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经济论文范文第1篇

1.低碳经济下文化产业价值诠释。

低碳经济下文化产业的价值有显性价值和隐性价值之分。其显性价值是指在考虑环境收益和环境成本的前提下，文化产业在合理协调利益相关者利益的基础上，充分考虑产业内企业的资金时间价值、风险价值、资本结构等因素，把其预期自由现金流量按其加权平均资本成本为贴现率折现的现值。假设企业风险适中，并永续存在，那么决定文化产业价值的核心就是产业内企业预期自由现金流量。预期自由现金流量取决于文化企业自身合法经营获得的利润以及投融资增减的资金。其具有隐性价值，是由于文化产业在社会发展中担当道德机构角色，体现了社会认同的价值观。它们引领舆论导向，倡导并践行低碳，不但有利于低碳经济下产业转型升级，同时也为自身树立了良好的社会形象，增强了获利能力。该隐性价值的存在是文化产业的文化特质决定的，它是潜在的，不可定量度量的。显性价值和隐性价值共同构筑了文化产业的价值内涵，文化产业的显性价值是其在外界环境约束下合法经营的直接结果，而隐性价值是其反作用于外界环境，强化低碳的社会影响力，间接获得的。隐性价值的存在促使其显性价值的提高，显性价值提高后又作为强有力的证据，印证隐性价值的彰显，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2.低碳经济的涵义及文化产业低碳发展的内容。

在低碳经济下文化产业能够低碳发展主要取决于正确的环保价值观的树立以及文化产业的转型升级。首先，树立环保价值观是文化产业低碳发展的首要任务。价值观是人们对某类事物的基本看法和观念。它规范产业发展过程中的价值取舍和价值追求，同时还包含着价值尺度和评价标准。低碳经济不但给产业发展带来碳排放的约束，同时也为产业发展带来了使用碳金融的机遇。文化产业如何决策、风险与收益的权衡等都体现其价值观念。其次，努力实现自身的转型升级。虽然文化产业总产值不断飙升，但是文化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却存在文化含量缺失的情况。文化产业的飞速发展必然存在资金瓶颈，借助资本市场的文化企业越来越多。很多做大做强的文化企业在发展中逐渐偏离主业，近几年不乏有多角化经营到房地产业的文化企业。文化产业只有通过创新，努力打造文化主业持续发展，才能确保产业长久发展和低碳化带来的社会效益。

二、二者的互动关系

1.低碳经济能提高文化产业的运行效率。

首先，低碳经济条件下产业内企业要生存和发展必然需要树立长期观念。低碳经济对文化企业碳排放量有约束，根据国内外学者的主流观点，碳排放权应当作为资产来管理，属于无形资产范畴。一个企业在追求利润时必然承担一部分社会责任，为提升企业价值，必须重视碳资产对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活动带来的影响，促使企业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平衡发展。作为资产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然而对碳资产投资回报并不能凭借短期的效益，比如低碳技术的改造，低碳技术的创新会给企业带来潜在的利润，而潜在利润现实化是需要长期的投资，其结果必将是丰厚的回报。并且企业改变能源结构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的，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其次，低碳经济促使产业内企业更新风险管理理念。低碳经济要求文化产业低碳发展，需要对碳资产进行投资，那么风险也会随之而来。创新风险管理理念，树立碳风险管理有助于文化企业长期发展。如果企业被社会公众在碳资产管理等方面出现问题，将在市场上遭受消费者歧视。并且企业是否履行其社会责任对缓解气候变化方面有所作为，也对企业商誉产生重大影响。同时低碳与金融行业相结合创新出碳金融，为文化企业投融资带来方便，同时也可以优化配置碳排放量的分配。但投融资风险无处不在，这需要企业审时度势、未雨绸缪，树立低碳风险理念。第三，低碳经济促使产业内企业丰富其预算管理体系。碳预算是管理的延伸，是在文化企业低碳目标的指引下，通过预测与决策，对企业生产活动以及日常活动的碳排放、能源消耗进行计划和规划，使企业碳排放量按照预定的计划与规划运行。并且企业内部各部门的低碳预算是其内部利益相关者博弈的结果，该预算的实施需要全体员工参与，有必要把低碳预算纳入到全面预算范畴之内。

2.低碳经济下文化产业的价值提升促进这一经济模式的推广。

文化产业与其他产业显著不同之处在于其可以左右舆论导向，可以宣传一种价值观，改变人们的生活习惯和消费习惯。这也是文化产业履行其社会责任的一方面。产业内有些企业率先实施低碳发展，并以该产业为标杆，利用其媒介的作用，不但可以让低碳深入人心，而且可以左右人们的行为，让这一种经济模式得到人们的认同并相互监督履行。

三、低碳经济下促进文化产业的价值提升路径

1.打破区域划分促进大型综合文化集团形成。

利用低碳约束，通过市场的优胜劣汰，实现文化企业间的兼并重组，培育竞争力强的大型综合性文化集团。虽然当前各大城市群抱团发展，但不同城市群间的地域划分仍是文化企业大发展的阻碍。如果能够打破文化企业的区域化分割和行业化分割，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建立有序竞争的文化大市场，统一市场监管，必然为文化企业抓住低碳化的机遇快速发展扫清障碍。

2.不断完善碳资产信息的披露制度。

由于我国低碳经济还处于起步阶段，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没有对碳信息披露的严格规定，使得资本市场不能对碳信息进行定价，造成了投资者投资的盲目，从而可能影响企业的价值。虽然完善信息披露制度不能一蹴而就，但我国要推行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必须建立一个完善的碳信息披露体系，通过对外披露督促企业管理者按照低碳发展思路管理企业。

