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问题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社会责任会计；社会环境；核算体系

一、社会责任会计的含义

经济的发展、社会日益激烈的竞争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如环境污染、伪劣产品销售、作假账、职工生活无保障等。企业在创造利润、对所有者的利益负责的同时，还应承担对员工、对消费者、对社区和环境的社会责任，包括遵守商业道德、保障生产安全和职业健康、支持慈善事业、保护弱势群体等。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会计的新兴分枝——社会责任会计。社会责任会计是探讨、研究如何更好地维护人类可持续发展，为企业管理当局、政府、社会公众的相关利益集团和个人的决策提供特定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的会计信息系统，其直接目的是通过计算和记录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社会成本和社会收益，向政府及公民全面反映企业对社会的各种影响，最终实现社会净贡献最大化。

二、我国推行社会责任会计的必要性

推行社会责任会计、加快社会责任会计核算体系研究的脚步对企业自身、对我国会计学界的发展、乃至对整个国家的经济管理、宏观调控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一）是企业建立自身形象的需要

在我国推进社会责任会计的研究与发展是企业建立自身形象，维持良好信誉的需要。企业的形象、信誉是企业重要的无形资产，在很大程度上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是成正比的。企业通过披露自身履行社会责任的良好业绩，体现企业对社会的关爱，对环境的爱护，对职工的关怀，可以充分展示自身良好的企业文化。

（二）可以为我国会计模式的改革提供一个研究方向

会计管理是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企业的经营管理已经从单纯的生产经营型管理向全方位社会化服务型管理转变。为了适应企业的需要，会计必须寻求一种新的模式，以便引导企业注意市场需求，讲求经济效益的同时，注重社会效益，减少社会成本。

（三）可充实市场经济规范并加强监督约束机制

通过建立社会责任会计本身的机制，揭示并报告企业的社会责任及履行情况，可以形成一种固定的管理制度，把企业纳入全社会的监督之下，从而督促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使企业的不良行为得到调整（如存在的企业隐瞒利润总额而少缴所得税，掠夺生态资源和污染环境等），促使我国整个市场机制健康、良性的运转。社会责任会计核算体系的建立有利于加强国家对企业的宏观管理，减少或杜绝会计信息失真的现象。

三、我国社会责任会计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我国对社会责任会计的研究起步较晚，理论研究和实务操作正处于研究和摸索阶段。目前，我国推行社会责任会计主要存在如下问题：

（一）缺乏实施社会责任会计的社会环境

1．企业社会责任意识不强。长久以来，企业唯一的目标都被定义为股东财富最大化，这就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企业运转就是在为股东服务、是在为股东创造价值。所有的员工、资源都是为企业所有者创造财富的工具。这样产生的弊端是：第一，把社会多数人的利益排除在外，仅着眼于资本收益；第二，不利于增强企业的功能和发挥会计的职能，而是引导会计人员在不正当的会计手段上钻营；第三，无视企业存在的社会价值，使企业成为一种与社会格格不入的经济动物，而不是作为社会的重要部分自觉履行社会责任，维护社会整体利益。

2．社会责任相关法规不健全。社会责任的履行从法律上看，属于义务的范畴。无论是在社会责任意识强，道德风尚高的国家和地区，还是在社会责任意识薄弱，社会道德风尚差的国家和地区，通过法律手段规范、保障公民和组织履行其应有的义务都是必要的。在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意识淡薄的阶段，加强法律制度就显得尤为重要。在我国，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五条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循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深圳证券交易所也于2006年9月25日了《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但是内容都比较笼统，可操作性差，也没有指出不承担社会责任应受何处罚。

（二）社会责任会计核算体系不够完善

1．没有确立相应社会责任会计核算内容。社会责任会计核算体系要发展和完善，要形成一个独立完整的架构，首先要和传统财务会计区分开来。因为传统财务会计是以企业追求自身利润为核心设立的，而社会责任会计目的是通过计算和记录企业社会成本和社会受益，真实地反映企业对社会的贡献和损害，出发的角度不一样，核算的内容必然也不相同，只有确立了社会责任会计核算的具体内容，才能进一步确立核算的科目、计量的方法等等更深入的操作细节，进一步推进社会责任会计的实施。2．各种计量方法不成体系。社会责任会计计量问题存在较大的争议，目前可选的主要方法有：（1）客观历史成本与主观分析相结合的方法；（2）机会成本法；（3）替代品评价法；（4）社会公正法；（5）预防成本法；（6）调查分析法。除以上几种方法外，还有复原或避免成本法、模糊数学法、影子价格法、文字描述法等，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计量方法体系。

3．社会责任会计报告绝大多数以非会计基础型为主。随着企业社会责任观念的日益深化以及政府相应法规的颁布，在我国，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主动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带头披露的多是一些跨国集团，如可口可乐、诺基亚等等，以及国有龙头企业如建设银行等。在他们的社会责任报告中，绝大多数是文字性描述，而没有通过具体的会计方法加以量化披露。我国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报告几乎全部是文字性描述，而跨国企业的社会责任报告相对数字化的分析要多一些。这反映了我国披露水平较低。由于计量方法的多样性，文字性的叙述应该是社会责任会计报告中必不可少的，但会计专业信息过少会降低信息可比性，不利于政府进行宏观管理，无法满足社会各界报告使用者的需要。

三、我国社会责任会计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一）营造良好的社会责任会计实施环境

1．增强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企业应大力宣传有关社会责任知识，以提高企业包括厂长经理在内的各级人员对推广社会责任重要性的认识，并加强各项基础工作。针对目前有些企业领导及会计人员对建立社会责任会计制度的作用认识不足的现状，应鼓励企业在运用社会责任会计过程中，通过实践工作中社会责任会计所发挥的作用，提高企业领导和会计人员的认识，为社会责任会计的推广应用扫除认识上的障碍。

2．完善社会责任的法规建设。为了体现公平原则，国家必须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具体内容用法律规定使之法律化，并对企业给社会造成的“外部经济”进行奖励以鼓励其发展，对给社会造成“外部不经济”的企业进行惩罚。目前，社会责任相关法规覆盖面较窄，尽可能使法律涵盖所涉及的社会问题，法律条文要明确具体，可操作性强。必须尽快地制定出产品安全、产品责任、职工保障、少数民族平等权利、治理环境污染和生态保护等方面的法律和法规。只有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才能使企业对社会责任的履行与社会会计信息揭示不断走向规范化。

（二）科学构建我国社会责任会计核算体系

1．合理确定社会责任会计的核算内容。不同行业企业的社会责任内容有着较大的区别，这不便于企业间会计信息的比较，但具体到某一行业的不同企业，其应承担的社会责任项目却基本相同或类似，因此，在未来社会责任会计发展过程中，将全社会的企业划分为若干类型的行业，并将该企业归入与之相对应的行业，对行业内的核算内容和方式进行具体规定并实现标准化，这是完全可能的，同时也是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

2．灵活选择计量方法。在我国计量方法的选择上，目前应考虑如下情况，第一，计量方法的选择一定要与我国国情相结合。第二，社会责任会计提供的信息主要是非财务信息，因此，在计量单位和计量方法上也应该突破传统会计的模式，应采取比较现实、灵活的做法，即在计量单位上实行多元化：可用货币计量的，采用货币计量，无法用货币计量的采用实物计量；在计量方法上灵活化：可计量的才用货币或实物计量，无法计量或无法充分计量的，采用文字加以说明。

3．报告应以会计基础型披露方法为主。对于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如果是可以确认和进行数据计量的，则应尽量选用定量指标加以反映，因为定量指标的客观性和可比性比较强，再者企业的会计人员在长期的会计工作中积累了大量的会计数据处理经验，善于从会计数据中获取有用的会计信息。对于确实无法进行定量反映的，也可以用文字表述的方法进行披露。

参考文献：

[1]刘广生，肖好峰．社会责任会计研究综述[J]．财会月刊，2006，（10）：62．

[2]阳秋林．论社会责任会计的计量方法[J]．企业经济，2003，（1）：136．

[3]刘立燕．企业社会责任会计：内涵、目标与计量[J]．财会通讯，2006，（7）：66．

社会问题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宪法意识司法化调查实践宪法监督

一、前言部分

在今年暑假中，我们法学专业的学生参加了我校举行的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我们把此次活动作为一次具有深刻意义的暑期实践活动。我作为“大学生宪法意识调查及构建宪法司法化可行性探究”课题小组的组长，组织策划了此此课题运作。其实选这个课题题目时，我已经在先前做了一个初步设想和规划的，因为宪法意识和宪法司法化的问题一直是我的一个思考点，我想通过这个活动让这个点扩展到面，让一些想法得到验证和开拓我在这个问题的思考领域空间。

