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论文范文第1篇

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世界经济周期的概念进行界定。从定性的角度，Canova和Dellas(1993)给出了世界经济周期定义的简单描述，即世界经济周期是在国别总量经济的跨国周期中存在的共同特征。而对这种共同特征，宋玉华(2004)加以进一步的明确，她认为世界经济周期就是在世界经济运行的过程中，由于某些特定因素的影响，导致世界主要国家的实际经济活动呈现同步的扩张、衰退、萧条和复苏，表现出高度相似的周期性运行形态，这种运行形态会重复发生，最终形成持续时间不同的世界经济周期运动。从定量的角度，Gerlach(1988)用波谱分析研究经济周期的跨国行为，发现大量国家的产出运动在经济周期频带上是相互联系的，世界经济周期是多国工业生产指数的变动在一定的周期频带上的高度相关性存在；Gregory等(1997)则用时间序列相关性来界定世界经济周期，即全世界(国家)的经济时间序列(数据)表现出一个序列相关的共同特征。

二、世界经济周期是否存在

(一)世界经济周期存在的研究

很多实例证明国家之间的确存在经济周期的共振现象和经济波动的传播行为。如，Dellas(1986)发现在英、美、德、日四国间，几乎存在长久的同一的经济周期。Backus，Kehoe，Kydland(1992)扩展了RBC(真实经济周期模型)模型，建立了包含跨国经济协动现象的I—RBC模型，在这个扩展的开放经济理论里，国家之间的消费是高度相关的，由此说明国家之间的协同性是存在的。Sarkissian(2001)也认为国家之间的消费波动与世界经济波动高度相关，特别是在萧条时期更是如此。而Canova，Dellas(1993)发现显著增强的国际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和全世界面临着的共同的外部或内部经济扰动是生成跨国的经济周期行为的共同因素。Baxter，Kouparitsas(2004)的研究发现，如果两国之间有较高的双边贸易相关度，那么这两国之间的经济周期相关度就会提高；同时，经济发展程度相近的国家之间的周期相关度一般会比较高。Ravn(1997)的研究表明，除OECD国家政府支出显示了较弱的正相关性外，其他经济变量(包括产出、消费、总投资、出口和进口)都显示了很强的正相关性，并表现出良好的跨国协同运动性。Kouparitsas(2001)研究发现，七国集团的经济周期存在着极高的相关性，尤其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结束以后更是如此，他认为世界经济周期(特别是发达国家之间的世界经济周期)的确是存在的。

(二)世界经济周期不存在的研究

Hickman，Filatov(1983)的研究发现，经济波动的国际传导通常表现得相当微弱，这种微弱的传导很易于被国内的经济环境和经济发展趋势所控制而失去扩散能力。唐海燕(1999)也认为，在经济全球化初期或以前时期，各国经济周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时间错位，同一时期各国所处的经济发展周期中的不同阶段所产生的抵消效应在一定程度上熨平了世界经济周期性特征。Kollmann(1996)通过与完全资产市场的对比，发现在不完全资产市场(即国际金融市场只能买卖债券合约)的两个国家实际经济周期模型里，国家之间消费的相关关系比完全资产市场情况要明显弱得多。Selover(1997)在研究美国和日本的经济互动关系时，进一步发现美国和日本的经济因为相互驱动而导致同步波动的假说并不成立，两国经济趋向同步波动是因为低水平的或者弱的冲击所致。

(三)区域性经济周期增强而世界性经济周期减弱的研究

更多的学者研究了区域性经济周期的存在。所选择的区域范围主要集中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东盟两个区域。Clark，Wincoop(2001)比较了美国各州的经济周期和欧盟内部的国别经济周期的协同性，指出无论在过去20年还是40年中，美国各州之间经济周期的协动性都要强于欧盟国家经济周期的协动性，即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存在消除了由于区域边界而衍生出的大量交易成本和经济波动的非协动性。此外，Chiquiar，Ramous，Francia(2004)认为美国和墨西哥两国之间贸易与投资关系的加强，导致了美墨两国之间经济周期的协动性增强。在东盟区域经济周期方面，DavidD.Selover(1999)研究了东盟国家之间的经济周期传导的相互依赖性。他们主要考察了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及东盟国家，与它们的主要贸易伙伴——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和欧盟之间的经济周期的国际传导，用主成分分析法、自回归分析法和光谱分析法研究了贸易量的相关性，并找到了东盟区域经济周期存在的证据。Choe(2001)研究了十个东亚国家的经济周期与双边贸易的影响，并得出经济波动随着区域内贸易依存度的加深而具有显著的同步性。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世界性经济周期在减弱。Heathcote，Perri(2002)利用一个简单的模型以帮助理解冲击的国际相关性、国际资产贸易程度及宏观总量的国际关系等之间潜在的相互作用。他们的研究指出，1972至1986年间，美国与欧洲总量、加拿大和日本之间的GDP、就业和投资相关性分别是0.76、0.66和0.63，但在1986年至2000年间，这些相关系数降低了，分别为0.26、0.03和-0.07，他们认为，金融全球化导致国际借贷的自由化，从而导致资产风险的分散化，并伴随着经济的区域。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国与其伙伴国之间的产出、就业和投资的相关性就大幅度降低了。JamesH.Stock，Markw.Watson(2003)研究发现，即使在七国集团内部，经济周期的协同性也降低了，并发生了明显的分化，即出现了欧洲区域国家和英语语系国家各自内部的协同性增加。

三、世界经济周期的产生与传导

综合学者们的研究，世界经济周期产生的原因主要包括特定国家冲击、技术冲击、石油冲击、需求和供给冲击等。Dellas(1986)研究发现，世界范围的共同冲击(如石油冲击、共同的技术进步等)是产生世界经济周期的驱动力量。康特和马克(CantorMark，1988)建立了一个两国家模型，每一个国家有相同的工业，但这些工业受不同的国家特色(主要以技术为主)的冲击。他们的研究证明经济周期风险来源于国家特色的技术冲击，而国际证券市场正是经济周期的媒介。Stefanc.Norrbin，DonE，Schlagenhauf(1996)指出，特定国家冲击和特定技术冲击是世界经济周期的重要来源，而特定国家冲击是产出波动的最重要的因素。Bruno(1997)建立两国家、两产品模型，并假定国内外投资品具有不完全替代性以及资本的使用效率各不相同，结果表明，国内外投资品的替代弹性是国际经济周期协动性产生的重要变量，特定国家的技术冲击是造成两国经济波动的根源。MichaelBergman(1996)利用产出和通货膨胀两变量的VAR模型检测了德国、日本、瑞典、英国和美国等五国的宏观经济波动的原因，结果证明需求和供给冲击是经济周期波动的重要因素。同时，他们还发现，德国、英国和美国三国的经济周期的频率具有极大的相似性，而他们产出和通货膨胀的误差方差的50％以上来源于供给冲击，日本和瑞典产出的90％以上的误差方差来源于供给冲击。

