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散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冯骥才 余秋雨 旅欧 文化视域 文化表述方式 文化境界

冯骥才生长、居住于天津，祖籍浙江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余秋雨生于浙江余姚县桥头镇（今属宁波市慈溪市），后居上海。他们同为关注中国文化并热衷于“行走”的当代著名作家、学者，同为宁波老乡，同在20世纪末至本世纪初创作了颇多的旅欧散文和随笔。其中，冯骥才的旅欧散文和随笔主要收在《美人欧罗巴》、《巴黎，艺术至上》、《维也纳情感》等作品集中；余秋雨则随同凤凰卫视“千禧之旅”创作了《千年一叹》和《行者无疆》，其中大半是旅欧散文和随笔。由于人生经历、境遇以及文化意识、审美选择等的不同，他们在各自的旅欧散文、随笔中展现出不同的文化视域、文化表述方式和文化境界的追求。比较两人旅欧散文随笔的异同，有助于深入解读精英知识分子阶层文化血脉中的思维的、精神的价值，从而更好地进行文化上的自我认知与提升。

一、同一文化场中不同的文化视域――寻找“差异”与建构“同一”

冯骥才和余秋雨在各自著量颇丰的旅欧散文、随笔中都涉及对文明、文化的关切与探寻，释放了各自对文明、文化的认知、理解与情怀。他们面对同一个文化场――欧洲，却由于文化切入点的选择以及思维方式等的差异，展现出了不同的文化视域。

表一 冯骥才、余秋雨散文随笔中涉及的主要欧洲国家

首先，由于文化切入点的不同，冯骥才和余秋雨在面对同一个对象物时，常常会有迥异的感受与见解。举例来说。同样身处欧洲的墓园，冯骥才感受到的是美丽、安详的氛围。他在《墓地》中写道：“它与中国坟地不同，毫无凄凉萧瑟之感，甚至像公园，但不是活人游乐而是死人安息的地方，处处树木幽深，花草葳蕤，一座座坟墓都是优美的石雕，有的称得上艺术杰作。”[1]在《居住在拉雪兹的大师们》则惊叹这座法国的神父公墓俨然就像一座城市，然后又款款写道：“此刻，秋天已经进驻巴黎的拉雪兹来。树木变成了三种颜色。三分之一的树木变成金黄，三分之一的叶子鲜红如火，三分之一的大自然依旧坚守着生命的绿。于是这墓地斑斓的秋色胜过花季的夏天。有的墓地被片片红叶鲜亮地点缀着，有的石棺上松软地覆盖着一大片纯黄的叶片。秋枝疏阔，日光下斜，影布墓地，分外美丽。一座座式样不同的坟墓，一件件题材各异的雕塑，不少出自名家之手。在光影斑驳中，这艺术化了的墓地便接近了天堂。”[2]他将墓地与休闲游乐的公园、缤纷绚丽的自然景色、清脆和雅的鸟鸣、活人感受到的宁静喜乐以及艺术氛围联系起来，传达着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写出了西方人自己的生死观。

余秋雨笔下则不然。他在《墓地荒荒》中看到的是“长长的杂草”，遇到一位埋头读书的青年，奇怪于杂草间停放着的一个婴儿车，继而自问自答：“这是这位男青年的孩子吗？他为什么愿意把小生命停息在这么冷僻而阴森的所在？这不便问，只知道今天下午我们在这里见到的活人不是一个，而是两个。”接着又叙述说：“墓园、荒草、婴儿、书籍，再夹杂几声鸟鸣；看书看到一半左右环顾，一个个惊天动地的名字从书本滑向石碑，这儿是许多文化灵魂的共同终点。我重新远远地打量了一下那个男青年，心中产生了一点莫名的感念。是他，消解了这个墓园的荒凉和寂寞。”[3]同样是与墓园相伴自得其乐的活人和鸟鸣，他却使用了“冷僻而阴森”、“荒凉和寂寞”一类的词语，应该注意到这些字眼正是中国人对墓地的概念。可以想见，余秋雨是在用自己的中国思维和理解力去阐释西方，所传达的正是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多数中国人身处墓地的感受。

比如面对奥地利的乡村，冯骥才在《别急，哈尔施塔特》一文中盛赞“湖区”特异之美，描写其精神、气质、历史、风俗、生活气息、审美情趣，转述山民“我们最爱的是大自然，然后才是上帝”的独特生活观；余秋雨则以中国的山、水哲学来阐释和同构奥地利山村。再比如面对罗马、威尼斯等城市，冯骥才惯于客观地叙述和感受，寻找异质文化的优长；余秋雨则谈到了中国传统文学最大的抒情主题――兴亡之叹，谈到曾赴中国的威尼斯人马可?波罗和上海……类似的例子不一而足。总之，冯骥才充分尊重主体个性与差异；余秋雨则善于运用自己的文化背景进行同构、联想与包容。

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冯骥才的旅欧散文随笔中的文化视域突出显现为对“差异”的关注，余秋雨则刚好相反，这在他们各自的相关文字告白中也可以得到印证。冯骥才在其欧游散文随笔选集四种的自序――《游记的立场》一文中坦言：“文化的视点是我游记的立场。即从文化上去发现不同、感知不同和享受不同。”[4]继而又表示：“还有一个立场是我不能拒绝的，就是审美的立场。”但这也是因为，“美常常是一种文明的外化与表达。往往从美的入口进去，便可以找到另一种文明独特的本质”。[4]5更清晰的解释可追溯至其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海外趣谈》一书的序言：“采取东西方文化比较的方法，试图清醒地寻找东西方截然相反的区别。这一工作给本书作者许多发现的，同时不再相信东西方可以完全融合，却又相信，只有相互认识到区别，才能如山水日月，光辉互映，相安共存。”[1]12余秋雨则在《千年一叹》的序言中开宗明义地说道：“这样一种悠久的文化（中华文化），与人类的其他文化相比处于什么地位？长处在哪里？短处又在哪里？”[5]并且声称 “从那数万公里中重新发现了中国文化”。[5]5可以说，在行走和写作尚未发生之际，他们便阐明了各自的文化预期与文化立场。前者要寻找和比较文化的“差异”、区别和个性所在，设身处地地感受、思考和体验；后者则要“发现”，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自己的思辨中建构不同文化、文明之间的“同一”。

二、不同的文化表述方式――“文化的文学呈现”与“文学的文化表达”