我们在暑假初便制定了详尽的操作细则，对工作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分工。四名成员组成这个课题小组，我们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调查和研究。这个活动充分地调动了我们的积极性和动手能力，不仅学到了相关专业知识，而且训练了我们的协作配合的能力，也提高了我们的写作能力和研究水平。我们能充分和合理地利用有限的资源，制定行之有效的预算。本次有关我国在校大学生宪法意识调查的目的，是想客观地了解我国在校大学生的宪法意识水平，了解在校大学生对于宪法问题的观点和态度，当然我们把宪法司法化这一问题作为调点，研究宪法司法化在我国实施的可行性问题。这次调查的结果，将成为我们进行学术研究的第一手材料。经过半年的一些探索和尝试我们有了一些自己的体会。

我们走访了具有代表性大学群体，收集了较为客观的数据作为我们的研究依据。为了客观地了解我国大学生的宪法意识水平，了解大学生这一群体对于宪法司法化问题的观点和态度，本次计划项目将进行一次较为详实的调查。

通过设计合理科学的调查问题，并针对统计后数据进行分析，为定量分析大学生的宪法意识提供第一手材料，和在我国是否能进入宪法司法道路的构想等工作内容，目的是准确评价在高校内我国普法教育的效果提供客观的依据，并提出有关宪法司法化可行性的建议。

二、研究项目基础

我国现行宪法颁布并实施了已经20余年，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有了很大的进步。宪法学的理论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对于公民的宪法意识一直缺乏比较准确的定量分析，这方面的实证调查和研究很少，而针对大学生这一群体的有关调查更是寥寥无几。宪法意识状况是宪法权威的思想基础，研究大学生宪法意识对研究我国公民的宪法意识具有现实和积极的意义，研究范围包括当今大学生对于宪法知识的基本原理的掌握程度，对宪法功能的认识，对宪法实施的评价，对于基本权利保护和行使状况的感受，以及对我国宪法实施所遇到具体问题的改进建议。针对当前社会的宪法司法化呼声渐高，本次项目将针对有关数据研究构建我国实施宪法司法化的可行性，就宪法司法适用性如何操作问题，设计若干具有现实意义的方案。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制定一切法律法规的依据，目前已初步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就是以宪法为基础的。在谈到我国宪法的发展历程时，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韩大元教授说：“逐步从不成熟走向成熟，从原则走向现实。”

据韩教授介绍，我国宪法曾经多次修改，1954年以来，宪法后来就进行过八次修改。现行宪法是于1982年颁布的，是第四部宪法。1988年、1993年和1999年我国又先后进行过三次修宪，先后将党的一些新的政策和主张补充为宪法的条款，如确立了私营经济、土地使用权转让的合法化；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等内容写入宪法总则；确定了邓小平理论的宪法地位，并在宪法中规定了“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三次修宪，使宪法的价值在社会改革进程中得到普及，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提供了统一的宪法基础，同时，对确保中国走向法治社会和民主奠定了良好基础。在形式上，这三次修宪采取了修正案的方式，即不对宪法的正式文本的文字进行变动，而只是在宪法文本之后，另起序号增添条文，以后法优于前法、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确定实际有效的宪法规定。这种修改方式既有效地解决了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与法律条文之间的冲突，又较好地保持了宪法应具备的稳定性和连续性。[1]

其中山东女青年齐玉苓状告陈晓琪冒名顶替上学侵害其受教育权就是其中的典型。2001年8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专门就此对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了有关批复，认定“陈晓琪等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了齐玉苓依据宪法规定所享有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并造成了具体的损害后果，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针对公民因宪法基本权利受到侵害而产生的法律适用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专门进行司法解释，这为我国宪法进入诉讼领域，强化公民基本权利的司法保护提供了有益的范例，并将在我国发展过程中起到积极作用。韩大元认为，类似这种宪法赋予的公民平等权受侵犯的事情在我们生活中其实并不鲜见，比如在就业问题上普遍存在的性别歧视、身高歧视等，就属于同类问题，还有些部门规章中就存在违宪原则，同样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所以，如何用宪法维护公民的权益，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宪法诉讼制度仍是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三、实践目的和实施方案

我们在设计实施方案的时候就充分的听取了指导老师的建议并且结合自身的实际，我们想从以下方面着手和突破：

1、进行先期的相关资料收集工作，了解并掌握当前的研究方向和动态；

2、着手设计调查问卷，经过小组成员收集针对性问题，邀请指导老师参与设计，力求每个问题的针对性和中立性，避免搀杂问卷设计者的主观看法；

3、调查方式分为发放和填答调查问卷，科学合理地选择被调查对象，力求做到范围更广，代表性更强。

当然对于不同高校大学生调查的问题，如综合类大学、以文科为主的大学、以理工科为主的大学，选择好有代表性的调查目标是完成任务的一个关键，这样才有可能顺利地收集有代表性的数据。

然后针对所收集数据进行科学分析，并提出有关宪法司法化在我国设施可行性的建议，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毕竟我们的资源还相当有限，条件也不是太另人满意，但我们都在尽力地克服。

我们要达到的预期目标成果是掌握目前大学生宪法意识的状况，并予以分析，并撰写相关论文。针对有关数据研究构建我国实施宪法司法化的可行性，就宪法司法适用性如何操作问题，设计若干具有现实意义的方案。

四、思考与收获

（一）我国宪法的尴尬现况

长期以来，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中国宪法与司法处于严重脱节的状态，宪法没有进入诉讼领域，更没有建立有效的宪法的诉讼制度。而无论是在法律界还是在普通老百姓中，对建立宪法诉讼制度的呼声

还是比较强烈的。根据韩大元教授和王德志教授在2002年做出的中国公民宪法意识调查报告中显示，在共534位被调查者中，有73%的被调查者都表示同意或基本同意“宪法必须进入诉讼领域，成为法院判案的依据”这一命题。宪法首先是法，是一部法律规范，是具有法律效力，法律效力又表现为司法效力。2001年8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作了批复，既“关于以侵权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这个批复具有积极意义，且先不论高院的解释是否应用合理，就这一应用先例为中国宪法司法化的重要课题，势必写入宪法司法化改革的史册。[

宪法一直被称为我们的根本大法，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是现实中的宪法在我国的地位就有些尴尬了，它原本的构想地位和理论地位是十分地高的，确实是高高在上，但是我们现实中我们显得有点可望不可及。宪法是其他法律的根本法，凌驾于其他法律法规之上。而宪法的实际地位可以说是处于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之中，不仅在普罗大众的眼中，宪法仿佛离自己还很远，即使在许多法律工作的人们的心中，也觉得宪法的实操性不强，觉得在我国宪法架子虽大，但并没有显出应有的威严，宪法课只能当作理论课来上。这在我们的调查结果就有所反映，我们的调查问卷上设计了一条就是你认为中国的宪法起到了应有的保护作用了吗？其中有34%的人选择了“没有”，和21%的人选择了“不是很大”。读过宪法的人为59%，完整读过的人为12%，没读过宪法的人占24%，加上没有表态的人，29%的人没读过宪法。宪法在中国的地位还有待实质性地提高，不能仅仅停留在表面的普法和造势上。

