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消费因素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大学生；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消费者社会化理论

文化消费是人们为了满足自身精神需求而在文化产品或文化服务方面进行的消费，主要囊括教育、社交娱乐、旅游观光等领域。近年来，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之一。尤其对于正在汲取知识、储备能量的高校大学生而言，切实把握他们在文化消费方面的现状，明晰他们的文化消费观念、掌握影响他们消费行为的因素，对更好地引导其开展文化消费具有深刻的实际意义。

一、研究框架与研究假设

根据消费者社会化理论中的家庭、同伴、大众媒体等外在变量因素对消费者进行的消费行为起着重要作用，结合大学生消费者自身性别、年级、价值观念等内在变量，笔者提出本文研究模型（图1）。

目前我国大学生文化消费的主要特点在于浅层化、消遣化、娱乐化，因此本研究中提出的一系列假设均围绕影响大学生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行为进行展开。

H1：当前大学生文化消费浅层化、娱乐化倾向明显

H2：男性大学生会更倾向于进行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

图1：本文研究模型

H3：高年级大学生更倾向于进行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

H4：理工科学生更倾向于进行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

H5：211高校学生更倾向于进行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

H6a：与父母的沟通频率越高，大学生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比例越高。

H6b：大学生在从事文化消费时受父母影响程度越高，他们从事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的比例越高。

H7a：大学生接触媒体的时间与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呈负相关关系。

H7b：大学生对媒体的认可程度与与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呈负相关关系。

H8：同伴的信息作用越明显，“90后”大学生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比例越高。

二、研究方案设计

此次研究在于分析当前我国大学生在文化消费过程中是否呈现出浅层化、消遣化倾向，同时探索主要的影响因素。对于大学生文化消费现状，研究采用了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 ELES 模型）进行研究。

关于家庭影响变量的设置，我们采用了Viswanathan，Childers&Moore等人使用的调查问卷，选取其中部分题目，每个题目均以李克特五分法为基础，但为了避免中国人中庸思想的作祟，选项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设置了6项，分别赋值为1-6。

对同伴影响的调查，研究则借鉴了Bearden 等人（1989）设计的“同龄人影响”问卷，从信息作用方面选取部分题目，每个题目也均以六分法衡量。

关于媒体使用时间的测量，由于当代大学生主要接触网络等新媒体，甚少接触报刊、电视等传统媒体，所以在调查中仅调查每天使用网络时间，每天使用时间分为6级，即0-0.5个小时，0.5-1个小时，1-2个小时，2-3个小时，3-4.5个小时，4.5个小时以上，分别赋值1-6。

对媒体的接受程度，借鉴了刘晖（2008）在消费社会化研究中所使用的变量，并结合文化消费的特殊性，对这些题项予以情景化，精选部分题目，以六分法来衡量。

在问卷设计完成后， 笔者以江苏省南京市某高校的学生为对象开展了一次预调查。随后，对此次预调查进行了初步的信度、效度及一致性的检验，剔除了Cronbach α值小于0.6的部分题项，并根据试调研的结果对问卷中最终题项的表达、题项排列顺序等进行了一定的调整。

最终的问卷调查于2023 年9月至2023年6月。我们选取了江苏省五所不同类型高校的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简单随机抽样和分层抽样相结合的办法，发放了调查问卷。此次的问卷调查过程中，共发放问卷1000份，回收问卷956份，回收率达95.6%。剔除因选项难以识别及审题问题造成的废卷，实际有效问卷876份，实际有效问卷回收率为87.6%。运用SPSS统计软件和EXCEL软件对调查数据进行处理、统计分析。

三、数据分析

表1是此次调查中的样本人口统计变量分布情况。从这张表中，我们不难发现样本具有以下特征：（1）男女比例、年级比例均基本持平，便于验证相关因素对文化消费的影响；（2）从高校类型及专业类型的比例分布来看，与此次调查中总体选取的高校实际情况基本相似。

表1：样本人口统计变量分布表

（一）大学生文化消费结构分析。根据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的相关计算公式，我们使用SPSS统计软件求得模型参数α、β，及各类消费项目的基本需求支出PiXi和总需求支出Ei（见表2）。

经过分析我们发现当前江苏省大学生的文化消费边际倾向为0.394。而在三大类文化消费项目的边际倾向中，娱乐消遣型消费最高（0.216），实用发展型消费最低（0.063）；在八种具体分类中，文化耐用品消费（0.115）、旅游观光消费（0.092）、娱乐衍生品消费（0.053）等居于前列，都基本验证了当前大学生文化消费呈现浅层化、娱乐化的状态。

表2：江苏省大学生文化消费ELES模型参数估计值

当然，尽管培训班消费及实用类书报的基本需求支出指数以41.19元和10.18元排在各类文化消费的第一与第三位，但这两者的边际消费倾向却呈现出较低水平，也从另一个方面让我们了解，当前“是否实用发展”虽然已成为大学生选择文化消费时的一个重要指标，但学生对于实用发展型消费却更多地存在着“必需品”的不当观点，认为只要自身能达到一般水平就会心满意足，不会因自身的可支配收入的增加而去主动增多此类型文化消费的数量。换言之，假设H1成立。

（二）大学生个人因素的相关性检验。为更好地检验上文中提出的各项假设，此次研究将“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文化消费总额”作为被解释变量反映大学生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情况。同时，对各项因素包含的变量取均值后进行相关性分析。

经检验分析，性别变量在当前大学生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中影响效果并不显著，因此H2不成立。

年级变量在当前大学生文化消费的过程中对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影响效果也不显著，H3也不成立。可能的原因在于受访对象大多出生于90～94年间，基本具有相同的价值取向，很少受到年级不同造成的影响；同时，年级变量与其他影响变量可能存在较强相关性，从而导致年级与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间的相关性变得不是十分显著。

另外，专业类型及高校类型与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间均存在显著相关性，因此假设H4和H5成立。

（三）家庭因素的相关性检验。经分析发现，与父母沟通频率、受父母影响程度均和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存在显著正相关性。结合访谈调查数据，分析原因有以下几点：（1）与父母进行适度沟通会使大学生消费者感到被关注、被重视，这样会使他们自身更为关注自己的未来与发展，从而会更多地选择进行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2）当代大学生的父母大多为60后，思想较为开明，在与子女沟通时较为注重方法，所以，大学生更为愿意接受来自父母的一些指导意见。因此，假设H6a、H6b成立。

（四）媒体因素的相关性检验。在0.05水平下进行双侧检

验，媒体接触时间变量的Pearson系数为-0.440，并呈显著水平。因此，该变量与因变量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假设H7a成立。但根据表4.7的数据，我们也发现媒体认可程度变量与因变量间不存在显著负关系，假设H7b不成立，甚至与原有假设相反。结合与相关受访者的交谈，原因可总结如下：（1）目前，大学生一般利用网络媒体进行娱乐活动或休闲游戏，所以媒体接触时间越长，越易占用大学生进行其他文化消费的时间，尤其是从事课外培训、或阅读课外专业书籍的时间，从而导致他们在实用发展型消费上减少投入；（2）在提出这部分模型假设时，我们预想网络上投放的广告大多为浅层化、娱乐化的广告，而据部分调查者反映这一理论基础本身就有错误，因此造成假设和实际检验出现偏差。