作为文学文本，冯骥才、余秋雨旅欧散文随笔的文化表述方式亦各具特色。比较来说，冯骥才的文化表述方式大半是含蓄、客观而自然的，可说是一种“文化的文学呈现”；余秋雨则是一种较为典型的“文学的文化表达”――主动、主观，带有强烈的文化逻辑性与功利目的。这样的文化表述方式当然有他们个性与审美趣味等因素参与在内，更重要的则同他们各自的文化身份密切相关。虽然二人都具有作家、学者、文化人等多重文化身份，但推究起来，冯骥才首先是一个作家，余秋雨首先是一个学者。

冯骥才出于作家的敏感与天性，惯于从日常和细部着眼，创作多选择狭义的散文体裁，仅有《巴黎的历史美》等少量作品为文化随笔。比如在描绘巴黎时，冯骥才花费了颇多的篇幅关注日常的巴黎――普通的巴黎女郎、街头随处可见的吻、地铁中的无名乐手、巴黎变幻的天空和拉丁区默默无闻的苏吉尔小街等等，用冯骥才自己的话讲，他关注的是“最深的、也是最日常的一种生活”。[2]62而他的表述方式则突出体现在对细节的处理，时刻不忘让细节本身“说话”。《巴黎女郎》中那片被女郎用作书签的金黄的落叶，女郎的自然与和谐的美便跃然纸上；《地铁中的乐手》中弹琵琶的中国姑娘琴桌上的一枝深红的玫瑰，传达着巴黎人的浪漫天性与气质；拉丁区小街上快要被秋天的藤蔓遮满仍不肯将其剪除的一扇扇窗子，诉说巴黎人对自然和美的由衷热爱……即便在《城市的文物与文化》这类纯文化随笔中，也不忘记述、描写自己住宿的旅馆的状态、环境，让旅馆自身为城市的文物与文化作证。概括说来，冯骥才常常通过众多密集的日常生活图景、形象与细节透露出深厚的文化气质和信息，自然而言地呈现着巴黎的人性环境、生活的深层和文化气场。

余秋雨基于学者的思维习惯，则极为重视占据历史文化的高度，进行整体把握，更多选择了文化随笔这一体裁，以叙述和议论的方式直接进行文化的表达。仍以巴黎为例。余秋雨首先在文化随笔中给巴黎下了一个文化的定义：“最健全的城市”。[3]206因为“它几乎具有别的城市的一切优点和缺点，而且把它们一起放大，推向极致”。[3]206接下来他论及埃菲尔铁塔、蓬皮杜艺术中心、卢浮宫前的玻璃金字塔、凯旋门、巴黎圣母院等巴黎的文化符号，以及萨特、波伏瓦时常光顾并进行写作活动的咖啡店，抵达这些预期就要到达的地点后，再通过自己的知识背景、感想、见解，追溯这些城市建筑的历史、典故，联想到18世纪的启蒙运动，观察现象，分析利弊，在文字中直接充分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与文化理念。在《法国胃口》中，余秋雨在回顾法国饮食文化的历史之余，这样评论道：“法国美食的高度发展，与法国文化的质感取向有关，对此我十分钦佩。质感而不低俗，高雅而不抽象，把万般诗书沉淀为衣食住行、举手投足，再由日常生态来反视文化，校正文化，这种温暖的循环圈令人陶醉。”[3]222继而指出“法国人在美好的事情上容易失控，缺少收敛”，[3]222印证前文给出的巴黎城市文化定义后，向巴黎人提出自己的建议，并在文末总结道：“时间原则、经济原则和随意原则成了下一代的生命原则，需要反省自问的也许倒是法国美食的古典原则。”[3]222至此，余秋雨自己持有和想要传达的文化观念得到了逻辑的、充分的表达。

此外，综观文本就会发现，冯骥才写“心灵”时余秋雨在写“心态”；冯骥写“自然”时余秋雨写“生态”；冯骥才描绘巴黎人、维也纳人等的“生活图景”时余秋雨关注他们的生存形态……冯骥才的文化表述通常蕴含在诸如心灵、自然和生活图景中等对象物和细节之中，重视观感、画面、情节、韵律、节奏，在文学的、艺术的表达同时进行着文化的“呈现”，或者说伴生着文化的内容。余秋雨则紧紧盯住文化，积极主动地进行文化阐释，文字是服务于文化表达这一目的的。当然，余秋雨或简约或繁复，或华美或朴素的丰富多样的文字，以及各类美学策略为文本增色许多。在学术著作《伟大作品的隐秘结构》中余秋雨曾提到：“可以在恰当的局部试行类似的小结构，埋下一些两难的喟叹和未知的苍凉，也就是埋下一些伟大的碎片或种子，有可能取得超乎想象的奇效。”[6]而“喟叹”和“苍凉”正是他行文张力与美的一大特色。另外，余秋雨善于借鉴其研究的本行古希腊悲剧的美学优长，利用悲剧的形式――冲突、矛盾、情境等的营造，引导读者的情绪、情感，增强文章的感染力，从而形成其“文学的文化表达”。

三、文化境界的追求――“精神至上”与“文化无疆”

在不同的文化视域与文化表述方式的背后，自然隐含着冯骥才、余秋雨对各自文化境界的追求。概括而言，冯骥才旅欧散文重在寻觅积极的、美的、超功利的思想和精神，他理想的文化境界是“精神至上”，而余秋雨孜孜追求的是人类文明的大同理想――“文明无疆”或者说“文化无疆”。

在欧洲，冯骥才关注巴黎、维也纳、萨尔茨堡以及阿尔卑斯和“湖区”等城市、郊区、乡村及其住民的精神、情感与气质。他既记述巴黎女郎、无名乐手、海蒂父女、店主塞伯、世外美髯公弗里茨、木偶大师爱赫尔等普通民众、民间艺人，也抒写凡?高、塞尚、莫扎特、克里姆特、罗丹、普希金等顶级艺术大师非凡的艺术人生；既关注优美的历史文化时空，更不忘从中寻觅文化的精神内涵。在描写巴黎先贤祠的《精神的殿堂》一文中，冯骥才写道，人们来到这里，是为了“重温先贤的思想精神来了”。[2]63在《维也纳生活圆舞曲》中他说：“欧洲人一向把自己的历史精神看得至高无上，因此他们不会把历史的遗物当做岁月的垃圾。”[2]185在《断送冬季》中他说：“由于塞尚、高更和凡?高与印象主义决裂，一种观点具有极大魅力；即印象主义只去陶醉事物外部炫目的光与色，而绘画的目的不是描述现存的物质世界，而是深入表现人的复杂丰富的精神天地。”[2]217综观冯骥才的旅欧散文随笔，历史精神、个性精神、民族精神、科学精神、人本精神、人文精神、艺术精神、爱国精神、奉献精神、创造精神、务实精神、古典精神、现代精神以及巴黎的精神、萨尔茨堡的精神、罗马人的精神、南部人的精神、德国人的精神乃至人类精神等等字样俯拾皆是，可见冯骥才对“精神”的关注程度。在《巴黎，艺术至上》序言中，冯骥才直言：“我相信我找到了法国所拥有的一种人文精神――它就是精神至上！”[2]12值得一提的是，“精神至上”这一文化境界追求更充分的体现，是在他大量的“行动散文”和城市历史保护、民间文化抢救工程等实际文化行动之中，正如冯骥才曾多次在不同的场合强调的那样：“知识分子就是要精神至上。”[7]

