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赋四大家及其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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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赋四大家及其代表作　　一：司马相如

　　汉赋四大家指司马相如、杨雄、班固、张衡，四人都有代表性的名篇传世，在当时及后世文坛影响深远，文誉其名。

　　司马相如确立了汉赋劝百讽一的风格，代表作《子虚赋》、《上林赋》标志着汉赋的成熟。杨雄《甘泉赋》、《长扬赋》、《羽猎赋》则以司马相如诸赋为底本，在文学史上首开不逊于原作的模拟之风。班固代表作《两都赋》，盛夸东汉之声威。张衡所著《二京赋》比之《两都赋》篇幅更长、结构更宏伟，被誉为“长篇之极轨”。

　　司马相如(约公元前179—前118年)，西汉大辞赋家。字长卿，蜀郡成都人，本名司马长卿，因崇敬战国蔺相如，改名相如。少好读书、击剑，曾为景帝武骑常侍，因景帝不好辞赋，辞官，游于梁会王门下。后回蜀，期间与才女卓文君私奔，留下千古美谈。汉武帝后来看到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大为赞颂，召其入宫，司马相如由此成为宫廷辞赋家。晚年任文园令，后免官居茂陵，元狩五年前后病卒。

　　汉代，赋这种文体大盛，涌现出了一批善于写赋的作家，而司马相如则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除《子虚赋》外，司马相如还作有《上林赋》、《美人赋》、《长门赋》等。其中，《子虚赋》、《上林赋》内容相连，以子虚和乌有先生争相夸耀本国的故事为基本构架，极尽铺叙、夸张、想象、排比之能事，气魄恢弘，典故堆砌，文字华彩，从各个方面体现了散体大赋特性，奠定了散体大赋的体制，在我国文学史上占领首要地位。以《长门赋》为代表的骚体赋对我国宫怨文学有不小的影响。因其文学影响，司马相如被觉得是与司马迁齐名的首要作家。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言：“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

　　《汉书·艺文志》著录有赋二十九篇，其它古籍还引用了相如两篇赋的一些文句和篇名。其赋作多佚，今仅存《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长门赋》、《美人赋》和《哀二世赋》六篇，其中《长门赋》与《美人赋》的作者仍有争辩。后人辑有《司马文园集》。

　　二：扬雄

　　扬雄(前53—公元18)，汉赋代表作家，与司马相如并称“扬马”。字子云，西汉蜀郡成都(今四川郫县)人。适值王莽篡汉，被迫投阁，曾自杀未遂，后抑郁而逝世。

　　扬雄少时口吃，不善言谈，默而好精深之思。其家贫而好学，博览群书，不慕富贵。扬雄早年酷爱辞赋，尤其仰慕同乡作家司马相如，曾模仿其作品著有《甘泉赋》、《羽猎赋》等。40多岁时，扬雄被推选为汉成帝的文学侍从，期间写了一系描绘天子祭祀、田猎的赋作。扬雄的辞赋在当时颇负盛名，但其后来却觉得这是“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并不再写赋，而埋头于撰写时人并不懂的学术著作，以求传之后世。扬雄仿《易经》写《太玄经》，阐发自己的哲学思想;仿《论语》写《法言》，主张文学该当宗经、征圣，以儒家著作为典范。另著有语言学著作《方言》，是钻研西汉语言的首要资料。因扬雄的首要影响，《三字经》将其与老子、庄子、苟子、文中子(王通)并称为“五子”。

　　原有文集，今已散佚，明人辑有《杨子云集》。《太玄经》有北宋司马光《太玄经集注》、正统道藏《太玄经集注》、明叶子奇《太玄本旨》诸本;《法言》有晋李轨《法言注》、北宋司马光《杨子法言集注》诸本。

　　三：班固

　　班固(32—92)，东汉前期知名史学家和文学家。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西北)人。出身官僚世家，其父班彪是东汉知名史学家。永元四年(92)，因窦宪事件牵连入狱，同年逝世于狱中。

