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哲学论文范文第1篇

将陶瓷自然状态中存在的数量及其比例转化人工状态下的数比，在陶瓷史上经历了漫长的实践及认识过程。

陶瓷中的数字及其存在，既属于自然状态一陶瓷材料来源于硅酸盐矿物，而硅酸盐矿物自然地存在于各地，并在质和量上是不同的，也属于人工状态一陶瓷制品所用的坯料、釉料及各种装饰材料等，均是经人工配制而成。人有意识地利用硅酸盐矿物，经过计算之后形成合理的配方，成为制作陶瓷的工艺技术标准。不论是硅酸盐矿物，还是陶瓷材料合理的配方，都包含了特定的数字构成。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陶瓷生产主体逐渐认识到以数字为基础的陶瓷生产制作工艺，在材料选择及配方、材料制作工艺、成型工艺，以及烧成工艺上均采用最恰当的数字比，并使之成为生产制作陶瓷的方式和方法。在陶瓷材料中，各种硅酸盐矿物的化学组成，体现在具体数字上，构成陶瓷材料及其工艺性能的基础。例如，明代德化窑白瓷，材料中二氧化硅含量高达70%以上，这是构建陶瓷坯体的主要工艺条件，但是，该瓷土内氧化钾含量高达6%以上，而氧化钾在熔融之后的流动直接威胁到陶瓷胎体的组织结构，甚至破坏其结构。于是，有效控制二氧化硅和氧化钾的数比，便成为德化窑传统白瓷生产制作的重要工艺问题。

陶瓷生产及其文化表达也通过数字体现。自唐代出现三彩陶器以来，陶瓷生产工艺经历了宋、元、明的洗礼，色彩及其工艺更加成熟与完善。康熙时期出现了“五彩”，具体而言，一是康熙时期的“青花五彩”，“康熙青花纯蓝鲜艳色泽的烧制成功，体现了景德镇陶瓷工匠长期技术积累的结果。康熙青花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它的层次分明。明代青花器，特别是正德以前青花的色泽往往也有浓淡不同的层次，但这是在用较小毛笔涂抹青料时由笔触自然造成的效果，即使有一些分色层次，色调也不多。康熙青花器则完全由工匠们成熟地运用更多种浓淡不同的青料，有意识地造成多种不同深浅层次的色调。同一种青料由于它的浓淡不同，形成了色彩上不同的感受，甚至一笔中也能分出不同的浓淡笔韵。康熙青花瓷器有‘青花五彩’之誉，也就是指的这个特点。”二是古彩，也就是康熙五彩。之所以称为康熙五彩，主要体现在釉上蓝彩和黑彩的烧成工艺上。康熙以前，瓷器的蓝彩和黑瓷，属于釉下彩的工艺范畴，尤其蓝彩，实际上就是青花。康熙五彩从工艺上得到了完全统一，它不仅改变了明代釉下和釉上相结合的五彩之工艺传统，而且能够使绘制者直接利用绘画技术及技法进行绘制，增强了绘画的艺术效果。另外，康熙五彩已经不局限于五种色彩，而是形成了“红、黄、蓝、紫、黑、金等若干种”色彩。为了增加色彩的丰富性，或者为了丰富该项装饰技术下瓷器的品种，“康熙五彩除了用白地彩绘外，尚有各种色地彩绘，如黄、绿、黑地及米色地等。”由此可见，康熙五彩仅仅是一个陶瓷装饰的词汇，是陶瓷装饰的一个泛称，但是，无论怎样，数字在其中的作用及语义，是不可低沽的。为了达到有意识有目的的生产与制作，康熙时期，瓷工采用黄、绿、紫等色而不用红色彩绘而成瓷器，称为“素三彩”。显而易见，素三彩瓷器的功能及文化语义，与加红色之后所产生的五彩瓷器相比，是不同的。众所!司知，大清帝国以攀道治天下，在黝巳文化中既崇拜天地，又敬重祖宗，甚至还信奉佛教、道教等宗教。于是，陶瓷生产与制作便从中获得设计与制作及使用的各种规范，“素三彩”主要用于各种祭祀文化活动。

总之，从无意识的、不自觉地利用数字到有意识进行数理规划，中国传统陶瓷业开始熟练地运用数理规律为自身服务。

数学哲学论文范文第2篇

哲学学科的研究领域较为广泛，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以及科学技术哲学、道德哲学等具体门类和分支；哲学学科所研究的问题也较为复杂，有的是一般的哲学问题，有的是各哲学门类或分支的特有问题，还有的是哲学不同分支之间以及哲学与其他学科门类因交叉而出现的问题。因此，通过cssci收录论文所标引的关键词，通过分类处理、具体分析来考察学科研究的热点，是一个较为客观的方法。本文通过分析2005－2006年度cssci哲学论文关键词标引数据，对2005－2006年的哲学热点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分析：哲学门类；哲学基本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科学技术哲学；道德哲学。希望通过这样的分类处理，既把握哲学学科的基本热点和研究趋势，也能够说明各哲学门类和分支的具体热点与趋势。

2005－2006年cssci共收录哲学论文8278篇，这些论文所标引的关键词有16000多个，其中被标引15次以上的有160个左右。下面分类对这些标引频次较高的关键词加以分析，了解2005－2006年哲学研究的热点和趋势。

一、哲学门类关键词分析

根据我们对哲学研究成果的观察和了解，哲学论文中如果直接标引哲学或哲学各门类的名称为关键词，则所研究和分析的内容大多与学科或各门类的自我描述、反思或建设有关，即便是具体人物、流派或问题的研究，也与上述内容有密切的联系。如表1中被标引的哲学(60次)、哲学研究(22次)、哲学观(18次)，显然都是学科相关问题的标示。

分析表1中的关键词可以看到，在2005－2006年间的哲学研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科学技术哲学和西方哲学是哲学研究的重心。

如果合并马克思主义哲学(324次)、马克思主义(133次)、马克思(132次)、马克思哲学(87次)、西方马克思主义(33次)等高度相关的关键词的标引数量，可以看到，在2005－2006年间哲学研究中，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关的关键词标引数达到577次。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我描述、反思和建设是哲学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

如果合并中国哲学(112次)、中国哲学史(33次)和中国古代哲学(15次)，与中国哲学相关的关键词的标引数达到了160次，排名第二，但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较大差距，这种差距主要是由研究力量和研究成果的规模决定的。但就中国哲学自身来说，学科的自我反思和建设显然也有较高的热度。如果将科学哲学(83次)、技术哲学(54次)和工程哲学(20)这些通常视为科学技术哲学的关键词相加，其标引数为157次。与西方哲学相关的关键词标引数，如西方哲学(61次)和西方哲学史(15次)，共76次。这表明科学技术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学科反思和建设也有一定的热度。

分析表1还可以看到，一些具体分支和方向是2005-2006年的研究热点，如政治哲学、实践哲学、道德哲学、语言哲学、分析哲学等。特别是政治哲学、语言哲学和分析哲学，通过关键词的标引数来看，2006年比2005年有大幅度提升，增热趋势明显。

