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仲卿人物形象分析

　　大家知道焦仲卿人物形象吗？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焦仲卿人物形象分析，欢迎阅读与收藏。

　　历来《孔雀东南飞》的读者们多钟情于女主人公刘兰芝，认为她在无辜被遣后能再就高枝的情况下还忠于原来的爱情，是一个勇敢执着于坚贞不渝爱情的奇女子。不少人认为焦仲卿的软弱妥协是他们悲剧的主要祸根。笔者认为，单从事情表面分析，作为母亲与妻子之间的中间人，不能化解调和她们的矛盾，焦仲卿确实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能离开大环境和小环境以及个人因素的综合作用。如果从焦仲卿的特殊家庭和当时社会的思想文化来分析，笔者认为焦仲卿的殉情比刘兰芝还更艰难，背负着更多社会、家庭的重责，因而更有意义。

　　一、为了爱情克服性格上的弱点

　　文中焦父一直没有出现，许多专家推测应是不在人世或长期在外。焦仲卿在缺父的环境下成长，母亲独断专行、主观霸道、性急暴燥的作风使他形成了内向与懦弱的性格特点，缺乏阳刚之气，遇事少作主张，对母亲言听计从，对妻子深深的爱意也埋藏在心底。这既是汉代“以孝治天下”的要求，也是他内向的性格特点造成的结果。以至妻子对他感到失望，特别是在婆婆的诸多刁难下忍无可忍，向他倾诉了“君家妇难为”的处境，提出了遣归的请求。这才令到他猛然醒悟，再这样下去，将永远地失去心中的至爱。所以当他听到娇妻要自请遣归就跑去质问母亲。可见，妻子在他心中的分量确实不轻，也因为有这伟大爱情的力量才足以给他勇气，改变他的懦弱，这是焦仲卿人生的一大转折点，敢于迕逆母亲即是不再愚孝，是对自己的过去及母亲的反叛。

　　二、为了爱情挣脱了思想的束缚

　　汉代实行以孝治国，将《孝经》列为七经之一，并成为官学的启蒙教材。东汉末与蔡邕齐名的崔寔在《四民月令》里就有记载：“十一月，研冰冻，命幼童读《孝经》、《论语》篇章。”皇帝以孝为谥号的就有孝惠、孝文、孝武、孝宣诸帝。钱穆在《国史大纲》中认为：“西汉重孝,尚少行三年丧者。东汉则谓他人父，对举主、故将亦多行孝三年，而父母之丧有加倍服孝者”，“甚至有行服二十余年者。”由此可见，东汉时，“孝道”备受推崇，成为人人必须遵守的最基本的道德准则，强调子女必须绝对顺从父母，如果子女冒犯长辈则为社会所不容。因此《礼记·内则》中“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这样过分的事情才会发生。 在这样的社会风气影响下，焦仲卿为了妻子质问母亲“女行无偏斜，何意致不厚”已是过分，当母亲提出“便可速遣之，遣去慎莫留”的强横要求，焦仲卿以“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取”来相威胁更是不孝。焦仲卿接受的教育使他非常清楚自己的行为：对母的不尊就是不孝，就不能立足于社会，也等于自毁前途，“仕宦于台阁”就会成为空想。明知这样，他还是以妻为重。焦仲卿走到这一步，已是与孝对立，与整个社会伦理为敌。他能做到这一点非常不容易。

　　然而，为了心爱的妻子他宁愿背叛“孝道”。在母亲的坚决反对下，焦仲卿无力坚持，但还是抚慰妻子“卿但暂还家，吾今且报府。不久当归还，还必相迎取。以此下心意，慎勿违吾语。”可见他时时处处都为妻子着想。在母亲和妻子之间，一个出于孝，一个出于爱，只能拥有其一，实难两全。在遣妻的路上说出“誓天不相负”的话，一方面是安慰鼓励妻子增强她的信心，另一方面也是背叛着母亲和孝道。在知道妻子再嫁时选择“吾独向黄泉”，并且“徘徊庭树下，自挂东南枝”，可见，他是背负着多么沉重的包袱，经历了多少的反复与艰难的挣扎才摆脱了“孝道”的束缚。

