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边贸易论文范文第1篇

一、中美贸易现状

中美自建交以来，双边贸易高速发展，优势互补明显，贸易结构日趋多元化。贸易的飞速增长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实惠，给两国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但贸易摩擦也在增加。2001年底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以来，中美贸易出现了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问题、反倾销问题、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人民币汇率、纺织品配额问题以及贸易发展不平衡问题等。例如，2002年美国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实施钢铁保障行动；2003年美国对华纺织品实施特别保障；2004年，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对中国彩电和寝室木家具征收反倾销税，美国商务部还明令禁止美国进口中国购物袋，美国主要纺织品服装协会和工会要求推迟取消纺织品配额。

二、中美贸易现状原因分析

（一）美国的对华贸易限制制约了其比较优势的发挥

在美国可以自由进口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同时，美国却对其国内企业向中国出口技术密集型产品设置了诸多限制。这种贸易的不对称无疑是导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两国居民的需求结构也存在着巨大差异。在人们的收入水平很低时，人们的绝大多数支出都将集中在食品等必需品上，即此时的恩格尔系数非常高。而当收入水平比较高时，除了购买生活必需品还可以购买高端产品来提高其福利水平。而中国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大多是生活必需品，美国一般是高技术高档产品。显然，不管人们的收入水平高低生活必需品都是必须购买的，这就导致美国会大量进口中国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而由于中国居民的收入水平比较低，对美国生产的高端产品的需求却非常低。这种由于收入水平的巨大差异而导致的两国对贸易产品需求的不对称是造成美对华贸易逆差的长期因素。

（二）美国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

美国总统大选每四年举行一次，自冷战结束以来的历次美国总统大选中，美国对华政策都是两党总统候选人相互攻击的重要议题，这也是赢得选举最方便的武器之一。20世纪90年代至今已经举行的美国总统大选共有三次，从这一时期的情况看，每逢大选临近，两党总统候选人就会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各种问题显示强硬立场，发表颇具贸易保护色彩的言论，这几乎成为一种规律性的现象。

（三）世界经济不景气导致美国出口的下滑

美国的统计数据表明，美国贸易逆差增加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国出口贸易额的下滑，而不是进口贸易的激增。据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透露，在过去两年中，美国制造业的出口贸易额减少了850亿美元，主要原因在于海外需求的疲软。相反，中国对美国的进口却在增加。

（四）中美两国彼此对外直接投资（FDI）比例极不对称

中美两国间的巨额贸易顺差，在很大程度上与两国之间的接投资结构相关。美国近年来对华直接投资额均在40亿～50亿美元以上。美国对我国的直接投资代替了前者对后者的出口，中国吸引的美国直接投资又促进了前者对后者的出口。因此，如果中国具有同美国同样发达的对外直接投资的能力，直接在美国设厂，生产美国原本要从中国进口的商品，那么双方的贸易差额将会大幅度下降，贸易摩擦的几率也会随之降低。因此，中国资本国际化程度应大大提升。

（五）中国出口商品结构低下，出口市场范围狭小

现阶段我国处于国际分工价值链条上的低端，具有竞争力的产业主要为劳动密集型和附加值较低的一些加工工业。由于缺乏技术含量和自主品牌，许多产品在消耗了大量资源出口后换回的只是少量的经济利益，甚至还不断地被指责为低价倾销。我国向美国出口的商品主要为纺织品、服装、鞋类等。这些价格竞争力较强的商品一旦大量出口极易引起美国的警惕，导致我国出口产品遭遇种种限制。

（六）中国企业自身和政府部门一些做法也有不当之处

中国企业有“薄利多销”的传统，再加上中国长期对外贸企业进行出口补贴，导致不少外贸企业为完成出口指标对出口产品定价过低，因而经常被控倾销。甚至还有企业为了换取出口补贴和出口退税无利也要销售，造成不规范的定价行为，结果为美国指责中国破坏公平竞争和公平贸易的准则提供了口实。另外，中国国内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阻碍了中国政府全面履行世贸组织协议的进程。

三、促进中美贸易的相关对策

（一）早日争取“市场经济国家”地位

对中美双方来说，“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它代表着美国对中国经济性质的理解以及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所取得成绩的认可度。因此，中国应在政治层面上对美国等采取歧视性措施的主要成员施加压力，使其早日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

（二）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完善市场经济运作方式，使中国最终成为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体，从而缩小中国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体制差异。这种差异的缩小可以使得信任程度增加和缩小美国对中国出口技术产品的控制范围，使中美贸易实现平衡，从而使中美贸易在进出口平衡的基础上实现健康发展。

