我国中西部9个省(自治区)的学校数据统计,2006年,3万多所村小的班师比平均仅为1∶1.3,4万多个教学点的班师比平均仅为1∶1,均远低于全国小学1∶1.9的平均配置水平。这些地区学校的教师严重不足,进不去、留不住问题突出。从全国来看义务教育教师资源在年龄结构、学历结构、职称结构、专业对口、教学水平等方面都存在较为明显的城乡差距,同时,在教师晋升机会、教师培训和专业发展机会、教师工资待遇、教师工作和生活条件等方面也存在较为明显的城乡差距。
对于农村学校而言,教师流动是常态,很多乡村学校不得不面临着不断有教师离开的现实。因此,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城乡教师流动无论是市场流动还是行政流动,都无法破解因城乡发展差距过大而造成的城市中心的困境。
二、城乡教育一体化是破解城乡教师流动困境的前提
既然造成教师流动城市中心困境的根本原因是城乡差距,那么,必须通过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来破解城乡教师流动的困境。
在城镇与乡村的二元结构教育体系下,城乡教育配置明显失衡,呈现出重城市轻农村的城乡分治模式。这种分治模式导致城乡教育差距,具体反映在城乡教育经费差距、城乡办学条件及规模差距、城乡教师专业发展差距、城乡师资力量差距等诸多方面。在这种二元结构的背景下,城市教育明显优于农村,同样是人民教师,城外的教师想进来,城里的教师却不愿意出去,只能采取各种激励手段以鼓励城里的教师到农村任教。实际上形成了一种不平等的教师流动。城里的教师选择去农村任教都是以支援者、帮扶者、指导者的姿态出现。而农村教师进城只能处于学习者的姿态仰视城里的一切。同样是教师,却由于处于城里和农村的区别形成了不同的阶层与心态,这是城乡二元结构在城乡教师心中内化的结果。因此,要想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城乡之间的高低关系不发生改变,城乡之间的教师流动将依然陷入城市中心的困境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将打破城乡教育的边界,城市教师与农村教师的流动将是区域整体中教师协调发展的资源合理配置的问题,而不是城乡之间的支援与被支援的关系,因此,教师身份不应有城市和农村的区别,而应一视同仁,他们都是当地教育协调发展的重要力量,同样承担着促进地区教育协调发展的重任;同时,教师的待遇、晋升机会、生活质量改善、子女受教育问题、家庭生活等方面的问题,也将在一体化的发展模式下得到通盘考虑,以解除流动教师的后顾之忧。因此,只有站在城乡一体化的立场上,城乡教师流动才是平等的流动,也只有在城乡一体化的基础上,通过教师流动实现城乡教育的均衡化发展才能成为可能。
三、城乡教育一体化视野下的教师流动的可能策略
城乡一体化的教育结构,并非是要农村教育完全仿照城市教育的标准、模式,整齐划一地朝前发展,也不仅仅是城市优秀教师选派到农村进行支教的弱势补偿的运行模式,而是通过统筹城乡发展的方式,建立城乡一体化的教师全员流动模式,实行教师定期流动政策,通过城乡教育的双向沟通、良性互动,从而形成城乡共生、城乡互动、城乡交融的教师流动模式,实现城乡教育的均衡发展、缩小城乡教育差距的目标。
在推行城乡一体化教师全员流动模式时应率先解决以下几方面问题:
首先,建立城乡一体化的教师身份管理制度,实行教师身份公务员化。当前,教师的身份管理制度严重阻碍了教师的合理流动,由于教师的人事关系属于教育行政部门,而任用和调动教师的权力则属于学校,在教师流动的过程中,学校可能出于自身发展的需要而阻止优秀教师的外流。为了避免教师流动的校际阻碍,有必要重新定位教师身份。义务教育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公益性事业,教师的工资收入、待遇都来源于国家供给,许多学者从义务教育的这一根本属性出发,提出将教师纳入公务员系列。
其次,建立城乡一体化的教师待遇保障政策,实现城乡教师“同工同酬”。
城乡师资分配不均的一个主要因素是城乡教师工资待遇差距悬殊。研究表明,教师工资待遇是造成农村教师流失最重要的原因,据调查,68%的教师认为工资福利待遇差是导致教师离开学校的最主要原因。因此,要建立城乡一体化教师流动模式,就必须改变城乡教师待遇相差悬殊的局面,使城乡教师待遇一致,使农村教师待遇不低于城市教师,并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医疗住房等社会保障政策,等等。
最后,建立城乡一体化的教师发展保障政策,提高教师专业发展水平。很长时间以来,城乡教育发展的巨大差距,使得农村教师不能获得与城市教师相同的发展机会,而且作为发展主体的教师往往处于被发展的地位,其发展需求难以在发展过程中得到充分地表达和体现,因此,通过城乡一体化的保障政策(如高职称教师比例的同等化,教师专业施展平台的建设等)来满足农村教师的发展需求,使他们获得与城市教师同等的专业发展机会,在公平的起点上获得工作的成就感与满足感以及自我发展的积极性。农村教师专业发展水平的提高将有助于缩小城乡师资水平的差距,进而从根本上消除城乡教育质量和教学水平的差距,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城乡教育均衡发展。
参考文献:
[1]周彬.透过“教师流动”筹划“教育动态均衡”.上海教育,2006,(11).