　　三、为了爱情放弃大好仕途

　　焦仲卿本可通过休妻达到猎取功名和富贵的目的，但是他为了爱情放弃大好仕途，在当时可谓绝无仅有。汉代选拔人才的主要方式是察举制度。察举制度是根据乡闾评议，将道德标准放在第一位。班固在《汉书·董仲舒传》记载：自公元前140 年董仲舒建议“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使察举制度化，至公元220年曹丕以“九品官人法”取而代之，前后经过了360年。而建安在公元196年，已是察举制度的末期，并已走向异化。东汉中期以后，察举制度的舆-论权渐为豪族权门所操纵，制度的弊端逐渐显露出来，“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体现了民众对名、实分离的察举制度的讽刺。制度的破坏使人们的行为出现分化，一部分士人更加崇尚气节，对察举制度毫不在意；而另一部分人则因为汉代为吏的俸禄极薄，抵不上农民一家五口的收入，养家至为困难，所以不少吏士就想尽办法通过察举制度，即希望通过奇行异事来提高名声，希望在察举中能以此平步青云。 如范晔在《后汉书·列女传》就记载了两则借助出妻来猎取功名的例子。“广汉姜诗妻者，同郡庞盛之女也。诗事母至孝，妻奉顺尤笃。母好饮江水，水去舍六七里，妻常流而汲。后值风，不时得还。母渴，诗责而遣之”；“永事后母至孝，妻尝于母前叱狗，而永即去之”。而班固在《汉书·王吉传》中也记载了“吉少时学问，居长安，东家有大枣树垂吉庭中，吉妇取枣以啖吉。吉后知之，乃去妇”一事。姜诗等三人的妻子都没有原则性的错误，而他们竟为了自己孝悌名声而出妻，并被载入史册，因此官运亨通。其实王吉原来和焦仲卿一样也只是一名郡吏，后来“以郡吏举孝廉为郎”，鲍永后被征为司隶校尉。这种升迁确实令不少人眼红，效仿者不乏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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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雀东南飞》发生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焦仲卿完全有可能通过休妻轻而易举地升职，但他根本不想这样做，同时对母亲有意识地想通过自己休妻来达到博取名声、实现升职的目的非常反感，自言“儿已薄禄相，幸复得此妇”，“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取”。他这掷地有声的话充分表现出他视前程如粪土，视爱情如生命的观念。与姜诗妻等人相比，刘兰芝与焦母的矛盾更深，休妻是顺理成章、顺水推舟之事，但焦仲卿根本不想牺牲爱情换取前途，对“仕宦于台阁”毫不动心。这种观念若放在现代并不特别，但是在一个礼教要求严格的时代，在一个以进仕为人生目标的封建社会，焦仲卿的思想和言行可称得上惊世骇俗。

　　四、为了爱情不惜生命

　　有些读者认为焦仲卿懦弱，不敢抗争，只能以一死回报妻子的深情，即使这样，还是表现得太无能了，因此，同情的天平不会向他倾斜。其实，这是大错特错了，死也是需要勇气，而且在当时，他的殉情需要背负着社会的唾骂和不耻。

　　前面已提到，封建伦理道德在东汉时期已走向了反常，“百行孝为先”的道德观念左右着人们的言行举止，焦仲卿本来是一个唯母命是从的孝子，在听到爱妻“及时相遣归”的请求后，就立即去质问母亲，足见妻子在他心中的份量，也充分显示出他与当时社会有着不同的追求。

