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话艺术论文范文第1篇

借助高科技发展起来的电影和电视剧,与话剧艺术的相似点最多、同质性最强、承袭性显着,是最有可能“弑父”并取而代之的两个“物种”。然而即便如此,话剧艺术的不可替代性依然是存在的。较之于电影和电视剧,话剧艺术的不可替代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在场性。所谓在场性,特指话剧艺术的表述主体——演员以及控制各种表述媒介的灯光师、音响师等幕后艺术家自始至终存在于艺术表述的现场。本文讨论的在场性,与康德、黑格尔、尼采、海德格尔哲学中的在场性分属于不同语境,但在“去蔽”、“直接”、“敞开”等意义内核上显然是一致的。有了演员等艺术家的在场,保证了话剧艺术可以拥有最充分的鲜活性。话剧不是“罐装艺术”,也不是“机械复制艺术”。缠绕着“罐装艺术”、“机械复制艺术”的种种烦恼与遗憾,如话题容易过期、内容常显陈旧、表演“知错不改”、播映时空失控等,均与话剧无关。话剧所表述的,永远是一场在观众面前正在发生的鲜活的戏剧事件,即便演绎的是古老的、既往的历史故事。有了演员等艺术家的在场,保证了话剧艺术可以拥有最彻底的当下性。观众所面对的,不是电影、电视剧中时而被放大、时而被缩小的影像或视像,而是与实现生活中具体的人没有本质区别的演员现场扮演的角色。艺术信息的传递渠道,不仅仅是观众的视觉与听觉,还可以是嗅觉,甚至是触觉。话剧的表演现场,被艺术家和观众联合掌控、共同建构,成为一个孕育艺术美感的“反应堆”,并能激发一系列“场效应”。话剧艺术之美,是由活生生的在场的人现场炮制、现场发酵、现场发送、现场扩散的。有了演员等艺术家的在场,保证了话剧艺术可以拥有最完整的互动性。互动,可以被分为隐性和显性两个不同的层面。先说隐性互动。话剧的每一场演出,都是表述主体在与现场观众频繁的信息互换中找到了恰当的分寸,进而顺应大部分观众的期待心理完成的艺术作品。尤其是优秀的表演艺术家,能够依据现场观众的反应、反响甚至细微的信息反馈,即时调整表演的力度、幅度、速度等,将作品演绎得出神入化、炉火纯青、直指人心、直达观众的灵魂。因此,每一场话剧演出,不仅仅是“现做的”,而且都是“最佳的”。互动的第二个层面,即显性层面,更是电影、电视剧的主创们望尘莫及、羡慕不已的。话剧演员可以与观众直接对话,可以邀请观众走进表演区域参与讨论与剧情有关的各种问题,可以临时调整部分台词甚至剧情,使观众获得一种不可多得、不可替代的超值的审美感受。其次是便捷性。本文讨论的便捷性,特指相对于电影、电视剧等艺术种类而言,话剧具有投资少、风险小、启动易、周期短、创作便利、生产快捷的明显特性。是否具有便利性,虽然是相对的,但是,对于一个艺术门类或品种的发展来说,影响巨大、至关重要。例如,绘画艺术的多姿、多彩、多元性,远远超过建筑艺术。因为较之于建筑艺术,绘画艺术的创作、生产具有极大的便捷性。再如,在雕塑这个具体的艺术类别中,“雕类”作品的丰富性,很难超过“塑类”,因为较之于前者,后者在创作与生产上具有明显的便捷性。一部艺术发展史,就是承袭与创新、守陈与拓展、固守与出走、挖井与开荒的博弈史。

就艺术家的个性、气质以及圈内文化的基本特质而言,几乎没有一个艺术大家不想探索、不思创新。但是,每一次探索、每一次创新都是一次历险,都需要投入或多或少的成本。因此,就总体趋势而言,越是投资少、成本小、启动易、周期短的艺术种类,其探索、创新的频率就越高;而探索、创新的频率越高,成功的概率自然也就越大。较之于电影、电视剧,话剧艺术在人性拷问、心灵探究的层面上显然挖掘得更深、表现得更为充分。在导致这个结果的诸多因素中,一定有便捷性。是便捷性,给话剧艺术家减免了许多特别沉重的负担与风险。较之于电影、电视剧,话剧艺术在形式拓展、风格营造的层面上显然行走得更远、展现出更多风采。在形成这个局面的诸多因素中,一定也有便捷性。是便捷性,让话剧艺术家获得了更多大胆探索的自由与可能。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人无意将便捷性的有无、强弱视为衡量艺术门类、艺术品种高下优劣的标准。笔者特别想说的是:认知便捷性,探究便捷性,是谋划一个艺术门类或艺术品种的生存策略与发展路径的重要依据。可能因为便捷性与形而上学层面上讨论的事物的基本特性、本质属性还有一段距离,可能因为便捷性这个“存在”最多只能算介于表象和本质之间的一种“现象”,所以,在话剧理论的传统言说中,很少有人讨论这个问题,甚至根本就没有便捷性这个概念。但是,话剧艺术的便捷性是不容否认的,它的价值和意义,也在被人们越来越清晰地认知。笔者以为,便捷性,即便常常是相对的,确为话剧艺术的不可替代性的一个重要构成。第三是厚积性。由于话剧艺术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悲剧、古印度的梵剧以及古代中国的百戏,由于话剧艺术在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狂飙突进以及大国崛起等许多重要的历史时期均有辉煌的建树,也由于话剧艺术自古就有大文豪、大学者以及艺术大家的参与和加盟,在艺术的殿堂中,在文明的宝库中,话剧艺术从来都是拥“宝”自重的,“富”甲天下,大家辈出的,尾大不掉的。较之于只有一百多年历史的电影以及五、六十年历史的电视剧,话剧艺术的渊源特别久远,积淀特别丰厚,经典特别众多,家底特别殷实。无论从历史、文化、政治、社会、哲学、文学、艺术、教育、民族、民俗等角度对其进行观照,话剧艺术的浩瀚遗存均可称之为不可多得的“富矿”。对于话剧艺术的这样一个特性,我们权且用厚积性来名之。厚积性,虽然也有相对性;厚积性,虽然也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概念;但是它的存在是毋庸置疑、不容抹杀的,也是必须正视的。厚积性,是话剧艺术不可替代性的又一个有机组成。

综上所述,在场性、便捷性和厚积性,构成了话剧艺术的不可替代性。三认知话剧艺术的不可替代性,对于探究话剧艺术的生存与发展有什么意义呢?笔者以为,认知话剧艺术的不可替代性,是研讨话剧艺术生存与发展问题的逻辑起点。张扬话剧艺术的不可替代性,是话剧艺术求生存、谋发展之正道。而要张扬话剧艺术的不可替代性,得从话剧艺术不可替代性的三个具体特性入手。先说对于在场性的张扬。在场性,是话剧艺术不可替代性的第一特性。努力张扬而不是忽视这一特性,从理论说,应该有助于话剧艺术向话剧观众源源不断地输送不可替代的特殊美感,从而吸引更多的观众走进剧场看话剧。竭力彰显而不是抑制这一特性,从实践上看,也确实有助于话剧艺术赢得更多观众的青睐,进而使得话剧艺术拥有更加开阔的生存与发展空间。笔者于2023至2023年间,创作、监制了一部名为《书香茶楼》的话剧。验证理论预设的有效性,是本人创作这部话剧的主要动机。因此在创作之前,笔者自我设定了4条原则:1,该剧只在小剧场里演出,在开放式的舞台及观众席里展开剧情,让观众强烈地感受到演员的在场,甚至可以闻到演员身上的气息,触摸到演员的身体。2,演员与观众必须频繁互动,用特定的设问激发观众随意插话,并把观众请进表演区,与演员讨论剧中正在争议的话题。3,这部话剧同时拥有多个版本,如高校版、市民版、精华版、海外版等,并依据观众的主要来源,决定上演哪个版本。4,剧中有五个以上的节点,如在议论民生新闻、身份真假和当下热点话题时,台词每天更换,鼓励演员即时“现挂”。以强化其在场性。该剧由江苏省话剧院排演后,接连演了近百场,获得了令人欣喜的剧场效果。2023年12月,该剧获得了“第七届中国话剧‘金狮奖’之小剧场优秀剧目奖”,并应邀参加了“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和“韩国(大邱)中日韩国际艺术节”。许多观众,尤其是青年观众因此而喜欢上了话剧。有位大学生观众对笔者说:“我们突然发现,走进剧场看话剧,与我们平时在电脑上看电影、电视剧所获得的感受确实不一样。”再说对于便捷性的张扬。便捷性,虽然是相对的,但它确实关涉话剧艺术的生存与发展。近年来,小剧场话剧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地出现了令人欣喜的发展势头。据人民网报道,仅北京一地,近年来就冒出了24家专演话剧的小剧场。2023年1月至9月,北京市“24家小剧场,共上演剧目354台、3327场。其中,涉外及涉港澳台剧33台、101场,内地剧目321台、3226场。内地剧目中原创剧目比例较大。与2023年1月至9月,我市小剧场共上演剧目160台、1264场相比,同期分别增长121%和163%。”[1]为什么会形成如此喜人的局面呢?其原因固然复杂,但一定与这批小剧场话剧题材极其丰富、风格极其多样有关。在这三百多台剧目中,既有先锋的、实验的、边缘的、反剧场性的剧作,也有传统的、正宗的、京味的甚至“斯氏生活体验派”的作品;既有搞笑的、癫狂的、无厘头的、后现代性的话剧,也有温馨的、言情的、经典的甚至依照“三一律”而创作出来的剧目;从而极大地满足了构成复杂的“小众”对于话剧艺术的不同期待。如果再追问一句,小剧场话剧为什么会形成题材极其丰富、风格极其多样的局面呢?因为,这些剧目的主创充分利用、竭力张扬了话剧艺术在创作层面上投资少、风险小、启动易、周期短、创作便利、生产快捷的便捷性。现在看来,话剧史上多次出现的“豪华戏剧”与“贫困戏剧”之争,所争论的焦点还不完全是个价值取向、戏剧观念的问题。它涉及对于话剧艺术便捷性的小觑或珍爱、无视或张扬。孰是孰非?中国话剧舞台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已经作出了回答。最后说说对于厚积性的张扬。