[2]国家教育督导报告2008(摘要)――关注义务教育教师.
[3]段会冬.城乡教师流动热冷思考.教育科学论坛,2023,8.
城乡教育差距调查报告范文第3篇
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创建自查报告
2023年4月下旬至5月上旬,按照省教育督导办要求,组织人员对全县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创建情况进行了全面自查,现将自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统筹规划,布局调整效果明显
1.于2023年9月正式启用原中原油田三公司院内的两所学校(玉兰中学和玉兰小学),解决学位3700个。有效缓解了县城大班额问题。
2.2023年,积极推进寄宿制学校建设,投资7000多万元,对13所小学进行了新建、改扩建,其中12所已完成,只有坝头镇张庄小学正在建设当中(主体工程已完工)。
3.道南新建改扩建四所学校(星河中学、航海路中学、陇海路小学、惠民小学)正在加快施工进度,可在9月份竣工启用,解决学位8000个。
4.将党校、玉兰东街社区改造为两所小学,争取2023年9月启用,正常招生。
二、强化责任,办学条件明显改善
1.为解决全县义务教育学校办学条件落后的问题,2023年教育部门下发了《关于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责任分解的通知》,进一步确定了局领导班子成员包片、股室包乡镇、乡镇包学校的工作方法,由均衡办牵头,对全县各学校进行了逐一摸底和督导,对各校存在的问题都一一开列了问题清单,要求限期整改到位。通过一年多的整改提升,目前,全县新建运动场87个,已改造厕所128座,腾出空房818所,装修功能教室1222所,改造灯光1924所。运动场改造效果显著,学校功能教室和办公用房不足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2.充实仪器装备。投入4520万元,公开招标采购了课桌凳、学生床、中小学(音乐、美术、体育)器材、阅览室、小学科学实验室、理化生实验室、劳技教室、心理咨询室、中小学理科仪器等,于2023年12月全部装备到各学校。
3.推进信息化建设。投入5000万元,安装多媒体班班通1300套、云桌面教室100间、多功能教室25间、创客教室4间,全县义务教育学校信息化教学条件得到进一步提升。
三、补拨资金,助力教育发展
1.补拨15234.67万元,保证三个增长落实。
2.补拨教育费附加7559万元。
3.补拨土地出让金计提资金12456万元。
4.安排教师培训费1525万元,促进教师成长,2023年教师培训实际使用资金878.6万元。
四、推进教育改革,提升教师队伍素质
1.加大教师招聘力度,2023年我县招聘特岗教师270名,面向社会招聘教师330名,教师回调45名,招聘教师以体音美等小科类教师为主。特岗教师和面向社会招聘教师全部分配到农村各乡镇中小学校。
2.由教育部门牵头,人社、编办和财政部门配合,对全县16个乡镇(街道)的教师,按照学科、学历、职称均衡配置的原则,原则上以乡镇(街道)为单位,按照县管校聘,重新对教师队伍进行调配。对于学科缺口较大的乡镇,2023年新招聘的特岗教师、招教教师,优先向这些乡镇(街道)倾斜。确保了每一所学校都可开齐开足课程。
3.投资1000万元,购置办公设施和教学设备,将教师进修学校搬迁到职业技术学院(三农学院),进一步满足了我县教师继续教育需求。
4.将特殊教育学校搬迁到残联原办公场所,投资130万元,用于校舍改造,购置办公设施和教学设备,同时为学校配备教师20名。
五、强化管理,提升学校办学水平
2023年以来,由政府办牵头,教育、财政、公安、卫健委、应急管理等部门与各乡镇(街道)政府共同参与,按照“缺啥补啥”的原则,从校园绿化、安全、卫生、管理、文化提升五个方面,开展全县中小学校容校貌综合整治提升,全面推进校园文化建设,取得了明显效果。针对极个别学校存在的问题,下一步加大督导检查力度,推进学校整改,实行精细化管理,提升校园环境,消除安全隐患,打造美丽平安校园。
六、多渠道宣传,增强人民群众对教育的获得感
1.通过开展家长学校、“兰考人看兰考”等活动,让人民群众近距离感受全县中小学校办学条件、师资力量变化显著,城乡、校际间办学水平差距明显减小,学校办学质量差异大的问题正逐一解决。
2.通过电视、报纸和网络等载体,丰富教育宣传形式,进一步增强了人民群众对教育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提升了人民群众的满意度。
教育是最大的民生,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下一步,我们将以此次督导整改工作为契机,持续优化学校布局,持续改善办学条件,持续提升教师素质,持续强化学校管理,进一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缩小城乡校际间办学差距,促进教育公平,圆满完成兰考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创建工作,为实现兰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城乡教育差距调查报告范文第4篇
