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济法论文范文第1篇

一、国际经济法理解的分歧 国际经济法是个新兴的法律部门，这个词的首先使用是二战之后。自国际经济法作为一个集合名词出现以来，对于它的性质及由此而包括的范围充满了分歧。主要的认识有两种，一是认为它们是原有法律体系之内一种新发展，是国际法在经济领域的发展。也就是经济的国际法。法律依据其调整的对象可以分为国际法和国内法，国际法是调整国家之间或者国家与国际组织关系的法律，而国内法是一国立法机关产生的法律，这种观点在国外有，在国内也有。〔1〕毫无疑问，这种观点有其合理性。国际经济法这一名词的出现正是由于二战后国际经济的发展和经济的国际法的大量出现。试想，没有国际经济，没有相应的国际法，国际经济法这个专有名词就不会出现，也就是说，这个词正是建立在经济的国际法规范的基础之上的。 二战之后，由于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省，国际社会在政治上加强合作，成立了联合国，签署了《联合国宪章》及在此体系之下大批的国际条约；在经济上加强交往，从而有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brd（世界银行），和gatt（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在贸易、货币、发展等领域形成了普遍性的国际法，并有大量的地区性条约和双边国际经济条约，如通商航海条约、各国经济、事务性条约，如促进和保护国际投资条约等，形成了一系列的特殊国际法。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经济的国际法形成一个体系，需要有相应的理论视角来进行观察。 第二种认识是认为国际经济法不是原有法律体系所能概括得了的，不是能按原有的国际法和国内法的截然划分可以概括这种法律现象的，而是突破了传统的法律体系，而形成一个融合国际法和国内法、公法与私法的一个独立的法学部门。这种理论在国外有美国教授杰塞普的跨国法理论。〔2〕（p8）这种理论指出了国际经济交往中的一个基本特点，即私人性。在国际经济交往中，交易之主体往往是个人或是法律意义上的人，即法人，这都是私人。在西方国家，由于实行市场经济，交易的绝大部分是在私人间进行的，而在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随着市场经济法律的逐步建立，从事市场交易的国营企业逐步退出市场，取而代之的是独立的法人，即与国家责任毫不相干的法律意义上的人。由此可见，在国际经济中，交易的主体是法人，是与国家毫无责任联系的独立承担责任的实体。这就形成了国际经济中的跨国性，这也是国际经济活动与国际政治活动及其法律关系不同之所在。国际政治活动有国家的行为，在国际社会中，有独立的国家活动空间，如国家享有外交豁免权，国家及其代表能游离于其他国家的管辖权之外，即平等者之间无管辖权，这就构成了独立的国际空间，这也是国际法所调整的主要范围。而国际经济交往则不然，国际经济交往并没有一个独立的国际空间存在，这就是由于其私人性而衍生出的跨国性。 对于这种关系，国际法肯定不会作完全的调整，它只能调整其中的一部分关系，这种关系又可以分为两种：一是针对国家的规则，即对国家的经济行为作出规则，二是通过国家对私人行为作出规定，前者是公法规则，后者是私法规则，它是以国际公约的面目出现，即国家承诺在私法中适用这一私法规则。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联合国货物买卖合同公约》，对这种规则现象运用原有的国际公法的理论和视角是不够的。这种理论从国际法的性质出发指出国际法调整对象和规则形式的不足，指出了国际公法存在着性质上的差别，不能用国际公法的理论来解释国际经济和国际经济法律现象，而应该突破原有的国际法与国内法的截然区分，作一个综合的研究。 这种理论毫无疑问也有其合理之处。它指出了国际法在性质和适用范围上的不足，这也正是第一种理论的不足之处。 二、对两种观点的分析 以上二种对国际经济法及其性质的认识都有其合理的地方。第一种理论指出了国际社会是以主权国家为基本构成单位的组合体。无论是国家的行为还是私人的行为，所遵循的规则都必须通过国家来赋予其效力；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划分是构成当今国际社会法律秩序的基本划分，正是由于国际社会的和经济的国际化的发展，才出现了国际经济法这一个集合体。这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也就是说，经济的国际法是国际经济法的基本框架，离开了这个框架，国际经济法便无从存在。 但是，正如我们在上面所指出的，国际经济中的私人性和跨国性的特征是非常明显的，特别是大多数国家都以市场经济作为其基本的经济制度或是作为改革的基本方向，国际经济中的私人性和跨国性的特征就更加明显了，这也正是第二种理论所要说明的。 国际经济的这一特 征是国际法所不能完全包括的，国际法只能通过规范国家的行为或是通过国家来规范私人行为，这种规范由于主权因素的存在，其范围不可能涉及国际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相当一部分仍是由国内法，或是国内法中的涉外法来规范。我们不妨以wto规则为例子作一说明。 wto协定是迄今为止最为庞杂的对国际经济进行规范的国际经济法，wto是世界上处理国与国之间贸易规则的国际组织。乌拉圭回合谈判大大拓宽了国际经济中国际的范围。可以说是对国际经济法规则的一次大发展，它所建立的多边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为基本原则的国际经济法律体系对于形成一个稳定的国际经济法律秩序和促进国际经济的发展具有保障和推动作用。 wto规则建立了一整套对各成员国国内经济立法的有效约束机制，使在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原则之上建立一个有效率的国际经济市场。wto成为国际经济法律中的基本的法律。但即使如此，wto仍不能有效、全面地规范国际经济行为，这是因为： （一）它的适用范围仍是有限的。首先，许多经济问题没有纳入到wto体系之中，如竞争法、环境问题、区域经济集团、政府采购、电子商务、劳工权利等等，这在wto的规则中是作为将来贸易谈判的议题。其次，即使是已经有国际法规则的领域，也仅仅局限于原则性的规定，具体的规则还有待于进一步谈判，明显的例子就是投资领域，虽然形成了trims（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但是这十三条的规则限于原则，缺乏具体的规定。再次，在许多领域，其规定往往是与国内法相联系的，本身并不是具体的权利义务规则，如构成wto基本原则的国际待遇和最惠国待遇，是建立在国内法的基础上的，这和国际经济的私人性和国际的性质相联系的，这也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了国际经济法的适用必然与国内法有衔接，否则，难以与国际经济中的私人性和国家主权的属地性和属人性相衔接。 （二）国际经济法与国内法有很大的衔接性。国际经济法中的国际部分对国家行为的限制，一是对国家行政权的限制，即政府行政权力在国际经济和国内经济中的透明化和逐步消退，另一方面，也是对一国立法权的限制，给本国市场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如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是对一国法律的一个基本限制，而不是通过国际法提供一个具体的权利、义务模式，这和一般国际法和国内法的模式是不同的。这是由国际经济活动的私人性所决定的。 （三）国际法具有指导国内法的作用，如wto所建立的以市场为导向的国际经济体制成为各个国家的一个先决条件。随着国际经济的发展，各国经济的开放程度和对外的经济依存度不断加强，国内国际市场成为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国内经济的发展与国际市场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断地与各国国内经济立法相融合。如在我国的立法中，与国际接轨在实践中具有十分重要地位，可以看作是立法中的基本原则之一。这一方面说明国际经济法在经济立法中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国际经济法中的国际法部分是不全面的，需要有国内立法的补充和完善。 三、国际经济法法律性之欠缺 国际经济法作为规范国际经济的法律，具有本身的规范特点。对于国际经济法历来存在理解上的分歧，一种是认为国际经济法是经济的国际法，从字义上来理解就是国际的经济法。另一种将国际经济法理解为有关国际经济的法，国际经济作为一个单一的词来看待。如果以前者来看待国际经济法，则国际经济法成为国际公法的一个特别的类型，而若以后者的角度来看待国际经济法，则国际经济法是一种由国际法与国内法，公法与私法规范共同构成的混合体。 那么，这两种观点是否是一种截然相反的情况？其实不然，二者也有共通的地方，即使是按后者广义的理解，国际法部分在整个国际经济法律体系中仍然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构成了整个国际经济法体系的框架性文件，它是整个国际经济法的基础。正是由于规范国际经济的国际法的不完整和种种不足，才需要有国内法的补充。 另外，国际经济法与国际法的区分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国际经济交往的私人性①。国际经济关系绝大多数是发生在私人之间，而不是国家之间②，对这种关系仅仅用国际法来进行调整是不够的，国际公法所能调整的国家或政府的行为，以营造一个有利于国际经济法发展的统一国际市场和尽量地减弱政府对市场可能造成的消极影响。而对于私人交易所遵循的规则很难进行全面的规范。这也是为什么在国际经济法中，国际法虽然具有基础性的地位，但仅仅由国际法来进行规范显然是不够的、不全面的。 > 从国际经济法的形式来看，无论是它的国际法形态，还是诸法合体的形态，在规则上，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它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缺乏体系性，从而使国际经济法形成一个松散的体例。体系性是成文法的一个基本特点，是成文法合理性的一个基本内涵。成文法法典化的趋势就是体系性的内在要求。法律只有体系化才能形成一个理性的东西，才能使法律内部没有逻辑冲突，才能产生出符合逻辑的法律的结果。这也是成文法的合理性及其生命力之所在。体系性是法律解释正常进行的一个前提条件。只有在一个体系下，才能克服法律由于语义的有限性、社会关系的变动和语言的相对静止等不足，使法律有其自身的生命力。体系化在民法和刑法典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如德国民法典中的总则、物法、人法、继承、婚姻法的五编制。法律的内在要求是法律本身无内在逻辑冲突，依据法律，会得出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而只有体系化的法律才能合乎这样一个要求。 在国际经济法中，体系性是欠缺的。构成国际经济法律中支柱的三项法律制度是gatt、imf和ibrd（世界银行），gatt是一种临时的安排，虽然这种临时安排长达47年，imf局限于货币稳定和国际金融稳定，而世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贷款，这些制度中，还存在着不能解决尖锐的国际经济新、旧秩序的矛盾和南北矛盾。这些问题和矛盾的存在对国际经济中的国际法的形成是不利的，对现存的国际法的解释也会由此而产生种种歧义。一个显著的例子是国际经济组织中的表决权中的加权表决制是一个寻求主权原则和市场商业规则（即依股本额来确定投票权）的统一制度，但它往往侧重于后者，对于这个问题，国际经济法未能有一个妥当的解决办法。 国际经济法的这一性质的缺乏是和其作为一个新兴的法律部门相关联的。