世界经济周期的传导渠道主要包括贸易传导和金融传导。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贸易渠道的传导，近期的研究则更多关注金融渠道的传导，而这是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相适应的。Dellas(1986)的经验研究发现，经济扰动的跨国传导中，贸易条件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也有学者持相反观点，认为贸易和资本的流动并不能解释世界经济周期的产生。国内有代表性的研究主要是宋玉华(2007)等，其研究表明贸易发展与经济周期的协动性具有正相关关系。早期的研究中，金融交易主要是指国际货币借贷和国际资本投资，基于这种认识，学者们主要研究了利率在世界经济周期传导中的作用。Choudri和Cohen(1980)、Cantor和Mark(1988)、Baxter和Crucini(1995)等的早期研究确认了这些传导渠道的存在性和合理性。Daniel(1981)、Flood和Marion(1982)等的研究发现实际利率和相对价格是扰动跨国传导的因子。Blankenau等(2001)则从另一角度确认了世界利率在传导外部冲击方面的作用，能够导致净出口、净外国资产及产出等的跨国波动联系。Cantor和Mark(1987)、Stockman(1990)等认为资本边际产出是生产率冲击多国传导的重要因子。Jansen，Stokam(2003)从国际直接投资角度对世界经济周期的协动性进行了分析。他们指出，在1995年以前，并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投资关系与国际经济周期的协动性有关，那时密切的贸易关系一直是两国经济周期的协动性的重要原因。WilliamBlankenau，M，AyhanKose，Kei—MuYi(2001)认为作为世界经济波动向小型开放国家传导的众多的渠道之一的世界真实利率是世界经济周期向小型开放经济传导的重要机制，并指出世界真实利率对世界经济周期有着重大的影响，特别是对净出口、净外国资产和产出等。

四、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的协同性

关于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的协同性，仅有较少的学者进行了研究。胡鞍钢(1994)分区段将中国和美国、中国和世界GDP年增长率波动特性进行了比较分析，发现1960—1979年中国与美国、中国与世界的相关系数非常小，而1980～1989年，相关系数相应增大。秦宛顺、靳云汇和卜永祥(2002)以1987-2000年间的季度GDP数据为分析对象，得出中美经济周期波动的关系为弱相关，中日经济周期的关系为负相关。余芳东等(2001)分析指出中国经济增长的波动随世界经济的趋强而走强，随世界经济的趋弱而走弱，经济周期的“拐点”与世界经济动态的一致性越来越明显。

五、简单评论

现有研究成果为我们理解世界经济周期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实证基础。当前，经济全球化表现出新的特征，国家之间的联系日益复杂，世界经济周期的研究意义更加突出，其研究内容也需要在以下几方面进一步深化。首先，区域经济周期与世界经济周期的相互关系。当前世界经济呈现明显的区域化特征，区域经济协动性增强，区域经济周期产生原因及其与世界经济周期之间的相互作用如何，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其次，世界经济周期的产生原因、传导渠道。全球生产网络的发展使经济全球化呈现出新的特征，加之虚拟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得国家之间的联系已不仅是传统的贸易和金融。尤其是在本次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各国经济波动及政策运用呈现明显的协同性。在此背景下，世界经济周期产生原因和传导渠道的理论研究需要有新的突破。再次，中国与世界经济的相关性。从现有成果来看，该领域的研究非常薄弱。

世界经济论文范文第2篇

一、传统理论对世界经济一体化解释的片面性

到目前为止，国内对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研究主要还是立足于对国际贸易、国际投资产生、发展的原因的分析，如利用比较优势原理、要素禀赋理论、规模经济理论及产品生命周期学说等说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产生与发展。这种解释忽略了一个事实：即世界经济一体化不简单地等同于国际贸易或国际投资。经济一体化产生的一个关键条件是，各国经济甚至政治、社会行为必须在多国共同确立的某种协定的规则或准则的约束下进行。也就是说，世界经济如果称得上一体化，它不仅是各国发生了经贸联系，而且，这种经贸联系的发展还涉及到各国经济制度、经济政策的选择。各个国家之间可能存在很强的互补和互利性，但是，其间经贸联系可能很少或没有。或者，它们之间存在一定的经贸联系，但它们并没有组成一体化。这在当今世界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所以，用传统的理论说明经济一体化的产生和发展，只是把握了一个方面，即各国之间存在的经济上的互补性和互利性可能推动它们之间经贸联系深化，却忽视了另一方面，即各国如何根据这种互补性和互利性从政策选择上认可某种形式的共同约束规则或准则。应该说，迄今为止所有经济一体化的产生都是这两方面综合的结果，缺一不可。

从世界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些新问题来看，更难以用传统的理论说明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这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经济一体化发展愈来愈走向高度化。高度的一体化不仅要求各国实行自由贸易，加强投资合作，而且，要求各国实现货币政策协调、财政政策协调，走向单一货币等等。新的发展趋向所能产生的利益是传统理论所不能分析到的，有些利益短期内无法度量。更重要的是，一体化向高度发展，更多地涉及到各国让渡问题，这样，远远超越于一般经济利益的权衡。（2）有些全球性问题已经成了推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因素。如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已发展成为数国甚至全球问题；技术进步愈来愈快，作用在增大，各国要求保护知识产权的愿望也会越来越迫切，但它不是一国政策所能实现的；国际金融领域巨大的资本流动对各国经济可以产生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越于各国单独的经济政策调控所能及的范围；甚至可以说，世界经济已经步入了相互依存的时代，任何一种危机可能迅速在全球范围内波及，使各国难以幸免，要预防这类危机，需要全球合作。

