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战争后欧洲国际秩序的重建

关键词：国际秩序、欧洲、维也纳体系、协调

一.背景

自1789法国大革命以后，欧洲以奥地利为代表的封建君主国和以英国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国家出于对革命和民族主义的恐惧，以及对法国势力扩张的担忧，前后组织了七次反法同盟。法国在前期和中期的战争中取得了胜利，捍卫了国家和民族的独立，但也渐渐地将自卫战争一步步转化为侵略和争霸战争，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法国通过与其他欧洲国家的战争、和谈、签订条约等一系列互动，改变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的均势格局。这一点有以下两点表现：1.除法国外欧洲国家之间的争斗暂时平息，共同建立军事联盟以抵抗法国，即七次反法联盟；2.法国势力独大，多次击败反法联盟，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如通过1805年的《普莱斯堡和约》彻底灭亡神圣罗马帝国并建立莱茵同盟作为自己与普奥间的缓冲带。这实际上已经打破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的国际秩序。

在之后的第六次和第七次反法同盟战争当中法国接连战败，最终拿破仑退位，欧洲各国再无共同的抗争目标，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隐藏的旧矛盾和关于如何处理法兰西第一帝国遗产的新矛盾一齐浮出水面，怎样建立一个新的稳定的国际秩序这一难题，摆在了英普奥俄等强国面前。

二．国际秩序

阎学通教授曾提到，对于“国际秩序”这一名词，不仅学术界争议纷纷，且各国政界对此认识也有分歧。例如以中美英为代表的国家在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上，多使用“国际秩序”这一词；而德国挪威等国则使用“世界秩序”来替代“国际秩序”。因此，在就本文主题进行进一步的讨论之前，有必要明确文章中“国际秩序”的具体内涵。

需要指出的是，国际秩序既不等于国际体系，也不等于国际格局。国际体系在肯尼思.沃尔兹的定义中包含以下三个要素：单元间实力分配、单元功能区分、单元排列原则。国际秩序首先是作为一种“秩序”存在，就像人们无法用交通秩序来指代交通体系一样。而且它无法反映国家实力分配这一变量，因此便与国际体系这一概念区分开来。而国际格局则指大国间相对稳定的实力对比关系和战略关系（盟友、非敌非友、敌人）所构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实力结构。

在将国际秩序与其他易于混淆的概念区分开后，就要给国际秩序下一个明确的定义。我们已经提到，国际秩序应作为一种秩序存在，而秩序一定是较为稳定、平和、有序的，以和混乱区分。形成国际秩序应该满足以下三个条件：1.世界或地区存在稳定的政治经济发展趋势；2.国家间存在除战争外化解矛盾的有效固定机制；3.国家间交往遵守一定的原则。以当代中东地区和欧洲为例，欧洲自二战后早有经济政治一体化趋势，并且欧盟内部各类机构也是各国之间矛盾的缓冲器，国家外交也遵守通用的世界外交准则；而中东各国尽管大体上满足第三点，却没有一个跨国机构来协调矛盾，使得战争频发，仅有类似阿拉伯国家联盟或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这类涵盖面不全、地缘政治色彩浓厚的组织，且被区域性大国把持。因此，我们认为欧洲是存在国际秩序的，而中东则不存在国际秩序或者说国际秩序存在感很低。综上本文将国际秩序定义为各个国家间有序和平稳定

三、影响国际秩序的因素

影响国际秩序的因素有很多，对这些因素的一一分析将使文章的主题得到深化。举一个例子，国际秩序就像是物理学中的合力，是作用于同一物体上多个力加在一起的矢量和。而国际秩序就是一系列因素组合在一起产生的一种状态。国际秩序在本文的定义下受到以下两个主要因素的影响：

（1）大国间的力量对比

尽管我们之前认为国际秩序无法反映国家的具体的物质实力，但国际秩序却深受大国实力对比的影响。国际秩序反映的更多是实力的相对值而不是绝对值，就像在维也纳体系确立国际秩序前后的英普俄法奥五强中，奥地利与其他四国实力有一定差距，而英国综合国力又在其他四国之上，但是这五强间的差距远小于五强与其它维也纳体系下其他小国间的差距。

1813年各国军队数量，引自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

这种差距是必然的，所谓的“均势” 并不意味着秩序主导国家之间国力毫无差别，而是差别控制在可控区间内，而且这之中必然有一个拥有较大优势的国家。如美苏争霸中，尽管美国和苏联都被称为“两级” ，主导着国际秩序，但是美国的经济实力明显高于苏联。

此外，大国实力对国际秩序的影响可以比喻为一条单行道：大国实力的此消彼长可以塑造国际秩序的具体模式，但仅凭国际秩序的特点（有序和平与稳定等）无法推断出大国实力对比的具体情况。

（2）各国国内秩序的稳定程度

由于国家是国际秩序的建设者，当国内秩序动荡时，政府便会专注于国内事务，将更多的资源用于维护稳定，因而参与建立或维持国际秩序的意愿便会降低，其重要性在本国日程上便退居其次。但是如果只是一个实力中等或弱小的国家发生这种情况，即使其退出国际秩序的建设也并无大碍，因为在此时大国间力量的对比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

因此认为国内秩序稳定对国际秩序存在一定影响前应该设立一个前提：就是这里的国内秩序应该是多个国家的秩序或者至少是一个大国的国家秩序。例如2023年阿拉伯世界发生的“阿拉伯之春”一系列革命，极大地冲击了北非和西亚国家的政治秩序，并间接造成了欧洲难民问题和恐怖主义的进一步泛滥，对国际秩序的影响不可忽视。