在“非遗”这个概念近年来广为传播、深入人心并可望带来经济效益的当下,体量巨大的古代遗存,与“瑰宝”成了同义词。但是,回眸思想文化史,古老、厚重的历史文化,并非从来就是好事。近百年来,以“去陈言、丢包袱、弃累赘”为取向的运动、思潮在中国文化界起码出现过三次。如何看待话剧艺术的厚积性?如何活用话剧艺术的厚积性?如何让客观存在的厚积性服务于话剧艺术的生存与发展?是笔者多年来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上个世纪90年代初,素质教育的办学理念被提升为国家意志。在接下来的十多年中,从中央到地方各层各级的教育主管部门,一直在倡导、推动以“高雅艺术进校园”为标志的艺术普及活动。经过长期跟踪与系列调研,笔者发现,家底殷实的话剧艺术,在素质教育以及内涵相仿的审美教育、人文教育、通识教育、公共艺术教育中,正在显现出无可争辩的不可替代性。因为,无论是古老的莎剧《哈姆雷特》、《理查三世》等,还是巴、老、曹的中国话剧经典;无论是传统喜剧《升官图》、《群猴》等,还是像《秃头歌女》、《哥本哈根》、《晚安,妈妈》这样的具有后现代意味的话剧;其文化内涵都是极为丰厚的,都是其它艺术门类能够望其项背的,也是高等院校的师生特别欢迎的。每一轮巡演,都会引发一场讨论,甚至一场思想风暴。这个现象给笔者的启示是,话剧艺术的厚积性,必须得到话剧人自觉的、长足的张扬。话剧演出的组织者、策划者,如果能够对于话剧艺术的丰厚遗存进行系统的梳理,如果能够依据素质教育的需要不断推出话剧系列产品,如“三大体系话剧经典集萃”、“四大风格话剧经典集萃”、“五大名家话剧经典集萃”

说话艺术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文艺美学理论话语学科逻辑文化现象

1980年全国首届美学会议上胡经之提出“文艺美学”,2001年国家教育部在山东人学设重点研究基地“文艺美学研究中心”,20多年来，文艺美学己成为中国1980年代以来文化演进中的一种“重要”的理论话语、一种“认真”的学术建构、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对文艺美学，应怎样看待和定位，论说甚多，公案末了，但以上三个方面不由让我想起了三个——也许不很恰当的词——绝、怪、玄。

一、作为一种理论话语的文艺美学

文艺美学表现为一种理论话语，是一绝。理论是从古典到现代的一种西方正统的学术把握方式。话语则是西方后现代和各非西方文化的学术把握方式对西方正统学术来说，要称得上理论，必须要符合二个条件:有一批基本概念;这些概念的定义是明确的，逻辑是一贯的;这些概念按照逻辑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理论是与非理论相区别来确立自己的合法性和权威性的。而话语则不管言说形式上的严格性，只要有真知灼见，可以是以理论的逻辑的学术的形式，也可以为闲谈的零散的悖论的形式文艺美学在中国虽然是在谈论一种理论，但山于文艺美学的言说，从形式严格性上说有一定问题，但又正因为成问题而造就它的深刻性和丰富性(这是“绝’之一，这一点将山后而两节来细说)因此，最好将之看成一种话语当然它不是一种一般的话语，而是一种理论话语。

前面讲了，文艺美学一词由胡经之作为理论概念提出，但其背后是北京大学的整个美学和文艺学的学术倾向，朱光潜认为美学是艺术理论，哲学系美学研究团队，扬辛、叶朗、阎国忠等都认为，美学是以艺术为中心的北京人学的美学丛书以“文艺美学丛书”为名，丛书自1980年代初出现到现在，有近20余种。中国文艺学的重镇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文艺理论室，老资格的学术带头人钱中文和杜书瀛，都是文艺美学的支持者和论述者，前者的《文艺美学:文艺科学新的增长点))(2001)后者的《文艺美学原理》(1992)集中地表达了对文艺美学的理论思考中国文艺学的另一重镇北京师范人学中文系文艺理论室占据了文艺理论的教学主流，以童庆炳为首的理论团队编写的种种文艺理论，认为文学首先是审美意识形态，实际上是把文艺美学作为文艺理论的核心山东人学拿下了文艺美学基地，其学术带头人曾繁仁和谭好哲当然以文艺美学为已任，前者写了《中国文艺美学学科的产生及其发展》(2001}，后者著有《论文艺美学的学科交义性与综合性》(2001)文艺美学的光芒不但在上述的中心闪耀，而四射向全国的要津中国艺术研究院王朝闻主编了“艺术美学丛书”由多家出版社分出了10余种，辽宁大学土向峰主编有《文艺美学辞典》(1987}，四川大学王士德有《文艺美学论集》(1985)，浙江大学王元骧写了《文艺美学之我见》(2001)……以上是改革开放以来就一直活跃在文学理论界的一代，改革开放后毕业的新一代学人，如王一川、王岳川、陈炎、土德胜、姚文放等，都是文艺美学话语的参与者和者。文艺美学不但在文学理论圈中热热闹闹，而且向相关领域播散:于是有了中国古代的文艺美学(如张少康《古典文艺美学论稿》1988，皮朝纲《中国古代文艺美学概》1986)，西方的文艺美学(如冯宪光《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思想》1988]，马列的文艺美学(如刘文斌《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研究》1996,董学文编著《的文艺美学活动》（1995)……以上这些学人为代表的言说，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关于文艺美学的理论话语。最令人感兴趣的是，这样的人物，这样的著述，在这样的一个时间长度和空间范围里，仍然没有一对文艺美学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理论界说，也没有使文艺美学在学术的机构化中得到逻辑一致的表述。正如土德胜的论文标题所揭示的:《文艺美学:定位的困难及其问题》(2000)这不由得使人感到，在文艺美学的理论话语里，纠缠了中国现代学术体系中的一些共性的问题。这里着重讲两个方面，一是纯学术体系的，即关于文艺美学的学术定位问题，二是学术与决定学术之如此的实践关系，是什么样的实践活动使这一学科缘起，发展、流变。

二、作为学科定位的文艺美学

先看一看文艺美学学科定位的现实状况，日前中国的学术管理体系里，与文艺美学相关的学科定位有三，一是文艺美学是中国语言文学(一级)下面的文艺学(二级)下面的一个方向(三级)。二是艺术类(一级)下面的艺术学(二级)下而有艺术美学(三级)，三是哲学(一级)下面的美学(二级)下面没有文艺(或艺术)美学，只有美学原理，中国美学史，西方美学史(二级)从这一现状中，不让人想起一个字:怪。文艺美学的学科定位之怪，首先表现为概念逻辑的困难，其次是学术管理与学术体系的矛盾，然后是学科划分与学术体系整体的冲突