（三）改变中美两国相互依赖的不对称性，由外贸拉动向内需拉动过渡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下，中美两国经济相互联系、彼此依赖的程度达到前所未有的状况，但这种依存是不对称的。因此，从长远发展战略来看，我国应将宏观调控的着眼点更多地放在扩大内需上。我国拥有13亿人口，国内市场十分庞大，而且经济发展处于快速发展阶段，潜在的市场需求是其他国家不可比拟的。在现阶段，扩大内需应将满足内需作为前提，满足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包括贫困群体的要求。

（四）建立完善的预警机制解决贸易摩擦

有效的反倾销预警机制包括三个部分：市场预警，政策预警和政企沟通。一个完善的预警机制，需要加强三个主体的作用：1、政府，政府有关部门要跟踪一些产品的进出口贸易，尤其是进口与出口激增，进口与出口价格急速变化的产品驻国外新闻记者也应具备极强的经济意识，及时跟踪和报导国外反倾销或限制进口的动向性信息，特别是对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国的一切限制进口措施要进行详细报道。2、建立对政府有影响力的全国性行业协会组织，以发挥其协调，谈判和行业约束及服务的功能行业协会，积极主动地应对，指导、协调涉案国内企业参与应诉，力争取得对我有利的结果。3、国内企业不但要学会规则解决国际贸易摩擦，更要学会如何避免摩擦。我国应借鉴国外成熟的贸易救济机制，进一步完善我国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及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法规，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的贸易救济体系，健全应对贸易摩擦的快速反应机制

双边贸易论文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中俄边境贸易在中俄双边贸易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文章通过采用计量经济学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和回归分析，利用2000-2008年的数据，对中俄边境贸易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中俄边境贸易对两国的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此外，中俄边境贸易对中方的经济增长贡献率大于对俄罗斯的经济增长贡献率。对此，文章从宏观、中观和微观角度提出了为促进中俄边境贸易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中俄边境贸易的发展现状

近年来，随着中俄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深入发展，两国经贸合作关系开始进入发展的快车道。中俄边境地区的经贸合作，尤其是边境贸易，在两国贸易中的比重基本稳定。2002年，中俄边境贸易额为31.7亿美元，占当年双边贸易额的20.1%;2003年为35.2亿美元，占当年双边贸易额的22.3%。2004年为42亿美元，占当年双边贸易额的将近20%。2005年中俄边境贸易额达55.7亿美元，同比增长32.7%，占同期中俄贸易额近20%。2006年中国与俄罗斯的边境贸易额达70亿美元，占当年两国贸易总额的两成左右。

目前，俄罗斯已是中国第七大贸易伙伴，而中国是俄罗斯第三大贸易伙伴。展望2008年的双边贸易，齐普拉科夫认为，中国对俄罗斯出口的良好趋势将会继续。他总结了4点原因:首先，俄罗斯经济生活日趋活跃，居民支付和消费能力的提高会给中国对俄出口注入新的活力。其次，中国商品竞争力明显提高，其中许多是俄罗斯需要的生产资料和消费品。再次，中国出口的方向逐渐由美国转向欧洲国家，这一转向将会促进中俄双边贸易的发展。最后，卢布对美元升值幅度比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幅度大，从出口角度而言，这使得俄罗斯市场比中国市场更有吸引力。

本文基于现代国际贸易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使用计量经济学方法，考察中俄边境贸易对两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试图得出一些有数量依据的结论，并针对中俄边境贸易中的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

二、中俄边境贸易对两国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模型分析

基于现代国际贸易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本文需要的数据包括:中俄边境贸易总额及其增长率中、中俄两国国

内生产总值GDP及其增长率。数据来源于中俄经贸合作网、《中国对外经济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和国研网，通过计算选取2000-2008年的数据。

利用Eviews软件的最小二乘法对边境贸易增长率与两国GDP增长率的相关程度进行回归分析和检验。

中国GDP增长率与边境贸易增长率的回归模型(1):ΔCGDP=0.084189+0.08899ΔBJMY，其中，t统计量的值分别为(7.386)、(1.566)，判定系数R2=0.259，方程显著性检验值F=2.45，概率P=0.16。

俄罗斯GDP增长率与边境贸易增长率的回归模型(2):ΔRGDP=0.057733+0.068833ΔBJMY，其中，t统计量的值分别为(3.127)、(0.748)，判定系数R2=0.074，方程显著性检验值F=0.559，概率P=0.479。