（二）宪法司法化的可行性

宪法的主要特性是法律性，决定了其只有通过司法途径才能使纸面上的文字成为活生生的现实而有效的规则。就内容和调整对象而言，宪法与法的其他渊源相比较，其政治性表现得较为浓厚，但并不能由此改变宪法的法律属性[2]。法律的功能在于调整一定的社会关系，促进和保障社会的有序发展。而检验法律的真实价值或有效性的唯一方法，在于依据法律规范解决利益冲突双方当事人的矛盾过程。唯其如此，才能发现法律的真实价值、矛盾及荒谬之处。司法机关的职责就在于解决利益冲突的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纠纷。由此决定了只有它才能把握法律的真正涵义。故此，美国的一位大法官曾宣称：“我们受治于宪法，而所谓宪法不过是法官奉为宪法的法律”。但是，在我们的调查中发现，大学生确实有宪法要在原基础进一部提高的愿望，但是谈到如何应用宪法这一层面就显得较为无言和少语了，大多都是表示赞成，但是具体内容如何就很少涉及了，更不用去提宪法司法化的一些建设性意见，当然法律专业的在校大学生意识要稍微强一点，部分学生能够深入的谈这一问题。这有点出乎我们的开始的想法，因为我们都认为大学生的应该会更加的理性和富有建设性，但是确实应证了宪法在我国的尴尬处境，我们有点一头热的感觉，似乎宪法司法化这一呼声只是在纯理论界中传播，并没有达到一种实际的社会效果，真正问起有哪些宪法适用案件时候，大多数人都没有过多的关注。我国从小学教育始，就开设了政治常识课，中学和大学专门开5至10课时的宪法课，那么，60岁以内的人都应该接受了系统的宪法教育，表示没读过宪法的人实际只是一种“失意”。但是近三分之一的公民不知宪法为何物，近10％的人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否合宪；对于宪法效力、土地制度、选举制度、司法制度、通讯自由等与生活关系密切的国家基本制度，20％左右的人认识是错误的，这是值得特别关注的现象，这可能与我国此前宪法的非司法化有关。

西方国家解决上述难题较中国要容易得多。首先，其国家机构体系是按照权力分立与制衡原则建立起来的，只存在立法机关，而不存在国家权力机关，立法、行政、司法三机关之间呈相互制约之势，司法机关适用宪法完全可以解释为制约其他机关的一种手段。其次，制宪机关与立法机关通常在主体上是分离的，能够明显地发现宪法与各种国家机关及由它们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之间在地位上的层次之别。第三，议会内阁制国家的内阁有权通过国家元首解散作为民意代表机关的议会重新举行大选的做法，使人们在政治观念上能够清楚地认识到民意代表机关的行为与民意之间存在一定差距而不能划等号。总统制国家的总统与议会均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有时两者并非同一政党，也使人们认识到总统和议会中的任一机关均不能完全代表民意。第四，由于普通法院或特设法院受到其他机关的制约及社会公众舆论的压力，在适用宪法时通常总是谨小慎微，并未出现人们所担心的结局。而这些制度性的做法在中国并不具备，这就为在中国解决前述三个理论问题增添了难度。同时，在现阶段，前述三个理论问题远未达到形成基本共识的程度，有的甚至还尚未被意识到，而在潜意识地起着消极作用。

（三）一些有关的想法和建议

对于违反宪法行为的追究需要通过宪法的适用来实现的。但是我国的宪法适用体制又是很不完善的。现行宪法颁布实施十余年来，它在我国社会生活中已经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但同时又不能不承认宪法实施与其应有的地位和权威还有较大的差距。在我国的法制实践中，存在着一个矛盾的现象：一方面人们越来越多地注重刑事、民事、经济和行政等法律部门的作用；另一方面却只把宪法当作一套抽象的原则，而忽视其作为国家根本法的调整作用，甚至在司法实践中完全排斥宪法的法律依据作用。宪法是一个国家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基石，宪法缺乏其应有的权威，法制的权威和尊严也是难以保证的。产生这种矛盾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未能形成适用宪法的有效法律机制，不能不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我们觉得有必要在以下方面进行一个假想操作：（1）健全我国现行的宪法监督的组织机构，在全国人大下设一个专门的宪法监督委员会。（2）制定宪法监督法，使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化、程序化。缺乏必要的程序保障，也是我国的宪法监督难以有效运行的一个重要原因。（3）确立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对违宪争议案件的移送权和一定范围的审查权。[3]法律、法规是否符合宪法，往往是在涉及具体案件的过程中表现出来。

同时我认为有必要赋予人民法院对法律、法规的一定范围的审查权，对认为违宪的法律、法规可以通过一定程序移送宪法监督机关进行审查和裁决。人民检察院作为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也应当具有此项权力。这也有利于及时解决法律、法规的合宪性问题，健全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

五、指导老师评价

在这次的实践活动中，我们还邀请了何琳老师作为指导老师，她给我们的研究项目作出了以下评价：现行宪法实施20余年来，取得了不少进展，但也暴露出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比如说违宪审查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宪法的司法化，公民宪法观念的培养，宪法权威的树立等问题，其中思想层面上的宪法意识的培养与制度层面上的宪法司法化问题是尤为重要的。本项目可以说较好地捕捉到了这一关键问题，并着手进行研究，中国已明确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社会对法制的依赖性将越来越强，最终又有赖于宪法的有效实施。但是，如果在此过程中，宪法对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诸方面不发挥应有的调整和规范作用，不树立起宪法的权威，则法治社会不过是可想不可及的理想而已。该项目采取对大学生这一特殊群体进行问卷调查这种新颖的方式的宪法意识调查，并进而探讨构建宪法司法化的可行性，这在理论上具有新意，在实践中对于推动我国宪法司法化和违宪审查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项目的参与者认为宪法意识状况是宪法权威的思想基础，研究大学生宪法意识对研究我国公民的宪法意识具有现实和积极的意义，并认为建立宪法司法适用性体制，是强化宪法实施的有效措施，就此通过设计调查问卷等形式来进行研究，可以说是捕捉了当前社会的“敏感点”，具有很积极的现实意义。通过本次训练计划项目，很大程度地提高了学生的动脑和动手能力，增强了研究问题水平和创新思维能力，能够密切地联系当前社会进行探究。是一份很有新意的项目，并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当然我们从理论角度上来说，我们是全力去支持宪法司法化在我国实施的，我们从对比法入手，比较了其他国家的宪法司法化的实际操作。宪法作为法院判案的直接依据，不仅是可行的，而且也是必需的。主要理由是：其一，最高法院作为由全国人大产生，并对其负责、受其监督的国家审判机关，只能执行由享有立法权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而无权拒绝适用。由最高法院规定法院系统判案不适用宪法，显然是越权了。这与中国议行合一原则不符[4]。其二，从中国法制建设的现状来看，现在有些方面还只是有宪法的原则规定，缺乏部门法的具体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法院仅仅通过适用刑法、民法和不完整的行政法来保障宪法的实现，那么宪法中没有被具体化的一些条款就落空了。应允许法院在部门法没有具体规定，而宪法有规定的情况下，引用宪法。其三，在判决书中引用宪法条款，既是强调了宪法在审判活动中的指导作用，也是针对具体问题对公民进行宪法教育的必要形式。

[参考文献]

[1]韩大元、王德志合著，中国公民宪法意识调查报告[J]，政法论坛，2002，6；

[2]]王磊：宪法的司法化[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社会问题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社会发展 管理 合作 沟通

首先，我有必要解释一下社会问题这个概念，学过社会学的人都知道，社会问题，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指社会关系失调，影响社会大部分成员的共同生活，破坏社会正常活动，妨碍社会协调发展的社会现象。而在工业文明社会中，这个问题更加要引起重视。

梅奥的《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一书分为两编，第一编为科学和社会，第二编为现场研究。这本书提出了在主要工业活动上如何获致团体合作的问题，它也指出了由于急速的技术进步和因而发生的工人们在工作上经常变动的人事结合所引起的这个问题的日益增长的意义。我们当前社会是一个适应变动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有各种各样的人，有各种各样的团体组织，为了更好地发展，就需要合作，就需要管理。甚至可以说，我们将有一份如何的工作经历都在一定层度与管理（被管理）密切相关。

在现代适应型社会中，管理对于工作起着很大的作用，而工作（本身亦是生活的一部分甚至全部）对我们而言非常重要：施展才学，实现价值。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需要一种什么样的管理呢？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思考。

身处21世纪的我们，处理人事的能力的提高要能跟得上我们在处理技术上的能力的发展，不仅要加强管理，更要促进合作，正如梅奥说的：“我们不能一只脚踏在二十世纪另一只脚踏在十八世纪而得到生活和繁荣。”所以，我们必须合作，努力寻找合作的机会，不论是在生活还是在工作上。梅奥在这本书里通过已经进行的实际的工业情况的研究和一个称为霍梭恩实验的更细致的研究指出了同伴搞好关系的愿望，就是所谓人类社会结合的本能，很容易胜过单纯的个人利益和逻辑思考。这两个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在普通人中间，甚至在社会混乱的地方，仍然继续存在着人类对合作活动的愿望，而这种愿望是能够为聪明而老练的管理当局所利用的。”

