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民族大学学费范文第1篇

【关键词】旧城区改造；经济价值；餐饮文化需求

一、牛街地区改造的意义

回族是生活在北京的少数民族之一，他们在北京城乡形成了一些聚居区，其中牛街地区最著名。未改造之前，牛街地区的大部分的房屋都是平房或危房的形式存在，而一些餐饮零售行业实体的存在方式也是些简易的房屋。管理方面相对松散。但牛街在北京回族聚居区是十分有代表性的少数民族聚居区，所以对牛街地区的改造就十分具有代表性，可以为北京的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建设起到示范作用，同时也可以更好地促进社会和谐发展。解决好少数民族居民的生活问题，可以巩固社会的稳定。

二、牛街地区改造的经济价值

拆迁成为牛街回族聚居区空间和社会关系重构的又一个转折点，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资本和民众相互作用、共同推动的结果。各种社会力量在这个空间运作，最终塑造了这个有几百年历史的老社区的面貌。改造后的牛街具有很强的开放性，扩大了本社区居民的消费内需，同时也引进了中国各地以及世界穆斯林来牛街地区进行消费投资。改造后的牛街地区具有很大的经济发展潜力。

三 牛街地区改造后的主要变化

北京牛街在改造后的变化主要体现在空间环境和商业环境变化上，这两个环境的变化使得牛街的经济发展呈现出更加浓重的少数民族经济街区的经济特色。

1.空间环境变化

牛街地区改造后，空间环境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整个牛街地区呈现出一个方形的结构，由牛街地区的楼房的四个区域来进行划分，分别为牛街东里一区，牛街东里二区，牛街西里一区，牛街西里二区。这四个楼房聚居区组成了一个正方形的图形。这样划分，方便了交通，同时也方便了地区居民的管理。使牛街地区在空间上变的更加集中。

2.商业环境变化

牛街地区改造后，商业环境发生了一个结构性的整合。改造前的牛街，商业环境是十分分散的，很多的餐饮零售铺都是小作坊的形式，售卖各种小吃。而改造后，牛街的商业环境变成了一个以牛街清真超市为依托的商业氛围。清真超市的建立把牛街地区的大部分小的餐饮零售铺进行了整合。

四、牛街地区居民的需求和满足状况

牛街地区居民有着很强的居民特殊性。牛街地区的居民以回族为主，掺杂着汉族以及其他民族，有着回族的餐饮，交通的特殊需求。近年来，牛街地区改造的效果十分明显。在餐饮，交通状况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高。

1.餐饮文化需求及其经济价值

牛街的餐饮文化可以说在北京乃至中国都非常有名，其清真餐饮文化更是独树一帜。清真食品不仅满足穆斯林的餐饮需求，更多的是代表了一种餐饮文化。牛街地区打造出了北京市的“清真餐饮一条街”品牌，成为了一个地理文化标志。牛街地区的食品食品不仅满足了本地区的居民餐饮需求，更是满足了北京市的穆斯林的餐饮需求，也吸引了全世界穆斯林来牛街进行食用。所以说，牛街地区的餐饮产业有着很强的经济价值，发展了专属牛街地区的特色经济。牛街地区已经成为了北京市最重要的穆斯林消费中心。

2.交通状况需求

牛街地区的改造，除了餐饮文化需求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交通状况的改善。在牛街地区的改造中，政府着重牛街地区公交的发展，大量的公交线路都途径牛街。牛街是个很有发展前景的地区，要在北京形成一个最大的穆斯林消费中心，要想形成这样具有经济价值的消费中心，最重要的就是要让牛街与其他地区能有好的交通条件。牛街处在北京市二环内，往北京的各个方向发展都有辐射效应，改善牛街地区的交通情况起到的效果就非常大，让牛街地区与外界能有更好的联系，促进牛街地区的特色经济发展。

五、小结

改造牛街有着发展北京市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示范作用。以牛街地区作为北京市少数民族聚居区为代表社区，可以让其他地区对其进行模仿，学习，并结合自己地区的特点，去打造自己的特色经济。牛街作为北京市的一条老街，改造，改善牛街地区也同样保护了老北京文化。通过拆迁政策的扶持，大量的原牛街居民经历房屋拆迁后，还能住在牛街，也促进了牛街居民良好的社区邻里关系。但是在今后的发展中，也要着力打造出牛街的品牌效应，让牛街的文化与经济进行有机地结合。让牛街地区不仅有良好的伊斯兰文化，更要让牛街有着强势的经济发展。这样才可以真正的形成一个品牌，成为一个以清真餐饮文化，宗教文化为依托的地理文化标志。