模型(1)的回归结果表明:边境贸易增长1%将导致中国GDP增长约0.09%;模型(2)的回归结果表明:边境贸易增长1%将导致俄罗斯GDP增长约0.07%。

以上分析结果可看出，中俄边境贸易对两国GDP都有促进作用，边境贸易额的增加也一定程度上带来了GDP的增加。但是中俄边境贸易对两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存在一定的差异，从边境贸易增长率与两国GDP增长率的回归分析结果看，边境贸易增长1%将导致中国GDP增长约0.09%，边境贸易增长1%将导致俄罗斯GDP增长约0.07%，边境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作用仍大于对俄罗斯的影响。

三、加强和完善中俄边境贸易发展的对策建议

结合上述结论给出启迪性的政策建议:宏观层面，政府应大力扶持边贸的发展，应做好各项工作，争取通过俄罗斯加入WTO的谈判，实现互惠互利。中观层面，执法及服务机构应大力配合，加强与俄罗斯执法机构的交流和合作，从而为中俄双方边贸有序、正常的发展提供有力的保护，营造安全的经商氛围。微观层面，个人和企业必须调整意识，转变观念，扭转向俄罗斯大力推销低档库存的做法，企业要从开拓市场的战略出发，大力培养懂俄语、通业务的人力，以便及时了解动态，适时把握商机。从而使中俄边境贸易的发展步入快速、高效的发展轨道。

参考文献

1、郭立.中俄区域贸易博弈分析[J].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8(6).

2、王文举，查弦.中俄边境贸易发展研究[J].农村经济与科技，2008(8).

3、王金亮.影响中俄贸易主要因素的实证分析[J].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8(3).

双边贸易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中俄边境贸易;边境贸易增长率;经济增长贡献率

一、中俄边境贸易的发展现状

近年来,随着中俄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深入发展,两国经贸合作关系开始进入发展的快车道。中俄边境地区的经贸合作,尤其是边境贸易,在两国贸易中的比重基本稳定。2002年,中俄边境贸易额为31.7亿美元,占当年双边贸易额的20.1%;2003年为35.2亿美元,占当年双边贸易额的22.3%。2004年为42亿美元,占当年双边贸易额的将近20%。2005年中俄边境贸易额达55.7亿美元,同比增长32.7%,占同期中俄贸易额近20%。2006年中国与俄罗斯的边境贸易额达70亿美元,占当年两国贸易总额的两成左右。

目前,俄罗斯已是中国第七大贸易伙伴,而中国是俄罗斯第三大贸易伙伴。展望2008年的双边贸易,齐普拉科夫认为,中国对俄罗斯出口的良好趋势将会继续。他总结了4点原因:首先,俄罗斯经济生活日趋活跃,居民支付和消费能力的提高会给中国对俄出口注入新的活力。其次,中国商品竞争力明显提高,其中许多是俄罗斯需要的生产资料和消费品。再次,中国出口的方向逐渐由美国转向欧洲国家,这一转向将会促进中俄双边贸易的发展。最后,卢布对美元升值幅度比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幅度大,从出口角度而言,这使得俄罗斯市场比中国市场更有吸引力。

本文基于现代国际贸易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使用计量经济学方法,考察中俄边境贸易对两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试图得出一些有数量依据的结论,并针对中俄边境贸易中的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

二、中俄边境贸易对两国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模型分析

基于现代国际贸易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本文需要的数据包括:中俄边境贸易总额及其增长率中、中俄两国国

内生产总值GDP及其增长率。数据来源于中俄经贸合作网、《中国对外经济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和国研网,通过计算选取2000-2008年的数据。

利用Eviews软件的最小二乘法对边境贸易增长率与两国GDP增长率的相关程度进行回归分析和检验。

中国GDP增长率与边境贸易增长率的回归模型(1):ΔCGDP=0.084189+0.08899ΔBJMY,其中,t统计量的值分别为(7.386)、(1.566),判定系数R2=0.259,方程显著性检验值F=2.45,概率P=0.16。

俄罗斯GDP增长率与边境贸易增长率的回归模型(2):ΔRGDP=0.057733+0.068833ΔBJMY,其中,t统计量的值分别为(3.127)、(0.748),判定系数R2=0.074,方程显著性检验值F=0.559,概率P=0.479。