一个法律在其发展和未成熟时，在体系性上总存在着不足。但是随着gatt转换成wto，这个问题正在逐步地得到解决。wtp从货物贸易逐步地向服务贸易、投资、知识产权等领域扩张，具有经济联合国的作用和功能。它在国际经济中的基础性地位逐步得以确立。这对于克服国际经济法中的体系性欠缺的弱点具有明显的作用。 （二）国际经济法的另一个特点是缺乏确定性。首先表现在法律形式上，国际经济中的大量文件还只是停留在决议、草案的层次上。如《各国经济权利与义务宣言》，《关于自然资源永久性主权的宣言》，和《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行动纲领》，以及《跨国公司的行动守则》，《国际技术转让行动守则》等等。这些文件并不是法律文件，而只是政治文件。虽然，它在国际法的形成和逐步成长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或是国际习惯法存在的一个有效的证据，但是，单从法律效力上看，它们的法律性是不足的，也就是在这些领域中的国际经济法是有争议的、模糊的和不确定的。这方面也使得国际经济法在许多方面是不完整的。其次是国际经济法中的大量用语是不确定的，如国际经济法中对司法不能、司法不公的认定，对有关国有化补偿中的“适当补偿”的规定……它是一种为避免不补偿和全部补偿之争的一种折衷的办法。又如imf中对成员国提供援助的规定的国内收支的严重失衡中的“严重”。又如外交保护权行使的条件中的本国侨民没有受到合理地保护的认定，又如wto中的对投资的原则性的规定。还有对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的“最佳努力条款”以及对发展中国家的定义都是不确定的。类似的例子在国际经济法中都是很多的。这些例子都可以明确地看出国际经济法中所存在的这种不确定性特点，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国际经济法除了有限的国际统一法外，还有大量的规则来源于各国涉外法，而各国的涉外法在大量问题上是相互冲突的。这也使得在法律和法律选择上存在着不确定性。在国际经济法中，法律解释机关是不确定的。缺乏国际性的解释机构。这是国际法的一个共同特点。在国际法中，虽然有国际法院，但国际法院的管辖权是有限的，而且需要有关成员国的事先同意。并且管辖权与执行权是分离的，而在国际经济法中，这样一个机构也难以产生。在国际经济法律中，对法律的解释是各国的司法机关，而各国司法机关在处理国际经济事务上，毫无疑问会偏袒本国的当事人或与本国有密切关系的一方，至少会比较倾向认同他们的利益主张。因此，发生争议的当事方也经常主张本国的法院或仲裁机构解决争议。在国际仲裁中，一些仲裁院由于本身的信用好而受到当事方的认同，但这种靠信用、声誉的制度是有限的、不全面的。 导致国际经济法缺乏确定性、明确性是由于政治因素和国家实力因素在国际法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国际法中的问题并不纯粹是法律问题， 或是由法律因素所决定的，而夹杂着政治和国家实力等因素。国际经济争议越是与大国的利益相关，或是触及到大国的利益就越是难以解决。如美国国内曾对wto有“三击不中而退出”的观点①。这在国际法中是个普遍问题。如美国就以要求联合国改革为条件而拖欠会费，从而使联合国的日常运作产生诸多问题。这些因素都使得国际经济法的确定性产生问题，再加上国际经济法缺乏体系性，这使得其法律适用产生许多问题，其公正性也常会被怀疑。 （三）构成国际市场的各国市场及其法律的不一致。法律的有效存在需要社会关系的一致性，在国际经济中，各国有实行市场经济的，也有不实行市场经济的，在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中，有强调市场的作用的，也有强调政府的作用的，不一而同，即使是在西方社会，对政府与市场的强调也不尽相同。〔3〕这就使得在国际经济中，构成国际市场的各国市场不尽相同，这也决定了为什么许多国际经济条约难以产生，国际经济法缺乏体系性，许多条约的用语弹性很大，不明确，这都可以从具体的社会关系的差异性中找到原因。最为极端的例子就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别，即使是在发达国家或是发展中国家中，情形也是各有差异。社会关系是形成法律规则的基础，一个法律规则即使存在了，也可能会由于有效的社会关系的丧失而不能适用。 四、wto与国际经济法的发展 为了克服gatt的不足和应付国际经济的发展，经乌拉圭回合国际贸易谈判，wto得以形成。在下面几个方面，wto对gatt是有很大的发展的。 （一）极大地扩大了适用的范围，不仅包括货物贸易，还包括服务贸易、国际投资、知识产权等，还将纺织产品在适用gatt的例外上重新拉回到gatt的体制之中。乌拉圭回合在完善规则方面，最重要的成果是就保障条款、补贴与反补贴措施、纺织品和服装等问题缔结了协定。其中《纺织品和服装协定》对发展中国家特别重要，纺织品和服装占发达国家从发展中国家进口总值的45%.三十多年来，这个领域始终游离于多边贸易体制的规则之外，发展中国家纺织品的出口长期遭到发达国家的歧视性限制，经过发展中国家在乌拉圭回合中的努力，关税总协定终于决定分阶段取消这些限制。 （二）确立了wto作为一个国际经济组织的法律地位，同时，还拥有争议解决机构，以解释wto国际文件和相关的争议，这在国际经济关系和国际经济条约的执行上具有重大的意义，使条约的解释有中立的解释者，争议的解决有仲裁者，这有利于条约涵义的明确和执行的有效性。任何对wto成就的评论如果不提及争议解决机制，都是不完整的。从许多方面讲，争议解决机制是多边贸易体制的主要支柱。 （三）将gatt的规则普遍地适用于各个国际经济领域，如扩大适用于投资、服务贸易、知识产权等，使wto在国际经济法律文件中具有基本法的作用，这有利国际经济条约体系，形成一个有效的整体。 （四）对于原先没有形成法律规则或者不存在国际法规则的领域，在wto体系内形成了相应的规则，尽管有些规则比较原则（如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但毕竟是形成了相应的规则，将这一领域纳入到wto的基本原则之下，对于国际经济法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整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五）在贸易的公正性上有所发展。由于发展中国家参与多边贸易谈判程度增加和集体谈判力量的增强，也使得新的全球贸易规则在一些领域体现发展中国家的要求。如发展中国家在乌拉圭回合中成功地阻止了发达国家就缔结投资协定而进行谈判的尝试，发达国家的要求是给予投资者普遍的国民待遇，结果是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只重申了货物的国民待遇，有关投资的国民待遇根据《服务贸易总协定》只能通过谈判解决。〔4〕（p92） 发展中国家在乌拉圭回合各项协议中获得了一些差别的待遇，包括：在市场准入的减让方面可承诺较低水平的义务；在实施协议方面享有过渡期或减让某些义务；享有某些执行程序上的灵活性。此外，还要求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应当尽力给予照顾，提供技术援助，改善市场准入机会。〔4〕（p92） 五、我国与国际经济法的发展 就wto而言，存在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利益和权利不平衡的局面，对发展中国家是不利的。表现在：一是协定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讨价还价的权利。协定被定义为谈判机制，如关税谈判、重新谈判、有关关贸总协定条款实施的谈判，这些谈判的结果都体现了讨价还价权力的大小，这种谈判机制与那些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固定的优惠规则和原则有所不同。弱小的国家发现 ，在第22条至23条磋商条款下难以与强大的国家抗衡。从这种意义上讲，谈判中贸易规则的实施的条件因国家而异，这对发展中国家是不利的。〔3〕（p48）关税总协定一向引以为骄傲的传统是，使用真实的法律权利和义务，同时辅之以通过磋商和谈判，务实地允许例外，关贸总协定第四部分（贸易与发展）作为时代的产物，有其必然性，但这种妥协过于政治化，与它原来的合约式的法律框架格格不入，因此，这部分的空洞和缺乏约束力也就无法避免。〔4〕（p40）二是语义上的不明确性，特别是针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义务问题，即所谓的“最大努力条款”。从本质上讲，对发展中国家关税来说，第四部分是关税总协定传统上背离义务的一种例外，而对发达国家来说，虽然被要求优先降低和撤除与发展中国家缔约方目前或潜在的出口利益特别有关的产品的壁垒，包括其初级产品和加工产品之间的不合理的差别关税和其他限制，但只是要求发达国家的各缔约方除因被迫原因，也可以包括法律的原因不能实施外应尽可能实施。尽可能实施条款说是所谓的“最大努力条款”，一直到乌拉圭回合，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来说，这种模式都没有改变。这些问题都是亟待改善的，也需要包括wto规则在内的国际经济法规则的进一步完善，中国参与对这些规则的形成和完善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乌拉圭回合的谈判中，存在着一种对市场经济的迷信，当时，有大量的原计划经济国家或是发展中国家采取了市场经济的模式，希望市场经济能解决一切以前所不能解决的问题①。其实，市场本身只是提供了一种资源的分配和劳动产品的分配方式，它本身并不能促进经济的发展，它只是提供了一种市场财产权利的体系和一种竞争的环境，这种条件能否转换成生产力还是要有转换的过程。这种转换是有代价的，而正是这个问题在改革中被人们所忽视。从国际经济的发展上看，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中的比重是小了，而不是大了。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发展中国家曾在提出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同时，提出了国际经济新秩序。从国际法律的发展上看，国际经济新秩序，从很大程度上讲，还是一句政治性用语，在法律制度建设上，有利于国际经济平等和公平的制度还是缺乏的，在这一方面，是落后于政治秩序的发展的。政治秩序已从殖民制度转变为以国家主权为核心的国际法秩序，而在经济秩序中，仍是发达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私法自治规则的发展远远超过了规定私法公正性的规则的发展②。发展中国家处于被动的地位。平等的秩序不能有效的建立。 但是发展中国家占据着全世界人口和土地的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独立和自主的意识也不断地增强，对国际经济事务的熟悉程度也不断地增加，发展中国家也出现了许多成功的发展的例子，如亚洲四小龙、巴西等国的发展。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高速发展也给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树立了一个成功的典范。在发展中，发展中国家对国内经济环境的治理应该是其发展的重点。而在国际经济环境上，争取一个有利发展中国家发展的经济和法律环境也是必要的。 随着各国实行市场经济，各国对市场经济的运作模式也认识清楚了，对以市场经济为基本制度背景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认识也清楚了，这对发展中国家争取相应的权利，避免国家经济主权过度让与是有好处的。作为发展中国家，加入wto是我国的基本立场，也是中国坚持自己的应有的经济主权表现，中国一方面积极实行市场经济，这是我们改革的基本方向，但不切实际的发展和开放只会损害本国的经济及其发展。

