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史总结范文第1篇

笔者认为，不同层次的美术史教学在教材选择、讲授侧重点、教学方法及手段上都应有所区别，正所谓“因材施教”。艺术理论专业的美术史课当然是理论性最强；非美术类专业学生主要是综合类院校公共选修课上的学生，大多数学生对美术技法和基础知识比较陌生，对于这部分学生可以倾向于艺术鉴赏，以拓宽知识面、提高艺术修养为导向；美术院校和美术科系本专科学生普遍重技能轻理论，甚至对美术史这样的必修课也较为漠视。

外国美术史这门课较其他课程起步晚，师资力量相对薄弱，近年来尽管国内各院校在课程教学模式、教材建设上做出了诸多努力，但目前的教学现状仍不容乐观。笔者结合自己多年的授课经验，在教学方面进行了一些探索，归纳出“四结合”教学法，即“知识性与趣味性相结合”“单一讲授与比较讲授相结合”“史论讲授与技法讲授相结合”“课堂讲授与观摩活动相结合”。目的是唤起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促进外国美术史教学改革与发展，使外国美术史充分发挥其在美术教育中的作用。

一、知识性与趣味性相结合

美术专业的学生对理论课普遍存在抵触心理，而且传统意义上的理论课成了枯燥的代名词，很多学生认识不到理论课的价值和重要性，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和热情变得相当重要。兴趣是学习的前提与动力，卢梭在《爱弥尔》中也曾谈到这点：“问题不在于教他各种学问，而在于培养他有爱好学问的兴趣，而且在这种兴趣充分增长起来的时候，教他以研究学问的方法。” ①外国美术史不同于中国美术史，它几乎涵盖除中国之外的世界各国的美术，除了需要重点讲授的西方美术以外，亚洲、非洲、大洋洲、美洲等都有所涉猎，以适应全球美术史观的教学要求。外国美术史内容多、材料杂，学习与记忆难度较大，如果美术史教学只是以史为主、照本宣科，将讲授仅仅局限在艺术流派、艺术家及其作品的鉴赏上，课堂教学未免内容浅显、枯燥乏味，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也会大大降低。为了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效率，笔者认为在授课过程中增加趣味性是非常有必要的。如适当讲解艺术家的生平及趣闻轶事等，既能活跃课堂气氛，又能加强记忆。再者，在授课过程中可以补充一些文化史的知识，其中包括神话、宗教、历史、风俗等大量的文化资源。例如，在讲古希腊罗马美术的时候加一点希腊罗马神话故事；讲欧洲中世纪美术的时候可以补充一些基督教文化知识，等等。将美术史与文化史结合起来，不仅能使授课生动有趣，还能扩充学生的知识面，在愉悦中提升学生的人文修养。另外，充分运用多媒体教学手段，平时注意搜集一些影像资料作为教学辅助，如《埃及秘辛》《特洛伊》《角斗士》《迷恋莫奈》《梵高和提奥》等都是很好的辅助资料，不妨截取一些片段在课堂上播放。当然，美术史教学不能只停留在激发学生兴趣的层面，鼓励学生进行有现实意义的对人文精神价值的探索也是教学的重要一环。

二、单一讲授与比较讲授相结合

如果在某些部分采用比较法会使讲授内容更加鲜活。最典型的例子是上世纪30年代德国艺术史家沃尔夫林在柏林大学举办艺术史讲座时，同时用两部幻灯机给学生演示不同时代的艺术作品，然后讨论它们在风格上的相似与差异。他的演讲生动活泼，引人入胜，吸引了大量的听众。②灵活运用比较讲授法有利于知识的贯通和跨文化视野的拓展。比较包括“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纵向比较是指将某个国家或民族不同历史时期的代表性作品放在一起分析，就会清晰地看到一个艺术家或一种风格流派不同时期的变化，同时也会感受到一种内在情愫的发展脉络；横向比较是指将不同作者、不同民族的作品放在一起，通过分析对照彰显各自的艺术特点，加强学生的领悟力。在外国美术史中，处处存在着可比性，如古希腊雕刻与古罗马雕刻的比较，日本浮世绘与梵高绘画的比较，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三大宗教艺术的比较，现代派雕塑与原始雕塑的比较，等等。例如，外国美术史上的《大卫》雕像不止一尊，多纳泰罗、米开朗琪罗、贝尼尼的作品各具代表性，如果把他们三人的《大卫》雕像同时展示给学生，就会清晰地显示出各自的特色。《最后的晚餐》也一样，虽然题材相同，但由于画家的画面处理方法不同，就会产生不同的视觉感受。

三、史论讲授与技法讲授相结合

外国美术史涉及的知识面很广，人文、历史、美学、哲学等都会牵涉，仅仅一本教材是不够的，这就使得这门课具有较强的理论性与知识性。但是，教学对象不是搞理论研究的，而是从事美术创作的，如何使课堂讲授既深入浅出又能与他们的专业实践结合起来才是行之有效的。理论是从实践中总结概括而来，应起到指导实践的作用。讲授者不妨在欣赏作品的时候增加些技法分析。例如，在讲西方油画时，如果对一些优秀画作的构图、色彩、画面处理等方面多加分析，这样不仅会和学生的专业学习结合起来，还有助于其创作能力的培养和提高，使史论与实践教学相辅相成。学生没有直接感受体会美术作品的条件，所以只能借助于图像，教师在制作PPT文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图片质量，力求选择接近原作的高质量图片，不妨在印刷精良的画册上翻拍，因为在无法看到原作的情况下，拙劣的图片会产生误导。再者，结合当代艺术作品分析一些优秀艺术家的创作观念，会使学生的视野更加开阔，创作思维更加通达。

