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协会议发言稿范文第1篇

我今天发言的主题是《开展园林城市创建，打造xx璀璨明珠》。众所周知，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先决条件,也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创建园林城市，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着力改善民生的重要体现;是提升城市品位，改善投资环境，增强城市吸引力、竞争力，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一项重大举措。目前我市正处于经济社会大发展、城市骨架大拓展、市民观念大转变的黄金时期，是实施园林城市建设的绝佳战略机遇期。相时而动，顺势而为，积极启动我市园林城市创建工作机不可失。

一、省内外园林城市创建风起云涌

二、我市创建园林城市优势明显

(一)难得的自然禀赋。我市属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植物种类多，生长快。城区为平原，周边是丘陵，城内宜水、潭水汇流，水系发达，城边有山，山中有城，城内有水，只要稍加装饰点缀，就是一座绝美的山水园林城市。

(二)丰厚的人文底蕴。xx唐天宝元年置县，已有一千二百多年历史，这里物华天宝，人才辈出，人文资源丰富。城内有双蹲书院、谷家洲学堂、将军巷、培元塔等历史文物古迹和天开石榜、地涌魁星、湘寺晓钟、茭潭晚渔、桃洲春浪、泉峰夕照、西桥夜月、南岭霁雪等历史上著名八景。为我们开展园林城市创建提供了大量宝贵、独特的人文资源。

(三)可喜的经济形势。近年来我市财政经济发展势头强劲，正在为跻身全省经济十强县市而冲刺。2023年我市财政收入为13.64亿元，而临武为10.13亿元，我们是他们的1.35倍。临武能在一年半时间内成功创建省级园林城市，我们也完全有创建省级园林城市的底气。

(四)良好的创建基础。首先是全市广大干部群众对改善人居环境，建设山水园林城市的呼声越来越高，我们有着深厚的干部群众基础;其次是领导对“创园”工作越来越重视，把建设优美的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列入了施政纲领，把“创园”工作摆上了议事日程，我们有着牢固的领导基础;再其次是近年来我市开展的“四城同创”收到了良好成效，市容市貌得到很大改变，城市品位得到很大提升，这其中积累了不少成功的经验和作法，我们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基础。

因此，可以说我们占尽天时地利人和，开展园林城市创建正逢其时!

三、对我市创建园林城市的几点建议

(一)科学规划，一张蓝图绘到底。按照“新城建设规划先行、绿化先行，老城改造优先绿化、尽量增绿”的要求，根据我市城市发展总体规划，坚持“以人为本、生态优先，因地制宜、突出特色”的原则，按照“大型公园为面，溪河两岸为带，主干道路为线，广场、街头、小区、庭院绿地为点”的绿化总体布局，高起点编制城市绿地系统专业规划。以此为指导，最大限度地、巧妙地融合当地人文、历史、自然山水、地域风貌，科学制定具体的园林绿化景观建设实施方案，着力打造点、线、面结合得当，乔、灌、草搭配巧妙，城市园林与山水景观融为一体，独具特色，别有情调的生态园林城市。同时，抓紧完善城乡绿化规划体系。规划一经产生法律效力，就要一年接着一年，一任接着一任去遵从和实施。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任何人、任何单位都不得变更和违背城市建设总体规划、绿地系统专业规划和城乡绿化规划体系。

(二)强化审批，执行规划不走样。建立健全和严格执行绿化建设审批制、绿线和绿色图章制。将绿规、绿化作为城区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项目的审批和实施的前置条件，先行绿化到位，再实施项目开发。对未取得绿规审批的项目一律不得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和建筑工程施工许可，一律不许施工。对未取得绿化验收审批的，一律不得进行工程验收，一律不得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和房产证等手续。对不能限期整改到位的工程项目，一律征收惩罚性的异地绿化补偿费，将城市绿化补偿费纳入房地产税费一体化征收管理范围，让“逃绿”的无利可图，无机可乘。

(三)理顺职责，各方联动成合力。创建园林城市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全市各级各部门认真履职，共同努力。当务之急是科学、具体、明确界定住建、规划、城管、建工、国土等部门在园林城市建设和管理上的职能。确立主管单位和协管单位，按照权责一致、有利工作、便于管理的原则，在“创园”特别是绿化管理方面的行政审批、监督检查、行政执法环节详细分工。规范园林城市建设管理的行政审批、监督检查、行政执法程序。对环保、卫生、水利、林业、公安、司法、宣传、财政和工青妇等群团组织以及乡镇(办事处)、社区等基层组织也要明确其具体的工作职责，充分发挥其在职能配合、群众动员、矛盾化解和组织实施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形成上下一心，多方联动，齐抓共管的强大“创建”合力。

(四)整合资源，众人划浆开大船。创建园林城市投入数以亿计，但只要整合资源，资金不是问题。一是整合项目资金。借鉴临武、宜章经验，凡需要由财政投资兴建的大型公园、绿地、绿带，根据项目特点、上级可争取项目名称及部门职能来确定项目建设主体单位，如塔元湿地公园可由水利局作为建设主体单位，砚池山公园可由林业局作为建设主体单位，冷水游乐园可由旅游局作为建设主体单位。积极争取并有效整合相关项目资金，集中用于园林绿化建设;二是整合机关企事业单位资金。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各单位普遍不差钱。可在全市范围内广泛开展省级“园林式单位”创建活动，精心指导各单位对照指标，采取“拆违建绿、破硬改绿、见缝插绿”等措施，想方设法增加绿化面积，提升庭院园林景观效果和综合功能。临武县鼓励有独立庭院单位积极参与“十大园林式单位”评比活动，促进绿色资源开放共享，在42家单位中大力开展了拆墙透绿工作，拆除单位临街以及两单位间封闭隔墙6000余米，有效扩增了城区单位(小区)庭院绿化面积29.21万㎡。三是整合地产开发资金。小区内的绿化建设与管理一律由房地产开发商和物业管理公司负责。四是整合社会资金。励社会捐资兴绿、认建绿地和认养古树名木，营造全民造绿护绿的良好氛围。鼓励市民开展庭院绿化、屋顶绿化、墙面垂直绿化。鼓励社区开展小区绿化。实施经营城市战略，引导民营资本参与城市园林绿化建设;鼓励有技术、有资金、懂经营的绿化公司和能人大户，到规划中的公园或绿化带，在不影响整体形象的前提下，高密度植树育苗，适当采挖销售，及时进行补植，实现动态循环式绿化建园;对城市规划区短期内尚不开发的建设用地，允许园林公司或个人先行建设苗木花卉基地，用苗木花卉的市场化经营扩大城市绿化覆盖。五是整合流动资金。对一些投资大的园林建设项目，可采取协议分期付款形式，整合流动资金付款结算，缓解资金压力。