上述这些变化已经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市场开放，它们可能促使各国走向一体化，但是，单单用传统的理论无法说明和解释。当今在西方经济学界盛行的对策论可能有助于认识这一问题。由于精细的对策论需要应用艰深的数学，这里，只是应用对策论的基本原理作一些粗略的分析。

二、应用对策论对世界经济一体化产生、发展的分析

1、应用对策论分析经济一体化的基础

世界经济发展到今天，各国经济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越来越深。一国在制订某种经济政策时，不仅会影响到本国经济的发展，而且，还会对它国产生影响。同样，它国制订某种经济政策也会产生类似的双重效应。所以，各国之间在政策选择上存在着利害关系，它们在进行某一经济决策时，不能不考虑到彼此的反应。对策论正是以多个利益主体之间的利害冲突为研究对象，世界经济一体化不过是各国在开放政策方面从利益相互冲突走向协调的结果。这是应用对策论进行分析可能得到的一个结论：当今各国经济相互依赖已达到这样一种程度，各国间存在利害冲突，但任何寄希望于它损的企图，只会导致共同的更大损失。所以各国可能会尽量避免选择引起与它国冲突的决策，从而走向合作与一体化。

不同层次经济一体化达到的高度和实现合作的领域不同，其对策模型特征会有些差异。下文分别从贸易、经济调控政策及环境污染的解决等方面应用对策论具体分析各国如何可能走向一体化。

2、走向经济一体化的政策选择模型

（1）确立贸易合作的策略选择。这一模型采用“两国家模型”。假定有A、B两个国家，相互间存在很强的贸易互补性，其中A国为大国，B国为小国（我们也可以设定A、B两国为同类水平的国家，这并不影响分析，只是假定一大国一小国，可以更方便地引申出本文所要论述的另一结论），两国之间有开放市场、封锁市场等政策选择，不同的政策选择决定了两国“支付”的不同。两国可能的政策组合及“支付”（如表1）。

表1两国贸易政策选择的对策模型

B国

开放不开放

A开放Ⅰ（3，8）Ⅱ（0，10）

国不开放Ⅲ（4，0）Ⅳ（0，0）

（表中每一括号内数字左边为A国支付，右边为B国支付）

表1中，Ⅰ（3，8）表示A国开放市场，B国也开放市场，则各自获利分别为3和8。Ⅱ（0，10）表示A国开放市场，B国不开放市场，则各自获利分别为0和10。Ⅲ（4，0）表示A国不开放市场，B国开放市场，则各自获利分别是4和0。Ⅳ（0，0）表示A、B两国都不开放市场，则各自获利为0。

从表1可看出，两国不同政策选择组合引起的“支付”的变动，实则反映了两国贸易制度选择利弊权衡的价码。如果两国既存关系达到一定程度，而且，两国充分意识到制度选择的权衡价码，就可能促成两国走向合作，走向一体化。如我们选取两国都开放市场时各国的支付为参照系，具体分析这个问题。从表1来看，相比于两国都开放市场，A国若能单方面关闭本国市场，则它可净获利1（4—3），B国若能单方面关闭本国市场，则它净获利2（10—8）。然而，不幸的是，国际贸易中很少存在这种单方面“恩惠”。一国单方面关闭市场获净利，会促使另一国也关闭市场。这会引起两国较大的损失。此时，相比于两国都开放市场，A国净损失3（0—3），B国净损失为8（0—8）。两国都关闭市场引起的净损失远远大于单方面关闭市场的净获利。在重复游戏情况下，各国会不断修订本国政策，最终可能会达到均衡解Ⅰ，即两国都开放市场。若没有外在约束力量，均衡解Ⅰ很容易因为某一国家试图获取单方面关闭市场的净利的诱惑所打破，从而造成上述共同净损失的出现。根据制度经济学原理，这种情况可能促使某种制度即规则产生，以避免或减少上述净损失。这样，在贸易领域两国走向一体化。

（2）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的策略选择。这一模型仍然采用两国家模型。假定A、B两国都采取货币政策对本国经济进行调节，两国可能采取的政策组合（如表2）。

表2两国调控政策选择的对策模型

（附图{图}）

（表中G指经济增长率，P为物价上涨率，括号内的数字是经济增长率减通货膨胀率后的净报偿，每一行第一个数字是A国的，第二个数字是B国的。）

从表2可看出，若两国同时采取扩张政策，则它们都有纯利益，两国都存在一定的通货膨胀，但有较高的经济增长。但是，如果一国实行宽松政策，而另一国实行紧缩政策，则会比两国都实行紧缩政策效果更差。比如说，紧缩国家可能出现货币升值，出口下降，从而经济增长率下降，而扩张国家虽然保持较高增长速度，但是，由于货币贬值造成通货膨胀的代价会超过较高经济增长的利益。考虑到当今国际资本跨国流动的频繁和巨大数量，一国难以单独依靠本国调控政策实现某种经济目标。通过参与决策游戏，不同国家可能实现在经济调控政策方面相互协调。

上述两模型采取“两国家”分析，虽然方便地说明了两国走向一体化的原理，却不能解释，当一个国家与多个国家存在经贸联系，从而它们之间进行贸易、经济调控政策选择时，都存在如表1或表2中所示的“支付”，为什么这个国家不和所有的有经贸联系的国家结成一体化？这一问题的答案是，如果将上述模型扩展到几个国家，我们会发现，一国与其余的（n－1）个有经贸联系的国家之间的政策选择组合的“支付”有大有小（我们权当作谈判收益），而该国与它国在文化、现有政策体制等方面存在的差别程度很不一样，这样，该国与这些国家进行谈判的成本也就不同。一国与它国能否从一般的经贸联系走向一体化，是在这种谈判收益与成本比较中选择的。所以，我们看到，有些国家间能形成一体化，有些国家间却不能。

（3）关于治理环境污染的问题。随着经济发展，全球面临的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解决环境污染需要各国合作，但在此过程中，存在如何分摊成本的问题。由于环境污染问题解决后，各国都可以成为受益者，所以，在分摊费用时，可能出现各国寄希望于“免费搭车”的现象，导致谁也不愿出资，以致环境污染无法解决。对此，对策论利用简单模型，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