国际经济法论文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本文首先通过分析国际经济法与经济法主要学说的相似之处，总结出经济法律的目的与功能——克服政府与市场的双重失灵;再通过借鉴国内经济法的“三三理论”的研究方法，归纳出国际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国际经济调节关系。 论文关键词：政府失灵 市场失灵 调节关系 对于国际经济法调整对象问题，理论界有诸多不同的观点。这些观点大多从国际经济活动中形成的国际经济关系入手，以不同的标准对国际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划定或宽或窄的界限。但是，这些众多的标准大多忽略了经济法律(包括经济法与国际经济法)最为经典的功能——克服市场与政府的双重失灵。正如彼得斯曼所说:“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律都属于那些领域:在那里，‘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从古老的重商主义时代直到如今始终受着批评。”因此，笔者将着眼于国际经济法克服“双重失灵”的功能，借鉴国内经济法较成熟的相关理论，对国际经济法的调整对象进行研究。 一、国内外相关学说之呼应——“经济”之法存在的目的为克服“双重失灵” 我国经济法有一个基本原则，即适度干预原则。该原则的关键就在于“干预”与“需要”。第一，“市场失灵”是市场机制的必然现象，因此需要国家的“干预”;第二，基于“有限理性政府”之假设，国家在“干预”过程中有可能滥用公权力——即“政府失灵”，于是必须限制“干预”的范围与程度，干预应当“适度”。也就是说，经济法是“政府干预”与“干预政府”的辩证统一。需要提出的是，因为国际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会涉及一个以上的国家或涉及各国管辖权的冲突问题，且各国经济主权是平等的，若把国内经济法理论的“干预”一词套用在国际经济法理论中似乎强制色彩过于浓厚，因此，为了表述上更为妥当，下文在论述国际经济法时，用“调节”一词代替了“干预”。 碰巧的是，我国经济法的“适度干预”原则与国际经济法的两位大家——彼得斯曼和杰克逊教授的某些观点遥相呼应、不谋而合。虽然在调整商事交易关系的私法之地位这方面，彼得斯曼、杰克逊均与国内经济法理论持不同态度，但是他们在对国际经济法进行界定时，都提到了国际经济法克服“市场与政府双重失灵”的功能。这又不得不提到彼得斯曼在《国际经济法的宪法功能与宪法问题》中的那句话:“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律都属于那些领域:在那里，‘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从古老的重商主义时代直到如今始终受着批评。”而杰克逊的观点似乎与我国经济法理论更为接近，他认为“关于交易的法律有三个部分”——“关于交易的私法”、“关于国家政府规制交易的法律”和“关于限制政府的国际经济制度的法律”。若将此理论与上文提到的“‘政府干预’与‘干预政府’的辩证统一”进行对接，“关于国家政府规制交易的法律”即“政府干预”之法，而“关于限制政府的国际经济制度的法律”则强调在国际法层面“干预政府”。 综上，无论是国内经济法还是国际经济法的理论，一般都能达成以下共识:“经济”之法存在的目的都包括克服“市场失灵”和经济领域的“政府失灵”。从克服“市场失灵”来看:经济法需要克服的是“国内市场失灵”，其方式是一国政府通过立法对国内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国际经济法需要克服的则是“国际市场失灵”，其方式既包括国际组织通过创制法律对私主体经济活动进行调节，也包括一国政府通过立法对与本国市场或本国国民有关的国际经济活动进行调节。从克服“政府失灵”来看，经济法是在国内法层面对“政府干预国内经济的行为”之约束;国际经济法则是由国际组织、双边或多边协商等国际机制所创制的法律来对“各国政府干预国际经济活动 的行为”进行调节。 二、国际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国际经济调节关系 我国另一些经济法学者曾通过国内与国际经济法的理论整合来对国际经济法定义进行研究。经济法“国家调节说”(也称“三三理论”)的创始人漆多俊教授认为，经济活动有市场调节、国家调节和国际调节三种机制，这三种机制分别受到民商法、经济法和国际经济法的保障。其中后两者是“有形之手”的调节，在调节者和被调节者之间是一种促导、管理和干预的调节规制关系，不是“一般经济交换活动中各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商品货币关系”，因此国际经济法是“调整国际经济调节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笔者认为，漆多俊教授对国际经济法的这种定义有一定科学性，同时也存在不足。比如，把“国家调节机制”全部纳入国内“经济法”的观点还有待商榷。但是，这种“调节机制的三分说”就其研究方法而言是非常值得借鉴的。 与漆多俊教授不同的是，笔者认为“国家调节”应进一步分为“国家对国内经济活动的调节”和“国家对国际经济活动的调节”，①前者体现在经济法中，后者则应纳入国际经济法体系。杰克逊在研究国际经济法的宪法性制度时也强调这些制度并不仅仅存在于国际层面，他指出:“各国政府的法律与制度也是该制度的重要渊源……这一体制反映了国内与国际规范、体制和政策的交互作用。如果仅仅研究国际部分，或仅仅研究主权国家，就不能理解它。” 此外，“国际调节”也应当根据克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不同功能分为“国际法对国际经济活动的直接调节”以及“国际法对国家调节国际经济活动之行为的再调节”。也就是说，“国家对国际经济活动的调节之法”与“国际调节之法”共同构成了国际经济法体系。“国家对国际经济活动的调节之法”即一国政府通过立法对与本国市场或本国国民有关的国际经济活动进行调节，具体而言可理解为涉外经济法;“国际调节之法”即各种国际机制所创制的直接调节国际经济活动的法律(如国际贸易管理法)以及对国家调节国际经济活动之行为进行再调节的法律(即杰克逊所说的“关于限制政府的国际经济制度的法律”)。 综上所述，国际经济法实际上是一种旨在克服“双重失灵”的调节之法，其调整的社会关系是国际经济调节活动中所发生的调节关系。由此可归纳出国际经济法的定义——国际经济法是调整国际经济调节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虽然此定义在语言表述上与漆多俊教授对国际经济法的定义相同，但最关键的是，两个概念中的“国际经济调节关系”在范围上有着重要差别。具体而言，漆多俊教授所说的“国际经济调节关系”主要指在国际法对国家调节经济之行为进行再调节的过程中发生的，各种国际机制与国家之间发生的关系;而本文所理解的“国际经济调节关系”具体包括以下三种:第一，国家在调节与本国有关的国际经济活动时与私主体(本国或他国私主体)所发生的调节关系。第二，国际立法在直接调节国际经济活动时发生的，各种公主体与私主体间的调节关系。较为特殊的是，在这组调节关系中，被调节者是私主体，但调节者与立法者不一定一致，其构成可能比较复杂，既可能是国家，也可能是国际组织。如:《关于执行GATT1994第6条的协定》由WTO制定，但反倾销的调查、裁决以及反倾销措施的执行都是由国家主管部门进行，但同时，作为立法者的WTO也会参与到调节中来，如《反倾销守则》第16条规定:“特此设立反倾销措施委员会……各成员应立刻通知委员会其采取的所有初步或最终反倾销行动……” 。第三，各种国际机制与国家之间的的经济调节关系。 三、总结 上文的论述可以总结为以下图表: 国际法对国际经济经济活动的直接调节在直接调节国际济活动时所发生的公、私主体(详见上一段)间的调节关系各种国际机制创制的直接调节国际经济活动的法律(如国际贸易管理法)对国家调节国际经济活动之行为的再调节国际机制与国家间的经济调节关系机制创制的对各国政府调节行为进行再调节的法律(即杰克逊所说的“关于限制政府的国际经济制度的法律”) 注释: ①当然，国家对经济活动的调节除法律调节外，还可以用经济政策等手段进行调节，本文只讨论法律层面的国家调节。 参考文献: [德]彼得斯曼.国际经济法的宪法功能与宪法问题.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李昌麒.经济法学.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李昌麒.寻求经济法真谛之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刘燕南.实用主义法理学进路下的国际经济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漆多俊.论市场经济发展三阶段及其法律保护体系.法律科学.1999(2).