(五)加强领导，增强“创园”执行力。创建园林城市投入多，工作量大，牵涉面广，甚至触及到小部分人的利益问题。兄弟县市的经验告诉我们：要开展好这项工作，领导必须高度重视。只有领导重视了，认识才会到位，态度才会坚定、组织才会有力、措施才会过硬。建议我市成立创建园林城市领导小组，由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市政协主席任顾问，市长任组长，市委、市政府分管领导任常务副组长，市委办、市政府办、规划局、住建局、城管执法局等相关单位负责人为领导小组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从各相关单位抽调精干人员组成，专门负责“创园”的组织协调、检查督促、考核汇报等日常工作。各级各单位都要成立相应的领导小组，确定创园工作的牵头组织单位和具体负责人。所有机关企事业单位和乡镇(办事处)都要向市政府立下创园工作责任状。各级各单位均要制定相应的工作方案，按照“属地管理块块抓、分级管理层层抓、行业管理条条抓”的原则，建立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工作人员抓具体的工作责任体系。要把创园工作纳入各部门、各单位年终绩效考核内容(占具体分值)，每年年初出要出台考核相关制度文件，明确各级各单位的年度“创园”目标任务、考核指标、评分办法和奖惩措施。象抓计划生育和综治一样，对各级各单位一把手、分管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实行“一票否决”和末位淘汰。

政协会议发言稿范文第2篇

这一号召得到了各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海外华侨的热烈响应。筹建新中国的序幕由此拉开。

社会精英密集北上

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项重要准备工作,是拟订一个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即共同纲领。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建立的民主联合政府是一个代表中国各阶层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政府,因此制定这个共同纲领需要各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的积极参与和共同协商。这也是体现一个现代民主国家政府的合法性所在。

然而,当时大多数民主人士还在香港、上海、南京等地,而这些地区还没有解放。因此,能否把这些民主人士动员并安全地输送到解放区来,是制定共同纲领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这也因此成为中国共产党当时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有着丰富统战经验和组织才能的,亲自指挥了这场没有硝烟的重大“战役”。

杨尚昆回忆说:“从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后,党中央最大的工作是两件:一是打仗,一是统战。中心是打倒,建立新中国。”“统战工作,主要是把在香港和国统区的民主人士接到解放区来。”把民主人士接到解放区来的事,“由恩来同志亲自指挥,李克农和钱之光经办,先通过地下党的关系联络,然后组织秘密交通护送,其中不乏传奇性的故事”。

实际上,从1948年7月底起,就开始对接送民主人士进行周密部署了。

他先后致电上海、香港党组织和中共中央华北局,要求准备安全护送上海、香港、北平、天津的民主人士到解放区,并指示钱之光以“解放区救济总署”名义前往香港,会同方方、章汉夫、潘汉年、连贯、夏衍等,接送在香港的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他在给香港分局的钱之光和上海局的刘晓、刘长胜的电报中指出,要绝对保密,保证安全,做到万无一失。

9月20日,拟定了邀请从香港、上海和长江以南地区前来解放区商讨召开新政协的各派及无党派人士的名单,包括李济深、蔡廷锴、张澜、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郭沫若、黄炎培、马叙伦、何香凝、史良等共77人。

同日,中共中央把这份名单电告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和上海局,指出:各方人士须于今冬明春全部进入解放区方为合适。“北来人士拟先集中哈尔滨招待商谈;华北人士如直进解放区,则集中华北。视战事发展,明春或来华北,或即在哈市召开新政协。”

同一天,还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中共中央华北局并华北城市工作委员会的电报,提出:为筹备召开新政协,除在香港、上海及长江以南邀请各派、人民团体的代表人物外,拟在北平、天津邀请张东荪、李烛尘、许德珩、张奚若、符定一、李锡九等24人,并要求对这24人名单提出意见。

从1948年9月到1949年3月,在的周密安排下,上海、北平、天津、香港等地的民主人士经秘密交通陆续被接送到西柏坡或哈尔滨。仅从香港一地,就接送了4批民主人士安全到达解放区。

钱之光后来回忆说:“第三批进解放区的民主人士最多,加上我们党内的同志,共有30多人。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先生,就是在这一批北上的。对此,党中央极为关心。同志的电示,更加具体、周密。他事前给在大连的冯铉、刘昂同志的电报说:这一批民主人士北上,要与苏联驻大连的有关部门交涉,租用他们的轮船,而且这次一定要在大连港靠岸;到达后,要安排在大连最好的旅馆,派领导人要住单间,确保安全;要举行欢迎宴会,并请大连市委协助做好接待工作。就连宴会的席位、座次,都有明确指示。还说:北方天气寒冷,要为他们准备好皮大衣、皮帽子、皮靴等等。”