假设某一治理环境污染项目可能给n个国家带来的潜在收益分别是P［，1］，P［，2］，……，P［，n］，预计该项目总成本为C。假定

（附图{图}）

即从项目可能带来的效益看，建造该项目是合算的，应该投资。但是，由于各国企图“搭便车”，该项目也许难以筹措到足够的资金。设想有一个类似投标的机制，即由各受益国认捐，其出资数目分别为S［，1］，S［，2］，……，S［，n］。若

（附图{图}），

则该项目无法修建，将捐款如数退回各国；若

（附图{图}），

则项目可修建。若

（附图{图}），

盈余部分退回各国。这样，在解决这一项目的建设问题时，有两个可能解，它们分别是：

（附图{图}），

S［，i］＜P［，i］，在此情况下，项目可建成；

（附图{图}），

在此情况下，项目无法建成。

假定可以重复游戏，若第一次失败，即各国出资后，

（附图{图}），

项目不能建立，再进行第二次认捐，一直到各国出资数目达到

（附图{图}），

项目建成为止。由于每个参加国都认识到其获益将是P［，i］—S［，i］≥0，所以，从理论上讲，参加国会在一次次游戏下趋于合作，最后由各国达成协议，共同出资将该项目建成。

上述三个简单模型，分析了不同国家在三个不同领域走向合作的政策选择的可能。但这三个领域的政策选择并不是相互独立的，其间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如贸易合作的策略选择可能会促成宏观经济政策协调，这主要是因为前者是引起各国经济政策相互影响的一方面原因，而且，贸易合作的程度也是决定经济政策协调“支付值”大小的一个因素。这两者与环境污染也有联系。一方面，贸易合作加强，可能加剧区域内环境污染，从而加强了共同解决污染问题的必要性。另一方面，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可能也是推动各国经济调控政策协调的一种动力。

虽然运用对策论分析表明，各国若考虑到它国的反应，在对某些经济领域可能的政策选择作出权衡后，它们可能会谋求合作，也许还会形成统一的约束规则，实现一体化发展。但是，在现实中，要达到这一结果并不容易，谈判和策略选择可能颇费周折，谈判可能还存在不对等关系。

3．各国实现合作的困难和谈判的不对等关系

由于各国家都有自己的利益偏好和自身的相对优势，在有些情况下，也许会出现数个国家间决策无法相容的问题，从而依照某种投票规则进行决策，无法达成一致协议。例如，假定有A、B、C三个国家，它们在资源禀赋上存在很大差别，处于经济发展的三层次。其中，A国在高精尖产品生产方面占优势，B国在资本密集型产品上占优势，C国在资源密集型产品生产方面占优势。这三个国家分别主张降低高精尖产品、资本密集产品和资源密集产品的税率。于是，当由它们投票选择共同的贸易体制（制订统一的关税率）时，会出现以下偏好序（如表3）。

表3不同国家投票选择的偏好序

降低资源降低资本密降低高精

密集产品关税集产品关税尖产品关税

A国321

B国213

C国132

从表3来看，如果三个国家根据各自的偏好序投票，而且投票是根据多数原则作出决策，那么，根据“阿罗定理”，三个国家在降低不同类产品关税上无法达成一致。例如，若从降低资源密集产品关税与降低资本密集产品关税看，A国和B国对后者的偏好均强于前者，所以，按多数规则，应该选择降低资本密集产品关税这一方案。而从资本密集产品和高精尖产品看，A国和C国均倾向于降低高精尖产品关税。但从降低资源密集产品和高精尖产品关税来看，B国和C国对前者的偏好强于后者，所以，它们两国此时会支持降低资源密集产品关税。可见，三国在进行投票决策时，会出现无限循环，无法达成一致协议。

为解决这一问题，有人提出，如果参加者各方扩大信息交流，并作必要的游说，使参加者都认识到一体化发展可能带给各自的好处，这样，可能会改变某些参加者的偏好序，从而避免出现“投票循环”。

另外一个办法是，各国可暂时避开这一协调领域，而转向其他共同利益交叉多的领域进行合作。如在上例中，可以暂时允许各国对各自相对劣势产品提供关税保护，但相互间可加强资本流入和投资合作，这可能有助于避免不利结果的产生。

从这里可以引申出的一个结论是，如果各参加国能充分意识到各国加强合作的意义，并尽量在某些共同感兴趣的领域走向政策协调，其结果是，它可能促使这些国家在该领域内生产发展和分工的深化。这样，一体化政策或体制选择本身又成了推动某种经济发展格局形成的因素。例如假定某些国家致力于加强环保协作，它们达成了在某些规格的环保产品上享受关税优惠的协议，这可能会促使原来没有环保产品的国家优先发展环保产品。当今世界一些国家为向世界贸易组织靠拢，努力调整本国生产，实际上也说明了这一问题。

由于我们假定各参加国是政治上、经济上自立的国家，因此，任何决策都是各国根据本国对可能获益与所付代价权衡后作出的。通常一国是不能强迫它国作出某种政策选择的，这与70年代前情况有所不同。

从二战后一直到70年代，各国在政策协调方面明显地处于实力不均衡状况。当时，美国居于资本主义世界霸主地位，它的意图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战后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体制，如战后GATT及IMF所确立的自由贸易、国际金融体制框架，基本上反映了美国当时的利益需要，其他国家只能在此类框架约束下被动地参与到世界经济大循环中去。

80年代后，这种情况有所改变，发达国家如日、欧的力量日益强大，发展中国家地位也极大地得以提高。各国谈判力量增强了，当今世界多边体制已很难由个别国家操纵。尽管如此，但是在实现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由于国与国之间的不同政治企图和经济上实际存在的差距，加上历史形成的某些大国的实权地位，世界经济政治生活中仍然存在不平等的问题。除了其它原因，正如前文表1中所示，我们曾假定A国是大国，B国是小国，相应地，两国相互开放市场后，A国获利相对少些，B国获利相对多些。因此，若两国为走向一体化进行谈判、协商，它们利弊权衡的筹码就不同，对谈判所愿作出的让步也就不一样。大国倾向于少一些让步，小国往往迫于对大国市场较严重的依赖关系，可能不得不多作出一些让步。