模型(1)的回归结果表明:边境贸易增长1%将导致中国GDP增长约0.09%;模型(2)的回归结果表明:边境贸易增长1%将导致俄罗斯GDP增长约0.07%。

以上分析结果可看出,中俄边境贸易对两国GDP都有促进作用,边境贸易额的增加也一定程度上带来了GDP的增加。但是中俄边境贸易对两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存在一定的差异,从边境贸易增长率与两国GDP增长率的回归分析结果看,边境贸易增长1%将导致中国GDP增长约0.09%,边境贸易增长1%将导致俄罗斯GDP增长约0.07%,边境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作用仍大于对俄罗斯的影响。

三、加强和完善中俄边境贸易发展的对策建议

结合上述结论给出启迪性的政策建议:宏观层面,政府应大力扶持边贸的发展,应做好各项工作,争取通过俄罗斯加入WTO的谈判,实现互惠互利。中观层面,执法及服务机构应大力配合,加强与俄罗斯执法机构的交流和合作,从而为中俄双方边贸有序、正常的发展提供有力的保护,营造安全的经商氛围。微观层面,个人和企业必须调整意识,转变观念,扭转向俄罗斯大力推销低档库存的做法,企业要从开拓市场的战略出发,大力培养懂俄语、通业务的人力,以便及时了解动态,适时把握商机。从而使中俄边境贸易的发展步入快速、高效的发展轨道。

参考文献:

1、郭立.中俄区域贸易博弈分析[J].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8(6).

2、王文举,查弦.中俄边境贸易发展研究[J].农村经济与科技,2008(8).

3、王金亮.影响中俄贸易主要因素的实证分析[J].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8(3).

4、吕忠伟,李峻浩.R&D空间溢出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研究[J].统计研究,2008(3).

双边贸易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这个矛盾的现象不仅反映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是跨国公司国际直接投资的工具，而且是日本政府理想的FTA对象国模型。同时，政治体制的差异、一个国家市场体制的发育程度以及与WTO规则的接轨程度并不是日本选择FTA对象国的绝对障碍。本文还发现，日本的十三个FTA对象国绝大多数早就是美国的FTA对象国，而中国与美国之间并没有制度化的贸易与投资优惠协议。基于这些发现，本文认为日本没有选择中国作为FTA对象国是因为日本国内的“动力”不足。具体来说，中国目前对外签订的FTA尚未对日本跨国公司与欧美跨国公司的海外竞争构成“歧视性”的区别，中国的FTA对日本的跨国公司没有产生“排挤”效应。因此，日本国内的经团联等跨国公司产业利益集团没有足够的动力去抗衡农业部门的利益集团，并游说日本政府决定与中国签订FTA。本文的研究发现支持或者说验证了区域主义理论中的国内游说与寻租理论。

日本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之谜说的是，日本对外缔结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TA”）专门选择那些与日本双边贸易额极其微小、甚至可以忽略不计的国家作为FAT对象国。中日之间的贸易条约情况则构成了“谜中谜”：日本不愿与其第一大贸易国——中国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一直以来，自民党执政的日本政府面对中国领导人的中日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提议，采取回避的消极态度。从《日本FTA战略》（2002年）、《关于推进今后经济合作协定的基本方针》（2005年）到《经济全球化战略》（2006年），日本政府将中日自由贸易协定定位于中长期，认为中国的主要任务是“进口健全市场经济体制，制定并实施与WTO接轨的关于竞争政策、知识产权保护、公司治理以及节能环保等方面的规则和措施”——后面笔者会从越南的例子论证这些因素不是影响日本选择FTA对象国的因素。

为什么日本尚不愿意选择中国作为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对象？面对如此之大的中国市场，日本政府舍近求远，截至2009年11月底，日本先后与墨西哥、文莱等12个国家或地区签订了双边FTA，正在与印度、海湾合作委员会谈判。而且，相比其它国家，中日两国的经济贸易关系不可谓不紧密，2000年，中国已经是日本第一大出口市场。日本政府的FTA决策结果是不容易解释的现象。

中国学界较为流行的一种解释是，日本对中国的“敌意”以及中日两国的东亚主导权之争。学界流行的“敌意”理论只是描述一个表象，且缺少细节，特别是难以解释为什么日本对“中日投资协定”十分积极与支持，中日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早在1989年就已生效。

本文将从双边FTA制度产生的国内需求切入来试图解释日本国内政治的决策影响因素与结果。通过比较日本的十三个FTA对象国与中国的情况，本文发现从面积、人口、人均GDP、对日本的贸易额比例等指标来看，日本FTA对象国的标准国家模型是一个中等偏大、人口稠密、富裕程度较高、经济发达，但是对日本的贸易额在日本整体国际贸易额中的比例极小的国家。这是日本政府理想的FTA对象国模型。gwyOO.