但是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战争年代，我们行政管理的方法全是针对物质的有效供给，却没有对于合作的保持，即团体的协作，即使在特殊的年代这可以理解，但现在已经处于和平的繁荣时代，情况缓和了，但合作的前途却不怎么乐观。我们知道，在一个单纯的社会里，一年和一年之间，甚至一个世纪和一个世纪之间的变动是比较小的。而我们所处的正在发展着的社会，本身就是一个合作的体系，我们要想融入这个社会，就要融于这个体系，这也就是合作的意义所在。

除了合作，还有协调，其实二者本就是相互关联相互存在的。工业革命以后，社会在物质方面和技术方面的进步和成就是十分巨大的。但正是这种进步和成就，使社会失去了原有的协调与平衡。

农业文明时代，人们的生存空间单一化，活动范围受限，但却带来了深厚的亲缘关系；在现在看来确实是很落后，低效的生产，但却同时意味着安适自由的生活。而到了十九世纪，一切改变了。科技越来越发达，物质文明变化超常。然而随之而来的却是：人们越来越忙；生活联系越来越淡；竞争越来越大……而这一切，正是缺乏协调的结果。

梅奥认为，工业文明割断了农业社会建立起的固定社会纽带，却没有及时建立起新型的社会关系，于是，人们的心灵失衡了，迷惘了。但其实，现代组织可补偿被工业文明隔断的旧的纽带。

管理离不开协调，协调又离不开沟通，有效沟通是管理中的艺术方法。俗话说沟通是心与心的桥梁，能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而管理也是要讲究方法的，那种硬性的领导方式已不适用了。这个时代需要的是倾听。倾听是一种有效的沟通方式。管理者需要倾听员工的想法及意见，从中获取有用的信息，更有效地组织工作。适时的赞美别人也是管理中极为有效的一个手段。真正的管理者能够在沟通中不断从知识、心态、能力等各个方面不断提高自己的能力。因此，有效的沟通对于管理者十分重要。

霍桑实验的一大组成是多达两万次的访谈，通过一种巧妙并且原则化的有效形式去打开员工们的心扉。

这就突显出了几点沟通的重要性：解除员工心理的负担、积极调整态度和心态。访谈有助于工人团体内部以及和外部（监工或上级领导）相处得更融洽。很重要的一点：访谈增进了工人群体与经理人员之间，实现更好地合作的愿望和动力。与职工交谈，是经理人员获得信息的重要来源。“经理人员必须确切了解在企业各个下属组织中职工之间的合作情形以及职工群体对与经理阶层的态度。”

重要的一点是，在梅奥的小组访谈之前，他们有制定访谈原则，以让工人在一种轻松、自由的氛围中说出真实的感受……这跟我们所说的情景治疗法类似。

而这样的沟通技能对于管理人员也是必备的。作为管理人员，要与下级保持良好的沟通，做到上情下达和下情上达。以便树立团队意识。

一个企业能否成功的管理经营，靠的是管理者能否和员工进行有效地沟通；靠的是这个企业是否拥有良好的合作？？所以管理者应当充分重视这些，这样一个企业才会蒸蒸日上，才会拥有灿烂辉煌的未来！

《工业文明中的社会问题》中的管理思想不止于此，合作、协调、沟通仅是其中的几点。管理是一门学问，是需要智慧和技巧的。这不是一个人的事，而是整个组织的事，关系到一个企业能否良好运转，甚至于一个国家能否发展壮大。

社会问题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市民化/新型现代性/研究主题/市民化模式

农民可能是对人类历史进程影响最大的一个阶级，农民一词也可能是学术史上使用频率最高的一种话语。在目前社会转型加速的历史场景下，八九亿中国小农正走向其历史的终结点，强调这一研究主题，记录这一历程并升华至理论层面，从而发现中国农民实现市民化的历史性规则，可能会成为社会学中国学派在世界社会学舞台上独树一帜的重要标志之一。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农民市民化研究过程中的一些理论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

（一）农民与市民——相互依存的两个概念

关于何谓农民的讨论，其历史可能与农民本身的历史一样长久。西方对农民概念的界定就曾出现过长期的历史性分歧。如早期的古典主义者把农民看作历史上一切时代的个体农业生产者，包括古典时代的农民直到当代农场主，但不包括不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村居民。他们视农民为“理性的小农”、“便士资本家”。而另一派则坚持新民粹主义——后现代主义的立场，把“农民”看作宗法社会或农业社会里的所有居民，但又不包括诸如发达国家的农场主这样的非农业社会的农民，其代表就是美国农民学家丹？索尼提出的“农民社会”的五个标准。而马克思主义则主张将农民定义为特定生产关系中的一个阶级，即中世纪的农民阶级。这一定义既不包括“农业社会”的非农业生产者，也不包括非农业社会的农民。英国的R？希尔顿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农民学代表人物之一，他就曾以此为据提出了农民概念界定的七个标准（注：方江山。非制度政治参与[M].人民出版社，2000，P1～20.）。黄宗智把这三种观点归于三种不同的研究传统即形式主义传统、实体主义传统、马克思主义传统。而黄氏自己则认为解放前的中国小农是三种身份的统一体，即小农既是一个追求利润者，也是维持生计的生产者，更是受剥削的耕作者（注：[美]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M].中华书局，2000，P1～30.）。这些观点对中国的传统农民尤其是小农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由于“新政治彻底改造了旧政治的基础，完全按现代的政治与行政原则来组织乡村社会”（注：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P153.），因此，对目前中国小农的概念内涵要结合当前的基本国情加以分析。《辞海》把农民界定为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它仅是从职业来界定农民的内涵，这又大大缩小了目前中国农民的内涵与外延。因此，我们以为，当前的农民可以认为是追求利益者（在非农产业与就业上）与维持生计者（在农业生产上）的统一体。在内涵上，它是一种与城市居民相对称的、历史性的社会身份。

与农民相对而存在的是市民。市民一词的渊源可追溯至古希腊和古罗马。但在中世纪之前，作为一种社会身份的市民概念具有相对的特权意识色彩。拥有市民身份即表示着拥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特权。在希腊城邦如雅典都强调市民享有市民权，但这些人仅是城邦人口的一部分，而且妇女被完全排除在外。在古罗马，具有市民资格的人才适用市民法。到了中世纪的早期，随着居住于城市里的手工业小业主和商人逐渐摆脱乡村封建领主的控制，其居住地从城市公社（commune）发展成为自治城市，市镇开始成为自由、自主的象征。而拥有市民权则意味着拥有人身自由权、决策的自决权。居住在商业城镇中的人后来被称之为bourgeoisie（法文，中译为“资产阶级”）和Burgers，burgertum，burgerstand（德文，中译为“市民”“市民阶层”“市民阶级”）等。他们在法律上享有市民权（citizenship），如居留权、参政权、受教育权、享有福利权等（注：陈映芳。征地农民的市民化——上海市的调查[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3）。）。市民在平等契约的基础上，真正自主地享有权利、履行义务，引导社会发展的方向，至此现代意义的市民才开始完全显现出来。

我们认为，在市民一词的现代意义出现之后，农民一词的独立内涵才开始明白无误地显露出来。农民与市民这两个概念相互界定对方，从而相互体现对方的特征与自身存在的价值。从理想型的农民到理想型的市民是一个连续统一的两个端点，而从农民走向市民则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历史进程，更是一种具体意义上的社会进步。

（二）市民化——从农民走向市民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以来，我国出现了大量农民市民化的具体表象：城市人口的机械增长率一直居高不下，城市化率由1979年的17.9％迅速上升到目前的40％多；农民工长期生存于城乡之间，形成了以边缘人为组成要素的第三元结构；失地农民成为被丢到社会结构之外的新的失语人群，等等。包括社会学在内的学术界都利用自己的话语体系与学术优长对这些问题进行了长时段的关注与解析。非农化、城市化、人口城市化、准市民、市民化等术语成为各相关学科混同使用的共通话语。但这几个术语在其内涵上是有本质性的区别的：非农化主要是一个经济学术语，它是指农民在职业上的地位转型，他们依赖的主要生存资源发生变化，农业收入已经不是他们的主要经济来源，农民开始走向现代职业体系；城市化主要是一种地理学术语，它强调农村社区、地域景观等向城市的靠拢，即农村地区变得越来越像城市，或者已经转变成合法的城市；而人口城市化则主要是一种人口学术语，它强调农民迁居城市后，在身份上发生了根本变化，户口类型已经改变。目前所说的城市化率超过40％主要是指城市人口的比重，其内涵要小于完全意义上的城市化。