四、课堂讲授与观摩活动相结合

在旧有的教学模式下，外国美术史课程教学都是在课堂上，课堂讲授的优点是可以浓缩庞杂的教学内容，便于整合、比较和归纳，不足是学生缺乏亲临艺术品和艺术遗迹的现场感，感性经验缺失，细节也不易观赏，材料、肌理等触觉感受更无从谈起。笔者以为，开课期间可安排一至两次观摩活动，并让学生写出观摩体会。但是，外国美术史的学习毕竟有地域方面的局限性，国内几家博物馆的收藏也有限。尽管如此，教师还是应当克服困难，尽量为学生提供观摩原作的信息和机会，使他们走出课堂，近距离观赏实物。例如，可以组织学生就近参观教堂、清真寺，或参观国外来华艺术展等，面对实物分析讲解能够使学生切身感受外国美术的魅力，这样既能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又能使他们获得充分的感性经验。

总之，教学方法运用得当与否直接关系到教学的成效。巴班斯基说过：“有目的地选择每一课题的主要教学方法，所选择的教学方法要能很好地完成相应的教学和教育任务。”现代教育给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必须不断提高教学水平，总结教学经验，不断研究切实可行的教学方法。笔者相信，只要努力探索教学新思路，改革旧模式，外国美术史教学就一定能从单一的教学方法中辟出新径，使课堂教学渐入佳境。

注释：

①卢梭.爱弥尔[M].李平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233.

美术史总结范文第2篇

关键词唐 宋 官方美术教育

中图分类号：J20 文献标识码：A

Try to Analyse the Basic Features of Official Art Education

During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FENG Qian

(Zhengzhou Jiaotong University, Zhengzhou, He'nan 450062)

AbstractDuring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the politics is stability, economic prosperity and culture prosperity, the development of Art trend to be specialized, the various techniques are becoming more perfect, kinds of artistic history and argues succession, and a large numbers of famous artwork emerges and spread in the world, meanwhile, the official Art education also appeares an unprecedented flourishing situation, especially for the Song Dynasty's official art education, it is the peak in our Art education history.

Key wordsTang Dynasty; Song Dynasty; official art education

1 社会文化繁荣，艺术活动兴盛，统治阶级热衷于艺术活动和收藏，重视美术教育

唐代结束了自魏晋以来数百年的动荡时代，消灭割据，实现统一，击败突厥，摒除外患。政治稳定，文化繁荣，使民族自信达到空前的高度。有这样的底气支持，唐代的统治者大都精力旺盛，热衷艺术。据画史记载，唐代有多位皇帝、宗亲能书善画，李思讯、李昭道便是其中的翘楚。统治者不但热衷艺术，而且热衷对美术典藏和艺术作品的收藏，民间广为流传的唐太宗、萧翼赚兰亭的故事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与唐相比，宋代武功多有不及，文治却有过之。宋代统治者讲究“崇文抑武”，文人地位空前高涨。因此宋代虽然未实现真正的统一，但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却远胜前朝；各种绘画全面繁荣，民间画工、皇家花园、文人画三足鼎立，互相竞争，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在美术教育上，完备画院制度，加强官方美术教育。宋徽宗是史上有名的书画皇帝，他利用皇帝之便，广收天下名藏。《宣和画谱》详细记载了当时宫廷收藏绘画作品的情况，全书共20卷，共收录魏晋至北宋末画家231人，作品6396件，按画科分为道释、人物、龙鱼等十门。其收藏热情可见一二。

2 官方成立专门的美术教育专门机构，美术教育人员的地位有所提高

唐承隋制，以科举考试为准绳，学校愈加完善。除由国子监统辖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外，又设弘文馆、崇文馆、医学馆，设置教习。按照门类，在中央各相应机构设立直官，形成了其独特的书、画、百工直官教育机制。

其一，直官主要由文化、科学、艺术等技术诸领域中的高级专业人才担任，包括史志、翻译、书法、绘画、音乐、医药、建筑、天文历算等方面专家。其中与美术相关者，有书直、图画直（又称丹青直）、拓书直，及少府监直官、将作监直官。

其二，直官本身无品。充直者原来即有官品，则称有品直，充直者原来无官品，则称无品直或百司杂直。任无品直经年而有功者，可获散品而有资格转入流内，从而为身怀技艺者由伎匠晋升入流获散提供了机会。由此看来，直官制有利于美术等技艺教育的促进。

唐初设有翰林院，置翰林待诏一职。除直官制度以外，唐代晚期也诏善画者为翰林待诏，补充官方的美术教育。在此基础上，后蜀后主孟昶创立翰林画院，建立制度明确的画院，经过不断发展，在两宋时期臻于完善，更在徽宗时期达到顶峰。此时的画院画家，经过努力，可以出官入仕，其地位与以往匠人不可同日而语。宋徽宗更于翰林图画院之外别开“画学”，设馆招生，将其纳入国子监学校教育系统，设有完善的教学制度。这样就是将绘画列入了国家科举制，民间画家可以通过考核，进入画学学习培养，进而入仕，这大大提高了画家的社会地位，也培养了许多出色的名家，整体提高了画家的业务能力和文化修养。可以说，“画学”是我国古代美术教育史上惟一的国立专门绘画学校。