参考文献：

[1] 良警宇.从封闭到开放：城市回族聚居区的变迁模式[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3

[2] 周尚意，王雯菲.城市扩展过程中回族聚居区功能的转变――以北京牛街、马甸回族聚居区为例[A]. 海峡两岸地理学术研讨会暨2001年学术年会论文摘要集[C]， 2001

北京民族大学学费范文第2篇

（江苏省苏州市职业大学，江苏苏州215104）

［摘要］城市休闲主体是城市休闲的核心，休闲主体具有复杂性、动态性、地域性等特征，影响着城市休闲的发展。本文以北京“蚁族”群体为例，分析“蚁族”的休闲现状、休闲需求及其影响因素，基于“蚁族”群体特征及其休闲需求特殊性，建议北京城市休闲应综合考虑“蚁族”的休闲需求，引导休闲观念，增设城郊地区休闲设施，提升城市整体休闲水平。

［

关键词 ］城市休闲主体；“蚁族”；休闲需求

［DOI］10.13939/jki.zgsc.2023.13.180

城市休闲是城市的基本功能之一，是城市现代化水平和成熟进步的集中体现。城市休闲包含需求系统、引力系统、运行系统、支持系统四大系统，而以休闲主体需要为主的需求系统处于核心地位。城市休闲以人为本，休闲引人、休闲动人、休闲怡人、休闲养人。城市休闲系统是以人为核心的城市休闲要素在空间、结构所进行的组织与整合的复合系统。

休闲主体的文化、素质、认知水平等因素决定了一个城市的休闲产业的发展方向和水平，推动着一个城市的休闲产业的发展。明确休闲需求、认清休闲动机、对休闲主体分析对我国城市休闲政策制定和产业发展提供指导，但城市休闲主体的复杂性又加大了这一研究的难度。本文以北京“蚁族”这一群体为例，分析蚁族的休闲需要和消费行为特征，在此基础上提出北京城市休闲发展建议。

1概念阐释

1.1城市休闲

关于城市休闲，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观点。郑胜华、刘嘉龙对城市休闲的定义是：在城市范围内的个体及群体所特有的休闲观念，产生的休闲行为以及相关的休闲产业的供给和休闲消费的需求的总和。张普成认为，城市休闲室在城市范围内，人们在可自由支配时间里，在自主选择能力之内脱离惯常生活的某种经历，通过这些活动能达到休闲参与者所追求的某种目标。吕宁认为，城市休闲是指城市居民以特有的休闲观念、休闲行为在可拓展的休闲空间下产生的带有一定经济性的现代文明生活方式，是休闲城市产生的基础和初级阶段表现。本文采用第一种定义，即城市休闲主体为本地城市常住人口，不包括外来旅游者。

1.2城市休闲主体

城市休闲主体是休闲活动的消费者，是城市休闲需求系统的组成部分。休闲可以让人在工作之余得到身心放松和自我提升，因此休闲也是进入后工业化时期，人的自我重建的需要。我国当前城市化发展迅速，北京、上海、广州等经济发达城市已开始逐步迈入后工业化时期，城市居民的休闲愿望强烈，休闲需求增加。

1.3城市休闲主体特征

1.3.1主体结构复杂性

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市规模增大，很多大学生进城读书后便留在城市工作、生活，此外还有各行各业工作群体。因此，城市人口结构复杂。

休闲是生活的一部分，城市休闲主体包括住在城市的每一位居民，有工商业主、工薪阶层、大学生群体、农民工群体等各类群体，各类群体又来自国内不同的地区。

1.3.2休闲需求多样性

城市休闲主体受众多因素的影响，休闲需求具有不同特征。从个体因素角度，主体的休闲需求和消费行为特征受到自身文化水平、价值观念、家庭环境和经济收入等因素的影响；从外界因素角度，主体的休闲需求和消费状况受到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交通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1.3.3休闲需求动态性

从纵向看，个体的休闲需求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由过去崇尚文人士大夫的吟诗作赋的儒雅休闲方式到现在容旅游、娱乐、体育等众多形式于一体的休闲；从横向看，而在当前中国，由于城市之间经济、文化、社会发展阶段和水平不尽相同，各个城市居民的休闲需求也呈现出不一样的特征。

1.3.4休闲需求规律性

根据经济收入、身体健康、兴趣爱好、闲暇时间等因素城市休闲主体可划分为不同的群体，各类休闲主体包括休闲时间、休闲活动、休闲消费特征等方面的特征。划分城市休闲群体的因素大体有五类：①个体因素，包括身体健康、性格、情绪、爱好兴趣、年龄等生理和心理因素；②时间因素；③经济因素，包括人均收入、家庭收入等；④社会因素，包括城市休闲基础设施水平，休闲产业的发展状况等；⑤环境因素，包括休闲场所是否整洁、干净、安静等。