9月底,从香港来的第一批民主人士沈钧儒、谭平山、蔡廷锴、章伯钧等到达哈尔滨。

达成新政治协商协议

10月6日,以中共中央名义电告高岗并东北局:新政协须通过共同纲领,并指示他们向到哈尔滨的民主人士征询对共同纲领的主要内容的意见。

这份文电,也是目前发现的正式使用“共同纲领”一词较早的文献。

与此同时,与到达平山县的民主人士符定一、胡愈之、吴晗、周建人等广泛协商,拟定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这一草案经审阅修改。其中第四条为:“新政协所应讨论和实现的有两项重要问题:一为共同纲领商会问题;一为如何建立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问题。关于共同纲领,提议由新政协筹备会起草。目前可交换有关纲领的各方意见。中共中央已在准备一个草案。”

10月8日,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电告高岗、李富春并东北局,要他们将这一“书面文件”转交给在哈尔滨的民主人士,“告以这是中共中央委托你们与他们商谈的书面意见,正式征求他们的意见”,请他们“过细加以斟酌,以其结果电告”。

高岗、李富春与已到哈尔滨的沈钧儒等6位民主人士当面商谈。这几位民主人士表示“完全同意,并很满意”。他们鉴于许多派人士还在香港,要求中共中央将这一草案“送给在港各有关党派、团体负责人阅看,并征求他们意见”。

10月30日,中共中央将这份草案电告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和上海局,指示他们“即抄送民革李济深、何香凝,民盟周新民,民促马叙伦,致公党陈其尤,救国会李章达、沈志远,第三党彭泽民,民主建国会章乃器、孙起孟及无党派郭沫若等十一人,并由潘汉年、连贯分访他们或邀他们一起聚谈,征询他们意见”。从反馈回来的信息看,拟定的这份草案,基本得到各派的认可。

11月25日,高岗、李富春代表中共中央与在哈尔滨的民主人士达成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

完成革命纲领草稿

为了与各派交换意见有一个可供讨论的文本,中共中央至少在1948年10月上旬就开始起草共同纲领草案了。这从上文所说的“中共中央已在准备一个草案”可以看出。这一起草工作在的主持下,由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具体负责。

到10月27日,写出了第一稿,名为《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稿》。这一稿分“总则”、“政治军事”、“”、“经济财政”、“文化教育”、“社会政策”、“少数民族”、“华侨”、“外交”,外加一个简短的“序言”,共10部分,46条。将它分送刘少奇、、陆定一、胡乔木、齐燕铭、李等人审阅。

按照原来中共中央发表“五一口号”时的设想,是由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同年11月3日,在为中央起草的给高岗、李富春的电报中说:“依据目前形势的发展,临时中央人民政府有很大可能不需经全国临时人民代表会议即经由新政协会议产生。”

这样一种变化及时地反映到共同纲领的起草中。到11月,《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稿》又形成了第二稿。第二稿不仅在结构上较第一稿有变化,而且对成立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程序上也有新的规定。在结构上,它分为“人民解放战争的历史任务”、“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基本纲领”、“战时具体纲领”三大部分。在建立临时中央政府的程序上,它明确规定:由新政协直接选举临时中央政府。在修改第二稿时,写得更明确,把第三十二条“由新的政治协商会议选举中央临时政府”改为“由新的政治协商会议选举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临时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及人民政府委员,组成人民政府委员会,对内主持国家大计”。同时在第三十三条中加了一句:“临时人民政府应任命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及各部总长、各委员会主任、国务院秘书长及若干不管部国务员组成国务院,处理国家事务。”

《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稿》对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性质以及它的国家构成、政权构成、经济构成、文化教育、外交政策作出了相应规定,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形成的新民主主义建国思想。但是,由于当时解放战争还正在激烈进行,中共中央还没能预料到在1949年召开新政协时解放战争就会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因此,纲领的重点还是放在“人民民主革命”。用后来的话说是“偏重动员各方力量”支援人民解放战争。纲领的名称也反映了这种主旨。

1949年2月,将《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稿》同其他4份关于召开新政协的材料一起汇编成册,命名为《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有关文件》,并批示:“印一百份。存。”

1949年,随着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和渡江战役的胜利结束,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军队土崩瓦解得如此迅速,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到来如此快捷,固然没料到,共产党也没料到。

显然,根据1948年对形势的预料所起草的《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稿》已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共同纲领需要重新起草。

1948年11月,在给东北局的电报中说:“共同纲领已在起草中,俟草好后,当不待筹备会召开,先送到哈(尔滨)各单位代表传阅并交换意见。任何单位均可提出自己的纲领草案。”

在各派讨论共同纲领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些分歧,主要是要不要以“新民主主义”作为建立新中国的指导原则。

讨论中,大多数人赞成以“新民主主义”作为立国原则,但也有人主张用“革命的三民主义”或“人民民主主义”,个别人士还开出了与共产党讨价还价的“纲领”。

由于对解放区的情况和共产党的具体政策不甚了解,一些民主人士对要不要将革命进行到底、革命胜利后共产党还要不要派等问题也提出了疑问。

为了解除民主人士的疑虑,使他们进一步把思想统一到新民主主义的立场上来,保证共同纲领制定的顺利进行,对民主人士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

首先,从政策上,教育各级干部正确对待派和民主人士。认为:必须让派在事实面前认识我党的政策和主张。他在亲笔起草的以中央名义发出的《关于派问题的指示》中指出:宣传只能起原则启示和一般的推动作用,最主要的还靠群众自己的切身经验来证明。如果空谈某某为“君主立宪派”,而不去争取派走向进步,“那么,群众的觉悟不但不会提高,甚至还会反对我们,以为是无的放矢。可以说,这种宣传有不如无”。对“这些派、人民政治团体,应取积极态度,但不要一下子希望过高,期之过急”。2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如何对待派人士的指示》,强调:我地方党领导机关对各派、地方组织和民主人士应“以坦白诚恳的态度,向他们解释我党的政策和主张,与之协商一切重大问题,以争取他们同我党一道前进”。