（五）媒体因素的相关性检验。经检验，同伴的信息效应与大学生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见表3），即大学生越倾向于接受所在群体提供的与文化消费相关的信息， 其从事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的可能性就越高。

表3：同伴及环境因素变量与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的相关性

注：*表示相关系数在0.05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四、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主要结论。当代大学生在进行文化消费时，尽管会将“实用发展”作为一个重要的参考指标，但在实际消费时，浅层化、娱乐化的文化消费依然占据主流。尤其在生活费充裕的情形下，“90后”大学生更加倾向于娱乐休闲型的文化消费。

正是因为存在这样的问题，研究针对影响“90后”大学生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的因素变得极为有意义。通过相关性检验，我们得出了以下结论：

经检验，性别、年级变量在大学生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中影响效果并不显著，主要原因在于样本年龄分布过于集中在90至94年之间，样本间年级差异本身不是特别明显，或可能有其他强相关性变量。

专业类型、高校类型变量在大学生文化消费的过程中对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影响较为显著，为帮助大学生形成更为理性与务实的消费观念，提供了极具针对性的参考意见。

家庭因素与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存在显著正相关性。父母与子女适度的沟通会使大学生消费者感到被关注、被重视，并且现代的父母思想较为开明，在与子女沟通时极为注重方法，使得大学生在选择文化消费行为时更愿意接受来自父母的一些指导意见。

媒体接触时间越长，越易占用大学生进行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的时间。因此，媒体接触时间与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存在显著负相关性。但媒体认可程度变量与因变量间则不存在显著负关系，甚至与原有假设相反。这主要是因为，在提出这部分模型假设时，我们预想网络上投放的广告大多为浅层化、娱乐化的广告，而据部分调查者反映这一理论基础本身可能存在一定错误，从而造成偏差。

在与同伴的交往过程中，观察模仿、从众心理不断发生，并对消费行为产生深刻影响。同伴的信息效应与大学生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大学生越倾向于接受所在群体提供的与文化消费相关的信息，其从事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的可能性就越高。

（二）对策与建议。目前，受到外来文化冲击，很多“90后”大学生形成了享乐、攀比的文化消费观念，将追求享受、从事无聊庸俗的低层次文化消费作为自己主要的文化消费行为。据此，对于当代大学生自身而言，我们建议其需要树立正确的文化消费观念，培养勤俭节约、艰苦务实的消费习惯。同时，建议当今大学生能减少使用网络进行游戏、娱乐的时间，而是将这些时间更多地花在与身边同伴的交流活动中来。在这样的交流互动中，大学生会得到足够多的信息。

父母在子女的消费行为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适度的家庭交流与合理的引导方法，将会引导大学生选择更为务实有益的文化消费行为。我们建议父母要积极与自己的大学生子女进行交流，对他们在文化消费中存在的困惑进行答疑解难。

对于社会方面，我们建议媒体在广告中多进行一些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的宣传。尽管在本次研究中，没有直接证明媒体态度与“90后大学生实用发展型消费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但我们亦不能忽视目前各类广告还是以娱乐休闲型文化消费及文化耐用品消费的宣传为主。所以，媒体应注重广告的播放内容，肩负起社会责任。

参考文献：

[1] 张永胜.大学生精神文化消费现状及对策研究[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4）：239-240.

[2] 朱伟.大学生文化消费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J].统计与决策，2023（17）：115-118.

影响消费因素论文范文第2篇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培育项目，项目编号：90924009；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项目编号：70871126。

摘要：本文对创新扩散理论（IDT）和技术接受模型（TAM2）进行拓展，分别引入扩散过程中的传播渠道和时间变量、感知风险与感知价格变量，并将两个模型进行整合，构建消费者参与网络团购行为影响因素的概念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影响消费者参与网络团购意愿的因素可以归纳为个人感知因素与创新扩散因素两大类。网络团购的传播渠道（大众传媒和人际关系）、时间（成交订单数）相容性、感知有用性对消费者参与网络团购的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感知风险与感知价格对消费者参与网络团购的意愿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感知易用性对消费者的参与意愿无显著的影响。其中，相容性对消费者参与网络团购意愿的影响最大，感知有用性和人际关系传播的影响次之。

关键词：网络团购；参与意愿；影响因素；创新扩散；消费者感知因素

中图分类号：F71336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网络团购自2006年进入中国市场至今，涌现出包括拉手网、美团网等一批优秀的团购网站。然而与实业界对网络团购的重视相比，国内学术界（不包括台湾地区）关于网络团购的学术研究相当有限。现有文献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开展研究：一是探讨商家如何制定团购最优销售决策和库存决策；二是关注网络团购的动态定价机制；三是对网络团购营销模式或现象进行阐述。综而观之，鲜有从消费者行为的角度对网络团购行为进行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由于中国现阶段的网络团购模式主要是线上一口价，商品或服务的价格不会因为购买人数的增多而变化，这与早期国外网络团购的动态定价机制不同，因而国外一些研究结论不能直接运用到中国的情境中，这就亟需我们进行本土化研究。

虽然可以借鉴的网络团购文献不多，但国内外有关电子商务及消费者线上消费行为的研究已有颇为丰硕的成果，这为本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价值。从消费者态度、意愿和行为的关系出发，技术接受模型（TAM2）与创新扩散理论（IDT）被广泛应用于电子商务消费者行为的研究中。但是，以往研究侧重于新技术、新产品的创新特征对消费者采纳行为的影响，较少地从传播角度考虑消费者的接纳行为。Rogers在《创新的扩散》一书中指出影响创新扩散的因素主要包括：创新特征、传播渠道、时间和社会系统四方面。只考虑创新特征的因素，会引起过度重视创新的偏见[1]。基于此观点，本文认为，网络团购是多个消费者共同参与的群体购买行为，群体成员之间的传播以及成员接纳行为的时间对网络团购的参与行为有重要的影响。

为此，本文尝试性地从传播的角度，将网络团购的传播渠道、时间两个因素引入IDT理论，将感知风险和感知价格两个因素引入TAM2模型，并将TAM2模型与IDT理论相结合，深入分析并论证其对消费者参与网络团购行为的影响。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传播渠道与时间对消费者参与网络团购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或许与中国消费者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及从众行为有重要关联；感知风险与感知价格对消费者参与网络团购行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或许与中国消费者的不确定性回避价值观有重要关联。这是本文的重要贡献之处，在一定程度上完善、补充了现有相关理论，丰富了国内相关研究的实证经验。

二、理论基础

（一）新技术接受模型（TAM2）

Fishbein和Ajzen[2]于1975年率先提出理理论（TRA，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用来分析态度对个体行为的影响。随后Davis[3]（1996）在此基础上对TRA理论进行改进，建立了TAM模型，包括感知有用性（PU），感知易用性（PEOU），使用态度（ATU），使用行为倾向（BI），以及实际使用行为（AU）。PU和PEOU是该模型中最重要的两个变量，PU表示个体认为某一系统或者技术对提高绩效的有用程度，PEOU表示个体认为容易使用某一系统或技术的程度。模型中，ATU直接影响着使用行为倾向，从而影响实际的使用行为。但Legris[4]等学者认为TAM模型应该增加一些变量才能使模型更具说服力。于是Venkatesh与Davis[5]之后又重新对TAM模型进行了扩展（TAM2），增加了对感知有用性的社会影响因素和认知影响因素，并删除了使用行为态度，因为它对行为意向和实际行为的预测较弱。TAM2模型被广泛运用于探讨电子商务对个体和组织行为的影响。其中，还有学者将TAM模型应用于网络购物行为中，探讨消费者的网络购物行为意向。这些成果为本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理论基础。