3 注重美术教育的制度和方法

唐代官方的美术教育崇尚法度，这点在书法上体现尤深。唐代书法教育专尚法度规矩，尤重楷法。对行书、楷书笔法和结体的研究总结，成为唐代书法教育理论的主要内容。笔法方面，由智永而张旭，在卫夫人《笔阵图》“七条”的基础上，总结出侧（点）、勒（横）、努（竖）、（钩）、策（提）、掠（长撇）、啄（短撇）、磔（捺）所谓“永字八法”。结体方面，由于楷书笔划、字形的相对明确而尤为唐人所重视，如欧阳询归纳的排迭、避就、顶戴、穿插、向背等“三十六法”，颜真卿《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的“均谓间”、“密谓际”、“补谓不足”、“损谓有余”、“巧谓布置”、“称谓大小”，都是关于结体法度的总结。由此，形成了唐代书法艺术理论，同时也是书法教育理论的主要内容。绘画方面讲究“外师造化”，提倡写生，讲究工丽。与在魏晋“传神论”的美术理论相比，隋唐画家更重视以写真或写生为形式，禀承“仰观天象、俯察地理”的文化传统，进一步在新题材的开拓和山水画大发展的过程中，通过绘画艺术语言的精研锤炼，归纳出了“外师造化”的观念。展子虔、杨契丹、阎立本、、李思训、李昭道、曹霸、陈闳、韩帧⑽獾雷印⒄泡妗⑼跷、周P、韩辍⒋麽浴⒄怒b等人，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画家，也是外师造化这一理论观念的切实实践者。

同唐代相比，宋代的官方美术教育更加系统化，专业化，而且富于竞争机制。神宗时期，画院在用人方便，不再采取论资排辈的方式，而是要求以艺业高低依次使用，大大促进了绘画的发展。徽宗时期，画学学生一方面要接受严格的专业训练，不断提高业务能力；另一方面，要经过儒家经典的学习，提高自身学识。并且制定严格的专业考量标准。见《宋史》选举志所云：“画学之业，（中略）考画之等，以不仿前人，而物之情态形色俱若自然，笔韵高简为工”。这一标准十分简明扼要，体现了非常高的绘画艺术要求。“不仿前人，而物之情态形色俱若自然”，反映出唐代以来“外师造化”的绘画教育思想在宋代有了更加明确的内涵。“笔韵高简”，既是关于绘画艺术语言的要求，更是绘画艺术文化品格的要求。“高简”二字，表白了宋代绘画艺术与唐代“工丽”画风完全不同的品格，以此作为考量画学生员绘画艺术等第的标准这些训练提高了学生技艺，也提高了学生的艺术品味和文化素质。培养出大批出色的绘画人才。

4 注重画史、画论的总结和研究

唐宋时期是我国古代美术的鼎盛时期，孕育出大量的优秀艺术家，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的艺术佳作，也积累出丰厚的理论见解和技术经验。在官方的支持下，唐宋时期出现大量的画史、画论，将前人和今人的理论和经验进行总结。唐代的画史画论，归纳为史、论、法三项。除了专著之外， 大量的画史画论还出现在文人的诗文之中，纵观流传至今的唐代诗文，论述绘画的文字比比皆是，这大概是唐代画史画论总结研究的一大亮点吧。五代、宋的画史画论内容丰富，涉及面广，论述问题进一步深入。大致上分为通史类、品评类、画法类、地方画史类、札记类。这些画史画论专著保留了大量的资料和信息，为官方美术教育提供了大量的信息参考和理论借鉴，有力地推动了美术教育的进步和发展。

参考文献

[1]李福顺.中国美术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美术史总结范文第3篇

著名学者，山东师范大学、山东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安作璋先生，以及其率领的学术团队，二十年如一日，经过卓绝努力，终即于二o一二年六月，撰竣了一部洋洋上百万余言的巨著——《中华杂技艺术通史》，并已由南海出版公司正式出版面世。令人欣幸、令人感佩！

杂技是全国各族人民喜闻乐见的一种艺术形式，是中华民族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瑰宝。我国的杂技，作为一种既古老又年轻，且又生机勃勃的民族艺术样式，在数千年的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它不但造就了“耍弄技”、“顶技”、“橦技”、“投掷技”、“力技”和“口技”等等诸多的艺术品种形式，造就了难以计数的杂技艺术名家、杂技艺术作品，同时更锻造出了其自身的独特艺术个性——一种“以人体的健美有力的形体动作、特定灵敏的口、手、神情、高难和惊险的技巧为主要表现手段，塑造艺术形象，以此并从而表本文由http://收集整理达艺术家审美感受和审美意愿的艺术形式”。

《中华杂技艺术通史》，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全国艺术科学规划课题”和“‘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并“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它的特点和特色多多，而其中较显著的，我以为有着如下几点：

一、注重理论导引，讲究科学方法

所谓理论导引，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而所谓科学的方法，是以“科学的历史学”的方法进行撰写。更具体地讲，《中华杂技艺术通史》是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以“科学的历史学”的专业化的方法撰著而成。恰恰正是由于如此，《中华杂技艺术通史》也彰显出了诸多的优长。

优长之一，从纵向上说，该著不仅以通史的架构为基干、为主线，并以此为基点展开布局、结构框架，不仅使全作主体突出、主干分明，也使其整体体例更加严谨、完整。而著作内在组织、结构的正确、合理，则显然极有利于著作内容的表达、反映。因此该著便以翔实的史料，老道而精当的笔触，考察、分析、论证和阐述了中国杂技艺术，由上古至先秦、至秦汉、至隋唐五代、宋元明清、以及近、现代的历史发展轨迹。除此之外，全作脉胳清晰，背景清楚，史实诚笃、准确，确实是一部充满着严格科学精神的中国杂技艺术信史。

