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异化问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关注的核心问题，弗洛姆从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结合的独特视角，对现代人异化的深层性质进行了揭示，并努力探索扬弃异化状态，实现真正自由，建立健全社会的途径。逃避自由是弗洛姆对人异化的心理机制的分析，也是他进一步阐发理论的基础。

一、逃避自由思想的前提

自由，是人类历史上恒久追求的一朵理想之花。弗洛姆却看到了自由带给人的沉重的精神枷锁，逃避自由的理论的提出，是基于弗洛姆对人性的分析。

要解决人如何自由这个问题首先要阐明人是何种存在。弗洛姆从人的需要(包括生物需要和精神需要)的层面考察了人性问题，生物需要侧重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精神需要则更侧重于人与他人的交往关系。人的生物性需求，即强制性的自我保存需求，构成人行为的首要动机。为满足这种需求，人必须劳动生产。另一种需求就是人需要归属感和共同感，人必须与外在世界相联系才感觉安全，否则完全的孤独会使人精神崩溃。弗洛姆区分了两种孤独，精神孤独和物质孤独，相比而言精神孤独比物质孤独(孤立)更令人难以忍受。通过以上分析，他指出人性中的具有一些固定不变的因素和欲求，其一是物质化的冲动必须得到满足，以确保生存。其二是避免陷入孤立与精神孤独的境地。正因为自由与孤独相伴而生，向往自由与畏惧孤独成为人生存之对立统一的悖论，而对人性的分析更剖析出孤独是人性中实在不可承受之痛，所以人会在抉择中因为畏惧孤独而宁可放弃自由。

二、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剖析

基于对现实的关注和对人性的分析，弗洛姆进一步探讨了人的心理机制走向异化的过程及原因。

(一)个体化与孤独感的纠结

人类的历史是自我创造的历史。人为满足人性需要必须进行不断创造，其直接后果就是个人日益与自然界分离，挣断自然脐带(始发纽带)，日益个体化。但始发纽带给人带来安全感，一旦切断就必然带来人的孤独日益加深。个人独自面对外界，巨大的无能为力感和焦虑感成为与人伴随的噩梦。个体化进程是一个人日益感受到自我，又日益难以忍受孤独的过程。人的力量在近现代达到前所未有的强大，与之相伴的是人的个体化进程在近现代也达到巅峰，因此，现代人的孤独感是最重的。

(二)消极的自由与积极的自由

弗洛姆区分了消极的自由和积极的自由。前者是摆脱束缚，获得自由，即在行为上摆脱本能决定的控制。消极的自由无异于一种缺乏意义与方向的生命。孤立个人陷入极度无助与恐惧，无法忍受。这种孤立撕裂了人与世界的统一，使人失去了方位感，怀疑自我，怀疑生命的意义，乃至指导他行动的所有原则，这些怀疑折磨着他。无助与怀疑麻痹了生命，为了生存，人竭力逃避自由消极的自由。

积极的自由是自由地发展的自由，它实现自我，充分肯定个人的独一无二性，还意味着生命的中心和目的是人，个性的成长与实现是最终目的，它永远不能从属于其他任何被假定的更具尊严的目的。它体现着个人潜能的充分实现，积极自发的生活能力的表达。基于这种区分，弗洛姆指出现代人逃避自由的深层原因在于两种自由的分裂。这种失衡在欧洲的结果便是，人们疯狂的逃避自由，建立新的纽带关系，或至少对自由漠然视之。

(三)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

独立与孤独是个体化的双重后果。孤独的恐惧使人产生对原始纽带和原初安全感的怀念，希望放弃独立，通过把自己隐于外界，来逃离孤独。这种意识在一定条件下，会积淀并表现为现代人普遍的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