在《千年一叹》、《行者无疆》中，余秋雨不断树立自己人类的“大文化”理想并为之用力。在《行者无疆》序言中他说：“就这样一圈圈越走越大，每一个新空间都带来新责任，终于从国内走到国外，从中华文明走到了其他文明。既从其他文明来审视中华文明，又从中华文明来察试其他文明，然后横下一条心，只要对人类发生过重大影响的文明，哪怕已成瓦砾，已沦匪巢，也一个不能缺漏。”[3]3从中可以感受到他立足人类视野的文化境界追求的坚定决心与努力。在《哀希腊》中，余秋雨联想到了雅斯贝尔斯的人类文明“轴心时代”说，高谈拜伦和迥异于地域祖国、血缘祖国、政治祖国的“文化祖国”的概念，称“希腊文明早已奉献给全人类，以狭隘的国家观念来呼唤，反而降低了它”。[5]6希腊在这里具有了整个人类文明的文化符号的象征意义。迈锡尼遗址也被引申为整个人类的“早期文明的重大教训”。[5]12他还说：“即便是与欧洲文明有着太多历史恩怨的中华文明，也不会一味执著于各个文明之间的冲突来谋求自我复兴，它正在渐渐明白，自我复兴的主要障碍是近处和远处的蒙昧与野蛮，因此更需要与其他文明互相探究、互相学习、互相提醒，然后并肩来对付散落处处的憧憧黑影。”[3]9 因此，他“对于中华文明和欧洲文明的多方面比较，突破了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两极方位，而是一直保留着更庞大的第三方位，即一切文明的对立面”。[3]9由此应可以理解为，在余秋雨心中、笔下，尽管中华文明、欧洲文明或是人类其他的文明、文化，彼此间有复杂的、难以厘清的种种差异、短长、冲突、纠葛、恩怨，但在“一切文明的对立面”――野蛮面前，它们是一体的，不应有界限和壁垒，否则就落入狭隘。

综上，冯骥才和余秋雨这两位作家、学者和文化人在旅欧散文随笔创作中，通过各自的知识结构、人生智慧、审美取向、艺术眼光、文化立场，展现出不同的文化视域，选取不同的文化表述方式，呈现了对“精神至上”和“文化无疆”两种文化境界的追求。两位大家对中国当代散文随笔的贡献毋庸多言。相信读者在享受文本阅读所带来的美感的同时，亦可强化文化与精神层面的自我认知，获得文化与精神境界的提升。

参考文献

[1] 冯骥才.冯骥才分类文集11[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74.

[2] 冯骥才.冯骥才分类文集10[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87-88.

[3] 余秋雨.行者无疆[M].北京：华艺出版社，2023：121.

[4] 冯骥才.维也纳情感[M].上海：译林出版社，2023：4.

[5] 余秋雨.千年一叹[M].北京：作家出版社，2023：1.

冯骥才散文范文第2篇

冯骥才1942年2月9日出生于天津，在天津，不知道冯骥才的人可能很少，他那1米9多的大个子在街上一晃荡，便有人喊：大冯，忙嘛呢？来套论文联盟煎饼果子吧！冯骥才的确是忙，特别是近几年，很少老老实实地在家呆着，要么到处开会，为保护民间文化奔走呼号，要么跑到乡村田野，亲自踏勘民间遗存。对于这些，他的妻子顾大姐总是无奈地笑笑说，让他闲着，他不是这痒就是那疼，出去疯跑，倒啥病也没了！

冯骥才是以小说名世的，至今，各种版本和各种文字的作品，已经出了150多种，摞起来比他还高，海内外的读者熟悉他，多是通过这些作品。除了文字炉火纯青的著名作家身份之外，他还是位画家，正所谓“画在文先”，事实上，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他陆续发表一系列伤痕文学名扬天下之前，就已经从事绘画生涯他。他的每一幅作品都来自传统、来自生活，特立独行、面目清楚，有着极富魅力的绘画语言和个人色彩，与他的小说散文比对起来毫不逊色。每一个画面，都准确无误深深地打上了“冯氏印记”！

这几年，大冯又成了著名的社会活动家，说得具体一点，就是到处游说并付诸行动，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在民间文化的保护上了。走到今天这一步，可以说与他的文化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他的不少文学作品中，我们都可以找到他对民族文化的独到见解以及注脚。

用“愚公移山”的精神抢救民间文化遗产

冯骥才的第一次“走偏”，大概是在1994年，当时，天津正在搞大规模的现代化城市建设，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而破败不堪的老城，将在这股洪流中消失，天津的老城有1.5平方公里，近600年的历史。房子都很破，但有很多著名的历史建筑掺杂其间，像中国最早的电报局、义和团坛口旧址等。冯骥才一直致力于保护天津老城，他总是不断地告诫人们，每一个城市的历史特征，都是千百年来不断人文创造的结果。它有如原始森林，都是一次性的，过往不复，去而不在。而大规模的建设，势必会造成对一些文化遗存的毁灭性破坏。冯骥才忧心如焚了。冯骥才茶饭不思了。可一个没有决策权的文人，除了仰天长啸，又能奈何呢？他所能做的，就是拉起了一个庞大的队伍，包括规划师、建筑师、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当然更多的是摄影家，他们用了一年的时间，对这座城市进行了地毯式的拉网考察，拍了3万多张照片以及影像资料，从中选了2000多张出了4本大画册。他把这些画册送给政府官员，每送一套，都要在扉页上写下这样一行字：这是你亲爱的土地。