　　班固自幼聪明早慧，年九岁，能写文章，诵读诗赋。所著《汉书》是我国古代最早的纪传体断代史，书中为司马相如、扬雄等赋家立有专传。史家之外，班固也是汉朝一位首要的赋家和赋论家，其赋今存有《两都赋》、《幽通赋》、《竹扇赋》等，赋论主要体现于《两都赋序》及《汉书》有关赋家的传论中。

　　班固受汉明帝赏识入朝修史时，洛阳正修造宫室、浚缮城隍，而关中父老仍愿望朝廷西顾，建都长安。班固对此持有异议，遂上《两都赋》，“盛称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宾淫侈之论。”(《后汉书·班固传》)此赋在萧统《文选》中位列第一篇，创始“京都大赋”一体，对后世影响较大。

　　班固所著诗、赋、铭、诔、颂、书、文、记、论、议等四十一篇行于世。《隋书·经籍志》著有《班固集》17卷，已散佚。明代张溥辑有《班兰台集》，传于今。

　　四：张衡

　　张衡(78—139) 东汉伟大科学家、文学家。字平子，南阳郡西鄂县(今河南南阳县石板桥镇)人。生于官僚世家，父早亡，祖父张堪曾任蜀郡太守。永和四年(139)，积劳成疾而卒。

　　作为一位文理兼修的大家，以科学家身份名垂后世的张衡，同时又是一位首要的文学家，作品具有独创性，尤擅长诗赋。

　　张衡17岁时离开家乡，出外游历，访师求学，到达当时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的西汉故都长安，后来又在京师洛阳居住五、六年。沿途的山川风物、历史古迹，以及参观京城太学和结交文人学友，大大丰厚了他的阅历、开拓了他的视野，为之后创作《二京赋》打下根基。东汉永初元年(107年)，29岁的张衡“精思博会，十年乃成”《东京赋》和《西京赋》，总称《二京赋》。《二京赋》在模拟班固《两都赋》的根基上，注入新鲜内容，特别对封建统治者的穷奢极欲进行了讥诮，警告统治者不要乐极生悲，不要结怨于民，牢记“水所以载舟，水所以覆舟”。此外，，张衡的小赋具有抒情的特性，打破了汉赋敷陈描绘的老一套，将汉赋从长篇大论的堆砌文字转变为抒发心灵的短小篇章，为后来魏晋抒情小赋的大量出现打下了根基。

　　《二京赋》外，另著有《南都赋》、《温泉赋》、《归田赋》、《思玄赋》、《四愁诗》等名篇，今人张震泽注有《张衡诗文集校注》。

　　拓展：汉赋的发展与演变

　　1、普遍采用虚拟人物进行主客问答的方式，引出后面的大段描写，末尾又总是以一方压倒一方而结束。这种写法是古代隐语和战国散文留下的痕迹，在散文赋形成了固定的程式。

　　2、赋的中间用铺陈夸张的手法对事物进行穷形尽相，绘声绘色的描写，极力表现客观对象广阔性、无限性、丰富性，渲染其种类之多，形态之美、变化之繁富，从而形成宏大的结构、令人眼花缭乱的画面和惊心动魄的气势。

　　3、辞藻丰富华丽。作者常常在赋中堆砌大量生僻词汇，又喜欢把很多同一偏旁的字罗列在一起，造成强烈的视觉效果。句式以散体为主，灵活多变，但也有不少四字句和骚体句。句子的节奏感很强，有的地方还押韵，非常便于朗读。

