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比较短浅的记忆中，在张文康和孟学农被罢职之前的最近10多年里，中国政府曾两次对失职的部长级官员采取过“行政处罚”措施。

一是在80年代中期，由于中国各地频频发生恶性铁路交通事故，民怨很大，中央政府只好将铁道部部长丁关根免职。

二是在90年代初期，时任副总理的朱镕基乘李鹏出国访问之机，突然把李贵鲜从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职位上拉下马，自己兼任行长。

可是，这两次行动不仅不是真正的问责处罚，反而还是两人继续受到重用的前奏。

丁关根离开铁道部之后不久，便被任命为国家计委副主任兼国务院台办主任。此后，他一路扶摇直上，并最终跻身于中央政治局，在最高领导人中排名第八。同样，李贵鲜的仕途也并未就此结束。他在李鹏内阁继续担任国务委员多年，然后又转入全国政协担任副主席。

胡温敢于碰硬

在中国的官场上，若不是触犯严重的“政治错误”，官员的失职、渎职和不称职行为，一般都不会构成撤职处分。只要在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不论在行动上犯下多大错误，造成多大损失，官员们一般都可以保住乌纱帽。如果后台够硬，那就更可以高枕无忧。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我们就不难体会到，上台伊始的和在面对瘟疫危机时，能够如此当机立断地对失职官员予以惩处，这是一个多么值得称道的政治决断。

然而，和所面临的障碍，不只是这种积重难返的官场习气，而且还有稍不小心就会触礁的制约因素。在实行集体领导的体制下，无论是，还是，他们的政治意志都受到政治局其他成员、甚至是党外实权人物的牵制。尤其是在如此重大、甚至是相当敏感的人事变动问题上，他们更是难以一人说了算。

可是，这一次，羽翼尚未丰满的胡温体制不仅说了算，而且还做得非常漂亮。即使在邓小平铁腕时代，即使在进入权力巅峰时期，中国最高领导层都从来没有为了一个纯粹的、非政治性的失职事件，而对主要负责官员予以应有的惩处。

所以，人们也许不禁要问：和为什么有这种能耐？他们凭什么把自己的政治意志变成整个领导层的共同决策？

舆论就是力量

无庸讳言，胡、温两人的政治素养和领导能力，是应付突发危机的必备条件。当年，之所以被邓小平慧眼识金，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具有快刀斩乱麻的决策能力。尤其是在处理西藏暴乱这一突发危机中，的政治胆识、工作魄力和果断作风都得以充分展现。

至于，情况几乎完全相同。1998年，长江流域遭遇百年罕见的洪灾，作为抗洪前线总指挥，同样表现出了善于在巨大压力下作出冷静判断和独立决策的帅才素质。今年3月，在当选总理之后的记者会上，称自己是一个“有主见，敢于承担责任的人”。这一自我评价应该是毫无虚言，因为在这次瘟疫危机中，这种评价已再次得到印证。

然而，在一个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里，如果不能审时度势和顺应潮流，如果不能因势利导而错失时机，那么，个人的能量再大，结果都会是事倍功半，甚至还会处于无能为力的被动境地。那么，在胡温体制大开杀戒的背后，他们所依附的力量到底是从何而来？

在发现中国有关当局隐瞒沙斯疫情的真相之后，一些国际传媒就开始对北京官方公布的情况提出质疑，并借助一些有良知、有职业道德的内情人士所提供的情况，揭露有关医院公然弄虚作假的事实。当然，这些批评和指责使中国在世界上丢尽颜面，但全体中国人，包括最高领导层，都应该感谢这些媒体。如果世界上所有人当初都像中国自己的媒体那样，对这一人命关天的事情讳莫如深和无动于衷，那么，中国的疫情不知要比现在严重多少倍！

过去，中国政府对外界的批评、哪怕是善意的批评，都有一种抗拒心理。可是，这一次，中国老百姓应该感到万幸的是，和不仅没有抵触情绪，而且还从这些批评当中汲取了破釜沉舟的政治力量。没有国际舆论的压力，胡温体制在就人事变动作出决策时，也许还会遇到来自各方面的阻力。

“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可以说，虽然国际舆论对中国最高领导层构成了巨大压力，但另一方面，它们却在无形之中为胡温体制帮了一个大忙，从而使他们得以驾驭潮流，顺势而为。

无阵痛的改革

可惜，在沙斯肺炎问题上，中国自己的媒体再次严重失职。当我们最初赞赏中国媒体史无前例地对伊拉克战争进行全面报道的时候，却又立即发现，它们对自己国家的事情竟然视若无睹。我们是多么希望，从现在开始，今后批评、指责和监督北京当局的，不再是《华尔街日报》和CNN，而是《人民日报》和CCTV。偌大的中国，为何偏偏要把批评自己的权利，拱手让给外国人？

这次沙斯事件，应该能使中国领导层再次体会到，新闻传媒对政治和社会的进步具有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胡温体制要确保自己的权威不被动摇，那就要善用媒体，同时更要善待媒体。越是开放和透明，越是远离幕后政治和暗箱作业，胡温体制的权威就越能深深地扎根于人民之中。