但是，市民化与前述几个术语不同。市民化主要是一种社会学术语，市民化的理论意涵强调：一方面农民在实现身份与职业转变之前接受现代城市文明的各种因子；另一方面在实现转变之后，发展出相应的能力（capability）来利用自身的市民权利，完全融入城市。因此，可以认为，市民化是指作为一种职业的“农民”（Farmer或Cultivator）和作为一种社会身份的“农民”（Peasant）在向市民（citizen）转变的进程中，发展出相应的能力，学习并获得市民的基本资格、适应城市并具备一个城市市民基本素质的过程。农民的市民“化”有两项基本的内容：第一，农民群体实现从农民角色集向市民角色集的全面转型（注：文军。农民市民化：从农民到市民的角色转型[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3）。）；第二，在实现角色转型的同时，通过外部“赋能”（empowerment）与自身增能，适应城市，成为合格的新市民。而从具体的个人层面来看，在这个过程中，农民将实现自身在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生存方式和身份认同等方面的现代性转变。

这里可以发现，在目前的中国，非农化是市民化的基本前提：在非农化的过程中，农民与现代城市因子相遇，已经开始在为全面的市民化做准备。而城市化则提供了市民化的外部环境：它是对农村社区向城市方向转变现象的一种描述，但它没有涉及城市化的主体即市民与农民之间本质内涵的转变。在非农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农民都在本质上进行着一种市民化。因此，市民化贯穿于农业现代化、农民非农化、农村城镇化和人口城市化的整体进程之中，后三者是形，而市民化是质。

二

在当前的中国，由于新型现代性的迫切理论诉求，由于建设和谐社会的政策理念日益深入人心，随着现实的农民市民化危机的突现，社会学提出农民市民化这一研究主题，全面开展农民市民化的研究，在理论上与现实上都已具备了相应的内在冲动。

（一）新型现代性及其理论诉求

1996年，在伊斯坦布尔召开的“世界人居二次大会”指出，“21世纪是城市的世纪”。同时从我们的研究角度来看，21世纪也是一滚中国全面实现农民市民化的世纪。而21世纪的前30年同时又是我国社会转型加速的关键时期，随着社会转型的日益深入，中国农民市民化的基本宏大场景及相应的制度氛围都在发生巨大变化，其中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就是，在目前，中国正处在旧式现代性向新型现代性转向的境地。所谓旧式现代性就是那种以征服自然、控制资源为中心，社会与自然不协调，个人与社会不和谐，自然和社会付出双重代价的现代性。“绿色惩罚”、对资源控制权力的争夺、价值尺度的扭曲、伦理准则的变形等景象的出现表明，旧式现代性已经进入了明显的危机时期，必须实现从旧式现代性向新型现代性的超越。而所谓新型现代性，就是指那种以人为本，人和自然双盛、人和社会双赢，两者关系协调和谐，并把自然代价和社会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度的现代性。作为一个具有历史规律性的人类追求方向，提倡并促进新型现代性的全面实现应该是具体研究领域内的一种学术自觉。因此，这种对新型现代性的追求需要我们在相应的具体层面进行理论研究。而关注农民市民化这一宏大事件，弄清其发展规律，从理论上总结相应的经验，构建理论框架，可以消减农民市民化进程中不协调的音调，从而将农民市民化的代价减缩至最小程度，引导农民顺利走向市民，这就是追求新型现代性的一种具体外在显现形式。

（二）和谐社会及其政策诉求

新型现代性的理论诉求落实在具体政策领域就是要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把建立各个领域都和谐共处、互动互生的社会作为政策指向的目标。我们研究农民市民化的进程，也是适应这种构建和谐社会的政策取向的一种自觉努力。我们认为，形成社会和谐主要就是要实现人际关系、资源配置、社会认同和社会结构方面的和谐。在农民市民化过程中，这四点都是必然会涉及的重要研究主题。所谓人际关系，就是要形成融洽、和谐相处的社会氛围，而农民的市民化涉及农民居住地点、居住方式的改变、初级关系与次级关系重要性强弱的变迁等，所以它必然会牵涉人际关系的重组与转型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加速和谐社会的主体，即现代意义的农民与市民的培育。所谓资源，就是要在社会阶层体系中建立一种合理的社会流动与社会激励机制，实现各阶层的多赢互利，而市民化进程就是一个资源在各阶层重新配置的过程：在市民化进程中，如何保护失地农民的土地权益及其社会保障与就业的权益，如何保障农民工的经济利益与相关的物质利益及人身权益，如何实现城乡各阶层、各产业的共赢式发展目标，等等，成为农民市民化研究对和谐社会建设的一个理论贡献。社会认同是社会团结与社会整合的思想与心理基础，在全球化、信息化对认同影响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如何让农民、农民工、新市民以及原有的城市居民之间在城市内部形成合理有效统一的社会认同感，更是农民市民化研究中的一个严峻课题。所谓社会结构，是指合理的社会结构是和谐社会的基础，就是需要理顺社会流动渠道及其相关机制，逐步壮大中间阶层，而让农民成为城市新市民可能就是一个重要的中产阶层生成机制。当然，这都需要相关的配套社会政策的引导。

（三）现实危机及其直接诉求

追求并体现新型现代性是研究农民市民化的宏大理论背景，建设和谐社会是现实政策取向在理论上的需求，这些都是农民市民化研究得以开展的外部约束力量。而农民在实现市民化进程中所遭遇的各种现实社会难题就是社会学研究农民市民化的直接的、微观的具体缘由。中国社会学以“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为自己的深层理念，它必将关注社会现实冲突的最强音，力图进行全面认识与理论抽象，并以最终协调当前社会的冲突为己任。我们认为，“三农”问题的根源在于作为行动主体的农民，而农民的出路是无法从农村自身中寻求的，减少农民的数量，实现农民的市民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主要出路。在当前及未来的几十年里，数以亿计的农村人将会转变为城市人。这一进程中所面临的社会问题是惊人的。目前已突兀出来的问题既有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性差和社会权利难以保障的问题，也有失地农民人群的当前权利与未来前途无法保证、社会风险过大的问题，还有市民化进程中国家权威与控制力削弱、干群关系紧张的问题，等等。诸如此类的现实危机无不要求社会学面对农民市民化的现实，理性地寻求问题的应对策略。

三

中国的社会学研究一直在努力“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开拓创新”，因此在梳理评论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确定农民市民化研究的基本理路，将会为全面开展农民市民化的研究提供基本的理论支持。具体而言，我们可以从以下研究进路出发来深掘、展现农民市民化这一历史性的研究主题。

（一）检视经典作家研究的进路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宏观角度曾多次论证农民走向市民化的必然性和具体的路径，理清并分析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的相关基本论断是我们当前研究农民市民化的基本进路之一。同时它也是其他研究进程的根基性的理论资源，因为对经典作家有关市民化的研究与论述进行完整的梳理，并进行当代中国意义上的阐释，可以为农民市民化的社会学研究提供基本的理论养分，指导具体研究的开展。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派的创立者看来，实现农民市民化是解决农民问题，实现城乡融合的根本路径。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认为，“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社会主义应该致力于消灭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资产阶级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注：[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20卷，199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4卷，1995，P470.）。恩格斯也认为，“城市和乡村的对立的消灭不仅是可能的，它已经成为工业生产本身的直接需要。”（注：[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20卷，199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4卷，1995，P470.）而后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也对农民市民化的基本研究内容进行了宏观论述，如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在他的社会发展理论中就认为，乡镇企业、小城镇解决了农民的出路问题和农村城市化问题，使中国农村现代化走上了一条良性发展的道路；同志也在著名的“七一”讲话中，号召要深入开展创建文明小城镇活动，通过让农民进入城镇，学习城镇文明，使农民在思想与行为等各个方面逐步实现市民化。