二、哲学基本问题关键词分析

哲学作为一个形态较为成熟的人文学科，学科研究所围绕的核心问题通常包括一些历久弥新的“老问题”。同时，哲学在发展过程中，也会不断致思于一些“新问题”，这些“新问题”往往是在新的理论和实践境遇中出现的，需要展开新的探索。

表2给出了2005－2006年哲学论文中有关“哲学基本问题”的标引关键词。

通过分析表2可以看到。一些哲学学科中的基本问题，如形而上学、本体论、认识论、实践、辩证法、方法论、自由、存在论等，仍是哲学研究所关注的热点问题，虽然这些问题的探讨不一定是专门进行的，往往更多地是在具体研究中加以涉及。另外一方面，一些现当代哲学研究中所凸现的“新问题”也受到广泛关注，如现代性、后现代主义、生活世界、人类中心主义、真理、主体间性等，作为关键词的标引数排列较前，且基本上呈上升趋势，成为哲学研究所关注的对象。特别是现代性、后现代问题的讨论，显然成为热点。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关键词分析

表3给出了2005－2006年cssci哲学论文所标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关键词的统计情况。

根据表3，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我描述、反思和建设是该领域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我们注意到，一些关于科学社会主义实践的具体理论问题也成为研究的热点，如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荣辱观也成为重点的关键词或标引数上升幅度较快的关键词。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研究中，除马克思之外，关于恩格斯的研究也有增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的研究中，唯物史观、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也是重点。此外，西方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也获得了持续关注。

四、中国哲学关键词分析

表4给出了2005－2006年cssci哲学论文所标引的中国哲学关键词的统计情况。

根据表4，有关中国哲学学科的自我描述、反思和建设是该领域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从哲学学派的研究看，先秦儒道哲学、周易哲学、宋明理学、现代新儒学等仍是研究的重点。从研究的重点人物看。先秦的孔子、老子、孟子、荀子，汉代的董仲舒，宋明理学家中的朱熹，明清之际的黄宗羲，以及现代新儒家中的冯友兰、牟宗三等，是研究所关注的对象。就哲学问题而言，天人合一、和而不同、人生境界等中国哲学所蕴含的独特问题，仍有广泛的理论效应。此外，关于中国文化、民族精神的思考，也成为中国哲学研究者所关注的重要内容。

五、西方哲学关键词分析

表5给出了2005－2006年cssci哲学论文所标引的西方哲学关键词的统计情况。

根据表5，在西方哲学的研究中，古希腊哲学、德国古典哲学、现象学是研究的重点。此外，西方哲学中的语言哲学、分析哲学等研究热度有较大上升。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德国古典哲学中的康德、黑格尔，现代哲学家海德格尔、哈贝马斯、胡塞尔、德里达等是研究的重要对象。

本文由收集整理

六、科学技术哲学关键词分析

表6给出了2005－2006年cssci哲学论文所标引的科学技术哲学关键词的统计情况。

根据表6，有关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的描述与思考，是科学技术哲学研究领域的重点，虽然相关描述

与思考更多地通过具体问题的研究而展开。就问题而言，对科学的反思以及技术哲学领域中的技术创新、技术理性等，是研究领域所关注的重要对象，与这些问题相关的关键词的标引数也呈现出较大幅度的上升。

七、道德哲学关键词分析

cssci在哲学特别是道德哲学的考察中，将伦理学的内容也纳入其中，因此设计了表7，对2005－2006年哲学论文中道德哲学方向(包括伦理学)标引关键词加以统计并作分析。

根据表7可以看到，与道德哲学自我描述相关的关键词道德(60次)、道德哲学(38次)有较高的标引频次，说明相关问题是讨论的热点。在道德哲学的理论方面，如价值观、道德规范、道德价值、人性、人性论、德性等，这些问题是道德哲学研究所关注的基本问题。此外，在有关道德的具体实践领域，也有相应的理论思考，如道德建设、道德教育、公民教育、社会主义荣辱观等，成为研究的热点。值得注意的是，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关键词标引出现于2006年，并达到27次。显然这与由国家所主导的道德建设活动密切相关。

根据表7，“伦理学”作为关键词标引频次达到71次，说明伦理学领域的自我描述是一个重点。伦理学领域的热点还体现在具体的伦理学方向和分支的研究。在中国学者这里，除了传统的儒家伦理受到重视之外，当代的生态伦理、环境伦理、经济伦理、政治伦理等，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应用伦理学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也受到重视并成为热点。

八、结语

本文就哲学研究的自我描述、哲学基本问题和哲学各分支学科研究热点进行了分析。通过分析对哲学研究的热点和趋势有了客观的了解和把握。下面通过关键词标引频次的升降趋势对相关问题加以总结和说明。

笔者注意到，有些关键词的标引频次有显著增长，说明相关的研究处于上升态势，学者较为关注，研究正在加强。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我反思和描述。是目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这可以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标引频次的显著上升得到印证。语言哲学和分析哲学作为关键词的标引频次也有迅速上升。语言哲学在2005年被标引8次，2006年则被标引30次；分析哲学在2005年被标引5次，2006年则被标引21次。这说明。在2005－2006年间，以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为中心的研究显著增强。

在哲学问题的研究领域中，除了形而上学、本体论、认识论、实践等传统问题受到关注外，一些与当论发展和社会实践密切相关的新问题也成为研究的重点对象，其增长的趋势明显。如现代性与后现代问题，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以及社会主义荣辱观等问题。

就哲学各学科门类自身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中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哲学领域中的天人关系研究以及孟子研究，西方哲学中与语言哲学和分析哲学相关的学派和问题研究，科学技术哲学领域中的技术哲学(如技术创新和技术理性)研究，道德哲学领域中的生态伦理和经济伦理研究等，增长趋势明显。

数学哲学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1奇数 ， 2偶数， 3对立性， 4 同一性 ， 5哲理整小数， 6 哲理整性质，7对立统一，8派生子集合， 9为什么1+1=2？等等