（二） 创新扩散理论（IDT）

创新扩散理论近年来被广泛应用于研究个体对新技术或新产品的接受采纳行为。将网络团购视为一种创新，是因为创新并非都来自研究与开发，当实践者运用新方法以满足需求解决问题时，创新即由实践中产生。网络团购与传统的卖方一口价的销售模式相比，可以视为一种交易模式上的创新。从技术扩散的角度来说，参与网络团购的个人和组织都是创新技术的接纳者和采用者，而不是研发者。他们在接纳和采用的过程中为了规避风险，促进利益最大化，不断促使商家对网络技术进行改良，对团购方式进行优化，使网络团购的运行环境和运行机制逐渐完善，这就符合罗杰斯的“再发明”的观点。因此本研究考虑将创新扩散理论作为研究网络团购扩散行为的理论依据之一。

（三） TAM2与IDT的整合

TAM2与IDT既有相似之处，又互相补充。创新扩散理论解释了客户接受创新的喜爱或者厌恶的态度，但是没有进一步说明这些态度怎样演变成接受或者拒绝的决策行为。而TAM2理论提供了信念、态度、意图和行为之间的联系，却没有考虑社会环境对技术接纳行为的影响。TAM2的结构要素可以看做是创新扩散理论中创新特征的子集，如果将之综合，则比任何一个单独的模型都更有说服力，这一点被很多实证研究所证实[6]。

本文借鉴这种分析框架，将这种整合模型引入网络团购的消费者行为中。结合网络团购的特征，对IDT理论进行拓展，考虑传播渠道和时间的影响作用①。同时，对TAM2的感知变量进行扩展，引入感知风险和感知价格两个变量。将影响消费者参与网络团购的因素分为消费者个人感知因素（包括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感知风险，感知价格）和网络团购创新扩散因素（包括相容性，传播渠道和时间因素）两大类构建概念模型。其中，传播渠道在本文操作化定义为大众传媒的传播和人际关系的传播，时间因素在本文操作化定义为商品成交的订单数。本文研究的概念模型如图1所示。

三、研究假设

（一） 消费者个人感知因素

感知有用性（PU）是指人们认为使用这种系统将提高工作效率的程度。感知有用性是行为意愿最主要的决定性因素。感知有用性越强，越能激发人们的使用意愿[5]。在网络团购的环境下，感知有用性指消费者使用网络团购提高其购物成效的程度，它反映消费者对网络团购为其购物带来的便利性和有用性的主观感受。当消费者感知网络团购可以提高其购物的效率，为其生活带来巨大便利时，将会激发其参与的意愿和兴趣，即消费者对网络团购的感知有用性对其参与意愿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感知易用性（PEOU）是指人们使用这种系统所需要付出努力的程度。感知易用性是行为意愿的第二大决定性因素。感知易用性越强，越能激发人们的使用意愿[7]。具体到网络团购的环境中，感知易用性指消费者认为使用网络团购这种方式的难易程度。消费者希望通过网络团购来提高购物效率，如果网络团购不能为其带来便利，反而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消费者将不会参与这种购物方式。可见，消费者对网络团购的感知易用性对其参与意愿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之间的关系可以理解为：在不考虑其它条件的前提下，这种系统越易于操作，人们对该系统的感知有用性越强[4，8]。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分别与行为意愿的关系，以及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的关系在TAM2理论中均得到验证。具体到网络团购的环境中，倘若消费者认为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即可以掌握网络团购操作流程，并且可以提高其购物的效率，则他们认为网络团购是有用的。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 消费者的感知有用性对其参与网络团购的意愿有正向影响。

H2a： 消费者的感知易用性对其参与网络团购的意愿有正向影响。

H2b： 消费者的感知易用性对其感知有用性有正向影响。

感知风险是指消费者对网络团购不确定性感知的程度。以往研究发现，由于线上交易的虚拟性和不确定性，感知风险被认为是影响消费者线上交易行为的重要因素[9]。有关网络团购风险的研究，Lai[10]将网络团购的不确定性分为三类，包括财务风险、时间和心理风险、由第三方或者其他群体作为发起者组织网络团购交易时存在的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风险。此外，商品的质量和性能风险、物流配送的风险、社会风险以及网络团购的动态价格都是消费者参与网络团购所面临的风险。对风险的认知和情感因素将影响消费者对线上交易的信任。网络团购以线上交易为主，因而对网络团购风险的感知将削弱消费者的参与意愿。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消费者的感知风险对其参与网络团购的意愿有负向影响。

在消费者价格行为研究中，学者们发现消费者在评价商品的价格时，并不仅仅依据商品的客观价格，而是将商品的实际价格与内心的价格标准②进行比较，这种由比较而产生的价格被称为感知价格（perceived price），反映了顾客的感知货币代价。在参考价格既定的条件下，实际价格越高，消费者的感知价格也越高，感知的成本就会越大[11]。

网络团购以低廉的价格吸引消费者，但随着消费者在互联网上搜寻信息花费的成本增加，消费者会不断降低自己的参考价格来弥补自己的交易费用。当消费者在对网络团购商品的感知收益和感知成本进行权衡时，消费者的感知价格越高，感知成本越大，消费者感知到的收益就会被削弱。进而消极地影响其参与网络团购的意愿。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4：消费者的感知价格对其参与网络团购的意愿有负向影响。

（二） 网络团购的创新扩散因素

相容性是指“一项创新与现存价值观、潜在接受者过去的经历以及个体需要的符合程度”[1]。一项创新的价值观与接受者原有的价值标准和经历的相容性越强，该创新被采纳的速度就越快[12]。具体到网络团购的环境中，相容性指网络团购与消费者的价值观、消费观、消费习惯等方面的一致性程度。网络团购开辟了更广阔的购物环境，但它需要消费者具备一定的线上购物经验，并且其预付款的方式还会带来许多不确定性。这些特征需要与消费者的生活习惯、消费观念相匹配，匹配程度越高，越容易激发消费者的参与兴趣，进而积极地影响消费者的参与意愿。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5：相容性对消费者参与网络团购的意愿有正向影响。

传播渠道是指一项创新传递给潜在接受者的手段。通常情况下，传播渠道的异质性越强，覆盖面越广，影响力越大，创新的传播速度越快。网络团购的传播渠道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大众传媒渠道如门户网站、SNS、论坛，另一类是人际关系渠道如口碑传播。这些传播渠道通过传递产品信息、买方评价等对消费者参与网络团购的意愿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本文结合网络团购的特征和现状，将传播渠道定义为大众传媒影响和人际关系影响。这些渠道对网络团购的正面传播越广泛，越容易激发消费者对网络团购的信任，进而积极地影响消费者的参与意愿。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6：大众传媒的正面传播对消费者参与网络团购的意愿有正向影响。

