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晋东南地区是山西现存宋金时期建筑最多的地区，随着宋代社会和宗教的发展，古建筑也随之得到了较高的重视。以长子崇庆寺为例，通过对建筑的周边环境、空间组合、平面布局及宋塑艺术特征的分析，探求寺院建筑的空间形态特征及其所具有艺术价值，为研究宋代建筑提供有力的佐证。

关键词:晋东南，宋代，寺院形态，空间组合，艺术价值

山西作为文物建筑最多的省份，拥有着非常丰富的历史资源，其中木结构古建筑尤为突出，仅宋、金时期的木结构古建筑就占全国的75%以上。这种以木结构为主体的传统建筑形式几乎遍布全省城市乡村，其中宋金时期建筑则尤以晋东南为最多，约占全国宋金元木结构建筑半数。晋东南地区(即山西东南部)自古以来被称为上党地区，在宋之前上党地区佛教就一直非常兴盛，进入宋之后，这一地区又是兵家的战略要地，因此得到朝廷的重视，而在政治和军事行动中往往还需借助宗教的力量，所以也促成了这一地区佛教的发展。伴随着宗教的兴盛，寺庙建筑逐渐增多，而它们的布局形式与佛教的发展息息相关。寺院是佛教信仰的精神象征，南北朝至唐代，寺院布局从以塔为中心向以殿为中心逐步转变，随着人们对于佛教尊崇膜拜的需求不断增加以及塑像壁画艺术不断发展，佛殿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寺院空间形态和塑像艺术形式成为佛教发展的中国化最真实的体现。长子崇庆寺就是晋东南宋代建筑的典型实例之一。

1崇庆寺寺院形态分析

崇庆寺位于长子县色头镇，始建于宋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据大清嘉庆三年《崇庆寺重修碑记》载:“唐明皇帝别驾潞州时，宴别僚佐于壶口，见此山紫云摇曳，彼时尚未有寺……迨宋大中祥符九年而寺始建，千佛殿居其北，卧佛殿居其东，大士殿居其西，天王殿居其南，东南立门，门之东建关帝殿，西北建十帝并鬼王殿(地藏殿)，西南又立给孤长者。殿东北一院则为禅舍。”明清之际多有修葺。地藏殿琉璃脊刹题记“明嘉靖十年(1531年)五月十五日本寺僧人明钟烧琉璃口一堂”;明间脊槫下题记“大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崇庆寺建十王殿僧……谨誌”。清嘉庆三年(1798年)《崇庆寺重修碑记》又载“……迄今栋宇摧残，墙垣颓圮。幸有法僧头陀，好施善士，虔心缔造，竭力修缮，经始于春初，告竣于秋后，南朔东西殿址循旧，内外左右秒庙貌更新”。现存建筑基本保留了原始格局，其中千佛殿(见图1)、三大士殿为宋代遗构，殿内梁架结构基本保存了宋代的形制，是研究宋代建筑梁架结构及平面布局的一处珍贵实例。于1996年11月20日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1相地择宜。传统建筑与它所在的环境是密不可分的，如果没有良好的环境作烘托，建筑的价值也就不能完全体现出来。明代《园冶》一书中就强调“相地”的重要性，包括环境与自然条件的评估、地形地势与建筑的相依相融、内容与意境的和谐统一。任何古建筑的出现都是历史的产物，都是经过相地营建而成。而建筑基址的选择对于建筑的稳定性至关重要。选址讲究“天人合一”文化理念，将建筑与自然环境融为一体，既要利于建筑本身的生存和发展同时又能将自然风光进行展示和延续。晋东南地区宋金时期建筑以山地建筑颇多，而建筑又与其周围环境密不可分，彼此相互呼应。长子崇庆寺就坐落于紫云山腰，寺院坐北朝南，山峦环抱，寺后紧靠紫云主峰，形若玄武之势，左右次峰如青龙爬行和白虎卧伏，与之遥相呼应的护国灵贶王庙，相隔500m左右，苍松环绕，环境优美，此起彼伏，彼此既互相独立又在视线上相互联系融为一体，或高或低，顺应山地的变化，可见寺庙建筑不仅依靠自然同时也崇尚自然，选址上非常注重风水，讲究背山面水，负阴抱阳，顺应其所在的自然环境，使建筑与环境之间彼此联系，随地势起伏变化形成错落有致，灵活多变的布局模式，将环境与建筑融为一体(见图2)。中国古建筑是以土、木作为建筑的主要使用材料，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寺庙多通过就地取材的方式进行修建，而土和木又是具有灵气的，能通天地之气，山区不仅植被丰富便于运输，而且能够有效的防止洪涝灾害对建筑的影响，这也成为许多寺庙道观建于此的重要因素。而晋东南地区地处黄土高原，土质坚厚，地下水深，气候干燥，为木结构建筑的长久保存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其次是山地独特的地理位置便于古建筑的保存，不易遭受破坏，在晋东南地区留存下来的山地建筑多保存较为完整也印证了这一点。