1、奇数与偶数的对立性和同一性（理性地认识奇数与偶数这对拥有哲学和数学意义的矛盾）：

如果从自然辩证法（现代哲学）、数学角度出发去认识奇数与偶数这一对矛盾，偶数能被2整除、奇数不能被2整除的传统理论，只谈了差异、排斥与对立的一面，换言之，仅仅涉及到了奇数与偶数（矛盾）的对立性，没有涉及到奇数与偶数（矛盾）的同一性与差异中的共性，很显然是非完整的理性认识、带有片面性，…，如果奇数与偶数是一对带有数学意义的哲学矛盾，则这一矛盾的两个方面不仅具有对立性与不同性、而且还存在着同一性与差异中的共性，如果存在着差异中的共性与同一性，必须探索寻求科学依据，不能凭空而论，自然辩证法（现代哲学）和辩证数值逻辑共同发现：在数值逻辑公理系统中，派生子集合，即小数0.5，1.5，2.5，3.5，4.5，5.5，6.5，……，…的绝对值比其他普通小数的绝对值整装（不要被它小数性质的现象、假象所迷惑），因而从系统的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差别、产生分化出来、占据整数的位置（即派生子集合），充当“整数”，体现其哲理整性质，为奇数能被2哲理整除提供科学依据，为奇数与偶数这一对哲学矛盾提供同一性的科学依据，因此，自然辩证法（现代哲学）为怎样正确回答为什么1+1=2？这一数学真理开辟了前进道路、指明了前进方向，所以，偶数能被2整除，奇数不能被2整除确着实能被2哲理整除，不仅存在着对立性，尤其存在着共性与同一性，即异中之同、差异中的共性，换言之，奇数与偶数存在着同一性、存在着相反相成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奇数与偶数不仅是拥有数学意义的矛盾，更是一对拥有哲学内涵的矛盾，那么当然需要辩证认识与辩证推理，当然更需要自然辩证法（现代哲学）的指导与哲学专家的鼎力支持，…。

2、哲理整小数及其哲理整性质：

我们将小数0.5，-0.5，1.5，-1.5，2.5，-2.5，3.5，-3.5，4.5，-4.5，5.5，-5.5，……，…以及它们的哲理整性质统称为哲理整小数，…。

何为哲理整性质？：即其他普通小数的绝对值比哲理整小数的绝对值更零散，换言之，哲理整小数的绝对值比其他普通小数的绝对值“整装”，这一相比较而言而得到的“整装”性质与整数的整装性质构成异中之同、差异中的共性，我们将这一差异中的共性与同一性称之为哲理整性质，尽管二者是相对而言的，然而亦是一个客观存在，它为奇数能被2哲理整除提供了客观上的科学依据，这是自然辩证法的重大发现和自然辩证法的重大胜利！这是世界观的认识问题，很显然，哲理整小数具有相互矛盾的双重性质：其一是哲理整性质、其二是普通小数的性质，惟独哲理整小数拥有哲理整性质，其他普通小数并不具备哲理整性质，特此说明，…。

3、哲理整小数的哲学与数学意义：

哲理整小数的哲学与数学意义：它揭示着奇数与偶数相反相成对立统一，为奇数与偶数提供同一性，为奇数能被2 哲理整除、为数学真理为什么1+1=2？提供科学依据，奇数与偶数是一对既属于哲学范畴又属于数学范畴的综合矛盾，整数与哲理整小数为偶数能被2整除、为奇数能被2哲理整除提供完整科学依据，单纯的数学角度去认识似乎无法正确理解与接受，相反相成，老子先生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来了，即相反的事物拥有同一性，奇数与偶数这对哲学矛盾也不例外，哲理整小数的哲学与数学意义主要是为奇数能被2哲理整除、为奇数与偶数相反相成对立统一提供科学依据，即为奇数与偶数提供了哲学意义的同一性，自然辩证法（现代哲学）为完整数学真理指明了前进方向！这是自然辩证法（现代哲学）的重大胜利！

4、哲理整小数拥有哲理整性质的科学依据和其来源：

很显然，哲理整小数具有相互矛盾的双重性质：其一是哲理整性质、其二是普通小数的性质，分数有分数单位，1/2是最大的分数单位，那么则0.5是最大的小数单位，最大的小数单位“0.5”以及辩证数值逻辑中派生子集合为哲理整小数具有哲理整性质提供科学依据，因而，偶数能被2整除、奇数不能被2整除，如果将其极端绝对化了排斥掉了奇数与偶数二者的同一性，即如果排斥掉了奇数能被2哲理整除的性质，就要阻碍完整数学真理向前发展与突破，导致不可思议，千百年来数学基础数值逻辑自身的发展史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偶数能被2整除，奇数不能被2整除的传统理论没有回答为什么1+1=2？，这是因为奇数不能被2整除，理论上无法直接承认、接受2是数学公理；这也是算术（经典数论）的一大遗憾，尽管高深的数理逻辑具有无穷无尽的力量与作用，由于它不能完全彻底取代数值逻辑的巨大意义与作用，因此偶数能被2整除，奇数不能被2整除的传统理论只把完整的数学真理认识了一半（仅仅涉及到了矛盾的对立性），另一半，即同一性，奇数能被2哲理整除亦很重要与必要，…。

5、奇数与偶数存在着对立性与同一性的辩证关系以及蕴含着深刻哲学意义的数学真理为什么1+1=2？：

本文将奇数与偶数这一对具有数学内涵下的哲学矛盾简单的归纳为：偶数能被2整除，奇数不能被2整除确着实能被2哲理整除，奇数与偶数不仅存在着对立性，而且还存在着共性和同一性，即异中之同，差异中的共性，偶数能被2整除、奇数能被2哲理整除就是异中之同，差异中的共性与同一性(偶数能被2整除、奇数不能被2整除就是指二者差异、排斥与对立性)，因此说，奇数与偶数（整数与哲理整小数）二者存在着相反相成、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它揭示着2是数学公理系统的首要公理，自然辩证法、数学二位一体，辩证统一，这是世界观的认识问题，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认识论、方法论，为什么1+1=2？我们的回答既简单又深刻：偶数能被2整除，奇数不能被2整除确着实能被2哲理整除，奇数与偶数相反相成对立统一、拥有对立性与同一性，2是数学首要公理，是啊！它真的既简单又深刻，它简单的表面上看似是小学生的基本知识，但它深刻地不可思议、不可理喻、难以理解与接受，世上有那么多的为什么，为什么迄今为止还没有数学真理为什么1+1=2？出笼？是它客观上根本不存在还是我们地球人类没有对它形成理性认识？本文对此进行了探索性地回答，不妥之处敬请谅解，…。

参考文献

1、《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2、《哲学名词解释》，人民出版社出版。

3、《古今数学思想》（北京大学数学系数学史翻译组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1981年7月。原作者：（美国）M.克莱因 著

数学哲学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 “哲学终结论”认为，传统哲学本体论由于对“一”与“普遍”的重视，导致现实中具体存在的遗忘。而要解决问题，必须使哲学与诗缝合。巴迪欧认为，今天哲学终结的根源恰恰是哲学与诗的缝合。要拯救哲学，就必须将哲学从诗中解缝出来，重建本体论。新本体论的建构只能由数学来完成，因为数学中的集合论真正解决了“一”与“多”、“普遍”与“特殊”的关系问题。

中图分类号： B565.5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12435（2023）03033007

Key words： Alain Badiou； suture； unsuture； multiple truth； mathematics ontology

Abstract： The theory of “the end of philosophy” thinks that the concrete existence is forgotten in reality because of the traditional philosophical ontology paying attention to “one” and “common”.So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make philosophy suture with poetry.Badiou thinks that the root of the end of philosophy is the suture of philosophy and poetry today.So in order to save philosophy，make philosophy unsuture from poetry and rebuild a new ontology.The new ontology is only constructed by mathematics，because the set theory of the mathematics really solv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ne” and “more”，“universal” and “special”.

