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经济哲学论文范文第1篇

【正文】

哲学的经济学分析和经济学的哲学概括，是马克思理论研究中极其重要的内容，体现出丰富的方法论思想。认真清理和总结这些思想，无论对于我们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还是分析现实经济问题，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

一、客观性与主体性的统一

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既非单纯经济学也非纯粹哲学，而是在融合两者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质科学。这种“新质”，就在于它打破了当时的一些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考察经济问题的方法：或者从主观概念、理性原则出发剪裁、套用客观经济现实，否认后者是前者的基础；或者停留和止步于客观经济现象的表层，否认作为主体的人的认识、实践的能动创造性。前者是唯心主义的经济哲学方法，后者是机械唯物主义的经济哲学方法。

马克思对唯心主义经济哲学思想的批判，在他最初的经济哲学研究成果《哲学的贫困》中就有着充分的体现。他批评蒲鲁东从普遍理性出发建构经济学的哲学体系，把经济范畴视作“不依赖实际关系而自生”的思想，不过是一种先验的唯心主义的经济哲学。而他关于经济学要能够真正揭示现实经济生活的本质和规律，就必须跳出哲学的圈子研究经济现象的思想，则蕴含着从经济现实、物质生产出发的唯物主义经济哲学思想。同时，对庸俗经济学思想的反思，使马克思意识到，经济哲学要走出“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对“最粗浅的现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释”的误区，就必须突破以往的理论，在面对现实的同时发挥主体能动性，冲破思想障碍，敢于进行理论创新。

集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之大成的《资本论》，既与马克思立足于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现实，从现象分析中揭开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关系、运行机制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谜底”有关，又与马克思在充分吸取以往和当时的经济学、哲学思维成果基础上，善于走出哲学和经济学各自的理论藩篱，在综合两者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不无联系。正因如此，马克思才最终实现了其哲学与经济学成果——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论的有机统一。

纵观马克思一生的经济哲学研究，他不是躲进书斋给自己设定纯抽象思辨的命题，在主观玄想中构造体系，而是立足经济现实，捕捉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不囿于“现存”和既有的方法、结论，而是让“思想的闪电”在划破理论的迷雾中，揭示现实经济生活的真谛。

今天，虽然时代的巨变使经济哲学研究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与马克思那个时代有了极大差异，但马克思当年从客观性与主体性相统一的角度研究经济哲学的思路和方法，仍能为我们从事当代经济哲学研究提供有益的启迪。在此，不妨借用马克思的一句名言：经济哲学要想成为“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就必须“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同时，要充分发挥主体特有的能动性，破除陈旧的传统观念，解放思想，敢于创新，与时俱进。

二、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

科学性与人文性，分别从物与人的角度，体现了人类对世界的两种基本态度和价值取向，前者强调客观性和事实评价，后者强调主体性和人文关怀。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的对象，无疑是“现实的人”。马克思认为，“现实的人”既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又是能动的、有价值、理想追求的主体。因此，经济哲学要研究“物”，也要研究“人”，应是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辩证统一。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中，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这种辩证统一，体现得尤为彻底。

马克思既反对从所谓“纯粹的客观性”或单纯的技术理性、经济模式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认为这种撇开主体的人和缺乏对人的价值需要、利益要求、地位体现、发展愿望的人文关怀的理论，把人降低或等同于“物”和单纯“经济人”；同时，又反对从抽象的人、人性、人道主义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认为这种抛弃客观的物和缺乏对客体分析的“人文关怀”，只能使人成为虚假的主体和片面的“道德人”。与资产阶级经济学或哲学不同，马克思经济哲学的独到之处，在于他在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和人类社会历史的本质时，把它们视为以人的生产实践为基础和中介的合规律的过程，强调无产阶级解放之路的寻求，首先必须深入到客观的经济底层，同时，又关注现实的人尤其是无产阶级的地位、处境、命运和出路，认为自己的理论就是为“倍受压迫”的那个阶级提供解放的精神武器。因此，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中，对“人”的探讨既以对客观事实的科学研究为基础，又以对人的价值追求和发展要求为目的；对“物”的探讨既以人的价值取向为参照，又注重从物的基础、本源角度探究人文关怀的合理性和可能性。

今天，借鉴马克思科学性与人文性辩证统一的方法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有助于我们关注和研究全球化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经济增长、转型、变化、发展的现状、历史和未来趋势，立足科学的实证经济学，从人化了的客观世界中认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基质及其本质规律，为理解和满足人的价值需求、人生的现实性、时代的变易性、社会生活的真伪性，以及准确定位与之相应的人格模式，提供客观依据；同时，也关注和研究人在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体现自身价值、发展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善于运用科学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人的价值要求的客观范围和内在层次，为使人在冷漠、自在的自然物质世界中看到自己的价值，体现生存的意义，感到人生的温暖、美好和崇高提供激情泉源。具体言之，经济哲学要研究宏观的经济增长与人的发展、社会进步三者间的关系，研究微观的诸如经济发展、转型引发的利益与价值、公平与效率等矛盾，以及道德与经济、政治与经济、法律与经济乃至社会心理与经济等等之间的关系问题。

三、决定性与选择性的统一

决定性与选择性则侧重于从实践角度表述主客关系。决定性即承认人类社会历史及其经济运动是有自身规律可循的自然历史过程；选择性即承认社会历史及其经济运动又是历史主体的人有目的的活动过程。前者肯定客观世界和其规律的必然性及其对人的制约性，后者肯定主体的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认为作为历史主体的人一身兼任“剧中人物”和“剧作者”双重身份。因此，人类社会历史和经济运动的规律，是通过现实的人的有选择的能动性活动而得以实现的。人的实践是联接两者的中介，正是在实践基础上，两者达到了辩证的统一。经济哲学研究的目的之一，就在于通过对经济现实的理性考察，为发挥人的自主能动性提供理论根据，因此它应当从决定与选择的统一角度，研究作为客体的世界与作为主体的人之间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这种统一在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中，同样得到了体现。