（二）传统——现代连续统一的进路

西方社会学家对发达国家的农民消亡过程的研究一直遵循着传统——现代的研究思维。这种两分法的思维取向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而言，已经显得太过于极端，但他们的理论思维架构、分析取向与一些具体的研究结论仍将对我们的市民化研究具有较大的参考、借鉴意义。（1）这一进路有助于我们认清农民与市民在社会属性上的差异。他们从结构分化与对立转变的宏观角度展开分析，通过探讨城市与乡村的对立状态来间接阐述农民实现市民化的必要性和市民化的具体内容。具有代表性的有涂尔干有关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的研究、梅因关于“身份社会”与“契约社会”对立的研究、齐美尔对都市市民心理的研究、藤尼斯关于“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关系的分析、韦伯关于“前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对立的阐述、帕森斯关于五种模式变量的分析、雷德菲尔德关于“俗民社会”与“都市社会”的分析，等等。对他们来说，从前者到后者的发展是一种“结构的转型”，相应地秉承前者各种社会特性的农民向市民的迈进，同时就是传统社会的各种社会特性向现代社会特性的转变。（2）这一进路有助于我们从全球性与现代性的角度，对农民市民化的背景与具体内容进行重新阐析。吉登斯曾对传统的转变进行了详细论述，认为对所有从传统活动场合的控制中解放出来的群体而言，存在着多元的生活风格的选择（注：[英]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三联书店，1998，P93.）。英克尔斯、沃尔冈夫等则对现代化进程中人的特性转变进行了具体论述。此外，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等也都对农民的市民化转向的现代意义和风险形成、应对进行了论述（贝克，2004）。这些研究成果一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基本的批判对象，另一方面也使我们对农民市民化的外部力量、内涵外延及发展方向有了进一步的清楚认识。它规范着当前社会学界的相关研究内容。而通过理清这一进路的研究成果并加以发展，还可以为我们选择农民与市民这两个概念的具体测量指标提出参考变量。

（三）整体性的实性研究进路

第三种可供选择的研究进程是从整体角度对农民市民化的基础、全景式内容等进行研究，如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拉斯对小农的终结进行的研究。这种研究进程意欲从关注一个区域、一个农民群体的整体变迁状况出发，来展现并解释和理解农民市民化这一庞大事件，勾勒出农民市民化与农村社区的工业化、城市化与非农化等其他宏大事件的互动景象。目前已有的具体研究表现之一是有关城中村的城市融合的整体性研究，如李培林对“羊城村”的研究，周大鸣对广州海珠区“南景村”进行的调查研究。表现形式之二是从工业化角度透视某一具体地域内农民各个方面的市民化，如折晓叶对高度工业化的“万丰村”就地市民化的调查研究，陆学艺等人对华北地区初步工业化村落“行仁庄”的全面调查研究。表现形式之三是从对县城进行全面透视的角度，以系统观为基础，考察乡村变迁过程中，农民市民化与农民的经济行为、城市适应性等的互动关系。郑杭生以定州再调查为契机，以华北乡村变迁为目标，以一个县域为基准，全面透视了定县乡村80年的社会变迁。对乡村研究的三大假设即农耕假设、乡土假设、职业假设进行了质疑与理论探讨，从而为农民市民化研究提供了初步的理论基础。

（四）重点突进的研究进路

受现实问题情结及其他外部条件的影响，一般的市民化研究者最有可能采用的基本研究进程就是，将农民市民化问题进行具体分解细化，从某一个具体的研究问题出发，通过考察这一领域内的农民市民化来以小见大。而目前最常采用的、研究成果也最为丰富的具体取向是，从城市适应的角度，对市民化的“化”这一过程进行具体而微观层面的分析，它也是未来的市民化研究的一个基本取向。学者们可以选择的基本研究出发点有四个。第一是从农民流入地——城市的角度，观察与分析农民工、城郊农民、迁居城市的农民等如何在市民化过程中进行维护、抗拒、接受与融合的过程及其政策内涵。如帕克对外国移民进入城市后的文化维护与同化问题的论述；沃思对城市性的分析；托马斯与兹纳尼斯基对波兰移民在美国城市中求得生存资源的研究；王春光、王汉生、项飙等对北京“浙江村”的调查研究。第二是从农民的流出地——农村的角度进行论述，自民工潮发端以来，中国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最多，不再列举。第三是关注大城市城郊失地农民的市民化问题。如陈映芳、文军等人对上海市城郊失地农民市民化问题的初步研究。目前这方面的研究正方兴未艾。第四是国内外的都市人类学对进城农民尤其是少数民族农民适应城市生活的过程的关注。如曼吉等人对违章建筑区及非洲的所谓“异乡人区”、贫民区的研究；安德森夫妇、英国人类学家李特尔等人对进城农民利用志愿性社团来谋生并适应城市生活的研究。张继焦对都市中少数民族迁移者就业与创业的城市适应性的研究。

这四种研究进路在社会学的相关研究中都已有所涉及，但在确定未来的具体研究路径时，其中有几个问题还是值得注意的。第一，西方社会中的农民市民化无论是宏观场景、推动力量、历史历程，还是政策安排与现实后果都与当代中国农民的市民化有相当大的差异，因而它们的研究成果仅具有相对的参考价值。第二，总体上看，有关农民市民化的总体研究尚处于初步状态。虽然相关的农民工、人口流动、乡村工业化等的研究成果已十分突出，但农民市民化的总体研究思路尚未理清，如尚未对农民市民化研究与农民工研究、城市化研究、非农化研究的范围界线进行清楚的界定；农民市民化研究的指导理论倾向尚处于空白状态。对农民市民化的研究理路、具体内容的理析、指导理念等均缺少应有的基本分析，这些都需要进一步的探讨。

四

在农民市民化研究方面，对具体研究内容可以从多个方面进行选择，如研究农民生活方式（居住、交往、习俗）的市民化、行为方式的市民化、工作方式（职业）与思维方式的市民化。更具体一些，我们可以研究农民的惰性心理、封闭内向的心理、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念，以及宗教宗族观念等向现代市民方面的转型；研究农民的生活从散漫化、无序化走向条理性、规范化，人际交往的血缘与地缘倾向转向业缘倾向，交往方式从直面交往、长期交往为主转向间接交往与霎时交往为主，等等。此外，还可以研究农民的市民权利与新市民的政治参与：新市民如何利用自己的权利，进行充分的利益表达，同时积极参与公共空间的事务，承担市民的政治参与角色。但是，无论我们对具体研究内容进行何种选择，在市民化的研究进程中，有几个基本判断和相关的具体研究问题还是值得一提的。

（一）农民假设已经过时，相关理论急需重构

通过重新梳理有关农民研究的理论经典并检验经验研究的结论，我们就会发现，当前几乎所有的“农民”理论和政策所建立的基本假设，如农耕假设、乡土假设与职业假设都已经日益不可靠。研究表明，在许多地方，就农民之根——土地而言，其社会保障的意义已经远远大于其获得利益的意义，农业体系的保障意义甚至已经大于其产业意义，“农民”的主业已经不是农业，农耕假设已经过时；乡村居民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乡下人”，乡土假设的解释力已不足；农民已经不仅仅是农业职业的拥有者，它已经具有多样性，农民内部的社会分化现象已经十分普遍（注：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只有充分地非农化后才会有现代意义上的真正的“职业农民”。目前，我们急需用国家手段来解决农民问题（郑杭生，2004）。而学术界也应为此做出应有的贡献。在农民市民化研究进程中，这些都应该成为基本的共识性理论知识。否则，不同的理论预设将会导致研究结论的不可比性与理论取向上的混乱。

（二）农民的市民化是一个农民的传统超越问题

从传统农民的角度来看，农民市民化的进程其实是一个农民超越传统、获得现代潜质的过程。在研究市民“化”的过程中，有几个方面的难题是农民在市民化进程中必须超越的。第一是农民人际关系网络的同质化倾向。由于农民的交往对象的同质性较强，多是一些拥有相同信息与资源的亲戚、邻里，这些同质化的强关系网络不具有利用的价值，因此信息滞后将会成为农民市民化的重要阻力。在市民化过程中，农民社会关系网络与关系资源如何重组问题，如何利用关系网络进行市民化问题尤为值得研究。第二是农民的内部信任问题。中国“家本位”的思想传统使农民在交往中奉行特殊主义的人际信任原则。长期处于“差序格局”中的农民坚信“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对互动中的陌生人持着低信任的怀疑态度，对跨出狭小的生活圈与陌生人接触有着一种莫名的恐惧感和本能的排斥。这可能使外界对农民的支持行为产生适得其反的后果。相应地外出的农民工交往范围也局限于同乡与亲戚内部，其关系网络并没有整体性的格局改观，外部经济活动所需要的关系链条没有太多的增加，这影响了其职业流动与经济活动范围的拓展。因此，在市民化过程中，必须主动采取措施引导农民，使之实现信任类型的转型。第三是农民合作意识缺乏，自治能力弱化。长期处于威权制度体系下的中国农民，形成了对国家全面服从的心态以及万事不求人的生存哲学，这使中国农民从来没有形成跨血缘、跨地域的自发性互助社团，对组织自治团体的必要性也完全没有察觉，对通过自发团体诉求其正当权益、寻求发展的外部支持的建议也完全不感兴趣。在市民化过程中，让农民学习合作意识、形成具有内聚力的自发性自助社团、主动寻求外部世界的帮助等，将成为决定农民市民化前途的关键因素。