随着现代社会各种问题纷呈，人们开始重新审视现代性，并试图找出问题的症结和对策。在对现代性诸多问题的反思中，尤以对哲学形而上学的批判影响最大，这是因为作为世界观的哲学直接影响和决定着各种问题的提出和解决。当然，哲学也曾因此而在历史上一直居于高高在上的位置，并赢得“科学的科学”“一切学科的女王”等称号。然而，在今天，哲学却遭到来自各方的质疑，像语言哲学、存在论、分析哲学、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还有人喊出“哲学的终结”。带着对哲学命运的深切P切，法国当代著名左翼思想家阿兰?巴迪欧大声质问道：“哲学终结了吗？”《哲学宣言》就是其与“哲学终结论”抗争的宣言。巴迪欧通过回到柏拉图，将哲学奠定在数学思想的基础上，来拯救被反哲学家们终结的哲学。这种从数学思维视角来拯救哲学的探索，为人们在熟知的框架之外思考哲学问题提供了新思路。

一、“缝合”：哲学的终结

本体论一直是西方哲学的核心，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的西方传统哲学无不是以本体论为主干，现代西方哲学的主要流派也是因对本体论的不同批判而形成的。因此，西方的哲学形而上学也就是本体论，对于哲学的批判也就是对本体论的批判。尽管本体论在西方哲学中一直拥有崇高的位置，然而20世纪西方出现了一股强大的反本体论逆流，其中以意志主义、实证主义、分析哲学、语言学、存在论、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为代表，它们从不同角度对本体论来了个釜底抽薪，致使几千年所垒筑起来的本体论大厦坍塌。既然作为西方哲学支柱的本体论已不复存在了，那么“哲学的终结”当然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其实，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出现“语言学转向”的时候，“哲学终结论”就已初露端倪。“自苏格拉底以来，哲学家们就渴望诉诸超历史的（或至少是普遍必然的）定义、标准和理论来为文化及其所有产物奠定基础”。[1]36自笛卡尔开始的整个近代哲学都是在寻找和奠定这样的基础。因而，哲学的任务就是要为知识奠定阿基米德点，为人提供行为准则。这一阿基米德点和行为准则在传统哲学家看来就是事物的一般和共性。而语言学的转向，就是从对语言的分析入手来诋毁哲学本体论所苦苦寻求的一般和共性。维特根斯坦认为，传统哲学的语言是晦涩的，追求的东西是模糊的，然而日常语言并非如此，“每个词都有一个意义。这一意义与该词相关联。词所代表的乃是对象。”[2]3所以，哲学家们所寻求的能够用来辨认事物共同特征的一般性只是徒劳。

伴随语言哲学批判而来的是后学对本体论的攻击。后现代主义大师利奥塔将现代性理解为一种元叙事，所谓后现代就是对元叙事的不信任。利奥塔认为现代性是用“元叙事”来将自己合法化的，而用来合法化的“元叙事”无非是政治叙事和形而上学叙事。政治叙事是一种启蒙叙事，形而上学叙事则是德国的思辨哲学，由于政治叙事受形而上学叙事决定并体现着形而上学叙事，因而真正为现代性合法化的则是形而上学叙事。但是，作为形而上学的哲学尽管一向为科学提供合法化的证明，可它自身的合法性又何在？由于作为“开创科学先河的柏拉图式话语本身就不科学”，[3]41因而哲学的合法性必然遭到怀疑。正因如此，利奥塔宣告“哲学的大厦已经坍塌了”。[4]83利奥塔的做法，无疑为“哲学终结论”的发展开辟了道路。福柯用系谱学揭示传统哲学追求的永恒性和一般性是不存在的，人类也不过是活在自己的历史中而已。反基础主义者罗蒂也认为传统哲学所追求的真理根本就不存在，因为知识并不存在所谓终极的基础，而只有社会的约定。与后学并肩作战的是存在论，尽管存在论在本体论上还有所保留，但它们也已改弦易辙、另辟蹊径。存在论宣布传统哲学形而上学是一种对存在遗忘的无根的哲学，为了拯救存在，海德格尔试图将哲学与诗进行缝合，认为唯有诗才是通向哲学本体论的途径，主张“人要诗意地栖居”。这一系列对于哲学的攻击和批判，无不是指向传统本体论对于绝对、普遍和“一”的追求。

难道“今天的哲学真的已走到穷途末路了？”“哲学真的终结了？”“哲学还有存在的必要吗？”在一片反哲学声中，巴迪欧却宣布：哲学不仅没有终结，而且仍有存在的必要，特别是在这个被“后学”诋毁而丧失了普遍性信仰的时代，我们更需要哲学的存在。《哲学宣言》就是巴迪欧向“哲学终结论”发出的挑战书，同时也是为终结“哲学的终结”、宣布哲学未来走向的宣言。

当然，巴迪欧对于哲学命运的宣言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并非无视现今哲学存在的问题。巴迪欧指出“在今天的法国，仍然有生命力的哲学不多了，尽管在其他地方，毫无疑问，哲学还依然健在。可以说，我们伸出十根手指就可以轻松地数出幸存的哲学的数量了。”[5]3哲学确实患病了，“还可能在走向死亡”[6]56。但哲学今天的危机，并不意味着哲学的死亡，因而任何关于“哲学的终结”的论调都为时过早，都是肤浅和轻率的。因此，我们当前的任务不是忙于宣告哲学的终结，而是拯救哲学，终结各种关于“哲学的终结”的论调。

巴迪欧通过对哲学史的考察，认识到“哲学终结论”不过是自尼采和海德格尔以降诗人时代的产物。海德格尔试图以诗来拯救哲学，然而恰恰是诗将哲学推向终结的边缘。因为在尼采和海德格尔之前，作为哲学四个前提之一的诗“不过处于哲学踽踽而行的领域内的语言的领地，在诗中，关于存在，关于时间的命题得到实现。”“诗人并不打算取代哲学家的位置，他们并不写作明显关注这些功能的作品。”正因如此，巴迪欧说：“在尼采和海德格尔之前，诗还没有成为哲学优先缝合的前提，它仅仅被看成将辞藻同经历结合在一起的艺术”。[5]44然而，自尼采开始，诗人便开始对哲学进行报复。我们知道，自柏拉图哲学开始，诗人就与哲学家存在着紧张的关系，柏拉图就曾让诗和诗人臣服于严肃的思考之中。“但自尼采之后，所有的哲学家都自称为诗人”。[5]45这样，诗便优先地与哲学缝合起怼N侍馐亲魑哲学前提之一的诗，一旦与哲学缝合就遮蔽了哲学与其他前提（数元、革新的政治和爱）缝合的可能性。诗的一手遮天给客观性构成巨大威胁，而哲学与诗的缝合在存在论中已经实现，巴迪欧认为，“赋予海德格尔思想巨大力量的正是以其诗性的解构超越了哲学上对客观性的批判。” [5]49在诗的隐喻里，真理程序中的主客体的“客观性”框架被消解了。所以说在诗人时代，诗人的作用就是去建立一个接近存在与真理的路径，而正是这条路径摧毁了客观范畴，诗的祛客观化，最终将我们的时代变成了一个无方向的时代。没有了客观性，也就意味着传统哲学中的主体和真理都面临着被抛弃的命运。