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陷入纯实证经济论和蒲鲁东陷入纯思辨的经济论，原因之一就是他们离开历史的主客体关系来考察经济问题，没有看到客观经济规律既是人的能动实践的结果，因而人在它面前并非束手无策；但经济事实作为既定产物又具有客观必然性和制约性，因而人在它面前不能随心所欲。由于不能正确认识经济活动中决定性与选择性的统一关系，导致他们或者陷于机械决定论，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为“永恒之手”，完全制约着人的活动；或者陷于唯心能动论，视个体理性、“社会天才”的自由意志为解决经济矛盾的灵丹妙药。与他们不同，马克思一方面认为社会的、历史的物质活动是人类生产实践、经济生活的根本内容，生产力是在人类从事生产的经济活动的历史过程中积累、创造的物质力量，而不是自身无前提的先验假设；同时又认为人类生产实践是主体的人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生产力是人的实践能力的物化，生产关系是人为适应生产力而创造的结果。这样，马克思通过物质生产实践作为历史的主体与客体的基础和中介，科学地预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和经济活动，是历史决定论和历史选择论的统一。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上述方法考察当代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和制订新世纪现代化战略决策，有助于我们走出“超越论”和“循序论”的两极，既立足于“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研究诸如中国与世界体系的联系与交往中，经济的调整、重组、改革、开放等关系；又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创造性，在历史的决定性与选择性的交错点上“抓住机遇”，切实把我们的事情做好。借鉴马克思的上述方法研究生态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有助于我们走出“人类中心论”或“生态决定论”的两极，进而深入研究诸如经济增长与自然成本和生产效率、人口生产与物质生产，社会发展中的物质生产、人口生产与精神生产，自然发展与社会发展，以及社会生产和再生产与自然可再生性发展等等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

四、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

共时性与历时性，是分别从静态与动态、横向与纵向的维度考察社会结构及其形态的视角。前者侧重于以特定社会经济运动的系统以及系统中要素间相互关系为基础，把握社会结构；后者侧重于以社会经济运动的过程以及过程中的矛盾运动发展的规律为基础，把握社会形态。运动通过静止表现出来，相对静止中有永恒的运动。因此，共时性与历时性两者有着辩证统一的关系。

上述理论在马克思经济哲学中，具体体现为他的“有中介的社会生产体系”观：社会就其静态存在看，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就其动态展开看，是生产力发展改变生产关系及其一切社会关系。生产方式作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中介，既为生产力所决定又决定生产关系，既具生产力功能又具生产关系价值，是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人类社会特定结构及其整个历史运动，既是一个以生产方式内部各要素相互作用为基础的系统，又是一个由生产方式运动推动的过程。因此，社会结构与社会形态统一的基础，在于社会的生产方式。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上述观点研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助于我们既从历史的、现实的国情出发，又把它置于“世界历史”、“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中；既从我国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出发，又联系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和总趋势，从而既看到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因其中介性，可以共存于两种社会制度之间并互通互补，生产的技术层面构成生产方式的基础，经济体系以它为坐标系，经济形态的依次演进从根本上决定所有制形态的一般发展，因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市场经济发展阶段不可超越，中国必须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市场经济；又看到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的中介性必然与一定的经济关系、社会制度结合，生产关系的社会层面决定社会的基本制度，不同的所有制形态可以反映相同的经济形态。因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是可以超越的，中国实行的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应该而且必然是社会主义的。

五、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

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是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中又一基本的方法论思想。它体现为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不仅从经济现实出发，在研究经济现实中进行哲理的分析推论，并从中引出世界观、方法论的结论，而不是止步于实证归纳；而且在对经济现象进行哲理的分析与揭示中，融入经济的实证使之有根有据，而不致流于哲理的空洞思辨和抽象演绎。

还在马克思创立经济哲学之初，他就批判地审视了当时的经济理论，既反对蒲鲁东用先验原则、抽象哲学理念投射经济现实，认为这只能导致“可笑的哲学”；[9]又批评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停留于纯粹经济事实的肤浅表述和实证归纳，认为其不从经济关系的社会历史性考察、深究经济现象的本质，导致了他们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固定永恒的规律的唯心史观结论。而马克思《资本论》中贯串始终的抽象与具体、逻辑与历史、分析与综合、演绎与归纳的方法，则是他融合经济学实证性与哲学思辨性的结晶。虽然这部研究资本主义的巨著侧重于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但这种分析却既因哲学唯物史观的运用而使经济学的实证分析，超越了纯粹的表象描述而具有强烈的理性思辨，又因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的实证而使哲学的逻辑推演，超越了纯思辨的抽象论证而具有透彻的经验说服力，从而使它的价值，远远超过了任何单纯的经济学著作或单纯的哲学著作。纵观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思想，其哲学与经济学在相互交融基础上达到了辩证统一。如同劳动、分工、生产力、生产关系既是经济学又是哲学的基本范畴一样，马克思的经济哲学理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既是社会的、历史的、哲学的经济学，又是经济的社会学、历史学和哲学。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哲学理性思考和经济学实证分析统一的方法研究和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必须做到：一方面，在探讨诸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全球化等具体问题时，必须运用世界历史理论、社会形态论加以理性抽象而不能止于经济范式、技术模式、操作手段等经济学的表层。另一方面，在深化诸如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论、形态论、本质论、动力论等基本理论时，必须结合和依据世界、中国的社会经济变化现状和趋势，以及新科技革命、信息革命等问题加以经验证明，而不囿于抽象的概念框架和理论体系。更重要的是要在融合两者特征的基础上，创建出既不因满足于繁荣表象而对自身功能产生幻化、又不因囿于空洞思辨而对自身功能产生怀疑的，既适合又能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实的经济哲学理论。

【参考文献】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40，149.

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9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21，466-46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8.

马克思经济哲学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主体性；生态文明；理论指导

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生态哲学这一概念，但是他们的生态学哲学理念已经产生。资本主义大工业所带来的社会矛盾、阶级矛盾急剧加深；工业发展使人们对土地疯狂掠夺，对森林植被无限破坏，使马克思和恩格斯预见到生态问题对人类产生的严重影响，预示生态哲学的发展。生态学是探讨人、自然、社会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的学术。这些关系都是阐明人与自然之间如何相处的哲学关系，生态学必然会发展到生态哲学。生态哲学是从生态学发展而来，主要是研究生态问题的哲学理论。生态哲学从人与自然关系出发，着重研究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和谐统一，探讨人、社会、技术、工具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人与自然关系是否和谐统一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不断改变世界、认识世界是否成功的关键。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建设生态文明社会，就要坚持正确的理论指导。马克思生态哲学以人为主体，从人的角度出发以整个物质世界为研究对象，阐明了生态哲学是按照什么样的自然规律运行，揭示了自然和谐发展的重要性。如今，社会发展迅速，生态破坏严重，马克思生态哲学对社会发展具有理论指导作用。

一、马克思生态哲学内容概述

1.人是第一主体

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观里与我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思想相一致。马克思生态哲学观中人来自于自然，创造出社会，最终人与自然、社会之间是和谐统一才会保持整个生态系统正常运行。人与自然、社会是整体与部分、系统与元素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就是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最高目标，也是实现人类自身的价值目标。马克思与通过人的主体性很好地与我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相吻合，被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接纳。马克思生态哲学“以人为本”，人是第一主体。从人主体利益出发来阐述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以人为本”是把人视为改造世界的主体，从人的角度来看自然界。人的利益最终实现，就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马克思曾说:“旧唯物主义的立足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足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1]。以人为主体，就是从人主体利益出发，来协调人、社会、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维护整体利益，不能因私而忘公，要保护生态环境，使自然界与社会都得到持续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物质大生产，物质欲望大于一切，对自然界无止境地掠夺，造成水土流失、草地退化、荒漠扩张，严重的自私自利行为给整个自然界带来了巨大伤害。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把双刃剑，它推动人类文明向前发展，但又携带着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挑战自然界生态承载能力。于是，我们不能一味地坚持经济飞速发展，要从人类社会长久发展出发，寻找一条可持续发展道路。

