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文字
羌族主要分布于四川省岷江河流域,在行政地理上位于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以及北川羌族自治县。5.12汶川特大地震中,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受到重创,特别是此地为羌族文化核心区,对羌文化造成巨大损失。
地震发生后,国家相关职能部门和多所知名高校,以及各科研机构对羌族展开了带有抢救性质的全方位研究。最终得出较为一致的观点,即,要保护羌语这一濒危语言,保护羌文化,必须以语言的保留为前提。
一、羌语的分布概况
二十世纪八十年以前,许多学者将羌语归入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藏语支,也有学者认为羌语是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但语支未定的语言。自1981年孙宏开提出羌语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羌语支以来,目前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羌语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羌语支。
根据多年来民族语言工作者调查分析的一致结论,羌语分为南部方言和北部方言。茂县赤不苏地区和黑水县为北部方言,其余羌区均为南部方言。南北部方言分歧点主要是:南部方言有声调,用以区别词义和形态;而北部方言没有声调,但有较为丰富的复辅音声母和辅音韵尾。南北方言的基本词汇相同,语法方面存在一定差别,北部方言的语法表现形式比较复杂,内部差别小。就各方言区内语音和语法之间的差异而言,南北方言均可划分若干种土语。
作者主要对黑水县进行调研发现,黑水县大部分藏族居民使用羌语,占当地藏族人口总数85.5%。其余14.5%的藏族居民中,有10%左右使用藏语(安多语),4%左右使用嘉绒语。但这些人群中大多数同时掌握藏语和羌语。黑水县是整个讲羌语地区中,羌语使用率最高的地区。
二、族语言文字创制历史(传说)
关于羌族的记载历史久远,早在甲骨文中就有关于“羌”的文字说明。羌在“他者”的记录中有着悠久的历史。出现在他者文字记载中的羌,是否有过自己的文字,如果曾经有过,为何今天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当地羌民对此有如下解释:
案例1,以前历史上有一种羌文,为躲避战争羌人不断迁徙,羌人在迁徙中本携有书籍,在不注意时被羊群所吞,族人大愤,杀羊剥其皮制成鼓,作为一种报复,故而端公均以羊皮鼓为法器。
案例2,唐僧赴西天取经时,羌民托孙悟空帮助取羌民文字,等到唐僧师徒取经归来,孙悟空将取来的文字数页交予羌民,羌民乃驱羊而返,中途羌民倦而欲睡,遂在草地上假寝,文字折置身旁,等到醒来,数页文字已为羊子吞下,乃剥羊皮为端公之法器。
三、新中国之后的羌文创制历程
(一)羌文创制的历史进程
到1988年,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人民政府正式提出为羌族创制文字的报告。同年,四川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向省政府提出了创制羌文的报告,得到省政府批准。1993年1月,国家民委函请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组织有关专家对羌族拼音文字方案进行学术鉴定。1993年3月,民族研究所、国家语委、中央民族大学、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四川省民委、四川省语委等单位的17位专家对方案进行了认真鉴定。
羌文拼音方案确定后,四川省羌文工作组随即开始编写扫盲的试教课本,还编写了《汉,羌文对照词汇手册》。同时,对羌区的各种民间故事,释比的宗教文献做了大量的记录。笔者认为羌文拼音方案,对记录整理过去濒临灭绝的传统文化史料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遗憾的是,现在看来,《羌文拼音文字方案》主要用于记录了过去的一些重要史料,众多社会原因导致其普及和推广难度较大。
(二)当代羌语的使用危机