概念逻辑是文艺美学遇到的第一个困难，这一困难有比中国学术史复杂的学术史和文化史的背景文艺美学的两个来源文艺和美学在历史上都不是洁白的首先是文艺和艺术这两个词的绞缠。文艺，本是文学与艺术，文艺并列可以用来指一切艺术。艺术有两种用法，一是狭义，不包括文学，是广义，包括文学，因此就广义而言，文艺就是艺术。文艺理论，就是艺术理论。无论哪一方而讲，文艺学作为中国语言文学下面的二级学科都是一个概念错误，应该是文学学。文艺学——正如钱中文先生指出——其俄文原文就是文学学，文学学不符合汉语习惯，改成英文常用的“文学理论”就很好，偏偏改成文艺，一字之差，逻辑不通同样在文学学(或文学理论)下而的二级学科应该是文学美学(两个学字汉语上又很别拗)艺术学从学术管理的区分性来说，从文学中区分出来之后，应是一个狭义，是除了文学之外的艺术学，同理，艺术美学，是Ix_别于文学美学的艺术美学当然从学术体系的整一性来说，艺术美学可以也应该是包括文学于其中广义的艺术美学，史有利于学术逻辑和教学逻辑。但把艺术区分为一门文学和其它七门艺术合一的艺术，与学术逻辑较少关系，而是教育和学术现实状况决定的，从教学和研究的机构、规模、人数等因素着眼，文学一块，其它艺术共一块是合理的文学自一块，文学美学也可自成体系从这里返回去看，己经早现了文艺美学话语中的一个有趣的现象，人讲文艺美学的人，都是搞文学理论的人虽然文艺美学这一名称让他们在出言写作的不少时候把文学外的其它艺术包含了进来，但实际上山于自己的专业所限，对其它艺术的涉及是不多的，理解也是不深的为什么不就讲文学美学呢?文艺美学这一词汇使他们不知不觉地受到了巫术式的影响?把文学理论定义成文艺学是中国现代学术体系上的第一个概念定义错误，由此而下的文艺美学是一个附属错误，虽然文艺美学一词本身没有错，但在如此一个学术体系下却错了。

二是文艺与美学的关系。美学的定义本就很为复杂，但在西方它基本有三种定义方式，1、美学是关于美的学问，它以审美对象为中心来研究美;2、美学是以审美经验为中心的学问，它通过美感来研究美;3、美学是艺术哲学，艺术的目的是追求美，研究艺术就是研究美，只有艺术是典型和纯粹的美，其它所谓自然美、社会美等等，作为美是暂时的，不纯的，而且它们的美的基本性质己经包含在艺术中了。美感主要是对艺术之感，审美经验主要体现为艺术经验。研究艺术同时就把握住了美感和其它的美。因此，美学就是艺术哲学。按照西方学术对美学的第三种定义，文艺美学就是艺术哲学，也就是美学。中国1980年代以来其学术主流认为美学包括三个方面，审美对象、美感、艺术。文艺美学就等于美学中的艺术部分。这样文艺美学与美学的概念冲突来源于两个学术传统和中国现代学术体系划分。从学术传统上讲，文艺学是前苏联关于文学理论的概念，艺术是西方美学的概念，中国现代学术体系把文艺学划在中文，美学放在哲学，文艺学中的文艺美学与美学中的艺术本是一回事，却变成了两个概念。而且文艺学下面的文艺美学，美学下面的艺术，艺术学下而的艺术美学，都是一回事，在中国学术体系中成了三个概念，分属三个不同的二级学科下而的三级学科。这一理论和概念上的混乱不能完全怪学术体系的建立者。美学的发展状况、学术真理与学术管理的矛盾要负点责任。

美学是世界学术体系中最难的学问之一其难首先表现在，世界上每个文化都知道美，但却很难形成关于美的学问。美是至广的，在什么地方都能遇上美的问题，美又是至高的，美总是与宇宙的最高者相连，美的本质一直与哲学的根本问题相关，与宗教的最高实在相关，与人类学的基础相关。而美的学问则意味着要把美按照学术体系的方式将美的问题学科化。美学的困难，就在于美的客观本性与美学的学科化的张力之中虽然美学很难，但美确实处处皆有，人人皆知人的有限智慧使人很难知道美是什么，但人的求知本能又摧使人偏要想去知道什么是美。因此，在改革开放的中国，我们看到了这一现象:人虽然讲不好美学，却又一定要去讲美学自1980年代末以来，美学的学科定位就成为一个论题，肖到现在还有这方而的论文在发表这个问题来自两方面，一是美学自身的学术本性，二是学术体系的定位要求就前者来说，美学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从总的性质上说，理论上的真、善、美的并列，教育方针上的德、智、体、美并列，意味着美具有最高的总括性;从美学的分布看，哲学系、中文系、新闻系、各类艺术(美术、音乐、建筑、工艺)系、服装、广告等等，都配有美学的专一业课程。而各普通院校，也有美学作为普通选修课从这一方而来说，美学不适于在现代的学科分类体系找到自己的恰当位置这种找不到恰当位置的学科，姑且借现成术语，谓之跨学科但这“跨”不象西方学界的“跨”是学科进展和思维方式变化的结果，现代学术体系发展有两个趋势，一个趋势是细分，学科越分越细，现代型的专家也越来越专，所专的领域越来越小而细、专、小虽然是必然的、必要的，但带来的缺点也是明显的，从而现代学术的发展又产生了另一个与细、专、小形成张力的另一趋向，就是跨学科，所谓跨学科，就是把好些相关学科中的一些部分组合起来，形成一个新学科这样现代学术的发展，一方面是有不断地“细分”，另一方面又是在不断的“综合”。但美学的跨学科却是一个从古延续到今的老题。而对这一个老题，作为一个国家的学术体系，一定要把美学放在一个位置上才好进行学术管理。这样在我国，美学就成了哲学下而的二级学科。只要明白对于很多跨学科的知识体来说，其学科定位在于学术本性与学术管理相互间冲突与协调的结果，关于美学学科定位的讨论基本上只有学术管理的意义。但这种学科管理体系要真正有利于美学学科的健康发展，最好在美学各分散部分(哲学、文学、艺术、建筑、服装、广告，等等)之问有一个沟通和协调机构。美学的管理如何真正起到促进美学的发展，是一个尚未完全解决的问题美学成为哲学的二级学科，是学术管理而对一个美学的跨学科性质时的无奈，当然，如何在这种无奈中把工作做得史好一点，还是极需讨论的

文艺美学的产生还来源于中西文化在艺术本质认识上的差异，西方人认为，艺术的本质是追求美，因此艺术哲学(或艺术理论)本身就是美学，至少就是艺术(文艺)美学，中国传统讲究文以载道，艺以传道，由前苏联学术而来的中国改革开放前的学术都很强调学术的政治性。因此艺术(文艺)理论人于艺术(文艺)美学。与改革开放前的学术体系强调学术的政治性不同，改变开放后的学术转型更强调学术的科学性如果说，在中国语境中，文艺(学)理论可以包含很强的政治性，那么，文艺美学则突出了文艺自身的性质因此，文艺美学在中国的崛起，是与中国文化的学术转型密不可分的

三、作为文化现象的文艺美学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是政治统帅一切，改革开放首先就是突破政治统帅一切，什么是最少政治性而又最有正当性的思想呢？美学，因此,1980年代兴起的美学热，文化原因大于学术原因。文艺美学就是这场巨大的美学热中的一个主要因素。为什么不是艺术美学而是文艺美学呢?在中国学术界里，各个艺术领域都偏重于创作，文学由于以文字为媒介，本就多观念的成分，文学领域从来是创作与理论并重的，艺术界多创作者而文学界多理论家，正好文艺理论被命名为文艺学，美学具有广博性，文学理论用文艺学来命名，正好暗合于文学理论的通向美学，于是文艺美学的大旗树了起来。虽然正如第一节所列，摇旗呐喊的都是搞文学理论的文艺美学作为一种理论话语虽然有着明显的术语混乱，但其传达的理论信息和文化信息是十分明晰的文艺美学虽以学科的而日出现，却有着文化的象征意义而且就是从学科建设的角度看，它也有非常重要的积极意义，文艺美学虽然山搞文学理论的人提出，跨越了学科边界，但正是这一跨越，使从文学理论发动的转型，带动了整个艺术领域的观念转型，而且影响了整个文化的观念转型因此，文艺美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充满了历史的玄机可以称得上一个“玄”字。