当时在天津，最长的一条老街，林立着谦祥益、瑞蚨祥等老店的商业街，天津的支柱性文物街区——估衣街被不明就里地强拆了。冯骥才带领着自己的队伍，将估衣街挨门挨户地进行摄像，拍摄照片，留下估衣街鲜活的音像史料；访问估衣街的原住民，用录音机记录下他们的口头记忆，保留估衣街的口述史；搜集相关文物，尽可能挽留估衣街的实证性的文化细节。

冯骥才弄得动静挺大，支持他的人却很少，很多人说，你放着小说不写，净搞些没用的。这让冯骥才很伤感。而且，这个活动，从始至终，所有的费用都是冯骥才自掏腰包，几十万元的稿费全填了这个大窟窿不说，连画作也所存无几了，全都换了钱用在了考察上。

但今天看，冯骥才所做的工作是有益的也是及时的，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天津的许多文化遗存，如今只能到这几本大画册中去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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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这样一路走来，致力于城市保护和民间文化遗产抢救上，完成了从文艺家向民间文化遗产抢救者的“社会活动家”的角色转换。

自从由作家转为民间文化遗产抢救者身份以来，70岁的冯骥才常常要跟很多东西赛跑，他的对手有时是权力，有时是市场。

还是拿他多年前就开始批评论文联盟全国流行的“旧城改造”来说，冯骥才自己也数不清发出过多少声音，呼吁市长们和地产商们给城市多留点老房子，多留点记忆，可今天“千城一面”的结果令他灰心，“我们600多个城市基本上都差不多了。”

去年9月，在中央文史研究馆成立60周年座谈会上，他又向国务院总理当面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千城一面”的文化悲剧，很可能在农村再现。

那次座谈，他的开场白是：“这件事有强烈的时间性，因为五千年历史留给我们的千姿万态的古村落的存亡，已经到了紧急关头。”他形容，每个古村落都是一部厚重的书。但还没等我们去认真翻阅，在“新农村”和城市化的大潮中，它就消失不见了。

去年，他出版了一本新书，《一个古画乡的临终抢救》。他用“临终抢救”这个医学术语，描述自己对天津一个即将被夷为平地的画乡的心情。“那一刻我心里在流泪。”

他对记者指出，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在古村落里，“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有一些操之过急的、非理性的或者是利益驱动的倾向，往往在城镇发展过程中，拆除一个村落的时候，没有考虑文化应该怎么安放，怎么传承下去，这是让我特别担忧的。”

“中华民族的根，实际上深深扎在各式各样的古村落里，所以我们希望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把这些根脉保留住。”他说。

从2003年开始，冯骥才领导的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发起“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十几年来，冯骥才已成为民间文物、文化保护的一面旗帜。“不能因为无奈，你就不去做”。他说，中国要从文化大国变成文化强国的任务，不是中央政府开一个会就能解决的。在这个时代，文化良知的声音应该成为一种强音。就像在宣布推动中国年画“申遗”时，他也承认存在重重困难，但他表示，准备用“愚公移山的精神”来做这件事情。

保护抢救，是为存留“国民精神”

在不少人看来，从文学转向文化遗产保护是个很难逾越的跨度，但冯骥才认为，这只是表面职业的不同。文学同文化遗产，最终的落脚点都深埋于每个人内心的国民精神。“这是个持续和自然的过渡，并不存在什么契机、突变的说法。最终来说，我所关心的东西一直没变。”对他来讲，文学的意义同文化遗产保护是一脉相承的。

从“伤痕文学”时代走来，冯骥才和许多人一样历经了无数充满激情、梦想和挫折的岁月。特殊的时代和经历使得他对于人的心灵生活特别关注。“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作家都先天地具有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这是我们无法回避和不能绕过的。当时我们关注的是自由、人性、尊严和平等，写作自然也就围绕这些主题展开；而现在，社会的大环境凸显出人的精神价值的重要性，这也是更接近本源的一种东西，追根究底来说，就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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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于拥有多重释义的“文化”一词，冯骥才最重视的便是他目前工作的主要部分：“我们的精神和基因都与文化相关联，而国民精神价值体现于文化传统所依附的文化遗产。我们谈保护，谈抢救，最终还是为了存留属于自己的国民精神。”他笑说：“文化人嘛，天生是精神至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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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的意义和思想的力量

冯骥才是个永远在路上的人，他说：“不管是风风火火抢救一片在推土机前颤抖着的历史街区，还是孤寂地踏入田野深处寻觅历史文明的活化石，惟有此时，可以同时感受到行动的意义和思想的力量。”

为了抢救中国民间文化遗产，他对包括汉族在内56个民族所遗存的所有的民间文化，大到古村落小到荷包，包括民俗和民间文学，做一个地毯式的考察，而且一次性地做10年。建立了国内第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数据中心，存录了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田野普查中所获得的数百万字的文字资料、几十万张图片资料、几千小时的录音资料和上千小时的影像资料。他一再强调，抢救中国民间文化的目的，不是为了保存某种形式，而是为了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保留下她的那些美好的情感与精神。靠着冯骥才执著地呼吁和奔走，人们开始意识到了古老文化的价值。冯骥才说，文化界要做的，就是去唤醒大众去认识文化的价值；但这是一项浩大的文化工程，不是单靠某些知识分子就能完成的，而是要全民动员，特别要让人们懂得文化的重要性，并能逐渐成为人们的一种共识。

2001年，冯骥才戴上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这顶“乌纱帽”。在其位就要谋其政，从2003年开始，冯骥才发起了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普查工作，他说，我们不能笑呵呵地看着民间文化从我们眼皮底下消失。全国数以万计的专家学者也离开书斋，纵身于田野，缀拾那些行将消泯于大地的“母亲的文化”。这两年多，冯骥才的大部分时间是在田野里跑。跑的原因，一是他要了解真正的田野文化究竟是一种什么现状？不去不知道，一去吓一跳，如今的民间文化，基本上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保护的力量十分薄弱；二是他们的经费非常短缺，对保护的投入几乎是不可能的，而民间文化多是在县里、乡里、村里的掌控之下，下去发现了问题，就可以跟县长、乡长、村长们谈，告诉他们用什么方法来保护这些文化。有一次去河北武强县周窝乡旧城村，路上突遇大暴雨，队伍的车子滑进了沟里，大家只好在泥泞中徒步前行。冯骥才的脚上套着两个塑料袋，深一脚浅一脚的，摔了几个大跟头，淋得像只落汤鸡，浑身上下都是泥汤，样子非常滑稽，假如没人说，谁会想到他是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呢！回津后顾大姐看了当时的照片，难过得掉了泪。冯骥才说，这没什么，我们的志愿者中，比我苦的多了去了，他们拿着微薄的工资，没有一分钱的补助，还要往里面贴钱，时常是饿着肚子工作。为了改善这些人的工作条件，冯骥才先是想卖房子，后来还是重操旧业，夜以继日地画画，硬把手背上画出一个大包来。这30余幅画在天津拍卖了一次，又在北京的现代文学馆拍卖了一次，所得百万元，设立了一个民间文化基金会，为的是让那些志愿者们能有口茶喝。台湾演员赵文?被冯骥才的行为深深地感动，也捐出了100万人民币，以表对他的支持。冯骥才是多么愿意为他所深爱的祖国文化来奉献、奋斗、付出呀！