1.3.5休闲需求地域性

城市休闲主体因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历史文化、居民生活态度等因素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城市的GDP反映了一个城市的休闲基础设施的投入能力，人均收入和物价指数反映了一个城市的休闲主体的消费能力，如北京、上海、广州等经济发达城市的休闲基础建设投入能力强，人均收入高，该地区的城市休闲供给能力强，休闲主体的需求相对较高。

2北京实证研究

2.1北京“蚁族”群体

北京的城市休闲主体可根据收入、文化、教育程度等因素分成各类不同的主体，本文选择“蚁族”这个群体为主要研究对象。在学术上“蚁族”虽没有确切的定义，以往关于“蚁族”的学术研究也不多。但在北京“蚁族”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群体，这个群体的利益被忽视，也不曾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关注，“蚁族”的产生也暴露出现今中国社会发展的很多问题，问题的愈加严重影响了北京社会的和谐发展。为了研究方便，本文把“蚁族”界定为年龄在22~29岁，毕业5年之内的80后大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

据最新调查显示，北京约有16万“蚁族”生活在高校周边或人口聚集区，月平均工资为4133元，低于全市人均收入，居住面积在10平方米以下。且近几年来，“蚁族”的数量逐渐上升，学历也逐渐提高。

“蚁族”这一群体的主要特征有：①大学毕业。蚁族均接受过高等教育，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农民工不属于此群体的范围之内。②低收入。大多数人从事简单的技术类和服务类工作，月均收入2000 元左右。有的甚至完全处于失业状态，全靠家里接济度日。③呈现出聚居的生活状态。根据对外经贸大学教授廉思的课题组研究显示，北京的蚁族主要聚居于人均月租金377元，人均居住面积不足10平方米的城乡结合部或近郊农村，形成了一个个聚居村。

2.2休闲现状分析

2.2.1休闲时间特征

北京“蚁族”的休闲活动相对简单。从时间上来说，由于“蚁族”基本都是上班族，经常会有加班，休闲时间主要为下班后的时间、周末及节假日，因为“蚁族”聚居区离市区商务区较远，上下班途中花费时间多，工作期间每天实际闲暇时间只有1~2小时，很多“蚁族”无固定周末及节假日，周末及节假日的闲暇时间也不固定。

2.2.2休闲空间特征

从空间来说，“蚁族”的休闲活动主要在聚居地的附近的餐馆、发廊、网吧和无照经营的低档娱乐场所，这些是“蚁族”的主要休闲之处。一方面由于“蚁族”的收入不高，消费能力有限；另一方面也因为“蚁族”聚集区远离繁华市区，商业及重点少且档次不高，休闲场所可选择性小。

2.2.3休闲方式特征

“蚁族”工作期间的闲暇时间少，消费能力有限，加上他们的消费理念和兴趣爱好倾向多为实用性的计算机技术、金融、管理等，休闲方式较简单。很多人选择在平时的1~2小时内宅在屋里上网聊天或玩游戏，看书；周末或节假日，会到商业中心逛街购物，去博物馆、图书馆学习，或到附近学校体育场锻炼。

2.3休闲动机分析

2.3.1个体因素

“蚁族”的休闲动机的个体因素主要有：①寻求工作压力之余的放松。因为他们的工作压力较大，闲暇时间少，为了工作更有效率，闲暇时间的放松休闲就显得更有必要。②价值观驱动。大部分“蚁族”到城市寻求工作机会的目的是实现自身价值，即价值主体的个体化。他们生活目标明确，想通过自身个人的努力实现中产阶级梦想。休闲是中产阶级生活的一部分，因此，休闲是“蚁族”价值观体系里的一部分。③自我提升。“蚁族”大多是大学毕业生群体，他们有进步的欲望，有前进的驱动力，在闲暇时间，他们依然保持学习，而这部分也正是目前国内休闲缺少的一部分。

2.3.2环境因素

促进“蚁族”形成休闲动机的环境因素有：①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发展，带来环境污染、空气质量下降等一系列“城市病”，蚁族生活压力的增加和竞争的加剧，需要休闲活动来放松心身。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更加剧了低收入群体的休闲需要的频度和强度，“蚁族”们需要花费时间段、休闲消费少、出行距离短的休闲活动；②随着我国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城市的各项基础服务设施的到快速发展，为居民提供了更多的休闲活动场所，如RBD、商业购物中心、公园等为居民提供了休闲活动场所和休闲机会，使城市中的低收入群体也能满足休闲需求。