3.提高人们低碳意识并借助资本市场和舆论效应约束文化企业行为。

文化经济论文范文第2篇

戏曲茶楼在性质上属于茶楼或茶馆的一种类型，它是把民间的戏曲文化与茶文化结合起来，让客人在饮茶的同时欣赏戏曲表演，在中国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了，但也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早在宋代，民间艺术就进入了茶馆，有艺人、艺伎在茶馆吹拉弹唱，地方戏曲也常在那里表演。清代中叶以后，说唱艺术已经成为茶馆的一项主营业务。但是在这一时期，此类茶馆的主营业务依然是饮茶，只收茶和茶点的钱，戏曲虽然在茶馆兴盛，但也不过是其附庸之物。二十世纪上半叶，戏曲和茶馆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一些茶园、茶馆成了戏园的代名词，是人们丰富自身精神生活的重要场所。当时有许多名伶在茶馆献艺，吸引了众多茶客和票友，如在当时作为河南省会的开封市，就有着许多茶园以戏曲表演为主。此时这些茶馆的主营业务已经不再是茶，而是戏曲大餐了。当代，“戏曲茶楼”或“戏曲茶馆”已经成为一个专有名词，一目了然地揭示出这一类型的茶馆是以戏曲表演为主体、饮茶为辅助的。茶客来到戏曲茶楼不为饮茶，不为谈事，只是为了在此听上几段自己喜爱的戏曲。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在物质生活丰富之余，必定会寻求精神家园的满足。戏曲作为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生活积淀，在民间拥有着一大批忠实的观众。在河南本土，无论在乡村还是在城市，都常常能听到一些戏迷饶有兴致地在农家小院或者公园唱着戏曲，且周围必定会有许多人观看聆听。这也就说明了传统地方戏曲不仅在农村而且在城市依然有强大的市场。然而，城市不比农村可以接连好几天在一个空旷的地方搭台唱大戏，加之其是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生活节奏较快，故居住在城市的戏迷们需要一个固定的场所来观看戏曲表演。所以，20世纪90年代之后，大大小小的戏曲茶楼、茶座便如雨后春笋般在中国的城市中应运而生，满足了城市居民精神生活的需要，开辟了戏曲传播的一个重要渠道，而郑州市作为河南这一戏曲大省的省会当然不会例外。郑州市与河南乃至全国其他城市的相比，拥有着得天独厚的地域优势和戏曲资源优势，因此也是河南省最适合开设戏曲茶楼的城市。首先，郑州市作为河南省的省会，处于中原的核心地带，凝聚了中原的文化底蕴和人文精神，最能代表河南的形象。其次，郑州市拥有丰富的剧种，数十种河南地方戏、豫剧的五大流派及其几大调都在郑州汇聚，是名副其实的“戏曲大码头”。再次，郑州市是河南省剧团和专业演员最多的城市，它拥有省市级豫剧团和曲剧团共七个，公立的戏曲学校两个，专业戏曲演员众多。最后，郑州是全国重要的交通枢纽中心之一，拥有四通八达的交通，也是旅客们的集散地和中转站，方便吸引热爱河南地方戏曲的外地人来到郑州感受本地的戏曲文化，加之郑州本地也有众多戏曲爱好者，使得郑州戏曲茶楼有着相对庞大的受众群体和市场潜力，这一点也是众多优势中最为重要的。据调查所知，郑州市第一家戏曲茶楼于1993年由一位台湾同胞开设于二七广场附近的大同宾馆，虽然只存在了短短的几个月，但它标志着郑州市的戏曲茶楼进入了开始阶段。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之间的七八年时间是郑州市戏曲茶楼最为兴盛的时期，先后有近百家戏曲茶楼在郑州市开设，而在2000年时，曾有五十多家并存。然而近几年戏曲茶楼却趋于平淡，不少茶楼关门歇业，还有一些在继续维持，但也只是惨淡经营，形式不容乐观。即便如此，我们也应该看到郑州的戏曲茶楼有着令人欣慰的发展前景。因为戏曲茶楼已经在郑州市扎根并形成一定的规模，成为展示河南戏曲文化一个重要的窗口，具有坚韧的生命力。据统计，目前郑州现存的戏曲茶楼有三十家左右。其中高档的约有十家，主要分布在管城区、金水区和二七区的繁华地段;中低档的在十五家左右，主要分布在中原区和惠济区这些离市中心较远的区域。高档和中低档戏曲茶楼在受众群体、内外部设置、演员、演出形态、消费形式、消费程度等方面都存在着差异。总体来说:高档的戏曲茶楼定位较高，茶客的经济实力较强，所以要选择繁华地段，打造优雅环境，这必然也导致其成为高消费场所，进而对演员的个人素养和唱功也会有较高要求，而中低档的与高档的相比就有着较大反差。郑州市戏曲茶楼主要的营业时间是晚上，而白天则处于歇业状态，这是因为戏曲茶楼作为一种富有地方文化特色的休闲娱乐场所，可以使白天忙碌的茶客们晚饭后在此得以缓解、释放。

二、郑州市戏曲茶楼的存在价值

郑州的戏曲茶楼“像郑州这个城市一样，喜行不于色，藏民而不显于市”，是河南戏曲文化的独特景观之一。河南本土戏曲在这里上演，使郑州有了自己的特色，而这一切都体现在它的优点和价值上。

第一，与剧场相比，其演出形式比较自由、灵活。剧场演出的局限性在于它并不是每天都有演出，而且每次演出的是一个固定的、完整的剧目，时间较长。这就要求观众等到演出的那一天方可观看，且每次只能看一个剧目，观众一旦到了剧场没有选择演员、剧目的权力，只能听从剧团的安排。而戏曲茶楼在演出形态和演出方式上与剧场有着较大不同。戏曲茶楼作为一种商业气息浓厚、面向市场的文化产业，满足客人需求是其最大的服务宗旨。所以，在这里茶客有自由选择的权力。他们根据点戏单点某几位演员的某几出戏，茶楼就会及时进行演出，其随机性、灵活性比较大。在这里观众每天可以在此听到几十个乃至上百个戏曲片段和各种剧种，这也正是戏曲茶楼十几年来依然坚挺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丰富了当下的娱乐形式，既拉近了演员与观众的关系，也给戏迷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河南地方戏曲是世世代代河南人民审美心理沉淀的结晶，在中老年人群中依然备受欢迎，所以郑州市戏曲茶楼的存在正为中老年人的精神生活和文化娱乐提供了一个得天独厚的场所。郑州的戏曲茶楼不讲求气派豪华，而是追求简单大方。茶楼的空间面积一般都不大，可容纳五十至一百人。在内部布局上，前面有一个古雅明亮的戏台，旁边坐着乐队，后面摆放十几张简单的桌椅，使客人感受到场面的温馨，近距离的观看自己喜爱的戏曲。有的演员还会走进观众与其攀谈，使得演员和观众没有在剧场时的距离感，侧面上再次加深了戏曲与民众之间的关系，真正做到了地方戏曲来源于民间以还原于民间。一些茶客本身就是戏迷，他们有时也会按捺不住，主动上台献唱，乐队也会予以伴奏，而茶楼是不会像茶客收取伴奏的费用，只要茶客高兴就好。

第三，为专业剧团演员和业余演员提供了收入来源，改善了许多演员的生活，也有利于提高演员们的演唱水平和综合素质。近两年来，河南政府出资扶持本地专业剧团发展，开展了“送戏下乡”的活动，专业演员也因此有了固定的收入。可是前些年，戏曲因受到现代流行娱乐形式的强烈冲击，一直处于一蹶不振的状态。无论是专业剧团还是业余剧团，其演出都极少有观众，许多县、市级的中小剧团因没有经费扶持，没有收入来源，演员长时间发不出工资，最终纷纷解散，其演员也失去了生活保障。而郑州的戏曲茶楼吸纳了这批演员，给这些从剧团走出的演员提供了收入来源。因为面向市场，所以必定会有竞争，这就使得演员们不断学习、锻炼、创新，以提高自己的唱功及综合素质。演员是戏曲表演的重要载体，也是重要传承者，所以，演员的综合素养得到提高，对弘扬、革新中原戏曲同样有着重大意义。