在世界银行报告中吉尼系数高于或等于中国的35个国家中,32个是拉美和非洲国家,其中在22~23年期间经济负增长(以人均GDP增长率计)的有13个,占所有12个国家和地区中经济负增长国家(23个)的57%。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在收入分配差距悬殊的情况下,社会矛盾的激化可能导致经济陷入停滞,因此必须引起高度的重视。
回到库兹涅茨
半个世纪前,库兹涅茨主要基于对美、英、德等国历史数据的分析提出了一个着名的论断:随着经济发展,发达国家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经历了首先扩大而后逐渐缩小的趋势。这意味着收入差距和经济发展水平(通常以人均GDP水平表示)之间存在着倒U形曲线关系,被后人称为“库兹涅茨曲线”。
库兹涅茨本人并不认为收入差距会无条件地随经济发展而先上升后下降。相反,他认为这种收入差距变化是当时一系列经济、政治、社会和人口条件造成的。他并不认为发展中国家应当像早期资本主义那样听任收入差距扩大。“那些关于‘没有惩罚性的累进税制和其他类似东西的完全自由市场,对于现在的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是不可缺少的’这样的争辩是危险的”。
库兹涅茨探讨了几个因素对收入差距变动的影响,其中两个最重要而且互相关联的因素是工业化和城市化。他发现在一定条件下,农业人口向非农业和城市转移会在一个阶段内导致收入差距扩大,但在随后的阶段会导致收入差距缩小。另一个影响因素是储蓄率变化。他指出,高收入者的储蓄率远远高于低收入者,在工业化早期阶段,储蓄大量转化为资本,从而为高收入者带来更多的资本收益,导致收入差距扩大。但后来的一些政府政策变化,例如针对高收入者的遗产税、针对资本的征税、政府采取的通货膨胀政策等,减弱了高收入者的资本积累速度,在某种程度上缩小了收入差距。人口也是一个影响因素。传统社会在进入工业化阶段时,人口变化会从高生育——高死亡模式转向高生育——低死亡模式,首先导致低收入人群的人口负担加重,但随后会进入低生育——低死亡模式,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
库兹涅茨还指出,制度因素是导致收入差距变化的一个原因。他认为,通常在工业化早期,旧的制度框架难以避免独裁体制利用人口作为获取经济利益的炮灰,从而难以避免收入不平等扩大。而发达国家则普遍经历了大规模的政治体制改革,甚至内战,从而跨越了这一阶段。
在库兹涅茨之后,许多经济学家对收入差距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一些研究者进一步指出,收入分配反过来对于经济增长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严重的收入不平等现象会阻碍经济增长(Galor and Zeira 1993, Bourguignon 23)。而在经济停滞的状况下,贫困和收入不平等的问题又变得更加难以解决,如同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某些拉丁美洲国家发生的那样,陷入所谓“拉美陷阱”。因此,人们必须面对社会收入分配不公平的现实,解决公平问题,而不能等待社会公平的自发到来。
世界银行近年来的若干研究报告也指出,经济增长在减少贫困方面发挥着决定性的影响,但其效果在不同的国家有很大的差别。同时,经济增长在减少收入差距方面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作用。相反,过大的收入差距的确会导致频繁的社会冲突,会直接影响经济增长。因此,对于消除贫困和减小过大的收入差距来说,经济增长是必要的,但仅有经济增长是不够的。
哪些因素影响我国收入差距
我们使用合并的分省、分年度数据所做的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就纯经济角度而言,所谓“库兹涅茨现象”在中国是存在的,即:随着人均GDP水平的上升,人均收入差距曲线在数学上表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但是收入差距的变动并不是无条件地随着人均GDP水平的逐步提高而先上升后下降。如果一切其他条件不变,我国收入差距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还将持续上升,下降还遥遥无期。这将对社会公正和稳定提出极大的挑战,不排除陷入所谓“拉美增长陷阱”的可能性。即:高度的收入分配不均导致社会冲突和资源配置恶化,使增长停滞,因而失去收入差距越过最高点而趋向收敛的条件。
中国人均收入差距的上述变动,是经济增长以外的其他许多因素影响的结果。这些因素可能导致更高或更低的收入差距,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导致收入差距收敛或者不收敛。因此,关键问题在于如何建立一套合理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体系和制度框架,使得能够在不影响或尽可能少地影响经济效率的前提下,保持较低的收入分配差距,促使社会更加公平、和谐地发展。
以城镇收入差距为例,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一些非常值得注意的重要提示:
1. 22年各省市自治区城镇居民收入吉尼系数的平均值是28.6%,其中3/4可以被人均GDP水平以外的因素解释。