　　而且说出“儿已薄禄相，幸复得此妇，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共事二三年，始尔未为久”的话，公然对母亲表白对妻子的爱意，更是违反了《礼记·内则第十二》“子甚宜其妻，出”的条例，在当时的人看来更为大逆不道。为了母亲不喜欢、已被休掉的妻子而殉情，会被世人不耻；为了殉情不侍奉守寡的母亲终老，身为独子却让母亲失去人生的依靠，这种种行为均是严重违背了当时的道德标准，在东汉时代不仅生前遭人批评，死后也可说是“遗臭万年”。从《孔雀东南飞》经历了三百余年之后才被梁末的徐陵选入《玉台新咏》中，可见当时统治阶级对它的抗拒。焦仲卿在这样的社会、家庭环境中都能为爱殉情，他的挣扎比现代人更痛苦，也需要更大的勇气，他这种在乎爱情、在乎生存价值的态度值得我们赞赏。

　　纵观《孔雀东南飞》全文，焦仲卿从始至终都表现出对妻子忠贞不渝的爱情，即使是母亲的反对与利诱都没有半点的犹豫和动摇，可以通过出妻来至仕的捷径对他也没有吸引力。一个在男权社会有着远大前程、有美女可以再娶、有条件实现高升的情况下都能对爱情忠贞不二的男子，试问天下能有几人？一个背负着家庭、社会希望的人能舍弃一切，以死来维护自己的爱情，在焦仲卿之前，还未闻有人也。在当时的时代，为了追求忠贞不渝的爱情把自己置于以孝治国之道的对立面，确实能有几人能做到？因此，我们应该给予焦仲卿公正的评价，他确实是一位对爱忠贞不渝的奇男子，也是文学史上为爱殉情的第一男子，焦刘完美的爱情婚姻观念因为走在了时代的前列而成为时代的牺牲品，这牺牲虽然可惜，但对后人追求忠贞不渝的爱情、完美的婚姻有着极大的激励和鼓舞。

　　拓展内容：《孔雀东南飞,为焦仲卿妻作》原文赏析　　原文：

　　序曰：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仲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时人伤之，为诗云尔。

　　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

　　“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贱妾留空房，相见常日稀。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

　　府吏得闻之，堂上启阿母：“儿已薄禄相，幸复得此妇。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共事二三年，始尔未为久。女行无偏斜，何意致不厚。”

　　阿母谓府吏：“何乃太区区！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东家有贤女，自名秦罗敷。可怜体无比，阿母为汝求。便可速遣之，遣去慎莫留！”

　　府吏长跪告：“伏惟启阿母。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取！”

　　阿母得闻之，槌床便大怒：“小子无所畏，何敢助妇语！吾已失恩义，会不相从许！”

　　府吏默无声，再拜还入户。举言谓新妇，哽咽不能语：“我自不驱卿，逼迫有阿母。卿但暂还家，吾今且报府。不久当归还，还必相迎取。以此下心意，慎勿违吾语。”

　　新妇谓府吏：“勿复重纷纭。往昔初阳岁，谢家来贵门。奉事循公姥，进止敢自专？昼夜勤作息，伶俜萦苦辛。谓言无罪过，供养卒大恩；仍更被驱遣，何言复来还！妾有绣腰襦，葳蕤自生光；红罗复斗帐，四角垂香囊；箱帘六七十，绿碧青丝绳，物物各自异，种种在其中。人贱物亦鄙，不足迎后人，留待作遗施，于今无会因。时时为安慰，久久莫相忘！”

　　鸡鸣外欲曙，新妇起严妆。著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珰。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

　　上堂拜阿母，阿母怒不止。“昔作女儿时，生小出野里。本自无教训，兼愧贵家子。受母钱帛多，不堪母驱使。今日还家去，念母劳家里。”却与小姑别，泪落连珠子。“新妇初来时，小姑始扶床；今日被驱遣，小姑如我长。勤心养公姥，好自相扶将。初七及下九，嬉戏莫相忘。”出门登车去，涕落百余行。

　　府吏马在前，新妇车在后。隐隐何甸甸，俱会大道口。下马入车中，低头共耳语：“誓不相隔卿，且暂还家去。吾今且赴府，不久当还归。誓天不相负！”

　　新妇谓府吏：“感君区区怀！君既若见录，不久望君来。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纫如丝，磐石无转移。我有亲父兄，性行暴如雷，恐不任我意，逆以煎我怀。”举手长劳劳，二情同依依 。