第四，代替剧场或剧院成为外来人士欣赏河南戏曲文化的一个重要窗口。豫剧在全国是第一大地方剧种，南到台湾，西到，全国十几个省、直辖市、自治区都有专业的豫剧剧团，无疑是河南地方戏曲的骄傲，也是河南文化的重要特色。戏歌《烩面好吃豫剧好听》开头就有这样一句词:“没看过豫剧你不能算到过河南，没吃过烩面你不能算来过中原。”在现今旅游业兴盛的形势下，拥有着豫剧和烩面两大最具河南地方色彩的旅游资源的郑州，对外来游客具备着一定的吸引力。由于当今剧场经济发展不景气以及其定时定场的局限性，已经不能及时、全面地为外来游客提供精彩的演出了，而戏曲茶楼以其独特的戏曲文化、资源优势和自由性，恰好弥补了这个缺失。来河南旅游的人们，为了欣赏最精湛的豫剧，感受河南地方戏曲的魅力，最好的选择场所就是郑州的戏曲茶楼。

第五，有利于借助戏曲向大众传播重情重义、惩恶扬善的传统价值观念和历史文化常识。俗语有云:“黄土厚，黄土黄，黄土里长出了梆子腔。”中原戏曲诞生于民间，散发着浓郁的泥土气息，其对现实生活的观照和所蕴含的惩恶扬善的教化思想，都典型地体现着中原民众的审美心理和群体性格。河南戏曲无论是传统戏还是新编古装戏，都以历史题材居多。而这些脍炙人口的戏曲在郑州市的戏曲茶楼长期上演，使人听后酣畅淋漓，有着自己的善恶评判，同时也有利于普及历史知识。

第六，在传统文化和市场经济之间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契合点，为中原戏曲文化的发展指出了一条适宜的道路，既有利于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又有利于当地经济的发展。在当今这个市场经济多元化的时代，改变观念、开拓创新才是长久发展之计，传统文化更是如此。郑州戏曲茶楼将传统的地方戏曲置身于广阔的市场之中，与影视、流行歌曲等进行较量，为戏曲的保护传承开辟了一条重要道路，同时也有利于使其不断革新，增加活力和市场竞争力，以更好更长久地发展。

三、总结

文化经济论文范文第3篇

1.文化与经济学的含义

文化，广义地说，一般是指在人类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物质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各种物质文明，包括日常用品、交通工具、装饰品等，是具体的客观物质。制度文化是指生活规则、家庭组织方式和社会制度等等。精神文化是指文学、政治学、哲学、历史学、伦理学等等，它们都深刻影响着人类思想和文明。

在个体层面上，文化一词具有合宜性。例如某个人受过良好的家庭熏陶和教育，言谈举止优雅，并在某些社会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这都合乎社会主导价值体系，甚至是社会价值观所认可并崇尚的对象，所以被赋予了一定的社会地位而受到尊重。在群体层面上，文化是指在不同社会群体中产生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思维方式。因此，文化具有物质的属性，也具有精神的属性，二者互相依存，相互创造和发展。

经济，广义地说，是指人类为满足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而进行的一切活动。狭义上说，经济是指物质的生产、流通和分配，也形成了一门学科叫经济学。经济包含了物质属性和精神属性，文化也有着物质内涵和精神内涵，因此，二者在本质上具有统一性。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也形成了一门新的学科，叫做文化经济学。国际上权威文化经济学刊物《文化经济学》杂志将文化经济学定义为:文化经济学是一门将经济学分析方法应用于一切公共及私有的创作艺术、表演艺术、文化遗产及文化产业的学问。它着重研究文化部门的经济组织以及与文化相关的生产者、消费者、政府部门的行为，它的研究主题涵盖了很广泛的范围，包括主流的及新兴的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公共政策及制度经济学。

文化经济学的产生，标志着文化与经济学的融合和发展。文化经济学一般包括文化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文化产品的价值;文化资本的可持续性;文化遗产的分析;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文化产品的消费。

2.文化产品的经济基础

文化在整体性上表现为对满足人类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需要的产品，这种文化产品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不断流通，表现为商品化。文化产品具有社会实践的性质，脱离了社会现实意义的产品也终将会被淘汰。人们在最基本的日常生活中，都普遍凝结着文化因子，这种文化因子的普遍性正是文化产品进行流通的基础。在一定的社会文化基础之下，人们选择相应的生活方式，建立完善一套相应的社会文化制度。人类整个的生产系统就是一个充满了文化意图的领域。也即，所谓自然，并非一种完全脱离于人的独立客体，而是由人的存在赋予了一定意义的、用精神的线予以贯穿起来的一种社会存在。这种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决定了人同自然界的关系直接地包含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直接地就是人同自然界的关系。

马克思指出:饥饿总是饥饿，但是用刀叉吃熟肉来解除的肌饿不同于用手、指甲和牙齿啃生肉来解除的饥饿。人类的经济发展过程，既具有自然属性，也具有社会属性，既是真实存在，也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因此，物质的生产一方面具有客观实践性，也同时打上了文化含义的烙印;文化范畴一方面具有抽象和自制的性质，也同时拥有其物质基础。

在现代社会中，随着文化事业的高度发展，市场中的企业不再单纯是生产的基地，而且也是不同企业文化相互碰撞和交流的地方。企业内的文化氛围，更具有维护社会稳定，实现人和人关系和谐的功能，这超越了仅仅是提供商品生产的功能。在消费领域，传统的物质消费已经无法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开始转向具有审美价值的文化产品的需求。在市场营销中，不仅宣传产品的经济价值，也宣传其产品的文化功能和价值，从而使得市场营销开始提升文化层面的评价，最终使得文化产品快速地商品化了。

二、文化与经济的基础性关系

1.文化与经济的共生

一般的说，经济是文化的基础，决定文化的发展;文化是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支配和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从文化和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来看，两者具有共生的关系。马克思指出:思想、观念和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作为人的本质存在的一种体现，无论是文化还是经济，它们都是人作为自然界本身的一部分，为维持和繁衍自己的生命存在而生产人所必需的消费品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结果。

人类活动具有自我意识和主动性，具有非常直接的目的。这种目的反过来使得人类活动具有一定的意义和价值，也使得活动过程本身也具有意义和价值。生产作为人类活动最普遍的一种行为，也具有了意义和价值。因此，在生产过程中，既体现了经济性质，也体现了文化性质。因此，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上，人类的一切经济活动都具有文化的性质，都具有文化的内涵和价值，而文化本身也蕴含着经济的性质。文化与经济是既有其独立性，又有其共生性。