其次,是安排民主人士赴解放区参观,让他们亲身感受党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1949年4月,中央统战部遵照的指示,组织了吴羹梅等各界民主人士59人的“民主东北参观团”赴东北参观。参观团在40多天的时间里,走遍了东北所有重要城市和若干农村。他们参观后的感想是:“使我们感到最重要的是:向来被人看作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领导之下,经历了长期的斗争和锻炼,现在已经组织成并教育成钢铁一样的坚强的集体了。政府的民主集中制已经充分发挥了效能――群众有发表意见的绝大自由,而中央的政策又能贯彻到最下层去。这样坚强的集体,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整个社会风气显然起了根本的变化。新生的朝气,冲洗了旧社会的残渣,勤劳朴实的作风,代替了过去的奢侈颓废的病态,在这里,中共干部和党员的优良作风起了很大的作用。”

第三,利用个别交谈、小型座谈、报告会等各种形式,广泛与民主人士接触,介绍情况,分析形势,答问释疑,阐述党的方针政策,并对他们的思想疑虑作令人信服的解答。

党内其他领导同志在这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

经过艰苦的思想工作,到1949年6月新政协筹备会正式开幕之前,各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绝大多数,在彻底的反动统治和以新民主主义为原则建立新中国这两个基本问题上,与中国共产党取得了一致。这就为共同纲领的制定创造了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

亲草共同纲领

1949年6月15日,由23个单位134人组成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成立。担任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主任,为副主任。筹备会下设6个小组,分别进行新政协的各项筹备工作。筹备会根据新的形势,决定重新起草共同纲领,由第三小组负责。亲自兼任第三小组组长,许德珩任副组长,组员有各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章伯钧、章乃器、许广平、沈志远、黄鼎臣、李烛尘、邓初民等22人。

筹备会推举担任第三小组组长,至少应有这样几个原因:一是共同纲领的第一稿《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稿》就是在的主持下进行的;二是制定共同纲领这一重任的重要性程度。起草共同纲领,是筹备会各小组中最繁重的工作,也是新政协主要的一项工作;三是共同纲领的起草,最能体现出广泛的民主协商,但也需要高度的协调艺术,无疑具备这样的才能和资质。

6月18日,主持召开第三小组成立会议。会上,做了说明。他说:我们小组负责起草共同纲领,任务繁重。这个共同纲领决定联合政府的产生,也是各党派各团体合作的基础。去年在哈尔滨的各党派代表曾委托中共方面拟定一个草案,我们也曾两度起草。可是去年工作重心在动员一切力量参加和支援解放战争,现在重点却在建设新民主主义中国及肃清反动残余。这是长期性的工作。因此,中共方面第二次的草稿也已不适用。我们的共同纲领是带长期性的,其重要性是不待言的。会议决定,“委托中共方面负责草拟最初稿”。小组成员分工则按照“自由认定”原则,分为“政治法律”、“财政经济”、“国防外交”、“文化教育”、“其他(包括华侨、少数民族、群众团体、宗教等)”五个分组进行讨论,提出意见报组长和副组长。

这一次,作为第三小组组长的,亲自承担了草拟共同纲领初稿的重任。

首先是确定起草的指导方针。对此,在6月22日新政协党组会上说得很明确:“过去偏重在动员各方力量,现在重点在肃清反动势力,着重建设方面。方针是一个,拥护新民主主义,反帝反封,反官僚资本,,建设新中国。此为各方同意的。”

如果说起草《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稿》时的指导方针是重在革命,那么这次重新起草共同纲领的指导方针就是重在建设新中国。

事非经过不知难。当时筹备新中国事情千头万绪,解放战争尚未结束,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还要协助处理战事,要静下心来亲自起草共同纲领,实非易事。

据身边工作人员回忆,为起草共同纲领,在6月下旬曾把自己关在中南海勤政殿一个星期。

从目前发现的手稿来看,从最初的提纲,到给的送审稿,其间至少八易其稿。纲领标题最早拟为《新民主主义纲领》,后来改为《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目前发现的几个手稿都未标明时间。从最后送审阅稿的日期来推算,集中起草纲领的时间似不会在6月下旬,而可能在7月下旬或8月上中旬。因为在给的送审稿之前的4个稿子是连贯的,似乎是一气呵成。通常是写几段,秘书帮助抄正,然后再修改,修改后接着再写。

8月22日,将《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草案初稿)》送审阅,并附信说明:“主席,只印了50份,各人尚都未送。待你审阅后看可否能做修改的基础,然后再决定需否送政治局及有关各同志审阅。”

《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草案初稿)》共一万二千三百多字,在结构上除前面一个简短的序言外,分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两大部分。具体纲领部分,又分“解放全中国”、“政治法律”、“财政经济”、“文化教育”、“国防”、“外交侨务”6个方面,共列45条。与上文所述《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稿》相比较,增添了不少新的内容。

仔细地阅读了这份共同纲领草案,并对其中的一些段落作了修改。从修改量来看,对这个草案还是比较满意的。它构成了此后不久正式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重要基础。核对后发现,后来正式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60条,其中44条与《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草案初稿)》中的思想有联系,有的表述一模一样,有的表述比以前更全面、更丰富、更具体。

共同纲领最后定名定稿

1949年9月,共同纲领的起草工作随着新政协开幕的临近也进入了最后的修改、定稿阶段。也是从9月初起,共同纲领的名称也因新政协名称的变化而改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政治协商会议”最早是在重庆和谈判时由王世杰提出来的,后来中国共产党沿用了这一名称,加了一个“新”字,以区别于旧的政治协商会议。