2.科学性是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主要特点

马克思关于生态危机的描述为“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即使如此，马克思也不是对科学、经济和思维意识形态等社会存在的因素做简单直列式评述，而是运用经得起考验的理论来帮助人们实现对哲学的掌握，要遵循基本理论规律，按照特定的原则如：抽象到具体、个别到一般等原则进行实践。马克思运用这些原则本质地揭露资本主义利润为上的社会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之间的尖锐矛盾冲突，揭示生态破坏带来的宏观与微观的后果。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是一门科学，具有浓厚的科学性。第一，马克思生态哲学从自然科学理论出发，以自然生态规律为基础，发展生态哲学。第二，马克思生态哲学坚持物质第一性，从唯物主义思想出发，物质决定意识，人只要遵守自然运行规律就可以创造物质，按照自然规律开展实践活动，就可以可持续地从自然界获得物质生产资料。不然就会造成生态资源枯竭，受到自然界的恶性反馈。第三，马克思生态哲学找到了引发生态环境问题的原因所在，也找到了改善生态的方法。马克思以及恩格斯都认为，资本主义掠夺式的生产是造成生态破坏最主要的原因，旧生产方式已经不适应社会发展，只会给社会发展带来阻碍，寻找新生产发展方式迫在眉睫。只有找到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产方式，才能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如今，建立生态文明社会是解决生态问题的最佳途经。第四，马克思生态哲学是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有机统一。生态哲学辩证法就是物质世界与主观世界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也是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基本理论基础。

3.实践性的特征

马克思的“批判的和革命的”思想精神透露着实践观点，与实践观点存在严密的逻辑性。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批判和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直观感性批判做了深刻的批判。马克思认为世界存在的万物都要通过实践去了解掌握，物质生产实践以及其他的社会关系实践才能顺利地开展。实践主体性是为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基本特性。第一，马克思从实践与认识之间的关系出发来研究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旧生态哲学无视实践，忽视人是实践主体性，因而不能正确阐述人与自然界的关系。马克思生态哲学把实践当作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活动，人通过实践来掌握世界运行的一般规律，总结经验得出结论从而更好地指导实践。第二，马克思生态哲学认为实践是解决生态问题的根本方法，人通过实践作用于自然界，使自然界产生相应效应。实践是人与自然界互相联系的媒介。实践是人作用于自然界的方式，实践产生生态问题，人也要通过实践来解决生态问题，维护生态平衡，促进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总的来说，马克思生态哲学就是以人为根本、以实践为基础、以促进人与自然界和谐发展为目的的哲学理论[2]。体现了辩证法与方法论的有机统一，体现了理论性与实践性的有机统一。

二、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意义

1.马克思生态哲学有助于我国人民发展理念的转变

马克思生态哲学特点很好地转变了我国人民对生产、生活的发展理念，深刻改变了我国人民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旧思维。从传统发展来看生态危机的产生都是人们思想认识上的错误造成的，传统理念的转变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我们要摒弃传统中不良的思想，要将物质生产与环境和谐放在一个整体中考虑，放在一个有机系统中进行分析研究。树立新的经济发展理念，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展，达到不以损坏未来为代价的可持续发展。实践需要理论指导，在正确理论指导下，实践才会按照正确的方向发展。马克思生态哲学就为我们指明了道路。第一，掌握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坚持以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指导。熟悉马克思生态哲学，就掌握了以人为主体思想理论，排除了以物为本的错误思想，建立了正确价值观。第二，马克思生态哲学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理论指导。马克思生态哲学为人的实践活动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导。生态学是马克思生态哲学科学基础，从生态学出发把握马克思生态哲学更好地指导我们建立生态文明社会。第三，坚持马克思生态哲学观，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马克思生态哲学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只要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就可以建立生态文明社会。人的实践促进了自然发展，就是掌握了正确科学理论；相反阻碍了自然发展，就是被错误的理论所误导。掌握马克思生态哲学，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所以，马克思生态哲学促进生态世界、主观世界、客观世界相互和谐统一的基础，学习和研究马克思生态哲学，有助于实现真、善、美的有机统一[3]。

2.马克思生态哲学提供了建设生态文明社会的方法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统一，批判人与自然界对立起来的观点。他们指出环境创造并影响着人，人也通过实践活动来反作用地改造环境，人在适合于人本性的条件下合理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必须以马克思生态哲学为理论指导[4]。第一，马克思生态哲学是实践哲学理论发展的基础。要掌握以人为本的科学理论，就要理解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马克思生态哲学主体思想就是以人为本，维护主体利益解决生态问题，促进整体利益的发展。掌握好马克思生态哲学为更好地发展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打下基础，促进社会主义社会可持续发展。马克思生态哲学体现了人与自然界辩证统一的关系，它要求我们不能只顾眼前利益，要掌握好全体利益，也为后代子孙利益考虑，维护生态文明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第二，马克思生态哲学要求我们掌握自然基本规律，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生产实践活动越多对自然界认识就越丰富，掌握自然规律的能力越大就更容易创造多样性的生产活动。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要关注生态文明的建设。马克思生态哲学是辩证的自然观，需要用辩证的眼光看待问题，通过正确的理论指导实践，达到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和谐统一发展，完成生态文明社会的建设，促进社会可持续向前发展，马克思生态哲学为我们指明了方向。

3.生态哲学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理论指导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为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经济处于严重落后状态加上传统的经济发展思想，我国较长的一段时间采用了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忽略了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协同发展，为未来经济的发展带来极大的隐患，激起了人与自然之间的深刻矛盾。因此，我们要立足国情从我国的基本情况出发，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正确的生态理论引导下做到经济效益最大化，处理好人与自然生态之间的关系。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指明了前进方向，也提高了广大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勇气。以现在为代表的科学社会主义发展观就是结合马克思生态哲学，把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很好地融合起来，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是指导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最全面的生态理论。当今，经济得到了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快的发展，经济全球化使人类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生态恶化问题，为了改善生态，人要掌握生态哲学理论，坚持正确理论指导，按照正确方法从事实践，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是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为解决生态问题提供了很好的指导。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关春玲.生态哲学的重生:论马克思实践观的生态哲学意义[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5）.

[3]王仕国.论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理论视野与历史使命[J].求实，2023（11）.