三、运用策略选择分析经济一体化存在的问题

世界经济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世界经济危机；大学英语课程改革；人才培养模式

大学英语教学是高等教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大学英语课程是大学生的一门必修的基础课程，大学英语教育担当着责无旁贷的高素质人才培养重任。当前的世界经济危机，给世界各国乃至全球经济流通领域各个方面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都是显而易见、不容小觑的，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言之一，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地位与作用不言而喻，其在我国高等教育课程中也一直占据重要席位，因此，世界经济危机到来时，大学英语教育不可避免地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面对世界性的经济巨变，大学英语课程改革当获得何种启示?又该如何应对?本文试图抛砖引玉，就此进行粗略探讨。

一、世界经济危机对大学英语课程改革的冲击

我国大学英语课程改革经历了摸索与建构阶段，正不断走向成熟与完善。而当前世界经济危机的燎原之势，给大学英语课程改革当头一棒，带来了令人扼腕的巨大冲击。这种冲击具体转化为大学英语课程改革所承受的国际与国内两个方面的压力。

(一)国际压力。21世纪，我国高等教育呈现出国际化、大学功能一体化、信息合作化、学科交叉化的总体趋势。大学英语课程教学应该重新审视教育发展过程中的成败，整合各类教育资源，建构以人为本的本科教育，推动大学英语课程体系创新，构建大学英语教育新模式。对人才培养体系进行根本性变革，以培养适应全球经济危机后发展需求的人才。

全球进程不断加快，经济危机后，世界经济会面临一个新的高速发展时期，需要大批具有较高英语应用能力的人才，面对社会发展、国际交流的需求，摆在当前高等教育面前的任务艰巨而迫切，需要我们立足当前，面向未来，为以后局势的变化发展早做准备。教育部把大学英语教学改革作为《高等学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提出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首要任务是利用信息技术和全球经济发展的要求，在继承传统课堂教学优点的基础上改革大学英语课程教学模式，发挥现有多媒体技术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优势，提高学生的英语学习积极性和主动陸，搭建一个自主学习、个性化学习和协作学习的平台，突破英语学习局限于课堂和教师的传统做法，使培养出的学生能够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大显身手、学以致用。

(二)国内压力。当前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主要问题，在于大学英语教学仍然以普通基础英语为主要教学内容，不具备实用性和社会交往性及经济发展的需要，课堂教学内容与就业需要关联不大，无法形成学生主动学习的内驱力；教学方法落后、教学模式陈旧、教学硬件落后，很少甚至没有吸收学生的自主性、主体性、实践性；大学英语师资力量薄弱、结构单一，教师大多出自英语专业，行业实践经验不足；教师和学生都无法从宏观上充分看到英语学习的即时价值和意义，把语言学习和社会、经济发展剥离开来。

其实大学英语课程改革只是促进社会发展的一种手段，大学英语课程改革主要目的是要培养大批适应现代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人才，造就合格的21世纪公民，充分适应社会前进和经济发展，具有较大的抗经济危机性，这也才是我们现在大学英语课程教学改革的最终目的。我们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改革，要建立在符合我国国情的基础上，从大学英语教学模式和人才培养模式出发，较好地处理CET和素质教育的关系。

二、大学英语课程改革的常规思路与基本方法

(一)改变人才培养模式。大学英语课程改革首先要从课程设置开始，推行素质教育和社会实用教学，从社会发展和抗经济危机出发，课程由四个级别三种课型变为六个级别九种课型等，增加四级英语后续课程，推进学生进一步提高英语水平，增加高级阅读、高级视听课，目的在于提高学生的英语的综合应用能力；增加英语选修课程，给学生个性发展提供机会和平台，为更好地学学英语打下基础；学校还要定期举办学习方法、考试辅导、背景知识讲座和各项英语竞赛活动，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二)多样化培养人才。合理利用高校教学资源，实行分级教学、分类培养。学校通过分级考试，设定三个或五个不同的学习起点和终点的班级，按照每个层次学生的学习需求和实际英语水平编班上课，培养顶尖级水平的英语人才和具有其他专业知识又英语素质过硬的人才。根据不同课型，对班级进行灵活性的拆分与合并，大、中、小课相结合，既节约教师资源，又保证授课质量并充分考虑到学生的接受能力；既加强了优秀教师的辐射力量，提高了培养要求，也给教师开辟了更多的发挥余地。学校从多方面培养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人手，学生提前达到课程基本要求，根据自己的能力和兴趣倾向自由选课，从而拓宽了学生多方面的知识技能，大学还可以自编教材，熔语言、文化、其他学科知识为一炉，满足不同起点的学生要求。

(三)改变学分管理制度。学校引进竞争机制，激发学生内在动力，积极学学英语，鼓励学生向英语更高目标奋斗，达到抗经济危机的水平。可以采用必修、免修和选修等多种方式相结合来完全学分，还要鼓励竞争、允许跳级。凡提前完成课程基本要求者，可以用节余课时继续学习四级后续课程。(四)充分利用教师资源。建设一支知识结构和年龄结构合理、锐意进取、团结协作、具有较强教学能力、现代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和科研能力的师资队伍，充分发挥教师的特长和技能，构建以学习者为中心，以应用能力培养为目标、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多媒体课堂教学与网络自主学习相结合的英语学习环境，达到一个教师和环境和谐发展的局面。

三、世界经济危机下有关大学英语课程改革的应对策略

世界经济危机背景下，大学英语课程改革受到了冲击，也得到了启发。大学英语课程改革必须考虑到全球性的经济巨变，大学英语教育培养的人才也必须能够适应全球经济环境的风云变幻。笔者认为，在世界经济危机背景下大学英语课程改革可以采取以下方法和策略。

(一)传统实用方法。从教学大纲、教材建设、三基培养等方面着手对课程改革实施一系列举措，使大学英语课程建设向正规化、科学化方向发展。我们要改变长期使用一套教材的做法，采用多元化教材满足不同类型学生的需求。根据学生的具体成绩，采用不同的教材，甚至可以是自编教材，也可以把《大学英语》《新编大学英语》《新视野大学英语》《新版大学英语》等教材的优点全部集中，还可以鼓励教师尽可能使用网络和多媒体技术，寻找一些更实用的教学资料，跟上时展的要求。进一步深化分级教学，有重点地培养英语水平突出的学生。