对新政协名称的改变,做过一个说明。他说:原来是叫作“新政治协商会议”,后来经过起草新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小组的讨论,总觉得在“新政协”与“旧政协”两个名称的区别上不够明确,也不太真实。后来发现在今天我们的一切组织和规章的名称中都有“人民”二字,而这个产生组织规章的机构,为什么不可以叫“人民”呢?于是便修改了。又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也显得太长一些,后来便把它简化了,定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是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决定的。

从目前发现的文献看,在8月22日给审阅的《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的前一稿,就已把“新政治协商会议”改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也是目前发现的最早使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名称的文献。但这一名称的正式提议并被采纳,是在8月26日、27日举行的新政协筹备会第四次常委会上。在这次会上讨论政协组织法时,提议:在人民民主国家中需要统一战线,即使在社会主义时期,仍然要有与党外人士合作的统一战线。如果要形成固定的统一战线组织,名称也要固定,建议称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9月18日《人民日报》报道前一天召开的政协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的消息时,正式向外界公布:“即将召开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已经由该会议筹备会改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简称中国人民政协。”

相对于《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草案初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结构作了较大的变动,不再分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而是在简短的序言之后,平列“总纲”、“政权机关”、“军事制度”、“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民族政策”、“外交政策”七章,共60条,7000多字。实际上是把原来的“一般纲领”的主要内容放在“序言”和“总纲”中;在原来的“具体纲领”中去掉了“解放全中国”一节,把“民族政策”单列为一章。这样比原来更为简洁精炼。“原想分成一般纲领与具体纲领两部分去写,但那样写就太长了。后来决定将一般纲领部分放到序言中,纲领中只写具体纲领一部分。”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是不是执笔起草的,目前还没有可靠文献予以证明。从8月22日的《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草案初稿)》送审稿,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稿本的形成,期间的过程稿还有待发掘。现在发现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最早的一个稿本,是9月5日的一个铅印稿,在上面有较多的修改。从目前发现的几个稿本看,可以断定,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形成阶段,同样倾注了大量心血。

从9月5日至9月13日,对共同纲领草案稿至少有过三次大的细心修改。这三次修改分别是对9月5日、11日、13日铅印稿本的修改,改动总计达100余处。当然,这些修改不全是的意见,有些是别人的提议。

共同纲领最后阶段的修改,是广泛的民主与协商。“初稿写出以后,经过七次的反复讨论和修改,即由先后到达北平的政协代表五六百人分组讨论两次,第三组本身讨论了三次,筹备会常务委员会讨论了两次,广泛地吸收了各方面的意见。”而这些讨论,大多是主持召集的。当年参加新政协的代表葛志成回忆说:“是我在筹备会上见到的最辛苦的一位领导人。他不仅担任大会临时主席,还是共同纲领起草小组的组长。他领导小组成员反复征求代表们的意见,对共同纲领再三进行修改。”

集体智慧的伟大杰作

共同纲领最后阶段的修改与定稿,可谓中国历史上民主协商的典范。对此,当年的与会代表感慨万千。

九三学社代表许德珩说:共同纲领草案“是经过了筹备会多次的周详讨论的,在大会开幕以前来到北平的六百多位代表也曾经分组多次的研讨,六百多位同仁之中,可以说是很少很少没有发言的,也更很少发言不被重视的;凡是在目前紧要的,能够办得到的建议,都是被采纳的。这种民主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是值得我们佩慰的”。

民主建国会代表章乃器说:“分组讨论和大会报告轮番地举行,保证了大家都有充分的发言权,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做到了反复讨论,不厌求详;做到了多数起了决定作用,少数心悦诚服。这才是真正的、彻底的民主。”

即使我们今天去翻阅当年的会议记录,也很难统计清楚代表们提出的意见究竟有多少条。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各阶层的代表们,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不免有许多争论,表现出不同的意见。但经过详细的解释、讨论、反复协商后,大家都能取得统一,真正做到心悦诚服。

关于“人身自由”问题,在起草的《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草案初稿)》中,写有中国人民应享有“身体”自由权。后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初稿中,这一项内容没有了。讨论时,代表们对此提出意见,认为人身自由是最根本的自由,应在各种自由权中加上“人身自由”。对9月5日稿进行修改时,加上了“人身自由”一项。

政协会议发言稿范文第3篇

秘书工作的核心是服务协调二字，要服务领导，服务基层，服务群众，服务相关部门，传统的秘书工作是“办文办事办会”，大到组织会议，小到端茶送水，全部都要做精细，做到位。可以说，秘书是非常辛苦的，明天领导忽然要到上级参加会议，今晚你必须加班加点写发言材料，同时还要协调上级和本机关，安排好行程等。据调查无论是政府机关秘书还是大型企业的秘书，加班加点是经常性现象，而且其劳动成果不被人注意和认可，是隐性的。每年机关年终表彰大会上，那些基层单位和业务部门的负责人绘声绘色讲述自己的劳动成果，而秘书部门只能默默地看别人表功，明知自己付出了太多太多，却无从说起，因为总不能某某方案是我策划的，那将有贪功之嫌；也不能说我提了几次水，陪了几次课，给领导写了几个发言稿，那太庸俗。在秘书工作节奏日渐加快，心理压力日渐增大的背景下，迎来了新技术革命。这为秘书解压提供良好的技术环境，出现几个趋势;