马克思经济哲学论文范文第3篇

[论文关键词]延安时期；知识分子群体；中国化

深人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前提，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途径。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有领袖人物群体和知识分子群体“两大创作主体”，当前学界对该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作主体的研究呈现“重领袖人物群体、轻知识分子群体”特点。关于延安时期领袖人物群体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探索与贡献，学术界已有较充分的研究，而关于该时期知识分子群体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宣传，学术界的研究则较为薄弱。该文试图系统梳理延安时期知识分子群体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探索与贡献，相信对当今正确对待知识分子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仍有重要借鉴意义。

一、延安时期知识分子群体概况分析

延安知识分子群体是指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延安为中心形成的、在思想上接受与诠释中国共产党革命意识形态为特征的知识分子的集合体。自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开始，来自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奔赴延安。“1938年夏秋之间奔向延安的有志之士可以说是摩肩接踵，络绎不绝的。每天都有百八十人到达延安”，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四万余人，就文化程度而言，“初中以上71％(其中高中以上19％，高中2l％，初中31％)，初中以下约30％”，延安知识分子群体基本形成。

(一)延安知识分子群体的成因

首先，抗战救国社会使命感的必然抉择是延安知识分子群体形成的直接因素。在当时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下，知识分子把振兴民族的希望寄托于共产党身上，延安便成为有志于抗日救亡知识分子所向往的地方。“我是反对不抗战，对人民实行高压政策才放弃学业来投奔共产党的，他们应该相信绝大多数知识青年来延安都是这样的动机”。

其次，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是延安知识分子群体形成的内在动因。为扩充队伍组织抗日，党中央把吸引、组织知识分子到延安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时任中组部部长的陈云呼吁，“谁抢到了知识分子，谁就抢到了天下”。中央制定知识分子政策，对知识分子的使用、生活待遇等作了具体规定。如在当时物资供应紧张情况下，“著名学者何干之到达延安后，中共中央给予何干之很高的待遇：每月20元津贴费，还派给他一名警卫员”。

第三，对民主、自由、平等新生活的追求是延安知识分子群体形成的现实因素。当时延安是平等自由民主的“乐园”，“在中国共产党治理下，延安成为一个在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生活方面充满革命色彩的相对独立的世界。”政治上，延安是“民主中国的模型”，特别是“中共领袖之间那土生土长的民主，和重庆是一个惊人的对比”。经济上，实行以平均主义为特征的军事供给制生活。社会生活上，革新社会旧俗，主张男女平等。这些都让全国各地追求平等自由民主的知识分子热血沸腾，纷纷冲破家庭束缚奔赴延安寻求新生活。

(二)延安知识分子群体的基本特征

第一，凝聚各界大批专家学者。当时一大批哲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翻译家、作家、艺术家等从全国各地奔赴延安，活跃在文学艺术界、理论界、学术界等领域。例如，在学术界，哲学家有艾思奇、何思敬、何干之、张如心等，经济学家有王学文、王思华等，历史学家有范文澜、吕振羽等。在文学艺术界，延安汇集了几百位国内一流的文学艺术家，诗人有何其芳、艾青、柯仲平等，作家有吴伯箫、周立波、刘白羽、沙汀等，他们为延安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二，实现与工农群众的结合。知识分子只有依靠广大工农群众，才能在抗战中发挥先锋作用。“没有工农这个主力军，单靠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这支军队，要达到反帝反封建的胜利，是做不到的。所以全国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一定要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和他们变成一体，才能形成一支强有力的军队。”党中央号召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结合，做到知识分子工农群众化，最终从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

第三，思想上达成鲜明的共识。近代以来，广大知识分子为探求民族发展道路，曾提出与实践过各种主义和主张，但均以失败告终。延安时期，知识分子在共产党人的影响下，形成了新的文风，改变了过去“言必称希腊”的教条主义，在思想上达成鲜明共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作为统一指导思想，认为只有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为指导，才能真正实现民族独立。

第四，阶级属性实现彻底改变。为了抗日救亡事业，在共产党的教育和帮助下，知识分子肃清自身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实现了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彻底转变。通过完成了在思想意识、精神气质、价值取向和阶级归属上的群体转型，最终实现了从“旧我”到“新我”的蜕变。如有许多人人党，“抗大第四期共有知识分子学员4655人，入学时仅有党员530人，仅占11％，但到毕业时党员增加到3304人，占知识分子总数量的71％”。

二、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翻译、编辑和出版

抗战之前，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主要在国统区的中心城市以一种比较隐蔽的方式进行。抗战爆发后，在以延安为中心的根据地，马克思主义理沦研究变成公开化。当时面对革命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客观上要求我们党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为了解决马列著作译本少的问题，中央在延安设立了第一个编译马列经典著作的专门机构——马列学院翻译部，集中了王学文、吴亮平、艾思奇、何思敬、王实味、王思华、何锡麟、吴文焘、成仿吾、徐冰、柯柏年、景林、曾涌泉、曹订等一批专业编译人才。“编译部的主要任务是编译《马恩丛书》和《列宁选集》以及斯大林的著作。编译任务十分繁重，要求每人每天译1万字。”王实味当时翻译了许多马列著作，据回忆录记载，“当年延安解放社出版的《马恩丛书》10种，其中《价格、价值和利润》、《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这两本是他译的，还有《列宁选集》18卷，他翻译了两卷半。””他们的翻译及其著述为把马克思主义转换成中国语言、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作出了贡献，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

首先，他们翻译、编辑和译校了大量外国经典著作。曾说过：“学个唐三藏及鲁迅，实是功德无量的。”据不完全统计，从1938年到1942年间，延安知识分子翻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有30多种，产生重要影响的有《马克思恩格斯丛书》(10卷)、《列宁选集》(18卷)、《斯大林选集》(5卷)及《联共布党史教程》等。还重新译校了许多经典著作的单行本，如柯柏年译《反杜林论》，吴黎平、刘云译《法兰西内战》，成仿吾、徐冰译《共产党宣言》，吴黎平译《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及何思敬、徐冰译《哥达批判纲领》等。为了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专题研究，他们编译了一些专题集，如李达等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艾思奇、景林译《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唯物史观的书信》，王石巍、柯柏年译《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柯柏年、艾思奇、景林等译《马恩通信选集》，王学文、王思华、何思敬译《政治经济学大纲(初稿)》，柯柏年译、吴黎平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艺术》，李达、雷仲坚译《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沈志远译《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及吴文焘、成仿吾译《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等。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讲，翻译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当时知识分子联系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语言特点对马克思主义的“原材料”进行“初加工”，积极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传播。