优长之二，从横向上说，全著对我国杂技在每个历史阶段内的发展状况的考察与论述，都将其放在了那个时代广阔的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与之相关的姊妹艺术门类的背景与环境中去加以考察，放在了那个时代的艺术氛围和环境之中来加以论述，就此强化了其客观性、时代性、确切性和浓重的历史现实感。以第四编“宋辽金元时期的杂技”为例，第一章“宋代的杂技”的第一节，即通过“经济的发展与杂技的繁荣”、“市民文艺的兴起与杂技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与杂技艺术水平的提高”、“‘瓦舍’、‘勾栏’的兴起与杂技的繁荣”、“‘社火’的出现与杂技的发展”、“统治阶级的导向与杂技的发展”等六个方面，分析、总结了宋代杂技繁荣昌盛的原因。

优长之三，从整体上说，全著对我国杂技艺术史的阐述和论述，其出发点和落脚处全部放在从最基本史实出发的基点上。以第一编第二章“春秋战国时期杂技的发展”为例，就是从那个时代的“耍弄技”、“顶技”、“橦技”、“投掷技”、“力技”、“口技”、“角抵”、“俳优”、“幻术”、“斗鸡走狗”、“射雉弹鸟”、“秋千长跷”和“击剑”等十余项杂技艺术形式或技艺出发，加以阐释和论述的。因此全作的整体论述既是历史的、诚笃的，也是真切的、实际的和可信的。

二、该著是一部颇具中国审美气派的《中华杂技艺术通史》

中国的杂技艺术，种类繁多，包括“蹬技”、“手技”、“顶技”、“踩技”、“车技”、“爬竿”、“走索”等等。从广义上讲，还包括

着“口技”、“魔术”、“驯兽”和“滑稽表演”等。不同种类的杂技，有着自身的技艺特点及其独到的审美个性。而对其总体的审美特征，可以大致上概括为：“险、难、奇、巧、壮、柔、谐”之美。“险”美，如“走索”（走钢丝）之美。像架在高空的钢丝上，走索者表演的“钢丝定车”、“钢丝上飞行”以及“滑稽走钢丝”之美；像“顶技”中的“顶竿”之美，如唐代石火胡的顶百尺长竿之美。 “难”美，像“上刀山”、“走火海”、“穿火圈”的“难”美；以及像“马术”中的“八步赶骣”、“镫里藏身”、“马上倒立”、“飞马骑射”、“一人跨双马”之“难”美等等。“奇”美，像“古彩戏法”、“魔术”中的“奇”幻之美。“巧”美，像“耍坛子”、“耍流星”、“耍叉”、“空中飞人”、“蹬伞”、“蹬缸”、“蹬大车轮”、“蹬人”、“翻九九台”（用桌案叠置造型表演的一种高空技巧）等等技“巧”之美。“壮”美，像“拉硬弓”、“耍春秋大刀”、“耍中幡”、“霸王举鼎”、“大武术”、小武术”的雄“壮”之美。“柔”美，像“柔术”（“叼花”、“软骨绝技”、“童子倒顶托塔”、“顶坠子碗”、“顶散碗”、“顶宝塔碗”、“顶盆景”等等）的“柔”美，以及“软腰与顶功”（软腰功的表演主要有“元宝顶”、“回龙顶”、“卧桥顶”、“叼手娟”、“倒喝水”、“左右叼钱”等），“柔”美，是一种“柔术”的“柔”和之美，或者说是一种展现腰、腿柔软功夫和倒立、顶力等等技巧的“软柔”之美。“谐”美，即谐谑、滑稽、招笑之“美”，或称为“滑稽逗笑”之美。如“侏儒巨人，戏谑为耦”（汉代一种类于后世“对口相声”的滑稽逗笑形式）、“猴戏”（即通过耍猴逗笑的技艺）、“口技”（“学乡谈”，即通过学各地方语、土语或乡音等，引出笑声的技艺）、“小丑”（杂技艺术中作滑稽表演招笑的演员）。

多种多样的杂技艺术之美，作为杂技的艺术精神和艺术魂魄，深深蕴涵于杂技艺术的形式、内容和多彩多姿的各类杂技技艺之中。而作为杂技艺术通史，则以史中寓论的方式，对之进行了言简意赅和要言不烦的叙述、表现或揭示。也恰恰如是，因而撰写、锻造出了一部图文并茂的杂技艺术信史，同时又进一步将其撰著、打造成了一部颇具中国审美气派的《中华杂技艺术通史》。

三、立史明鉴，着眼未来

美术史总结范文第4篇

关键词：艺术观；真理；本源；形式

中图分类号：J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23）05-0085-01

一、艺术本质理论的来源

（一）视觉艺术理论的文化渊源

艺术与文化的发展是统一的，艺术是文化的重要内涵与组成部分，而文化是艺术的渊源与内容。现代通过文化来批评艺术和通过艺术来批评文化成为艺术与文化共同发展的重要表现形式。艺术是民族文化底蕴的反映物，民族的文化又总是为它的艺术所反映出来。

艺术在人类文化中的地位，表现在艺术参与和推动，并体现和反映着人类文化的变化与发展，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而艺术一种文化现象，大多为满足主观与情感的需求，亦文是日常生活进行娱乐的特殊方式。

（二）视觉艺术理论的历史渊源

由于研究者的阶级立场、知识背景、操作手段乃至心情的不同，同样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可以在不同的研究者那里获得不同的结果。我们经常会看到或听到某些自以为是的历史学家对另一些历史学家说：我不同意你的看法。在艺术家和历史学家那里可能塑造出不同乃至相反的形象，这一事实不仅证明了历史学的艺术性，而且强化了研究者的阶级立场、知识背景、审美情趣乃至心情对历史学研究的深刻影响。