冯骥才散文范文第3篇

近日，在天津大学文学艺术研究院，冯骥才先生专门抽出时间，接受了本刊记者的采访。

冯骥才首先是一个创作者。1977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义和拳》、《神灯》，短篇小说集《雕花烟斗》、《俗世奇人》、《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散文集《珍珠鸟》、《巴黎?艺术至上》，纪实文学《一百个人的十年》、评论集《手下留情》，中篇小说集《感谢生活》、《炮打双灯》、《三寸金莲》等，出版各种作品集42部，出版大型画集多部。

冯骥才还是一名记录者和记录活动的组织者，他不仅记录城市的变迁，留下城市的记忆；也不仅记录一个特定的时代，建造一份那个时代普通民众的心灵档案；他还大声呼吁，并身体力行，为即将流逝的文明建档。

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创作者，一个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所以他特别珍惜人类所有的创造行为。不管是历史还是文化，他认为都要珍惜，不应该轻言放弃。对历史、文化和创造的珍惜，对人类文化遗产和创造成果的热爱，促使他尽力要把它们都记录下来。

为迅速变迁的城市和乡村留下记忆

1994年岁尾，天津老城里突然来了些穿粉红色背心、挂照相机的人，他们在胡同大院里串，上墙上房地照相。这就是冯骥才当时搞的民间“旧城文化采风”。

老城有1．5平方公里，人口约10万，近600年的历史。房子都很破，但里边有很多著名的历史建筑掺杂其间，像中国最早的电报局、义和团坛口旧址等。

这次考察，用了一年半时间，到天津老城改造动工时结束。冯骥才请了一批专家，有搞历史的、建筑的、民俗的，还请了几十位摄影师。他们每条街、每条胡同都看，做地毯式考察。

每条胡同、每条街道叫什么，怎么来的都要有一个解释，所有著名的街道都被画在“老城地图”里。一些名宅大院，都让学建筑的大学生给做了平面图，作为建筑资料留着。摄影师花了半年多时间，把老城全部拍完。后来他们把老城市的照片印成画册,这本画册叫《旧城遗韵》。冯骥才拿出一些画册，写上“你心爱的城市”，送给城市的管理者们。

2004年是天津建城600周年。《记忆天津――2004天津建城600年》一书出版，这也是那次城市记忆工程的一个成果。书中丰富详实的图片和图文互动的方式，为我们展示了天津深远的历史渊源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20多年来，由于对文化的不重视，中国661座城市，基本上千城一面，没有个性，没有记忆，没有历史感了，这恐怕是非常大的问题。”冯骥才说。

现在，冯骥才的目光又转向了广阔的中国大地。

中国有2000多个县，19000多个镇，3万5千个乡，62万多个村委会。农村尽管千姿百态，然而有独特文化的村落已经不多了。他所熟悉的江浙古村落非常少了，与十几年前相比，大批古村落已经消失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所谓小桥流水般的江南六镇为数甚少，大批村落像华西村似的，而且已经翻新四五遍了，今天是英国式，明天是西班牙式，人家老外说世界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似的，连猪都找不到家门了。”冯骥才把它当作笑话来说，然而从中可以感受到他深深的忧虑。

现在他正组织民间艺术家协会的人和一些志愿者，把所有的有价值的村落，每一个村建一份档案，把村落的建筑、历史、文化都记录下来。

他希望农村的建设不要重蹈城市建设的覆辙。

为时代的心灵写照

1986年，冯骥才在《今晚报》上刊登了一条启事，主要内容是在“”结束10年之后，通过采访普通老百姓，记载他们的心灵历程。这条启事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不久，一批以《一百个人的十年》为总题目的文章陆续发表在《收获》《当代》《十月》《报告文学》等刊物上，后来又结集成书，分别在大陆和海外出版。

冯骥才告诉我们，他现在还保留着当初写《一百个人的十年》的采访录音。如果建“”博物馆，他准备把它们都捐献出去。那时他收到的信件和有关信息涉及到的人多达四、五千，都是亲历者，现在想起来他都很感动。从中他选择了200多人进行采访。在选择对象时，他找那些经历特别的人。他为我们举了一个例子。

“一次在山东休假，同一宾馆有一人常见面但并不说话。一天晚上突然主动敲我的门，问：你是不是做调查的。我说是的。他提出要和我聊聊。我说聊什么，聊你的经历吗，他说我没有经历。聊遭遇？他说我也没有遭遇。他说我什么都没有，我是空白。我觉得这人有意思，绝了。这个人在“反右”时，感觉到只要被人注意就容易有麻烦，于是下放时抢先提出下放要求。他祖祖辈辈是农民，知道农民最苦的是锄草。播种后最大的任务一个是灌溉，一个是锄草。灌溉很容易，把水引进来就行了，但锄草却特别辛苦。读大学时他知道外国有除草剂，他就去研究这个东西。反右了，不敢看外国的东西，他就想办法。通过毛选英文版学习外语，然后偷偷地看国外的资料。下放农村其实是要去农村研究杂草，又可以不引人注意。我问他你怎么做到不引人注意，他说我首先不发脾气，原来脾气挺大，得把脾气隐藏起来，任何情况下都没有脾气，绝对不表现自己，连表现自己正派、温和都不。什么都不表现，在所有场合都坐在角落里。我问他，你还有什么细节。他说我从来不看人眼睛。我说为什么，他说你看人眼睛人家会记住你。现在他已经是中国的除草剂专家。但岁数大了，也无法结婚了。他说让我消灭了我自己，把我的性格消灭了，把自己完全消灭了。我现在想发脾气已经不知道怎么发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又苦又酸的人，这样的人我都录音。”