H7：人际关系的正面传播对消费者参与网络团购的意愿有正向影响。

时间是罗杰斯创新扩散理论中扩散过程的重要因素之一。罗杰斯将时间因素的测量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个体决定采用或拒绝创新经历的过程；二是个体或单位比其他系统成员采用创新早晚的程度；三是一个系统中创新的采用速度，通常指给定时间内该系统中采用创新的人数。具体到网络团购的环境中，本文对该要素的定义主要采纳第三种类型，即某个阶段内参与网络团购的人数。为了方便测量，对其操作化定义为：某阶段内该商品的历史成交记录和现阶段的商品订单数。Lai[13]等的实证研究发现，成交订单数量影响着消费者参与团购的意愿。成交订单数量越多，消费者感知到的信任越强烈，消费者参与网络团购的态度越积极。Kauffman[14]的早期研究也表明了历史成交的订单越多，未来新增订单数量的增加速度越快。因此，本文将用商品的成交订单数来测量时间，并提出如下假设：

H8：商品成交订单数对消费者参与网络团购的意愿有正向影响。

（三）参与意愿与参与行为

参与意愿代表着消费者付诸既定行为的一种动机。消费者需要首先明确意愿，之后才会付诸行动。因而这种行为意愿是实际行为最直接的决定性因素[15]。Ajzen[16]等人也认为，一个人意愿越强烈，他做的尝试就越多，采纳行为的可能性就越大。参与意愿与参与行为的关系在TAM2理论中已得到验证。具体到网络团购的环境中，消费者参与网络团购的意愿越强烈，其落实到参与行为的可能性就越大。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9：消费者参与网络团购的意愿对其参与行为有正向的影响。

四、研究设计

（一） 变量的定义与测量

为保证测量的信度与效度，本文除了成交订单数外，其它变量的测量工具以国内外文献中使用效果好的量表为基础，在征求相关学者专家的意见并对部分有丰富团购经验的消费者进行访谈和预调查后，进行了适当修改。而成交订单数由于学者研究的比较少，至今尚未找到可以测量该变量的量表，因此，本文采用了现有的研究框架，通过专家访谈开发出成交订单数的量表。问题的题项采用Likert5级量表来测量，要求被试结合自身参与网络团购的实际情况来回答，刻度依次为“1-很不符，2-较不符，3-不确定，4-较符合，5-很符合”。具体变量的定义与量表来源见表1。

（二） 抽样方法与样本

正式研究的抽样以三种方式进行。其一，用非随机抽样方式中的判断抽样法选取调查对象所在地区及人群种类；其二，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式，选择重庆、贵州、武汉、上海（分别代表西、中、东部）地区的高校共四所，向在校本、硕、博学生发放问卷；其三，采用非随机抽样方式中的任意抽样法，与重庆、北京、河南、浙江、广东等地与课题组有协作关系的电子商务企业合作，委托其召集有团购经验的消费者接受调查，问卷以邮寄或E-mail形式发放。本研究为所有愿意参与调查者准备了若干小礼物，以示感谢。

三种调查方式共发放问卷1 500份，回收1 187份，回收率为791%。我们按照如下标准剔除无效问卷：（1）填答严重缺漏；（2）答案有明显的规律性；（3）在“是否参与过网络团购”及“对网络团购是否了解”题项上回答“否”的问卷。最终我们得到有效问卷728份，有效回收率为613%。样本特征见表2。

五、数据分析与假设检验

（一） 信度与效度

首先，用SPSS170软件对40个题项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见表3。KMO值为089，适合做因子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和最大方差法旋转，抽取出九个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共解释总变异的612%。各变量的Cronbach’s α系数均超过07，显示了较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

其次，我们用LISREL85软件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CFA），将40个题项按10个因子拟合模型，拟合结果较好，χ2df=268，RMSEA=0065，NNFI=093，CFI=093，IFI=093，标准化因子载荷在051至084之间，都达到较高的显著性水平（P

（二） 假设检验

我们用LISREL85对概念模型的假设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前文提出的9个假设中，8个得到支持，而H2a未得到支持。具体的检验结果如下：1.感知有用对参与意愿的影响。从表4的理论模型的路径系数可以发现感知有用性对参与意愿有正向的路径系数（β23=024，t=245），表示消费者的感知有用性越强，其参与网络团购的意愿越强，即消费者的感知有用性对其参与意愿确有显著的直接正向影响关系，假设1获得支持。

2.感知易用对参与意愿的影响。从表4的理论模型的路径系数可以发现感知易用性对参与意愿的路径系数未达到显著水平（γ21=014，t=117），表示消费者的感知易用性不会直接影响其参与网络团购的意愿，即消费者的感知易用性对其参与意愿没有显著的直接正向影响关系，假设2a未获得支持。这与现有文献并不矛盾，以往研究中也有学者发现感知易用性在前测实验中会影响消费者的行为意愿，但随着时间的发展这种影响会消退。近年来互联网的发展使消费者对线上购物行为并不陌生，因此消费者对网络团购操作的感知易用性对其参与意愿没有明显的作用。

3.感知易用对感知有用的影响。从表4的理论模型的路径系数可以发现感知易用性对感知有用性有正向的路径系数（γ31=075，t=857），表示消费者的感知易用性越强，其对网络团购的感知有用性也越强，即消费者的感知易用性对其感知有用性确有显著的直接正向影响关系，假设2b获得支持。

4.感知风险对参与意愿的影响。从表4的理论模型的路径系数可以发现感知风险对参与意愿有负向的路径系数（γ22=-013，t=-227），表示消费者的感知风险越强，其参与网络团购的意愿越弱，即消费者的感知风险对其参与意愿确有显著的直接负向影响关系，本文假设3获得支持。

5.感知价格对参与意愿的影响。从表4的理论模型的路径系数可以发现感知价格对参与意愿有负向的路径系数（γ23=-023，t=-253），表示消费者的感知价格越高，其参与网络团购的意愿越低，即消费者的感知价格对其参与意愿确有显著的直接负向影响关系，假设4获得支持。

6.相容性对参与意愿的影响。从表4的理论模型的路径系数可以发现相容性对参与意愿有正向的路径系数（γ24=034，t=367），表示网络团购与消费者消费观念的相容性越强，其参与网络团购的意愿越强，即网络团购与消费者消费观的相容性对其参与网络团购的意愿确有显著的直接正向影响关系，假设5获得支持。

7.大众传媒对参与意愿的影响。从表4的理论模型的路径系数可以发现大众传媒对参与意愿有正向的路径系数（γ25=016，t=198），表示大众传媒对网络团购的正面宣传力度越大，消费者参与网络团购的意愿越强，即大众传媒的正面传播对消费者参与网络团购的意愿确有显著的直接正向影响关系，假设6获得支持。

8.人际关系对参与意愿的影响。从表4的理论模型的路径系数可以发现人际关系对参与意愿有正向的路径系数（γ26=024，t=300），表示人际关系对网络团购的正面宣传力度越大，消费者参与网络团购的意愿越强，即人际关系的正面传播对消费者参与网络团购的意愿确有显著的直接正向影响关系，假设7获得支持。

9.成交订单数对参与意愿的影响。从表4的理论模型路的径系数可以发现成交订单数对参与意愿有正向的路径系数（γ27=016，t=210），表示成交的订单数目越多，消费者参与网络团购的意愿越强，即成交订单数对消费者参与网络团购的意愿确有显著的直接正向影响关系，假设8获得支持。

10.参与意愿对参与行为的影响。从表4的理论模型的路径系数可以发现参与意愿对参与行为有正向的路径系数（β12=032，t=443），表示消费者参与网络团购的意愿越强，消费者参与网络团购行为的可能性越大，即消费者对网络团购的参与意愿对其参与行为确有显著的直接正向影响关系，假设9获得支持。