1秘书工作的专业化、家庭化趋势越来越明显。

秘书可以分为文字秘书、机要信息秘书、宣传秘书、协调办事秘书、办会与接待秘书等，分工越来越精细化了；而有些分工难以明确的机关，秘书可以将文稿写作工作直接交给社会专业机构，比如写作事务所，免费文秘网站等，这些机构将一批有着丰富行业经验的人组织起来，可以集体办公形式撰写文稿，也可以利用电脑互联网快速传输优势让专业人员在家庭办公，写文稿，并及时与文秘部门取得联系。目前，家庭秘书已经在全国略见雏形，未来10年将形成一定规模。公务员写作热线也就是适应秘书办公信息化、家庭化的大趋势而出现的。

政协会议发言稿范文第4篇

“朕钦奉隆裕皇太后懿旨：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暌隔，彼此相持。商辍于途，士露于野。徒以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宇V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

这份350字的退位诏书，颁布至今已有103年，但围绕这份诏书，依然有众多的疑点：退位诏书究竟是谁起草的？先后有几个版本？经过谁的修改？“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中的“袁世凯以全权”是不是袁世凯擅自加上的？

清廷为何同意颁布退位诏书？

同意颁布退位诏书，意味着清廷接受了南方民军提出的建立共和政府的主张。

在1911年12月3日正式停战、议和之前，经日本商人、俄国领事敖康夫等牵线，清廷和民军已经在私下进行接触，试探对方主张。道员刘承恩就是受袁世凯派遣、前去武汉与黎元洪接触的清廷官员。在11月22日的一份电报中，刘承恩说“党代表提议建立民主，将我政府另置一地保全、安富尊荣，与宪命之意不合，故难就议”（《军机处电报档》）。由此可知，早在10月初，民军就已经有清室退位、另置一地保全的方案。

随着时间的推移，民军的优待方案变得更加具体。12月14日起，南北双方代表从武汉转移到上海继续谈判。12月13日离开武汉之前，外务部司员曾宗鉴给外务部发电报，其中就提到，“在鄂议四条：一满清；二优礼皇室；三厚待满人；四统一各省”（《电报档》）。“优礼皇室”和“厚待满人”这两条，已经具有后来优待皇室条件的雏形了。

尽管如此，直到11月底，清帝是否逊位，还没有定论。虽然清廷于12月28日正式下旨，同意召集国会公决君主、民主问题，但直到1912年1月24日，清廷的主张还是召开国会以决定是实行君主立宪还是共和立宪，没想退位。一个明显的证据，这天，隆裕太后下“国会选举办法暨开会地点可酌量办理”懿旨。为此，第二天，袁世凯专门上折汇报国会地点拟选天津、青岛、汉口三地及议员代表分配的新方案。

但是仅仅过了4天，清廷的态度就发生了180度的转变。1月29日，隆裕太后主持召开第五次御前会议，决定撰拟宣布共和诏旨。2月3日，隆裕太后谕旨：授袁世凯全权与民军商酌优待条件。

清廷态度为何突然发生了巨大转变？史书一般认为是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宗社党领袖良弼被革命党人彭家珍炸死，使得宗社党不敢再坚持抵抗；二是段祺瑞等带有“兵谏”性质的，逼迫清廷就范。

但看来，过去的史家夸大了彭家珍暗杀良弼的作用。从良弼死后的待遇来看，他在清廷并不受重视。2月12日，清帝颁布退位诏书的同时，还颁发了两道和赐恤有关的谕旨：第一道是给予四川总督端方同时遇害的弟弟端锦赐谥；第二道是不给良弼赐谥。

赐谥是朝廷对死者褒奖的一种重要手段。端锦生前的官衔只是河南候补知府，为四品官；良弼为副都统，属正二品。官阶低的端锦被准赐谥、官阶高的良弼却没有获准，足以表明清廷对良弼之死并不是十分重视。

2月3日授袁世凯全权与民军磋商优待条件的懿旨中，有“前据岑春煊袁树勋等暨出使大臣陆征祥等统兵大员段祺瑞等电请速定共和国体以免生灵涂炭”等语，但岑春煊的《为开国会决定政体事宜陈述己见事》电报在1月9日已发，清廷断不会拖至一个月后才重新予以考虑，在此只是托词而已。

促使隆裕太后接受共和的真正原因，是段祺瑞的“兵谏”：

“1月25日，段祺瑞以湖广总督名义向内阁发去《为感懿旨公决政体及各将领来言请战事》的电报，奏言“迩来各将领不时来言人民进步非共和不可，……昨闻恭王、泽公阻挠共和，多愤愤不平，要求代表各路统将亦来联衔，压制则立即暴动，敷衍亦必全溃。”电报所说的恭王、泽公阻挠共和，是指在御前会议上恭亲王溥伟、镇国公载泽反对共和的言论。

紧接着，第二天，1月26日，段祺瑞又联合姜桂题、张勋等46位将领，联名致电内阁转奏，“恳请涣汗大号，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

1月27日，南方谈判总代表伍廷芳通知袁世凯，“如阴历本月十一日上午八时以前，仍未得清廷宣布共和确报，则前交优待条件全行作废。”阴历十二月十一即1月29日。段祺瑞的奏电和通电，以及伍廷芳的最后通牒，直接导致隆裕太后被迫同意共和，于1月29日主持召开第五次御前会议，决定撰拟宣布共和诏旨。

宣布共和诏旨，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退位诏书。从那时到今天，关于它的种种传闻，不少至今尚难确定。