二、海德格尔的艺术观

海德格尔关于艺术本源的论述，主要集中在他的《艺术作品的本源》一文。海德格尔认为所谓艺术本源是指使艺术成其为艺术以及如何成其为艺术的东西，即通常所表述的艺的本质。在海德格尔看来，艺术只能在艺术作品中成其本质，也就是说只能通过艺术作品去追问艺术的本质。西方美学和哲学追寻艺术本质的方法有两类，一类从艺术作品特性入手；一类从概念中演绎，但是两类方法都不能真实的反映出艺术本质。他的艺术本质论打开了我们通向艺术本体论的大门。

《艺术作品的本源》中，海德格尔在解决艺术木质的基础上已经提出了语言问题。他认为一切艺术本质上都是诗，并不等于说要把所有艺术都归为诗歌或者诗歌的变化体，实际上诗歌只不过是诗意创造的某种方式。诗具有捐赠、建基和开端的特性。所谓的艺术创造本质上是建基上的创造。作为真理之澄明的一种筹划方式，诗之所以可能，在于语言。但是诗歌作为语言艺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整个艺术领域中占有着重要的突出地位。语言不仅仅是种传达思想的工具，如果说没有语言的话，便没有任何的存在者的敞开性。

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他通过现象学的方法，分三步揭示了艺术的本质：一、艺术作品作为物；二、通过还原，艺术作品不是一般的物，而是工具、器物，找到其与一般器物、工具的区分；三，回到艺术作品本身，艺术品是真理的发生地，是世界与大地的抗争，这不同于康德的理性的发生。通过这种方法的分析，海德格尔总结了艺术的本质是，艺术展现真理。

三、形式之美

在这些思维活动之中，概括、精炼、抽象而又富于理性的形式语言就是人类在表述世界的过程中意义最为深远的创造，它不仅是科学家探索外部形态与内在规则的有力工具，也是艺术家抒发感情与精神的有效表达方式。在希腊美学中，就将形式看成是美的纯粹典型的体现，形式规则的运用表达了人们对于敏锐、精确的直感。形式语言在画面上表现出的分寸和比例最终将转化成美，使丰富多样的思想感情统一在精炼抽象的形式美之中。因此用探究形式的方法来探索视觉艺术的美是一种有效的途径。