文化和经济体现了人类的发展进程，二者也体现了生命的延续，统一地指向一个对象。彼此交融，形成了一种文化经济共同体，也即文化经济一体化。在人类社会发展到在物质生活可以满足自身的需求时，文化开始逐渐繁荣起来，为了适应人类对文化的需求，文化和经济开始互相结合起来，并成为一种互动双方，不能离开彼此。真正自觉的、合目的的、现代意义上的以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消费和流通为主体特征的文化经济活动，则是在人类文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的，即在人类自觉地发现文化作为一个相对独立于经济之外的一种财富之源，以及成为对现代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之后才出现的。

2.文化与经济的一体化

人类的经济行为首先是为了生存，此后才是发展。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本身就具有了文化的含义，其行为也就有了文化的属性。每一次经济的革新，都代表了人类文化有了一次质的提高。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正是揭示了经过宗教改革之后的新教，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所产生的作用和价值，也说明了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气质与该民族的社会进程有着直接的关系，从而也说明了文化与经济逐渐交融，形成一个强大的力量，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

文化系统的全面升级，其内容包括了人在进行经济活动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思想感情、思维方式等体系，也即文化和经济逐渐统一起来。文化有其结构，经济也有其结构，二者在共生的基础上走向了一体化。例如，农耕式的文化与自然经济相对应，工业文化与工业经济相对应。每一次经济结构的质的革新，必然伴随着文化结构的革新。同样，人类文化思想的每一次提升和解放，必然推动经济结构的改变，二者一一对应。

历史文化推动经济结构，经济结构改变文化，二者共生，并彼此交相影响，逐渐融合为一体。现代社会，商品体现了以人为本，并附加了更多的文化象征和价值，形成了文化商品的产业链，也形成了工程学、美学等学科的融合。当精神文化的消费需求实现了对于物质消费需求的本体性超越，使得一切关于知识和美的精神文化创造获得了财产和财富的价值认同，以文化的经济价值为追求目标的产业文化产业应运而生，从而在全新的意义和层面上形成了文化与经济的一体化。

文化经济论文范文第4篇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其代表作《国富论》中阐明了著名的“看不见之手”机制，他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在利益驱动下，主观上为自己的微观经济主体可通过分工和交易而客观上为社会工作，从而实现自利与互利、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相互联系。故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并不像重商主义者声称的那样，一定是非赢即输的，而是可能实现“双赢”的。经济主体的“利己”不应通过损人去实现，而应通过利他来实现。具体途径为，社会各经济主体按自己的特长实行分工，进行专业化生产，然后通过市场进行交易，从而在总体上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显然，交易活动一旦越出本国范围，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就出现了。斯密的这一理论被称为绝对优势理论。这一理论虽然解决了国际贸易产生的重要动因，但却无法回答一个问题，即如果一个国家在任何商品生产上都没有绝对优势，那么这个国家还能不能参加上述国际分工?另一位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相对优势)理论解决了这个问题。他认为，不论一个国家的经济处于怎样的状态，经济力量是强是弱，技术水平是高是低，都能确定各自的相对优势，即使总体上处于劣势，也可从诸多劣势中找到相对优势。比较成本的关键在于比较。

李嘉图的相对优势理论回答了斯密绝对优势理论无法回答的问题，但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各国在生产不同产品上的比较成本差别呢?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简称H—O理论)对此作出了解释。该理论认为，在不同国家同种商品之生产函数相同的条件下，比较优势产生的根源在于各国或区域生产要素相对禀赋的不同，以及不同商品生产在要素使用密集型式上的差别。因此，各国应当生产出口那些密集使用本国相对充裕要素的产品，而进口那些密集使用本国相对稀缺要素的产品。这一逻辑得以成立的前提假定是各国之间单位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都是相同的，即各国的生产函数都是相同的。与此不同，李嘉图的理论则认为各国比较成本的差异是由各国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之差别造成的，也即各国的生产函数是不同的，而且一定时期内这类不同性保持不变。在斯密和李嘉图的贸易理论中，劳动是唯一的生产要素，生产技术是给定的外生变量，生产规模报酬不变，市场结构为完全竞争。作为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一部分，这两个理论被称为“古典贸易理论”。在H—O理论中，劳动不再是唯一的投入，但生产规模报酬仍然不变，市场结构仍为完全竞争。H—O理论被称为“新古典贸易理论”。

无论是“古典”的，还是“新古典”的贸易理论(我们不妨将这两者合称为传统贸易理论)，所强调的比较利益结构都是建立在一国产业之比较优势的基础之上的。通常的情况是，发展中国家缺资本和技术，而有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丰富便宜的优势。发达国家则具有资本和技术方面的优势。因此，比较优势的贸易格局一般表现为：发达国家进口劳动密集型或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品。发展中国家则进口后者，出口前者。应该说，上述理论在解释现实中的某些贸易格局上是相当成功的，并曾在相当长时期内构成了国际分工与贸易理论的主流，但它们终究存在着局限性。

无论是以劳动生产率差异为基础的相对优势理论，还是以生产要素供给为基础的资源禀赋理论，其比较利益产生的前提是各国的供给、生产条件不可改变，资源和生产要素不能在国际间流动，这种传统比较优势具有静态的特征。但处于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生产要素、资源可以在国际间流动；自然资源通过技术进步可以被改良、人工合成或被新材料所替代，人力资源可以通过人力资本投资而以“质量”上的优势弥补“数量”上的劣势。这表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所具有的静态比较优势，在国际竞争中并不一定具有动态的竞争优势。

新贸易理论的形成与不足

由于传统贸易理论是以“生产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为基本假定的，故很难解释二战到1975年间出现的大量新现象：国际贸易的垄断竞争、新技术保护主义、产业内贸易等。事实上，这些现象都可以用“规模经济”、“产品差异”、“不完全竞争”予以概括。