　　入门上家堂，进退无颜仪。阿母大拊掌，不图子自归：“十三教汝织，十四能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知礼仪，十七遣汝嫁，谓言无誓违。汝今何罪过，不迎而自归？”兰芝惭阿母：“儿实无罪过。”阿母大悲摧。

　　还家十余日，县令遣媒来。云有第三郎，窈窕世无双。年始十八九，便言多令才。

　　阿母谓阿女：“汝可去应之。”

　　阿女含泪答：“兰芝初还时，府吏见丁宁，结誓不别离。今日违情义，恐此事非奇。自可断来信，徐徐更谓之。”

　　阿母白媒人：“贫贱有此女，始适还家门。不堪吏人妇，岂合令郎君？幸可广问讯，不得便相许。”

　　媒人去数日，寻遣丞请还，说有兰家女，承籍有宦官。云有第五郎，娇逸未有婚。遣丞为媒人，主簿通语言。直说太守家，有此令郎君，既欲结大义，故遣来贵门。

　　阿母谢媒人：“女子先有誓，老姥岂敢言！”

　　阿兄得闻之，怅然心中烦。举言谓阿妹：“作计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后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荣汝身。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

　　兰芝仰头答：“理实如兄言。谢家事夫婿，中道还兄门。处分适兄意，那得自任专！虽与府吏要，渠会永无缘。登即相许和，便可作婚姻。”

　　媒人下床去。诺诺复尔尔。还部白府君：“下官奉使命，言谈大有缘。”府君得闻之，心中大欢喜。视历复开书，便利此月内，六合正相应。良吉三十日，今已二十七，卿可去成婚。交语速装束，络绎如浮云。青雀白鹄舫，四角龙子幡。婀娜随风转，金车玉作轮。踯躅青骢马，流苏金镂鞍。赍钱三百万，皆用青丝穿。杂彩三百匹，交广市鲑珍。从人四五百，郁郁登郡门。

　　阿母谓阿女：“适得府君书，明日来迎汝。何不作衣裳？莫令事不举！”

　　阿女默无声，手巾掩口啼，泪落便如泻。移我琉璃榻，出置前窗下。左手持刀尺，右手执绫罗。朝成绣夹裙，晚成单罗衫。晻晻日欲暝，愁思出门啼。

　　府吏闻此变，因求假暂归。未至二三里，摧藏马悲哀。新妇识马声，蹑履相逢迎。怅然遥相望，知是故人来。举手拍马鞍，嗟叹使心伤：“自君别我后，人事不可量。果不如先愿，又非君所详。我有亲父母，逼迫兼弟兄。以我应他人，君还何所望！”

　　府吏谓新妇：“贺卿得高迁！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苇一时纫，便作旦夕间。卿当日胜贵，吾独向黄泉！”

　　新妇谓府吏：“何意出此言！同是被逼迫，君尔妾亦然。黄泉下相见，勿违今日言！”执手分道去，各各还家门。生人作死别，恨恨那可论？念与世间辞，千万不复全！

　　府吏还家去，上堂拜阿母：“今日大风寒，寒风摧树木，严霜结庭兰。儿今日冥冥，令母在后单。故作不良计，勿复怨鬼神！命如南山石，四体康且直！”

　　阿母得闻之，零泪应声落：“汝是大家子，仕宦于台阁。慎勿为妇死，贵贱情何薄！东家有贤女，窈窕艳城郭，阿母为汝求，便复在旦夕。”

　　府吏再拜还，长叹空房中，作计乃尔立。转头向户里，渐见愁煎迫。

　　其日牛马嘶，新妇入青庐。奄奄黄昏后，寂寂人定初。我命绝今日，魂去尸长留！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

　　府吏闻此事，心知长别离。徘徊庭树下，自挂东南枝。

　　两家求合葬，合葬华山傍。东西植松柏，左右种梧桐。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中有双飞鸟，自名为鸳鸯。仰头相向鸣，夜夜达五更。行人驻足听，寡妇起彷徨。多谢后世人，戒之慎勿忘。