六、结论

本文结合TAM2模型和IDT理论，尝试性地进行拓展，构建了一个整合模型，并运用728位来自中、东、西部不同群体消费者的调查数据对影响消费者参与网络团购的因素进行检验，有如下发现：

第一，影响消费者参与网络团购意愿的因素可以归纳为个人感知因素与创新扩散因素两大类。个人感知因素包括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感知风险与感知价格。创新扩散因素包括网络团购与消费者的消费观念的相容性、大众传媒的正面宣传、人际关系的正面传播与成交订单数。个人感知因素中，感知有用性对消费者参与网络团购的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感知风险与感知价格有显著的负向的影响。创新扩散因素中，相容性、大众传媒的正面宣传、人际关系的正面传播以及成交订单数对消费者参与网络团购的意愿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说明消费者的内在感知因素和外在的环境因素共同影响着消费者的参与决策。

第二，网络团购的传播渠道（大众传媒和人际关系）和时间（成交订单数）对消费者参与网络团购的意愿有显著的影响。国外文献很少将创新特征、传播渠道以及时间因素在一个模型中予以考虑来研究消费者的采纳意愿。本文的实证结果说明了与西方人相比，中国人的文化价值观中非常注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互依性与和谐性，中国人的社会取向是集体主义。因此，中国人对相关的群体会表现出依赖、认可的态度，尤其是与自身有直接亲缘、地缘关系的他人。这种文化特征使中国的消费者更易于采取从众行为。网络团购是多个消费者共同参与的群体行为，因此群体的传播渠道和群体成员的行为对个体消费者决策有着重要的影响。

第三，感知易用性对消费者的参与意愿的影响不显著。这有可能是因为互联网的发展使消费者对线上购物逐渐熟悉，对操作网络团购并不感到困难，因而感知易用性对其参与意愿没有明显的作用。另一方面，感知易用性显著地影响感知有用性，从而间接地通过感知有用性影响消费者的参与意愿。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说明了，感知易用性对消费者决策有一定的影响，但需要考虑具体的环境。

上述结果说明：（1）消费者的个人感知因素与网络团购的创新扩散因素共同影响着消费者参与网络团购的意愿，进而影响其参与行为。这些因素在之前的文献中尚未得到充分的讨论。本文对这些因素及其对消费者参与网络团购意愿和行为的影响进行了初步的理论探讨和实证检验，是对现有网络团购研究以及网络营销创新研究的补充和完善。（2）本文将创新扩散理论进行拓展，在考虑相容性的同时，引入Rogers提到的创新扩散过程中的影响因素——传播渠道和时间，并与网络团购的特征相结合，将传播渠道操作化定义为大众传媒与人际关系的传播，将时间操作化定义为网络团购成交的订单数，避免了过于关注创新特征而忽视新技术和新产品在扩散中的传播过程所带来的局限性。（3）本文采用的整合模型能较好地呈现消费者参与网络团购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一个有用的研究框架。虽然已有个别文献运用该框架对电子商务的消费者行为进行研究，但将其运用到网络团购的消费者行为的文献仍不多见。本文是将此框架运用于网络团购的消费者行为研究的一次尝试，可为后续研究提供借鉴。

对管理实践而言，本文的结果表明：相容性对消费者参与网络团购意愿的影响最大，其次是感知有用性和人际关系的传播。因此，网络团购的商家要充分利用相容性、感知有用性和人际关系的传播三个重要因素的相互作用，尽可能地了解消费者的需求，提高网络团购与消费者既往购物经验、购物习惯以及生活方式的相容程度；完善网络团购这种营销渠道的功能，提升网络团购商品价值，并利用好消费者“口碑营销”的人际关系传播渠道，增强消费者对网络团购的关注度，激发其参与的兴趣与愿望，而不仅仅通过降价促销来吸引消费者。

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只考虑了模型中的关键变量，未考虑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的作用。以后的研究可以尝试考虑引入一些调节变量和中介变量，对消费者参与网络团购的意愿、参与行为进一步分析。此外，针对不同特性的消费者群体参与意愿的跨组比较（如不同的性别、不同年龄的消费者群体）也是值得尝试的方向。

注释：

①由于社会系统所包含的范畴较为广泛，与本文讨论的内容关系不大，因此不做考虑。

②这种内心的价格标准被称为参考价格（reference price）。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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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消费因素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消费环境；城镇居民消费；消费需求

一、引言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主要都是依靠投资和外贸“两架马车”来拉动经济的增长，但是随着全球经济危机和西方发达国家经济放缓，对我国外贸和国外投资的经济产生副作用。这时候就需要投资、对外贸易和消费这“三架马车”并驾齐驱，拉动我国经济的发展。2023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强调，扩大内需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政府的重点工作之一就是增强内需拉动经济的主引擎作用。把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需求作为保增长的重要立足点，为我国经济平稳快速发展提供持久动力。释放居民消费潜力成为扩大消费需求的必要措施，而消费环境的改善又对释放居民消费潜力，扩大居民消费需求有重要的影响作用。

在我国的研究综述中，关于农村消费需求的研究文献较多，其中，王静在《农村居民收入的不确定性及对其消费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工资性收入的不确定性低于经营性收入的不确定性。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后，农民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财产性收入比重增大，收入多元化降低了农民收入的不确定性。孙慧钧的《我国居民消费的实证分析―运用协整理论对1978―2002 年实际数据的分析》中综合考虑了相当多种影响的因素，分别利用协整理论研究我国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关系，分析了制约我国居民消费需求的主要因素，并比较分析了我国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的共性和差异性。而研究消费环境对城镇居民消费影响的研究综述较少。对于城镇居民消费的研究中，只有晏艳阳主持课题组的《中国城乡居民消费与收入动态关系的比较研究》立足于城乡统筹的视角，分别从总量、结构、区域等多方面对我国城乡收入消费现状进行了描述，综合运用考虑突变点的协整及误差修正模型，修正后的ELES模型、面板数据模型对我国居民收入消费的动态关系进行了研究，并且指出启动城乡居民特别是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有助于促进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孙凤、易丹辉在《中国城镇居民收入消费的协整性及误差修正模式》一文选取了1954―1997年的城镇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数据，从协整的角度对居民收入与消费关系进行研究，得到收入和消费之间的动态均衡关系。

本文综合运用西方消费理论中适用于中国的收入效用理论和消费需求理论，对我国消费环境对城镇居民消费需求情况加以分析，是西方收入消费理论在中国的实际应用，对充分运用西方经济理论发展和完善我国市场经济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通过分析我国消费环境对城镇消费需求的关系，找出制约其效应发挥的症结，并提出有针对性的、有实际操作价值的对策及建议。这对促进国内消费需求，完善中国市场经济，更有效地发挥政府在优化资源配置和促进经济增长，实现经济的平稳增长和优化资源的配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环境现状分析

消费环境是指消费者在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的，对消费者有一定影响的、外在的、客观的因素，包括社会环境与经济环境两方面。本文将从这两个层面探讨居民消费环境。

1、经济环境层面

经济消费环境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人均可支配收入、就业水平等指标为影响的变量。下面将逐一浅析经济环境层面是如何影响城镇居民消费的。

（1）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可支配收入是经济环境层面中最能影响城镇居民的消费，在这个变量中我们选取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这个参数作为衡量指标。一般来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直接影响到城镇居民的消费的，当经济形势好，人均可支配的收入越多，居民的消费能力就越大，就越有消费的欲望，人们的消费倾向就越大。

