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充国

　　赵充国

　　赵充国(前137—前52年)，字翁孙，原为陇西上邽(今甘肃省天水市)人，后移居金城令居(今甘肃永登西)，西汉著名的军事家。

　　西汉汉武帝时名将。字翁孙。原为陇西上邦（今甘肃天水）人，后徙金城令居（今甘肃永登西北）。早年为骑士，以六郡良家子善骑射补羽林。为人沉勇，有谋略，通晓兵法，熟悉周边各族事务。

　　武帝时，赵充国以假司马从贰师将军李广利击匈奴，为匈奴骑兵包围，赵充国率壮士百余人突击，身被二十余创，贰师大军以此解围。旋拜中郎，后迁车骑将军长史。昭帝时将兵击定武都氐人，又出击匈奴，获西祁王。历迁中郎将、水衡都尉和后将军兼水衡都尉。后与大将军霍光尊立宣帝，封营平侯。本始年间（前73～前70）又以蒲类将军击匈奴，还为后将军、少府。元康、神爵年间（前65～前58）成为西汉王朝处理羌族事务的主要人物。

　　汉武帝初置河西四郡时，为了隔绝羌与匈奴的通路，严禁诸羌居住湟中，并设护羌校尉监护诸羌。宣帝即位后，羌人与汉争夺湟水流域牧地，逐渐渡湟定居，郡县无力禁止。之后，先零羌与诸羌种豪两百余人解仇结盟，酿成边患。羌侯狼何又借助匈奴兵力，企图袭击鄯善、敦煌，隔绝汉朝往来西域的通道。神爵元年（前61），宣帝诏遣义渠安国行视镇压，诸降羌和归义羌侯杨玉等联络小种举兵反抗，攻城邑，杀长吏，义渠安国败退令居。当时赵充国已七十余岁，仍主动请兵，率万骑出金城郡击西羌。他远斥候，坚营壁，先计而后战。酒泉太守辛武贤向宣帝建议边郡屯兵并出酒泉、张掖，合击、开诸羌。赵充国考虑大兵一出，转运烦费，徭役复发，同时，匈奴、乌桓也可能乘机骚扰北边，因此坚持集中力量先平定先零羌，而以威信招降、开羌。宣帝终于采取了这一部署。先零羌被击溃后，羌果然不烦兵而服。随即赵充国又奏罢骑兵屯田，条陈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振旅而还，复为后将军卫尉。神爵二年秋，若零、离留等共斩先零大豪犹非、杨玉，帅诸羌四千余人降，汉始置金城属国安顿降羌。后赵充国以年老请求辞职，但朝廷遇有关于少数族的重要事务，仍不时征询他的意见。甘露二年（前52）卒。

　　赵充国为人沉勇有大略，少年时仰慕将帅而爱学兵法，并且留心边防事务。最初以“良家子”身份参军当骑兵，后因善于骑射调入羽林军(皇宫卫队)中。

　　天汉二年(前99年)五月，汉武帝下令征讨匈奴。赵充国以代理司马的身份，跟随贰师将军李广利出师酒泉，攻打匈奴右贤王，但被匈奴大军包围。汉军无法补充粮草，军中缺食，士卒多有伤亡。赵充国看到这种情况，推想匈奴的策略是围而不攻，逼使汉军投降；而汉军的面前只有两条道路可选：要么拼死突围死里求生，要么交械投降。于是他向将军李广利建议：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应尽快设法突围。李广利便令充国选拔壮士组织突围。赵充国带领一百多名精锐骑兵在前面拼杀开路，李广利率领全队人马随后跟进。匈奴将士看到汉军的动向，立即上马堵截。双方拼杀，汉军最终突围，而赵充国身负二十多处伤。回朝后李广利向皇帝汇报了赵充国的表现，汉武帝当即特别召见，让他脱下衣服采，察看了他的伤口，予以赞扬，于是拜为中郎(皇帝的侍卫官)，后升为车骑将军长史(军队幕僚的长官)。

　　昭帝刘弗陵继位后，元凤元年(前80年)春，氐(部族名)人在武都(今甘肃西和西南)造反。赵充国奉命带兵镇压，平定叛乱后升为中郎将，又为水衡都尉(负责上林苑，兼管皇家财物及铸钱)。同年冬，匈奴二万骑兵人寇，赵充国领兵征讨，斩首、俘虏九千多人，并获西祁王而归，因战功卓著被任命为后将军(汉代有前、后、左、右将军，位同上卿)，仍兼水衡将军。