在巴迪欧看来，诗人时代哲学与诗的缝合，诗消解了哲学中的客观性，造成传统哲学的真理与主体都不复存在，最终哲学也不再是寻求和坚持真理的形而上学了。而语言学的转向又将语言置于核心位置之上，更是使哲学变成为多余。因而，巴迪欧断言，从哲学与诗的缝合逻辑来概括，“直到今天，这些东西导致了当代哲学的荒芜”。[5]67尽管如此，巴迪欧并不悲观，而是坚信哲学并没有终结。正如A科恩说的：“哲学的长期性是人类自我能力的深刻反映；正是这种能力使得哲学思维对人类未来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只要人类存在，就离不开哲学思维。”[7]7585巴迪欧也认为在无导向性的时代中，我们反而更需要哲学的存在。也因如此“在今天，才有可能，也如此有必要去解放哲学，并宣布哲学的复兴”。[5]53

二、“解缝”：终结“哲学的终结”

在巴迪欧看来，诗人的时代，海德格尔宣判了哲学的终结并以诗来拯救长期以来一直被哲学形而上学遗忘的存在，然而最终作为感性形式的诗也未能拯救存在。海德格尔曾在一次访谈中哀叹到：只有一个上帝能拯救我们。同样，在后学的狂轰滥炸下，怀疑论和文化相对主义乘虚而入，占据了哲学的地盘，致使哲学在后现代社会成了无家可归的孤魂野鬼。然而，怀疑论和相对主义尽管将人们从普遍性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但也并未因此而使人获得真正的自由和幸福，反而导致人们因普遍性缺失而产生信仰危机。因而，如何克服信仰危机，重塑人们对于普遍性的信念就显得尤为重要，为此，巴迪欧认为必须终结“哲学终结论”。

既然诗并没有将存在带出困境，后现代主义也未能将人们引向真正的自由和幸福，那么问题的解决最终还是只有让哲学重新登场。当然，哲学的重新登场绝非是哲学的“返乡”，而应是哲学的一次“远征”。正如巴迪欧所言，“这个世纪如何认识他自己的运动、他自己的轨迹？当我们重新回到这个源头，即对新的严格的建构，以及在其开端处的流放的经历。可以用一个古希腊词语来概括这些意义以及其他的一些东西：这个词就是‘远征’（anabase）。”[8]89在希腊人那里远征是一种迷失，同样今天哲学的“远征”也是源自于哲学的迷失。回溯哲学的源头，巴迪欧认为“从哲学上考察哲学史，几乎我们同时代所有的人都赞同宣布，哲学史已经进入了哲学终结的无穷无尽的时代之中。其结果是导致了一种‘哲学的疾病’，我们应当命名一种再定位：哲学不再明白它是否还有一个合适的地位。”[5]85哲学之所以会在近代走向迷失乃至于趋向消逝，那是因为“从黑格尔到尼采，哲学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各种缝合所支配的”。[5]37在巴迪欧看来，这各种缝合就是哲学与其前提――数元、政治、诗和爱的缝合，“自笛卡尔以来就把存在、真理和主体这三个结节概念与哲学的条件捆束在一起的一步。”[9]90而今天哲学的“远征”就是要同各种前提条件解缝，所以，哲学已不再是一种缝合，而是一种反缝合，因而“解缝”就是对“哲学终结论”的终结，是哲学复兴的前提。那么，哲学如何才能与其自身的诸前提进行解缝，这需要我们再一次去构想它的四个前提（数元、政治、诗和爱），只有这样哲学才能重新找到自己的正确位置。

对于巴迪欧而言，既然哲学的“远征”是哲学的复兴，复兴的前提是解缝，只有解缝才能终结“哲学终结论”，那么，能否实现解缝就成了问题解决的关键。在巴迪欧看来，哲学的解缝是要有关键性事件的发生，“如果没有奠定其意义的关键性事件发生的话，这些不过是一些不切实际的空想”。巴迪欧坚信：哲学“尽管其仍然与悬置的或漂浮不明的命名一致，尽管其记录了每一种前提的痕迹。这就是数元、诗、对爱的思考和革新性政治的事件，这些事件决定了哲学的回归”。[5]54在近代哲学中，由于哲学的四个前提：科学（实证主义）、政治（马克思主义）、诗（从尼采到今天）长期对于哲学的“绑架”，致使哲学一直遭受质疑。打破这种局面，实现哲学与各种前提的解缝，则需要科学、政治和诗中关键性事件的发生。而在巴迪欧看来，这样的事件在今天已经发生了，因而哲学的解缝不仅是可能的，而且还是必然的。

在巴迪欧看来，来自于科学前提中的关键性事件，则是从康托尔到保罗?科恩的集合论的提出和发展。这一事件的重要性在于它“第一次用一个清晰明了的概念彻底并论证地说明了什么是不可识别的多元（multiplicité）”。[5]54这一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存在学说的核心问题是不连贯的多元。”[10]30这个不连贯的“多”即不确定的“多”，在巴迪欧看来，无论是唯名论还是先验论都没有真正把握。（当然这也是哲学在现代遭致批判的重要原因）唯名论拒绝了无限中漂浮不定的溢出，只认可可以命名的多元才能实存；先验论虽然规制和固定了溢出的漂浮不定即承认了不可认识的东西，但却拒绝了溢出和漂浮不定是存在的规律。然而，唯有集合论的类性的多元，“将不可认识之物作为所有真理存在的类型，并坚持认为漂浮不定的溢出就是存在之真，存在之所为存在。”[5]56由于是溢出，因而所有的真理都执着于事件的无限生产，而不能被简单还原为现有的知识。因此，集合论为哲学中的非连贯性的多的问题的解决带来了希望。