　　诗词赏析：

　　《孔雀东南飞》故事的两个主人公以其对爱情的.坚贞不渝而赢得千古文人墨客的赞叹，主人公的墓地在安徽省怀宁县小市镇粮站前方，经后人的修缮，现已经成为一处免费供游人凭吊的风景地。为了拍摄相关电视，在小市镇建成了“孔雀东南飞影视基地”，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开始名扬海外。

　　其动人的魅力主要表现在：

　　一、情节波澜曲折，跌宕起伏。作者在故事的开头设置了尖锐的矛盾冲突：聪明能干、心灵手巧的刘兰芝和焦仲卿两人感情深厚，但为婆婆不容，一定要赶其回家。在这种矛盾冲突中，仲卿希望能够缓解矛盾，于是百般求告，但矛盾不仅未得到丝毫缓解，反遭母亲搥床痛骂，仲卿迫于无奈，只得让兰芝暂回家门。话别之时，两人相约誓不相负。兰芝回家后，母亲见到不请自归的女儿，十分震惊，后经兰芝解释，这才谅解，但不久，县令、太守相继为儿子求婚，兰芝不为所动，一一回绝。但其兄为了攀结权贵，步步相逼，这样使矛盾进一步激化，兰芝被迫之下选择允婚，其实已作了以死抗争的打算。仲卿闻讯，责问兰芝，兰芝道出真情，许下诺言，并约定黄泉相见，结婚当晚兰芝投河自尽，仲卿听后也吊死树下，他们以死抗争的方式将矛盾推向了最高峰，最后两家求得合葬，葬后两人双双化鸟，告诫世人。

　　二、叙事双线交替，缜密紧凑，采用双线交替推进的方式。第一条线索围绕刘焦两家的家庭矛盾冲突展开。仲卿求母，是焦母的专横和仲卿的软弱的第一次冲突；兰芝辞婆，是焦母的无情和兰芝的斗争的第二次冲突；兰芝拒婚，是兰芝的忠贞与其兄的虚荣的第三次冲突；仲卿别母，是焦母的顽固与仲卿守约的第四次冲突。这四次冲突，实际是一场迫害与反迫害的斗争，且演绎得一次比一次激烈，直至双双殉情。第二条线索是围绕兰芝与仲卿矢志不渝的爱情铺展的。这条线索建立在上述矛盾冲突的基础上。第一次是仲卿求母失败后，与兰芝的临别，反映了两人浓厚深切的恋情；第二次是兰芝辞婆后，与仲卿的话别，抒写了他们真挚坚定的感情；第三次是兰芝拒婚后，与仲卿的诀别，刻画了他们生死相依的爱情。这两条线索，交替发展，完整紧凑地完成了故事的叙述及人物命运的交代。另外，结构上呼应映衬。如不同场合中两次出现的蒲苇磐石的比喻，加深了读者对刘焦夫妇爱情坚贞的认识。又如兰芝分别时对其兄“性行暴如雷”的担忧，焦母“东家美女”的引诱，在诗中也暗伏、照应，显示了结构的缜密。

　　三、主题钩深致远，蕴藉宽广。从兰芝和仲卿两人的角度看，这是性格的悲剧。兰芝不仅美丽善良，而且外柔内刚，所以当她面对独断专行的婆婆，性行暴戾的哥哥也决不屈服。仲卿官宦世家，从小生活在母亲的淫威之中，养成了懦弱无能的性格，所以当他面对母亲的威逼，就决定了他不可能主动争取婚姻的幸福。从焦母和刘兄两人的角度看，这是社会的悲剧。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东汉，儒家经义中的“孝”充当着捍卫封建礼教，维护封建家长权威的坚实堤坝。所以焦母能用高压政策对待儿媳，刘兄能用威逼手段胁迫兰芝，将他们双双推向了婚姻的坟墓。从这个角度看，封建家长制和封建礼教实质充当了杀害他们的刽子手，它们不仅摧残了美满幸福的婚姻，更是扼杀了善良纯朴的天性。从兰芝和仲卿死后双双化鸟的这一角度看，故事带有神话色彩，它寄托了人民群众追求恋爱自由、生活幸福美好的强烈愿望。

