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认为湘军定义的演变，大致经过三个阶段。第一，指代曾国藩以湘乡勇为基础创立的新军，湘军（或湘勇）中的湘是湘乡的简称。第二，经过《湘军志》的书写，湘军定义扩大为出身湘中的将领以曾国藩所创营制，招募湘中官勇成立的新军的总称。第三，经过《湘军记》的书写，湘军成了以曾国藩为领袖的湖南籍军官率领的军队的统称。

关键词：湘军；演变；《湘军志》；《湘军记》

引 言

湘军的起源，从王]运编著《湘军志》起，就形成了针锋相对的两派说法。王]运认为湘军萌生于团练之中：“文宗……诏湖南治团练善后，以乡人副巡抚，湘军始萌芽矣。”①郭嵩焘反驳了这一观点，力辨湘军不起于团练：“曾文正公具奏团练不足办，惟当练治一军讨贼，是湘军之起，正在初办团练时，更无所谓萌芽也。”②罗尔纲接受了这一说法，作《湘军非团练辨》，认为曾国藩“一开始就认定团练不足办，撇开团练不谈，而坚决地立刻就创立新军”。③尹福庭也认为：“曾国藩办湖南团练与湘军的产生固然有密切的关系，但并没有一个由团练到湘军的发展过程。曾国藩创建湘军是与办团练同时进行的，确切地说，他开始是以办团练的名义创建的湘军，二者不存在谁先谁后的问题，也就谈不到后者是由前者发展而来的。”④这样，湘军与湘勇的关系就说不清楚了，罗尔纲就认为“湘军”或称为“湘勇”。这种迷思与“湘军”概念的演变有关。现在湘军的定义，常指以曾国藩为首的湖南军队的统称。实际上，这一概念是多次历史书写的结果。

一

勇升为军，即意味着当时湘军实际上已代替绿营作为维持清朝统治的工具。这一转变发生在咸丰十年（1860）江南大营溃败后，王尔敏先生已做了精彩的描述。事实上“湘军”称呼出现要早于咸丰十年。据胡卫平等总结，湘军将帅至晚自咸丰五年（1855）起，就在信函中使用“湘军”这一称呼了。在胡林翼留下的公牍中，也从咸丰七年（1857）就使用了“湘军”这一称呼。⑤这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太平军扫荡绿营而引起的勇营兴起这一过程，从咸丰初年就开始了。曾国藩于咸丰二年（1852）就上折：“今欲改弦更张，总宜以练兵为要务。”咸丰五年，曾国藩又上奏称湖北兵勇不可复用，请凡标兵求归伍一概不收，并请将溃败余兵尽行裁撤。持这种看法的不限于曾国藩一人，也不限于两湖地区。各地情况虽有不同，而绿营同归于崩溃是一样的。⑥咸丰后期，胡林翼也在湖北建立鄂军。⑦其次，从咸丰元年（1851）起，为应付广西军兴，清代财权就开始下移。咸丰四年（1854），清廷索性把筹措饷项的任务推给各地方自行解决，谕曰：“现在贼氛未靖，各路军营需饷浩繁，部库筹拨银两实形支绌，……与其空言拨饷，支领不能应时，何如就近筹粮，兵丁得沾实惠。着各路带兵大臣及各该督抚等……毋得狃于粮台积习，坐待拨款，致有贻误。”最终形成“户部之权日轻，疆臣之权日重”的局面。⑧督抚有了征收分配军饷的权利，自然可以依自己的需求募勇甚至建军。第三，曾国藩本人自练大团时，就有“阴练劲旅”的想法，在书信中与友人透露过。湘军水陆师全部建成出师，是在咸丰四年。综上可以看出，将曾国藩所建立的“大团”称为“湘军”，从咸丰

四、五年就开始了。

之前有研究认为曾国藩不提湘军缘于忌畏咸丰帝。检索《清实录》及光绪朝《湖南通志》，咸丰帝确实没有在上谕中提到过“湘军”，也没有提过“湘省”。咸丰帝对曾国藩的防备是众所周知的。据薛福成记载：“曾文正公以丁忧侍郎起乡兵，逐贼出湖南境，进克武、汉、黄诸郡，肃清湖北。捷书方至，文宗显皇帝喜形于色，谓军机大臣曰：‘不意曾国藩一书生，乃能建此奇功。’某公对曰：‘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福也。’文宗默然变色者久之。由是曾公不获大行其志者七八年。”⑨咸丰年间，曾国藩提到“湘军”，均指李续宾所带领的部队。其时李续宾已被清廷授巡抚衔，具有领兵权。不久李续宾三河军败，全军覆没。其他情况下，曾国藩奏折里提到湖南民兵只用“湘勇”。咸丰十一年（1861），清文宗去世，为稳定政局，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对汉臣由重用变为依赖。⑩同治帝颁发的上谕里，很快就出现了“湘军”“湘省”的称呼，这应是突出湖南的特殊地位。在上谕里出现“湘军”后，曾国藩方使用“湘军”代指自己所募的湖南勇。