国际经济法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国际经济法；国际经济；wto

一、国际经济法理解的分歧

国际经济法是个新兴的法律部门，这个词的首先使用是二战之后。自国际经济法作为一个集合名词出现以来，对于它的性质及由此而包括的范围充满了分歧。主要的认识有两种，一是认为它们是原有法律体系之内一种新发展，是国际法在经济领域的发展。也就是经济的国际法。法律依据其调整的对象可以分为国际法和国内法，国际法是调整国家之间或者国家与国际组织关系的法律，而国内法是一国立法机关产生的法律，这种观点在国外有，在国内也有。〔1〕毫无疑问，这种观点有其合理性。国际经济法这一名词的出现正是由于二战后国际经济的发展和经济的国际法的大量出现。试想，没有国际经济，没有相应的国际法，国际经济法这个专有名词就不会出现，也就是说，这个词正是建立在经济的国际法规范的基础之上的。

二战之后，由于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省，国际社会在政治上加强合作，成立了联合国，签署了《联合国》及在此体系之下大批的国际条约；在经济上加强交往，从而有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brd（世界银行），和gatt（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在贸易、货币、发展等领域形成了普遍性的国际法，并有大量的地区性条约和双边国际经济条约，如通商航海条约、各国经济、事务性条约，如促进和保护国际投资条约等，形成了一系列的特殊国际法。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经济的国际法形成一个体系，需要有相应的理论视角来进行观察。

第二种认识是认为国际经济法不是原有法律体系所能概括得了的，不是能按原有的国际法和国内法的截然划分可以概括这种法律现象的，而是突破了传统的法律体系，而形成一个融合国际法和国内法、公法与私法的一个独立的法学部门。这种理论在国外有美国教授杰塞普的跨国法理论。〔2〕（p8）这种理论指出了国际经济交往中的一个基本特点，即私人性。在国际经济交往中，交易之主体往往是个人或是法律意义上的人，即法人，这都是私人。在西方国家，由于实行市场经济，交易的绝大部分是在私人间进行的，而在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随着市场经济法律的逐步建立，从事市场交易的国营企业逐步退出市场，取而代之的是独立的法人，即与国家责任毫不相干的法律意义上的人。由此可见，在国际经济中，交易的主体是法人，是与国家毫无责任联系的独立承担责任的实体。这就形成了国际经济中的跨国性，这也是国际经济活动与国际政治活动及其法律关系不同之所在。国际政治活动有国家的行为，在国际社会中，有独立的国家活动空间，如国家享有外交豁免权，国家及其代表能游离于其他国家的管辖权之外，即平等者之间无管辖权，这就构成了独立的国际空间，这也是国际法所调整的主要范围。而国际经济交往则不然，国际经济交往并没有一个独立的国际空间存在，这就是由于其私人性而衍生出的跨国性。

对于这种关系，国际法肯定不会作完全的调整，它只能调整其中的一部分关系，这种关系又可以分为两种：一是针对国家的规则，即对国家的经济行为作出规则，二是通过国家对私人行为作出规定，前者是公法规则，后者是私法规则，它是以国际公约的面目出现，即国家承诺在私法中适用这一私法规则。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联合国货物买卖合同公约》，对这种规则现象运用原有的国际公法的理论和视角是不够的。这种理论从国际法的性质出发指出国际法调整对象和规则形式的不足，指出了国际公法存在着性质上的差别，不能用国际公法的理论来解释国际经济和国际经济法律现象，而应该突破原有的国际法与国内法的截然区分，作一个综合的研究。

这种理论毫无疑问也有其合理之处。它指出了国际法在性质和适用范围上的不足，这也正是第一种理论的不足之处。

二、对两种观点的分析

以上二种对国际经济法及其性质的认识都有其合理的地方。第一种理论指出了国际社会是以国家为基本构成单位的组合体。无论是国家的行为还是私人的行为，所遵循的规则都必须通过国家来赋予其效力；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划分是构成当今国际社会法律秩序的基本划分，正是由于国际社会的和经济的国际化的发展，才出现了国际经济法这一个集合体。这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也就是说，经济的国际法是国际经济法的基本框架，离开了这个框架，国际经济法便无从存在。