四、总结

美术史总结范文第5篇

“十一五”期间，美术学与设计艺术学研究领域的发展变化较大，随着高等美术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研究生教育日益普及，高等院校逐步向研究性大学转换，高校教师的研究性成果成倍增长，研究机构纷纷成立，课题申报数飞速上涨，立项数不断上升①，但高品质的学术成果却并不多见，反而在总量扩大的情况下，质的相对比率反而下降。这种情况在“十五”期间已经出现，国家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如控制博士生的招生规模，对学术期刊进行学术评估，对核心期刊进行动态评估，加强对课题项目后期资助的审核及资助力度，出台各种对优秀著作及科研成果的奖励措施，各家出版社对优秀科研成果也在每年的出版计划中留有一定的比例，但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不良的学术风气依然存在，量与质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 全国美术学与设计艺术学学科研究的整体态势是个体性的研究增加而集体性的研究减少，专门领域内的研究向纵深发展，个案研究比较多，边缘性研究比较多，地域性美术研究亦逐渐增多，一些新兴学科的概论性著作也逐渐增加。整体上说明了学科研究领域的面在不断扩大，基础研究也在不断深入，处于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这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是国家项目的推动及省(市)、部门各级项目的立项与资助力度不断增强，大多数有研究前景的个人与集体项目都能获得各种不同的支持;二是研究生的学位论文成倍增加，尽管存在种种问题，但在总体上还是推动了学科研究的发展，因为其中的开题、评审、答辩等种种环节，在掌控论文的学术质量上还是发挥了作用，还有一些学生在认真地钻研学问。 与美术史论的传统学术研究相比，创作实践方面的研究更为活跃。美术市场空前繁荣，展览不断，当代艺术的浪潮一浪又一浪，画册、期刊及各种出版物让人目不暇接，对现状的研究也随之展开，美术批评理论也随着批评实践活动而有所发展，推动了各种创作理念;尤其是设计艺术理论研究，虽然还处于初创时期，亦初具规模，这与设计艺术教育的普及有关，与学科的基本教育规模与实践性有关，其研究成果大多还体现在教材与基础理论问题上。 现依据“十一五”期间美术与设计艺术学科研究的主要情况与基本特点，分述如下。 一、基础理论研究 “十一五”期间的美术基础理论比较薄弱。与“十五”期间相比，在研究范围上无突破，在数量上基本持平，基本上一年出版一本，还是以高等院校教材或辅助教材为主，如“美术概论”一类，有邓福星的《美术概论》(2009年版)、赵一丹的《美术概论》(2008年版)、陈美渝的《美术概论》(2007年版)及高国良的《影视美术概论》(2008年版)、肖清风的《设计艺术概论》(2007年版)、朱彧主编的《设计艺术概论》(2006年版)，其特点是强调了个体性的研究，突出一家之言，走出了集体编著的大一统模式，展开了多元论述。在门类美术的基本理论研究方面，近十年来还是局限在影视美术，未见其他门类美术的著述。 在博士论文方面，则有些专题性的理论研究，如王云亮的《话语的转型:以宗白华的中国画理论为解析案例》(2008年版)，就在探讨20世纪中国美术理论话语的现代问题。 在“十一五”国家课题立项中，基础理论方面的选题比例也小，占美术类课题总量约17%，其中包括对西方艺术理论的研究，设计艺术理论、批评理论及各项专题理论研究，未见原理论研究，而且有些选题重复立项。 与美术基本理论研究现状相比，设计艺术理论的研究成果略为突出，且作者队伍也趋向年轻化，其成果形式还是以教材为主。如余强主编了一套设计艺术基础理论丛书(2006年版)，以及邵宏编著的《设计学概论》(2009年修订版)、胡守海的《设计概论》(2006年版)、张焘的《室内设计原理》(2007年版)、焦健等主编的《空间设计原理》(2007年版)、清华大学课题组编的《设计艺术的环境生态学》(2007年版，“十五”规划题)、何灿群主编的《人体工学与艺术设计》(2007年版)、陆小彪等的《设计思维》(2006年版)等等。专题性研究则有桂宇辉的博士论文《包豪斯与中国设计艺术的关系研究》(2009年版)，以及熊嫕的博士学位论文《器以藏礼:中国设计制度研究》(2007年)。 二、美术史研究 “十一五”期间的美术史研究依然是重头戏，成果数量不少，但值得称道的却不多。其间以教材为多，特别是中外美术通史写作，虽然看似以个人撰著为主，体现研究主体的学术立场及其观点，实际上还是取通用的体例及通常的史学观，无甚建树。五年间，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美术史出版有13本，外国(西方)美术史出版也有13本，基本上都属于简编。② 其中，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工艺美术史就出版6部，有5部是个人专著。应该说，这与“十一五”期间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大力展开有关，与设计艺术学科的兴起与普及有关，与文化研究及新美术史学观的兴起也有关系。外国美术史写作中比较值得关注的是陈平的《西方美术史学史》(2008年版)，特别是他又主编了一套“美术史里程碑”丛书，包括《罗马艺术》、《作为精神史的美术史》及《罗马晚期的工艺美术》。 美术史的研究方法是这一时期倍受关注的问题。 图像学、艺术形态学、艺术社会学及艺术心理学等研究方法，甚至包括政治学、经济学、意识形态研究、比较研究等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也不断地渗入中国美术史学界，挑战传统的历史文献学及风格样式研究。 其间，较有影响的是美籍华人学者巫鸿的著作被介绍到大陆，如《礼仪中的美术》(2005年版)与《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中的思想性》(2006年版)。2007年4月，首届高等艺术院校美术史学教育年会在中央美术学院召开，会议主要着眼于青年一代的美术史学者，而来自各艺术院校及科研机构的青年学者所提交的论文，引起与会者的极大兴趣。两天会议不时掀起讨论的热点，如华南师范大学颜勇的论文《西学语境中的传统画论:以“墨分五色”的二三种现代诠释为例》，又如中央民族大学吴雪杉的论文《清初“四僧”与历史书写———民国时期美术史的一个考察》，还有中央美术学院张鹏有关寺观庙堂绘画、雕塑的研究，都具有各自不同的角度及独到之处。2008年4月第二届年会在四川美术学院召开，其研讨的主题是“美术的地缘性”，并设六个分论题，即(1)差异与融合;美术考古的视角;(2)地域性母题的图像呈现;(3)美术及其理论中的地方观念;(4)地缘性与风格流派;(5)文化地域性的价值限度;(6)地缘性理论的回顾和反思。显然，年会的学术议题已转向有关方法论的专题研究，“研究视角”比“学术立场”更受人关注。#p#分页标题#e# 2009年10月第三届美术史学教育年会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召开，主题是“边界与范式”，曹意强与潘耀昌均关注到越界问题，即在全球化视野下的“世界艺术研究”;而在“中国古代美术研究新视野”的专场讨论中，郑岩、张鹏等人所提交的论文依然注重图像分析，注意讨论具体的问题，由此及彼，由小见大。