重视师资队伍建设，坚持新教师岗前培训，实行新老教师一对一“传、帮、带”，使新教师尽快适应工作岗位，还要不断提高在职岗位教师的业务素质和理论素养，定期派遣教师到上海、北京、杭州、西安等地参加出版社举办的教材教法培训班，聆听专家的讲课和讲座。

全校积极营造英语学习氛围，设立英语角、英语广播电台，举办英语听力竞赛、英语演讲比赛、英语写作比赛等，活跃校园气氛，激发学生学习英语的积极性。

(二)探索创新方法。面对不同层次的学生，教师要坚持分级、分类指导，在重视学生基础知识学习的同时，要求学生打下扎实的语言基本功，严格培养学生的英语交际能力，适应经济危机时期及以后社会对语言能力的要求。要积极挖掘学生的英语潜力，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多种培养方向，在学习兴趣上下功夫，找到学生的兴奋点，让学生认识到自己的潜能和优势，提高学习的自信心、积极性和主动性。

(三)适应环境方法。现在是全球经济危机时期，经济社会环境发生了极大变化，“毕业就会就业”已是昔日美景，面对当前就业艰难的压力，将来的日子里激烈残酷的竞争是在所难免的。等到渡过经济危机，社会和经济又将面临再次的高速发展，竞争将会更加的白热化。大学毕业生必须具备的能力不仅要能够对抗经济危机，还要能够对抗经济发展。

要求拥有英语水平突出的交际能力将是现在和未来就业的明确走势。大学英语必须增开语音课程，学生要掌握语音知识，把握读音规则，既方便记忆单词又有助英语表达。学生发音准确，对开口说英语有很大的激励作用，从而进一步提高口语表达能力和听力辨音能力。增开翻译和阅读课程，培养译语意识，遵循译语表达习惯，排除母语干扰。开设英语报刊阅读课程来辅助英语教学新模式，使其更加符合学习者的心理，促进教学质量。引进新闻英语，激发学生听广播、看报刊的兴趣，开阔学生眼界和心胸，有助于学生立足中国、放眼世界。

世界经济论文范文第4篇

一、企业核心竞争力??品牌竞争力的先决条件

品牌的竞争力已不容忽视。在日益动荡多变的市场条件下，品牌已经成为赢得顾客忠诚和企业求得长期生存与成长的关键。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就要重新审视其品牌管理策略。特别是对于国内的企业，经济全球化和新技术不断创新的压力已经直逼本土的企业必须将竞争的水平提升到国际水准，而不是“窝里斗”。

在全球环境下现代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已经越来越多地和产品品牌的竞争力联系在了一起，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彼此制约、相互依存的，这是加入世贸之后的中国企业必须要保持清醒的一点。

企业核心竞争力是指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关键要素，比如某些技术、技能和管理机制。一个连续成功的企业必定有其核心能力，这种能力需要开发、培养、不断巩固以及更新，因为即使建立了核心竞争力，也还有可能再瓦解。如何保持企业的竞争力就成了企业经营管理中的重要问题。品牌竞争力是企业竞争力在市场上的商品化的表现，也可以说是企业竞争力物化的表现。

2002年元月12日，在第四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上，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维迎教授谈道，中国企业过去的竞争力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能吃苦耐劳；二是具有廉价的资源；三是有限的产品优势；四是关系网络优势。中国企业目前所具有的竞争力只能保持3～5年的时间。加入WTO之后，企业品牌的寿命周期将会大大缩短，这不能不说对现在的本土企业生存来讲是一种极大的威胁。

由此看来，与跨国公司相比本土公司最缺乏的就是品牌竞争力，品牌能不能在市场上立得脚，决定着企业在全球化范围内的盈利能力。要建立品牌的核心竞争力，就必须先建立企业的竞争力。成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东西必须具有独特性，按照张维迎的观点，即“买不来”、“偷不走”、“拆不开”、“带不走”、“溜不掉”，也就是说，企业所拥有的核心资源要有这样的特点：没有市场可以买到；要有法律保护；资源本身与能力有互补性；具有组织性，不属于个人；有持续竞争力。品牌作为一种独有的无形资产，具有特殊的附加值它隶属于一定的组织，并且有相应的专利和法律保护，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品牌的竞争力也代表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二、满足客户需要??品牌竞争力的核心

未来竞争优势来自于以客户为中心的组织，而不是市场营销。其实，客户关系管理（CRM）的实质就是在努力维系消费者和产品之间的关系，其最终目标也是为了企业的品牌得以延续和持久。品牌作为一种关系，是基于企业和客户之间相互信任的前提条件下而建立起来的，所以，品牌管理的策略应该是感性的，而不是理性化的。与客户培养和塑造一个感性的、富有个性色彩的品牌关系需要经历这样一个过程：首先要有知名度，让客户获得足够的信息能够充分地了解品牌；其次，要获得客户对品牌的尊重，和客户建立起友谊关系，进而赢得客户的信任；最后，由信任而生成对品牌的忠诚，客户和品牌之间转变为水融的合作伙伴关系。

品牌就等于客户，拥有客户才意味着拥有品牌，满足客户需求和维系客户关系的能力是衡量企业品牌竞争力的一项重要指标。按照国际著名的普华永道咨询公司的指标，一个企业是否具备客户关系管理（CRM）能力，可从六个方面来加以衡量：（1）企业是不是把客户的信息作为战略性的资源来管理？（2）企业是否评估客户持续的价值？（3）企业如何定义和满足客户的期望？（4）企业的发展战略是否与客户的价值相匹配？（5）企业是否进行了跨部门的集成？（6）企业是否主动地管理客户的体验和感受？显然，这种能力与最终反映在企业品牌竞争力上的满足客户需求的程度是一致的。

为什么品牌的核心竞争力会转向以满足客户需求程度为归宿？如今每一个竞争者都具备了模仿其竞争对手产品、服务、系统甚至整个过程的能力，持续保持一个品牌的差异性市场定位再也不像以前改进产品质量、降低成本和分销推广那样简单，更不能靠广告就可以长期维持一个品牌的形象。即传统的、单一的营销策略已难以奏效，而客户关系的培植具有惟一的不可替代性。