在爱的秩序上，可以说，拉康的作品构成了一个事件。因为拉康运用精神分析学，使爱成为了一种真理的建构，有着某种本体论的维度。在拉康看来，正是爱在邂逅之中让存在本身崭露出来，但爱永远不仅仅停留于邂逅，邂逅只是爱的开始。爱不应该是一见钟情，而是一种磨难中的坚守和忠诚，因为在爱中始终存在的是两个相异的个体。实际上，拉康谈论爱就是要表达一种二的思维，“通过滑离了大写的一（Un）的统治，让二（Deux）成为思想，而爱永远承受这一形象。”[5]58这也就是说，爱并非是两个相互差异的个体融合为“一”，而是相互差异的两个个体形成的一个‘两’。而爱之所以需要忠诚，就是因为它需要忠诚来保证差异性的同时，又能使差异性可以形成为一个“两”。所以爱“不是将一个人同另一个人绑在一起”。[5]71而是一种无限的差异，“一种相遇，一种宣言，一种忠诚，从而最终能够把这种无限差异改变成为一种创造性的存在。”[11]88其实，拉康的这种二，在巴迪欧看来，它的日常表达形式就是辩证法。因而，拉康的重要性在于他使大写的一的形象在二中解放，这不仅处置了爱的类型悖论，而且解决了主体与真理的问题。因为二不再是从天而降，而是事件之后的东西，“没有什么比二更困难的事情了，没有什么比二更能同时服从于偶然机会和忠诚的劳动了。”[5]66这种对于二的思维的阐释，使已被诗所消解的主体重新获得了生机。也正因如此，巴迪欧认为拉康的爱的问题就是一个事件，因而也是一个哲学复兴的前提，因为它真正打破了哲学中的绝对主义。在巴迪欧看来，20世纪世界的共同法则就是二（Deux），“世界展现为二的模式，这里排除了一致性屈从和组合性平衡的可能性。”[8]41

巴迪欧认为，在政治秩序方面，1965―1980年的这段历史则构成了一个关键性的政治事件。其间发生的“五月风暴”、中国的“”、伊朗革命、波兰的工人阶级和国民运动（“团结工会”）之所以被称为政治事件，是因为事件是额余之物，而它们在历史发展之中相对于历史进程而言都是一种溢出物。当然，也正是这些作为溢出物的事件参与了对哲学的解缝。在巴迪欧看来，“哲学是可能的，正是因为哲学并不存在历史或者在政治上合法化，而仅仅只是去思考肇始于蒙昧事件所重新开启的政治的可能性。”[5]60所以，政治性的事件其意义在于促发我们重新去思考政治的未来。

尽管哲学与诗的缝合促使哲学走向终结，但在巴迪欧看来，在诗的秩序上同样也是有事件的发生，而这个事件则是犹太诗人保罗?策兰的作品。尽管生活在诗人时代，同样还是作为一名诗人，他却与同时代的德里达、伽达默尔、拉库拉巴特等哲学终结论者要求哲学与诗缝合的观点截然相反，而是主张诗与哲学的解缝。他希望诗能够放下缝合的负担，也希望哲学能够解除诗的那些压倒性的权威，真正走出诗的哲学拜物教，从而使诗在今后的思想路途中，能够“与数元、爱和政治革新肩并肩地待在一起。”可见，诗与哲学缝合的中断并非意味着诗的中断。在巴迪欧看来，策兰的诗的最大意义是提出了诗“在时代的无意义无方向之中，不得不去面对意义”。[5]6163因而，策兰的诗构成了一个事件，将哲学从诗的绑缚中解放出来。正是这种解放，从而使得终结“哲学的终结”成为了可能。

综上所述，巴迪欧通过对哲学的四个前提数元、爱、政治和诗中所发生的关键性事件的阐述和分析，指出了哲学解缝的可能。正是有了哲学的解缝才能迎来哲学的复兴。

三、数学本体论的建构：哲学的复兴

在巴迪欧看来，无论是现实的需要还是哲学的功能和作用，都提示着哲学不仅不能被终结，而且必须要复兴。当然，哲学的复兴也并非是旧哲学的回复，而是新哲学的建构。在对传统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危机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巴迪欧提出回到柏拉图，重建哲学本体论。在柏拉图主义遭致批判的今天，巴迪欧为何要求回到柏拉图并声称自己所拥护的哲学姿态就是柏拉图的姿态？这当然与巴迪欧对新哲学本体论的认识有关。巴迪欧认为新哲学本体论的建构只能依靠数学，而柏拉图是唯一对数学及数学与哲学关系进行正确认识的人。在柏拉图哲学中，数学作为一种思想，要远远高于诗，因为诗只是一些华丽的感性辞藻，无法把握绝对的真理，而唯有数学的纯粹思想形式才是通往绝对的通道。正因如此，柏拉D曾“将诗人――无辜的智者的帮凶――排斥在哲学奠基的规划之外，将数学上对无理数的处理纳入到他所谓的‘罗格斯’的视野之中”。[5]72然而，这种被柏拉图所高度重视的数学却在哲学终结论者那里遭致批判，柏拉图主义也因此而成为 “哲学终结论”所要终结的重要方面。

在“哲学终结论”看来，柏拉图用数学来思考哲学，将诗排除在哲学之外，使意见遭受真理的浸淫，最终导致现代社会一系列问题的发生。正是基于此种认识，柏拉图主义似乎成了一切罪恶的渊薮，在斯大林的哲学辞典中，柏拉图是奴隶主的代言人；在存在主义哲学中，柏拉图是导致存在遗忘的元凶；在当代政治学中，柏拉图成了极权主义滋生的摇篮，等等。这些对于柏拉图的数落都指向一个方向，那就是反传统哲学就要反柏拉图主义，而反柏拉图主义也就要驱逐数学，从而使诗回返哲学，与哲学缝合。在巴迪欧看来，哲学史上将诗与哲学缝合的“缔造者”是尼采。尼采曾将柏拉图视为西方精神疾病的代名词，反对柏拉图就是反对西方的精神疾病。在哲学终结论者看来，西方精神疾病的症状集中体现在真理问题上，要治疗柏拉图主义无异于治疗西方的真理。如何治疗西方的真理？关键在于对数的舍弃，如果“不能坚决地对数进行憎恨的话，这种治疗就不会是彻底的”。[5]75因为数是柏拉图主义所有疾病寄居的硬壳，只有揭去这层硬壳（“面具”），才能彰显具体存在。由此，我们可以明白，一切对于哲学本体论的批判，无非是要拯救现实的具体存在。无论是尼采还是维特根斯坦，对这些“反哲学家来说，个人生命的痛苦与痴狂见证了思想始终纠缠着短暂的现在，出没于身体的极度痛苦之中。”[12]16所以，思想是与短暂的现在相关，而并非是没有期许的未来和永恒。因而，作为追求永恒、绝对和普遍的数学是永远无法关涉到现实中具体而短暂的存在。正是基于对数学的此种认识，巴迪欧认为“反哲学家都自愿屈服于一种诱惑，即对数学的蔑视”。[12]19

追根溯源，终结论者对于数的批判无非是要控诉哲学本体论在“一”与“多”的关系问题上对于“多”的不公。在巴迪欧看来，“一”与“多”是所有可能的本体论的首要条件，如何处置二者的关系直接影响和决定着哲学发展的路向和命运。“几个世纪以来，在展现出来的存在的思想上，哲学使用两个辩证的对偶范畴，而这些对偶范畴的介入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裂痕：这两个对偶范畴分别为一与多，整体与部分。毫不夸张地说，对大统一体（Unité）和大总体（Totalité）之间关联和断裂的考察，是所有思辨本体论的保障。”[10]81然而，在哲学史上，无论是笛卡尔的“第一原理”、康德的“物自身”，还是黑格尔的“绝对观念”，都是以“一”对“多”的压制来解决“一”与“多”的关系问题。尽管传统本体论这种对于“一”的崇敬曾给予我们普遍性的信念，也构成我们信仰的支撑，但它却又是以牺牲一个个鲜活的多（特殊性）为代价的。由于西方哲学本体论是由柏拉图的理念论所开启的，因而柏拉图主义在“哲学终结论”那里成为众矢之的也就不足为怪了。然而，在巴迪欧看来，“这些对柏拉图的怨恨，所有对柏拉图的解构都是有问题的。”[5]73