2. 在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因素中,教育机会的不平等是最重要的因素,对吉尼系数的影响高达14.1个百分点。
3. 另一个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影响因素是制度因素,这包括政府经济行为的不规范和收入分配系统不透明(主要是腐败)。这两项合计对城镇吉尼系数的影响有5.2个百分点。
4. 目前的基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给中高收入阶层带来的好处多于给低收入阶层带来的好处,因此不仅没有导致缩小收入差距,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收入差距。这两者的影响有3.7个百分点。
5. 城镇人均收入差距随着短期经济增长因素(投资率、外资比重、经济外向度)的上升而扩大。这些因素的影响合计为3.4个百分点。但经济增长也会降低失业率,而失业率对城镇吉尼系数的影响有1.3个百分点。从长远看,解决贫困问题和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都离不开经济发展。只有发展才能提供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手段。
6. 在缩小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方面,市场化程度出人意料地显示了最重要的作用,对减小吉尼系数贡献了3.9个百分点,但是它没有能够抵消负面的制度因素带来的收入差距扩大。这说明市场化并不必然带来两极分化。市场化本身并不是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收入差距扩大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在市场化过程中,由于制度不健全,使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受到权力的干扰而发生扭曲。因此,需要建立一个公平的、规范的、透明的制度框架来与市场体制相配套,需要形成一套社会监督体系来约束政府行为,从而在经济发展中保障社会利益不受侵害。在一个合理、规范、透明的制度框架之下,市场化将能更有效地缩小收入差距。
7. 社会保障体系有助于减小收入差距。目前失业保险对减小城镇吉尼系数的贡献有2个百分点。但养老和医疗保险显示了相反的作用。这说明需要警惕这些体系的
设计和运行过程中是否有忽略最低收入阶层的倾向。在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方面,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是如何尽快地将低收入居民纳入基本社会保障的范围,并使之能够切实从中受益。 8. 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实现的收入再分配在缩小城镇收入差距方面贡献了.4个百分点。但考虑到其规模,财政转移支付在减小收入差距方面的作用不理想,而且偏向城市和某些地区,从而对接受地区的农村收入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反而有扩大的作用。这提示财政转移支付必须建立一套明确的原则、使用方向、操作规则和监督检查制度,否则可能造成资源分配不当和巨大浪费。
城市化、就业与城乡收入差距
我们对比22年全国3个省市自治区的城市化率和城乡人均收入差距数据,可以明显看出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两个变量呈负相关关系,即:城市化率越高的省份,城乡人均收入差距总体而言越低。中国在过去2多年改革开放时期,由于城市化的发展,至少为上亿农村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机会,否则农村贫困问题会更加严重得多,城乡收入差距会更大。
然而,我们的研究还说明,各地区的城市化和城乡收入差距有沿时间同步扩大的趋势,看来城市化的短期效应是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而中长期效应是使其缩小。这正好与库兹涅茨5年前的发现相吻合,即:农业人口向非农业和城市转移会在一个阶段内导致收入差距扩大,但在随后的阶段会导致收入差距缩小。
城乡劳动力流动的情况也非常相似。劳动力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短期效应与中长期效应方向不同。
一些研究表明,目前城乡收入差距是造成中国高收入差距的最主要原因。而今后解决城乡收入差距问题,主要还是要依赖与经济发展相伴随的城市化进程为低收入的农村人口提供向非农业转移和就业的机会。也即:在中长期,城市化以及与之相应的劳动力流动和就业效应,应该是缩小收入差距的一个最重要途径。教育与人均收入差距
严重的收入不均等来自机会的不均等。教育水平对人均收入有重要影响。根据国民经济研究所一项尚未发表的关于农民工收入的24年最新调查结果,全国3名随机抽样调查的进城农民工和来自农村的个体经营者按照学历分类的平均月收入如下:小学未毕业769元,小学毕业815元,初中毕业96元,高中毕业1268元,大专及以上1554元。这非常清楚地说明了教育程度对收入水平的重要影响。