退位诏书究竟有几个版本？

一种说法是洪述祖起草了退位诏书。

时为袁世凯侍从武官的唐在礼，曾于1912年2月12日抵乾清宫，见证隆裕太后移交退位诏书过程。他回忆说：谈到退位诏书，我们总以为是袁世凯幕下专拟奏稿的文案阮中枢所草拟的，因为当时所有重要的奏章，甚至是谕旨，几乎都是出自阮的手笔，后来听说最早的退位诏书是直隶候补道员洪述祖所拟的。洪是内政大臣赵秉钧的亲信秘书，夤缘赵而得到袁的赏识。那个诏书，是洪到袁的私邸去听袁面授要义而后着意撰写的，以停战议宪为要旨，说明“但求于中国土地人民多所保全，无论君主立宪、民主立宪，余与皇帝均乐观厥成”，并未明诏退位。洪述祖是著名电影导演洪深的父亲。在轰动一时的“刺杀宋教仁”案件中，洪述祖受袁世凯、赵秉钧等指使，策划组织，1919年被判处绞刑。

和退位诏书起草者是谁尚难确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退位诏书颁布之前，袁世凯曾亲笔进行了六处修改。

2023年7月，由骆宝善、刘路生夫妇主编的《袁世凯全集》出版。这套煌煌36卷、定价2.68万元的《袁世凯全集》，无疑收录了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的袁世凯文稿及相关史料。

据此版《袁世凯全集》，我们看到最终版退位诏书在公布之前，至少还有5个不同的修改稿，其中的一版，袁世凯亲笔作了6处修改。

修改第一稿中的大部分文句，和最终版在文字上有很大的差异，起笔为“前经降旨，召集国会，将国体付诸公决”，此外说到退位原因之一，是“转瞬春耕，长此兵连祸结，四民失业，盗贼起，荼毒生灵，岂牧民者所忍漠视”，但一些关键内容已然确定，比如“定为共和立宪国体”，比如“著授袁世凯以全权，筹办共和立宪事宜”。

最终版退位诏书结语“岂不懿欤”历来为人称道，叶恭绰评论，“此稿末句‘岂不懿欤’四字，闻系某太史手笔，余甚佩之。盖舍此四字，无可收煞也。”我们发现，修改第二稿删去了部分文字，但末尾即有此四字，而且文中出现了“应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这样的关键词句。

在修改第二稿的右侧空白处，有两行与内文修改笔迹相同的旁批，写道：“略声出民军发起之功，袁为资政院所举。”于是，修改第三稿的开头改为“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文中有“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字句。但关于临时共和政府组织，和第二稿相比，“与民军”三个字前移了，成了“即由袁世凯以全权与民军组织临时共和政府，协商统一办法”。这，意味着是由袁世凯和民军共同组织临时政府。

《袁世凯全集》中还收录了张謇南通家藏的退位诏书。此版退位诏书和第三稿的不同，主要表现为：一、没授予袁世凯全权而是“即由袁世凯组织临时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二、结尾不是“岂不懿欤”而是“岂不懿哉”。

袁世凯的手批版，则是在修改第三稿的基础上的。其一，是将“今全国人民心理倾向共和”改为“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加了一个“多”字，更为准确；其二，“特率皇帝将统治权暨完全领土，悉行付畀国民，定为共和立宪国体”一句，改“悉行付畀国民”为“公诸全国”，而将“完全领土”四字移后至“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之后。更为关键的是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与民军组织临时共和政府，协商统一办法”一句，改为“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把“与民军”三字后移。

最终公布的退位诏书，完全遵照袁世凯的修改版。这也意味着，袁世凯手批版即为退位诏书的最终修改版。

从上述对退位诏书的各种修改稿的简要叙述，我们还可以得知：

赵尊岳的记述有不实之处。他说，“不出所料，北方前拟数诏，均不中体，袁正患无策，得之大事称许，一字不易，仅加由袁世凯办理一语颁行之。”退位诏书显然经过多番修改，而非一字不易，第一、第二稿的开头，和最终版更是差异明显。

张謇家藏版退位诏书并非张謇执笔的原稿或副本。因为家藏版中，像“即由袁世凯组织临时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显然是袁世凯修改稿的笔意，“组成民主立治”的表述也和民军主张共和的宗旨相悖。

胡汉民在自传中的表述有误。他说，“乃于最末加‘授袁世凯全权’一语，袁殆自认为取得政权于满洲，而作此狡狯也。先生（孙中山）见之，则大怒责其不当；而袁与唐诿之清廷，且以其为遗言之性质，无再起死回生而使之更正之理。”但由上我们得知，修改第二稿即有“应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而非最后才窜入。

更为关键的是，在退位诏书正式颁布前一天，即2月11日，袁世凯曾给孙文、黎元洪、伍廷芳等去电，发去退位诏书全文。与此同时，还另电告知“大清皇帝既明诏辞位，业经世凯署名，则宣布之日，为帝政之终局，即民国之始基。”也就是说，如果民军方面对此退位诏书有异议，完全有时间在12日颁布之前再进行磋商和修改。换言之，退位诏书的最终版，孙文及民军方面当时是认可的。

政协会议发言稿范文第5篇

一、重点工作又有新的探索

“政协论坛”作了新的探索。今年的“论坛”以社会热点为话题，紧密结合*实际，分《科教兴*人才为本》、《聚焦农民增收》、《解读光彩事业》和《话说黄梅戏》4个专题制作。4月启动，经过起草方案，邀请嘉宾，开协调会，座谈讨论内容，到起草提纲，脚本形成，外景拍摄，安排媒体刊播，直至通知委员、市县政协、有关部门、有关人员收听收看，前后用了7个月时间。特别是脚本的形成，我们加班加点，查阅了大量资料，赶写初稿，反复征求意见和修改。为提高“论坛”质量，有的专题仅座谈、修改就进行了五、六次，甚至更多。6月，“论坛”摄制组赴湖北进行了考察学习。9月，处室人事变动，办公室仅剩1人，当时正处于外拍、专访和录制前的对接等工作繁重时期。综合处在工作同样紧张的情况下，抽调任吉梅同志帮助工作。10月底，“论坛”进行了电视现场录制。11月初，为报社、网站准备稿件。