1．2空间组合建筑的群体组合形式。在中国传统建筑中最为常见，将不同形式的单体建筑有序地组成一个群体，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建筑群。建筑之间通常采用中轴对称式布局形式，受中国礼制文化的影响，以佛寺等级最高建筑为中心，中轴线上一般布置等级较高的建筑，两侧则为次要建筑，形成主次分明、错落有致的建筑格局。这样的格局具有以下特点:1)在传统建筑中不论是单体建筑还是群体组合，对称式布局都会运用在建筑中，使建筑在变化的同时又不失统一和协调。2)中轴线作为群体组合的核心，对建筑的构成及流线具有主导作用，使分散的建筑相互制约，彼此联系，形成具有向心力的空间。3)建筑群体中的单体建筑既具共性同时也不失个性、主次之分，体现在建筑的体型大小、屋面形式、琉璃脊饰的花纹样式及颜色等方面，使建筑在视觉上丰富多彩但又协调统一。崇庆寺沿袭传统建筑的群体组合模式，以影壁、天王殿、千佛殿构成寺院的中轴线，在轴线两侧布置三大士殿和卧佛殿，根据寺院的空间环境及功能需求在千佛殿西侧建造地藏殿，在寺院东北角建造禅房，东南隅建关帝殿，西南方建孤长者殿，并不完全是对称式布局，既沿袭了传统建筑的群体组合模式又在此基础上有所突破。由于这些建筑建于地形地势不规则的山地之上，一般根据山地的地形走势而建，以中轴线主体建筑为最高，建筑形制方面也繁简有序，深受中国礼制文化的影响，建筑等级制度鲜明，主体建筑体型较大、结构复杂，而次要建筑则体型较小、形制简洁。同时在建筑的空间布局上，充分体现群体建筑中单体建筑的主次关系，以高大雄伟的千佛殿为中心，其他各殿均围绕主殿进行建造，创造出丰富多彩，错落有致又协调统一的院内空间。建筑与建筑之间，建筑与院落之间既相互协调又有所区别，通过空间尺度的变化和组合方式不同展现不同的视觉感观。崇庆寺平面图见图3。在公共空间处理上采用开敞宽阔的中庭空间，既体现了主体建筑的宏伟，同时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使得不管从寺院的任何角度都可看到一幅建筑与环境完美结合的画卷。此外，崇庆寺还建有禅房，将庙内建筑功能分为公共祭拜区和生活区两部分，空间布局更多样化。

1．3千佛殿平面布局。在晋东南地区，宋代建筑平面采用减柱造者较多。减柱造即是减去室内原本对称布置的金柱，而檐柱保持不变，以达到扩大室内空间的目的，移柱造则是将柱网中的某些柱子移动，使得所移柱子与原柱网不在一条轴线上，更好地满足空间的功能性和使用性。减柱造和移柱造不仅有利于节约木材的使用，同时还可以营造较为宽敞和灵活多变的内场空间。晋东南宋金建筑中，多数则是通过减柱造来扩大内部空间，所以减柱造在这一地区应用较为广泛，主要分两种形式，一种是减去前内柱，一种是减去后内柱。千佛殿平面柱网排列采用减柱造形式，主要是减去前内柱的做法，这种柱网形式与晋东南地区五代建筑平顺大云院弥陀殿的柱网形式一致。其通面阔11．72m，通进深11．76m，平面近方形，与传统木构建筑多呈长方形不同，建筑平面近方形者在该地区的宋金建筑中较为常见。

2三大士殿宋塑价值

彩塑和寺庙是分不开的，由于历史、地理、交通和民间信仰等诸多方面的原因，山西境内留存下来的古建筑居全国之首。长子崇庆寺的三大士殿宋代彩塑就是这一时期的经典佳作。三大士殿内菩萨和罗汉等像在宋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造;在佛坛中央塑三大士，即观音、文殊和普贤三尊菩萨像，三大菩萨称为三大士。观音菩萨居中，文殊菩萨居左，普贤菩萨居右。三大士像既沿袭唐代塑像丰满圆润的特质，又具宋代塑像的朴实淡雅之风，其形态自然、衣纹流畅，神情娴静秀美，集造型美、神韵美和衣饰美于一身，是不可多得的艺术佳作。三大士殿内塑十八罗汉坐像(见图4)，两侧各九尊，其神态多变，衣纹流畅、坐姿倾侧自如、体态丰盈健硕，尚存唐代丰满的遗韵，与明清时期罗汉像截然不同，更显古朴苍劲，是宋代彩塑的经典之作。罗汉，本名阿罗汉。最早的罗汉称为“声闻”，数量为四，西晋时期已载入藏经，后被十六尊者和十八罗汉所取代。十六尊者至迟隋唐时期已有，“尊者”之称早在《入大乘论》有载，唐《法华文句》引《宝云经》亦提出十六尊者，唐代佛寺殿堂中多塑十六尊者像。十八罗汉则宋代才开始塑造，由十六尊后增补两尊组成，是在四大声闻和十六尊者基础上发展而来。山西地区罗汉塑像约有3000尊，以明代塑像居多，而保有宋塑罗汉的寺庙主要有长子崇庆寺、晋城青莲寺、新绛白胎寺等处，唯长子崇庆寺三大士殿的罗汉像技艺最佳，是山西地区宋塑罗汉的代表作。

3综述

建筑是空间艺术，适度的外部空间、合理的平面布局、适宜的环境都是建筑空间构成的影响因素。寺院空间形态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不断受到地域性因素的影响，通过寺院的空间布局、组合方式、建筑形态、装饰艺术等外部载体所体现。崇庆寺内现存宋、明、清三个时期的建筑，尺度空间错落有致、主次分明、布局灵活多变。千佛殿保留了宋代建筑形制特征，三大士殿内塑像生动形象、神态各异，充分反映了宋代宗教发展的情况及匠师的技艺水平，是宋代建筑和塑像艺术发展成就的真实体现，为研究寺院建筑形态和塑像价值提供有力的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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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柴琳 单位: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