城乡教育差距调查报告范文第5篇
对居民收入已居全国前列的首都北京来说,“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无疑意味着更大的责任和挑战。收入倍增计划关系民生大事,自然引发京城百姓热议。能否倍增?如何倍增?都谁倍增?解析种种疑问前,读懂“收入”这个关键词是第一步。
实现收入倍增前景可期
为确保到2023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十报告提出:“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23年翻一番。”将居民收入倍增目标明确纳入党的报告,这在我国还是第一次。人们应该如何准确理解这一目标? 对此,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主管住户调查工作的副总队长邵建民认为:多年以来,我国城镇和农村住户调查是分别独立开展的,城镇居民使用可支配收入指标,农村居民使用人均纯收入指标,二者口径有一定的差异。随着城乡住户调查一体化工作的正式实施,从2023年起,我国将能城乡统一标准的居民可支配收入指标。
诚如十代表、北京市市委书记郭金龙在十分组会上讨论时所说:和全国一样,十六大以来的十年也是北京历史上发展最快最好的时期之一。2023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超过1.6万亿元,相当于2002年的3.8倍,十年来年均增长11.4%;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第三产业比重达到76.1%,十年提高7个百分点;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3000多亿元,是2002年的5.6倍;万元GDP能耗全国最低。首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与综合实力的显著提升,让各级党委、政府着力民生改善变得“底气”十足。
据5000户城镇居民和3000户农民家庭抽样调查资料显示,“十二五”开局之年的2023年,全市城乡居民收入继续稳步增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3万元,达到32903元,扣除物价后实际增长7.2%;京郊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达到14736元,实际增长7.6%。2023年前三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948元,同比增长11.5%;京郊农民收入同样呈较快增长之势,农民家庭人均现金收入达到14549元,同比增长12.2%,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实现全面增长。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副总队长、新闻发言人邢志宏说:“2023年北京城乡居民收入比2000年时均增长了1.8倍,到2023年再次实现收入倍增是很有希望的,实际年均增速保持在7.2%就可达到。同时,这一目标的实现有赖于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而最重要的支撑条件还是全市经济保持健康有序发展的良好势头。”
重在调节收入分配格局
相对于平均收入数据的翻番,民众更关心的是:谁能成为收入倍增计划的最大受益者?北京网友“南天竹一”在人民网微博留言道:“老百姓最大的事情是什么?就是衣、食、住、行、子女的教育问题。衣、食、住、行、子女的教育问题又统归于家庭的经济收入。目前,要解决好这些问题就是要赶快提高低工资人群的工资和增加对困难户、人群的经济补贴,不要一说到分配制度的改革就只谈如何如何给高收入人群减税免税,而把低收入人群撇在一边。”
邢志宏也指出,政府在制定收入政策的时候要注意解决收入分配的结构性矛盾。“我们当然希望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长再快一些,从而加快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
十报告亦多处着墨阐述收入问题:“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这些纲领性论述为下一步深化收入分配改革指明了方向。