文艺美学在文化转型中产生，无论从学术的严格性上有着怎样的概念含混，但在具体的文化语境中却恰好最有利于文学理论自身的学科转型，与政治意识形态关联最密切的文艺理论，要摆脱与自己的学术本性无本质关联的政治性，回归自已的学科本性，文艺美学的提出，确实名正言顺，文学的本性就是它的审美特征让文学理论从政治学回到美学正是中国198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学科转型的主要轨迹，2001年教育部成立了两个文艺学重点基地，作为全国文艺学学科的带头单位，一是北京师范人学，一是山东人学，前者的文艺学理论，认为文艺是审美的意识形态，后者名称就是文艺美学从1980至两个基地的建立，可以说，文学理论的学科转型在根本观念上己经完成。正因为在基本层面上的观念转型业己完成，在新基础上的学理建构才显得重要起来文艺美学不但作为一个学科在现代学术体系的学科建设中暴:露出了自己在学理上和概念上的矛盾性，而且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中国文化转型的潮去潮来中也越来越早现出自已在学理上和文化上悖论性先讲后一方而文艺美学的出现和成潮在于它突出了文学理论的本质，从文艺美学出发，使文学理论走上了自已的正路，山于文学在中国文化里从先秦以来和从现代性以来都是最重要和最中心的学问之一，文学的回归正路对改革开放以来的整个文化转型具有重要的影响，文艺美学也因这一功劳而声名人振但中国文化转型的进程在世界经济科技文化转型的人背景中日新月异，电子传媒，文化工业，人众文化成了社会文化舞台上新的文化明星文学理论告别政治的同时也失去了自已的政治高位，电子时代又使文学使去了印刷时代所具有的美学高位文艺美学使文学理论回归本位在文化转型的初期具有文化的先锋作用，但当文化转型在电子传媒和人众文化的进一步飞跃中，文学理论回归到文艺美学反而失去了自已的文化先锋功能文艺美学所突出的审美特性虽然是文艺的本质性的东西，但不是文学理论的全部审美突出了文学的本位，但文学又不是只有一个本位，文学是与整个社会/文化/历史相关联的，因此，文学不是只能从审美方而进行研究，还可以从其它相关方而，如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文化学、历史学等等，进行研究但文艺美学这个名称不利于这种跨越本位的多学科研究，而文艺美学曾有的文化先锋性又使其想继续扮演文化先锋，于是文艺美学的宣传者纷纷要把文艺美学变成具有文化先锋性的学科。胡经之(1989),钱中文(2001)、曾繁仁(2001),谭好哲(2001)等，都要求文艺美学而对实践，面向文化的多向性，实现交叉性和综合性。这样的言说，从文艺美学在学术体系中的学科定位和学理逻辑来说，很是勉强，但从文艺美学曾有的文化先锋功能来说，又一以贯之，非常逻辑.而且体现了文艺美学言说者对时代的洞察和对现实的敏锐，也符合中国文化自古以来文学理论就F有的人文关怀。文艺美学从其产生起，就有二重功能，一是学科转型，一是文化先锋，因此，它既是一种学科建设，又是一种文化现象，前者必须要逻辑严格方能最后完成,后者往往因为含混而获,得现实的成功。从逻辑上说，文艺(文学)美学是文学理论的本位，文学社会学、文学批评、又学心理学、大众文学、文学政治学……才是文学理论与其它领域的关联。一定要求文艺美学与其它领域关联，那么，它是坚决不与其它领域关联而升腾到审美的纯度，而以一种更高的境界与之关联，而不是直接的、感性的、具体地与之关联。一旦文艺美学要直接地具体地与其它领域关联，它都会变成不是文艺美学，不管它用不用文艺美学这一商标。再从文化现象的角度来看学科动向，中国文艺学有三个重点学科，北京师范大学、山东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前两个同时拥有重点基地的重点学科点，一方面标举“美学(审美)”商标，受学科逻辑的制约，另一方面又受文化逻辑的推动，编织着新说。而中国人民大学文艺学则在文化先锋这一逻辑的推动下决定告别文艺美学走向文化研究，其学术带头人金元浦说:“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学与文学研究则发生了‘文化的转向’不同于20世纪80年代文学发生的由中心到边缘的‘三级抛离’——走向审美、走向文本、走向内在规律的总体趋势，进入新世纪以来，文学与文艺研究正在迅速地走向社会、走向历史、走向文化。”[1]也就是，走向读图时代，走向人众文化，走向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20世纪80年代‘回到文学自身’的趋势相反，文学的文化研究是‘走出文学自身’探索。”[2]从文化先锋的逻辑看，就可以理解今天的“文化研究”与过去的“文艺美学”一脉相承，也可以文艺美学论者要超越自己的概念内涵去而向社会、历史、文化的内在动机。

一方面，文艺美学是一个学科，应该在现代学术体系中有自己的学科逻辑，另方面它又是一种文化现象，应该以自己特有的方式作用现实，而向文化。文艺美学如何从这两个一直相互纠缠的方而摆脱出来，既完成学科的建设，又找到自己作用现实和面向文化的恰当方式，困难尚多，道路还长。但是只有当这两方而都得到清醒的认识和正确的定位，有关文艺美学的理论话语才会清晰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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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话艺术论文范文第3篇

如果这两位大师真地能够进行学术对话,话题有可能集中在下述几个问题上。

话题之一,艺术作品是什么?

对此,潘诺夫斯基肯定传统的有关艺术的定义,说包括绘画艺术在内的艺术品,乃是“需要有美学角度来衡量的人为物品”〔1〕13,是用来审美的感性存在物,是对象性的存在物,因此他说道:“任何人面对一件艺术作品,不论是美感的再创,或是理性的解析,都会受到作品本身的三项构成因素影响:外在的形式、理念(就造型艺术而言,即是主题)和内容”〔1〕15,还说这三项构成因素不是彼此独立的,是紧密结合的,但从他对心理印象一派关于强调形式和色彩独立性的态度来看,潘诺夫斯基是强调内容要素的。

海德格尔承认所有艺术作品都有一种“物因素”(das Dinghafte),正因为如此,艺术作品就像生活中普通的物件一样,也是自然现存的,比如“一幅画挂在墙上,就像一枝猎枪或者一顶帽子挂在墙上”,“人们运送作品,犹如从鲁尔区运送煤炭,从黑森林运送木材”。〔2〕3而我们的审美体验也似乎证明,艺术作品就在物里头,比如建筑作品存在于石头里,木刻存在于木头里,油画存在于色彩里,语言艺术存在于话音里,音乐存在于音响里,这都说明,艺术作品是离不开“物因素”的,“艺术作品的物因素差不多像是一个屋基,那个别的东西和本真的东西就筑居于其上”〔2〕4。可以肯定地说,“物因素”是艺术作品的基础。

但海德格尔指出,不管“物因素”对于艺术作品多么重要,但还不是艺术作品的本源,拘泥于“物因素”,不仅不能回答什么是艺术作品,还可能陷入形而上学的对象性思维而不能自拔,他主张应该回到存在者那里,从存在者之存在的角度去思考存在者本身。在海德格尔看来,艺术作品的创作对象是大地,艺术作品所展示的内容是世界,开启的世界通过对被遮蔽的大地去蔽,使存在者“进入无蔽状态之中”,而存在者的无蔽即是真理。艺术作品的意义就在于它“开启”了存在者的存在,而开启就是“解蔽”,就是存在者之真理的“置入”,就是为艺术作品对存在意义的理解提供独特的文化空间,所以海德格尔的结论是,艺术的本质就是“存在者的真理自行设置入作品”〔2〕18,“美是作为无蔽的真理的一种现身方式”〔2〕37。

从海德格尔的答案我们得到一点启示:自从柏拉图提出有关艺术和“自在之物”的形而上学预设以来,人们为了使艺术达于或接近那个虚无缥缈的“自在之物”,即达于或接近存在的本真境界,进行了旷日持久的艰难探索。这些探索,或者提倡对现实进行再造式纯粹描绘,或者主张主体重新建构理念世界,或者干脆强调绝圣去智和率性而为,其结果还是没有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

海德格尔所做的探索,是否也是如此呢?

话题之二,诠释的切入点在哪里?

诠释艺术作品,必须找到一个合适的切入点。这个切入点之所以重要,因为它不仅要解决诠释的具体途径问题,而且具有方法论意义。潘诺夫斯基和海德格尔在这一点上也大相径庭。

潘诺夫斯基强调,作为方法论的图像学,一般可分三个阶段或三个层次。第一个阶段或第一个层次是对绘画文本的主题和题材进行确认,即是说要通过画面的颜色、线条和形体明确这幅画究竟画了什么,是风景还是人物;第二个阶段或第二个层次是透过形象画面,进一步厘清作品的意象(image)、故事(stories)、寓言(allegories)。这两个阶段都同传统的图像志方法有关,前者属于前图像志阶段,后者即是图像志阶段。这两个阶段的释读任务,是从形式和内容上把握作品,尽可能地避免误读,而避免误读也是诠释学的初衷。举例说,如果不对达•芬奇的名作《最后的晚餐》进行图像志意义上的诠释,就有可能将其误读为一帮男子汉的热闹晚宴。

第三个阶段或第三个层次是图像学阶段,这是潘诺夫斯基图像学方法的精华或重点,也是最能显示其诠释学方法的阶段。这一阶段的要义,是在前两个阶段的基础上,进一步把握作品的内在含义或内容,用潘氏的话说,这“乃是透过弄清楚透露一个国家、一个时代、一个阶段、一门宗教或哲学信仰其根本态度的潜在原则”。潘氏还认为,图像学的诠释学方法,是一种综合的方法,而不是分析的方法,所以他紧接着又说道:“诸般原则可集于一身,且浓缩表现于一件艺术品。”〔1〕35潘氏始终坚守这个综合的诠释学方法,因此人们可以从中看到不同的艺术诠释向度,比如历史的向度、人文的向度以及诗学的向度等等。

以上不难看出,潘诺夫斯基选择这样的切入点,与他把艺术作品理解做“人为物品”的观点有关,从最浅近的方面说来,是没有在艺术作品和纯然物之间划开界限,所以海氏主张,应该在纯然物与艺术作品之间寻找一个新的切入点,这个新的切入点就是“器具性”。器具是人创造的,它既是物,又高于物,最突出的特点是有用性,并凭此遮蔽了物的无用性,从而把存在者的本质显现出来,就这一点来说,它与艺术品较为接近。概言之,器具恰恰处于艺术作品与纯然物之间的地位。

海德格尔以凡•高的画作《农鞋》为例说明。画中的农鞋最显著的特点,是它的“器具性存在”,即它的“有用性”,农妇可以穿着它站立、行走、劳作,使其现实地发挥着用途,而在农鞋这个器具存在的敞开之中,显示着存在者的特性,因此人们能够从这双再普通不过的农鞋的款式、颜色及其磨损程度,看到作为农鞋的使用者的农妇的“凝聚着劳动步履的艰辛”,甚至“分娩阵痛时的哆嗦,死亡逼近时的战栗”〔2〕16。所以海德格尔认为,诠释艺术作品,其要义是把器具中隐秘的意义揭示出来,而不能就物论物,甚至只见物不见人,诠释学的重点,是对“此在的存在”的理解和诠释,最终目的是揭示“存在”的意义。

话题之三,如何对待图像志?