　　元平元年(前74年)昭帝驾崩，赵充国因参与大将军霍光拥立刘询为宣帝有功，被封为营平侯。本始二年(前72年)，匈奴与车师(西域国名)联合进攻乌孙(西域国名，在今新疆伊犁河流域)，乌孙向汉朝求援。宣帝拜赵充国为蒲类将军，率三万骑兵出酒泉一千多里，在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湖)进攻匈奴，斩杀数百人。不久，匈奴又聚集十万多骑兵，大有入侵之势。赵充国统领四万余骑，驻屯于北部边境九郡——五原、朔方、云中、代哪、雁门、定襄、北平、上谷、渔阳，匈奴探知汉边有所防备，便引兵远去，边境遂安。

　　赵充国历事武帝、昭帝、宣帝三个皇帝，到了古稀之年已经功成名就誉满朝野了，本可以回家养老了，但是他却主动承担了平定羌族叛军的任务。

　　羌族是我国古代西北地区的一个游牧民族。汉朝时有先零、广汉等十几个部落，散居于今四川北部、甘肃西部及青海一带。匈奴强大时，羌族依附匈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时，联合了羌族，孤立了匈奴，于是羌人逐渐内迁，与汉人杂居。

　　元康三年(前63年)，宣帝派光禄大夫义渠安国巡视羌族部落。先零羌首领杨玉请求朝廷允许他们渡过湟水(黄河上游支流，位于青海省东部)游牧。义渠安国便奏请朝廷答应其所求。赵充国分析羌人有诈，便向皇帝上书说安国“奉使不敬，引寇生心”。于是宣帝召回了义渠安国，又表示拒绝羌人的要求，但是先零羌不肯罢休，联合本族各部落，强渡湟水，占据了汉朝边郡地区，郡县无力禁止。二百多位羌族部落酋长会盟“解仇交质”(消除冤仇，交换人质，订立攻守同盟条约)。不久，羌族一酋长狼何，派使者向匈奴借兵，企图进攻鄯善、敦煌，切断汉朝通往西域的交通线。

　　宣帝听到这一消息后，因为知道赵充国原籍陇西，又曾多次出征边地，熟悉情况，便召见赵充国。赵充国分析了羌族的内部情况，以及与匈奴的往来关系，指出一旦他们“解仇交质”，并与匈奴勾结在一起“到秋马肥，变必起矣”(《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因此建议立即派人检阅边防部队，作好战备工作，同时派人去离间羌族各部落。宣帝采纳了赵充国的建议，又派骑都尉义渠安国出使羌族。

　　义渠安国到陇西后，召集了三十多位羌族酋长，谴责他们图谋不轨，一齐处斩，同时纵兵杀掠羌族一千多人。结果，激化了羌人与汉朝的矛盾，加速了羌族叛乱的爆发。先零羌首领杨玉会同各部落羌兵围攻义渠安国，并且进攻汉朝边城，诛杀官吏，把义渠安国打得大败而归。

　　神爵元年(前61年)春，宣帝决定派军队平定羌人的叛乱。这时赵充国已七十三岁，当宣帝派御史大夫丙吉去询问他应派谁担任统帅时，他回答说：“亡逾于老臣者矣 。”(《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宣帝又问：“羌人目前的势力究竟有多大?要带多少兵去?”赵充国说：“百闻不如一见，军事上的事难以遥测，我愿先到金城(今兰州市西北)去，察看情况后才能提出作战方略。羌族虽说是人数较少的民族，但它背叛朝廷，是叛逆行为，注定会失败的，请陛下相信我能担当此任，你就不必担忧了。”宣帝听他这么一说，含笑答应了他的请求。

　　赵充国率领一万多骑兵先到了金城，准备渡过黄河向北进军，为了防备羌兵在汉军渡河时突然出击，他先派出三个分队趁夜偷渡过河，在对岸建立阵地，以掩护全军过河。第二天全军过河后立即构筑营垒严阵以待，不久，便有一百多个羌族骑兵到汉营附近来寻衅挑战。赵众将领建议出阵迎战，充国传令：“我军远道而来，人马疲惫，不可驰驱。敌骑都是轻装精兵，也可能是专门来引诱我们的小股前锋，我们既然大军出征，应以全歼敌军为目的，而不要贪图局部的小胜利。”羌兵见汉军不动，便扬尘而去。赵充国派人到咽喉要道四望峡(今兰州西南)侦察，发现那里没有敌人，便率众连夜穿过四望峡，直插西部都尉府(今青海海晏)。