但是，正如我们在上面所指出的，国际经济中的私人性和跨国性的特征是非常明显的，特别是大多数国家都以市场经济作为其基本的经济制度或是作为改革的基本方向，国际经济中的私人性和跨国性的特征就更加明显了，这也正是第二种理论所要说明的。

国际经济的这一特征是国际法所不能完全包括的，国际法只能通过规范国家的行为或是通过国家来规范私人行为，这种规范由于因素的存在，其范围不可能涉及国际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相当一部分仍是由国内法，或是国内法中的涉外法来规范。我们不妨以wto规则为例子作一说明。

wto协定是迄今为止最为庞杂的对国际经济进行规范的国际经济法，wto是世界上处理国与国之间贸易规则的国际组织。乌拉圭回合谈判大大拓宽了国际经济中国际的范围。可以说是对国际经济法规则的一次大发展，它所建立的多边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为基本原则的国际经济法律体系对于形成一个稳定的国际经济法律秩序和促进国际经济的发展具有保障和推动作用。

wto规则建立了一整套对各成员国国内经济立法的有效约束机制，使在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原则之上建立一个有效率的国际经济市场。wto成为国际经济法律中的基本的法律。但即使如此，wto仍不能有效、全面地规范国际经济行为，这是因为：

（一）它的适用范围仍是有限的。首先，许多经济问题没有纳入到wto体系之中，如竞争法、环境问题、区域经济集团、政府采购、电子商务、劳工权利等等，这在wto的规则中是作为将来贸易谈判的议题。其次，即使是已经有国际法规则的领域，也仅仅局限于原则性的规定，具体的规则还有待于进一步谈判，明显的例子就是投资领域，虽然形成了trims（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但是这十三条的规则限于原则，缺乏具体的规定。再次，在许多领域，其规定往往是与国内法相联系的，本身并不是具体的权利义务规则，如构成wto基本原则的国际待遇和最惠国待遇，是建立在国内法的基础上的，这和国际经济的私人性和国际的性质相联系的，这也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了国际经济法的适用必然与国内法有衔接，否则，难以与国际经济中的私人性和国家的属地性和属人性相衔接。

（二）国际经济法与国内法有很大的衔接性。国际经济法中的国际部分对国家行为的限制，一是对国家行政权的限制，即政府行政权力在国际经济和国内经济中的透明化和逐步消退，另一方面，也是对一国立法权的限制，给本国市场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如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是对一国法律的一个基本限制，而不是通过国际法提供一个具体的权利、义务模式，这和一般国际法和国内法的模式是不同的。这是由国际经济活动的私人性所决定的。

（三）国际法具有指导国内法的作用，如wto所建立的以市场为导向的国际经济体制成为各个国家的一个先决条件。随着国际经济的发展，各国经济的开放程度和对外的经济依存度不断加强，国内国际市场成为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国内经济的发展与国际市场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断地与各国国内经济立法相融合。如在我国的立法中，与国际接轨在实践中具有十分重要地位，可以看作是立法中的基本原则之一。这一方面说明国际经济法在经济立法中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国际经济法中的国际法部分是不全面的，需要有国内立法的补充和完善。

三、国际经济法法律性之欠缺

国际经济法作为规范国际经济的法律，具有本身的规范特点。对于国际经济法历来存在理解上的分歧，一种是认为国际经济法是经济的国际法，从字义上来理解就是国际的经济法。另一种将国际经济法理解为有关国际经济的法，国际经济作为一个单一的词来看待。如果以前者来看待国际经济法，则国际经济法成为国际公法的一个特别的类型，而若以后者的角度来看待国际经济法，则国际经济法是一种由国际法与国内法，公法与私法规范共同构成的混合体。

那么，这两种观点是否是一种截然相反的情况？其实不然，二者也有共通的地方，即使是按后者广义的理解，国际法部分在整个国际经济法律体系中仍然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构成了整个国际经济法体系的框架性文件，它是整个国际经济法的基础。正是由于规范国际经济的国际法的不完整和种种不足，才需要有国内法的补充。

另外，国际经济法与国际法的区分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国际经济交往的私人性①。国际经济关系绝大多数是发生在私人之间，而不是国家之间②，对这种关系仅仅用国际法来进行调整是不够的，国际公法所能调整的国家或政府的行为，以营造一个有利于国际经济法发展的统一国际市场和尽量地减弱政府对市场可能造成的消极影响。而对于私人交易所遵循的规则很难进行全面的规范。这也是为什么在国际经济法中，国际法虽然具有基础性的地位，但仅仅由国际法来进行规范显然是不够的、不全面的。

从国际经济法的形式来看，无论是它的国际法形态，还是诸法合体的形态，在规则上，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它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缺乏体系性，从而使国际经济法形成一个松散的体例。体系性是成文法的一个基本特点，是成文法合理性的一个基本内涵。成文法法典化的趋势就是体系性的内在要求。法律只有体系化才能形成一个理性的东西，才能使法律内部没有逻辑冲突，才能产生出符合逻辑的法律的结果。这也是成文法的合理性及其生命力之所在。体系性是法律解释正常进行的一个前提条件。只有在一个体系下，才能克服法律由于语义的有限性、社会关系的变动和语言的相对静止等不足，使法律有其自身的生命力。体系化在民法和刑法典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如德国民法典中的总则、物法、人法、继承、婚姻法的五编制。法律的内在要求是法律本身无内在逻辑冲突，依据法律，会得出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而只有体系化的法律才能合乎这样一个要求。在国际经济法中，体系性是欠缺的。构成国际经济法律中支柱的三项法律制度是gatt、imf和ibrd（世界银行），gatt是一种临时的安排，虽然这种临时安排长达47年，imf局限于货币稳定和国际金融稳定，而世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贷款，这些制度中，还存在着不能解决尖锐的国际经济新、旧秩序的矛盾和南北矛盾。这些问题和矛盾的存在对国际经济中的国际法的形成是不利的，对现存的国际法的解释也会由此而产生种种歧义。一个显著的例子是国际经济组织中的表决权中的加权表决制是一个寻求原则和市场商业规则（即依股本额来确定投票权）的统一制度，但它往往侧重于后者，对于这个问题，国际经济法未能有一个妥当的解决办法。

国际经济法的这一性质的缺乏是和其作为一个新兴的法律部门相关联的。一个法律在其发展和未成熟时，在体系性上总存在着不足。但是随着gatt转换成wto，这个问题正在逐步地得到解决。wtp从货物贸易逐步地向服务贸易、投资、知识产权等领域扩张，具有经济联合国的作用和功能。它在国际经济中的基础性地位逐步得以确立。这对于克服国际经济法中的体系性欠缺的弱点具有明显的作用。

（二）国际经济法的另一个特点是缺乏确定性。首先表现在法律形式上，国际经济中的大量文件还只是停留在决议、草案的层次上。如《各国经济权利与义务宣言》，《关于自然资源永久性的宣言》，和《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行动纲领》，以及《跨国公司的行动守则》，《国际技术转让行动守则》等等。这

些文件并不是法律文件，而只是政治文件。虽然，它在国际法的形成和逐步成长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或是国际习惯法存在的一个有效的证据，但是，单从法律效力上看，它们的法律性是不足的，也就是在这些领域中的国际经济法是有争议的、模糊的和不确定的。这方面也使得国际经济法在许多方面是不完整的。其次是国际经济法中的大量用语是不确定的，如国际经济法中对司法不能、司法不公的认定，对有关国有化补偿中的“适当补偿”的规定……它是一种为避免不补偿和全部补偿之争的一种折衷的办法。又如imf中对成员国提供援助的规定的国内收支的严重失衡中的“严重”。又如外交保护权行使的条件中的本国侨民没有受到合理地保护的认定，又如wto中的对投资的原则性的规定。还有对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的“最佳努力条款”以及对发展中国家的定义都是不确定的。类似的例子在国际经济法中都是很多的。这些例子都可以明确地看出国际经济法中所存在的这种不确定性特点，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国际经济法除了有限的国际统一法外，还有大量的规则来源于各国涉外法，而各国的涉外法在大量问题上是相互冲突的。这也使得在法律和法律选择上存在着不确定性。在国际经济法中，法律解释机关是不确定的。缺乏国际性的解释机构。这是国际法的一个共同特点。在国际法中，虽然有国际法院，但国际法院的管辖权是有限的，而且需要有关成员国的事先同意。并且管辖权与执行权是分离的，而在国际经济法中，这样一个机构也难以产生。在国际经济法律中，对法律的解释是各国的司法机关，而各国司法机关在处理国际经济事务上，毫无疑问会偏袒本国的当事人或与本国有密切关系的一方，至少会比较倾向认同他们的利益主张。因此，发生争议的当事方也经常主张本国的法院或仲裁机构解决争议。在国际仲裁中，一些仲裁院由于本身的信用好而受到当事方的认同，但这种靠信用、声誉的制度是有限的、不全面的。