在英语世界中,图像志与图像学有时说的是一回事,然而真正把两者严格区别开来而又紧密联系起来的学者是潘诺夫斯基。与以往的研究所不同的是,潘氏把恩斯特•卡西尔符号形式哲学引入图像志与图像学之中,并把符号这一概念置于图像学方法的中心地位。其实符号就是象征,英文symbol本身就包含了符号和象征双重含义。潘诺夫斯基认为,图像“寓意”的象征意象,有时会传达一些约定俗成的概念或抽象含义,类如天平象征着正义,一些象征物代表“忠实”、“奢华”、“智慧”等等。其实,表现这类题材的画面中的物体,动植物或水果、建筑、风景多半是象征性的,但这并非是卡西尔所谈的象征,卡西尔语谓的象征,具有更加深广的意义,用他自己的话说,象征是指在特定的文化中,图像代表着根本性的原则或者观念,所以我们可以将艺术品看做是一个艺术家、宗教、哲学或者是整个文明的“文献”。〔1〕25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基本事实:无论是传统的图像志理论,还是潘氏的图像志理论,从根本上来说,是对传统的模仿论、表现论和象征论的理论及其文化的肯定和认同,这是不争的事实。

但是,这正是海德格尔所不赞同的。在海氏看来,凡•高的油画之所以是艺术作品,是因为其中发生着真理,而不在于现存之物得到“正确地临摹”,他说:“我们是不是认为凡•高的那幅画描绘了一双现存的农鞋,而且因为把它描绘得惟妙惟肖,才成为一件作品的呢?我们是不是认为这幅画把现实事物描摹下来,并且把现实事物移置到艺术家生产的一个产品中去呢?绝对不是。”〔2〕19他强调,艺术作品的现实性,就体现在真理的发生这一点上。海德格尔并没有直接就图像志做文章,或者说并没有就图像志说三道四,但是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看出他对图像志的基本态度:其一,他认为促成艺术作品现实性的是真理而不是真实;其二他强调释读艺术作品的要义是理解和解释存在者的本质;其三他认为构成艺术作品价值的不是对现存事物的精确描绘,等等。其实更能证明他的基本态度的还是他的诠释实践。

海德格尔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曾对凡•高的《农鞋》做过解读,本文也曾几次提到和摘引过有关文字。但从这些文字来看,海氏的解读似乎与画面农鞋的具体图像并不搭界,而是天马行空,浮想联翩,自说自话,结果引发出许多争论。人们发问,画家一生一共创作过八幅以鞋子为题材的作品,海氏所看到是究竟是哪一幅?画上的鞋子是农妇穿过的鞋子,还是画家自己的鞋子?这双鞋子究竟是乡下人穿的鞋子,还是城里人穿的鞋子?如此等等。海德格尔没有回答人们的这些疑问,他所关注的是这双鞋的使用者,是设置入其中的真理,而不是这双鞋的图像。

不是结语的结语

达勒瓦女士所期待的两位大师的对话,话题可能并不止于上述,而且本文的上述论列,目的也不是作出孰是孰非的判断。以往有关艺术史的研究反复证明,哪怕是最传统最保守的理论和方法,只要条件具备,用得恰当,就有可能依然奏效,就拿已经很不时兴的图像志来说,如果用来释读包含认知因素的图像,仍不失为一个好的理论和方法。此外任何理论和方法,只要包含着某种真理性认识,都不会画地为牢,固步自封,潘诺夫斯基就曾经说过,“图像学是一种诠释的方法”。〔1〕36―37这说明他至少不排斥诠释学。

究竟怎样释读艺术作品,这是艺术史研究的重大课题。在文化多元发展时代,人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就此提出过许多新见解,也实践过许多新途径,诠释学和图像学就是两种产生过重大影响的理论和方法。当然就影响的广度和深度来看,图像学很难同诠释学相提并论,前者仅限于视觉艺术特别是绘画艺术,而诠释学的影响却涵盖了从哲学到整个人文学科领域。因为学说覆盖面严重不对等,所以两位大师的对话是难以进行的。

注释

〔1〕Erwin Panofsky,《造型艺术的意义》,李元春译,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6。

说话艺术论文范文第4篇

我认为，即便是已定式化的理论也需要我们不断地对它进行体检，开出新的药方，才能使它赋予新的活力和生命。作为语言学来讲，需要我们不断彻底地自我解放。因此这就需要语言研究者静下心来，凝铸理论的新高点，使之不断步入恢弘而有致的理论视野，这是一种对学术追求的情态，它自然有着深邃的内蕴和崇高的精神境地。有深层修辞理论的铺垫，我从20世纪80年代步入到艺术语言学的新领域。我认为，人的语言可分为符合语法的普通语言，即科学语言和超越语法的艺术语言两种。换言之，普通语言，即科学语言遵循语法之法，语法即是语言组合搭配的定法，没有定法不行，否则就表达不清，语言逻辑混乱，就会出现语法病句。

但是如果语言的定法定死，那就变成了死法，使语言呆板毫无生气可言。而艺术语言正是超越语法的语言，它用语言的活法，创造了人类具有生态性的自然语言。艺术语言的活法不拘泥于法，往往用法而又超越语法之法，它有法而又无定法，它超越了语言的常法，从而中得“心源”，即师心法，且外师造化，即师自然。人心既有理性的一面，也有情感的一面，人心的理性和情感组成了心理活动的灵动性。可以说，理性之心的表达往往用常法，即语法的定法，情感之心的表达往往用活法，从而创造了人的语言生态，使有限的语言表达认识上升为反映客体的审美活动。艺术语言是审美的，它是发话主体审美集中化和物质形态化的表现形式，是发话主体通过与现实的审美关系，全面反映内心情感世界的特殊的言语形式，它在表现内容上，具有容纳的广阔性和再现现实的巨大潜力，以至能把生活的各个领域及人物的内心世界形象地表现出来。例如“把善种在人们心中”、“冬天把一切都冻住了，把爱情也冻住了”等，这种艺术语言超越了语法的定法，而使用了创造语言的活法，它具有容纳的广阔性和再现现实的巨大潜力，把发话主体内心世界形象的表现出来。所以，艺术语言与科学语言不同，它是发话主体情感形象化的符号形式，艺术语言的形象往往是化情感为具象，有的是化抽象为具象，体现了发话主体的自我。发话主体的自我，也是对象化的自我。它打破常式句法结构与突出形象的情感，它表现了发话主体丰富多样的感受，给受话人无穷的回味，在回味中得到审美。艺术语言往往破常法，而用活法，使发话主体主观的心象和客观的物象得以融会具现，给受话主体以形象的关照，从而引起受话主体种种联想、想象和思考。艺术语言的活法是对语法定法的超越，所以，人们才能创造出各种“师心”的美的艺术语言。艺术语言表层的变异，即对语法的偏离和超越，体现了发话主体的自然性，反映了发话主体形式能力的构成。发话主体形式能力的构成，包括了形式感和形式欲两方面，形式感是发话主体创造言语形式的自然性，它是变异的。形式欲的作用并不满足于复现某种言语的语法规范形式，而是通过活法的运用，产生一种新颖的言语形式，即变异形式。这种变异的艺术语言形式就是发话主体心理精神形式的反映，即情感化的形式反映。所以，艺术语言本身是一种情感化的符号。这种符号既是形式，又是表现情感的内容。它不仅仅是内觉层次上的心灵构造，更是发话主体心灵对符号的创造。它表现的是发话主体的心灵，即活的心灵对艺术语言言语的变异形式的创造，这种艺术语言的活法运用，则是发话主体心灵化的体现。艺术语言的活法，来自心之活，心之活产生法之活。所以艺术语言往往以发话主体的心象，来表达所要表达的内容。心象表现往往是拟态表现。艺术语言的拟态表现，往往表现在对反映客体的虚拟性上。它对客体现实形态的虚拟化和重建，不具有对客体本身的直接性。