四、拿破仑战争后欧洲国家重建国际秩序的开端

上文已经提到，经历多年反法战争洗礼的欧洲国际秩序千疮百孔，各大国亟待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秩序。而在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国际秩序形成的第一个条件：存在稳定的政治经济发展趋势。有这样一种趋势不一定形成稳定的国际秩序，但是国际秩序的维持却一定要依赖于此。

早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促使主权国家诞生后，欧洲各国便纷纷进行改革，着手加强中央集权，这不仅仅是出于对外争霸的需求，也是对促进经济增长的渴望。英国内阁在18世纪的演变中逐渐掌握了立法提案权和财政权，内阁首相作为执政党领袖对议会的控制也不断加强；法国自路易十四以来专制王权不断加强，而到了拿破仑帝国时期又对保王派旧贵族、雅各宾派、宗教势力进行残酷镇压，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普鲁士则更是以专制于强权闻名欧洲。

19世纪是欧洲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拿破仑战争结束之时英国工业革命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之中，资本主义经济蒸蒸日上；拿破仑尽管在法国称帝，却采取了一系列手段促进本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包括颁布确认人民财产私有制的《拿破仑法典》；普鲁士也于1834建立德意志关税同盟，把德国境内大部分邦国结成了一个紧密的贸易和经济区域，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提供了统一的市场。

在政治、经济有一个大体的发展趋势的背景下，各大国便开始了重建秩序的努力：建立维也纳体系。这里还要区分一下，维也纳体系本身不是一种国际秩序，而是它规定的诸多原则和约定造就了国际秩序。所以，对维也纳体系的讨论是分析拿破仑战争后欧洲重建国际秩序的前提。

战后召开的维也纳会议确立了以下四个原则：正统原则，补偿原则，势力均衡原则，围堵法国原则。第一个原则是反法同盟中大多数国家的利益共同点，普鲁士、俄国、奥地利的君主无法容忍大革命发展到自己的国家里，因此尽管这一原则是在逆历史之潮流，却在欧洲君主国家林立这一现实面前维系了长达30年的国际秩序。后三个原则其实是一个原则，即削弱法国，让国家力量对比不至于太过悬殊。拿破仑治下的法国在军队实力上大大超过了其他列强，因此这时法国绝不甘心处于原有的国际秩序之下。而现在如果能把法国削弱到拿破仑统治前的水平，国际秩序自然就有重新建立的希望了。

五、战后国际秩序的巩固

(1)神圣同盟和四国同盟

神圣同盟是1815年9月，在俄罗斯帝国皇帝亚历山大一世的倡议下，俄罗斯帝国皇帝亚历山大一世、奥地利帝国皇帝弗朗茨二世和普鲁士王国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三国君主在打败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拿破仑一世后缔结的同盟，目的是维护君主政体，反对法国大革命在欧洲所传播的革命理想。

抛去其维护封建统治的性质不谈，神圣同盟有一个对于维护国际秩序极其重要的目的，即维持现状。更重要的是，这是“欧洲列强首次赋予本身一个共同的使命”。尽管这个使命是专制的，反动的，至少除了以往遵守的外交礼仪外，欧洲列强交往开始遵守某一个共同的原则了。

四国同盟同样是这么一个维持国际秩序的组织，而且英国的加入以及后来五国同盟的形成，使得这个同盟更有代表性，更具有权威。其中四国同盟条约中对法国驻军的详细规定，对于维护法国国内秩序和消弭反抗有重要作用，顾及到了国内秩序稳定因素，因而使得国际秩序得到进一步巩固。

（2）欧洲协调体制的确立

国际秩序形成的两个条件现在已经满足，目前欧洲各国恢复国际秩序的最后一步就是建立一个用和平手段调解化解矛盾的机制，这个机制就是“欧洲协调”在维也纳体系形成之前，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的会议多是战争过后的“和约”，“分赃”较多而“协调”较少，如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过后签订的《乌德勒支和约》，这一时期会议仍是服务于战争的。但在维也纳体系建立后，欧洲列强开始产生出用会议来解决争端的倾向。亚琛会议、特洛波会议、莱巴赫会议、维罗纳会议便是欧洲列强针对欧洲革命问题召开的一系列会议，有效的协调了各国之间的冲突，渐渐使欧洲国家认识到战争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

六、隐患

尽管战后国际秩序已经建立起来，这之中却仍然存在着许多隐患。其中最严重的就是所谓的“东方问题”，对土耳其的处置没有一个国家拿出了令人满意的方案，更为糟糕的是，作为一个占有欧洲广大土地的奥斯曼帝国根本没有被纳入到新的国际秩序中，这注定了日后欧洲列强为了攫取奥斯曼帝国的遗产而爆发剧烈的冲突。

如果说第一个隐患是因为欧洲强国无力解决问题诞生的，那么第二个隐患便是完全因为各国统治阶级的短视引发的。那便是欧洲人民民族意识的兴起和无产阶级的反抗，当资本主义和民族主义在欧洲兴起的时候，各国君主依旧抱着上个世纪的政治制度死死不放。在经济基础发生深刻变革之时，上层建筑是不可能稳如磐石的。1848年欧洲革命对国际秩序的冲击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七、总结

拿破仑战争后国际秩序的重建不仅仅是某一次会议，某一个和约决定的，而是在欧洲各国长期互动中渐渐形成的。尽管忽略了许多问题且带有一定的封建性质，却不失为建立国际秩序的一次有效尝试，给后来国际秩序的建设与维护带来了启发与教训，如用和平手段解决问题，国际秩序的建设一定要争取最大数量国家支持等。这对于当今中国当好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和建立者的角色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