其次，利用报纸、期刊发表文章，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报纸、期刊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阵地，延安知识分子主持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刊物的编辑出版，如邓拓主编《晋察冀Et报》、潘梓年主编《群众》、沈志远主编《理论与现实》等，他们撰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文章主要通过这些媒介发表。除此之外，还在共产党编辑出版的报纸、期刊上发表文章，如艾思奇的《哲学是什么》在《中国文化》上连载，风靡当时的《联共党史研究提纲》也连载在《解放》周刊上。知识分子翻译的马恩列斯的文章也主要通过这些刊物发表，如杨松翻译曼努伊尔斯基的《斯大林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杨松和袁维翻译列宁的《社会主义与战争》、杨松翻译季米特洛夫的《战争与资本主义诸国里的工人阶级》等曾连载于《解放》周刊。报纸、期刊成为当时知识分子宣传、研究和探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阵地和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研究的主战场。

第三，延安知识分子还通过出版著述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如杨松等编著的《社会科学概论》、李达编著的《社会学大纲》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吕振羽著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艾思奇和吴黎平编著的《唯物史观》、潘梓年著的《逻辑与逻辑学》、吴黎平著的《论民族民主革命》等著述，涵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内容，是立足于中国现实、运用中国语言对马克思主义的系统介绍，扩大了国内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视野。特别是李达编著的《社会学大纲》，代表了当时国内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最高水平，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出了贡献。

三、依托学校及社会科学研究会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研究

为了培养干部人才及全方位、多层次地开展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和研究，中央继恢复中央党校后，又先后创办了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马列学院、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行政学院、军事学院、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八路军军政学院和延安大学等学校，把马列主义理论作为重要教学内容，开设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马列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世界政治及联共党史等课程，强调系统化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把握马列主义理论的实质和方法，提高应用马列主义分析具体问题的能力。延安知识分子中的许多人，如成仿吾、张如心、王学文、艾思奇、何干之、李凡夫、周纯全、吕骥、温齐泽、吴亮平、王思华、杨松等都担任过这些学校的教员，他们在普及马列主义基础理论教育方面作出了榜样。

这些学校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研究作出了很大贡献，特别是1938年5月5日为纪念马克思诞辰120周年成立的马列学院，这是当时第一所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基础理论的正规院校。学院开设的课程主要有：哲学、政治经济学、马列主义、中国革命史、西方革命史、联共党史、党的建设等。

授课任务均由知识分子承担，如在“马列学院讲授政治经济学的王学文，是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之一，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很深的造诣；讲授哲学的艾思奇，他的《大众哲学》在延安广为流传；讲授马列主义基本问题的吴亮平，曾因第一个翻译《反杜林论》而受到的赞赏”。1941年7月，马列学院改组为马列研究院。9月，又改名为中央研究院，宗旨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研究中国现实问题。全院采取分科设室、专家指导的原则，共设9个研究室，室主任均由各学科理论专家担任。即：中国政治研究室，主任张如心；中国经济研究室，主任王思华；中国历史研究室，主任范文澜；中国文艺研究室，主任欧阳山；国际问题研究室，主任柯伯年；俄语研究室，主任师哲；中国教育和新闻研究室，主任李。各个研究室积极开展研究工作，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历史研究室在范文澜主持下，用马克思主义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编写《中国通史简编》(上册)；文艺研究室用马克思主义方法来研究中国文艺史，编写《中国新文学史纲》；文化研究室还同政治研究室合编了《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一书，供全党研究和学习马列理论使用；教育研究室在李主持下，着重研究马克思列宁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学院培养了大批干部人才，“所有经过马列学院及中央研究院学习和锻炼的干部，以后在各个时期的艰苦斗争中，在各条战线的广泛实践中，可以说，都起了应起的骨干作用。”

除此之外，知识分子还依托各种社会科学研究会深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那种马克思主义研究零散和分散状况，使马克思主义研究步入有组织、有计划的研究轨道。从1939年春到1940年5月，先后成立了政治经济学研究会、中国问题研究会、党建研究会、马列主义研究会和哲学研究会，当时的王学文、王思华、吴亮平、杨松、艾思奇等知名知识分子担任过各研究会主任。这些研究会，既研究理论问题，也研究现实问题，如1939年春成立的由任指导员、杨松任主任的中国问题研究会，研究的主要问题有：中国社会性质，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任务、性质及前途，沦陷区工作，中国文化运动，中国少数民族问题，中国职工问题，中国青年问题，中国妇女问题及中国农民土地问题等。

四、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专题研究

延安时期知识分子群体极为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专题研究，当时主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等理论进行中国化研究和实践。

(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专题研究

延安时期以艾思奇、陈伯达、和培元、陈唯实、杨松及张如心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把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中国化的专题研究。其中，艾思奇在《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中最早提出哲学研究的中国化和现实化，强调加强对新哲学和辩证唯物论的研究。和培元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本质，“在于辩证唯物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的革命实践的结合，与中国的历史实际的结合”。对于哲学理论研究的主体条件，和培元认为研究主体必须有系统地研究中国哲学史，从哲学的观点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各种著作，吸取他们观察问题和分析问题的立场方法。艾思奇则强调，研究者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总结当前的实践经验，并与中国传统结合，取得民族的形式。知识分子强调运用辩证唯物论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如陈伯达注重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的古代哲学，在《解放》、《中国文化》杂志上发表《老子的哲学思想》、《孔子的哲学思想》、《墨子的哲学思想》等文章，挖掘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唯物论思想和辩证法思想。

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专题研究过程中，延安新哲学会发挥了重要作用。新哲学会由艾思奇、何思敬等l8人发起，其主要任务是组织研究、翻译和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中国革命实践。该会对动员和组织广大干部学习和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培养理论研究干部起了很大作用，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

(二)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专题研究

该时期以范文澜、何干之、杨松、陈伯达、吴玉章、金灿然、叶蠖生、杨绍萱、谢华、唐国庆等为代表的史学工作者，倡导运用马克思主义治史，从史学指导思想及史学研究方法等方面探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专题研究的发展方向，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中国化及中国特色史学建设作出了贡献。杨松在《关于马列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中提出，在历史学方面要用马克思列宁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要有丰富的世界各国历史知识和用世界各国革命的眼光去整理中国历史。艾思奇在《辩证法唯物论怎样运用于社会历史的研究》中重申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强调用唯物论和辩证法方法来研究社会历史发展规律问题。金灿然认为研究中国历史的方向“在于历史唯物论的中国化，要运用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分析研究中国固有的历史材料，把中国历史学带到真正的道路上”。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专题研究取得很大成就，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邓初民的《中国社会史教程》、华岗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等，都是我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通史著作。尤其是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这是我国第一部用马列主义观点与方法撰写的中国通史，开拓了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编写中国历史的新境界。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中国化的进程来看，延安史学研究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史学工作者运用唯物史观揭示中国历史发展规律，把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中国化推到一个新阶段。

(三)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专题研究

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延安知识分子积极主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剖析旧中国经济，建立以研究中国经济为主题的“中国经济学”。该领域代表人物有王亚南、沈志远、陈翰笙、王思华、薛暮桥、王学文等。

