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斥乘舆”一词，且不说一般人，就是从事中华古史专业者，只怕也有相当比例的生疏。但如果换一句现代语，“骂皇帝”，大家就都会懂得。

以下再追溯“大不敬”的刑名由来。《史记》卷96《申屠嘉列传》载，他劾奏汉文帝幸臣邓通：“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戏殿上，大不敬，当斩。吏今行斩之！”同卷《魏相列传》记载，因“大不敬”罪，“长史以下皆坐死，或下蚕室”。《汉书》卷89《黄霸传》说：“夏侯胜非议诏书，大不敬，霸阿从，不举劾，皆下廷尉，系狱，当死。”《后汉书》卷60下《蔡邕传》载，“下（蔡）邕、（蔡）质于洛阳狱，劾以仇怨奉公，议害大臣，大不敬，弃市”。经吕强营救，“有诏减死一等，与家属虑，徙朔方，不得以赦令除”。汉律源自秦律，故大致可以判断，在秦汉时，已有“大不敬”“当死”“弃市”的刑名，但还没有唐律那样细致的规定。

自晋朝以下，历代都有“大不敬，弃市”的刑名，在此不必赘述。《隋书》卷25《刑法志》记载，北齐河清三年（公元564年），定“齐律”，“又列重罪十条，一曰反逆，二曰大逆，三曰叛，四曰降，五曰恶逆，六曰不道，七曰不敬，八曰不孝，九曰不义，十曰内乱。其犯此十者，不在八议论赎之限”。北周保定三年（公元563年），定“大律”，“立十恶之目，而重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义、内乱之罪。凡恶逆，肆之三日”。隋律则“又置十恶之条，多采后齐之制，而颇有损益。一曰谋反，二曰谋大逆，三曰谋叛，四曰恶逆，五曰不道，六曰大不敬，七曰不孝，八曰不睦，九曰不义，十曰内乱，犯十恶及故杀人狱成者，虽会赦，犹除名”。这就是前述唐律“十恶”之所本。

此外，《南史》卷45《崔偃传》说，崔偃“中兴元年（公元501年），诣公车尚书申冤，言多指斥，寻下狱死”。然而据《南齐书》卷51《崔偃传》所录他的两份上疏，并无什么指斥齐和帝的言论。故齐和帝回诏说：“具卿冤切之怀，卿门首义，而旌德未彰，亦追以慨然，今当显加赠谥。”光从此条记载，也找不出“指斥乘舆”罪的蛛丝马迹。

总的说来，尽管今人只能在唐律中看到“大不敬”之“指斥乘舆”罪，但“指斥乘舆”罪并非一定始于唐朝。

“指斥乘舆”罪被唐以后的历朝所沿用。在南宋伟大抗金英雄岳飞的冤狱中，据传言，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岳飞得知张俊、韩世忠等军在淮西战败后，悲愤的心情再也难以克制，自上一年他被迫班师后，一句郁结半年有余的心声夺口而出：“国家了不得也，官家又不修德！”又岳飞曾说：“我三十二岁上建节，自古少有。”此语被引申和篡改为“自言与太祖俱以三十岁为节度使”。这两句话都被定为“指斥乘舆”的弥天大罪，注3为其“莫须有”的罪名之一。

当时因“指斥乘舆”罪判刑者非止一例。另有太学生张伯麟在壁上题写：“夫差！尔忘越王之杀而父乎！”用春秋时代的典故，讥斥宋高宗向杀父之仇屈膝，被判“杖脊，刺配吉阳军（治今海南崖城）”。注4福州长溪县文士黄友龙在临安府余杭县“听读”期间，“醉酒作闹，语言指斥”，又是犯了骂皇帝的大罪，被“杖脊，刺配广南远恶州牢城收管”，服厢军的苦役。注5有荫补为官的资格者惠俊、无品武官进义副尉刘允中，径山寺和尚清言也因犯“指斥乘舆”罪，被斩或黥配。注6小武官王世雄“作诗有指斥语”，被判“追毁出身以来告敕文字，除名，勒停，决脊杖二十，不刺面，配邕州牢城收管”，服厢军的苦役。注7