目前,使用羌语较频繁的羌族居民主要分布在有茂县、松潘县、汶川县及理县山区。黑水县境内自称“尔玛”的藏族居民多使用羌语。北川县绝大部分羌族居民、丹巴县的大部分羌族居民、松潘县白羊乡的羌族居民、汶川和理县城镇及公路两侧散居村寨里的羌族居民已不会使用羌语,而改用汉语。在平武以及陕西、甘南一带的羌族居民,已经完全丢失母语而转用汉语。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在大众传媒和信息网络的强大冲击下,我国各民族聚居及杂居地区的语言生活都发生了显著变化,在此大环境下,不难想象,如果羌语消失,很多相应的羌族文明成果恐怕也会烟消云散。
四、嘉绒文的创制个案对比
嘉绒藏族,在民族识别中被界定为藏族的一支,但其所用语言与其他藏语地区有较大差别。藏文在安多、康巴和卫藏等几大藏语方言区通用,虽然这些藏语方言区的居民都较难直接通过口语交流,但其书面语可以毫无障碍地通用。由于嘉绒藏族使用独有的语言,藏文很难在嘉绒地区普及推广,该地区少数藏民(通常为出家人)通过宗教经典学习藏文,日常居民生活均使用另一套语言系统。
青海塔尔寺活佛且雪?罗桑降曲?登白准美收集整理的二十多种藏文字体中,有一种藏文字体是藏文在嘉绒地区的变体字,我们暂且叫做嘉绒文。
嘉绒变体字是何人创制?源于何时?暂时无从得到答案。但这种字的创制和运用是在藏文之后,是藏文的模拟和变体却是有根据的。
受藏传佛教影响,黑水地区的僧人都到其他藏区学习藏文和佛法。一位从甘孜州白玉县噶陀佛学院毕业的大堪布土邓旦比江禅,通过在佛学院系统学习,精通藏文。大堪布在黑水为一家百姓念经时,这家人将自家一个古老刻板请大堪布鉴定价值。经过大堪布研究发现,刻板上的文字就是上文所说的嘉绒文。刘光坤在《羌语中的藏语借词》中指出羌语中有较多藏语的借词现象,这样的现象在嘉绒文的创制中也得到了体现,其保留了较多藏文的原意和字形。这也可以作为该文字可以推行的一个佐证。
五、创制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意义及其建议
在全球化日益深入日常生活的今天,也不可避免带来了社会的单一化。单一化使文化多样性也日趋变得单一,如何避免社会多样性的消失?保持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是一个重要途径。民族文字将承担起民族文化传承的重担,对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来说,创制适合自己民族的文字将是一个重要的任务。
羌族本土人类学者张曦等人建议:要尽快推出《羌族拼音文字方案》,在羌族地区的小学中适当恢复羌语文教育,并在升学时对羌语文学习者予以一定政策倾斜;同时,应在阿坝州威州师范学校、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建立羌语言文化专业,培养羌语文师资人才,并且应在相关的研究机构和民族高校,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等设置相关课程,培养更高层次的羌语言文化人才。
学者们的建议具有高瞻远瞩性和全面性。但笔者有些困惑,把羌语的振兴希望寄托在《羌族拼音文字方案》上,对传承羌语能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笔者对创制《羌族拼音文字方案》的学者们是极其敬重和认可的,但试问拉丁字母的拼音方案能称得上严格意义上的文字吗?
文字的意义和其活力并不在文字本身,而在于这样的文字承载和表达着这一民族的情感世界。拼音方案可以记录过去传说故事中的信息,但较难表达其中所蕴含的情感。文字中有很多同音异形字,羌语中有较多同音异意的表达,而这是拼音方案无法解决的问题。
纵观中国少数民族中拥有本族语言文字的几个民族,某些直接受益于藏文。众所周知,蒙古文的创制者为元朝国师藏族学者八思巴,而后的满文也是综合藏文与蒙文的特点创制的,嘉绒文更是直接脱胎于藏文。
从学术的价值来看,就如孙宏开所言:羌语支语言仅仅十多种,使用人口也不足百万,在汉藏语系数百种语言的汪洋大海里,好比沧海一粟。但是羌语支现存的许多语言事实,却给我们许多启示。羌语的研究可能将成为如语言发生学分类研究的一个重要补充,也会对汉藏语系历史比较研究有一定的贡献。
无论是制度层面或经济层面,都离不开国家的大力支持。也正是国家日益强大,今天我们才有必要就文化的保护与发展作更多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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