艺术语言所拟之态往往是多样的，它随着发话主体感情的变化而变化，发话主体往往可以通过艺术运用将内心情状以及无意识中的种种能意会而不能言传的东西通过“态”显现出来，达之于人，感染于众，变得可观照、可领悟。所以，艺术语言所拟的呈现于外的各种态，实质上是发话主体的情态、意态、神态、心态等的物化形式，它是非实证的，是现实生活中不存在之态，如“绿色的梦”、“金色的希望”等。所以，我们认为，艺术语言不是认识的，而是审美的，这是艺术语言和普通语言的又一不同区别，说得准确点，是本质区别。我们也可以说，科学语言是认识的，艺术语言是感知的。科学语言是发话主体认识世界的言语形式，而艺术语言是发话主体感知世界的言语形式。发话主体感知世界与认识世界不同:认识世界所依据的是事物的本质，它的对象往往只能是处在固定关系的联系中的客体;在感知世界中，事物的关系和联想即是流动的、变化的。从艺术语言的表述来看，它反映的虽然不完全是客体，但它是客体信息对发话主体情感的激活。它有的指称不同，但语义相同，有的无指称，但却有内容。正是这样，艺术语言更能增强人们对客体的感知度，淡化了对描写客体的抽象度。所以，我认为，艺术语言与科学语言表达形式不同:艺术语言创造意象来直接表现情感。从艺术语言产生的心理基础来看，心象呈现为意象，意象本质上就是情感的形式，可以说，艺术语言是发话主体情感的丰富化，它的意象来自发话主体的心象，艺术语言的运思过程就是心灵的创造。它是人的自然性的反映形式，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物态化，是审美情感的真实性。艺术语言的表现，是发话主体人格境界的体现，是发话主体真挚的、天性自然的、无拘无束的创造。

艺术语言与日常的普通语言相比，艺术语言更体现了人们创造语言时的自然性，给人以感人心灵的力量，这种力量是来自发话主体的自我表现。艺术语言所谓的自我表现，其实是一种普遍的情感表现。在我国古代道家看来，主宰内在情感的规律与主宰大自然的道是一样的，它是一种自然化的道。20世纪70年代，我在大学曾执教过哲学和文化概论。对艺术语言的研究，是我用哲学的原理对语言学反思的结果。我把人的语言分为科学语言和艺术语言两种，目的是从不同的角度对不同性质的语言进行科学的概括和归纳，使人们对自己的语言有个完整的认识和把握，从而跳出传统语言观的狭窄天地。回顾中外语言学家的理论，他们的理论的精和典，无一不是理论的高度概括和高度综合。他们的理论，既有严谨性，同时又给我们提供了广阔的思考的空间，正因为如此，他们的理论才流芳千古。语言观是世界观的组成部分，艺术语言的建立，其本身就是语言观的完善，否则，我们就要步入形而上学的泥淖之中。长期以来，就我国语言研究来看，1898年《马氏文通》出版以来，语言学家们往往只注意和重视普通语言的研究，他们的理论，可以说，对普通语言的研究达到了精密化和理论化的程度，建立了普通语言学的理论大厦。普通语言学理论的广泛深刻，凝聚着代代语言学家的睿智和辛劳，他们的理论像朝霞，在语言学界永远放射着光芒。他们的理论成为我们语言学界的宝贵财富。但是，一个严峻的现实告诉我们，语言学理论由于限于对普通语言学的研究，而忽略了以语言为本位的研究，形成了对艺术语言研究的缺位，而不能科学地对人的自然语言进行整体研究。艺术语言研究随着20世纪80年代改革大潮的掀起而启航。艺术语言开辟了语言研究的新领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来自学科的交叉研究。学科的彼此交叉渗透，既孕育了精彩纷呈的原创性成果，又发现了一些走出学科的门槛，培养出一些混血的学科和混血的理论，艺术语言学的研究就是这样。

科学语言与艺术语言从形式来看，似乎二者是平行的，但实际它们融汇交织在一起，它们交相辉映，表达了人们对人和事物的抽象的和形象的表达。就科学和艺术来看，科学为艺术带来新的灵感，而艺术也启发着科学思维。从行为表现来看，科学为艺术带来新的灵感，而艺术也启发着科学思维。从行为表现来看，艺术语言是发话主体情感化的符号行为，这种符号行为又体现了发话主体情感化的心理行为，它的运思过程又是一种审美能力。艺术语言的这些行为是以科学为基础而激发出的灵动的结果，这种灵动性就是一种艺术行为的反映。艺术语言的行为性，体现了艺术语言创造的“活法”性。艺术语言的“活法”与整个艺术语言行为相统一，只有适应发话主体创造艺术语言时的心理，特定的语境以及审美要求，艺术语言的“活法”运用才能灵动地表达发话主体所要表现的内容，使理寓于情之中。这说明，艺术语言从来不放弃理，不离开理，它本身就是情与理的高度统一，它以超越寻常的言语形式作为情感的传递载体，从而表达和描述了发话主体的审美行为，从审美行为中传递了理，即理性信息。从这方面来看，科学语言是表理的，艺术语言是表情的，两者交融，表达了人的主体性。所以，科学语言和艺术语言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它们共同组成人的自然语言的整体。我们认为，只重视科学语言的研究是不对的，但只重视艺术语言研究也是不对的。深层修辞和艺术语言学的研究，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著名修辞学家复旦大学博士生导师宗廷虎先生和苏义生博士在《评骆小所接受〈艺术语言:普通语言的超越〉》一文中指出:“骆小所先生最早提出‘表层修辞’和‘深层修辞’理论，以‘深层修辞’为理论基点而开创艺术语言学，多维度、多平面、多层次和多角度追溯艺术语言学的精义要旨。他20余年致力于艺术语言学研究领域，自觉运用辩证的思维和方法论，从自然语言的角度提出了‘语言双翼’论(即艺术语言和科学语言)的独到论断。此一新论，无不得益于辩证理论滋养。如果说陈望道是国内最早引入辩证法研究修辞和语言学的学界巨臂，那么，骆小所教授则是在这一思想的引领下的探索者和深化者。”