（三）农民市民化的关键在于处理好政府与农民的关系

政府与农民的关系问题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通过考察市民化过程中政府与农民的关系的变迁，可以证实或证伪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中的一系列现存假设。同时，农民的市民化也是一个农民与政府的关系实现革命性变迁的历程。对此我们可以通过多种视角来进行透视，譬如从农民市民化过程中国家权力的实现能力及其实现渠道的角度，来看政府与农民、新市民关系的变迁；考察市民化进程中“政府汲取能力”的变化及基层政权所扮演的角色；分析市民化中诸如征地补偿费之类的经济与社会资源合理配置问题；考察农民在市民化过程中如何将自身的社会本土性资源与国家社会、市民社会所提供的外部支持网络结合起来；探讨市民化过程中政府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作状况；等等。这些研究都可从结构、制度、网络、个人以及事件过程的宏观、中观和微观的视角来全面进行解读。这样分门别类地进行深入研究，似乎可以在相关的研究领域内得出一些具有启发性的结论，为正确处理市民化进程中的政府与农民的关系提出一些具有操作性的政策建议。

（四）新市民的城市适应性将成为关注的焦点

在市民化过程中，农民将会经历文化震惊、文化濡化、文化重建、文化再适应直至文化创新的过程，最终才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新市民，因此有关新市民的研究中有许多主题值得关注，它将会成为研究的侧重点。随着户籍制度、农民工管理保护制度的日益理性化、公正化，这类问题将会以更加耀眼的形式突现出来。其中问题之一是新市民中农民精英的流动问题。在农民市民化后，农村中剩留人员中精英阶层的组成状况、农民在转变成市民后是否会出现新的统治精英、经济精英；精英阶层是在进行世代的延续，还是被新的社会向上流动而更新；各种精英的身份重合度如何，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将会为社会阶层研究提供新的探讨兴奋点。二是自主空间的维护与利益表达。作为新市民，农民在市民化后必然会在生活方式、工作选择、权利待遇、休闲娱乐等领域处于显性的或潜在的不利境地。新市民必将采用一定的生存方式来加以应对，并对不公平的社会待遇进行抗争。争取属于自己的私人领域或公共领域，并使群体利益表达的渠道保持畅通，这其中涉及到诸如市民社会、公民政治权益等，其中的具体研究内容更是纷繁复杂，需要我们长期关注。

（五）农民市民化模式的比较研究可以提供一些理论启示

我国幅员辽阔，地区差异巨大，农民的市民化必须依据现有条件来展开，因而必然会形成不同的市民化模式。不同模式所依据的基础条件、动员机制、现实路径与策略倾向的抉择等都会各不相同，甚至大相径庭。因此，比较农民市民化的模式将会对出台区域性的农民市民化因应策略，具有参考意义。譬如，农民的市民化可能会存在江南的苏锡常模式与华北模式的不同。在江南模式中，经济发达、中大城市居多、人口密度高、城市现代化发育程度强，而村落中人口聚集程度低、规模小，农村的传统家族制度强大、乡村集市不发达，农民接触城市的现代因子较多，现代工商业占主导地位，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苏南地区农民市民化的客观外界约束力量与现实基础。而市民化的华北模式却有其特蒜性，但还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该地区交通较便利，中小城市居多，城镇密度低，城市现代化发育程度低，村落人口的聚集程度高、人口多、规模大，显性的宗族制度不发达，而农村集市发达，传统的小手工业多，农民的传统习俗文化仍较强。因此，比较两者异同，并以各自的典型地区如苏南的无锡、苏州与华北的定州（定县）为研究基地，建立或利用各种理论模型进行深入的全面探讨，从社会现实中抽象出本土性的中国社会学理论与研究方法，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将会得出具有说服力的结论，形成社会学的中国经验，并最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学成熟起来的重要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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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美]帕克等。城市社会学[M].华夏出版社，1987.

社会问题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税；社保基金账户

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是事关我国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的大事，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喻为市场竞争中弱者的“第一道社会安全网”及社会稳定的“减震器”。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和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目前社会保障基金以费的形式征收、软收硬支导致社会保障基金缺乏稳定性，不能适应改革时期隐性失业显形化趋势和我国进入老龄化时期剧增的庞大社会保障费用开支的需要，更难以为深化改革、促进经济增长和保持社会稳定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为此，我们以社会保障制度中的“费改税”为研究重点和突破口，对开征社会保障税的有关问题进行分析，以此推进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和完善。

一、社会保障税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必然选择

社会保障税又称为社会保险税和社会保障缴款，是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征收的用于社会保障体系所需资金的一种税或税收形式的缴款，它主要对薪金和工资所得（即劳动所得）课征，除了具有税收的一般特点以外，还具有强烈的累退性、有偿性、再分配性和总偿还量不断扩大的特性，是当今世界各国所得税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从目前世界各国的情况看，社会保障筹资的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征收社会保障税；二是缴纳社会保险费；三是强制储蓄形式。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改社保费为社保税，对于建立稳定的社会保障资金筹资机制，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具有重大意义。

1.有利于增强社会筹资的强制性，加强社会保障基金的征收力度

社保税的征收、管理和支付都有严密的法律规定，税比费更具有法律约束力和法律规范性，促使社会保障基金有稳定、及时、足额的收入保证，有利于增强社会筹资的强制性，加强社会保障基金的征收力度[1].

2.有利于减轻中国进入人口老龄化

国家后给企业和国家财政带来的巨大的养老金负担至2023年我国60岁以上的人口比重将达到12%，超过国际老龄化社会10%的临界点，只有开征社会保障税才能够逐步缩小社保资金缺口，才能促进社会保障制度的正常运行和可持续发展，走出社保支付的困境[2].

3.有利于实行全国统筹制度

国际经验表明，只有全国性的社会保障基金才便于政府在更大的空间内调剂余缺，平衡地区差距。目前的省级统筹只能是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过渡形式，全国统筹才是终极目标，毫无疑问，社会保障税的开征将为全国统筹创造有利条件。

4.对社会保障税实行收支分离原则，进行收支两条线的管理

收支两条线的管理，有利于社会保障税的健康运行和廉政建设，有利于建立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的监督机制，增强保障资金的安全性，形成社会保障的收入、支出、管理分别独立的科学管理系统。

5.有利于与国际的税制惯例接轨，促进我国加入WTO后对外开放进程的发展

目前，社会保障税在国际税制中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巨大的经济杠杆作用，成为了各国除所得税外的第二大税种，我国依国际惯例开征社会保障税，在国际税收协议中可以相互抵免，有利于协调国家之间社会保障支出的负担，有利于维护国家及本国居民的权益，促进国际间的开发与交流。

二、开征社会保障税的可行条件分析

经多年的改革和发展，我国逐步建立了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和能维护社会稳定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为开征社会保障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前，我国实施社会保障税的条件已基本成熟。

1.社会保障税实施有立法依据和制度基础

费税改革已成为我国当前财税乃至整个经济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各方面都非常关注。我国政府决策机构和理论界对开征社会保障税已做了长期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重大成果。社会保障“费改税”的呼声很高，形成了广泛共识。1999年国务院公布了《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其目的、内容、方法、措施、征收对象、征收环节、征纳双方的规定都具有税收法规的特点，这为社会保障税法律条文的制定提供了立法依据。

“九五”期间，社会保障各项改革措施稳步推进，保障体系建设步伐加快。国务院相继出台了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等方面的条例和决定，进一步扩大了社会保险覆盖面，规范了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模式。加强了社会保险基金的管理和征缴力度，基本上实现了养老金社会化发放。社会保障制度的这些改革和实践，为社会保障税的实施提供了制度基础。