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专题研究也取得很大成就，何干之系统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中国经济问题，他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一书，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经济关系作了详细说明，该书成为研究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史的“起点”。王亚南的《中国经济原论》，首次大胆运用《资本论》的结构体系和方法范畴分析旧中国的经济形态，成为实践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国化的一部代表作。在著作中，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分析旧中国经济，给主张旧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正确观点提供了科学依据。该书被认为是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发挥过重要影响的著作，后来改名为《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重新出版，翻译成多种语言文字在国外市场发行。此外，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研究中国社会经济问题卓有成效的陈翰笙，写成《帝国主义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广东农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等著述，以祥实的经济事实说明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等，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专题研究取得的重要理论成果。

五、创作主体间的互动与交流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与研究

延安时期主要由领袖人物和知识分子两大创作主体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了探索，领袖人物群体主要以、刘少奇、、王稼祥等为代表；知识分子群体涉及各个领域，如哲学方面的艾思奇、胡绳、陈伯达、李达；史学领域的郭沫若、翦伯赞、何干之、吕振羽；文学方面的周扬、邓拓、柳浞；社会学领域的李达；经济学领域的薛暮桥、钱俊瑞、孙冶方等。两大创作主体间的互动与交流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研究起到了积极作用。

早在知识分子大批到达延安之前，、等领导人就与艾思奇、柳浞、陈伯达等人通过作品和书信“神交已久”。到达延安后，以为代表的中央领导人与专家学者的交流更加频繁，交流的内容主要是探讨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涉及哲学、史学、文艺等多个方面。交流方式多样化，包括阅读著述、学术讨论及学习运动等，如与艾思奇探讨哲学，与何干之探讨历史，与陈伯达探讨古代哲学，与范文澜谈经学等。先后与何干之、周扬、潘梓年、萧三、吴玉章、范文澜、周文、萧军、胡乔木、郭沫若等人通过书信形式探讨马克思主义史学及文艺理论问题。1939年1月，在给何干之的信中指出：“我们同志中有研究中国史的兴趣及决心的还不多，延安有陈伯达同志作这方面的研究，你又在想作民族史，这是很好的，盼望你切实地做去。”

马克思经济哲学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唯物史观；世界历史理论；哲学观；经济全球化

一、前言

现阶段，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已经成为当下最火热的话题之一，主要体现在经济全球化的理论与本质，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影响。尽管马克思没有运用经济全球化这一词语，但在自身的唯物史观、世界历史理论、以及哲学观中都蕴含了经济全球化的思想。马克思经济全球化思想既不会与人类的发展同步，也不是人类发展的最终过程，而是一种资本性质的经济全球化过程。

二、马克思经济全球化思想的哲学基础本质

马克思经济全球化思想的哲学基础本质共有三点：

一是新哲学找到走向现实世界的方向，马克思认为，旧哲学的发展之所以遇到重重困难，其根本原因就是抽象的理论影响了现实哲学的发展，进而对黑格尔的思辨辩证法进行深入的分析与批判后，将马克思中的哲学融于世界的发展之中，进而使新哲学找到走向现实世界的方向[1]。

二是唯物史观提出了方法论原则，马克思认为，经济全球化出现问题的间接原因就是哲学观的改革，因此，马克思重新确定哲学，并为唯物史观提出了方法论原则。

三是解决资本与劳动的矛盾，对资本社会主义进行批判，由于马克思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下，因此，可以对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与批判，进而使现实哲学融入对资本追与社会的批判中，从而解决资本与劳动的矛盾。

三、马克思经济全球化思想的世界历史理论本质

马克思经济全球化思想的世界历史理论本质共有三点：

一是人类的发展形成世界的历史，唯物史观不但具有历史性，还是人类生活的最终产物，也正是因为如此才形成了世界历史，但世界历史的提出者并不是马克思，但是马克思、黑格尔、康德、维柯等人等站在历史哲学的角度下考察过。

二是世界历史发展形成的趋势与动力，人类生产的方式与人类交流的方式几乎都是相同的，马克思也深知这一点，并指出了“世界历史”具有客观性，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促进了人类的交往，进而人类的发展史形成了世界历史，并成为了世界历史发展形成的趋势与动力[2]。

三是完善世界历史理论、解放无产阶级、实现共产主义，资本主义既不会促进世界历史完成，也不是世界历史的终点，只是世界历史的引导者，而资本主义的建立却促进了无产阶级的解放，进而实现了共产主义的发展。

四、马克思经济全球化思想的本质

马克思经济全球化思想的本质共有两点；一是世界历史的形成促进经济全球化。

首先，人类的发展过程与经济的全球化是不一致的，经济全球化是社会发展下的最终产物，在马克思的世界观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离不开历史的发展；其中资本主义与经济的全球化也是不一致的，资本主义是在不断的发展中才创造出经济全球化，显然，资本主义在发展时，自身就具有国际性，例如发现美洲新大陆、环球航行以及开拓殖民地等[3]。

二是经济全球化的本质与发展趋势，首先，就表面而言，经济全球化是在市场的发展下，将市场经济体系中的规则以及原则与全世界的经济济宁融合，呈现出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其次，国内是在不断进行改革并接轨国际的状态下，才实现了经济的全球化，显然，资本主义的矛盾也在影响着经济全球化的矛盾，进而成为国际危机的导火索[4]。

五、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知道，经济全球化的思想一直融于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以及世界历史的理论中。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是在旧哲学的基础上进行延伸、创造的，经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融入到人们现实的生活中，更加有利于社会的发展。马克思在世界历史理论中，一直致力于人类发展的过程以及民族落后的根本原因，进而深化马克思经济全球化的思想。由此可知，只有站在整体性的视野下，才能更好的促进马克思经济全球化思想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王南，朱蔷薇.何谓马克思哲学的近康德阐释？――王南教授访谈录[J].哲学分析，2023，04（06）：158-177.

[2]倪志安.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逻辑根据――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何以能够进行中国化”问题的思考[J].山东社会科学，2023，01（04）：37-46.