今年的“政协论坛”，我们在嘉宾参与方式方面作了改革。减少了电视现场嘉宾人数，增加了场外嘉宾采访，使现场谈论更为集中、流畅，交流感更强，同时场外采访扩大了委员的参与面、增强了说服力和画面效果。报纸一改过去论文形式，首次采取记者采访形式，并以整版刊登，配以多幅照片，活跃和丰富了版面，强化了宣传效果。省电台今年提前全程介入，一改过去单纯念稿做法，同期声的大量运用，突出了电台的特点。11月中旬，“政协论坛”在省电视台、省电台、《*日报》、《江淮时报》、“*政协网站”上同时连续推出，反响好于往年。

政协工作江淮行在形式和内容上作了改进。一是中心更加突出，紧紧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行采访。如蚌埠市政协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参与光彩事业；淮北市政协参与招商引资，推动城市转型；亳州市政协关注可持续发展和古文物保护等。二是以解剖麻雀的方式切入政协工作主题。如淮北市从中外合资企业雷森电子和独资企业城市广场等入手；亳州市从花戏楼和老子遗址保护等重点提案切入等。三是增加了室外和随机采访，强化了采访氛围，活跃了电视画面。四是扩大了宣传报道的时空。网站记者的加入，使“江淮行”在时空上得到了延伸。该项工作3月启动，5月进行，新华社*分社、省电视台等10家新闻单位的记者参加了采访，历时9天，先后对蚌埠、淮北、亳州和阜阳以及涡阳、界首政协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采访。第三次“江淮行”系列报道在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政协报》、《中国政协》、《*日报》、省广播电台、省电视台、中安网和《江淮时报》等媒体先后推出，共发稿108篇（幅）。

二、全会宣传工作更加务实

全国政协十届二次会议期间，省政协组织新闻采访组第五次赴京采访。为使采访工作有条不紊，会前我们提前与委员联系、约访，同时为新闻记者采访提供良好的服务，做了充分的准备；会中，我们每天组织记者赴委员住地、会场和讨论现场进行采访。会议期间，4家新闻媒体刊播稿件（节目）116篇（条）、照片31幅同时，我们积极与全国政协有关部门和首都媒体联系，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央广播电台、《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科技日报》、《农民日报》、《人民政协报》、《中国改革报》和《北京青年报》等媒体，先后多次采访报道我省委员出席会议的情况。

省政协九届二次会议宣传报道工作更加充分，策划、组织、协调、服务更趋合理。一是宣传报道更加活跃。会前我们为新增加的“基层委员风采”、“重点工作综述”等参与策划、积极组稿、联系委员；会中我们为新的节（栏）目“关注民生”、“提案追踪”等积极联络、协调。二是新闻敏感性更加突出。如上午省领导对大会发言作出批示，中午我们就组织新闻单位及时采访有关委员，作了深度报道。

三、日常学习宣传再上台阶

一是宣传工作面扩大，无论是省政协日常宣传报道，还是

委员会的宣传报道，均多于往年；二是《*政协》增加了信息量，在原有栏目基础上，大大增加了“学习园地”、“委员风采”“市县政协”、“主席笔谈”和“工作研讨”的信息量。三是宣传橱窗提高了质量，内容更加多样，涉及到全国政协和省政协“两会”、共铸诚信、计划生育、党内监督条例和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成立83周年、邓小平诞辰100周年、国庆和人民政协成立55周年等；版式有了新的变化，更加美观、醒目。

四、全年工作量超过往年

一年来，编辑、校对各类文稿100多万字，其中《*政

协》近90万字，起草“论坛”电视脚本、工作汇报、领导讲话、活动方案、送阅材料、交流材料和新闻稿件共40多篇；组织、安排日常宣传活动80多次，还组织了座谈会、协调会、“政协论坛”脚本讨论会，“论坛”外拍、对接、录制、审片，政协工作“江淮行”，全省学习贯彻政协章程和十六届四中全会情况调研，宣传橱窗和工作调研等多项活动。

一年来，在各级领导的重视下，在有关部门支持下，我们取得了较好成绩。但由于主客观原因，我们还存在一些不足，如宣传工作不够规范，“政协论坛”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等等。这些都有待我们在今后工作中研究解决。

20*年，我们计划做好以下工作：

1、进一步加强与新闻媒体联系。充分依托媒体，做好省政协九届三次、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和日常重要活动的新闻宣传工作。

2、继续开展“政协工作江淮行”新闻采访活动。“江淮行”

今年是第4年。该项工作自20*年开展以来，省主要新闻媒体已对全省14个市及部分县的政协工作，连续几年进行了阶段性的集中报道。今年将完成宣城、黄山、池州政协工作的新闻宣传任务，并根据工作需要，再次对铜陵市政协工作进行宣传。今年的“江淮行”将根据*南特点，紧紧围绕“861行动计划”，突出政协工作主题。同时，我们将进一步扩大宣传报道的时空，“江淮行”新闻采访将于第一时间在*政协网站上。今年的“江淮行”2月下旬启动，5月中旬实施。

3、精心做好“政协论坛”工作。整体思路是围绕社会经济发展，围绕群众关心的社会热点问题，制作4集电视专题片。具体题目是《话说生态*》、《重振徽商雄风》、《网络发展与青少年保护》和《关注合肥科学城》（备选题目：《做大做强文化产业》）。同时，我们仍将在《*日报》、省电台、《*政协》、《江淮时报》和*政协网站上开辟专栏。该项工作于4月启动，10月在省主要媒体同时推出。

今年的“政协论坛”继续本着“委员说，说委员”的精神，在电视脚本，嘉宾语言上再下功夫，努力达到政治性、生动性、活泼性的统一。

4、尽力办好《*政协》和政协宣传橱窗，力求做到严肃和活泼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