导致国际经济法缺乏确定性、明确性是由于政治因素和国家实力因素在国际法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国际法中的问题并不纯粹是法律问题，或是由法律因素所决定的，而夹杂着政治和国家实力等因素。国际经济争议越是与大国的利益相关，或是触及到大国的利益就越是难以解决。如美国国内曾对wto有“三击不中而退出”的观点①。这在国际法中是个普遍问题。如美国就以要求联合国改革为条件而拖欠会费，从而使联合国的日常运作产生诸多问题。这些因素都使得国际经济法的确定性产生问题，再加上国际经济法缺乏体系性，这使得其法律适用产生许多问题，其公正性也常会被怀疑。

（三）构成国际市场的各国市场及其法律的不一致。法律的有效存在需要社会关系的一致性，在国际经济中，各国有实行市场经济的，也有不实行市场经济的，在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中，有强调市场的作用的，也有强调政府的作用的，不一而同，即使是在西方社会，对政府与市场的强调也不尽相同。〔3〕这就使得在国际经济中，构成国际市场的各国市场不尽相同，这也决定了为什么许多国际经济条约难以产生，国际经济法缺乏体系性，许多条约的用语弹性很大，不明确，这都可以从具体的社会关系的差异性中找到原因。最为极端的例子就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别，即使是在发达国家或是发展中国家中，情形也是各有差异。社会关系是形成法律规则的基础，一个法律规则即使存在了，也可能会由于有效的社会关系的丧失而不能适用。

四、wto与国际经济法的发展

为了克服gatt的不足和应付国际经济的发展，经乌拉圭回合国际贸易谈判，wto得以形成。在下面几个方面，wto对gatt是有很大的发展的。

（一）极大地扩大了适用的范围，不仅包括货物贸易，还包括服务贸易、国际投资、知识产权等，还将纺织产品在适用gatt的例外上重新拉回到gatt的体制之中。乌拉圭回合在完善规则方面，最重要的成果是就保障条款、补贴与反补贴措施、纺织品和服装等问题缔结了协定。其中《纺织品和服装协定》对发展中国家特别重要，纺织品和服装占发达国家从发展中国家进口总值的45%.三十多年来，这个领域始终游离于多边贸易体制的规则之外，发展中国家纺织品的出口长期遭到发达国家的歧视性限制，经过发展中国家在乌拉圭回合中的努力，关税总协定终于决定分阶段取消这些限制。

（二）确立了wto作为一个国际经济组织的法律地位，同时，还拥有争议解决机构，以解释wto国际文件和相关的争议，这在国际经济关系和国际经济条约的执行上具有重大的意义，使条约的解释有中立的解释者，争议的解决有仲裁者，这有利于条约涵义的明确和执行的有效性。任何对wto成就的评论如果不提及争议解决机制，都是不完整的。从许多方面讲，争议解决机制是多边贸易体制的主要支柱。

（三）将gatt的规则普遍地适用于各个国际经济领域，如扩大适用于投资、服务贸易、知识产权等，使wto在国际经济法律文件中具有基本法的作用，这有利国际经济条约体系，形成一个有效的整体。

（四）对于原先没有形成法律规则或者不存在国际法规则的领域，在wto体系内形成了相应的规则，尽管有些规则比较原则（如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但毕竟是形成了相应的规则，将这一领域纳入到wto的基本原则之下，对于国际经济法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整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五）在贸易的公正性上有所发展。由于发展中国家参与多边贸易谈判程度增加和集体谈判力量的增强，也使得新的全球贸易规则在一些领域体现发展中国家的要求。如发展中国家在乌拉圭回合中成功地阻止了发达国家就缔结投资协定而进行谈判的尝试，发达国家的要求是给予投资者普遍的国民待遇，结果是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只重申了货物的国民待遇，有关投资的国民待遇根据《服务贸易总协定》只能通过谈判解决。〔4〕（p92）

发展中国家在乌拉圭回合各项协议中获得了一些差别的待遇，包括：在市场准入的减让方面可承诺较低水平的义务；在实施协议方面享有过渡期或减让某些义务；享有某些执行程序上的灵活性。此外，还要求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应当尽力给予照顾，提供技术援助，改善市场准入机会。〔4〕（p92）

五、我国与国际经济法的发展

就wto而言，存在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利益和权利不平衡的局面，对发展中国家是不利的。表现在：一是协定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讨价还价的权利。协定被定义为谈判机制，如关税谈判、重新谈

判、有关关贸总协定条款实施的谈判，这些谈判的结果都体现了讨价还价权力的大小，这种谈判机制与那些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固定的优惠规则和原则有所不同。弱小的国家发现，在第22条至23条磋商条款下难以与强大的国家抗衡。从这种意义上讲，谈判中贸易规则的实施的条件因国家而异，这对发展中国家是不利的。〔3〕（p48）关税总协定一向引以为骄傲的传统是，使用真实的法律权利和义务，同时辅之以通过磋商和谈判，务实地允许例外，关贸总协定第四部分（贸易与发展）作为时代的产物，有其必然性，但这种妥协过于政治化，与它原来的合约式的法律框架格格不入，因此，这部分的空洞和缺乏约束力也就无法避免。〔4〕（p40）二是语义上的不明确性，特别是针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义务问题，即所谓的“最大努力条款”。从本质上讲，对发展中国家关税来说，第四部分是关税总协定传统上背离义务的一种例外，而对发达国家来说，虽然被要求优先降低和撤除与发展中国家缔约方目前或潜在的出口利益特别有关的产品的壁垒，包括其初级产品和加工产品之间的不合理的差别关税和其他限制，但只是要求发达国家的各缔约方除因被迫原因，也可以包括法律的原因不能实施外应尽可能实施。尽可能实施条款说是所谓的“最大努力条款”，一直到乌拉圭回合，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来说，这种模式都没有改变。这些问题都是亟待改善的，也需要包括wto规则在内的国际经济法规则的进一步完善，中国参与对这些规则的形成和完善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乌拉圭回合的谈判中，存在着一种对市场经济的迷信，当时，有大量的原计划经济国家或是发展中国家采取了市场经济的模式，希望市场经济能解决一切以前所不能解决的问题①。其实，市场本身只是提供了一种资源的分配和劳动产品的分配方式，它本身并不能促进经济的发展，它只是提供了一种市场财产权利的体系和一种竞争的环境，这种条件能否转换成生产力还是要有转换的过程。这种转换是有代价的，而正是这个问题在改革中被人们所忽视。从国际经济的发展上看，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中的比重是小了，而不是大了。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发展中国家曾在提出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同时，提出了国际经济新秩序。从国际法律的发展上看，国际经济新秩序，从很大程度上讲，还是一句政治性用语，在法律制度建设上，有利于国际经济平等和公平的制度还是缺乏的，在这一方面，是落后于政治秩序的发展的。政治秩序已从殖民制度转变为以国家为核心的国际法秩序，而在经济秩序中，仍是发达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私法自治规则的发展远远超过了规定私法公正性的规则的发展②。发展中国家处于被动的地位。平等的秩序不能有效的建立。

但是发展中国家占据着全世界人口和土地的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独立和自主的意识也不断地增强，对国际经济事务的熟悉程度也不断地增加，发展中国家也出现了许多成功的发展的例子，如亚洲四小龙、巴西等国的发展。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高速发展也给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树立了一个成功的典范。在发展中，发展中国家对国内经济环境的治理应该是其发展的重点。而在国际经济环境上，争取一个有利发展中国家发展的经济和法律环境也是必要的。