　　赵充国进驻西部都尉府后，并未立即出战，而是每天设宴摆酒犒劳将士，全军斗志旺盛。无论羌兵怎样挑战，汉军都不理睬。原来赵充国按兵不动，是有长远战略意图的。他知道，在羌族各部落中，先零羌最为顽固，一些弱小的部落如罕、秆等部，都是在先零羌的胁迫之下与汉朝为敌的，先零谋反之初，罕、开部首领靡当儿曾派其弟雕库来见西部都尉，陈述其本不愿反的立场，但恰遇部分罕、开部落的人参与了反叛，西部都尉便将雕库扣留。赵充国到来之后，下令释放雕库，并当面抚慰说：“大军只杀有罪的人，你本无罪，我就放你回去，望你转告各部，速与叛乱者断绝关系，以免自取灭亡。现在天子有诏，对于参与反叛而能投案自首的人，或者协助官军逮捕斩杀叛匪的人，都一律免罪，凡能捕杀一个有罪的大贵族赏钱四十万，中等豪绅十五万，小富豪二万，壮年男子三千。”雕库听了十分高兴，当即表示唯命是从，而后返回部落。赵充国的策略是以攻心为上。想通过安抚的办法分化瓦解敌人，打破其部落间的联盟，等到他们只剩少数顽固分子时再出兵歼灭。

　　但是，汉宣帝及大多数朝廷官员都反对赵充国的做法。酒泉太守辛武贤向宣帝提议说：“如今边防部队都集中在南山，北边空虚，而且塞外地区苦寒，内地人马很不适应，已经明显瘦弱，不如在七月上旬出兵，各带一个月的粮草，从张掖、酒泉分路出发，征讨鲜水(今青海湖)一带的罕、秆羌人，虽不能消灭羌兵，也能掠夺大量牲畜，俘虏他们的妻儿，然后退兵，伺机出击。这样一来，必能震慑羌虏。”宣帝对辛武贤的意见表示赞同。一面向陇西调集军队，一面把辛武贤的意见转交赵充国，命他与部属讨论。赵充国与长史董通年共同提出针锋相对的反驳意见：“辛武贤想轻率地带领一万人马，绕道千里去攻击罕、开是不实际的。如果一匹马驮上三十天的粮食，再加上武器服装，就很难快速前进了。况且，即使汉军辛辛苦苦地赶去了，飘忽不定的羌兵或者逃匿，或者据险扼守，截断汉军的粮道，汉军必然师劳力竭，白白耗费人力、财力。“赵充国从实际情况出发，坚持采取一拉一打、软硬兼施、刚柔相济的策略，团结、争取罕、开，讨伐先零。他认为只有“先行先零之诛”，才能震慑罕、秆等部落，使之“悔过反善”，这才是“全师保胜安边之策”。

　　宣帝和朝廷大臣收到赵充国从边防前线送回的报告后，未曾认真分析就予以否定。他们认为先零之所以兵势强盛，是由于得到了罕、开的帮助，不先攻击罕、秆，就无法对付先零。宣帝听了大臣们的吵吵之后，便下诏书谴责了赵充国，同时任命评延寿为强弩将军、辛武贤为破羌将军，率兵征讨罕、开羌人，而且要求速战速决。

　　赵充国收到宣帝表示责备的诏书后，并不计较个人得失。他认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根据实际情况坚持自己的正确主张是对皇帝对国家尽忠的事。于是再次上书陈述军事上的得失利弊，劝宣帝收回成命。他指出：“先零羌起兵为叛是有罪的，罕、开羌并未入侵边境，现在放开有罪的一方，而去讨伐无辜的一方，势必增加一个仇敌，形成两处祸害。如果先打罕、开，先零必然发兵援助，这样就会进一步巩固他们的联盟关系，敌兵也就成倍地增加，攻战难以奏效，甚至事倍功半。”赵充国实事求是、词恳意切的报告终于说服了宣帝。

　　不久，赵充国引兵到先零羌占据的地区，先零猝不及防，望风而逃，丢下了所有的辎重物资，争先抢渡湟水。由于道路狭窄，人多拥挤，敌军乱作一团，毫无秩序。按理说，这正是聚歼敌人的大好时机，众将领向他建议：“我军应该给他个秋风扫落叶一般的打击，赶快下令吧!”可是赵充国却回答说：“此乃穷寇，不宜追击。”于是慢慢驱赶。结果，先零羌除淹死、被杀和投降汉军的几百人外，七八千人的主力都安全地渡过了湟水。赵充国又带兵到了罕、开地区，严令士兵不准侵扰，部落首领靡当儿到汉军营地说：“汉兵果然笃守信义，不打击我们。”一再表示愿听约束，仍回故地。

　　赵充国虽然打败了先零羌，但是并没有彻底征服。先零的主力屯集在湟水以西，时刻都有卷土重来的可能。这时赵充国染病在身，需要休养，为了确保边防的安全，他向皇帝上奏“屯田之策”，即撤退骑兵，留一万步兵在边郡屯驻，并且从事农垦，以农养战，以战护农，兵农一体，安边自给。

