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话的起源

　　普通话是现代标准汉语的另一个称呼，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官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通用语。具体由来，和小编我继续往下看。

　　民族共同语是民族内部共同用来交际的语言，是识别一个独立民族的主要标志之一。

　　汉民族共同语最晚在上古的夏商周时期就产生了。当时的民族共同语叫“雅言”，主要流行于黄河流域，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语言就是雅言。汉代的民族共同语叫“通语”。唐宋时期，人们写文章、作诗词非常注意使用“正音”(国家颁布的读音)。明清时期的汉民族共同语叫“官话”。民国时期汉民族共同语叫“国语”。新中国成立后的汉民族共同语叫“普通话”。

　　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它作为我们汉民族共同语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一方面，作为北方方言代表的北京话，数百年来作为官府的通用语言传播到了全国各地，而发展成为“官话"；另一方面，“白话文运动”以后，作家们自觉地用普通话写作，涌现出一大批作为普通话书面语规范的典范作品。“国语运动”又在口语方面增强了北京话的代表性，促使北京语音成为全民族共同语的标准音。北方方言区自身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和人口优势等客观条件奠定了普通话作为汉民族共同语的地位。、

　　境内外各种关于汉语发展史的研究论著一致指出，汉语语音在宋元易代前后发生过一次重大而影响深远的变化。北方原金朝统治区内的主流语言较之北宋时的官方语言产生了如下差异：全浊音声母依据声调(原声调)转化为阿尔泰语系中相对应的送气清音和不送气清音；与入声有紧密关联的复杂的辅音韵尾归并转化，成为简单的元音韵尾和鼻音韵尾，入声在北方从此消亡；清代女真族第二轮涌入中原，进一步胡化华北官话的语音，大量清洗官话中的古汉语词汇，致使言文脱离现象日趋严重，最终奠定今天北方汉语以及日后的普通话的基础。

　　与它们交叉折衷，形成西南官话和江淮(下江)官话这两种分支，并凭借政治优势，深刻地影响了吴、湘、粤、赣、客、闽等南方汉语的语音、语汇和语法，在数百年间推动着江淮官话——吴语、西南官话——湘语之间的地理界线向对方地域分别移动了数百公里和一千多公里，从而形成了今天中国汉语语种地理的基本格局。

　　明代先后以朱元璋故里的江淮官话和北平地区的华北官话作为官方语言；大量平舌擦音和舌头音变为阿尔泰语系语言中特有的翘舌擦音；部分原来的入声非重读变调音转变为新的读法——轻声；儿化音发展成熟。这种新兴的语音结合从契丹、女真、蒙古语借用来的大量动词、形容词、代词和介词以及简化了的汉语语法，成为了一个新的语种——官话。

　　随着元灭南宋、统一中国，官话方言漫过原先的宋金边界向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扩展传播，进入湘语、吴语这两种南方汉语的使用地区，入声好像音乐里的鼓点，能增强语言的节奏感。

　　“普通话”一词，是朱文熊于1906年首次提出的，后来瞿秋白等也曾提出“普通话”的说法，并与茅盾就普通话的实际所指展开争论。经“五四”以来的白话文运动、大众语运动和国语运动，北京语音的地位得到确立并巩固下来。

　　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举行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张奚若在大会主题报告中说明：汉民族共同语早已存在，现在定名为普通话，需进一步规范，确定标准。“这种事实上已经逐渐形成的汉民族共同语是什么呢?这就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为简便起见，这种民族共同语也可以就叫普通话。”

　　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中，对普通话的含义作了增补和完善，正式确定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普通话”一词开始以明确的内涵被广泛应用。

　　拓展：语词历史

　　“普通话”这个词早在清末就出现了。1902年，学者吴汝纶去日本考察，日本人曾向他建议中国应该推行国语教育来统一语言。在谈话中就曾提到“普通话”这一名称。1904年，近代女革命家秋瑾留学日本时，曾与留日学生组织了一个“演说联系会”，拟定了一份简章，在这份简章中就出现了“普通话”的名称。1906年，研究切音字的学者朱文熊在《江苏新字母》一书中把汉语分为“国文”（文言文）、“普通话”和“俗语”（方言），他不仅提出了“普通话”的名称，而且明确地给“普通话”下了定义：“各省通行之话。”后来瞿秋白等也曾提出“普通话”的说法，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瞿秋白在《鬼门关以外的战争》一文中提出，“文学革命的任务，决不止于创造出一些新式的诗歌小说和戏剧，它应当替中国建立现代的普通话的文腔。”“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应当是习惯上中国各地方共同使用的，现代‘人话’的，多音节的，有结尾的……”并与茅盾就普通话的实际所指展开争论。经“五四”以来的白话文运动、大众语运动和国语运动，北京语音的地位得到确立并巩固下来。1949年新成立的北京中央政府确定现代标准汉语由国语改称普通话。

　　普通话是现代标准汉语的另一个称呼，各国都有自己的通用语言（官方用语、首都官话）——无论美国、俄罗斯、印度等国，都是语言方言众多而推行各国的标准用语以利于人们广泛交流。中国的国家通用语言是普通话，即汉语普通话，是中国历代官方推行的修正型的首都雅音（区别于首都胡同音）。要区别三个概念：首都雅音即首都官话，首都胡同音，修正型的首都雅音。

　　北京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前后历时八百多年。由于经济政治的集中，北京话的影响逐渐增大，地位日益重要。一方面，北京话作为官方的通用语言传播到全国各地，成为“官话”，“官话”也就逐渐成了各方言区之间共同使用的“共同语”；另一方面，以北方话为基础的白话文学作品，特别是元明以来的戏曲，也更多地接受了北京话的影响。这样，北京话就为汉民族共同语的标准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到了清朝末年，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汉民族共同语实际上已经形成。新中国的普通话以北方话语音为基础音，加以部分修正（主要是吸收滦平话的特点如直接、清晰、明确）。以滦平话为主要标准——滦平是北方话的推行区、记录区。

　　普通话是规范化的，是中国法定的全国通用语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9条规定：“国家推广使用普通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确立了普通话和规范汉字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法定地位。

　　普通话的推行与方言的使用是和谐共存的关系。推广普通话并不意味着消灭方言，推广普通话既不以消灭方言为目标，也不以消灭方言为手段。我们不能把普通话和方言简单地对立起来，两者的功能和地位不同，处在不完全相同的时空之中。任何一种方言都有它的稳固性和不可替代的实用性。在民族共同语的发展时期，方言之间过去所有的那种明显的界限会逐渐淡化，方言的力量必然会削弱。

　　邹金灿和李伯重认为，现代普通话跟东南地区方言相比，保留的古音比较少，并且消失了“入声”，平仄已经很难分出来，所以用普通话朗诵唐诗，有时候会发现不太顺畅，因为常常不能押古韵。著名学者叶嘉莹多次呼吁取消用普通话读诗词的做法，就是因为诗词所遵循的声韵标准是中古音，与近代音系的普通话天生不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