随着各国实行市场经济，各国对市场经济的运作模式也认识清楚了，对以市场经济为基本制度背景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认识也清楚了，这对发展中国家争取相应的权利，避免国家经济过度让与是有好处的。作为发展中国家，加入wto是我国的基本立场，也是中国坚持自己的应有的经济表现，中国一方面积极实行市场经济，这是我们改革的基本方向，但不切实际的发展和开放只会损害本国的经济及其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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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姚梅镇国际投资法〔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

国际经济法论文范文第4篇

反垄断法创立于美国，为确保经济民主性以及公平自由性，反对经济专职以及限制性竞争的一类有效经济宪法。当前，国际领域中较多国家均设置了反垄断法，虽不同国家执法体制包含区别，然而大多数均表现为三个共同方面。即杜绝限制性协议，严谨随意混乱应用支配地位优势的行为，管控集中以及购并。实施反垄断法对于保护良性竞争极为有利，可确保市场竞争的良好持续性，维护正常秩序。由发达地区国家反垄断法立法实践不难看出，其已成为国际经济贸易发展中有效保护国内市场的核心方式。只有营造正常规范的市场秩序方能确保国内市场经济发展的健康繁荣。由垄断导致的不当竞争，会对广大消费者自身合法权益形成严重损害，同时会对市场的正常发展秩序形成负面影响。通过反垄断法可对该类行为实施有效的管制，并可预防跨国企业非法垄断的野心，确保市场发展的正常秩序以及有序规范的竞争环境。反垄断法可良好的抑制外国企业商品在我国本土市场中形成的垄断竞争，对于跨国企业从事的经营贸易活动将形成进一步的规范与制约。实施反垄断法利用市场份额的有关标准明确商品在本国经济市场之中的支配地位。倘若企业通过支配地位从事限制竞争，也就触犯了反垄断制度。针对随意乱用支配地位对市场竞争形成限制的做法应进行管制，进而确保国内市场的稳定繁荣，保护消费者核心权益。

二、国际经济贸易中反垄断法核心作用

当前，经济全球化发展背景以及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信息化经济的快速发展，令跨国企业面临了越发激烈的竞争，一旦一个企业在一个方向上投资获得成功，则他类企业会争先恐后的抢占市场，赢取利润。为有效的获取优势，跨国企业集团会通过更多样丰富的手段应对，例如跨国兼并。2008年，跨国企业合并便占据了总体成交量的约百分之三十。倘若跨国企业通过直接投资进驻到本土市场中，对其原本市场竞争秩序形成了破坏影响，便需要反垄断法进行必要的干预。国际交往过程中，基于知识产权形成的垄断则属于一个反垄断法的例外，然而如果随意应用垄断特权，仍旧需要接受反垄断法的制裁。

当前经济环境下，开展的国际经济贸易活动更加多样，频率更加快速，实施反垄断法在确保国家内部经济利益的基础上，也会在国际经济贸易进程中产生重要作用。具体体现在，国际经济贸易包含较多的私人经济发展主体的限制竞争事项，例如进行销售市场的分割，随意使用市场支配优势地位，进而对国家本土市场的发展竞争秩序将形成不良影响。不同国家由维护自我经济利益的视角入手，通过反垄断法可针对私人之中的限制竞争事项做合理的调节，进而降低并规范整体领域中的垄断行为。还可有效的确保国际经济贸易发展的公平良性竞争以及自由发展。例如，2004年对微软公司捆绑销售软件视窗系统的经营行为，欧盟委员会最终裁定为垄断行为，对其实施反垄断制裁，该有效措施对确保国际市场领域之中的公平合理竞争发挥了重要意义。

另外，国际经济贸易发展进程中，某一类活动通常涉及到较多国家地区的利益。有关国家为了确保自身的利益会采用反垄断法，做好限制竞争的有效管制。同样的，对方国家如果由自身利益入手，则会形成截然相反的结论。对相同行为事项积极的支持并鼓励。例如，国际贸易市场中，出口方为了获取较高利润效益，会提升出口产品价格，该类行为令商品价格大大增加，会令出口方赢得更多经济利益，因而势必出口国给予极大的鼓励以及支持。相应的，该类行为却对进口方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形成了损害，对进口国家来讲，则为反竞争行为。该类经济关系模式下，不同国家出于对本土经济发展、政治文化建设的思考，则会编制差异化的反垄断法。国际贸易中应用不一致的经济标准，会令其欠缺可靠稳定的法律机制保障，进而在违规以及合理规范间无法清晰的划分界限，较易令国际竞争发展关系陷入混乱的局面，还有可能引发违法事件，对国际贸易的有序规范运行形成了负面影响。

再者，国家制定的反垄断法应用范畴不应局限在内部企业呈现的反竞争行为，针对外国企业也应做好制约管理，探寻反垄断法更大的规范性，令国内以及国外企业置于公平的法律地位之上，进而良好的维护自身利益。

三、结语

国际经济法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国际投资法自由化国家

近年来经济全球化浪潮日益高涨，它对各国的经济、社会、文化、法律等方面，都带来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本文试图在这一背景下，探讨国际投资立法所面临的一些新问题，分析我国外资立法可采取的应对措施。

一、国际投资法的全球化问题

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各国的相互依赖性增强，从商品贸易、资本流动到技术转移、服务贸易和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生产，各个领域都存在国际性的经济合作和政策协调。国际投资法的全球化，是指调整国际私人直接投资的相关法律的一种趋同化的过程，它是全球化在国际投资法领域的具体体现。国际投资法的全球化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各国的外资立法相互吸收、相互渗透，从而逐步趋于一致。国际投资法的全球化来源于法律的全球化。法律全球化不是一种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立法，而是指各国法律趋同化或曰统一化的过程。就国际投资法而言，全球化主要表现在：

1、国际立法的协调。

国际投资法由国际法律规范与国内法律规范组成。从国际立法的角度看，国际投资立法相互间的协调性日趋明显。首先，边投资条约的数量迅速增加。从1994的700多个到2001已增加到1700多个。众多的双边条约形成了一张庞大的双边投资条约网，将绝大多数国家或地区纳入了它的调整范围,并通过最惠国待遇条款，使得各缔约国从中所获得的权利义务趋同化。其次，双边投资条约形式的趋同化。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双边投资条约的形式包括《友好、通商和航海条约》、《投资保证协定》、《促进与保护投资协定》等。虽然各国的样板条款在具体内容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但都涉及到受保护的投资与投资者及投资者的待遇标准和争端的解决等问题。因此,双边投资条约形式的趋同化,有利于条约内容的协调,使各国缔结的条约内容也趋于同一化,促进国际投资法的统一,这对强化国际直接投资的保护、推动国际投资法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外国投资法的移植、融合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东道国的外国投资法由于政治体制和经济因素的影响而存在巨大的差别,这种差别妨碍了国际直接投资的进行。

90年代以前，世界上存在两大各具特色的法系：社会主义法系和资本主义法系，这两类国家对待外国直接投资的态度各不相同。但90年代后，苏联解体，俄罗斯、东欧国家选择了资本主义制度，而中国、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也推行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市场经济制度。两类法系国家经济体制的趋同，使得法律制度也表现出趋同性。社会主义国家纷纷采取移植、借鉴的方法，将资本主义法系的一些比较成熟的规则吸收到自己的法律之中。这样，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各国外资立法的精神、基本原则趋于一致。

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外资立法也存在差别。由于历史的原因，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经济上存在的巨大差距，使发展中国家在制定外资立法时，倾向于对外国投资实施管制政策。为了营造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在发展经济过程中掌握主动权，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框架内展开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运动，通过了《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行动纲领》等一系列决议，力图建立一套新的、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经济法律制度特别是国际投资法律制度。但这些运动不久又陷入了低潮。而80年代的债务危机，90年代世界经济一体化潮流的加强，特别是随着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全球性竞争的加剧，迫使发展中国家重新审视自己的外资立法，而采取了以国际化、自由化和私有化为中心的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修改其外资政策与立法,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正趋于形成共同的政策标准。为了完善本国的投资环境，增强吸引外资的竞争力，发展中国家也开始接受发达国家的要求，外资立法中的一些内容，开始向发达国家外资立法的标准靠拢,表现得尤为明显的，是关于市场准入、投资及投资者的待遇标准、投资争议的解决等重大问题的规定。