马克思经济哲学论文范文第5篇

【关 键 词】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问题/研究空间/思想创新

如何评价今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已然成为学术界热烈议论的话题。从总体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失去往日的繁荣，日益被边缘化，这是不争的事实。原因是什么？哲学家本人自然要对此负责，但“人是环境的产物”，依我看，这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处的环境有关。这些年来它一直生活在夹缝之中，哲学家的人格被扭曲，空间也因此而被压缩，研究陷入困境并不在情理之外。造成困境的原因虽然有客观的一面，但走出困境的希望却在哲学家主观努力之中。从夹缝中走出来，天地宽阔。

一、“上不着天，下不着地”

“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是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总体状况。“天”是指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地”是指中国以及世界当前的现实。马克思主义哲学既要研究天，也要研究地，研究它们的结合——运用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为解决现实问题作贡献。这是它的主要任务。但是今天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这几个方面做得都不够好，上不着“天”，下不着“地”。

重新解读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建构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是时代提出的任务。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把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同义语，而且对此深信不疑。改革开放以后，人们对此很快提出质疑。上一世纪80年代初我国兴起了一场关于人道主义和人性论的讨论，许多哲学家主张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与最终归宿，其中已经包含着对原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见物不见人的批评。80年代中期围绕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的编写，实践唯物主义思潮崛起，并且很快为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基于实践唯物主义新教材体系构想不断涌现，马克思主义哲学面目一新。实践唯物主义思潮的兴起固然与西方国家以及当时苏联哲学的影响有关，但更深层的原因在中国社会自身的变化。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在呼唤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则需要并培养着中国人的主体意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强调世界的物质性、客观性，是苏联社会主义改造中计划经济建设的产物。市场经济由“看不见的手”控制，任何人都不可能完全掌握它的规律，只有充分发挥主体性、勇于实践、勇于探索的人才能在市场经济中获得成功。时代需要新的、以弘扬人的主体性为特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适应这种需要，张一兵教授1999年提出的“回到马克思”成为获得普遍反响的口号，哲学家们纷纷重新解读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但是，至今已有八年过去，哲学家马克思恩格斯的面貌不是更清晰，而是更模糊了。以马解马、以恩解马、以西解马、以海(海德格尔)解马、以中解马，不一而足。还有完全根据自己的想象解释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者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者马克思、生存论者马克思，甚至存在主义者马克思、中国传统哲学的继承发展者马克思，令人眼花缭乱。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起码是什么是马克思哲学，迄今众说纷纭。人们各说各话，甚至什么场合说什么话(所谓“讲坛哲学、论坛哲学”)，互不交锋，似乎重新深入理解并确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含义这一任务根本就不存在。更让人感到奇怪和不安的是，当前有不少论著名义上是在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但实际上很少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引用的文献主要来自西方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与此相关，其中的观点很少有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文本依据，与其说是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如说是属于广义的西方哲学或者只是作者的“私家哲学”。这不能不说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一个亟待解决的严重问题。

在近年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评价中，一些学者提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最主要的问题是脱离实际，脱离了当前中国正在做的事情。他们对此提出批评，有的意见还很尖锐。如孙麾：“我们的哲学对我们的生活环境、对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文化生活究竟有多大的智慧启迪与理性穿透力？可否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我们的哲学还有精神焦虑、还有冒险精神吗？以至精神力量能否推动和影响历史变革和社会发展的实际进程？这些问题的提出多少应该对贵族化、经院化的哲学家有所触动，拉开纯学术的幕，使哲学从天上降到地上，从书斋走向外面的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存在“贵族化、经院化”倾向，问题够严重了。

不论我们是否同意孙麾的具体说法，但他所说的问题，哲学界的确是存在的。

在今天的中国，学术界已经基本上形成了百花齐放的局面，哲学家享有以往难以想象的自由。但是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所谓“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关注现实问题的人越来越少，即使研究现实问题，也基本上是简单地套用哲学教科书上的常识对照、解释现实而已，很少有显出“精神焦虑”、富有“冒险精神”的佳作。近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面最有影响的成果，几乎都是纯粹学术性质的。人们的注意力普遍放在了纯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上。一些著作专业性、学术性太强，只有为数不多的“圈子里的”哲学专门家，才能读懂。所谓的“贵族化、经院化”可能指的就是这种情况。

哲学与宗教一样，属于距离生活实际最远的意识形式。学术性、理论性是哲学的特点，任何时候都必须有一批人从事纯学术的研究。即使从事实际问题的研究，哲学也要保持自己的理论特色，与具体科学有所区别。但是这不能作为哲学家逃避现实问题的理由。哲学的形式是抽象的，它的理论指向却应该是现实的、具体的，它应该为整个社会以及个人认识与解决面临的重大实际问题从世界观方法论方面提供启示或者指导。这一点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重要。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批判、改变世界为宗旨，是关于人类解放的理论。今天的现实生活正在发生剧烈变化。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问题如何解决？中国的发展能不能持续，中国这块土地将来还是不是适合人类居住？全球化带给人类的究竟是什么，中国能不能和平崛起？值此物欲横流之际我们的精神家园应该如何安置？怎样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当中国社会从上到下正在为这些问题而焦虑不安的时候，如果哲学家，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躲进象牙塔，置身局外，显然是不妥当的。关注现实问题是一切知识分子的良心与责任。

天与地本来是相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使命就在于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为民众提供世界观方法论，积极参与到对现实问题的解决之中。一旦“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哲学家就可以在天地之间上下不受拘束自由翱翔。自由是很自由，不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色和学者的社会使命，都淡化了。它被边缘化，不可避免。

二、在夹缝中生存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今天的状况，从客观方面看，与两个因素有关。第一是政治，第二是市场经济。

自古以来中国主流文化中就有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经世致用是读书人的理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他们追求的最高境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最早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中国共产党的几代领导人，都是知识分子。从改革之初发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到提出实践唯物主义，都体现出中国知识分子学以致用干预生活的传统。积极干预生活必然与政治纠缠在一起。然而生活是复杂的，政治是复杂的，中国的民主建设是个漫长的过程。改革与稳定在中国缺一不可。知识分子从理想出发更多地强调改革，政治家立足现实，在积极改革的同时更多地看到在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多民族国家保持稳定的重要。把握改革与稳定之间的平衡需要丰富的政治经验与极高的智慧，远非读书人所能做到。正因为如此，一些知识分子的政治诉求以不符合中国实际的形式表现出来，遭受了挫折。这在两个方面影响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第一，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刻意压制自己干预现实的冲动，退回书房。上世纪90年代，后现代主义开始在我国流行，人们说这是处于前现代社会的中国知识分子在“超前消费”。其实，这只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碰了壁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失落与灰心在抛弃大话语解构一切的后现代主义那里找到知音，得到安慰。“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表明大量知识分子，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告别政治回到了书房。应该承认，在中国，注重理想的知识分子与注重实际的政治家之间的张力仍将存在。这也是中国社会在稳定中发展所必要的。从政治的角度看，知识分子干预现实的空间只能一步一步地扩大。

第二，政治是知识分子无法逃避也无法越过的客观存在，它的影响在纯哲学的理论研究中也有体现。实践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是一个学术问题，但出于政治稳定和宣传教育的需要，从上世纪90年代起相关讨论事实上已经终止，虽然在实际生活中哲学家们可以“各取所需”相安无事。然而不讨论，没有思想交流，不可能形成学术界的共识。今天我国哲学界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上的混乱与此直接相关。