2.4影响因素分析

2.4.1内部因素

影响“蚁族”休闲的内部因素包括：①个体的经济收入，“蚁族”是城市中的低收入群体，上班所得基本仅够维持生存，收入水平决定了“蚁族”只能选择花费少的、距离短的休闲场所和休闲活动；②个体自身的兴趣爱好、性格、情绪等生理、心理状态也决定了其休方式和休闲活动，如女生大多喜欢网上购物，男生喜欢到附近大学进行体育运动等；③个体的闲暇时间，“蚁族”大多为上班族，且上下班花费时间较长，每天的闲暇时间一般不超过3小时，对周末节假日经常加班的“蚁族”来说，休闲的时间更少，甚至在工作之余只愿意”宅”在住处。

2.4.2外部因素

影响“蚁族”休闲的外部因素主要有：①北京的休闲基础设施水平及休闲资源分布状况，高档的休闲设施一般都位于市中心或商业区，城市边缘的休闲基础设施较差，休闲环境不理想，而“蚁族”主要聚居在城市边缘，所以只能利用周边的休闲基础设施；②北京的社会发展状况，北京高校众多，就业压力大，竞争激烈，公司为了提高经营效率，常常要求加班，就业市场供大于求的状况使得大学生们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加班”也是普遍现象，休闲政策的落实也只是遥远的梦想。

2.5休闲需求分析

综上所述，北京“蚁族”的休闲需求可以分为如下几类：①放松心身，“蚁族”工作压力大，闲暇时间短，休闲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放松心身以更加积极的心态融入社会发展，实现个人价值，追逐个人梦想；②自我提升，大部分“蚁族”工作年限短，为了提升个人能力，他们选择在业余时间继续学习，让自己成为更加专业的人士，提高竞争能力；③交友，“剩男”、“剩女”是当今社会的热门话题，迫于父母和社会的压力，摆脱单身也是很多“蚁族”急切想解决的问题，很多人在闲暇时间进行的休闲活动是为了找寻人生的另一半。

3发展建议

3.1政策引导

在整个经济发展形势和就业市场形势无法改变的情况下，政府在休闲基础设施政策上应有所调整。首先，政策引导休闲。通过观察，北京大部分“蚁族”闲暇时间都用来上网、游戏，而很少去剧院、咖啡吧、茶馆等休闲场所，政府通过制定政策宣传教育休闲理念是非常重要的。其次，政策需体现公平，在城市边缘聚居区，缺少商业休闲中心，考虑到“蚁族”的休闲需求，可相应增设图书馆、体育休闲等公共场所，在休闲的同时学习知识提升能力，这也是当前“蚁族”群体所希望的。

3.2科学开发

北京的休闲设施分为政府公益性和商业性两类，政府公益性休闲场所主要集中在经济发展较好的区域，如东西城区，在离城区较远的近郊公益性休闲场所缺乏，大多是品质不高的商业性休闲场所。因此，在未来的城市发展进程中，建设公益性休闲场所之前应明确城市人口结构、聚居状况、分布形态，做到合理布局、满足需求，公益性休闲场所和公益性场所协调发展。

3.3公众参与

政府在兴建社区休闲设施时，应让“蚁族”群体参与进来，综合考虑本地居民和外来就业人口的综合需求，让城市休闲资源得到充分利用的同时，也使“蚁族”们尽快融入城市发展。开辟出健身场所，以社区体育协会、俱乐部等社团来组织体育活动，调动大家参与的积极性。

3.4制度保障

制度保障主要分为两类：首先，政府制定政策，落实《国民休闲纲要》，保证“蚁族”休闲时间。对企业规范管理，落实休假制度，让企业实行“以人为本”的管理政策。其次，明确对公益性休闲场所和商业性休闲场所的管理制度。公益性场所的管理应体现人本精神，关爱居民，目前很多的公益性休闲场所管理不善，不能很好地为市民提供休闲服务。

参考文献：

［1］肖亮.城市休闲系统研究［D］.天津：天津大学，2023.

［2］魏小安，李莹.城市休闲与休闲城市［J］.旅游学刊，2007（10）.

［3］郑胜华，刘嘉龙.城市休闲发展评估指标体系研究［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6，22（3）.

［4］张普成.基于系统动力学的城市休闲分析——以长沙市为例［D］.湘潭：湘潭大学，2008.