国际投资法所表现出的上述全球化或曰趋同化的趋势,是国际投资法发展的必然规律。国际投资法,特别是东道国外资立法内容的不一致，必然影响投资者对其投资行为法律后果的预见，增加了投资风险，不利于一国投资环境的改善。经济全球化，使国际分工进一步加深，各国的经济联系日益加强，且经济体制也开始趋同。这些都为国际投资法的统一化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二、国际投资法的自由化问题

全球化的加强，除了促使国际投资法趋于统一外，还有国际投资法自由化的趋势。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道国的外资法、双边投资条约和多边投资公约，都显现放松对国际投资管制的趋势；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纷纷修改外国投资法，开放市场、放松管制、加强对外资的保护，提高外资的待遇标准，以增加吸引外资的竞争力。

1、市场准入度的提高

市场准入度的提高，首先表现在允许外商投资的行业、范围的不断扩大。一般而言，一国为了保证本国安全，都会对外商投资的范围、行业进行分类管制，比较成熟的做法是：将所有行业划分为禁止投资、限制投资、允许投资和鼓励投资四类。近年来外资自由化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禁止、限制投资行业的范围不断缩小，允许、鼓励外商投资的范围则不断扩大，原来禁止外资进入的领域不断向外资开放。其次，东道国的外资审批制度也在不断简化。提高市场准入度的另一表现，就是减少、取消对外国投资的履行要求。

2、投资待遇标准的提高

投资待遇标准的提高，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第一，在国际投资立法的实践中，提出新的待遇标准，对外国投资提供更高的保护水平。公平待遇标准、最惠国待遇标准和国民待遇标准已为国际社会所普遍接受。但在近期双边投资条约及多边投资立法中，又提出了一些新的投资待遇标准：“标准待遇”，“最低标准待遇”。第二，扩大已有待遇标准的适用范围，扩展对外国投资的保护领域。例如在早期的投资条约中，通常规定国民待遇只适用于缔约另一方的投资和与投资有关的活动，而1994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更进一步扩展了国民待遇标准的适用范围，不仅将国民待遇扩展适用于市场准入阶段，还扩展到投资的方式、产品的销售和对投资的处置等方面。与国民待遇标准适用范围扩大相适应，最惠国待遇标准的适用范围也被扩大。

国际投资自由度的提高，还表现在透明度原则的引入。在世贸组织的TRIMs协议和GATS中，都明确规定了透明度原则。这一原则要求其成员应迅速公布有关的法律、法令,以及适用的程序、行政裁决和司法决定，并履行相关的通知义务。这些规定虽没有直接赋予投资者任何实体权利，但由于增加透明度有助于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因此该原则对国际投资自由化所起的推动作用不容被忽视。

三、国家经济的弱化

虽然国内学者对国家经济弱化的态度不一，但在国际投资法领域，甚至推而广之，在国际经济法领域,国家经济被弱化却是一项不争的事实。

首先，东道国调控外资的立法权遭限制。依照传统，外国资本自进入东道国时起，应完全受东道国内国法的支配,东道国政府有权依本国经济发展目标制定相关法律，对外国资本进行管制。但进入90年代后，这一权力明显受到双边及多边投资协议的制约。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市场准入问题。依传统的国际投资法，市场准入纯粹是一个国内法问题，东道国享有专属立法权，能独立决定市场准入的范围与程序，80年代之前的双边、多边投资条约均不涉及市场准入的自由化问题。进入90年代，世贸组织的GATS,将市场准入问题纳入其规范、调整的范围,并要求其成员通过双边或多边的谈判,确定各自的服务业对外资开放的具体部门,并将其写入承诺表,使其成为GATS的一部分,产生法律强制力。因此,东道国通过国内立法对市场准入进行调控的能力受到的削弱。

其次,东道国对外资的管理权也受到限制。第一,确立高标准的外资待遇标准,扩大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的适用范围,规定“标准待遇”、“最低标准待遇”这些新的待遇标准;第二,要保证外国资本的自由转移。例如《多边投资协定》(草案)还进一步规定,东道国应保证相关信息及数据的自由转移。第三,投资争议解决的强化。传统的投资争议解决均要求首先寻求、利用东道国的当地救济,而当资争议解决的最突出的变化，就是寻求投资争议的非东道国救济，投资者可绕开东道国而直接发动国际救济程序。

四、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外资立法的价值取向

我国已建立并正逐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决定了我国必然融入经济一体化的大潮之中，而加入世贸组织则极大地加快了这一进程。国际投资法的上述变化，最终必然在我国外资立法中得到反映。为此，我国应：

1、加强全球化对国际投资法及我国法律影响的理论研究。经济全球化是时代的产物，经济全球化每推进一步，都需要有新的法律规则来规范和调整，这必然导致同传统法律理念和制度的冲突，这就需要法学理论来解决。况且经济全球化也带有一些负面影响，我们应当认真研究，通过制定适当的法律，减少、消除对我国的不利影响，使我国能在这次全球性的投资法律调整的过程中，制定出具有科学性、前瞻性的投资立法，占得先机、把握主动权。

2、正确对待经济弱化这一问题，不能盲目地对此持抵制态度。毫无疑问，是一个国家的基础，没有，就没有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西方学者鼓吹的“‘’是一个有害的字眼”，这种极端的观点固然应当摒弃，但的让渡与坚持国家之间并不必然存在矛盾。事实上，国际法，国际经济法，国际投资法每一个前进的脚步中，都留有让渡的痕迹，例如加入世贸组织，就要接受TRIMs协议、GATS的约束，等等。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让渡的前提应是经过平等协商，由国家自愿作出的，并能从中获得某种合理的补偿。因此，对当前国际投资法领域出现的弱化经济的现象，我们不应持怀疑、抵触的态度，而应主动适应此种环境，寻求在此情形下保证国家经济安全的策略、措施。

3、采取相关措施，适应自由化的潮流。首先应逐步开放市场，提高市场准入的程度。历史已反复证明，一味的保护并不能提高某一产业的竞争力。我们要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对行业进行分类，将那些能与跨国公司竞争的行业列入第一类自由化产业，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延伸到此类产业的市场准入阶段；将具有一定竞争力但与大型跨国公司还存在一定差距的行业列入第二类自由化产业，而完全没有竞争力、需要暂时给予保护的行业归入第三类自由化产业,将不对外资开放的部门列入第四类非自由化产业，然后每2至3年根据产业发展状况进行一次调整。其次，简化我国的现行审批制度，减少市场准入的阻力。我国现行的个别审查制过于严格，审批时间也较长，审批部门、环节过多，且部分审批权下放，容易引起宽严度不一的问题。具体做法可结合上述行业分类和投资方式的不同，适用不同的审批程序。对属第一类自由化产业的投资实行申报登记制，对属第二、三类自由化产业的投资，则仍实行审查制，但实行自动许可，如审批机构未在法定的审批期限内完成审批程序，该申请视为已获得许可。同时，收回下放的审批权由中央统一行使。

4、提高对外资的保护标准，改善我国投资环境，以增强我国引进外资的竞争力，引进我国亟需的高质量外国投资。自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利用外资的质量在不断提高，但仍没有发生质的变化，外资仍然主要来源于港澳台地区，欧美外资在我国高质量的投资仍然没有满足我国的需求。这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我国对外资保护的标准不够高，没有满足大型跨国公司的要求。

提高对外资的保护标准，我国可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对国有化及其补偿作出明确承诺，二是切实实行国民待遇。外资的国民待遇可分为准入阶段的国民待遇和准入后的国民待遇。对准入前的国民待遇，由于对我国的影响深远，且还不是国际义务，在完成对我国投资立法的相关改革之前，可暂不实施，但对准入后的外国投资,则应全面实施国民待遇。我国已在民事权益的保护、行政司法救济方面给外资以国民待遇，但在宏观管理方面我国还没有做到这一点。应修改我国的外资立法，将国民待遇扩展到收购、企业的扩张、管理、经营、营运、销售及其他对投资的处置方面。

参考资料：

从双边投资的条约的实践看,《促进与保护投资协定》至少有德国型与美国型的分别,两种类型的投资协定在内容上存在一定的差异性.

余劲松主编《国际投资法》法律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