改革开放以来对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影响最大的不是政治，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不但压缩了学术空间，而且通过这一改变扭曲了哲学家的人格。

批判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特征。批判才能知不足，批判才能有所改变有所前进。从马克思恩格斯开始，普列汉诺夫、列宁、、西方马克思主义，无不以批判现实为己任。但是这个特征今天在大多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身上不见了。以往我们在阅读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时，看到他们批判发达国家的物化、支配、单向度化、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等等现象，总感到那是在说别人的事情。现在不同了，这就是在说我们自己的事。从上一世纪90年代初到今天，整个中国社会迅速地单向度化了。在这种变化面前，大量知识分子患了失语症；面对众多需要研究的重大现实问题，他们丧失了创新的冲动与勇气。

一些人把责任归于政治干预，这是不公平的。如前所说，哲学家与政治家、理想与现实总有张力存在，来自政治的干预和限制，哲学家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难以摆脱。但是这种来自外部的影响不可能造成人的单向度化，单向度化是人自觉地完成的。西方国家的历史告诉我们，人们失去批判向度是因为科学技术、市场经济在限制他们的自由使各种关系物化的同时，不断地为他们提供了他们可能得到的最好的物质享受。“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物质享受的满足使人在技术理性的支配面前自动缴械了。

人的单向度化在中国又有自己的特色。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不患寡而患不均”。时代政治挂帅，大批唯生产力论。在他的鼓舞下，一些人提出“穷则变、变则富、富则修”的荒唐逻辑，提出“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的口号。其结果是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人民生活困苦不堪。正是长期的突出政治造成的国家危机和人民难以忍受的贫困，引发了中国的改革开放。邓小平提出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得到中国人民的衷心拥护。这种脱贫致富的急切心情，产生了对时代均贫富、大话语流行、人人关心政治把解放全人类时刻放在心头的政治狂热的反动。空头政治无视人民物质生活需要的教训刻骨铭心。这使得中国人很容易自觉地把发展生产力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文学家们最早向世人发出人文精神失落的警示。工程技术院校门庭若市，人文学科，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受到前所未有的冷落。技术理性至高无上，技术与科学的意识形态功能被自觉接受，因为它的确给人们带来了物质生活的极大改善。似乎一切问题都可以通过生产力的发展迎刃而解，人文社会科学家关心现实问题已属多余。这种单向度化是近年来中国环境恶化，资源趋于枯竭，社会严重两极分化的重要原因，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无视现实生活的需要只是中国人单向度化诸多表现之一。

技术理性对人的支配，深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切方面。哲学研究被当作技术工程来管理，gdp挂帅在这里变成学术成果挂帅。要求哲学家像工人每天生产多少件统一标准的产品一样，每年必须发表多少文章，至于这些文章是否有个性、有创新，则不予考虑。而且文章的数量与哲学家个人的职称、收入、地位，以及他所在的院系甚至学校的级别、名誉、获得经费资助的多少，直接挂钩。出于各种原因，哲学家事实上接受了这种现实，留给自己的空间越来越少。对哲学家而言，在思辨王国自由驰骋自然要比研究实际问题和理论创新省力而又安全得多，或者说“效益”要好得多。人文学科的学术有了产业的味道。人们批评哲学家浮躁，在当今中国，哪个不浮躁？

社会稳定的需要通过政治为哲学家的活动划出明确的界限，限定的范围会随着社会的发展时而扩大，时而缩小，但不论什么时候，哲学家的社会责任都使他不能不接受当时给定的边界。另一方面，哲学家的单向度化又使其往往自觉自愿地放弃了自己相当多的理论空间。十几年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就生活在由这两方面的原因形成的夹缝中，太不容易了。

三、创新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唯一出路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怎样才能振兴？简单形象地说，就是要克服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状况，一方面加强对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的研究整理，另一方面下大力气研究中国的和世界的重大现实问题。

我国当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极不统一的，甚至是混乱的、相互矛盾的理解，与作为整个国家的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地位极不相称。建构新的适应当今时代需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这个世界上唯一社会主义大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义不容辞的责任。前面提到，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高度重视客观规律性的产物，是当时那个时代人们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亲自创建的。时代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以人为本”口号的提出表明被现实生活摆在首位的不再是科技理性、客观规律，而是与人的生存及解放相关的各种问题。它要求我们从新的角度出发重新阅读、理解、选择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著作与思想。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并未过时，但它已不适当今时代的迫切需要。我们在二十年前曾经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提出了一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理解——实践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弘扬人的主体性，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的市场经济建设和整个改革开放事业。但是，它是不是准确全面地概括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思想？还有待研究。更重要的是，它与原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体系究竟是什么关系？这个问题哲学家们还远远没有达成共识。已故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高清海教授曾经把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分为“讲坛哲学”、“论坛哲学”，形象地说明了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上的巨大分歧。这里所说的，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事实上存在的实践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对立。这种局面不应当继续下去了。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哲学家们必须“回到马克思”，站在时代的高度，在阅读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著作上下大功夫，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创新。

研究整理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是重要的，但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必须研究重大的现实问题。在讲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时，陈先达先生有一段话说得很精彩：“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工作者和研究家，一切有出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要想真正有所成就、有所创造，必须立足现实，以我们正在做的问题为中心，把问题中的哲学变为哲学中的问题。”在新的时代，我们面临的是崭新的问题，例如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全球化等等。我们常说“理论是灰色的，实践之树常青”，这固然是在说实践是理论发展的动力，但也是告诉我们，一种理论有没有生命，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如何，完全取决于它能不能满足社会实践的需要。不面对生活实际，不能回答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任何哲学都将最终被社会抛弃。现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被边缘化，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在解决生活实践提出的上述任务中发挥应有的与人们的期待相适应的作用，没有以人们普遍关心、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为中心，在不少人那里，哲学成为哲学家们的游戏。近年来，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宗教哲学等日益成为我国哲学生活的中心，政治哲学迅速崛起，这些变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照。究其原因，贴近生活是重要一条。

陈先达先生的话是说给“一切有出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听的。他指出，要有出息必须创新，要创新必须立足现实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一切工作最后要落实在创新上。只有提出了新思想，帮助人们解决了现实问题，哲学才能得到人们肯定，充满活力。不能创造新思想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是有出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充其量是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的解释者、宣传者。就个人而言，有没有出息是哲学家自己的事，就整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有没有出息就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兴衰。

振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要求大家人人争做“有出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面向生活实际，大胆理论创新。这是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一出路。这与重新解释整理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是一致的。重新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因为现实中的新问题的解决需要新的理论工具、思想资源；反过来看，在解决新的现实问题中产生的对新的理论工具和思想资源的需要,又为人们重新理解和整理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提供了新的角度、新的启示。只有立足解决实际问题，理论创新，才能创建出新的有生命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