（2）就业水平。就业水平也是影响城镇居民消费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选取就业人数作为衡量城镇居民就业水平的参数。就业水平是一个能直观影响城镇居民消费的因素。当城镇居民就业水平高时，就意味着城镇居民就业人数较多，失业人数少，经济形势较乐观。就业的人数越多，人们挣的钱就越多，城镇居民消费水平也就提高了，同时意味着人们的消费倾向也就提高了。

在上面的衡量影响居民消费的经济层面的消费环境中，我们例举了两个衡量指标来推倒影响城镇居民消费环境的经济因素。

2、社会层面环境

在影响城镇居民消费环境中，除了经济因素的影响外，还有社会层面环境对城镇居民的消费环境也有较大的影响。本文将列举收入分配做为影响因素来衡量城镇居民社会层面的消费环境。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国城镇居民的收入大幅度增长，与此同时，城镇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也不断扩大。本文利用衡量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来进行测算，得出影响我国城镇居民社会层面的消费环境。当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不断扩大时，财富都越来越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但每个人的消费需求是有限的。而收入少的城镇居民将没有足够的消费能力，这也将会影响整个社会的消费水平。

在影响城镇居民消费的社会层面的因素中，我们将对收入分配进行分析，来探讨社会因素方面对城镇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

三、模型以及实证分析

本文假设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就业水平以及不确定等因素对居民的消费需求具有重要作用。本文中经济因素用econ来表示，社会因素用soc表示，城镇居民消费水平用NC表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用wag表示，就业水平用emp表示，同时基尼系数用gini来表示。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分别从《中国统计年鉴》收集了从2000―2023年的数据，假设居民消费是消费环境的函数，据此可构建这样一个简单的模型：

由模型可以得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就业水平以及不确定等因素对城镇居民的消费需求水平都通过显著性的检验。从上述的结果中可以看出：各个变量对城镇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作用都具有正的作用。其中，社会因素中的gini系数对城镇居民的作用是，当城镇居民的gini系数增加一个百分点，城镇居民的消费需求将增加04623个百分点。经济因素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没增加一个百分点，城镇居民的消费需求将增加0.5672个百分点。同时就业水平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城镇居民消费需求将增加0.7254个百分点。中间就业水平的提高，对城镇居民需求的因素最大。

单位根检验，采用ADF检验，得到结果如表2。

从上面的结果中得到显然原序列变量的检验t统计量在10%的显著水平下都不能通过平稳检验，因此它们是非平稳的序列，需要进一步做差分检验。经过进行一阶差分后得到方程依然是非平稳的，再次做二阶差分，二阶差分后，所有变量的t统计量小于显著水平为5%的临界值，即变量的二阶差分序列平稳。

四、政策建议

影响中国城镇居民消费的重要因素是稳中有升的就业水平，而就业水平是保证居民不断提高收入的重要因素，也是一个直接关系到民生的问题。因此，政府系列配套的就业促进政策将有助于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并实现整体就业水平稳定。从结论可以看出，为提升中国居民消费的健康增长，需要从收入与就业这两个影响因素着力，包括适时优化税制改革，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通过税收优惠、贴息贷款等多方式来促进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同时减少社会因素中的不确定因素。实际上，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过了近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之后，现在已到了增长“反哺”收入的转折期。从长远来看，促进中国居民消费水平的健康提升，需要打造一个有利于促进消费的消费环境，除了经济环境建设之外，还需要从完善社会环境着手。完善社会环境，主要包括切实保证公共产品的有效提供，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降低社会分配不公的现象等主要方面。

良性消费环境的形成与发展是经济和社会政策综合而长期积累的结果，要真正实施提高居民消费的措施，就需要一个“稳中求胜”心态下的政策系统组合共同形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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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孙慧钧：中国居民消费的实证分析―运用协整理论对1978一2002年实际数据的分析[J].财经问题研究，2004（11）.

[3] 晏艳阳课题组：中国城乡居民消费与收入动态关系的比较研究[J].金融研究，20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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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消费因素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创新采用与扩散；自我概念及生活方式与消费者行为；80后消费者

［中图分类号］F7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23）26-0009-02

1 研究的目的与方法

近年来,80后消费者已经逐步成长为中国消费者市场的主导力量。因此,了解并掌握80后消费者集团的生活方式特性与消费特性,对于试图通过各类创新产品在中国这个广阔市场上有所作为的各国企业来说,就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关于80后消费者消费行为的研究并不多见,特别是关于80后消费者对于智能手机等创新产品购买意图的研究尚处于空白阶段。

2 理论考察

创新概念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学者,熊彼特(Schumpeter)在1942年提出。在市场营销方面被最广为引用的则是罗杰斯(Rogers E.M)关于创新的定义,即创新是对于个人而言新认知到的观念与相关的事物,以及因由相关创新所产生的个人的主观性的感觉与感受(Rogers,2003)。罗杰斯将消费者从对创新的认识到最终采用的过程分为认知(knowledge)、说服(persuasion)、决定(decision)、实行(implementation)、确定(confirmation)5个心理性的过程,以此说明了消费者对创新的采用过程(Rogers,2003)。影响消费者是否购买创新产品采用创新技术的因素主要有两个,即消费者所能感知到的产品创新性(product innovativeness)及消费者创新性(consumer innovativeness)。罗杰斯的研究总结出产品创新性的五个特征,即相对优势(relative advantage)、兼容性(compatibility)、单纯性(simplicity)、观察可能性(observability)、试用可能性(triability)。产品创新性的五个特征都对创新采用意图有着积极的影响（Rogers,2003)。消费者创新性是指消费者在特定的社会体系之内相对于其他消费者优先采用创新的程度(Rogers,2003)。之后众多的研究者(Leavitt and Walton，1975；Hirschman,1980)都试图通过对消费者个人意向(意志)来定义消费者创新性,由此可以推断出消费者的创新性主要受到消费者本人心理性变数的个性(personality)以及“生活方式(lifestyle)”两个变数的影响。另外根据众多的论文研究结果整理表明,组织内各成员间的口传(word of mouth)也对创新采用意图有着积极的影响(Roberts and Urban,1988；Chatterjee and Eliashberg,1990)。消费者本人的个性通过“自我”概念(self-concept)表现。自我概念与消费者生活方式有着紧密的关系,消费者已形成的自我概念与生活方式共同影响着消费者的购买意识决定过程(Hawkings，Best and Coney,2007)。霍金斯等学者的研究认为,外部影响因素与内部影响因素在共同对消费者的自我概念与生活方式起着影响的同时,与消费者的自我概念及生活方式共同影响着消费者的购买意识决定过程。同时消费者在购买意识决定过程中所取得的经验与商品也对外部影响因素与内部影响因素起着影响作用,进而也会间接影响到消费者的自我概念以及生活方式。因此消费者有选择与自我概念及形象相一致的产品或者品牌,回避或拒绝与自我概念及形象不一致产品或品牌的倾向(Solomon,2023)。并且与自我概念相关的集团认同感也直接影响了消费者的购买意图（Bagoozzi and Lee,2002)。霍金斯等学者的研究虽然从广义上描述了消费者自我概念及生活方式与消费者行为的关系,但是不足以预测某种特定的消费者行为,因此本文通过对罗杰斯的创新采用与扩散理论以及霍金斯等人关于自我概念及消费者生活方式同消费者行为相关关系理论的再研究,找出80后消费者在购买使用智能手机等此类创新产品的消费者行为中,具体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以及这些因素能对消费者行为产生作用的理论依据。