在今天，要想哲学复兴，必须治愈反柏拉图主义的病症。在巴迪欧看来，这种治疗恰恰又是需要数学来完成，而自康托尔到科恩的数学集合论实际上已为我们开启了这条道路。康托尔用集合论来思考无穷问题，通过“计数为一”的运算法则为我们呈现出纯粹的多。然而，在康托尔的集合论中，“计数为一”的运算法则是无法把握非连贯性的多，因为每下一个元素的到来都是我们无法预测的。数学家科恩则在康托尔集合论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类性”概念。作为一个数学术语，“类性”在科恩那里是指“类性集合”，实际上是要表示类性的多，并以此用来解决自康托尔提出的集合论以来，一直没有解决的无限多元的问题。由于康托尔按照“计数为一”的运算法则来阐述存在的多，那么无限始终是在有限之中，因而最终还是无法给出一个真正的纯多（非连贯性的多）。而这个非连贯性的多，其实就是一种“不可判定”“不可识别”的多。在巴迪欧看来，科恩数学中的类性集合就是表示这样的多，“‘类性’积极地意味着，那些没有被区分的事物，实际上是情境的普遍真理、其自身存在的真理”。[10]327“类性”揭示的是非连的多，巴迪欧认为自己所思考的正是这种多，“如果非用一个范畴来标记我的思想的话，那既不是康托尔的纯粹的多，也不是哥德尔的可构造性，更不是空（通过空存在得以命名），甚至不是事件（在事件中，什么是非在者在[whatisnotbeingquabeing]的补充得以发生）。这个范畴应该是类性（generic）。”[10]15正是认识到类性多元思想能解决传统本体论中一直没有正确对待的“多”的问题，巴迪欧开始将类性真理的建立作为自己数学本体论建构的主要任务，认为类性真理可以拯救哲学本体论。

在数学本体论的建构中，巴迪欧所要建立的类性真理已不再是传统哲学中的真理了，他赋予真理以全新的含义，认为真理并非是一种现成的知识，真理不是有限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真理总是情势的真理，由于情势的存在是多，因而真理也必须是多，但这个多并非是一种给定，而是源于一种独特的程序，程序要运作必须有事件发生，即从情势中溢出的东西，所以所有的真理又都是事件之后的真理。由于情势中溢出的东西是一种不连贯性的存在，因而是“不可判定”“不可识别”的多，是任意的多，这个任意的部分正是情势的类性部分，而真理就是由这种溢出而产生的。所以，作为情势的真理必然是任意的多元，是在情势的不连贯性之中被创造出来的。巴迪欧认为，“从这样的真理概念出发，在事件之后的情势之中作为真理的类性的多的生产中，我们可以再一次承担其现代哲学建构性的三位一体：存在、主体和真理。”[5]81而这一切又都是在数学中完成的，因为只有数学曾在其字母空洞的力量下，对纯多、无法预测的多的无限进行了刻画，因而数学才是构成思想的唯一可能。正因如此，巴迪欧断言：数学就是实际的本体论。

在巴迪欧对类性真理产生的阐释中，我们可以看出，类性的多元不仅构成了真理的前提，而且还是促使哲学成为思想空间的原因。“哲学是思想的场所，在那里，哲学说出了‘存在’真理，并声称诸多真理具有共存的可能性”，哲学的行为就是把握各种真理。[5]115同样，类性的多元也“奠定了多的柏拉图主义，让我们思考一种既作为独特程序多之后果，也作为在可命名的领域上的一个黑洞，或者一个抽离的真理程序，这让一种纯多的本体论成为可能，而无需贬斥真理，无需认识语言变量的构建性本质。”[5]78所以说，巴迪欧认为是数学最终使本体论成为可能，最终解决了本体论中“一”与“多”的关系问题。正是借助于康托尔的集合论，特别是科恩的类性集合思想，巴迪欧建构起数学本体论以拯救哲学。而《存在与事件》一书，就是在完成数学本体论的建构任务。

结语

巴迪欧用数学本体论的建构来拯救哲学，其目的就是要解决在传统本体论中一直悬而未决的“一”与“多”的关系问题。如果说传统哲学本体论的最大问题是以“一”来漠视和排斥“多”，那么“哲学终结论”的问题则是以“多”来摧毁和消解“一”。这两种看似截然相反的对待“一”与“多”的关系的态度，其实都是在绝对不相容的思维框架中思考和解决问题，其结果必然是要么导致绝对的专制主义盛行，要么是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泛滥，最终都是对哲学的本性及其价值的戕害。巴迪欧从数学思维特别是类性集合的角度重新审视了“一”与“多”的关系，指出任何“一”都不是“多”的对立面，因为“普世性必须接触各种差异、通过其分化的苦难表明它们能够欢迎从这些差异中得出的真理。无论男女，犹太人或希腊人，奴隶或自由人，最重要的是差异携带着像恩典一样发生在它们身上的普世性。反之，只有在差异中识别它们携带着发生在它们身上的普世性的能量，普世性本身才能证实其自身的现实”。[9]283巴迪欧这种对于“一”（普遍性）与“多”（特殊性）关系的阐释无疑为本体论的存在提供合法性的依据，也正因如此，巴迪欧对今天哲学的态度是“更进一步”或“必须前进”，[13]9697而不是走向终结。

尽管巴迪欧对于哲学的未来充满了信心，他的数学本体论也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本体论问题上“一”与“多”的矛盾和冲突，但不可否认的是，其数学本体论即使给予了“多”（特殊性）以颇多的尊重，可对于普遍主义的追求还是无法逃脱专制主义的嫌疑。这正是齐泽克将巴迪欧的思想视为康德主义现代翻版的原因，同样它也是巴迪欧用数学本体论来拯救哲学所招致较多质疑的根源。人们不禁要问：这种用数学建构起来的哲学本体论大厦，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拯救哲学？它是一种哲学的复兴还是向传统哲学的回归？这些质疑显然揭示出巴迪W哲学存在的困境，也说明了他并未真正为哲学的未来找到出路。尽管如此，巴迪欧对拯救哲学所做的努力依然具有重要的意义。数学本体论对于我们认识哲学的本质和价值以及该如何来对待本体论和维护哲学的本性，都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在这个因本体论遭颠覆而导致普遍性缺失的时代，数学本体论对于普遍性的恢复和强调，有助于人们重建起对普遍性的信念。

参考文献：

[1]王治河.扑朔迷离的游戏――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

[2]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M].李步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3]JeanFrancois Lyotard.The Postmodern Condition：A Report on Knowedge[M].translated by Geoff Bennington and Brian.Massumi：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4.