基于这些发现，本文认为日本尚没有动力选择中国作为FTA对象国的原因不是因为中国的市场不够大、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法律实施状况或者中国构成了对日本的竞争，敌视中国，而是中国目前对外签订的FTA尚未对日本跨国公司与欧美跨国公司的海外竞争构成“歧视性”对待，日本国内产业利益集团的游说力量没有动力游说政府与中国谈判FTA以谋求与欧美跨国公司的平等待遇，相反，农业等反对中日FTA的利益集团力量影响着日本贸易部门的对外决策。

关于日本尚不愿意选择中国作为FTA对象国，新功能主义（Neo-functionalism）的经济依赖理论与政府间主义的（Inter-governmentalism）国家自治理论的区域主义理论解释起来有一定困难。本文的解释是中国目前对外签订的FTA尚未对日本跨国公司与欧美跨国公司的海外竞争构成“歧视性”的区别，因此，日本国内的跨国公司产业利益集团没有足够的动力去抗衡农业部门的利益集团，并游说日本政府决定与中国签订FTA。本文的研究支持区域主义理论中的国内游说与寻租理论。

本文的研究对理解“东亚共同体”的建立具有意义。作为亚洲的前两大经济体，中日自由贸易协定的达成是东亚共同体建设中的关键一步。从世界上其他区域一体化的历史经验来看，设想中的东北亚共同体的制度建设将经历“贸易协定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货币同盟经济同盟”等阶段，而中日自由贸易协定的达成，将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步与最为基础的一个环节。换句话说，如果中日之间没有自由贸易协定，谈不上东亚共同体的制度建设。

下面第一部分是介绍本文的国际关系与区域主义理论基础，并说明新功能主义与政府间主义可能并不适合解释中日之间的制度化合作现状。第二部分分析日本政府的贸易政策决策过程与两股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力量。第三部分比较日本选择的12个对象国情况与中国的情况，分析为什么日本国内的决策者与利益集团没有动力与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最后的结束语是展望中日之间的FTA路径与前景及在东亚共同体制度建设中的地位。

一、区域一体化的动力：理论与中日双边经贸

解释区域主义（Regionlism）的三种国际关系的理论有新功能主义（Neo-functionalism）的经济依赖理论；政府间主义的（Inter-governmentalism）国家自治理论；国内游说与寻租理论。

仅从贸易角度难以解释日本不愿意与中国谈判FTA。中国市场巨大，而且中国目前对来源于日本的产品适用的关税较高。

国内游说主义理论中的MarkManger（2005）解释了日本对墨西哥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决策。认为日本选择墨西哥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是因为墨西哥与美国的自由贸易协定构成了对日本跨国公司海外投资生产贸易与美国跨国公司的不公平竞争，也就是美国跨国公司凭借FTA享受到了比没有FTA机制的日本跨国公司的更优惠的待遇，从而前者获得了对后者的竞争优势，因此，后者回到日本国内，极力游说日本政府与墨西哥签订FTA。

本文沿着MarkManger（2005）提供的线索，检索日本截至2009年11月，签订的所有双边FTA，研究结论是支持国内游说理论。此外，引入公平竞争维度后的国内游说理论也符合新制度经济学主张的制度变迁的需求基础。

二、日本贸易政策的国内决策过程与影响力量

下面将从日本国内政治出发，揭示日本对外贸易决策的国内政治、经济与利益集团基础。

1.日本国内贸易政策的形成机制

日本曾经是多边贸易体制的坚定支持者。日本从多边主义转向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战略，大致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

日本是一个官僚制政治体制的国家。日本内阁中直接负责日本贸易政策制定的行政部门是经济、贸易与产业省（METI）与外务省（MOFA）。日本对外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有几个阶段：首先是由双边的、由政府、学界、商界等三个部门的联合委员会开展可行性研究阶段；其次是部门之间的对话与实质性谈判；第三步是政府签署双边自由协议或类似的协议；最后是国内有权机关批准政府对外签订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2.反对力量与支持力量：农业利益集团与日本跨国公司产业利益集团的博弈

从日本国内的经济结构来看，日本选择对外缔结优惠于WTO多边体制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那么必须要跨越的障碍是“农业”问题。日本农业与农民受到的保护有三层。尽管农业在日本GDP中的比例只占1.7%、总体从业人员的4%以下（2004年数据），但是农民对政府决策有很大的影响力。这是源于日本特殊的政治结构。