不仅是皇帝，秦桧依靠金人撑腰，当上了宋高宗无法罢免的宰相，权势几乎等同于皇帝。有官员吴元美作《夏二子传》，“夏二子，谓蝇、蚊也”，居然被定为“指斥国家及讥毁大臣，以快私忿，法当死”，虽纯属捕风捉影的影射文章，宋高宗算是特予宽贷，改为“除名，容州编管”。注8一时之间，“讥毁大臣”也成了可怕的刑名。

清朝汪由敦评论说：“明代奏章，多伤过激。指斥乘舆，则癸、辛再见；弹击大吏，则共、鲧比肩。迹其事实。初不尽然。但取沽名。颇伤直道。”注9清朝的皇权甚于明朝，也缺少像明朝那样的诤臣，故在汪由敦眼里，明朝诤臣的直言，就成了“指斥乘舆”罪。

然而中国古代还有少量怀抱良知的士大夫，他们反对草菅人命的“指斥乘舆”罪，其理论武器则是先王之道。

北宋人王回说：“指斥乘舆，臣民之大禁，至死者斩，而旁知不告者，犹得徒一年半，所以申天子之尊于海内，使虽遐逖幽陋之俗，犹无敢窃言讪侮者。然《书》称商、周之盛，王闻小人怨詈，乃皇自恭德，不以风俗既美，而臣民俨然戴上，不待刑也。则此律所禁，盖出于秦汉之苛耳。”注10他对“指斥乘舆”罪持批判态度，认为不过是“秦汉之苛”，不合《尚书》中强调的先王之道。 南宋儒学家胡寅在《尚书?无逸》“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则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时不啻不敢含怒”一段话的传注中，更明确说：“蔡京继之，专以朋党一言，禁锢忠臣义士，或谓之诋诬宗庙，或谓之怨赂感郑或谓之指斥乘舆，或谓之谤讪朝政。行之二十年，天下之士不仕则已，仕则必习为导谀，相师佞媚，歌功颂德，如恐不及。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他特别引用了周厉王“监谤”，而“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古训，指出设立“指斥乘舆”罪的后果，无非是营造“习为导谀，相师佞媚，歌功颂德”的恶劣政治环境。另一诤臣彭龟年也有相类似的议论：“夫所谓小人怨汝詈汝者，乃后世指斥乘舆之类，其犯上渎尊，与抗疏陈讥者，盖不可同年而语矣。而四君（按：指商中宗太戊、高宗武丁、祖甲和周文王）闻之，反取之以为德，任之以为愆，然则怒安从而生哉？”注11

宋真宗时，“有百姓争财，以状投匦，辄比上德为桀、纣”。宋真宗“令宫人录所诉事，付有司施行，而匿其状”，说：“百姓意在争财，其实无他。若并其状付有司，非惟所诉之事不得而直，必先案其指斥乘舆之罪，愚民无知，亦可怜也。”南宋人俞德邻在记载此事时，评论说：“《书》曰：‘小人怨汝詈汝，则皇自敬德。’真庙有焉。”注12宋真宗虽然不是好皇帝，但处理此事，还是表现了一定的肚量。

始于1966年的所谓文化大革命，仅就教科文而言，是一场人类史上空前的摧残。讲究文明的现代各民族，无不谴责ISIS摧毁古迹的暴行。其实，文化大革命对教科文的摧残，就远非ISIS之摧毁古迹可比。

1967年1月13日，发布了后来称之为“公安六条”的文件，明确规定，凡是“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应当依法惩办”。“公安六条”与1957年的反右派政治口径，有重大差别。1957年时，凡是对本单位的党领导有意见，就是反党，就是右派。不少右派埋怨说，我又不反对党中央，不过是对本单位的领导有意见。回答是党的领导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难道不是体现在本单位的党组织的领导中？然而文革时的政治需要，就是要煽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横扫党政军的各级领导。不少人翻出了往年的“反右派”皇历，出来“保卫”本部门、本地区的党领导，又被纳入所谓保皇派。由此造成了文革中的打派仗，以致爆发严重武斗。依“公安六条”的规定，即使是身为政治局常委，又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也不在“公安六条”“监谤”之列，这至少是体现了江青要打倒周恩来的意图。这个文件后来在实际执行中的扩大化，则是将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首长均列入“监谤”之尊，其中主要是江青，也包括陈伯达、康生等人。江青的部属戚本禹公开示意，周恩来不在“无产阶级司令部首长”的名单中。