　　但是，这一正确的建议又遭到多数朝臣的反对。宣帝派来破羌将军辛武贤，命令他俩合兵一处进攻先零。看到皇帝进军的命令，赵充国的儿子赵卬(中郎将)害怕起来，托人去劝说他的父亲放弃自己的主张，赶快执行皇帝的旨意，说“一旦不合上意，遣绣衣(御史)来责将军，将军之身不能自保，何国家之安?”赵充国斩钉截铁地回答：“我就是要以死来坚持自己的主张，对圣明的皇帝来说是应该以忠言相告的。”于是他又向皇帝呈上关于屯田于边的奏章，详细阐述了国家、军队和边防的关系。他指出：“就经济而论，现在我的军队，每月需要谷子十九万九千六百三十斛，盐一千六百九十三斛，干草和麦秸二十五万二百八十六石，全靠内地转运，战事一天不解决，征税、劳役就停止不了；就边防而言，目前的紧张局势不仅仅是羌族问题，羌族问题如不从根本上解决，四邻小国还会一个影响一个地发生变乱。我们的军队要想立于不败之地，贵在运用谋略，尽量避免正面冲突即实际交战；战场上的百战百胜，也不是善于用兵者的最高理想，应先造成敌人必败的条件，我们才能稳操胜券。如今羌军内部离心离德，想来归降的人与日俱增。英明的皇上如能在这种时候决定罢兵屯田，威德并用，那么，用不了多久就可取得全面的胜利。”与此同时，他提出“班师罢兵，万人留田”的建议，具体陈述了屯田的十二条好处，归纳起来，有三个方面：一是政治上，“万人留兵屯田以为武备”，可以产生震慑敌人的重大影响，同时可减轻国内劳役，使百姓获得喘息的机会；二是经济上，屯田士兵生产的粮食可以自给自足，节省国家巨大的开支，不仅不用朝廷“千里馈粮”，还可以有剩余粮食输入国库作为储备；三是军事上，以往由于供给不足，北部边陲一万余里的防线上只有几千将士，现留一万步兵屯田，有效地增强了边防力量，“执及并力，以逸待劳”，可以随时抵御外族袭扰。总之，留兵屯田之举，对内有不花钱的好处，对外有防备敌人的作用，是个不必作战就能取胜的计策。

　　赵充国为坚持屯田之策，秉笔直书，极言利弊，三次上书皇帝。他的奏章送到朝廷后，皇帝每次都要召集群臣讨论。表示赞同的人第一次不足十分之三，第二次达一半，第三次则有十分之八。就连原先持反对意见的丞相魏相也说：“我等愚昧不懂兵事，后将军规划有方，我认为他的策略必定行之有效。”于是汉宣帝终于批准了他的屯田之策。

　　这时，许延寿和辛武贤仍然主张进击羌人，宣帝也予以批准，两策并用，命许、辛和中郎将赵印会师进剿。结果，许延寿收降羌人四千多名，辛武贤斩杀二千，赵印斩杀，收降二千多人，唯有赵充国兵不出营而收降五千多人。于是赵充国又上奏章说：“羌人约有五万军兵，已经斩首七千六百级，投降三万一千二百人，淹于湟水和饥饿而死的也有五六千人，现在逃跑的充其量不过四千兵马，况且罕羌首领表示，要杀死先零羌的首领杨玉，于是请求回军。宣帝答应后，赵充国于神爵二年(前60年)“振旅而还”。当年秋天，先零羌首领杨玉果然被部下杀死，其部属四千多人全部归降汉军。

　　后来赵充国告老请退，皇帝赐予安车驷马，免官归第。甘露二年(前52年)十二月病逝，享年八十六岁，谥号壮侯。

　　点评：赵充国善于治军，爱护士兵。行必有备，止必坚营，战必先谋，稳扎稳打。在平叛战事中，他坚决采取招抚与打击相结合、分化瓦解、集中打击顽固者的方针，能和平解决的，决不诉诸武力，这完全符合孙子兵法：“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当时他的主张受到朝廷大臣和宣帝的一致反对，但他无所畏惧，反覆上书说明这一方针的正确性和必要性，终于为宣帝和大多数朝臣所接受；其次，他的留兵屯田之策确为深谋远虑之议，不仅在当时具有战略意义，而且对后世亦有深远影响，因此他不仅是一代名将，而且是享有盛誉的军事家。此外，还应该指出的一点是他一生的主要功绩集中表现在晚年，七十三岁时，主动领兵出征，七十九岁凯旋回京，以如此之老龄，顶风冒寒，坚守边境，这在中外战争史上是极其罕见的。也许与此有关，他在征战中过份强调“穷寇勿迫”，因而曾放弃痛歼先零羌的战机。从临时指挥的角度讲，显然是教条主义，但他仍然是资高历深的将军，所以退休之后朝廷每遇边防大事便请他参加谋划。去世后，宣帝以他功高盖世，在未央宫中画了像，供人瞻拜、纪念，成帝刘骜继位后，又命黄门侍郎杨雄在画像旁题诗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