说话艺术论文范文第5篇

中国的“文学美学”是20世纪中国学者具有世界学术意义的创新之一。认识文艺美学的中国原创性，要从关于这门学科的学科定位入手。不理解文艺美学为何物，当然就不会认识文艺美学的中国原创意义。的确，关于“文艺美学”是否成立，作为一门美学学科是否合法存在的问题，从这一门学科刚刚形成开始，就有不少争论。时至今日，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文艺美学是一门“假学科”。2000年，教育部批准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为教育部国家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而在这个研究基地需要挂上由教育部颁发的机构铭牌时，却发生了一个问题。在当前文化全球化的时代，作为中国的一个部级研究基地，应当面向世界，其机构的铭牌上理所应当印制这个机构的中英文名称。英文名称的写法，显然应当使用国际流行的英文说法。然而目前在国际学术界没有“文艺美学”的学科称谓，在英文写作里没有“文艺美学”这个对应的词或词组，而文艺美学却是在中国学术界流行了几近20年的、令不少学人反复使用的学科名称。我个人也十分关心“文艺美学”如何翻译为英文的问题。因为翻译不仅是词语的语种变形，而且是对术语意义的阐释，是公开向外界传达交流的信息。在外国人并不知晓“文艺美学”、缺乏正常交流的语境里，如何把“文艺美学”译为英文呢？最后的结果是把“文艺美学”翻译为literary theory and aesthetics。literary theory在中文里现在普遍称为“文艺学”，而aesthetics则通译为“美学”。经过这样的翻译，无疑是告诉英语学术界，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并且持续流行的“文艺美学”，就是西方学术界的“文艺学和美学”。WWw.133229.coM翻译者显然有对“文艺美学”的思考和诠释，似乎还有在文艺美学的建设中，把文艺学和美学结合为一门交叉学科、综合学科的理论预设。然而，这样的翻译仍然不能令人满意。因为在西方学术界目前的观念里，文艺学和美学虽然有密切联系，但是依然是两门独立的学科，英语学人很容易认为中国的“文艺美学”等于既研究文艺学，又研究美学，即既是文艺学，又是美学。 显然，在英语学术界没有现成的对应词语翻译的情况下，这样的翻译误读是不得已之举，我们目前并没有资格去责怪翻译者。它还说明，我们对文艺美学的学科性质还缺乏深入的理解和稳定的解说。这种情况在中国目前通行的学科中是罕见的，属于另类。其实，另类的出现和存在往往是对常规、常态的偏离和突破。合理的另类就是创新。细想一下，中国现代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在内的一切学术学科的设立和命名，即我们所认为的学科常规、常态，基本上都是对西方近代学术体系的引进。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特定岁月，西方强势文化改写了中国的学术文化的历史，中国在各种原因的推动下，系统地引进了西方学术文化的体系性结构。“美学”一语，就是王国维从亚洲最早引进西方文化的日本的相关“汉字”译法直接搬过来的。在这一时期引进的还有哲学、伦理学、文学理论等等学科命名。至于文艺学则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按照苏联对文学理论的称谓而流行的。由于哲学、伦理学、美学、文艺学等等是从国外学科名称翻译而来的，那么现在的中国人要把我们的哲学、伦理学、美学和文艺学的学科名目介绍给外国人，只要运用翻译成中文所依据的外文词语就行了。在文艺美学的名称翻译上遇到的难题，恰好说明文艺美学这一学科在中国现在的西方学术学科体系中，是一种不可融入近代西方学术文化体系的另类。 还可以进一步研究的是，在文艺美学的英文译法literary theory and aesthetics中，连接文艺学(literary theory)和美学(aesthetics)的是一个并列连接词“与”、“和”(and)。这样的翻译方式似乎把文艺美学当作两个学科的共同属有领域，从学科分类逻辑顺序来看，不大能够讲通。然而，如果从文艺美学既有文艺学的学科特性，又有美学的学科特性而言，这样的翻译方式又有一定的意义（注：本文认为把“文艺美学”翻译为literary theory and aesthetics的意义在于显现出一种“间性”意识。我个人以为翻译为aesthetic of literature and art，也许更为妥当。）。 这使我想起了俄国理论家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和文本间性理论。其实，我们可以按照巴赫金的理论把文艺美学理解为文艺学与美学的对话性的理论构成，是一种涉足于文艺学和美学之间的间性理论。人们非常重视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和文本间性理论，但是主要从文本分析的角度予以重视。其实，巴赫金理论的新颖之处在于突破了西方长期以来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理性规范，提倡在逻各斯规范的分类体系中，寻找各个不同类属的事物、话语、文本之间的对话联系、间性联系。他在对话理论和文本间性理论中，实际上也提出了对于在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引导下形成的近代学术学科分类框架进行解构和重组的设想。这方面的思想，还没有受到重视和关注。 近代西方学术学科在分类上，采取的是本体论的划分方式。一个独立的学科有自身独特的研究对象，研究对象的独特性甚至惟一性，就是这门学科存在的基础。这种顺应近代工业化日趋细密的分工而形成的观念，自然有其长处，但是它却摒弃了与其他事物之间的天然联系这个事物存在的根本基础。万事万物之间存在着整体的关联，但是人们在研究具体事物时又不太可能把此一事物与世间的每一个别事物之间的联系一一考察，这正如我们在读书时，不可能把有史以来的每一部书都读完。这并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巴赫金充分考虑到学科设立的两难境遇。他提出了一个深刻的思想，就是每一个学科都处在“边界”上。他说：“某一文化领域（如认识、道德、伦理、艺术等领域）作为一个整体所构成的问题，可以理解为是这一领域的边界问题。”“……只有在不同视角的边缘上才产生对这一视角……的迫切需要，这一视角才能为自己找到可靠的根据和理由……”“然而，不应把文化领域看成是既有边界又有内域疆土的某种空间整体。文化领域没有内域的疆土，因为它整个儿都分布在边界上，边界纵横交错，遍于各处，穿过文化的每一要素。文化具有的系统的整体性，渗透到文化生活的每一原子之中，就像阳光反映在每一滴文化生活的水珠上一样。每一起文化行为都是在边界上显示充实的生命，因为这才体现文化行为的严肃性和重要性，离开了边界，它便丧失了生存的土壤，就要变得空洞傲慢，就要退化乃至死亡。”“在这一含义上我们方可说，每一文化现象，每一单独的文化行为，都有着具体的联系；可以说它连着整体却是自立的，或者说它是自立的，却是连着整体的。”[1](p323) 巴赫金在这里提出的思想是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孤立学科分类观念的挑战和颠覆。虽然“文本间性”（intertexttuality，或译为“互文性”）这一说法由法国学者克里斯蒂娃正式提出，但是法国学术界一致认为克里斯蒂娃是借用了巴赫金的思想。托多洛夫说：“为了充分说明意思，我在这里更喜欢使用互文性这个词，朱莉娅·克里斯蒂娃在介绍巴赫金的文章中使用了这个词。”[2](p258)统观巴赫金的著作，特别是从上述这一段话可以看出，巴赫金不只是认为文本之间存在着“间性”，而且一切事物、一切人、一切学科、一切文本都处于对话关系的“间性”之中。学科有自身的分工，但是每一学科所关注的研究对象并不是封闭的，这些研究对象所处的位置不是一个有疆界与其他学科判然有别的空间实体，恰恰相反，这些研究对象始终处在各门已经形成的学科的“边界”之上。因为“认识行为所接触的现实，是已经用前科学思维的概念加工过的现实”[3](p324)，一门学科的认识对象，实际上是各门学科都要触及的现实，学科的划分把整体的现实割裂为几个部分。学科之间的距离和间隔，是单独学科审视现实的盲点，其中的间隔就是学科“间性”存在的根据。学科“间性”的存在，必然会在学科的进一步发展中出现“间性”学科。如果说文艺复兴以来西方学术学科的形成主要是受社会分工，特别是工业化以来日趋细密的社会分工的影响而形成分类形态的学科分化，那么随着人们对分工的分割性认识的深化，往往在分工所形成的间隔、甚至在鸿沟上树立起连接间隔、填平鸿沟的“间性”学科。 其实，美学在西方的出现正是一门“间性”学科的出现。虽然鲍姆加登早在1735年就使用了aesthetica这个词命名于研究“感性认识的完善”的学科，但是正如英国学者鲍桑葵所说，康德的《判断力批判》才使美学“把问题纳入一个焦点”[4](p232)，使这门学科走向成熟。《判断力批判》所奠定的美学这门学科的理论基础，就在于美学是连接认识论和伦理学的桥梁，美是真与善的“间性”。康德指出在传统哲学里，“按照哲学分别为理论的和实践的，纯粹哲学分别为自然的和道德的形而上学，它们将构成理论建设的全部工作。”“在理论的阐述里，对于判断力是没有留有特殊的部门的。”[3](p7)然而，判断力却是在认识中，“介于悟性与理性之间的中间体”，“在必要的场合能够临时靠拢两方的任何一方”[3](p4)。从康德关于“美的分析”的理论来看，他对“纯粹美”现象的“无功利”、“无利害”性质的分析，揭示了美学这一门独立学科之所以要从哲学中分化出来的自身的疆域。没有无功利的美感，便没有审美的主客体关系，也就没有美学研究的特定对象。 然而，审美的判断力又同时与对真理探求的悟性和实践的理性连接在一起，判断力不可能脱离悟性和理发而单独存在。这就是说，在单独的认识论哲学，或者单独的伦理学中研究真理和道德问题时，其研究对象本身就联系着审美活动、审美现象，但是由于学科的规定性，学科特定任务的限制性，认识论哲学和伦理学不可能在那时候去讨论美学问题。于是认识论哲学和伦理学在面对整体对象时就留下了一个间隔的空白。这一个领域就是康德认为的美学的研究领域。这显然是此前认识论哲学和伦理学留下的一个“间性”空白。一个新的学科就在此处树立起来了。可以说美学是认识论哲学和伦理学之间的“间性”学科。这种“间性”在康德美学中也有明确的揭示。他在“美的分析”里，把“无利害性”作为纯粹美学的基本性质，但同时又指出在世间存在的具体审美现象往往是“依存美”，是同认识论所寻求的真理和伦理学讨论的善的功利有一定联系的。因此康德在西方美学史上第一次把崇高范畴作为美范畴的延伸，从而提出“美是道德的象征”的命题[3](p201)。当然，对于康德在“间性”中确立美学位置的认识，首先还是巴赫金。巴赫金在有关康德的讲座中指出，“康德把空间视为事物而总处在空间表象的边缘上；这一精彩的审美视角说明康德所指的始终是由不同部分组成的视野空间”，而不是几何学空间，“所以‘美学’这一名称意外地找到了根据。”[5](p530) 文化的空间不是几何学的空间。在文化的空间中，一个学科无非是一个在整体文化语境中，对作为整体的世界对象的一个视点，一个认知和阐释的立足点。因此现有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不可能把文化空间布满，不可能覆盖得严严实实，学科之间在空间位置上存在着许多间隔、空白。随着人类认识的发展和需求的增长，一些新兴学科必然会在“间性”中出现和成长。特别是全球文化空间不是一个平面，而是一个立体。它是不同时代文化、不同民族文化、不同生活样式、文化形式的交织与交流、对话与对抗的网状空间。在当前这个文化空间中的创新性发现，就是对于一个新的交流语境的发现，就是对于在已成格局中学科之间能够重新进入的“间性”的发现。 我认为，中国的文艺美学的创新性就在于它从对西方美学和文艺学的引进中，在以中国原有的诗文评、画论、乐论的艺术批评传统的对话中，在中西两种不同文化的交流、对话空间中，发现了一种“间性”，提出了一种中国学人进行美学研究的新思路、新规范、新视角。