就“公安六条”的实际执行情况而论，林彪享有“监谤”之尊，仅4年有余，转眼之间，又成了人人必须口诛笔伐的对象。记得北京大学历史系有位袁良义先生，居然公开为林彪鸣冤叫屈，因此沦为新的反革命分子。“公安六条”对他又如何适用？自始至终享有“监谤”之尊者，其实只有两人。但是，“公安六条”是辛亥革命推翻中国帝制后，再次变相地复辟了帝制时代“指斥乘舆”的可怖刑名，而无可质疑者。从历史长河来看，“公安六条”仍是印证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古训。我清楚地记得，时值1975年、1976年，尽管曾经制造了人间无数冤狱惨案的“公安六条”仍然没有废除。特别是江青，成了亿万人民切齿而怒骂的对象。真要按“公安六条”抓“攻击污蔑”的反革命，则人人都是反革命。故“公安六条”的无比淫威，十年上下，即烟消云散，却又余毒犹存。

有位卢显忠，是北大历史系1956年毕业生，比我进北大还早一年，也算是我的学长。在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文革期间，他参加造反派，负责秦汉史组。一次偶尔在一张纸上乱涂，其中有“整毛泽东”，“毛泽东整

群众”几字，与其他文字混在一起。谁都清楚他不过是在纸上乱写，但按当时的“公安六条”，谁也必须与这个“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的反革命分子”划清界限，并向公安部门报告，否则，岂不成了包庇反革命分子，而与他同罪。他终于因此被捕入狱。后来释放时，仍不得完全自由，并已得一身重病，这当然是监狱的严酷环境和他的悲哀恶劣心境所致。人们带他问医。医生不知他方从狱中释放，只是感到奇怪，说从未见过一个病人，全身器官竟有那么多的重病，问为什么不及早医治，竟拖延了那么久？卢显忠不久就去世了。我每忆及此事，就觉得十分的沉痛，一条宝贵的生命，竟如蝼蚁一般！这当然只是当时被无辜关押者的几百万分之一！

依卢显忠的情况，如按唐律的解释，“若使无心怨天”，“不入十恶之条”。据说按法西斯德国的法律，詈骂元首，也不过禁闭几小时。相形之下，“公安六条”之残酷，竟连唐律和法西斯德国的法律也瞠乎其后。这是我作为一个现代中国的治史者，不得不被迫承认的事实。

当年文革时，似乎是上苍在一夜之间，恩赐给中国人一位九天玄女护国娘娘，官方的宣传形容为“文化革命旗手”，圣洁无比。当时进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工人阶级宣传队头领，在公开报告中特别强调，要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无产阶级司令部首长的声誉，绝不准扩散任何反革命恶毒攻击的言辞，云云。有一份华东局书记魏文伯的“反党”言论材料，魏文伯用现代语翻译和转述《尚书?牧誓》“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注13一句，就被指为含沙射影，恶毒攻击旗手。但在另一方面，民间关于这个女人当年在十里洋场，当三流电影明星的逸闻，也是真假掺杂，不胫而走。四人帮垮台时，我正好在上海，随便问一邻居家几岁的男孩：“侬晓得江青是啥人？”他完全不假思索地应答：“江青，赖姗总司令！”我还听不懂，将上海方言音的“赖姗”问人，说是近年来上海新出的名词，意为淫娃荡妇。大约是英文licentious的音译。 前辈学者杨希枚的夫人马钟勤女士曾对我说，她文革期间，是在甘肃一个偏僻的小县。有位迁居到此地的上海小青年，回上海一次，听到了有关江青的往事传闻，对人扩散。于是就立时成了小现行反革命，不仅被判处死刑，按当时惯例，家人还须缴纳子弹费！一个蛮好的青年就如此丧失了一条宝贵的生命！他当然也只是当时以“现行反革命”判处死刑的十多万分之一！