这里需要插入解释外商直接投资（FDI）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联，以作为下一步展开论述的铺垫。跨国公司本是开展FDI，那么它们能够从双边FTAs中得到什么利益呢？其一，跨国公司开展FDI，直接在东道国设厂生产，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避开国际贸易中的高关税及其它贸易壁垒。其二是关于不同国家的跨国公司之间的国际市场竞争。

三、日本亚洲贸易政策的具体表现

——中国与日本的双边FTA对象国有什么不同？

下面分析日本对外贸易政策的具体表现。从面积、人口、人均GDP、对日本的贸易额比例等指标来看，日本FTA对象国的标准国家模型是一个中等偏大、人口稠密、富裕程度较高、经济发达，但是对日本的贸易额在日本整体国际贸易额中的比例极小的国家。这是很矛盾的现象。这个矛盾的现象不仅反映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是跨国公司国际直接投资的工具，而且是日本政府理想的FTA对象国模型。同时，政治体制的差异、一个国家市场体制的发育程度以及与WTO规则的接轨程度并不是日本选择FTA对象国的绝对障碍。

本文还发现，日本的十三个FTA对象国绝大多数早就是美国的FTA对象国，而中国与美国之间并没有制度化的贸易与投资优惠协议。在这一点上，日本是“追随”美国的政策。

通过与中国对外缔结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情况比较，本文进一步揭示日本不与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并不是因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或者中国的市场机制尚未完全，或者中国在与WTO国际规则的接轨不足（知识产权保护不足）。甚至可以说，中国在诸多FTA对象国的条件上要远远优越于日本FTA现有对象国的平均值。

1.日本选择的标准国家模型：国土、人口、人均GDP与对日本的贸易额比重

日本政府在东亚选择FTA/EPA对象时选择了韩国、东盟和东盟各国，在其他地区则选择了墨西哥、智利、澳大利亚和印度等国。日本的FTA对象国，根据它们之间的条约进展情况可以初步地分为三类：（1）已经达成自由贸易协定：新加坡、墨西哥、马来西亚、智利、泰国、菲律宾、文莱、印度尼西亚等十一个国家与区域性组织。（2）已启动正式的官方谈判、正在正常进行条约谈判的：GCC、印度与澳大利亚。

笔者选取了面积、人口，GDP、人均GDP、与日本双边贸易的比例、日本进口额与日本出口额等指标，对这些国家及其日本之间的贸易关系进行了定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从各指标的平均值来看，日本FTA对象国有四个特点（更详细的情况请参见表1）：

2.日本的东亚贸易政策是追随美国，还是日美竞争？

通过观察表2，我们发现，在美国与相应国家谈判或签署贸易协定后不久或同时，日本往往会紧随其后启动与相关国家的谈判，并成功签署双边贸易协定。日本选择的贸易协定国家几乎没有超出美国选择或辐射的范围。那么，这反映了日本追随美国的对外贸易政策，还是日美在该地区的竞争？笔者以为后者的可能性更大。

日美关系是复杂多层次的。日美虽然达成在军事安全层面结盟、缔结有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但是在经济上，日本较少受到美国的影响，两国尤其是两国的跨国公司以竞争为主。

3.中国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对象国

目前世界范围内已经与中国缔结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与国际组织有：澳门、香港、东盟、巴基斯坦、智利、新西兰、新加坡、秘鲁、亚太经合组织、哥斯达尼加；正在谈判的有：海湾合作委员会、澳大利亚、冰岛（中止）、挪威、南部非洲关税联盟等；研究之中的有：印度与韩国。

四、展望：作为东亚共同体基础的中日贸易协定

双边贸易论文范文第5篇

一、中印双边经贸关系发展的特点

在过去20年中,中印两国双边经贸关系日益密切,不仅贸易额迅速攀升,而且双方相互直接投资的额度也呈较快上升的趋势。这表明对两国贸易摩擦问题的不当处理可能从根本上损害双方的贸易利益,应尽量避免简单地使用贸易报复措施。

(一)双边贸易规模快速增长且贸易失衡日益严重

1992年中印双边贸易额仅为3.39亿美元,此后双边贸易持续增长,2000年中印两国贸易额上升至29亿美元。在随后10年里中印双边贸易额出现了迅速增长,年均增长率达到40%以上。其中在2008年达到了517.8亿美元的高峰。虽然在2009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衰退的影响,中印双边贸易额比上一年度出现了小幅度的下降,但仍比2007年有较大幅度的增长。总体而言,两国双边贸易额保持了稳步增长态势。中印双边贸易快速增长的同时,也伴随着越来越严重的贸易失衡问题。长期以来,中印贸易基本保持平衡,然而到2006年,印度对华贸易出现赤字。2004年,印度对华贸易保持着17.4亿美元的顺差,到了2006年变成了43亿美元的逆差,2009年逆差扩大到了159.5亿美元(如图1所示)。据中国海关统计,2023年中印双边贸易额达617亿美元,其中印度对中国贸易逆差201亿美元,逆差较2009年扩大25%。