北京民族大学学费范文第3篇

30年后，益西旦增全家已从日喀则市白朗县搬到了首府拉萨。少小离家的孩子一个个回到雪域高原：大哥从事金融工作，二哥成了高级工程师，姐姐当了医生，弟弟在自治区设计院做设计师，益西旦增也从美国留学回来做了大学老师。 益西旦增（右一）和同学在北京中学门口合影。益西旦增提供

“我们全家都是内地班的受益者。”益西旦增说。

1984年，国家为加大各类人才培养力度，决定在北京、天津、成都筹建3所学校，在上海、广东等16个省市分别选出条件较好的一至两所中学举办班。这些班级和学校被喻为孩子的“梦工厂”。

1985年，以藏族为主的首批学生赴内地踏上追梦路。 北京中学预科班的学生在语言教室上英语课。唐召明 摄

据自治区教育厅统计，内地班举办30年来，累计培养经济社会建设人才32116人，其中培养大学毕业生15159人，中等师范专科学校毕业生4840人，中等专科学校毕业生6870人，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毕业生5247人。目前，北京、上海、广东等21个省市的普通中学、中等职业学校开办有130多个内地班和内地中职班，共有在校生1.8万多人。

走出雪域高原

益西旦增的父亲1978年到过内地，这让他看到，教育是脱贫的唯一出路。然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知道教育改变命运的藏族家长并不多。人们对内地知之甚少。年轻劳动力在广袤的农牧区十分重要，所以当地孩子多数会留在家里放牧，或学门手艺，或外出打工。

41岁的次平是自治区人大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出生在日喀则市拉孜县一个小村庄，他说：“如果没有内地班，我可能还在放羊。”

在民主改革之前，受教育是僧人、贵族和官员子弟等少数人的专利。而像次平这样的农奴的孩子，是没有求学机会的。

次平9岁时父亲去世，哥哥是聋哑人，弟弟患有小儿麻痹症。家中除了姐姐，再没年轻劳动力。年幼的他要负责放养15只羊，只能在农闲时到乡办小学读书。贫困未能阻挡他对知识的渴望。到内地读书的藏族朋友寄回的书信和照片，为次平打开了一个新世界。1987年夏天，他瞒着家人参加了班的招生考试。

想去内地上学，要通过藏语文、汉语文和数学考试。次平考了全县第一名，被首次招生的北京中学录取。

在，接受义务教育的农牧民子女从1984年起，享受包吃、包住、包学费的“三包”政策。国家为内地班（校）就读的藏族学生也免除了学费和食宿费。因此，上学并非一件遥不可及的事。

次平是村里100多户人家里第一个可以到北京读书的孩子。面对这份荣耀，他的母亲最终点头，嘱咐他好好学习，好好做人。出发那天，村里人拿出青稞酒，献上哈达给他送行。就这样，他生平第一次来到贡嘎机场，先坐飞机到四川成都，再坐两天两夜的火车，终于到了北京。

外面的世界有太多惊奇。毕业于上海回民中学班的仁增西绕还记得，飞机上发鸡蛋，他一口咬下去，才知道原来世上还有咸蛋。

第一次坐飞机和火车、第一次吃咸蛋和冰激凌、第一次离开阿爸阿妈……30年来，包括次平、仁增西绕在内的6万名孩子，带着梦想，奔赴远方的教室。

远方的教室

在车水马龙、楼宇林立的首都北京西四环上，几座红白相间、宛如小布达拉宫的藏式建筑特别醒目，这就是孩子向往的北京中学。

在次平考上中学7年后，益西旦增也来到这里，度过了1年预科和6年中学生活。

柏油马路纵横交错、高楼大厦霓虹闪烁。现代城市的生活，让雪域高原来的孩子们受到很大冲击。“那时，很多村庄还在点酥油灯。我的老家直到2023年才彻底告别缺电。”次平说。

从家乡到内地，十二三岁的孩子们要适应的不仅是醉氧，还有气候、饮食和风俗习惯。在北京中学工作20多年的副校长张梅说，因为语言和文化不同，孩子们还闹出过不少笑话。一次，老师让学生把门带上（关上），学生愣住了，以为是老师让他把门拆下来带走。还有的学生写作文夸老师“在运动场上跑得像狗一样快”。

更多的是温情与感动。每逢周末、年节，每位老师都会领上几名学生，要么去逛逛街，要么回家过节。

跟其他民族的同学相比，益西旦增和他的同学们每周还要多上一门课：藏文。益西旦增坦言，到内地上学后学藏语的精力会少一些，但只要自己用心是没问题的。他和很多的孩子，后来都成了藏汉英三语使用者。