以上不过举两个实例而已！想当年，中华神州，冤狱遍地，无辜致死者如麻，谁之罪？

即使按中国古老的开明的政治伦理，尚且有“‘小人怨汝詈汝。’则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依此政治伦理，如果百姓怨王詈王，王不但不能给百姓加罪，还须反躬自责，省愆念咎。《国语?周语》有周厉王“监谤”的故事，凡是统治者倒行逆施，又自觉理亏心虚，就要“监谤”，以致百姓们不敢乱说，只能“道路以目”，用眼神表达怨愤，最终则是周厉王被放逐。如前所述，由此留下了著名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古训。南宋人彭龟年也特别强调：“言路通塞，天下治乱系焉。言路通，则虽乱易治也；言路塞，则虽治易乱也。”注14他真是将“言路通塞”的问题和效应说得非常透彻。难道今人竟连古代开明的政治伦理也做不到？

与中国古老的开明的政治伦理根本不同者，则是人类文明史上先进的马克思主义著名的巴黎公社原则。问题的实质，在于社会主义国家的任何政治领袖应当摆在什么地位。巴黎公社原则上规定了他们的地位只能是公仆。既是公仆，“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人，人人对任何公仆应有直接选举、监督、批评、弹劾、罢免等神圣权利。社会主人对任何公仆可以说三道四，这就是社会主义的人权，马克思主义巴黎公社原则的天经地义。反言之，世上绝不可能有只准百姓歌功颂德并遭“监谤”的“公仆”。如若真有此类“公仆”，难道不是盗用“公仆”的虚名以欺世之真皇帝？

时值20世纪下半叶，在辛亥革命50余年后，中华大地上居然出现完全悖逆巴黎公社原则，比唐律和法西斯德国的法律更为惨无人道的“公安六条”，难道还不是国耻和族耻？难道还不值得每个对祖国有起码感情的人深省吗？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应当绝对正视本民族的一切缺陷和错误。只有有勇气正视所有重要的历史教训，克服和改正所有重要的缺陷和错误，中华民族才能成为一个真正伟大的、不可侮的现代民族。

历史教训是极其沉痛和深刻的，归根结蒂，中华民族仍是一个受专制文化影响和毒害很深的民族。按照马克思主义著名的巴黎公社原则，“用等级授职制去代替普选制是根本违背公社的精神的”。“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如何在巴黎公社原则的指导下，从中国古老的等级授职制的框架中跳出来，在维护祖国统一和发展，避免动乱的前提下，逐步地、稳步地推行直接选举制，这才是中华民族进步之正道。唯有如此，方能从根本上铲除可怖的“指斥乘舆”罪滋生的土壤，而确立社会主人与公仆之间应有的正常政治伦理关系。

注释：

注1《朱文公文集》卷95上《张浚行状》。

注2《本语》卷6。

注4《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1，绍兴十四年六月丙申，《宋史》卷473《秦桧传》。

注5《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65，绍兴二十三年闰十二月癸巳，《宋史》卷473《秦桧传》。

注7《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68，绍兴二十五年六月戊戌，《宋会要》刑法6之33。

注8《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61，绍兴二十年九月甲申。

注9《松泉集》卷20，《史裁蠡说》。

注12《佩韦斋集》卷17，《辑闻》。又早先的《杨龟山先生集》卷13《语录》已载此事，有相似评论。

注13按古人往往改用“牝鸡司晨”。如宋李光《读易详说》卷6：“牝鸡司晨，家道乱矣，唐之高宗是已。”元吴澄《书纂言》卷4上：“妇言是用，犹牝鸡司晨也，国必亡矣。”

注14《止堂集》卷1《论优迁台谏沮抑忠直之弊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