　　诗前有序文：“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时人伤之，为诗云尔。”这是一曲基于事实而形于吟咏的悲歌。其中，主人公刘兰芝、焦仲卿之死，表面上看来，是由于凶悍的焦母和势利的刘兄逼迫的结果。事实上，焦母、刘兄同样是封建礼教的受害者。因为焦母、刘兄的本意，并不想害死自己的儿子、自己的妹妹。这从刘、焦死后，“两家求合葬”这样后悔不及的举动可以看出。——尽管这是他们对刘兰芝、焦仲卿生死不渝爱情的晚到的认可与祝福。他们主观上的出发点虽有利己的打算，但也有把维护自己亲人的终身幸福与自己的利益统一起来的愿望，焦母刘兄是要在自己与焦仲卿、刘兰芝的利益之间找到一块平衡的绿地而共处。然而，他们没有成功。这里，问题的深刻性在于：刘兰芝、焦仲卿毕竟是直接通过他们的手被害死了。焦母、刘兄同时又成了封礼教的帮凶。这种不以个别人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力量，正是当时封建制度罪恶本质的必然反映。

　　刘焦之死在当时有必然性。因为他们面临的抉择只有两种可能：或者向焦母刘兄屈服，违背自己的爱情誓约；或者以一死来维护两人的爱情誓约。刘、焦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出第三个可能。因为他们所处的社会条件并不是他们自己选定的，而是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刘、焦之死，固然有外来的压力，但也有其内在的原因。这原因就是他们自身的思想也不能摆脱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封建意识形态。

　　《礼记·本命》中载：“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 焦母迫害刘兰芝用的是第一条。《礼记》中还规定：“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焦母压制焦仲卿用的就是孝顺这一条。刘兰芝回娘家后，也遭到家长制的威压。那么刘兰芝、焦仲卿是不是从根本上反对这些封建教条呢？没有。刘、焦两人所反复辩解的是他们并没有违反这些封建规范。他们的认识不能不受时代的局限。刘兰芝、焦母刘兄则以为坚守这些封建教条才能真正维护自己和亲人的幸福。显然，在当时社会条件下，焦母、刘兄是强者，而刘兰芝、焦仲卿注定是被吞食的弱者。他们并不是处于打倒孔字店的五四时期，而是处于中国地主阶级还有着远大前途，封建制度正处上升时期的东汉末年。刘兰芝、焦仲卿的抗争只是一种自身合理的人性要求同违背这些要求的封建礼教之间的一种不自觉而且没有出路的冲突。因此，他们的死，是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这个要求实际上不能实现的产物。他们的死，是对封建礼教罪恶本质的控诉。思想上的局限，并不能转移或否定实践意义上的客观作用。刘兰芝、焦仲卿不愧是封建礼教的早期叛逆者，因为他们没有逆来顺受地屈从。死与屈从，都是封建礼教对他俩的毁灭。但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毁灭。如果他们屈从了，那么虽然他俩的肉体还活着，但他们的灵魂、他们的爱情理想却不复存在了。而死，却表现了他俩为坚持爱情理想而作的抗争，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赢得后世人民对他俩的同情与尊敬，成为后代粉碎封建枷锁的精神鼓舞。所以，刘、焦之死，已冲破个别人、个别家庭的狭小范围而具有了重大的典型意义，揭出了极其普遍的社会问题。《孔雀东南飞》的重大思想价值在于：它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早期，就形象地用刘兰芝、焦仲卿两人殉情而死的家庭悲剧，刻揭露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热情歌颂了刘兰芝、焦仲卿夫妇忠于爱情、反抗压迫的叛逆精神，直接寄托了人民群众对爱情婚姻自由的热烈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