来自拉萨中学的阿旺旦增，现在北京中学担任藏语老师，讲授藏族传统、历史和诗歌。他认为藏族老师的职责就是让学生不忘自己民族的文字和语言。

渐渐地，内地班受到越来越多藏族家长的欢迎。北京中学的招生规模也从最初的每年100名学生增至目前的270名。

“他们认为能到内地上学很光荣。”张梅说。她还记得有一个毕业回工作的藏族学生，她的牧民妈妈就有两个愿望：看看天安门、看看她的母校。

“快60岁的人在学校的塑胶操场上跑了几步，特别满足，”张梅说，“教育不仅改变了这些孩子的个人命运，也改变了他们的家庭、和我们国家。”

更好地回来

益西旦增在求学的路上越走越远，先是考上厦门大学英语系，后又赴美国堪萨斯大学深造。毕业后，他决定回到梦开始的地方。

内地班的学生大学毕业后，绝大部分都会回到。

次平回到后，在艰苦地区的基层法院工作了近6年，经手的各类刑事、民事案件六七百件。

早期毕业生很多和他一样选择稳定的公务员岗位，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成了医生、商人、作家、金融家、自主创业者。

2007年，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仁增西绕在家乡开了一个藏式奶酪加工厂。一段时间里，几乎所有西餐厅的奶酪都是他供应的。目前，他正与北京一家公司合作，准备做有机奶酪。2023年，是全中国唯一未下调经济增长目标的省区，38岁的仁增西绕对自己的生意前景很有信心，“也可以有企业家，”他说。

在北京中学读高一的旦增次珍，跟父亲旺堆是中学校友。旺堆现在是拉萨市城关区藏热小学的校长，二十多年前从北京中学毕业。与父亲不同的是，她想报考气象环保类专业，将来更好地保护家乡净土。 益西旦增参加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建国五十周年大型文艺晚会。益西旦增提供

在1951年和平解放前，没有一所近代意义上的学校，青壮年文盲率高达95%。而最新的白皮书显示，在全国率先实现15年免费教育，15岁以上人口人均受教育8.1年。

北京民族大学学费范文第4篇

[关键词] 民族特色；休闲；生态

[基金项目] 西北民族大学国家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资助：“民族风”都市休闲生态农庄”（项目编号：202310742066）。

【中图分类号】 F5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23）11-166-1

一、调研背景

在兴起的都市农庄之中，没有以民族特色为主题的项目，所以这一主题有很大的市场空间。“民族风”都市休闲生态农庄以民族风特色为市场切入点，采用Shopping mall的经营方式，集餐饮、住宿、娱乐为一体，着重于客户的体验感受，融合了具有民族特色的自然观光和游乐园式的娱乐享受、农庄的家庭体验、真实版QQ农场以及有机农产品的“绿色运输”等一系列立体化、规模化、专业化、市场化的发展模式，形成一站式的享受田园乐趣的业态。为更好的探究以民族为主题的休闲生态农庄的市场可实施性以及其发展潜力，本调研小组决定对此展开调查。

二、调研情况

由于“民族风”都市休闲生态农庄以民族特色为主打，在现今市场上还没有范本供我们借鉴，针对于这种情况，我调研小组决定在先搜集已有的市场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实地调研已获取更多市场第一手资料，为以后更好的开展这一主题项目创业打好坚实的基础。具体的实地调研模式将以专家咨询、实地农庄考察、问卷调查、实地采访等形式开展。

（一）第一次实地调研情况。由于项目调研资金的有限，在指导老师和相关专家的建议和指导下，项目组重点对北京、青岛、兰州和庆阳等地进行实地调研。项目组在每个城市都选取了比较能够代表这一城市都市休闲农庄发展状况的庄园为调研对象。

在对问卷结果的统计分析中，我们发现以下区别：1.北京、青岛等东部沿海城市的少数民族比例明显低于兰州、庆阳等西部城市，民族认同感较低；2.而对几个城市的人群收入和娱乐消费支出调查得知，北京、青岛等东部沿海城市的人群收入比兰州、庆阳等西部城市较高，但娱乐消费支出比例却相差不大；3.北京、青岛等东部沿海城市人群的休闲游玩时间一般都在一般节假日或者更长时间的假日，而兰州、庆阳等西部城市人群的游玩休闲时间在平常日、周末和节假日占比相差不大，消费时间更多。

可见，兰州、庆阳等西部城市比北京、青岛等东部沿海城市更适合本项目的实施。

（二）第二次实地调研情况。针对于此，调研小组前往甘南合作市溢香园、临夏市百花家园、临夏南农镇京源绿海、临夏市和政县松鸣岩森林公园等地，在指导老师和相关专家的建议和指导下，重点对甘南以及临夏等具有民族特色的地区进行了详细的实地调研。