这样的研究方法正被越来越多的青年学者所接受。 中国美术史专题研究的主要成果来自于之前的一些研究项目。如属于“十五”国家重点项目之一的“中国道教美术史”(2003年立项)，其课题成果之一《论〈八十七神仙卷〉与〈朝元仙仗图〉之原位》(李淞著)获首届中国美术奖理论评论奖(2009年)，与其同时获奖的还有李超的《中国早期油画史》(2001年立项的国家年度课题)及裔萼的专著《二十世纪中国人物画史》(2001年立项的文化部青年项目)。 中国近现代美术研究在“十一五”期间依然是一热点③。已出版的专著有吕澎的《20世纪中国艺术史》(2006年版)、张晓凌主编的《中国现代美术史文献集》第一辑(2007年版)、陈瑞林的《中国现代美术史教程》(2009年版);再版的有阮荣春的《中国近现代美术史》(原名为“中华民国美术史”，2005年版)、潘耀昌的《中国近现代美术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潘公凯负责的“中国现代美术之路”的课题组(北京市教委共建项目)于2006年相继在香港、上海组织召开学术研讨会，会议邀请海内外学者就20世纪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问题展开讨论。张晓凌负责的“中国现代美术史”课题组(“十五”国家重点)也相继在北京、杭州组织召开编委会，其项目将在2023年下半年结题。郑工的《民国时期美术思潮》(2001年文化部项目，原题为“20世纪中国美术大论辩”)已于2006年结题(将在2023年出版)。而在博士学位论文选题方面，数量更多，出版的也不少。 如顾丞峰的《现代化与中国百年美术》(2007年版)、薛娟《中国近现代设计艺术史论》(2009年版)、马琳的《周湘与上海早期美术教育》(2007年版)、华天雪的《徐悲鸿的中国画改良》(2007年版)等等。相比“十五”期间，研究范围扩大了，研究深度也加强了，其特点是以现代化理论为核心，注重社会文化的整体转型，同时也在进一步整理资料，敞开学术视野，消除偏见。 中国书法史论研究在“十一五”期异军突起。说“异军”则是因为在20世纪书法渐次游离出了中国美术圈，而在21世纪，在学科整合的过程中开始有所沟通，学科建设迅速发展，“十一五”期间推出了一批成果。如丛文俊等人合著的《中国书法史》丛书(2007年版)，欧阳中石主编的《中国书法艺术》(2007年版);专题研究成果可见之南方出版社的“书法研究博士文库”(第1辑，2009年版)，王元军的博士后出站报告《汉代书刻文化研究》(2007年版)，获第三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理论奖一等奖。 三、区域美术(含民族美术)研究 “十一五”期间区域美术研究比较活跃，正因为这一时期通史性的写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而地域性的美术研究又受到地方政府及有关文化教育单位的重视，作为地方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或有地方特色的研究项目进行扶持。区域美术研究的特点，一是文化中心区域，二是文化边缘区域。如北京的地区性美术研究就有两项成果，即邵大箴、李松主编的《20世纪北京绘画史》(2007年版)与李福顺主编的《北京美术史》(2008年版，北京市“十一五”社科规划项目)。前者聚集了国内颇有建树的美术史论家，如李树声、薛永年、水天中、单国强等人;后者主要是一批青年学者。二者体例不同，水平各异。相比“十五”期间出版的《上海美术志》(2004年版)和《20世纪上海美术年表》(2005年版)，在研究思路及具体做法上已不相同。澳门文化局近年也资助一批有关澳门美术与设计方面的研究项目，已结题并待出版的成果有胡光华的《澳门绘画史》、刘佳的《澳门设计艺术》。 由澳门基金会编辑出版一套《澳门史新编》(2008年版)，收录了莫小也的《澳门早期美术史:远古至1850年》与郑工的《澳门美术史的分期与分类》。莫小也的研究课题“澳门美术史”(2003年立项的国家年度题)也基本完稿。 相关的研究成果还有李伟卿主编的《云南民族美术史》(2006年版)、张亚莎的《美术史》(2006年版)、范晓杰等人合著的《山西美术史》(2009年版)、朱琦的《香港美术史》(2007年版)、徐文琴的《台湾美术史》(2007年版)。还有一些民族美术史的研究课题在“十一五”期间陆续立项，如彭林绪的《土家族工艺美术史》(2007年度)、张景明的《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造型艺术与文化表意》(2007年度)、李青的《丝绸之路与西北民族美术史研究》(2007年度)、李宏复的《中国少数民族刺绣工艺文化研究》(2008年度)及姜钟浩的《中国朝鲜族百年美术发展历程与特性研究》(2009年度)。 区域研究的性质应属于文化研究，或者说是有关地方知识及在特定空间区域内文化关系的总体叙述，故在文化边界、共时性关系、差异性论述等问题上容易形成关注的焦点。只是目前美术学界对文化研究的方法及意义认识还不明确，故在写作时容易出现视野不清。其中最大的认识误区，就是将区域美术研究作为局部范围内的一般美术史写作，即被缩小了空间范围的通史性写作。实际上，这是两种不同类型的研究，其目的不一，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都不一样，要解决的问题更不相同。这一问题在2023年4月的“中国地域性美术史研究暨《北京美术史》学术研讨会”上已被提出，但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四、边缘性的文化研究 边缘性的文化研究主要指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 “十一五”期间，美术学及设计艺术学处于学科的基本建设阶段，新的边缘类型学科出现不多，其队伍基本是由民间美术、工艺美术及设计艺术等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构成，理论基础较为薄弱。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兴起后，带动了民间美术与民间工艺美术的文化研究热潮，但真正理论上的带动却是文化人类学及民俗学。如乔晓光的《本土精神: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间美术研究文集》(2008年版)、吴志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新视野下的福建民间美术》(2008年版)、沈泓的《节庆狂欢:民间美术中的节俗文化》(2009年版)等。还有一些研究课题在“十一五”期间陆续立项，绝大部分都属于调查报告④，其立项在美术及设计艺术类中每年的比例数高低不等，如2007年有五项(其中两项为国家重点)，2008年有四项，2009年有六项(其中两项为国家重点)，分别为当年美术及设计艺术类总立项数(含文化部项目)的19%、10%、17%(不含工艺史研究)，但重点题所占比例很大，2007年为50%，而2009年则为100%。#p#分页标题#e# ⑤随着2007年当代艺术市场的火爆，艺术市场学也为人们所关注。