瑞典经济学家林德尔于1962年提出，即使不同地域之间要素禀赋条件及生产函数并无不同，但由于需求偏好的区际差异也可引致互利的贸易。他指出，许多国家相互出口的往往是种类相同、但品牌不同的产品。它们从国际贸易中获得的利益在多数情况下表现为消费者由于买到了所希望的特定品牌的工业品而获得了效用。故产业内贸易可以得到解释。在这类贸易中，产品差异化具有重要作用。所谓产品差异化是指在同类商品或服务中，厂商通过质量、功能、款式、品牌、广告、售后服务等环节上的努力使自己经营的一种具有某种特色。它与不完全竞争，尤其是垄断竞争相联系。在垄断竞争的市场中，产品之间的类似性会使它们互相替代的可能性增大，从而导致竞争；而产品之间的差别性则导致一定程度的垄断。产品差异程度越高，产品的可替代性越小，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越低，其结果是厂商可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自己产品的价格。而这是以完全竞争为假设前提的传统贸易理论所无法解释的。针对传统贸易理论的不足，以不完全竞争为假设前提的新贸易理论应运而生。除了产品差异化以外，该理论中最重要的一个核心概念就是规模经济。即指企业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因参与国际贸易导致市场扩大从而使长期平均成本随着产量的增加而下降。与传统贸易理论相比，新贸易理论大量运用产业组织、市场结构、不完全竞争、规模经济、产品差异等概念和思想来构建新的理论模型，使国际贸易理论取得了新的重大进展。然而，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建立在规模经济基础之上的新贸易理论仍然没有兼容传统的比较优势，故其对贸易现实的解释能力仍然没有一般化。1985年，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的《市场结构和对外贸易》一书的出版，标志着新贸易理论趋于成熟。该书综合了各种新的贸易理论，提出了一个系统的分析框架，从而把新贸易理论提升到基础理论的高度，使其适用性进一步增强。该书提出的一个贸易模型不仅导入了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因素，符合垄断竞争假设的条件，而且还兼容了传统比较优势，从而使新贸易理论更一般化，解释力更强。该模型表明，第一，产业间贸易是建立在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基础之上的，劳动力资源丰富国之所以成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净出口国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净进口国，起决定作用的主要因素仍然是比较优势。第二，产业内贸易则是建立在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基础上的，即使两国具有同等的技术水平和相同的资本—劳动比率，两国同产业的厂商仍将生产异质产品，消费者对外国差异制成品的需求仍将引致产业内贸易。由于对规模经济的追求，贸易双方一般只能生产种类有限的产品，然后通过产业内贸易来增进双方的社会福利。第三，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产业间贸易和以规模经济、产品差异为基础的产业内贸易是可以共生并存的。

新贸易理论的上述改进使其成为当今的主流贸易理论。但由于该理论是产生于市场经济相对发达国家的背景之下的，故其并没有从发展中国家的“视角”来看问题。对一些可能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发展对外贸易的线索也没有进一步研究。例如(1)新贸易理论假定各国市场制度基本健全，以一般均衡为基本理论分析框架，从成熟的市场经济运行之角度考察国际经济和贸易，因而对正处于经济转型的中国来说，缺乏针对性和适用性。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中，国内资源的优化配置是由产权清晰的企业和市场机制自动实现的，国内贸易机会假设已完全被利用故不再予以考虑。(2)新贸易理论揭示了技术对贸易之间的正面促进作用，但对后起发展国家如何利用技术因素实现“赶超”没有深入探讨。(3)新贸易理论并没有为发展中国家如何才能跳出“比较利益陷阱”指明方向。

比较优势内涵的三个层次

中国即将加入世贸组织。显然，中国经济要迎接经济全球化及加入WTO带来的严峻挑战就必须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但是我们认为，要避免落人“比较利益陷阱”，这种比较优势的内涵不可局限于传统的狭义的层次，而应突破现有理论的窠臼，拓展为以下三个层次。

1．比较优势I：资源禀赋与比较成本

任何一国对外贸易的发展都会受到其国内资源禀赋和比较成本的制约，这是无可争议的。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尚处于“初级阶段”。从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状况来看，按照传统比较优势进行生产和贸易还不能过早地放弃，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改革开放以来，利益驱动观念普遍增强，市场机制将经济资源更多地配置到能体现和发挥中国劳动要素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并通过这些产业之产品的出口，实现了大规模的“资源转换”，即以本国的低位资源换取国外的高位资源，从而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工业化。当前及今后中国仍需继续充分利用传统的比较优势，其理由有：

(1)当前全力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产品出口尚受到要素投入的约束。

中国作为一个后起的发展中国家，若目前全力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产品出口，将面临严重的要素投入约束，这些要素包括资本、技术、人才等。继续发挥传统的以要素禀赋和比较成本为核心的比较优势可以为新兴的、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业积累资金、技术，培养企业家才能，从而为技术创新、突破生产要素的投入瓶颈和促使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升级打下基础。

(2)继续发挥传统的比较优势有利于中国提高资源在宏观层次上的配置效率。

宏观经济学的原理表明，宏观层次上的资源利用不足和利用过度都是经济缺乏效率的表现。居高不下的非自愿失业(不论其是隐性的还是显性的)意味着实际GDP低于潜在的水平。目前我国农村有数以亿计的剩余劳动力亟待转移。与世界上多数国家相比，中国的资金、技术相对稀缺，成本较高，劳动力相对充裕，成本较低，而一国经济竞争力与它提供的商品和劳务的成本高低紧密相关，过早地放弃传统的比较优势，只会导致欲速则不达。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口多、底子薄，地区发展不平衡，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的优势将至少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得到保持。我们应充分利用发达国家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机会，将其技术相对先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或生产环节转移过来。为此，要破除认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就一定是技术落后产业，以及认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就不能利用我们低劳动力成本优势的旧观念。随着现代技术，如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等向越来越多的产业渗透，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技术含量也会大大提高。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在资金技术密集型的产业中，包括高新技术产业中也有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环节。故发展技术含量较高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生产环节是发挥中国经济比较优势的努力方向之一。此外，我国企业在任何一种产品的生产中，都应重视在更重要的生产经营环节中积累，形成自己的比较优势。例如，在纺织品生产中，我国企业已经在加工环节具有比较优势，但在高质量面料及辅料、设计等生产环节尚不具有优势。再如，增加出口产品的附加值，既取决于生产环节，也取决于流通环节，有时后者的附加值更高。在这种情况下，努力开拓自己的国际营销渠道就更为重要。

2．比较优势Ⅱ：外部经济与后发优势

从经济发展的趋势来看，中国现有的建立在资源禀赋与比较成本基础上的比较优势将逐步减弱。一方面，中国人均占有资源数量本来不丰裕，经济的高速增长使国内资源消耗显著上升，导致国内不少资源性产品(包括农产品)的价格已接近或甚至已超过国际市场。另一方面，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力工资水平必然会不断上升。可以预料，国内市场化进程愈快，生产要素相对价格的改变也愈快，转换出口商品结构的要求愈迫切。同时，资源、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收入弹性低，随着中国外贸规模的迅速扩大，外部市场需求的约束力显著上升。低档、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从长期来看呈不断恶化的趋势。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出口格局在今后不会有很大的增长空间。因此，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战略的选择必须着眼于享有贸易促进技术进步的动态利益。