1.基本情况。调查时间：2023年4月；调查地点：甘南藏族自治州、临夏回族自治州；调查对象：旅游休闲区的游人和事业单位的中年人；调查方法：抽样调查与随机调查相结合。

2.问卷分析。本研究采用抽样调查与随机调查、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调查共发放调查问1000份，其中收回有效问卷916份，有效回收率为91.6%。

（1）调查对象的基本信息。本次抽样调查的对象主要为30―50岁的中年人，这部分人群大部分有较稳定的事业，对休闲娱乐的消费需求较为旺盛。

被调查者大部分为少数民族，他们主是当地居民和来自宁夏、青海、新疆等地的游客，具有较好的民族认同感。

被调查者的月收入主要分布在4000元以下，这主要受制于西部的经济，尤其是当地较为落后的经济。

（2）调查对象的娱乐倾向。在本次抽样调查的被调查者中，大部分人的娱乐消费占收入的比例在20%以下，娱乐方式主要为去公园、娱乐园和娱乐等方式，娱乐时间也主要集中在一般节假和较长的节假日，当地的市场潜力较小，有待开发。

（3）休闲农庄的体验度。在本次抽样调查的被调查者中，大部分人可以接受的休闲农场的消费价位为300元/人左右，消费水平一般，较东部地区还有一定差距。

在被调查者中大部分人最喜欢的农家乐项目是农家饭菜，只有不到15%的人对农作物的采摘、种植感兴趣，消费档次有待提高，消费品种有待推广。

在本次抽样调查的被调查者中，较多人认为休闲农庄应具有优美的环境、丰富的活动和具有特色的食品，因此生态农庄应在这些方面做好。

（4）民族特色的认同感。在本次抽样调查的被调查者中，大部分人的交际圈中的少数民族占比较高，其中少数民族占到交际圈的总人数的比重达到40%以上的有62%。

在被调查者中绝大部分的人对具有少数民族的活动感兴趣，这体现了该地区的居民及游客具有较好的对民族特色的认同感，为开展民族特色的生态农庄奠定基础。

三、总结

经过两次具体的实地调研，调研小组对各种特色的农庄有了清晰的了解，并且对农庄的建设、项目运作、商业模式以及经营策略等有了一个较为系统的认识。

甘南、临夏地区少数民族比例较高，民族认同感较强。而对两个地区的人群收入和娱乐消费支出调查得知，他们收入不高，娱乐消费支出比例一般；对于亲身体验民族类的生态休闲农庄这方面，被调查者绝大部分都很希望投入其中；对消费服务的重视方面，绝大部分的被调查者均比较看重饭菜质量、娱乐项目、环境及农庄的特色服务等；在人们对服务的需求中，人们对环境和食品特色等要求较高。

北京民族大学学费范文第5篇

在北京城西南方向的永定河上，坐落着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古迹――卢沟桥。

顺着卢沟桥下的永定河往西北方向走不远，就能看到一座与永定河隔路相望的满布青松、肃穆幽静的土山丘，老北京人称它为“卧龙岗”。现今这里已成为北京的穆斯林民众百年之后“归真”的北京市回民公墓。

在这个树木成荫的永定河畔“卧龙岗”上，安葬着许许多多北京的穆斯林民众。很多重要的穆斯林人士，包括原国务院副总理杨静仁(回族)和原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会长安士伟(回族)等也安息于此。不仅如此，这里还葬有一批特殊的“客人”，他们就是长期在北京工作的维吾尔族同胞。

解放后，由于国家百废待兴，各项工作发展的需要，党和政府安排一批维吾尔族人士从新疆到北京工作。他们在北京经过数十年的辛勤工作，都成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事业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们当中有优秀教育家、著名翻译、文化工作者、高级技术人员和行政领导等。

在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有很多维吾尔人，有的举家迁移，有的独身一人，告别了父母，离别了亲友，走出了家乡，来到了祖国的首都北京，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发挥了一生的聪明和才智。他们同北京人一起度过了祖国最艰难的日子，也与北京人民共同迎来了光辉灿烂的曙光，投入到改革开放的浪潮中。最后，在走完自己光荣的一生后，选择了在北京永定河畔的“卧龙岗”长眠安息。

由于宗教和民族习俗，维吾尔人在过世之后，一般在一至三天内要被安葬在自己家乡的家族墓地之中，如果在异地去世，也要按照“落叶归根”的传统习俗，将遗体运回到家乡进行埋葬，这也是人之常情。

正因为如此，这些长期在北京工作和生活的维吾尔人，在他们的百年之后选择长眠安息在北京，这是十分可贵的行为。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已经把北京看作自己的第二故乡，突破了旧的传统观念和习俗的束缚。这种视祖国的每一片土地为自己家乡的情感，是让我们现今在北京工作的维吾尔人十分敬佩的。在这里不妨简单介绍一下他们：