　　4、结尾往往寄托一点讽谏，但这种讽谏的效果非常微弱，完全被前面的大段铺陈描写所掩盖，很难被欣赏者发现。

　　赋是汉代最流行的文体。在两汉400年间，一般文人多致力于这种文体的写作，因而盛极一时，后世往往把它看成是汉代文学的代表。

　　赋的'产生和发展赋作为一种文体，早在战国时代后期便已经产生了。最早写作赋体作品并以赋名篇的可能是荀子。据《汉书·艺文志》载，荀子有赋10篇(现存《礼》、《知》、《云》、《蚕》、《箴》5篇)，是用通俗“隐语”铺写五种事物。旧传楚国宋玉也有赋体作品，如《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等，辞藻华美，且有讽谏用意，较之荀赋，似与汉赋更为接近，但或疑为后人伪托，尚无定论。从现存荀赋来看，这时赋体还属萌芽状态。赋体的进一步发展，当受到战国后期纵横家的散文和新兴文体楚辞的巨大影响。赋体的主要特点，是铺陈写物，“不歌而诵”，接近于散文，但在发展中它吸收了楚辞的某些特点──华丽的辞藻，夸张的手法，因而丰富了自己的体制。正由于赋体的发展与楚辞有着密切关系，所以汉代往往把辞赋连称，西汉初年的所谓“骚体赋”，确实与楚辞相当接近，颇难加以明显的区分。

　　汉赋的形成和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汉初的赋家，继承楚辞的余绪，这时流行的主要是所谓“骚体赋”，其后则逐渐演变为有独立特征的所谓散体大赋，这是汉赋的主体，也是汉赋最兴盛的阶段;东汉中叶以后，散体大赋逐渐衰微，抒情、言志的小赋开始兴起。汉赋的这种发展变化过程，与汉代社会状况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第一时期自汉高祖初年至武帝初年。当时所谓“大汉初定，日不暇给”，封建统治者在思想文化上禁锢不严，儒家思想尚未占据统治地位。当时诸王纳士，著书立说，文化思想还比较活跃。这一时期的辞赋，主要仍是继承《楚辞》的传统，内容多是抒发作者的政治见解和身世感慨之作，在形式上初步有所转变。这时较有成就和代表性的作家是贾谊，此外还有淮南小山和枚乘等人。

　　贾谊的《吊屈原赋》是借悼念屈原抒发愤慨，虽吊逝者，实为自喻。此篇的形式与风格，是骚体的继承，但由于作品倾诉的是作者的真情实感，因而和后来那种纯然出于模拟《楚辞》而为文造情的作品明显不同。贾谊的《□鸟赋》是一篇寓志遣怀之作，假设与□鸟对话而敷衍出一篇文字。这篇赋一方面使用了主客问答体，同时也比较多地倾向于使用铺陈的手法，散文的气味浓厚预示了新的赋体正在孕育形成。

　　淮南小山的《招隐士》写作者以急切的心情召唤隐居山林的隐士早日归来。赋中描写山中景物，使用铺叙和夸张的手法，充满丰富的想象，是汉初骚体赋的优异之作。

　　贾谊和淮南小山的赋作都还距骚体不远，仅在某些方面开始有所转变，而标志着汉赋正式形成的第一个作家和作品，是枚乘和他的《七发》。

　　枚乘主要生活于汉文帝、景帝时期，死于武帝初年。他的《七发》写楚太子有病，吴客前去问候，通过主客的问答，批判了统治阶级腐化享乐生活，说明贵族子弟的这种痼疾，根源于统治阶级的腐朽思想，一切药石针灸都无能为力，唯有用“要言妙道”从思想上治疗。赋中用了七大段文字，铺陈了音乐的美妙，饮食的甘美，车马的名贵，漫游的欢乐，田猎的盛况和江涛的壮观。《七发》虽未以赋名篇，却已形成了汉大赋的体制。它通篇是散文，偶然杂有楚辞式的诗句，且用设问的形式构成章句，结构宏阔，辞藻富丽，刘勰称：“枚乘□艳，首制《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文心雕龙·杂文)从汉初的所谓骚体赋到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汉大赋，《七发》是一篇承前启后的重要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