(二)双边直接投资规模呈上升趋势

与双边贸易的快速发展相比,中印两国双边直接投资尚处于起步阶段,规模较小。截至2009年,印度对华的投资项目累计402个,实际使用金额27055万美元;同期中国对印度的直接投资额累计为12509.1万美元。虽然双边直接投资的规模较小,但从图2中可以看出,两国之间的直接投资规模总体上呈上升趋势。上述数据表明,中印两国双边经贸关系日益密切,保持良好的经贸关系对两国的经济发展越来越重要,因此正确处理两国贸易摩擦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印度对华贸易摩擦的特征

近年来,印度对华贸易摩擦呈现出三个典型特征:在贸易摩擦的表现形式上以采取反倾销措施为主;反倾销调查案件的数量不断攀升且为“单向贸易摩擦”;贸易摩擦的强度也呈上升趋势。下面本文就这三个特征进行具体的分析。

(一)贸易摩擦的表现形式以反倾销为主

反倾销在贸易摩擦中是较为常见的一种保护措施。中国出口产品从1979年开始遭遇到反倾销的困扰,截至2023年6月底,中国共遭受了784起反倾销调查,占到了同期全球反倾销调查案件总量(3752起)的21%,并从1992年开始成为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20世纪80年代,美国、欧共体等发达贸易伙伴是反倾销的主要使用者,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也开始运用反倾销来限制中国产品,其中印度最为突出。根据印度商工部网站案件列表统计,从1992年印度对外发起第1起反倾销调查以来,截至2023年年底,印度共对中国产品发起137起反倾销调查,1起反补贴调查,6起特保措施调查和11起保障措施调查。总体来讲,中印两国之间贸易摩擦形式较为单一,主要以反倾销措施为主,占比高达到90%。

(二)反倾销调查案件的数量不断攀升且为“单向”贸易摩擦

对华反倾销调查的国家基本上都是我们的主要贸易伙伴,而且主要是以欧盟和美国为主。与印度发起反倾销的数量相比较可以发现,我国对印度发起反倾销可谓是少之又少,2005—2023年只有1件。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并没有将反倾销作为对等的措施报复印度,具有明显的单向性。由图3可以看出,1995—2000年的6年间,从数量上来说,印度对华的反倾销呈逐渐上升趋势,并在2001年随着中国加入WTO,印度对中国产品采取反倾销措施达到峰值,高达14件之多。但随后2003年及2004年却出现了一个小幅度的下降,而到2005年由于纺织品服装配额的取消,印度对华反倾销从此又开始呈逐渐攀升趋势。印度国内一直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加之由于2008年金融危机使得全球经济遭受重创,印度为保护本地市场,不断地挑起贸易争端,同时在“中国威胁论”的影响下,印度更是不断地针对中国产品实施反倾销,力图从经济上遏制中国,对中国反倾销调查高达15件,使得我国产品深受其害。此时印度成为对中国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已超过了欧美等发达国家。

(三)印度对中国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的强度也逐渐加大

自20世纪90年代对中国发起第一起反倾销调查开始,印度就不断对中国商品发起反倾销调查。在发展中国家中,印度是对华发起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与印度对全球发起的反倾销对比可以发现,印度对华发起反倾销的案件数量占其对全球反倾销调查的比重自2004年以来(29%)明显高于1995—2003年阶段的水平(21%)(见图4)。印度对华采取的反倾销措施的案件数量呈现不断上升趋势,最频繁时印度曾经在一年内连续对我国出口产品发起15宗反倾销调查。不仅如此,这些针对中国的反倾销调查的涉案金额均十分庞大,仅2008年一年,印度对外反倾销涉案金额就高达16.7亿美元,比2007年增长20倍,严重影响了中国出口企业的正常发展。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第一,在表现形式方面,中国和印度之间的贸易摩擦在近几年来较为单一,主要是以反倾销为主。第二,在数量方面,虽然在2003年和2004年出现了一个小幅度下降,但是总体上来说,呈现不断上升趋势。第三,在强度方面,不管是从对华反倾销案件数量占对全球调查的比重,还是涉案金额来说,印度对华采取的反倾销调查呈现加强趋势。