亚克甫?司马义。新疆喀什人，维吾尔族，1960年3月从新疆选派到北京人民大会堂任高级烹饪厨师。由于新中国与世界上很多穆斯林国家建交，为了尊重这些国家来访人员的，特地从新疆调来亚克甫?司马义厨师和几名维吾尔族服务员，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接待外国元首和外宾直接服务。他的精湛烹饪手艺受到过很多国内外领导人的赞誉。他于1978年3月在北京逝世，享年58岁。留有三个儿子在北京工作，他们选择了把父亲的遗体安葬在第二故乡北京。

阿布列孜?阿合其，维吾尔族，新疆喀什人，曾经活跃在我国文化艺术届的著名手鼓演艺家，国家一级演员。1959年被选入文化部组织的中国艺术团，到维也纳参加第三次“世界青年联欢节”的演出，并荣获金质、银质嘉奖。1961年随总理到国外访问演出受到好评，事后根据的指示被调到中国“东方歌舞团”，开始了他在北京的演艺生涯，被誉为“手鼓王”。他于1997年10月在北京逝世，享年63岁。

塞尔丁?木沙，维吾尔族，新疆库尔勒市人，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毕业于北京国际关系学院，后转任其他工作，1979年8月调到北京，曾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副主任。塞尔丁2001年5月逝世，享年70岁。其子女选择北京永定河畔的“卧龙岗”将他安葬。

韩古丽，维吾尔族，新疆伊宁市人，1971年到中央民族学院语言文学系上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央民族翻译局从事民族语言翻译工作，聘为译审，担任中央民族翻译局维吾尔文翻译室主任。她多次参加过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协会议的民族语言文字翻译，参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领袖人物著作的翻译工作。先后与人合作出版了《行政法学》《新疆年鉴》等书的翻译本，著有《怎样当好责任翻译》等著作。于2005年4月在北京逝世，享年59岁。

吐尔逊?阿尤甫，维吾尔族，新疆伊犁人。1971年10月调到北京，在中央民族学院任教，在维吾尔语言文学方面有一定的研究，培养了大批少数民族学者和人才，先后在学校担任学科研究组组长、系主任和中央民族大学副校长等职务。曾经发表过《古代维吾尔文献》、《古代维吾尔语教程》、《回鹘文文献研究状况及其发展设想》等多篇论文，开设过《现代维吾尔语》、《古代维吾尔语》、《古代突厥语文文献语法》等课程，是一个文化底蕴深、学术造诣高的少数民族教育家。2003年4月8日在学校领导班子开会研究工作时，他突发急病过世，享年56岁。

包，维吾尔族，新疆哈密人，1979年调入北京，在中央民族翻译局维文室担任副主任、主任工作，聘为译审，是荣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的翻译专家。先后参加了翻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选集》、《邓小平文选》等专著，翻译过《水浒》等名著。于2006年12月在北京逝世，享年75岁。按其本人的遗愿，其子女将他安葬在北京。

这些长眠在北京的维吾尔人，在那个交通不发达、通讯不顺畅、生活不富裕的年代，克服了语言及生活风俗不习惯的困难，离别父母、告别亲友，来到祖国的首都北京，为祖国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虽然，北京是全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地方。但是，对于文化、习俗、语言、宗教都和北京人不同的维吾尔人来说，有很多困难是难以想像的。

虽然，在北京可以近距离享受到国家对于少数民族的关怀，但是，就当时的工资收入来说，和边疆地区比起来还是相对较低的。于是，在北京的维吾尔人每次回家探亲，几乎将所有的积蓄都花在铁路和公路交通费用上，这样就可能欠下一笔债，回京后不得不省吃俭用来还单位“互助会”的欠债。

他们中的一些人，当自己的父母病危或离世的时候，因路途遥远而无法守候在父母脚下尽孝送终，留下终身的遗憾；当家乡的人们欢度自己民族节日的时候，他们只能是“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怀着深深的思乡之情继续工作；当在社会交往遇到语言上的障碍和生活习俗不同造成的尴尬局面时，他们只能向不知情的北京人去耐心解释。

尽管这样，他们在努力融入北京的工作和生活过程中，对北京产生了一份特殊的感情。正是因为这份感情，才使他们安心地在北京工作，最后将自己永久地留在第二故乡――北京。

我们怀念长眠在永定河畔“卧龙岗”上的维吾尔人。他们忘我奉献的精神、热忱敬业的情操，是我们后一代在北京工作的维吾尔人学习的榜样。我们应该记住他们，向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