中国的媒体应该真正成为社会进步的力量源泉，但目前距离这一目标还有很大差距。令人欣慰的是，在罢免张文康等人的职务之后，中国的所有传媒在一夜之间完全改变了模样，这说明新闻改革并非多么难。这是个很好的时机，若能顺势而为，让新闻传媒从此走上无需大张旗鼓的演变之路，那么，改革的进程就不一定非要经受一阵痛苦，也就无需承担某些人所担心的所谓政治代价。

中共的“非典政治”风波

2003年4月20日中共宣布将卫生部长张文康的党内职务撤掉，同时任命国务院副秘书长高强为卫生部常务副部长、党组书记；同一天任命原海南省委书记王歧山就任北京市委副书记，准备接任北京市市长，免除孟学农的北京市委副书记及北京市长职务。

这是沙斯（中国称非典型肺炎）从去年11月在中国发生以来所引起的第一个高层人事变动，也是中共高层政治冲突的体现，也可以说这就是“非典政治”的开始。

从去年11月份在广东发生沙斯病情以后，由于卫生系统的延误、隐瞒已经造成沙斯在中国的广泛流行，同时也蔓延25个国家和地区，成了世界性的疫情。

中国政府依据传统的做法，对于流行性病的发生都采取不公布的做法，同时由卫生部门内部加紧控制和治疗，最后达到控制病情的目的。实际上过去对于爱之病、口蹄疫等疾病的做法都采用了这种态度。要达到这样的目的中国政府主要控制两个方面，一个是卫生部门，不让他们泄露情况，将疫情都宣布为国家机密，如果谁敢泄露将会以泄露国家机密的罪名对待；另外一个部门则是宣传部门，要严格控制舆论媒体，哪一个媒体也不准泄露具体的情况。

沙斯疫情在中国发展的时候，中国政府却面对着一个全新的国内和国际环境。首先，世界卫生组织对于中国的做法很不满意，同时世界各国的媒体也纷纷批评中国传统的做法是对世界的不负责任，将沙斯引向了世界，各国的媒体在北京的记者也纷纷出动到各个医院去打听，并以准确的数字证明中国政府在隐瞒撒谎；同时国内的一些医生、普通群众也改变了传统的不敢说话的做法，纷纷向国外媒体提供具体的数字来指证政府在隐瞒沙斯的病情，不少单位也通过互联网将情况公知于众。

在这种情况之下，世界各国纷纷取消了到中国的旅游、开会、访问等活动，中国老百姓也从具体的生活中感知沙斯病情在扩张，因此恐惧、不安影响到老百姓，尤其是北京的老百姓。国内许多的旅游、会议、公共场所的活动也事实上全部取消。

毫无疑问，无论从国际形象上还是从国内老百姓的态度上，沙斯的发展都对中共非常不利，如果再不采取有效措施，任事态如此发展，会将中共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新领导的形象全部毁掉，这些逼得中共必须采取严格的措施，彻底改善公共形象。

卫生部长张文康是的大红人，他对沙斯病情的处理是完全符合中共的一贯做法的，但他信誓旦旦的保证中国安全的做法却引起了外国的强烈批评和不满，必须换掉。和换掉张文康的代价是将的团系重要人物北京市长孟学农也换掉，这样也才有可能取得的同意。

新任命的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原为财政部副部长，后为坐冷板凳的国务院排在第四五位的副秘书长，家庭出身高干。北京市候选市长王歧山也是太子党重要领军人物。这两个人既都属于太子党人马，也都属于老国务院班底，是江、胡都可以接受的人。

另外一个重要人物则是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国务院文、教、卫归她管，同时现在又全面具体掌管沙斯病的防治，据说将由她亲自接掌卫生部部长职务，但卫生部的日常工作则由高强（已升为正部级）负责。这样一个班子是目前各个政治方面可以接受的，也是一个做具体实事的班子。

卫生部和北京市的人员调动属于“非典政治”发生的第一波风波，像卫生部和北京市这种刻意隐瞒疫情的情况在中国各地都是如此，包括广东、河南等地都在隐瞒。广东由于发病严重，并邻近香港，对香港疫情的发展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近些日子来广东不得已要和国际合作，不敢再加以隐瞒。但是内地的省份例如山西、河南、内蒙等其实也和北京一样，都在向公众隐瞒疫情实际情况。内蒙古还出现了拒收沙斯疑难病情的现象。这种情况很有可能会将沙斯疫情引入内地和农村，这将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对于这些内地省份如何处理，是胡、温、曾等人所必须面对的严肃问题，也是体现新领导人是否开明，是否敢推动“责任政府”的新政的试金石，例如过去对河南严重的爱之病、失火事故等重大失职的事件就从来没有处理过，可能因为河南的领导的后台够硬。

北京的学者认为，“非典政治”仅仅刚刚开始，面对国际谴责、经济下滑的可能、老百姓不满等诸多情况，中共内部的政治斗争也将会不断发展，大的变化可能还在后边。（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