1.权威主义。

这种心理机制是放弃个人自我的独立倾向，欲使自我与自身之外的某人或某物合为一体，以便获得个人自我缺乏的力量。外在权威作为新的继发纽带，代替始发纽带，其表现形式是受虐狂与施虐狂。不论是施虐还是受虐，其根源都在于无法忍受孤独，需要靠共生关系克服孤独。权威主义性格所代表的人格结构，是构成法西斯主义的人性基础。

2.破坏欲。

破坏欲的根源在于难以忍受个人的无力感与孤立，它以消灭对象为目的。为了避免无能为力造成的焦虑和生命受挫，破坏欲意图消灭所有的外在威胁，甚至不惜毁灭世界。正是由于个人的孤立与个人膨胀被抑制，中产阶级下层的破坏欲成为了纳粹主义兴起的重要原因之一。

3.机械趋同。

为了克服失去个性的恐惧，人被迫与别人趋同，个人按所处其中的文化模式提供的人格范本塑造自身，使自己与他人千人一面，符合了外界、他人对自己的期望，从而与世界保持了一致，通过放弃自我，求得安全。在德国，纳粹运动提供了一种帮助人们摆脱不安和怀疑折磨的新权威，从而得到人们的顶礼膜拜。通过对现代人性格结构中逃避自由的极端心理机制的分析，弗洛姆思考了克服困境，实现积极自由的途径。

三、真正积极的自由的实现途径

弗洛姆认为，自由并非必然意味着枷锁。他坚信积极的自由要靠自我实现，唯有通过人的全部人格的实现，人的情感与理性潜能的积极表达才能获得。换言之，积极的自由就在于变被动为主动，在全面完整人格的自发活动中。他坚信除了无奈臣服之外，存在着人与自然的自发联系这种和谐方式。它在世界与人之间，建立起一种不泯灭个性的联系。爱与劳动就是这类联系的本质体现。人通过发展其内心的力量和创造力，完全可能与世界建立起和谐的新型关系。解决个体化的人与世界关系的唯一可能的创造性方案是：人积极地与他人发生联系，以及人自发地活动爱与劳动，借此而不是借始发纽带，把作为自由独立的个体的人重新与世界联系起来。自发活动是弗洛姆找到的解决人的自由困境的唯一答案。人的自发行为既克服孤独，又保留自我的完整。

爱是自发性最核心的部分，它克服分离，又保留个性，弗洛姆所提倡的爱是一种创造性的爱，它的基本要素是照顾、责任、尊重以及了解。照顾与责任是主要因素，对爱的对象还要尊重和了解，否则爱就会变成一种强加的技术性控制和功利化占有。

劳动是自发性的另一组成部分，它是一种创造，人通过创造与自然融为一体。劳动是人性的体现，包括物质创造和人格的创造指向。人的本性是对能力做创造性的运用，劳动正是这种本性的发挥，在劳动中，使生命受阻的现象得以消除。

自发活动让人意识到生命的唯一意义在于生存活动本身，在于生存的过程。它将自我与世界相联，但并不泯灭个性，从而解决了自由的根本矛盾个性化进程与并生的孤独之痛。在积极的爱与工作中，积极的自由终将实现。从对人性分析的基础出发，弗洛姆又指出自由实现的社会条件。他认为判断自由是否实现的唯一标准是看个人是否积极参与决定自己及社会的生活，这不仅仅包括形式上的投票行为，而且包括个人的日常活动、工作以及与他人的关系。他认为只有在高度发展的民主社会自由才有实现的可能。

面对人生存过程中的自由与孤独的冲突，弗洛姆坚信人类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实现自由的美好理想。应该说，弗洛姆对人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的分析十分深刻，具有合理性，但是他以爱和劳动实现积极自由的设想，缺乏具体的可操作性，只是一种美好愿景。弗洛姆有意识，但他对自由仍旧抱有信心。他说，对于自由，人可能永远不能目睹收获，他可能是一个在荒野中呼唤而得不到反应的人，不过只有保持这个呼声的存在与不妥协，荒野才会变成肥沃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