一般而言，技术变动的源泉有二：一种是经过专门研究开发而产生的，这种技术变动是一种革新(1nnovation)，它一般是R&D的结果。另一种则是通过贸易等经济行为接受“技术外溢”(Spillovers)而学来的，称为“干中学”(Learningbydoing)。这里所说的技术不光是生产技术，还包括管理知识。在大多数情况下，所谓技术进步并非都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发明，而只是通过接受“技术外溢”学到了别人已有的先进技术。作为先进技术的拥有者，有时也并非有意转让他们的技术，而是在贸易或其他经济行为中自然地输出了技术。不管什么技术，都有一个外溢的过程。“干中学”式的技术进步大部分是从技术外溢中获得的。国际贸易具有重要的“技术外溢”效应和“干中学”效应。通过贸易活动可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经营理念，并将其“外溢”到国内产业。实际上，贸易是与企业家及技术专家的进进出出相关的。由于他们的进出，信息流更快地形成了，技术穿过国界得到了更有效的转移。此外，出口商品必须了解国外的市场需求，外国买主的订单往往涉及需求商品的设计、款式、生产工艺、用料，成本等多种有价值的信息。这类“外部经济”与“后发优势”可构成中国经济广义比较优势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所谓后发优势是指在世界上存在众多发达国家的条件下，较落后的国家可以从发达国家已走过的经济发展道路(或轨迹中)吸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或教训)，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作出更明智的发展战略选择，从而避免走“先发”国家已走过的“弯路”，以更短的“捷径”、更快的速度缩短自己与发达国家之间经济水平上的距离。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仅仅依靠从内部演化出现代经济结构的过程是极其缓慢的，恐怕等不到演化成功之日就已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出局了。因此，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结合自己的国情，更好地利用外部经济与后发优势是发挥中国原有比较优势的重要举措。为此，中国今后在发展经济中应注意以下几点：

(1)重视国内的区际贸易。

中国地域辽阔、区际间资源禀赋差异显著，国内贸易发展尚有很大潜力，国内区际分工和贸易可以降低中国出口产品的成本，成为其国际竞争力的一个来源。为了加快国内统一商品与生产要素大市场的形成，提高资源在空间上的配置效率，应大力发展全国区际交易网络，允许企业跨地区发展和兼并，切实推行政企分开以使地方政府失去保护本地企业的利益冲动，从而降低自然及人为原因引起的区际交易成本。

(2)重视扩大开放，积极与国际上的跨国公司建立长期合作的关系。

我国已连续多年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东道国。这实际上是国际经济社会对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健康发展的肯定。我们要利用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从产业结构调整角度出发，把利用外资与国内经济结构升级紧密联系起来，以此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效益。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是跨国公司，特别是大的跨国公司。在“入世”、外资跨国公司大量进入情况下，我国企业与外资跨国公司的相互关系，既有激烈竞争的一面，又有密切合作的一面，外资企业的当地化战略往往需要寻求中国当地企业作为合资合作伙伴。在合资、股权多元化的前提下，我国企业有可能通过股权纽带与外资跨国公司形成某种“激励兼容”机制，从而加快我国企业进入国际销售网络的步伐和创新进程。

(3)重视用现代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高技术是一个动态、相对的概念，对于传统产业，应该利用现代适用技术，技术创新是以市场需求为出发点和试金石的，它不仅是高新技术产业的主要特征，也是传统产业增强竞争力的必由之路。技术成果在技术上最优并不自动等于经济上也是最优。如果某项成果实施成本过高或难以产业化，就只能处于“样品”阶段。在产业内贸易量趋于增加的背景下，一个国家或地区生产与出口什么产品已不是最重要的事，更重要的是要看运用什么技术和方法来生产这种产品。例如，同是生产谷物，既可以用刀耕火种的方法生产，也可用机械甚至生物基因工程技术去生产。欲将我国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的比较优势转化为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有两条途径。其一，通过技术创新，将高新技术，包括从国外引进后消化、吸收的技术与我国的劳动力结合，生产在市场上有竞争力的产品，这时的比较优势就在于同是高技术产品，但在我国生产的成本更低，因而具有价格竞争优势。其二，通过技术创新，对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进行深加工、细加工，提高其附加值，形成易被市场接受的产品差异特性。这时的比较优势就在于同是劳动密集型产品，但我国企业生产的更具特色，因而具有非价格竞争优势。这两条途径也可兼而用之。

3．比较优势Ⅲ：竞争优势与制度创新

在不完全竞争的当代世界经济中，国际贸易是按包括了竞争优势在内的广义比较优势进行的。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建构在完全竞争的世界里，而竞争优势则建构于不完全竞争的基础之上，这是传统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的区别所在。在现实世界中，传统比较优势仅仅表明了价格竞争的一种潜在可能性。事实上，比较利益的获得是要以产品实现价值为前提的。在完全竞争的世界里，不存在规模经济与公司活动，产品是同质的，不存在非价格竞争，故比较优势直接体现为价格竞争优势。因而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是完全一致的。但在不完全竞争的世界里，价格竞争优势不但来源于比较优势，还可能来自于规模经济、产品差异等因素。我们认为将竞争优势概念纳入到广义的比较优势体系中去，有利于从理论上更好地指导今后中国经济的发展。

影响一国产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是由美国经济学家M·波特提出来的。他认为一国的产业国际竞争力取决于四个基本因素：即生产要素需求、相关支撑产业、企业的经营战略、组织结构与竞争方式。除此之外，还有两个辅助因素，即机遇和政府作用。

波特提出的有关竞争优势的上述决定因素对于一国提高其产业国际竞争力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同时也对广义比较优势概念内涵的拓展提供了有益的思路。但是，波特竞争优势理论的局限性在于视制度因素为给定的前提而没有予以关注。我们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可以由制度创新来推动。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其构成了中国经济广义比较优势内生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1)制度创新有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从而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与有形资本一旦形成后可重复地产生收益相类似，人们通过教育和培训投资后，一旦拥有了熟练的技术，也可凭借技术不断获取较高的收入，故可把劳动技能视为一种资本，即人力资本。克鲁格曼在阐述新贸易理论的论著中多处引用“人力资本”的概念，但他基本上将人力资本视为某种“存量”。经济理论中的另一概念“学习曲线”也内含着人力资本的积累可导致动态生产效率提高的观点，但这一概念没有把技术进展与科研支出及教育或培训方面的投资联系起来。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如果一国的制度因素制约了该国人力资本的积累，那么该国的社会发展和财富积累就会受到严重影响。反之，则可能形成某种良性循环，即一国的制度创新可更多地激励社会对人力资本积累的投入，由此导致该国经济竞争力的增强和财富的增多，能使它有更强的能力增加对人力资本积累的投入。因此，由制度创新所致的人力资本增多可以构成一国经济增长和外贸发展的“内生变量”。