2.社会保障税实施有国际经验借鉴

社会保障制度产生于19世纪80年代的德国，目前大多数国家都是通过开征社会保障税来筹集社会保障基金，世界范围内70%的国家都开征了社会保障税，其中一些国家如德国、法国、荷兰等社会保障税还是头号税种。这些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经过长期的探索和发展，已经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税税法，各国的社会保障税制呈现出以下共同的几个特点：社会保障的法制健全，立法规范，实施规范化、制度化，依法筹资，依法保障；社会保障税的课征范围比较广，纳税人包括本国有工薪收入的人，也包括不存在雇佣关系的自营人员和农民；社会保障的项目由少到多，逐步增加；税率是从低到高，其税负随生产发展而调整，并与政府、雇主、职工的承受能力相适应；社会保障税的征收与管理分开，税务机关征收，纳入财政部门预算范畴，集中到社会保障机构统一管理使用，保障资金收、管、用相分离，形成相应的制约机制。目前凡是实施了社会保障税的国家，政府基本解决了无法支付国民安全、保险资金的困扰，人民对缴纳税收也有了更高的透明度和防病养老等方面的更大的安全感，如今社会保障税占全国税收总额的比重与社会福利、社会保障支出占整个财政支出的比重已逐步成为了衡量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由于国情的差异和所实施的社会保障模式、保障范围的不同，我国开征社会保障税可以深入地总结西方国家征收社会保障税的理论和实践，汲取成功的经验和有益的做法，设计出优良的税制，使我们在费改税过程中少走弯路，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税收体制[3].

3.社会保障税实施有社会基础保证

一方面，社会保障税具有很强的有偿性，能真正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因而能被纳税人普遍接受，而且，城乡居民市场意识和法制观念已经基本形成，收入普遍得到较大幅度的提高，社会成员的抗风险能力和自我保障意识逐步增强，因此开征社会保障税具备了较为广泛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建立独立于用人单位之外的社会保障体系的要求，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方向和筹资渠道进一步明确，同时国家经济实力的逐步增强，也为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提供了坚实的财力基础。当前是我国人口负担系数较低的时期，尤其在“十五”这一关键时期，为我国大力发展经济，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在老龄化高峰到来之前做好物质和制度准备提供了机遇。此外，党中央、国务院以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社会保障工作的高度重视，也为进一步解决社会保障问题提供了极其重要的保证[4].

4.社会保障税实施有充裕的税源支撑

经过20多年的改革，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分配杠杆逐渐向企业和个人倾斜，经济货币化程度不断加深，私人收入积累也有了一定规模，物价相对稳定，，工薪收入规模不断扩大，工薪阶层已具备了一定的纳税能力。另外，国有企业通过改制、改组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已完成了三年脱困目标，基本上具备了纳税能力。而且开征社会保障税，“三资”企业、乡镇企业和个体私营企业都成为纳税人，使得国有企业的税费负担相对以前有所减轻，有利于改善其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中的竞争地位，再者，从自身长远利益考虑，全体公民都希望被纳入社会保障体系，排除将来的养老、医疗、失业等后顾之忧。因为只有现在缴纳了社会保障税，将来才能享受到社会保障福利，所以在目前个体私营企业发展前景广阔的情况下，他们也有能力负担社会保障税[4].5.社会保障税实施有较成熟的征管条件

（1）征收机构和人员已经到位。国务院1999年颁发的《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中明确规定：社会保障基金可以由地税机关征收。这就为开征社保税，移交税务部门征收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直至今天，地方税务局有着几年的征收社会保障费的经验积累，拥有遍及全国、组织严密的征收机构和一支专业较强、素质较高、善打硬仗的征收队伍，保证了社会保障税开征的运作筹备工作顺利进行。

（2）税收征管水平有保障。税务系统通过长期的实践，初步构筑起一个立体的、全方位的税收监管网络，加强了对参保单位缴纳社会保障税的征收管理和纳税检查，有效防止申报不实和逃、避税现象。

（3）成功的实践经验可借鉴。自2000年采取税务机关征社保费以来，全国已有19个省市的社保费由地税部门征收。地税部门通过长期基础性管理工作，探索出一套“征、管、查”一体化、运作有序的社保费征管模式，取得了宝贵的实践经验，为开征社会保障税打下了良好的组织基础并积累了征收经验。

6.社会保障税实施有配套的工作准备

（1）新的企业财务制度规定，管理费用包括为劳动者缴纳的各项劳保费用和税金等，已实行从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企业所得税规定，基本养老、医疗、失业保险等允许税前扣除。上述规定为社会保障税税金在缴纳企业所得税时作税前扣除提供了法律依据，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保障税的开征。

（2）我国从2002年开始，实行社会保障号码制度，即每个公民以其身份证号码作为社保号码，以新发的IC卡身份证作为社保号码的载体来记载公民的社保信息，并在条件成熟时采用社保号码作为公民银行个人账户的账号，使个人收入真实化和显性化，这一措施将有效地从源泉上控制和减少社会保障税的流失，并且使人们无论流动到何处都可以凭卡受到社会保障，建立全国统一的、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已成为可能。

三、开征社会保障税亟待完善的问题

1.加快法律制度的改革

尽快制定《社会保障税法》、《社会保障法》、《社会保障基金管理法》等法律法规，通过全国人大进行立法，这是费改税的前提。立法后，全国企业、事业单位依法缴纳社保税，税务机关依法征收社保税，改变目前依据行政“决定”“条例”征收社会保障的状况，彻底取缔各种乱收费现象。

2.加快财务制度和审计制度的改革

对企业财务制度进行必要修订，建立养老金会计准则，明确社会保障税作为费用成本，并对有关会计信息的披露进行规范；建立健全审计、统计等各项财经制度，将社保基金的管理和营运纳入科学化、规范化的轨道，同时，政府和企业的审计范围和内容应及时做出调整。

3.健全个人社保基金账户管理制度

必须抓好以下几项工作：一是发放个人缴费记录信用卡，使职工个人可以了解自己账户的情况；二是实现全国范围内的个人账户转移，避免职工缴税记录因就业地的变动而中断；三是必须保证社会保障基金的及时足额发放，提高企业和职工对参加社会保障的积极性和信任度。

4.大力推进信息网络化建设

健全的社会保障税征收管理体制必须要以一个覆盖面广、功能齐全、规范透明的社会保障税信息网络作为载体。社保税的征收管理需要接受和处理大量的信息资料，在征缴过程中，地税、财政、社保各个部门还要共同使用有关资料。改革必须加强统筹规划，按照软件开发统一、硬件配套统一、网络信息统一、数据传递统一的要求，加快社会保障信息系统建设，把社保税登记、缴纳、申报、核算、支付及查询服务等都纳入计算机管理，并逐步实现全省联网、全国联网，大力提高社会保障税的科学管理水平。

5.多渠道开辟社会保障资金来源

在社会保障资金来源渠道上，可以不局限于利用社会保障税筹集资金，利用一般税收形式在一定情况下也是可以的，例如可以将对存款利息征收的个人所得税用于补贴社会保险计划，扩宽社会保障资金的财源；我们也可以利用除税收以外的途径为社保筹资，如减持国有资本，政府通过减持、转让、变现等方式补偿社保资金缺口，还可以发行社会保障债券，通过发新债偿旧债，国家可以掌握一笔资金应对支付高峰期。

在基金的管理上，要逐步市场化，满足社保基金保值增值、安全性、流动性和收益性的要求。我们可以借鉴国际经验，组建一些专业化的社会基金管理公司，由法律规定基金管理公司的行业准入及其目标责任，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政府不用直接经营社保基金，只需在资金的安全性方面通过法律进行干预。同时强化会计、审计等部门及社会舆论的监督，完善有关基金营运、监管管理，规范基金市场参与者的行为，提高基金营运的透明度。

总之，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深入发展和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我们都应该认识到加快社会保障“费改税”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建立一套科学、合理、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保持社会的稳定，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是保证我国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基本前提。

[参考文献]

[1]刘颖。关于开征社会保障税的研究[J].湖南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2）：3-5.

[2]焦东瑞。我国社会保障费的现状及发展趋势[J].经济师，2005，（4）：18-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