3 实证研究

本文为了最终能揭示出80后消费者在智能手机消费过程中,消费者购买意识决定过程(消费者行为)具体受到何种因素的影响,并且这些因素最终是否影响到了购买意图的问题,采取定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与定量研究(quantitative research)相结合的方法进行了实证研究。首先为了把握80后消费者在智能手机消费过程中,消费者生活方式特点对消费者意识决定过程的影响。对云南省昆明市居住的出生年份在1980―1989年的12名智能手机使用者以及最近有购买意向的80后普通消费者进行了定性研究。定性研究首先在2023年1~2月1个月中进行了面谈调查活动。在事先同面谈者约定好的场所,对每一位参加此次调查活动的面谈对象充分说明了本次研究的目的之后,采用自由对话的方法,对与面谈对象生活方式特性有关的人口统计学数据,衣食住行生活方式特点、经济情况、成长背景、价值观、对人关系、消费特点等情况,以及与智能手机消费活动有关的购买动机、产品知识、产品情报取得方法、相关产品比较等相关内容进行了收集。之后为保证面谈内容的准确性与全面性还进行了个别的补充面谈调查。定性研究的最终结果是根据对事前得到面谈对象同意,在面谈过程中获取的面谈录音以及笔记资料的整理所取得的。通过对面谈资料的整理,推断出流行性追求因素、个性追求因素、自身所感知的价格因素、积极的互联网口传因素、集团认同感因素以及产品创新性中的兼容性特征及消费者创新性共同影响了80后消费者在智能手机消费过程中的购买意识决定过程。定量研究根据之前理论考察部分的理论基础结合定性研究的结果设定了本研究的假设：

假设1：流行性追求因素对智能手机购买意图起积极(＋)的影响。

假设2：个性追求因素对智能手机购买意图起积极(＋)的影响。

假设3：积极的互联网口传因素智能手机购买意图起积极(＋)的影响。

假设4：自身所感知的价格因素对智能手机购买意图起消极(-)的影响。

假设5：集团认同感因素智能手机购买意图起积极(＋)的影响。

假设6：兼容性智能手机购买意图起积极(＋)的影响。

假设7：消费者创新性智能手机购买意图起积极(＋)的影响。

围绕上述假设,在2023年3月24日―3月28日5日间,以云南省昆明市居住的普通消费者为对象,实施了问卷调查。调查期间共问卷310份,回收297份,去除不符要求的问卷之后,实际有效问卷为273份。为了检验问卷内容可信度,本研究使用SPSS18.0版本,通过测定Nunnlly与Berstein(1994)提出的Cronbach Alphar值,对通过问卷调查所取得的数据进行了信度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各变量的Cronbach Alphar值均在0.60以上(0.676~0.975)。为了验证本研究的各项假设,进行了多元回归分析,具体分析结果如下图：

4 研究结果与局限性

通过数据分析表明,流行性追求因素、自身所感知的价格因素、集团认同感因素、消费者创新性因素,共同对消费者意识决定过程起了有意义的影响,并最终影响了购买意图。

这表明80后消费者在购买使用智能手机的意识决定过程中,因为厌恶落后于时代的感觉,而为了单纯赶上时代潮流,追求流行的原因而决定购买使用智能手机,但是80后消费者也还是受到产品价格的影响而暂时放弃或者推迟购买使用智能手机的计划,并且在选择购买使用智能手机的过程中受到了自身集团认同感以及创新性的影响,从而最终影响了购买意图。

本文通过具体的数据分析,通过对智能手机产品消费行为的研究,揭示了80后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创新产品的过程中,具体受到何种因素的影响,并最终影响购买意图的问题。但是受本文的调查数据采集范围及数量的局限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本文的广泛适用性,因此有必要通过进一步的研究加以验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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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消费因素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家具；购买行为；购买模式

中图分类号：F3 1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919（2023）02-0066-04

我国已进入城市化加速发展的阶段，新增的城市人口增加了对家具的消费需求。目前，家具行业存消费品行业中是继汽车、食品、服装之后的第四大行业，是拉动国内消费的重要行业。为更好研究家具行业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和购买模式，本文从家具消费者购买行为的类型和影响因素，分别对家具消费者的购买行为进行阐述，以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两个不同视角总结消费者行为类型；第二部分将家具消费者购买模式分为传统门店购买模式、电子平台购买模式和020购买模式三个维度进行论述，最后做出总结。

1.消费者购买行为研究现状

目前，学术界有关影响家具行业的消费者购买行为研究成果很少，本文先从影响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因素角度进行借鉴性研究。

新研究发现，儿童对家庭的支出起着不可忽视的影响，这种影响因产品的使用者与使用程度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我国学者陈卓还从设汁的角度…发对儿童家具的消费行为进行专门研究。王铭聪认为消费者购买行为会受多因素影响，主要包括3个方面，即特定产品、特定时期和特定环境，其内容包括认知、感知、环境因素及行为自身的相互关联作用。陆海霞等采用二项逻辑回归模型检验用户差评数量和负面评论质量对潜在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影响，得出结论：网店差评的数量和负面评论文本的内容质量对消费者购买行为均有负向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差评数量和负面评论文本内容质量之间不存在交互作用，差评数量并不一定对消费者的购买行为产生负向影响，只有当负面的线上评论文本内容质量很高时，网店差评数量才会降低消费者购买的可能性。

在传统市场中，消费者在做出购买行为前，通常都会参考其他人的建议，已有学者从评论内容特征角度探讨了在线评论对消费者的影响，初步肯定了在线评论内容特征的重要性，并得出评论内容显著影响消费者的购买意愿。Ludwig等也指出，当负面评论中的情感内容与语言风格相互匹配时，换言之，负面文本内容质量高会降低消费者的购买意愿。Racherla认为当消费者面对着大量的商品评论信息时，很容易被论据的质量所影响，论据质量越高被认为可信度越高，信息内包含的内容越充分、越广泛，消费者愈加感到满意。

2.家具消费者购买行为的研究现状

2.1 家具消费者购买行为类型的研究现状

2.1.1 定性研究家具消费者购买行为的类型

家具作为一种典型的耐用品，有着单位价值高且购买频率低的特性，购买行为比较理性，王洋总结出家具购买行为的四个特性，即短期的刚性需求、长期的弹性需求；家具购买行为受房屋各类属性所影响；家具消费感和消费风险高；家具购买行为具有很强的家庭性。李同庆等以品牌知觉中的涉入度、知觉品牌差异和H/U（享乐消费与实用消费）这三个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将消费者购买行为划分为8种不同的购买行为，即冲动购买、习惯性购买、寻求多样化购买、忠诚购买、减少失调购买、影响购买、促销反应购买和复杂购买。