在企业层次，人力资本对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突出地表现在企业家作用的发挥上。在国际商务领域，交易比国内商务更加复杂，履约保障也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因而，交易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靠企业家才能。新贸易理论将规模经济视为贸易发展的一个主要动因，而企业的规模实际上是企业家能力的函数。企业家能力的发挥是企业规模发展的基本前提之一。可见规模经济的重要来源之一是企业家的人力资本。因此，若一国的制度因素能对企业家拥有的特殊人力资本形成提供足够的激励，就可以更快地产生一大批熟谙国际贸易和海外市场的企业家，从而直接影响该国国际贸易的发展，促进其原有比较优势的发挥。

经济史表明，在有利于人力资本积累的各种制度安排中，产权明晰界定且可得到明确保障是最有效的。萨伊曾指出：“安稳地享用自己的土地，资本和劳动的果实乃是诱使人们把这些生产要素投入生产用途的最有力动机。”从理性预期的角度来看，产权明晰的制度可为人们进行人力资本自我投资和积累提供确切的预期，故可对一国具有国际水准之企业家群的产生提供可持续的有力激励。欧洲诸国早年大批具有国际水准的企业家的涌现及由此导致的海外商贸的发达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笔者认为，在当前中国国有企业的体制改革中，注意用创新的制度将货币收入、股权、住房、福利等一揽子综合经济利益与企业员工(尤其是企业家)的贡献业绩紧密联系起来并予以保障是极为重要的。对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的中国来说，既应看到相当一部分人口素质差、就业人口文化程度低这个严峻事实，也要看到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可塑性。通过制度创新加强全社会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更加重视教育和职业培训，无疑是培育中国经济竞争优势的战略举措。

(2)制度创新有利于改善企业的组织结构，从而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要提高国际贸易的效益，必须改善中国企业的组织结构，由单纯的买卖观念转变为全面市场介入的现代国际营销观念，建立信息来源准确、渠道通畅、反映灵敏的国际营销网络，从原来只能把产品卖给中间商、转口商，转变为把产品直接卖给进口商、批发商，甚至大型超级市场和连锁店，努力提高单位出口额的利润。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提高国际竞争力为目的的企业组织结构演进需要遵循两条原则。其一是产权明晰的原则。企业组织结构自我演进得以进行的根本条件和逻辑起点是允许并鼓励经济主体(包括企业和个人)对自身利益的正当合法的追求，并通过制度对人们以贡献性努力而得到的正当利益予以维护。舍此，经济主体就会失去追求降低交易费用的动力，企业组织结构自我演进的活力源泉就会被堵塞。产权明晰有助于中国企业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而不断探索建立一种更能节约交易费用、生产费用和组织费用的新的组织结构。其二是资产重组的效率导向原则。在市场经济中，无论是托拉斯还是康采恩，其形成的主要动因就是人们对提高经济效率的追求。对于参与国际经贸的大批中小企业而言，可以股权或契约等方式将自己的产销活动纳入大企业(集团)的经营体系，还可以通过商会、行业协会等机构建立相互支持、补充、服务的横向联系，以形成某种“群效应”(clustering)，从而大大降低参与国际商务的交易成本与风险，增强自身的国际竞争力。

(3)制度创新有利于政府更好地发挥引导作用，从而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二战后50余年的经济史表明，政府不再是斯密意义的“守夜人”。刘易斯曾指出“没有一个国家不是在明智政府的积极刺激下取得进步的。”对于中国而言，通过制度创新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从而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第一，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总体上经济欠发达，但从局部看，仍有经济上较为发达的地区。只要政府积极予以引导和扶持，可以使这些地区率先成为对发达国家高新技术具有强大吸引力的地区。这些地区可以利用发达国家出口高技术产品和转移技术的机会，加快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和适用技术并加以吸收、消化和创新，结合本国的资源优势，进行规模经营，降低成本，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值，以争取更大的比较利益。

第二，政府可通过加大经济对外开放的力度提高本国已经拥有之要素的品质。例如，外贸的发展不仅可以更多地引进及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而且能使本国企业由此掌握国际市场上更多的经贸信息，更多地了解国外的技术、生产和市场需求态势，感受国际市场竞争的压力，激励技术创新的增多。这在高新技术变化与更新速度快、产品生命周期短的现代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

第三，政府可以依据“窄幅移动带”(TheNarrowMovingBand)原则，尽可能正确地选择特定的关键产业予以适当的政策支持。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历程表明，高技术产业的竞争优势往往是人们努力创立的，而不是与生俱来的，政府在支持高技术产业领域问题上经过慎重决策是可以避免失误的。一般而言，任何一国政府在选择那些能代表未来发展方向的关键性产业，如计算机、电信、生物技术等产业方面发生信息不完备的可能性较少。因此，世界各国政府对这些产业大多予以支持。此类产业一旦获得成功，通常可产生广泛的外部经济，且能占领相应的国际市场份额。这种战略贸易政策的着眼点不是一般的保护幼稚产业，而是在关键产业领域内创造比较优势。当然，政府的“保护”必须是暂时的、积极的，必须与促进企业努力参与竞争结合起来，而且应尽可能取得别国的谅解。同时，政府也要努力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为企业提供良好的外部经营环境。应该指出，国家是国际经济潮流中不容忽视的重要经济主体，国家之间的差异，政府效率的差异也可纳入一国比较优势的范畴，而对国际贸易产生深远的影响。对于处在经济转型时期的国家来说，加快经济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的转变，其本身应构成制度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化经济论文范文第5篇

本文的主要数据源是年鉴资料(1992～2006)、公报资料(1991～2005)以及中国国家统计局、农业部和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等部门公布的统计资料(1991～2005)。依据以上数据源，整合为与气候变化相关的8种影响，即洪涝、干旱、台风、风暴潮、风雹、低温冻害、病虫害和火灾对农林牧渔业以及其他领域的直接影响。其中的小部分资料为量化非经济指标，参考了1991年以来《中国物价年鉴》的统计价格，先将直接从数据源中获得的量化非经济指标转化为与该时期价格相匹配的量化经济价值指标，然后将量化的经济指标与统计资料中直接获取的经济指标按照以上的分类计算得到各种影响的经济损失，8种影响的直接经济损失总和即为气候变化的经济响应评估值。