有些学者开始研究艺术市场的运作规律，涉及种种与艺术品交易有关的经济现象，思考其中的理论问题，并涉及当代艺术的存在意义及其评价体系，重新判定艺术与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重新判定艺术与经济社会之间的关系，重新面对艺术的公共性，面对在新的城市天空中艺术的存在方式及交流方式。艺术社会学的内容必须置换，重新书写，其研究方式也不是传统的历史学所能胜任的。应该说，这方面的研究正处于开始阶段，研究成果多是调研报告，以及建立在宏观基础上的分析判断。中国艺术市场的不规范，许多统计数字不可靠，资料来源也很复杂，给深入而客观的研究带来很大困难。有些学位论文涉及到艺术市场机制、艺术市场语境下的当代艺术发展问题，关于中国艺术市场史的研究也已起步。 2006年，中央美术学院成立了艺术市场分析研究中心，由赵力主持，并主编了一套《艺术财富》丛书，如《艺术财富》(一)(2006年版)、《艺术财富:全球艺术市场新格局》(2007年版)、《艺术财富:全球化与中国艺术市场》(2008年版)、《艺术财富:金融危机下的艺术市场》(2009年版);同时艺术市场分析研究中心还陆续出版了2006年至2023年的中国艺术品市场的研究报告。自2009年起，国家文化部艺术市场研究中心也连续了2008年与2009年的《中国艺术品市场年度研究报告》。2023年4月，由北京市中关村科技园区雍和园管理委员会、艺术北京当代艺术博览会主办了“2023艺术经济论坛———后金融危机时代的艺术市场与艺术收藏”，其议题有宏观经济背景与目前艺术市场、中国经济发展和艺术市场复苏、亚洲当代艺术市场是否能够走出危机以及亚洲艺术市场的前景。 五、创作理论与实践研究 美术创作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历来是美术学研究最为薄弱的环节。大多数著述都停留在基础性技法理论教材的编撰，也有结合自身的艺术创作实践总结一些经验，提出一些看法，有的也试图建构一个系统的创作理论框架，实现自己的艺术主张。 与原理论研究不同，创作理论的研究正在于实践性及可操作性，其中技术性的成分比重较大，或者说，其解决的主要就是技术理论问题。特别是在新媒介、新材料不断出现的当代社会，艺术的创新性不断为人所重视，而创作理论与实践研究却有所不足。研究比较活跃的应属设计艺术学科，如新媒体艺术、图形创意研究、传统文化元素在现代设计中运用等，论文数量较多，也有一定的见地，而那些传统的绘画与雕塑领域，创新性研究不多。但在“十一五”期间立项的一些国家课题，有望在这一方面取得发展。如2007年度的“中国画写意传统中的世界性研究”(国家重点)、“中西绘画图式与时空观念比较”(国家一般);2008年度的“书法创作理论研究”(文化部项目);2009年度的“当代中国水墨语言体系研究”(国家一般)、“中国北派山水画的自然形态与笔墨形态研究”(国家一般)、“基于工作过程的服装设计理论与方法论研究”(国家一般)、“数字传媒设计中中国元素的融入及其应用研究”(国家一般)等。 六、问题及反思 问题一: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选题规划上最突出的问题是美术学与设计艺术学依然混合在一起，既不利于设计艺术学的项目规划与立项，也在挤压美术学的项目资源。在国家学科分类目录上，美术学与设计艺术学都是二级学科;同样，在国家学科分类及代码表上，美术与工艺美术、书法也是并置的。 因为多项学科均囊括在“美术学”内，造成每年“美术学”类的项目申报数居高不下，从而引起项目资源配置上的问题，导致“美术学”类的申报项目被大量削减，影响了学科的健康发展。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一些新兴学科的研究出现不少学术泡沫，与规划项目扶持不当也有关系。我们往往看到社会的需求，却没有注意到项目承担者的实际学术水平与科研能力。 问题二:学术创新最重要的就是要有独到的见解，这一点在集体编撰的项目中最容易被中和，最终使研究成果流于平庸。这并不意味着否定集体的智慧，否定研究课题的集体行为，否认学科带头人的积极意义，而在于我们如何正确处理科研立项中学科的“体系化”建设与“课题性”研究的关系。所谓“体系化”建设，即指那些学科的系统性理论建构;而“课题性”研究，则是针对某一具体项目的深入研究。从目前的学科发展情况分析，恰恰需要的不是这些“通史”或“通论”，而更需要在某一课题上深入发掘研究，得出新的研究成果，拓宽研究领域。如果没有基础性的“课题”研究先行，那么，“通史”和“通论”只能停留在编撰的水平，不断重复地拼凑组合，在所谓的“框架结构”上做文章。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不需要学科的体系化建设，学科的体系化建设不能只停留在“通史”、“通论”上，而应该形成各自不同的理论派别，从基础理论开始，形成“一家之言”，才能构成“百家争鸣”的大局，促进学术繁荣。 现阶段我们更需要独辟蹊径式的研究，从而加强某一选题的研究力度，以点带面，拓宽研究的领域。 特别在传统的中国美术史学领域，鼓励那些最适合个体性研究的选题系列，形成几项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成果。如中国的宗教美术就是一个极有学术发展前景的研究领域，尚且不论四大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及敦煌莫高窟)美术，论敦煌学的影响及其在国际学术上的地位，就算那些零星散布在全国各地的佛、道美术作品，数量也极其庞大。中国古代美术遗品中，半数以上应与佛、道有关。这是其它国家和地区难以具备的文化遗产与学术资源。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一样，古代美术遗址及遗迹的保护与研究也迫在眉睫。过去，我们已经整理出版了大量的图录与图册，相关的文献资料也陆续加以整理，但深入细致的高品质论文却难得一见，相关的研究选题也很少。#p#分页标题#e# 另外，继续鼓励少数民族美术研究，以边缘性的文化研究排解单一性的主体叙述，建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新格局。同时，由少数民族美术及边远地区的美术研究拓展至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美术研究，提升区域美术研究的学术水平，既看到历史文化在不同区域间的交流与互动，也揭示美术在地区性政治生活与文化生活中的作用及意义。 问题三:美术基础理论研究贫弱。基础理论需要较长时间的学术准备，尤其需要由创作理论沉积一段时间后再行引发新的突破。目前，艺术创作空前活跃，艺术家的创作自由度也大，但却匮乏新的理论思考及相关艺术实验的研究报告。 我们不能说美术创作中没有学术问题。过去美术家总期待着理论家帮他们解决理论问题，而理论家往往又帮不了这个忙，因为那些理论问题都与创作实践密不可分。与其他的人文学者一样，美术创作者总为范式问题所困扰，而突破范式的束缚则被认为是天才的创造力的体现。但范式的成形及传播需要知识的帮助，一个成系统的新知识才能支撑艺术的新范式。当代艺术鼓励创新，也为新的艺术理论出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而这种理论又会支持新的艺术批评，促进艺术创作的实践，沟通艺术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审美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