国内刚刚开始流行的CRM管理还只是停留在IT行业进行广泛宣传和市场培育阶段，部分企业已经逐步认识到CRM和品牌竞争力之间的密切关系。我们习惯将客户服务和品牌管理分开来的传统观念，将随着CRM软件的普及和推广应用、尤其是境外跨国公司的促动而转变，能否利用CRM满足客户需要将是衡量和提升本土品牌与跨国品牌竞争实力的指标之一。

三、信守承诺??中国企业品牌竞争力建立的关键点

如何给一个品牌建立一种信用，并进而转化为企业的无形资产，让消费者心甘情愿地为此而付出比竞争对手高出数倍的价格？世界著名的品牌与识别顾问公司亚太区域(EnterpriseIG)的CEOMikeMurphy这样认为：你的客户就是你的品牌，品牌是一种感觉，是存在于人们心中的一种无形资产，而不是产品本身。消费者越来越倾向于购买产品的附加值，而不是商品的金钱价值。品牌在今天已变得日益重要。一方面，商业社会品牌具有天然的所有权属性，它可以转变为企业的无形资产，而产品则不能；另外，在信息化的社会，品牌已经成为一种必需品而不是奢侈品，电子商务环境下，只有强势品牌才能生存下去，而强势品牌则可以创造品牌忠诚。建立强势品牌依赖的基础就是信用。

刚成长起来的本土品牌如何保证消费者对我们品牌的忠诚、如何最大限度地避免客户资源被跨国品牌掠夺？反思成长中的中国品牌，其致命弱点就是“轻于承诺，耽于信守”。加入WTO之后的本土企业，要增强自己品牌的竞争力，首先要遵循基本的商业游戏规则,这是我们企业与国际企业接轨的第一步。

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在《给一个年轻商人的忠告》中有一句话：“切记，信用就是金钱”。市场经济的核心是信用经济，而以商业承诺为基石的品牌竞争力核心也必然是信用。入世后的中国市场，最终是一场没有终结的信誉的较量和品牌的角逐。张维迎教授曾多次提到，缺乏信誉是中国企业面临的最大挑战。

四、管理??提升品牌核心竞争力的主要手段

现代企业品牌的一个显著变化是从单一的品牌架构向多元化转化，因为企业面临的品牌生存环境已经是变化莫测、难以控制的复杂多变的市场。新的市场营销和品牌化的挑战使得企业品牌的再定位和二次品牌化策略成为一种必然。我们看到许多国内企业已经完成了建立品牌知名度和单一品牌成长的过渡阶段，如联想、海尔、TCL、科龙、海信、美的等，基于单一产品结构成长起来的品牌已经延伸到多元化的产品结构中，形

成以母品牌为主体的品牌架构，原有的品牌识别体系和管理体系都发生了相应的变革。每个企业都在努力寻求一种适合自己的管理模式，而重新建立和监管一套新的企业品牌架构体系，则更具实质性的意义。包括改变企业的品牌观念，依据企业未来的发展战略界定企业品牌和专业品牌、事业品牌和产品品牌以及产品品牌之间的关系，从而在整合企业资源的基础上，实现品牌资产价值的最大化。

虽然目前这些品牌管理深层的问题在国内还没有成为企业考虑品牌战略的焦点，但中国入世之后企业品牌管理的重心将从视觉转向核心主体。从核心竞争力理论来分析，这是对我国企业竞争力的一项长期考验。企业长盛不衰的根本性要素是企业自身的素质，内部条件比外部条件更具决定性影响，企业依赖强势品牌获取超额利润和保持长期竞争优势的关键就在于企业能力、资源和知识的积累。

中国企业核心竞争力，或者说品牌竞争力的提升，决定了我们的企业在核心技术、核心产品、资金以及生产规模等被动性核心资源方面需要有一个综合平衡的发展，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更重要的是，在中国的企业里，科学的决策、科学的管理尚未真正形成。据国外一项调查数据显示：1998年我国国际竞争力在47个国家和地区中列第29位，管理水平居第36位。管理，这个处于主导地位的核心资源正是中国企业最为欠缺的，而管理能力的缺乏，尤其是品牌管理经验和理论的欠缺所导致的能力的低下，更是阻碍中国企业品牌竞争力难以形成的关键。

五、专业化??增强品牌核心竞争力的路径

信息化时代到来之后，企业品牌面临着一个如何重新定位和资源整合的管理课题。根据《财富》杂志的统计，全球500强企业中，单项产品销售额占企业总销售额比重95%以上的有140家，占500强总数的28%；主导产品销售额占总销售额70%～95%的有194家，占38.8%，相关产品销售额占总销售70%的有146家，占29.2%。这说明500强企业品牌的核心竞争力来自于最擅长的行业，而不是面面俱到的多元化品牌。

当然这经历了一个过程。美国企业大规模实行多元化经营是在20世纪60年代，但是这并没有给这些企业带来满意的结果。事实上，不少500强企业因盲目多元化而一度危机重重，如克莱斯勒汽车公司、索尼美国分公司、西尔斯、惠而浦、施乐等,多元化发展导致公司资源分散，运作跨度和费用加大，产业选择失误增多，结果致使公司顾此失彼，品牌的核心竞争力受到极大的挫伤。70年代，美国最大的500家工业企业中，从事多元化经营的占94％，然而这一时期也正是跨国品牌竞争力最弱的阶段。

自80年代末开始，一些著名的公司纷纷改弦易辙，开始调整自己的发展路径。韦尔奇即是在此时接任GE总裁职位并开始了对GE的一系列重大改革，其中之一便是进行业务重组，即缩减多元化领域，回归专业化，在要做的领域中争取最优，树立世界性的品牌竞争优势。进入到90年代，由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迅速扩张，资源相对短缺，特别是高科技产品更新换代的加速，以及企业之间兼并潮流的兴起，促使各国企业不再单纯追求多元化和经营规模的扩大，相反，通过拆分、重组，将不相关的业务出卖，或变成独立的公司，缩小企业经营范围，使经营业务专业化，品牌单一化。