2结果分析

2．1气候变化对中国农业经济的直接影响1991～2005年气候变化对农业经济的直接影响1992～2005年洪涝灾害造成的农业直接经济损失在214亿～1159亿元之间，经济损失的上升趋势不明显;1991～2005年干旱造成的农业直接经济损失在102亿～603亿元之间，经济损失呈上升趋势;1991～2005年风雹、低温冻害造成的农业直接经济损失分别为24亿～90亿元、8亿～74亿元，经济损失呈上升趋势1991～2005年农作物病虫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在138亿～245亿元之间，1991～2000年经济损失呈上升趋势;1994～2003年台风造成的农业直接经济损失上升趋势不明显，经济损失为3亿～58亿元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中国近百年的气候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年平均气温升高了0．5℃～0．8℃，略高于同期全球增温平均值，近50年来气候变暖尤为明显。年均降水量变化趋势不显著，但区域降水变化波动较大。主要极端天气与气候事件的频率和强度出现了明显变化。农业是对气候变化反应最为敏感的领域之一。1991～2005年干旱、病虫害、风暴和低温冻害对农业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均呈现上升趋势，洪涝和台风的损失上升不明显。在未来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极端高温事件将增加，未来的干旱和洪涝灾害亦将增加。农业生产将更加不稳定，产量波动增大，农业生产布局和结构将出现变动，种植制度和作物品种将发生改变，农业生产条件将发生变化，农业成本和投资需求将大幅度增加。受气候变化影响，农业遭受的损失会更加严重。

2．2中国经济对气候变化的响应1991～2005年洪涝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在623亿～2551亿元之间，经济损失上升趋势不明显;1991～2005年干旱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在102亿～603亿元之间，经济损失呈现上升趋势1995～2005年台风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在54亿～900亿元之间，经济损失上升趋势不明显;1991～2005年风暴潮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在13亿～308亿元之间，经济损失呈上升趋势;1991～2005年农作物病虫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在138亿～245亿元之间，经济损失呈上升趋势;1991～2003年森林病虫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在33亿～88亿元之间，经济损失呈下降趋势;1996～2002年草地病虫害的直接经济损失在6亿～30亿元之间，经济损失呈上升趋势;1991～2005年风雹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在5亿～138亿元之间;1991～2005年低温冻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在16亿～180亿元之间;1991～2003年森林火灾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在1亿～17亿元之间，经济损失呈上升趋势;1996～2002年草地火灾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在0．06亿～1．25亿元之间，经济损失呈下降趋势(1991～2005年因气候变化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在932亿～3570亿元之间，经济损失呈明显上升趋势;相当于当年GDP的1．08%～5．70%，比重呈下降趋势。GDP年际增长率呈下降趋势，而与气候变化相关的直接经济损失年际变化率呈上升趋势。在GDP增长过程中，因气候变化造成的直接损失显著抑制国民经济的增长，成为削弱经济增长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3结论和讨论

3．1结论以国家权威部门的统计资料为基础数据，分析气候变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结果表明:近15年来气候变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在加剧。1991～2005年期间与气候变化相关的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在932亿～3570亿元之间，呈明显上升趋势;所占GDP的比重为5．70%～1．31%，呈下降趋势。在此期间，干旱、农作物病虫害、草地病虫害、风暴潮、森林火灾的直接经济损失呈现上升趋势;洪涝灾害和台风上升趋势不明显;森林病虫害和草地火灾呈下降趋势。2000年以来自然灾害的直接经济损失一直稳定在相当于GDP1．08%～2．05%的水平，气候变化对国民经济存在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

3．2讨论

据《中国灾情报告》统计，我国每年仅气象、洪水、海洋、地质、地震、农作物病虫害、森林灾害等7大类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折算成1990年价格):50年代平均每年约480亿元，60年代平均每年约570亿元，70年代平均每年约590亿元，80年代平均每年约690亿元，90年代前5年平均每年约1190亿元，经济损失逐年增加。建国近50年来，各种自然灾害经济损失高达25000多亿元，平均每年造成的损失大约是平均GDP的3%～6%，财政收入的30%左右，是发达国家的数十倍。

我国GDP连续多年保持8%的高速增长，但各种灾害造成的损失也在逐年上升。1989～1996年，中国每年因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损失占GDP的比重在3%～6%之间，平均为3．9%。所不同的是，与气候变化有关的自然灾害不包括地震、赤潮、人为诱导的地质灾害和火灾等。1991～2005年由气候变化引起的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在932亿～3570亿元之间，经济损失呈明显上升趋势;损失相当于当年GDP的1．31%～5．70%，呈下降趋势。尤其在2002年GDP首次突破10万亿之后，2003～2005年GDP保持13．96%、16．99%和33．55%高增长率的情况下，2000年以来经济损失一直维持在GDP1．08%～2．05%的水平上，直接经济损失对我国GDP的负面影响并没有随着经济迅速增长而减弱。我国目前观测到的气候变化影响远不止上述8种，还有:20世纪50年代以来，沿海海平面上升速率为1．4～3．2mm•a－1，西北冰川面积减少了21%，冻土层减薄，最大可达4～5m，四川、青海和甘南草原产草量下降;20世纪80年代以来，春季物候期提前2～4d，海南和广西还发现珊瑚白化现象，六大江河实测径流量都呈下降趋势;20世纪60年代以来，祁连山山地森林面积减少16．5%，林带上升400m，覆盖度减少10%，西南地区、三江平原和青海的湿地面积减少，功能衰退，气候变化对虫媒性疾病的发生和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洪涝灾害后，感染性腹泻，如霍乱、痢疾、伤寒、副伤寒等病例增加。这些由气候变化引起的缓变性影响尚没有从经济的角度开展研究，若不采取应对和缓减措施，其中一些影响将给人类的生存环境造成致命的毁坏，功能的衰退或丧失造成的潜在价值损失可能也远超过直接经济损失。我国未来的气候变暖趋势将进一步加剧，与2000年相比较，2023年年平均气温将升高1．3～2．1℃，2050年将升高2．3～3．3℃;未来50年年平均降水量将呈增加趋势，预计到2023年，全国年平均降水量将增加2%～3%，到2050年可能增加5%～7%。未来100年，极端天气与气候事件发生的频率可能性增大;干旱区范围可能扩大、荒漠化可能加重;沿海海平面仍将继续上升，青藏高原和天山冰川将加速退缩，一些小型冰川将消失;草原承载力和载畜量的分布格局将发生变化;主要造林树种的分布发生变化;河流的径流量下降，平均年降水量偏少，以及海平面升高、冰川退缩、湖泊水位下降、湖泊面积萎缩、海水入侵、海岸侵蚀、冻土融化、河湖冰迟冻与早融、中高纬生长季延长、动植物分布范围向极区和高海拔区延伸、某些动植物数量减少、一些植物的开花期提前，冰川、珊瑚礁岛、红树林、热带雨林、极地和高山生态系统、草原湿地、残余天然草地和海岸带生态系统等仍面临适应能力有限的问题，容易受到严重的、甚至不可恢复的破坏危险，缓变性的经济影响随气候变化的加剧继续加重。未来加强研究其经济影响对全面认识、正确看待气候变化影响至关重要，但是评价难度也远大于直接突变性经济影响，需要各国给予足够的重视，加强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