在他的书中，这一章叫做《没有情节的人》。

这本《一百个人的十年》1987年香港初版,1991年在大陆出版，2004年又再版。

“口述史非常重要的是提问，你的提问应该非常有意思，刨他的根，找他的绝的东西、原始的东西。”一个纪实作家或者记录者首先是一个好的提问者，冯骥才的提问方式，对于做口述史的人来说，颇有启发意义。

为即将逝去的文明建档

中国民间文化抢救工程是冯骥才最费心血的一个浩大工程。

一个韩国的文化遗产方面的专家曾说，世界文化遗产的一半在中国。冯骥才认为“他的话是对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一万多项。”以他为主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在2006年评出了518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但他说，实际上我们真正的遗产比这多得多，需要分期分批地评出来。

民间文化遗产包括民俗、艺术和文学等几个方面。2002年他们开始做中国民间文化遗产的抢救工程，分若干项目。

民间文学的抢救工作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做了，做到县一级，目前基本上做完了。民间文学包括民间史诗、故事、传说、谚语、歌谣等内容，每个县有多少民间故事、民间传说，都记载下来。在冯看来，民间文学死亡最快，“村里的人一看电视，民间故事就没有人讲了。要是不讲，很快就消失了。”我们要以最快的速度将其记录下来，让世界上知道中国有这样的文化。对民间艺术（戏曲、音乐、美术、曲艺等）、民俗（节日、生产生活、婚丧嫁娶等）都要分门别类地去做。

年画是另外一个项目。中国年画全国有20多个产地，将给每一份产地做一份档案。冯骥才从画案上拿起一本《杨家埠木版年画集成》，办翻边介绍，“这样一本书里，要包括总述、概说，按题材、体裁、张贴地方、功能、方式、尺寸、图案、制作习俗与工艺、制作过程、工具材料、特点（板材、颜色、纸张）、画店和艺人（把从明代以来的17代杨家埠年画艺人做了一个表）；销售方式（数量、销售者）；与年画有关的歌谣、传说：与民俗的各种各样的关系等等，还配有光盘。”为了这项调查，他们把当地所有的村落都扫了一遍，把所有的作品都进行了收集。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做过的工作。冯骥才认为，要把历史上的东西全部搞清楚，然后一份份地留给后人，才能对得起后人。

冯骥才民间文化基金会最近正在做两件事情，一件是对云南大理甲马的抢救。甲马是一种非常原始的版画，是人与自然融通、结合的一种偶像崇拜，版画非常古老,单纯古朴，非常美。北京的专家认为这种画有100多种，后来他们到云南，联合当地的专家进行调查，发现重要的版画神像有1400多种。

另一件事情是对贵州9个地区85个县做了挨村的民间美术调查,给贵州民间美术做了一个最详尽的分类档案。

他们在调查的过程中很重视第一手资料,通常是采取录音、录像、文字记录三方面进行立体记录。调查的成果通常采用印刷出版的形式固定下来。但对原始记录暂时还顾不上更完善的管理。

民间文学普查完成后，四五千册的原始记录存放在中国民协的一个仓库里。这些资料的管理是个大问题，因为太多了，浩如烟海。仅民间故事整理出版的就约有10亿字，还不包括民间歌谣、歇后语、传说。有很多基础资料还分散在下面，不可能拿回来，因为还没有一个系统的计划去约束这项工作。

还有一些普查的材料，是经过整理后报送上来的，到他们手里已经是第二手的了。然后他们再和各地商量，哪些东西需要补充，再进行调查或者重新整理，经过这样反反复复的过程，最后再集结出版。大量原始的东西，基本上保留在民间。因为没有一个博物馆，一个资料库来收集保管这些东西。

冯骥才认为：“这是一个挺大的问题。比如陕西一个做剪纸的，资料都在他手里，你要想把他的原始资料都拿过来，比较困难，这是一个复杂的工作。我们注意普查材料的精神价值，比如民俗的口诀，但记录民俗口诀的过程也有价值，这是另一层面的价值。对类似这类第一手材料的保存还没有一个系统的想法。如果流失了今后可能成为再抢救的对象。”

在文化遗产的抢救过程中，困扰冯骥才的是经费问题。比如刚才他给我们展示的那部《杨家埠木版年画集成》，从材料采集到出版大约需要五六十万，二十多个年画产地都做下来，资金是个大数目。在一次会议上，李长春问冯骥才这项文化抢救工程完成要多少钱，“我说要十亿！结果满座哗然，都说我疯了。我就是希望领导们了解，中华文化值这么多钱”。现在他们给古村落做档案，国家的经费很少，靠地方政府的支持。有的地方政府有文化意识，愿意有人帮助他们做好文化遗产的整理工作。为了筹集经费，2003年冯骥才搞了一个自已画作的义卖。白天忙，一般晚上作画。他把手腕抬起来，比划给我们看：“这儿都画起了筋疙瘩”。他对民间文化的痴迷和责任感，让我们非常感动。

中国遗产意识的沉睡与觉醒

冯骥才说，档案不是死掉的卷宗，档案实际是历史生命。从作家或文化人来看，档案是历史生命，当历史时光或者历史进程或者历史时代过去了，历史生命就保留在档案里，保留在无数的载体上。

比如文化遗产，也保留有历史生命。历史建筑遗存，是立体的档案，里面有无数的记载，有证实的内容，是我们认识到的,也有很多无形的内容是我们认识不到的。比如古代岩画，里面大量文化形象和符号现在无法解释，但里面保留有许多历史信息，哪天我们找到佐证或者思辨可以确认了，我们的认识就更加丰富和确实了。

他告诉我们，文化遗产这个概念，全世界最近几十年才认识到这个问题。人类历史经过两个大的文明转换期，一是从渔猎到农耕文明，比如中国的龙山文化到河姆渡文化，实际上肯定也会有大量的历史遗存。但那时无历史遗留保留保存的观念，农耕文明一出现，渔猎文明很快就消失了。因此，我们现在几乎找不到农耕文明以前的文化遗存。

我们现在正在发生的是人类文明第二次转型，是农耕向工业文明转化，大概已经进行了7000年，人类所有的遗存，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人类的哲学、思想、文化、生活方式、审美等，不同地区的缤纷的、林林总总的东西，都记载在各种各样的遗存上。