如何审视北京居民收入分配的特征?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近期的一份分析报告做出了初步回答。该报告认为:居民收入的增长与经济增长、体制转变、宏观政策变化等密切相关,近年来,北京市居民收入与经济发展的同步性逐渐增强,2002~2023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幅达到10.3%,比上一个十年提高1.7个百分点;居民收入与GDP之间的年均增幅差则缩小到1.1个百分点。从收入分配的角度看,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的高低关系到居民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受惠程度。长期以来,企业所得和政府所得相对较高的现状,一方面反映出满足扩大再生产、扩大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和保持经济快速发展的阶段性要求,另一方面也说明居民收入比重还有提升的空间。目前北京市劳动者报酬在GDP中所占比重接近50%,比重虽略低于发达国家,但是从趋势上看正在向发达国家水平靠近。而再次分配过程中,居民收入分配比重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仍十分明显。报告建议,政策如能由向政府和企业倾斜转变为向居民部门倾斜,将对居民收入所得份额的提升起到更为直接和有效的作用。
城乡收入差距是收入分配过程中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农村住户调查处处长方晓丹介绍说,“十一五”以来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速度有所减缓,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从2005年的2.25缩小到2023年的2.18。从收入构成看,城乡居民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增长的协调性提高是城乡收入比缩小的主要原因。2023年,在农民人均纯收入中,人均工资性收入9579元,对农民增收贡献率高达89%;农民人均领取退休金、养老金1463元,养老模式正向城镇居民看齐;农民人均政策性转移收入达到629元,同比增长41.7%,政府的各项富民惠民政策真正让农民得到了实惠。但她同时指出,“2023年北京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额为18167元,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然明显。探索农民增收途径,提升农民增收的内生动力,任务仍十分艰巨。”
就百姓关心的不同收入群体间的收入差距问题,北京城镇住户调查五分组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居民内部收入差距呈现扩大趋势,高低收入户的收入比由1986年的2.2:1扩大到2023年的4.2:1。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城镇住户调查处副处长王守琪认为,“从趋势上看,个人的素质、努力程度等逐渐成为工资差异的重要因素,而就业单位的经济类型和工龄因素的作用有所淡化,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劳动力市场趋向均衡的变化特征。另一方面,市场扭曲、劳动力歧视的存在则是引起收入差距的非效率因素,需要引起特别关注。”
统计新政护航收入改革
十以来,以收入分配改革为突破口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备受民众期待。不久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继续把加强民生保障作为2023年全年六大任务之一,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被视为改善民生的重要举措。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日前透露,2023年,我国将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着力增加中低收入者收入,建立健全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深化改革需要勇气和智慧,改革成效需要科学监测。此背景下,一系列与收入监测有关的统计新政尤为引人注目。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曾在第三届中国统计开放日上透露,从2023年开始,在劳动工资统计中将增加职业分组,包括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等几个类型。了解岗位工资的差距,对于政府研究收入分配状况,完善相关政策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另一个重要的创新之举便是城乡住户调查一体化改革的实施。据邵建民介绍,这项改革旨在按照统一的标准、口径、范围、指标、方法调查取得城乡居民收支数据,客观揭示城乡之间和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及其变化,为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和制定民生改善政策提供可靠依据。他谈道,北京还以此为契机,通过创新电脑记账、手机记账等电子化记账方式,既提高了调查户的记账热情,也提高了工作效率和数据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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