在中国语文中第一个使用“文艺美学”一语的，是台湾尉天＠①集结、编辑王梦鸥研究西方美学的论文集所定下的书名。《文艺美学》一书初版于1971年，由台湾新风出版社出版，1976年改由台湾远行出版社出版。此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论述西方文学和文学批评，下篇谈论西方自康德以来的美学。从下篇的文章来看，虽然对西方美学重于介绍，但是王梦鸥根据西方美学形成了自己的一种美学思想体系，并且着力于用这些美学思想来解决文艺和文学的最基本的问题。因为“文艺美学”一语是出版论文集时作为书名而存在的，因此书中的文章不可能来论述“文艺美学”的含义，但是据我的猜想，尉、王二位先生将此书书名确定为“文艺美学”，是表达这样一种看法，文学“之所以成为艺术品之一，则因同是服务于审美目的。是故，以文学所具之艺术特质言，重要的即在这审美目的。反之，凡不具备这审美目的，或不合于审美目的，纵使有个文字系统或构成，终究不能算艺术的文学”[6](p131)。此书的合作者的目的是为了提倡用美学去研究文学艺术的“审美目的”，即艺术美，这个意图是十分明了的。 从王梦鸥《文艺美学》一书可以看出，王氏已经在把美学与文艺学（文学研究）置于一个人文学科的平台空间之上，寻找两者的“间性”，即两者对话、交融的学术空间。美学所研究的范围，比文艺学更为广泛。它不仅研究包括文学在内的艺术，而且还研究自然美、社会美等等，文艺学单在对文学的研究上就又研究文学的审美特性，还要研究文学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要研究文学的生产机制等等。一相比较，便可看出，美学与文艺学可以共享的学术空间，就在于研究文学美（或可包含艺术美）。而王梦鸥的《文艺美学》本身就是一部以研究文学美为特色的著作。王梦鸥认为，文学脱离不了“文字、表现、美”这三大要素，而美的要素则统摄文字和表现[6](p29)。“所谓文学也者，不过是服务于特定审美目的下之文字系统或文字的构成物而已。”[6](p131) 王梦鸥《文艺美学》的间性特征还表现在他融汇了中西美学的传统，在中西美学对话、交流的学术空间中，寻找新的学术生存空间。王梦鸥早年留学日本，翻译了不少西方美学著作。而他在学术上的主要成就在《礼记》和《文心雕龙》的研究上。由于具有学贯中西的学术根柢，他在《文艺美学》中评介西方美学时往往将被评价者同中国传统美学的代表人物和代表理论加以比较。他在论述柏拉图的美学时，将其思想同司马迁、周敦颐相比较，在论述贺拉西《诗艺》时，又将其与陆机《文赋》比较。这种比较研究贯串于《文艺美学》全书。在比较研究中，王梦鸥形成了融汇中西美学的研究文学美的理论观点。他一方面吸收了西方美学关于美形成于“主观合目的性”与“客观合目的性”的结合上，认为“我们知道，文学美的存在，乃系于主客所构成的完全合目的性之关系上”。另一方面，他又认为，西方文艺学关于“文学是具象的描写”、“情感形象化”之类的说法，并不足以概括文学美的特质，而必然改为中国传统美学的“意境”来概括。“我们必须明白，改为意境之后，那形象已经不是本来的形象，换言之，意境也者，是由客观依其自身法则，呈现为合目的性的结果，与主观的目的性相配合而后形成的东西。”[6](p185)融汇西方美学，回归中国美学传统，就是建构新的文艺美学的“间性”学术空间。 10年以后，王梦鸥等提出的“文艺美学”在大陆又重新提出。大际的提出者是胡经之。关于胡经之对于建立文艺美学学科的学术贡献，我已经写过《理论创新潮流的先觉者》一文。这里主要想强调胡经之提出建立“文艺美学”的初衷是，把“系统研究艺术活动的审美本质和审美规律”作为这门学科的主要任务。而这一点，实际上是与王梦鸥《文艺美学》一书的主旨完全一致的。当然王梦鸥当年无意于建立一门独立的学科，而且也没有得到学术界的广泛响应。在大陆的情况则不同，在1980年昆明中华美学学会年会上胡经之提出建立文艺美学学科之后，立即得到全国美学、文艺学研究者的广泛认同和响应。20年来，由于中国大陆学者的努力，文艺美学作为一个既定学科的存在，已经成为了一个事实。 荷兰学者杜埃·佛克马认为，每一个新的时代都有产生新的美学、文艺学的形态的需要。但是一种新的理论形态的诞生和合法性存在，必须有一定的科学依据。他说：“似乎有三种主要的标准可以用来评价科学陈述。众所周知的原则首先就是认为，一个命题如果符合它要描述的经验事实就是正确、有效的。和事实相符的陈述变得合理。其次，一个命题可以根据它与那些被认为有充分根据的理论的一致性而被视为有效。在这种情况下，陈述的合理性基于它与当前时兴的理论的相容性。最后，一个命题可以根据它在特定的一个研究小组内部得到接受而被视为有效。因而陈述的合理性建立在某种一致性的基础上。”[7](p437-438)具有陈述合理性的新的理论，就具有合法性。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主任曾繁仁在讨论文艺美学所面对的新的事实时指出：“从国际上看，美学与文艺学已经完成了由古典到现代的转型。由古代的和谐美转到现代形态的对精神生存状态的改善的追寻。同时，也由对美的思辨的思考转到对艺术作为精神家园作用的探索。而我国从新时期开始，美学与文艺学研究也逐步开始了由古典到现代的转型，其重要标志就是由对美的抽象哲学思考转到对文学艺术的更为实际的研究，然后再深入到理论的更深的层面，探讨美与艺术所蕴涵的深厚人文精神。随着我国美学由抽象思辨艺术研究，以及由哲学逻辑到人文精神的转变，也带来了对我国古代传统的优秀美学与文艺遗产的显著关注。因为，我国古代美学与文艺学遗产，极少抽象思辨的理论，更多的则是对具体文艺现象的体悟，而且极富人文精神。”[8](p71)以上概括准确地说明了中国文艺美学面对的新的研究事实和新的理论的相容性。文艺美学一经提出以后，研究者众多，就不仅仅是“一个小组”而已，在国内已经形成一个较为庞大的研究队伍，已经得到中国学术界的认同。 目前对于这门学科的内涵的认识逐渐明晰。不少学者都一直认同文艺美学作为学科的交叉性和边缘性，这种交叉性和边缘性就是巴赫金所说的“间性”。曾繁仁提出，文艺美学是美学、文艺学、艺术学3门学科的交叉和融合，而且具有新的视角、新的方法、新的资源、新的体系、新的精神的学术内涵。比如，他在论述“新的资源”时说：“我国当代的美学、文艺学与艺术学从研究资源上各有其特点。美学主要借助西方的理论资源与近百年我国的研究成果。文艺学除了借助西方理论资源，主要以文学作品为其研究对象。艺术学的理论资源来源于西方概念，同时兼及各个部门艺术。而文艺美学学科在资源的利用上应包容以上3个学科的所有范围，因而更加宽泛。也就是说，文艺美学学科所使用的资源包括西方理论范畴、中国当代成果、中国古代美学与文艺学的优秀遗产，以及各类部门艺术的成果。特别是当前具有广泛影响的电视文艺与网络文艺。”[8](p72)从他提出的5个新的内涵来看，实际上也是采用了“间性”视角，去发掘美学、文艺学、艺术学三者交流、对话的“间性”空间，在文学文本与艺术文本、现论与传统理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几个层面的“间性”中进行新的学科建构。 我赞同金元浦关于注重研究学科“间性”的说法。他说：“对话交往理论作为一种过程体现着人类精神视野的不断融合。从当代社会生活和文学实践来看，这种对话交往包含主体间、学科间、文化间、民族间互相作用、互相否定、互相协调、互相交流的间性。这种间性是对话实践所达到的主体之间、学科之间、文化之间、民族之间共同拥有的协同性、约定性、有效性和合理性。”[9](p7)对“间性”的认识和发现，是当代学术发展、创新的一个突破口。中国文艺美学的出现，就是“间性”发现的产物，进一步建设和发展文艺美学，也要从进一步发现“间性”着眼。从王梦鸥到胡经之，再到国内无数文艺美学的研究者，以及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他们的研究成果可以说都是对“间性”的重新发现和阐释、陈述。新的时代是在“间性”中发现、创新的时代，文艺美学学科的出现给了我们以启示，同时我们也看到了这门“间性”学科的未来。 【参考文献】 [1]　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一卷[m].白春仁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2]　托多洛夫.巴赫金、对话理论及其他[m].蒋子华等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 [3]　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卷[m].宗白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4]　鲍桑葵.美学史[m].张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5]　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四卷[m].白春仁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6]　王梦鸥.文艺美学[m].台北：新风出版社，1971. [7]　马克·昂热诺、杜埃·佛克马等.问题与观点——20世纪文学理论综论[c].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 [8]　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编.文艺美学研究：第一辑[c].济南：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2002. [9]　金元浦.“间性”的凸现[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马右加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