西方认识这个东西比较早。从考古学开始，19世纪中期，希腊人对克里特、迈锡尼文化等古迹的发掘，后来到巴比伦、苏美尔文化，再到中东、印度，进入中国的和田、丝绸之路进行考察发掘，进入敦煌，到塔克拉玛干，当时中国人文化遗产意识缺乏，他们的文化遗产意识比我们早，因为他们进入工业化现代化比较早。人类进入现代化后，在文化上一个重要觉悟就是对遗产的觉悟，西方人的觉醒比较早。对遗产的觉悟证明人类进入了一个新的文明时期了，好比我们感觉到小时候的照片重要，要保留下来，证明我们进入了新的生命阶段。

从西方人认识到遗产的价值后，到变成全球的行为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时间并不长,包括几个国际宣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遗产标准的认定，是在20世纪后半期。亚洲开始觉醒， 20世纪50年代首先从日本开始，韩国人1967年就重视文化遗产保护，开始保护端午节。那时我们正是“”，把传统文化当作我们自己的敌人，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这么做，要斩草除根式的消灭。

我们的文化比较特殊，“”后我们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历史文化传统都废除了，中国的历史文化已经成了一个空架子了。留下一个空架子放在市场经济物欲横流的世界中。“这些年,光我知道外国人弄走的东西实在太多了。一个法国女人住在贵阳六年,花钱从周边村落收集服装，对其产地做记录，然后运往法国，扬言说15年后,贵州民族服装要到法国去看。后来当地才明白过来，劝其离开。日本人到中国来收集民间故事，然后拿回去添上日本人的名字，变成动画，变成产业。”对此，冯骥才惋惜不已。“我们不能埋怨年轻人说外国的世界真精彩，因为你自己的文化没有了。”

欧洲人对历史非常重视，有很强的历史感。他们有这样的观点，认为历史是一种生命，不是死板的文件材料、档案、卷宗，是活生生的生命。就像我们人一样，童年不是写在纸上的数字、文字，是可以感受到的生命。

2003年，冯骥才到维也纳,提出参观他们的民间博物馆,并随便点了几个号码，参观了他们的3个博物馆。维也纳的博物馆收藏各种独特的东西,比如鞋垫,卖电车票、糖果的小屋子。他认为，这些都是档案,不仅包括纸质的东西,或者数据库,活的东西也是档案,甚至活的空间也是档案。

他也曾在巴黎住了3个月,看了20多个博物馆,可是巴黎有550多个博物馆，就在赛纳河的两岸。他去了乔治?桑博物馆,经过了一些幽深古老的巷道，进去后两侧院子墙壁上爬满了常春藤，弥漫的是绿叶的气息。甬道上的小灯、篱笆墙都是原来的样子，展室按照乔治?桑的居室布置，坐的椅子，用的笔，连其情人肖邦的笔记本都摊开放在那里,还有福楼拜的。冯骥才在里面坐了3个小时,印象是：含量丰富，古雅,没法形容，简直美极了。

“历史是有尊严的，就像生命有尊严一样。”对比之下，冯骥才为我们曾经对历史和文化的轻贱感到痛惜。

他分析说，改革开放以来，国门打开后，西方文化大量涌入进来。与“五四”时期相比，那时进来的是托尔斯泰、达?芬奇、贝多芬，是精华，有一批知识分子站在中国文化前沿对西方进行选择，把人类文明的经典向国人介绍。而这一次，门一打开，沙尘暴似的，时装、MBA、洋快餐、嘉年华、明星，碎片式的流行文化，一下子冲开了年轻人的精神世界。“这次厉害。这是商业文化，与商品、市场一起进来，有巨大的商业诱惑力。这是商业文化唱主角的时代，这是由利益来驱动的文化。在这种情况下，你再追求很纯的东西，已经没有了，这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困境。”

冯骥才散文范文第4篇

一、 对主题的精致思辨，向精微的审美价值生成

对主题的解读，关键看教师课堂教学目标的定位，即想通过文本引导学生建构怎样的审美价值。在三位特级教师的课堂上，我们分别看到了不同风格的对主题的解读。

A：善用比照顿悟“美”

师：诗中的画眉鸟与文中的珍珠鸟相比有什么相同和不同？

生：画眉鸟是林中鸟，珍珠鸟是笼中鸟。

师：你们喜欢鸟儿天天关在笼子里吗？为什么一位大作家偏偏要赞美笼中生活的珍珠鸟呢？有什么疑惑要问冯爷爷吗？

生：冯爷爷，你为什么要将鸟养在笼子里呢？

师：冯爷爷生活在一个特殊的年代，人与人之间没有信赖，朋友、夫妻、父子之间都不敢说真话。那样一个年代人们的心灵会想什么呢？冯爷爷想表达什么呢？

生：人与人之间要互相信赖。

师：珍珠鸟那么信赖我，以至于宁可生活在笼中也不愿飞出去，这就是我们希望的美好境界吗？最近老师看到了一部影片《狐狸和女孩》，请看结尾！（复述情节）

B：整体概览巧点睛

师：这是属于冯骥才生活之书中的某一个篇章，从这个篇章中，冯骥才读懂了什么？让我们拿起笔，将这句话认认真真地摘抄在课题旁边。（生摘抄“信赖，往往创造出美好的境界。”）

师：这句话中的“美好的境界”指什么？快速浏览课文，找一找，哪个自然段描写的是最最美好的境界？（生浏览查找，锁定第13自然段）

师：为什么说这是“美好的境界”？

生：鸟睡在人的肩头，是多么不可思议的美好境界呀！

C：角色转换促反观

师：能不能代表冯骥才接受一下我的采访？当鸟儿在您的肩头熟睡时，您什么心情啊？

生：被信赖的感觉真好。

师：您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您对“信赖”这个词的理解？

生：相信依赖别人。

师：珍珠鸟是一种怕人的鸟，您是怎么得到它的信赖的？

生：给它安全感和自由。

师：珍珠鸟信赖您之后，产生了美好的境界，动物与人之间是这样，人与人之间呢？

生：不互相欺骗，以诚相待；相互信赖，相互付出。

在上面教学片段中我们能清晰地感受到三位特级教师的不同魅力。A老师用比照阅读引出了“林中鸟”与“笼中鸟”的话题，让儿童的语文学习从单一文本拓展开去，拓展的不仅是文字，更有自由的思想在生成。B老师解读出的主题是“不可思议的美好境界”，他遵循“整体概览，局部精读” 的原则，以摘抄作为策略，迅捷精准地将课文主题内化为学生的价值观。C老师以角色转换促成反观，让学生设身处地地梳理课文内容，并融进生活体验，自然生成了对“信赖”的理解，掌握了如何“创造信赖”的艺术。由此可见，同一个文本，对主题的解读可以是多元的，由此生成的审美价值也是丰富的。“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那“一瓢水”，能给学生滋养就足矣。