虽然冲动性购买涉及消费者的心理过程和当时情绪状态，使得研究起来比较复杂，目前理论界没有对冲动性购买行为的清晰界定，在问题研究方法上也存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冲动性购买行为在消费者行为的研究领域中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性启示作用，本文着重对此类购买行为进行总结研究。大量的国外学者对此种购买行为进行研究探索，最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是Rook在1987年从心理学上研究中的“心理冲动性”和“冲动”为视角来阐释消费者冲动性购买行为。冲动性购买行为多数为低认知的、自发的购买行为，这与高涉人购买行为模式不相符，但在冲动性购买过程中又常会出现对随后的行为产生重要影响的强烈的情感反应，这一点同低涉人或启发式购买行为又不一致（ verplanken和Herabadi.2001；Silvera和Lavack，2008）。网络购物及实体店购物所处的环境不同，两种购物方式的冲动性购物因素也有较大差异，陈旭、周梅华结合我国网络购物的特点提出影响消费者网络冲动性购买行为的相关因素分为刺激因素、个体特质及限制性因素且针对网络冲动性购物行为过程构建机制模型。

2.1.2定量研究家具消费者购买行为的类型

一般来说，企业家具产品从生命周期、销售量和获利情况可划分为开发期、导入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五个阶段。闫丹婷和刘雪梅从家具产品的消费行为特征为视角做描述性统汁分析，得出消费者行为直接影响家具的使用寿命的长短及其产生的环境效益，若要使家具产品存其整个生命周期内取得良好的经济环境效益，必须在各阶段考虑到消费者的行为特性，提出家具环境友好性改进。姜参等通过问卷调查及统计性分析得出，冲动性购买在消费者的购买行为中约占到80%的比例，因此应成为网络商家关注的重点，设计优质的网站，要建立用户导向的网络导航系统、优化网页设计，丰富网站内容；展示丰富的产品信息，需要清晰的商品图片以及产品品牌信息等，这些形象设计都会大幅度提高消费者的虚拟体验满意度而直接刺激其冲动性购买。

2.2家具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现状

李真在对绿色家具消费意愿及影响因素的研究中，分为消费者个性特征、家庭其他人特征、传统家具消费者行为特征、环保认知度和其他等5个维度。在消费者个性特征中考虑了消费者性别、年龄、经济状况和受教育程度；家庭其他人口特征中考虑了是否有老人或儿童，已经家庭成员的身体状况：在传统家具消费者行为特征方面考虑了家具产品的价格、风格、款式材料、品牌和环保性能；在环保认知程度方面，考虑消费者是否知道环保相关规定；在其他因素上，主要考虑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方面。

根据中国家具一门业网的调查，家具消费者受产品质量、价格、装修风格、运输费用、上门安装和售后服务等几个因素影响；家居网调查显示，影响消费者购买家具行为的最大因素是产品价格，占参与调查总数的28%。除此之外，有23%的人认为产品的服务是影响他们购买行为的决定因素，22%的人则选择了产品的口碑。研究人员从谁担当决策人的角度考虑，在耐用品的整个决策过程中，前期的信息搜集和产品比较工作多由妻子负责，丈夫是最终决策人。

何建华以大学生网络购物消费者作为研究的对象，从个性特征、情境因素、营销刺激和其他因素这4方面进行具体分析并未网络商家提供营销建议。赵保同等基于UTAUT模型构建了网络团购中消费者购买意愿影响因素模型，得出绩效期望和感知风险直接影响购买意愿；努力期望、社会影响、便利条件、产品特征通过其他因素间接影响购买意愿；网络经验既能卣接影响购买意愿，又能通过其他因素产生问接影响。各因素对购买意愿的总影响力大小排序为：绩效期望、感知风险、网络经验、产品特征、努力期望、社会影响、便利条件。

3.家具消费者购买模式研究现状

我国家具市场消费者的购买模式可划分为传统门店购买模式、传统电子商务平台购买模式和O2O购买模式。

3.1 传统门店购买模式

我国家具行业的传统运营模式主要是生产商通过零售商、商将商品售卖给消费者。主要的营销渠道就是广告宣传，零售商和商将店铺开设在大型家具商城或沿街铺面，这就是最为传统也是最常见的消费者购买家具模式。目前，即便在电子商务最发达的美国，线下的消费规模依然十分庞大。TrialPay公司的统计结果为美国线下消费的比例高达92%，在中国，这一比例则更是高达97%。蒋红兰分析了四川地区几家典型的家具企业和家具工业园的物流运作模式，同时提出物流改进对策。李飞等通过餐饮业实体店的创新路径研究，认为创新要素包裹供应商、内部和顾客3个层面所涉及的诸多要素，最为关键的创新要素就目标顾客关注的要素本身，即满足消费者需求。传统家具门店与顾客的接触最为频繁和直接，搜集消费者需求信息，及时反馈给供应商，对产品创新有极大好处。

3.2传统电子商务平台购买模式

根据BCG的观点，用户网购次数越多，就会越习惯这种消费方式。我国随着消费者对网络购物需求，淘宝网等网购购物平台异常火爆。很多消费者已尝试过像网购购买服装一样的模式，在网络上购买家具。新生的消费者已经开始转变传统的消费模式，家具行业电子商务虽然还没能很好地跟上消费者的步伐，但其发展未来发展空间无比巨大，更是对现有传统家具企业的重大挑战。史益芳、黄玉蓓等以我国北方一处较大规模的家具销售集散地研究样本，提出与电子商务配套的家具物流模式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并提…相应改进建议；戴力农对我国当下中国家具行业已有的电子商务形态进行分类并介绍一些国际的家具业电子商务的模式，最后探讨未来家具电子商务可能的走向

3.3 O2O购买模式

O2O是线上做展示、线下做服务的消费模式。O2O模式作为目前新兴的消费者购买模式，该模式的利益相关者主要分为四类，分别是O2O电子商务网站企业、线下实体店、支付厂商和终端消费者.余真翰和杨浩磊认为发展O2O模式具有必然性与有效性，指出销售终端门店在O2O模式运作体系叶，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在构建的销售终端O2O电商合作决策模型的同时，考虑了逆向物流冈素，得出销售终端做出是否参与O2O电商合作平台的决策依据。线下到线上的运营模式，是日前大多数家居企业电商化所要解决的问题。甄冰提出线下的物流和线上的信息流对接，需要企业进行信息化改造，这也是实现020模式的重要投入和关键环节。这需要资金、信息、人力和技术的全面投入和升级，只是建立online平台而忽视（）ffline和Online的对接，是目前多数家居企业投入电子商务的通病，O2O模式的实质是资源的整合和最大化利用。

4.结论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家具消费者购买行为及模式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冈此，分析和总结当前消费者购买行为现状，对于家具业消费者购买行为及模式的后续研究和促进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十分必要。但是，关于家具消费者购买行为及模式的研究还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很多问题仍需要深入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家具消费者行为类型研究不够全面，围内外学者对冲动性购买行为研究细致，但行为系统具有关联性，因对其他类型研究的忽视或片面会影响整体研究效果，对企业在营销过程巾的指导性不强。

⑦在家具行业的消费者购买行为影响冈素研究方面，学术界的横向研究和纵向研究都不够深入且成果较少。个别学者在研究时没有很好地对影响因素进行追踪溯源，研究过程存在主观性，对家具消费者购买行为因素问互相做用的机理也没有很好地阐释，导致没有理论基础，难以在实际中应用。

③消费者购买模式研究没有突破性进展。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人民水平不断提高，消费者对家具的需求加大的同时其购买模式也发生巨大变化、近几年为适应国民需求，行业新兴商业模式层出不穷，理论可行，但在实际运行中没有形成合理的，模式以满足消费者对产品价格、质量、物流、售后等各环节要求。

为了更好地发展研究家具消费者的购买行为，特提出以下两点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