中国也一样。八九十年代几乎所有的企业都投入了多元化经营，如今天在国内地产行业被称为第一品牌的万科地产，从创业初期直到最终将地产作为自己的主导行业，也曾经涉足过贸易、模特经纪人、广告业、展览业、服装、葡萄酒等十数种行业。我们看到，在经历了多元化发展之后，国内本土留存下来的都已经是在某一专业领域独具竞争优势的品牌。所以，无论是新兴的海尔、联想，还是百年老店同仁堂、张裕葡萄酒，它们发展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要和跨国企业在自己家门口摆开擂台一比高低，中国武术对西洋拳，走专业化经营发展之路，是我们绝大多数中小企业增强品牌竞争力的惟一选择。

六、长期发展利益??保持品牌竞争力的源泉

任何企业在品牌初创期间都必须在短期和长期利益之间做出选择，当然，最理想的状况是在保证企业生存的前提下，同时兼顾企业的长远利益，即处理好产品和品牌之间的平衡关系。但事实上企业往往难抵短期诱惑，加之体制问题，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会不可避免地导致经营者为获取短期利益的最大化而不惜牺牲企业的长远利益。较之西方企业品牌，中国的品牌对大多数企业来讲还仅仅是一件体面的外套，或者说是一件奢侈品。

世界经济论文范文第5篇

世界经济中跨国并购为中国企业带来了各种机遇，企业通过跨国并购从对方企业直接获取所需的各种技术能力。以吉利收购沃尔沃为例，沃尔沃拥有卓越的技术、稳定的产品零部件和原料供应商以及优秀的研发人才。吉利的这一收购举措无疑可以获得这些有利条件。同时，吉利在中国品牌效应差，沃尔沃却拥有较好的声誉，在国际汽车品牌中也占据重要地位，安全性等也得到普遍认可，因此吉利通过此次并购可以获得良好的品牌竞争力，使其迅速融入国际市场。2023年中资企业海外并购规模超过600亿美元，与2023年的621亿美元相当。2023年下半年起，中资企业参与了88宗海外并购，创半年度历史最高。跨国并购已经成为企业未来发展的趋势。在并购后，全球化管理水平不高、企业文化差异等一系列问题又浮出水面。并购后失败的案例也屡见不鲜，如2009年上海集团收购韩国双龙汽车，四川腾中重工收购通用悍马最终都以失败告终。

二、世界经济中中资企业跨国并购失败原因

1．企业融资渠道受限制

根据相关规定，国家对境外投资资源开发类和大额用汇项目实行核准管理。在开展对外谈判前要向国家发改委报备，得到确认函后才能进行谈判。超过1000万美元以上的非资源开发项目由国家发改委核准，超过5000万美元的项目国家发改委审核后报国务院核准。这一系列的审核制度都比较僵硬，企业通过审核用时较长，甚至错失并购机会。例如腾中收购悍马时的计划资金超过一亿美元，I~B1,-悍马在节能环保方面也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因此导致最终并购失败。

2．整合能力不足

美国商业周刊曾经指出，并购后的精明、谨慎的整合是交易成功最为重要的因素。在企业并购后由于整合不善导致最终失败的案例占据一半以上。企业并购后的整合主要包含有形和无形资产的整合。由于跨国并购后业务涉及到跨境整合，信息不对称会使大规模收购开展后业务难以进行很好的融合对接。无形资产在跨国并购中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人力资源整合不够完善，会使企业丧失众多优秀人才。文化差异越小，并购后的障碍越小，双方企业更容易达成共识，对日后的整体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全球著名咨询公司麦肯锡对2000--2004年间并购失败的案例进行分析发现，并购失败的案例约50％与人有关。如上汽收购韩国双龙汽车一案中，韩国的民族文化使他们只对国产产品推崇，面对中国企业的突然降临，双龙工人担心上汽将他们所拥有的技术转移出去，有损韩国汽车产业发展，因此他们通过罢工来反对并购。

3．并购双方实力不对等

世界经济中中国企业在进行跨国并购时，为实现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大多是对已经濒危的企业进行并购，形成“优帮劣，强管弱，富扶贫”的并购模式。而国外自90年代以来强强联合的并购模式日益凸显。如美国波音公司兼并具有75年历史、总资产达122亿美元的麦道公司对全美乃至全球的民用客机市场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日本三菱银行与东京银行的互补性兼并产生了极大优势。中国企业进行强吞弱的兼并后难以在国际市场竞争立足，整体经济效益有待提高。

4．缺乏优秀团队和中介机构

在企业兼并过程中，优秀的操作管理团队和中介机构具有重要作用。优秀的操作管理团队具有专业性，能掌控并购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及时解决。我国的操作管理团队没有良好的协调能力，信息滞后，风险来rl~B-,t不能及时防范。良好的中介机构可以极大程度降低交易成本，保证企业有效完成并购。而我国中介机构往往资历浅，缺乏信息与经验，同时国外中介机构虽然具有资质但对国内的企业认识不足，最终同样造成并购不能高效进行。

三、世界经济中中资企业跨国并购的对策

1．对融资渠道进行拓宽改善

企业应对融资渠道进行拓宽改善，采取灵活的融资方式，提高资信状况及外部形象来为自己融资。充分利用海外市场，结合企业的自身发展状况，选择合适的融资方式。例如在京东对于韩国现代进行并购的过程中，运用了资本杠杆的融资技巧，达到了很好的效果。同时，政府也应该放宽政策的管制，为具有兼并优势的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及优待。

2．积极提升整合能力

首先要让彼此产生信任，在最初阶段便开诚布公地说明并购的内容及并购后改变及状况，使双方不产生猜测心理。在进入整合阶段后，对企业进行内外部环境的评估，制定一个完整的并购整合计划。先进行人力资源的整合，组成最高效的工作团队；再对业务进行整合，合并双方的优势业务；最后，针对文化整合，充分了解并购企业的文化背景，并对文化差异进行理解与协调，最大程度上构成新的和谐企业文化。

3．选择合适的并购对象

在进行并购中，避免强吞弱决策。在目标对象的选择时进行多方面的调查，明确能够帮助自身提高优势的目标企业。同时考虑此次兼并的最终目的是什么，目标企业的地理位置及环境是否适合，目标企业是否拥有可利用资源。此外，在政策和体制上都应该鼓励优势企业的并购。

4储备优秀人才．培育优质中介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