二、 对形象的精致思辨，向精微的艺术表达生成

在叙事性作品中，人物形象往往是作品的重心。在《珍珠鸟》一文中，小珍珠鸟就成了作者倾力描摹的“形象”，作者借助小鸟形象的塑造来表达自己的创作理念和审美意识。解读小鸟形象，无疑是透析作者表达艺术的重要通道。三地特级教师，在解读时各有侧重，彰显各自风格，处理灵动圆融，颇见功力，最终又都将形象分析的方法揭示，视为解读的统一旨归。

A：抓住形神勾勒“情化”的艺术

师：（出示：探脑袋、落柜顶、撞灯绳、扭身子）这些词语写的是谁呢？

生：珍珠鸟雏儿的动作。

师：是一只怎样的鸟宝宝啊？

生：调皮、活泼的鸟宝宝。

师：简直就是和小孩子一样。（出示描写小珍珠鸟的段

落）谁来读？（生读。教师抓住“后背还没有生出珍珠似的白点”“蓬松的球儿”等特点指导读出雏儿的讨人喜欢）

师：如果让你给小珍珠鸟起一个名字，叫什么？

生：雪儿、珍珠球、小家伙。

师：为什么称它为“小家伙”？

生：因为它活泼可爱，很机灵。

师：因为作者是如此喜爱这小鸟儿，融入了真情，所以描写才能这样活灵活现。

B：对照补白揣摩微妙的心理

师：快速浏览全文，用横线画出冯骥才做了什么，用波浪线画出鸟儿的表现。（生浏览全文，按要求找出相关语段）

师：如果将冯骥才的一举一动和描写珍珠鸟的表现对照起来读，你一定会有所感悟和发现。（模拟情景对话，师生对比读）

师：你发现什么了？为什么美好的境界是信赖创造出来的？

生：如果冯骥才不对小珍珠鸟好的话，小珍珠鸟不会信赖他。

师：这是谁对谁的信赖？

生：鸟对人。

师：这种美好的信赖，取决于什么？

生：人对鸟的爱护。

师：是啊，要是人不关心、呵护鸟，还会有这样美好的境界产生吗？（再次模拟情景对话：“我经常扒开叶蔓瞧他们……我大喝一声……我拿着鸡毛掸子追赶它们……”学生自由对应）

C：基于动作探微精致的情感

师：从哪里看出鸟儿很淘气？

生：起先，这小家伙只在笼子四周活动……

生：有一天，我伏案写作时，它居然落到我的肩上……

生：它蹦到我的杯子上……

师：作者这里用了什么方法？

冯骥才散文范文第5篇

奶牛也辛酸？我一时懵了，急忙打开那本书，找到儿子要我看的那一段文字，内容是这样的―――

“牛奶都来自一种叫做奶牛的动物。奶牛之所以产奶，是因为它生小牛了。没有哪一种哺乳类动物的雌性个体会平白无故地天天从里向外淌奶。奶牛为什么会生小牛?因为它怀孕了。奶牛为什么会怀孕？因为它被人工授精了……

饮用奶都来自于工厂化的养殖业。乳业流水线上的奶牛，一辈子没见过公牛，却不停地生小牛,被挤奶，奶牛甚至根本看不到自己的孩子,小牛也见不到母亲,一生下来就母子分离，一部分小母牛被人工喂养，重复母亲的命运；一部分被卖出去当肉牛；还有一部分进了生化工厂，变成了血清、蛋白和酶！”

读完这段文字，我突然感到沉重起来。原来，每一滴牛奶，都是值得敬畏的。

（摘自《经典阅读》）

冯骥才观人辨玉

收藏界有两位公认的收藏大家，一是王世襄，一是马未都。前者出了大名，后者赚了大钱。俩人相似处是，都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没有文化的古董商永远“瞎买瞎卖”，没有文化的工匠永远“瞎拼瞎凑”。文玩器物上负载的一切气息，靠学识文化来托起它，水有多高，船有多高，你赏玩的眼光上限就有多高。不管你信不信。

旧社会古玩行有这么一句话：“总看总有不懂，总学总能弄懂。”文玩行水深谁都知道，但若有了文化这条船，不仅载得自己，还载得了别人。

一次和作家冯骥才闲聊，说到他被请去鉴赏一批古玉。冯骥才说，先不说那些古玉是真是假，仅一个别人未察觉的细节，他就断定其中有假。那位信誓旦旦讲自家祖上收藏“故事”的妇女，在收放“古玉”时。那打包捆扎熟练的动作，就是一个“潘家园”。这是小说家观察社会的敏锐，察觉到古玉与新货集散地潘家园的关系，由此得到准确的判断。

这就是文化，文化不仅“自救”，还救了欲花大价钱买“古玉”的人。

（摘自《今晚报》）

点不着的香

从前，有位妇人只生了一个儿子。她对这唯一的孩子百般呵护，特别关爱。可是，妇人的独生子忽然染上恶疾，离开了人世。

突如其来的打击如同晴天霹雳，妇人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天天守在儿子的坟前哀伤哭泣：“在这个世间，儿子是我唯一的亲人，现在竟然舍下我先走了，留下我孤苦伶仃地活着，有什么意思啊？”

这时，佛陀看到这种情形，就问：“你想让你的儿子死而复生吗？”

“是啊！那是我的希望啊！”妇人如同水中的溺者抓到浮木一样急忙说。

“只要你点着上好的香来到这里，我便能施咒，使你的儿子复活。”佛陀接着嘱咐，“但是，你要记住，这上好的香要用家中从来没有死过人的人家的火点燃。”

妇人听了，二话不说，赶紧准备上好的香，拿着香立刻去寻找从来没有死过人的人家的火。

她见人就问：“您家中是否从来没有人过世呢？”“家父前不久刚往生。”

“您家中是否从来没有人过世呢？”“妹妹一个月前走了。”

……

妇人不死心，然而，问遍了村里所有人家，没有一个家是没死过人的。

她失望地走回坟前，对佛陀说：“大德世尊，我走遍了整个村落，每一家都有亲人逝去，没有家里不死人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