[4]JeanFrancois Lyotard.Le Différend[M].Paris：Minuit，1983.

[5]阿兰?巴迪欧.哲学宣言[M].蓝江，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3.

[6]Alain Badiou.Infinite Thought： Truth and the Return to Philosophy[M].New York：Continuum，2004.

[7]A.科恩.哲学的终结：对一场针锋相对的争论的剖析[J].王玉北，译.世界哲学，2004（1）：7585.

[8]阿兰?巴迪欧.世纪[M].蓝江，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3.

[9]陈永国.激进哲学：阿兰?巴迪欧读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

[10]Alain Badiou.Being and Event[M].New York： Continum，2005.

[11]阿兰?巴迪欧.爱的多重奏[M].邓刚，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

数学哲学论文范文第5篇

关于“信息哲学”这个名称，我们似乎可以回顾一下科学哲学中“逻辑实证论”这个名称问世的情况。“维也纳学派”的重要成员费格尔（HerbertFeigl）曾于1932年在《哲学杂志》发表了名为《逻辑实证论——欧洲一个新的哲学运动》的具有宣言性质的论文，介绍“维也纳学派”的基本观点和任务。在美国哲学界引起广泛的关注和不同的反响。而“逻辑实证论”这个名称就是这篇论文首先提出的，后来就也被人广泛使用，成为经典的科学哲学的标识。那么“信息哲学”作为“新的哲学范式”的标签，无疑应归于《什么是信息哲学？》这篇论文。

费格尔首创“逻辑哲学论”名称的情况，自然使人联想到费格尔与“维也纳小组”的关系。费格尔的那篇文章实际上是在宣扬“维也纳学派”的哲学观点和任务，因为费格尔曾是维也纳学派创始人石里克（MoritzSchlick）的学生。但是，“信息哲学”的情况又有所不同，因为它的创始人与美国哲学界并没有类似于石里克与费格尔那样的关系。因而，将其说是欧美哲学界的互动和呼应更为贴切。在英美学术圈，往往是一个学科先在英国问世，然后再到美国完成所谓的“乘数效应”，最后达到其应有的功效。

信息哲学的研究纲领已经问世一年多了，但关于“信息哲学”的名称，国际哲学界似乎还有些方面需要没有完全达成一致。我以为也需要就名称问题检讨一下。

1、国际现状。弗洛里迪认为，关于这个新兴的研究领域的名称存在两种趋势：一是追赶时髦，如“赛伯哲学”（cyberphilosophy）、“数字哲学”（digitalphilosophy）、“计算机哲学”（computerphilosophy）；一是表达某种特殊的理论旨趣，如“计算科学哲学”（philosophyofcomputingscience）、“计算哲学”（philosophyofcomputation）、“人工智能哲学”（philosophyofartificialintelligence）、“计算机与哲学”(computerandphilosophy)、“计算与哲学”(computingandphilosophy)等。而弗洛里迪则认为，“信息哲学”（philosophyofinformation）这个名称是最令人满意的，因为它明确指称一个新兴的哲学学科。可是，一年多来事情似乎并没有那么单纯，人们对“信息哲学”这个名称还是有不同的意见。

2、PCI之一。弗洛里迪在《元哲学》（Metaphilosophy）发表的奠基性文章用的是“信息哲学”（PhilosophyofInformation,PI）。而在《布莱克威尔哲学导引丛书》（BlackwellPhilosophyGuidesSeries），却用的是《计算与信息哲学》（PhilosophyofComputingandInformation,PCI）。这究竟是为什么？弗洛里迪的在《计算与信息哲学》的前言中是这样解释的，“对于本书的名称，布莱克维尔的哲学编辑和我同意使用“计算与信息哲学”（PCI）这个名称。PCI是个新的但依然是个鲜明的标签，希望这个新标签既可以满足学术的需要，也可以满足市场的需要。本书导言的标题是“什么是信息哲学？”，其中我对这个新的范式进行了论证，认为“信息哲学”（PI）在概念上要比现在这个名称更令人满意，因为它明确地保证了新范式背后真正的东西与名称的一致性。作为本书的基础，我认为还是将其放在网上，免费供大家使用。”不难看出，“计算与信息哲学”这个名称，显然有比较强的妥协因素在其中。其结果就是“导言”不放在这部书的印刷本中，弗洛里迪还是坚持他的理念。

3、计算与信息。那么这著作在多大程度上有悖于弗洛里迪的意愿呢？我以为瑞典学者的解释很有启发意义，可作为参考。在《科学哲学的范式转移：信息哲学与新的复兴》这篇文章中，多迪希－斯诺科维奇（GordanaDodig-Crnkovic）说：“在德语、法语和意大利语中，人们分别用‘Informatik’,‘Informatique’和‘Informatica’（在英语中对应的术语是informatics）来指称computing。有意思的是英语术语computing具有经验的取向，而与之对应的德语、法语和意大利语术语informatics，却具有抽象的取向。”在她看来，“这种术语的差异可以分别追溯到19世纪英国经验主义与欧洲大陆的抽象传统之间的差异。”实际上，信息与计算恰巧强调了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比如说，我们常说的“informatics”就是指利用计算机和统计学技术来管理信息的学科,更具体一些，它是以及时保有和在空间传输知识为目的，对于看作知识媒体的数据与信息进行系统处理的学科与技术的总称。举例来说，在基因组计划中，informatics包括发展快速搜索数据库、分析DNA序列信息、从DNA序列数据预测蛋白质序列和结构的方法等。

4、PCI之二。今年8月份在土耳其召开的“第二十一届世界哲学大会”（The21stWorldCongressofPhilosophy）专门新辟了一个section，其名称为philosophyofcommunicationandinformation。我注意到五年前的1998年，在美国波士顿召开的“第二十届世界哲学大会”上，并没有这个section。可以推断，作为一个新兴的哲学分支，1998年之后才引起国际哲学界的关注。这与信息哲学得以确立的时间基本吻合。参加此次大会的中国代表团成员，社科院哲学所原副所长姚介厚教授，回国后在哲学所做了专场报告，其中还专门提到这个新兴的领域，并说哲学所目前也有人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他把philosophyofcommunicationandinformation译为“交往与信息哲学”，我以为这也是个意蕴深远的理解。在中文中communication也是个外延很广的词，有“传播”的意思，在这个词项下它往往与“传输、传递（transmit）、扩散、散布、广播（dissemination,spread,broadcast）”相关联，表征的是某种（物质、能量和信息的）单向“流动”，还有我们通常所谓的“通讯”或“通信”的意思。但是，communication这个词的真正意思是“交通、交流、交换（exchange,intercourse）、互动（interactive）”具有双向流动的意思。这使人联想起当下比较流行的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计算机网络构成的语义空间就是一个交往空间，是一个公共领域，因而在这个空间中引发的诸多话题无疑为哲学探究开辟无限广阔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