三、印度对华贸易摩擦产生的内在机制分析

(一)印度对华贸易摩擦产生机制的理论分析

要素禀赋理论认为,贸易最容易在要素禀赋差异较大的经济体之间发生,并且差异越大,潜在的贸易规模也就越大。相反,如果两个经济体要素禀赋相近,则潜在的贸易规模较小。新贸易理论基于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解释贸易的产生,认为产业内贸易最容易在收入水平相近的工业化国家之间产生。由于中印两国都属于低收入经济体,相比于工业化国家都是劳动力相对丰裕的发展中国家,因此要素禀赋理论更适用于对中印贸易的解释。由于贸易失衡通常是贸易摩擦产生的直接原因,而由于H-O模型中贸易总是平衡的,因此具体对中印贸易失衡问题进行解释时,必须考虑到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事实:①2005年至2008年中印贸易额增长速度达到了33%~54%,而同时中国对印贸易顺差以更高的速度增长;②中国加入WTO以后,贸易总量和总的贸易顺差规模逐年扩大;③这一时期中国对欧美发达国家从总体上呈贸易顺差且不断扩大,对主要的发展中国家也呈现顺差。本文认为,中印两国之间贸易迅速增长和贸易失衡扩大,根本上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高外部依赖性和中印两国要素禀赋相近共同作用的结果。长期以来,由于国内消费的不足,我国经济增长方式是以投资和出口为主导的,投资在维持经济增长、保障就业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在国内家庭消费倾向持续下降的背景下,这些投资大都属于“出口偏向型”投资。也就是说,投资形成的生产潜能无法被本国消费所吸收,最终形成更大规模的出口。从表面上看我国当前的经济增长模式是由投资和出口拉动的,实质上则是主要是由出口拉动的。在20世纪90年代至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初期,我国过剩产能主要通过发达国家市场消化。由于我国同工业化国家之间要素禀赋差异较大,因此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更容易向这些国家出口,并引起了大量的贸易摩擦。但随着“出口偏向型”产能的进一步扩张,发达国家的市场日益饱和,同时加入WTO后全球贸易伙伴关税壁垒的降低,我国出口产品开始大量转向发展中国家市场。由于要素禀赋相近,对发展中国家的过剩产能输出更容易引起贸易伙伴的贸易失衡和就业恶化,也就更容易遭受来自发展中贸易伙伴的贸易摩擦。并且此类贸易摩擦呈现出发起国集中度高、单向性明显、贸易限制程度高和集中在货物贸易领域的特点。而中印贸易摩擦只不过是中国与发展中贸易伙伴贸易摩擦的典型代表。结合现有文献,本文认为印度对华贸易摩擦产生的内在机制为:①由于消费的不足,我国经济增长呈现出严重的外部依赖特征,加大了遭受贸易摩擦的潜在可能性;②随着工业化国家市场进入壁垒(如技术性贸易壁垒,两反一保等)的提高和加入世贸组织后整体外部贸易壁垒的降低,中国出口开始转向以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③由于要素禀赋和产业结构的相似性,中国的剩余产能输出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印度的贸易逆差;④由于印度就业状况长期得不到改善,其国内将就业问题与对华贸易逆差问题相联系,强化了“中国威胁论”的社会观念;⑤上述原因直接导致了印度对华频繁采取保护性贸易措施,并由于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而有所加强。该机制可以用图5表示。

(二)中印贸易摩擦的具体原因

在上述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对中印贸易摩擦产生内在机制涉及的具体原因进行了进一步细致分析。

1.产业结构相似与中国经济增长高外部依赖的共同作用

一些研究认为,由于中印两国的产业结构与出口结构相似,两国贸易缺乏互补性是贸易摩擦的重要原因。但从理论上讲,对于中印的发展中国家性质和要素禀赋特征而言,产业结构的相似应当是降低了贸易的可能性,特别是降低了贸易的潜在规模,而不是导致剧烈的双边贸易摩擦,特别是该观点不能解释中印之间的“单向”贸易摩擦现象。本文认为,是产业结构相似与中国经济增长高外部依赖共同导致印度频繁采取贸易保护措施。由于类似的要素禀赋和产业结构,两国在发达国家市场上处于竞争地位。但由于中国内部消费性需求的不足,导致在追求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不断通过投资性需求来满足增长的需要,而这些投资性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出口偏向型”的,当过剩的产能无法在本国市场上消化时,必然导致出口的迅速增长。而发达国家的市场无法消化这些产能时,中国的部分出口必然转向印度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形成中国对要素禀赋与产业结构相似国家的巨额贸易顺差,从而导致“单向”贸易摩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