罗尔纲认为：“楚军，即湘军，当时曾国藩等人有时叫湘军做楚军，例如曾国藩撰的金陵楚军水师昭忠祠记便是”。B11这种说法并不正确。在太平天国时期，楚军至少有三个含义。第一，由江忠源、刘长佑的楚勇衍生出的军队；第二，左宗棠于咸丰末年起统帅的湖南官勇；第三，湖南、湖北制军及官勇的统称。前两个楚军都是勇，最后一个楚军是兵勇集合体。这里的楚，都是湖南全境之意。左宗棠说：“曾国藩率乡人讨贼，名其军曰湘军；臣自咸丰十年由湖南奉诏襄办曾国藩军务，所部将士多沅、湘、澧、资之产，名其军曰楚军。”B12曾国藩在太平天国运动后期，统治各军，事实上也是楚军的统帅。在遇到楚军的称呼时，要小心分辨。《金陵昭忠祠记》其实是分别湘军与楚军的一个非常好的材料。《金陵湘军陆师昭忠祠记》所记陆军，实际上即曾国荃统帅的军队，是以湘乡人为主力的官勇。曾国荃统军，“不独尽用湘乡人，且尽用屋门口周围十余里之人”。B13曾国荃在给刘连捷的信中说：“招募必用湘人也。……此次添募防晋勇丁，均宜在湘乡集募，以期迅速。其应募之勇，必须取具保结附册，以便清查。总以多招湘乡之人为妙。其余各属之人，非油头滑面，有市井气，即染衙门积习。”B14曾国藩在《昭忠祠记》中，称其为湘军，没有问题。但是水师已在同治四年（1865）由湘军水师改为长江水师，是国家的经制水师，并非勇营。B15曾国藩于同治六年（1867）为其写《昭忠祠记》时，选用“楚军”称呼其来有自。

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湖南地区最早兴起的团练为江忠源的楚勇。“楚勇”即指湖南地区的勇。之后湖南各地勇营纷纷兴起，其中包括湘乡的湘勇、浏阳的浏阳勇、辰州的辰勇等。咸丰四年（1854）之前，江忠源受清廷重视。曾国藩练大团，目的也是交由已在湖北、安徽征战的江忠源统带。只是新军尚未练好，江忠源已战死庐州。湘军出师后，就由曾国藩单独领导了。B16此时湘军含义还局限于指代湘乡勇为主体所练的新军。太平天国运动中，湘军因战功地位不断上升，曾国藩权力扩大，可以统制诸军。等到战事结束，湘军含义已出现较大的变化。这一变化可以通过解读《湘军志》与《湘军记》的书写勾勒出来。 二

《湘军志》是湘军功成后最早的系统阐述湘军战纪的著作。作者王]运（1833～1916），字壬秋，湖南湘潭人。咸丰二年（1852）举人。室名湘绮楼，人称“湘绮老人”。他博雅能文，交游甚广，为湘中名宿。太平天国起义期间，曾被肃顺聘为家塾教师，又短暂入曾国藩幕府，之后在湖南、四川诸书院讲学。曾国藩生前属意王]运为湘军作志。曾国藩去世后，他的儿子曾纪泽遵从父志，拒绝了郭嵩焘请吴敏树作湘军志的提议。随后，王]运于光绪二年（1876）开始搜集资料，光绪七年（1881）书成。B17王]运对自己的《湘军志》自视甚高，在作志过程中，他就在日记中写到：“作《湘军篇》，因看前作者甚为得意，居然似史公矣。不自料能至此，亦未知有赏音否。”“撰《军志》篇成，读一过，似《史记》，不似余所作诸图志之文，乃悟《史记》诚一家言，修史者不能学也。” B18志成之后，他更认为此书“超出时代”，可与前四史比肩。王]运尝自言：“比作《湘军志》，庶乎轶承祚、睨蔚宗矣。”承祚是作《三国志》的陈寿，蔚宗是作《后汉书》的范晔。“余……文，力追班、马，极其工力，仅得似《明史》，心甚耻之。及作《湘军志》，乃脱离时代矣”。B19《湘军志》在当时有非常大的影响，所谓“王《志》行于天下，言湘军者必征之”。B20一些名家也非常推崇《湘军志》，钱基博称其：“尽而不污，焯有史法。”B21

《湘军志》此书如同王]运此人，“名满天下，谤满天下”。《湘军志》在湖南遭到了湘军旧将与湖南绅士的严厉抨击，最终于光绪八年（1882）毁版。毁版的原因主要有二：第一，曾国荃等人认为其不真，“指证其虚诬处，面加诘斥”。B22第二，郭嵩焘等人认为其没有突出湘人地位，“专叙塔忠武（塔齐布）、多忠武（多隆阿）战功，湘人一皆从略，江忠烈（江忠源）直没其名”。特别是全书不仅没有突出曾国藩的领袖地位，且“于曾文正多所刺讥”。这些都违背了湖南绅士的“正统湘军观”。B23为抵抗《湘军志》的“贻毒”，曾国荃另找了长期居于曾府幕僚的王定安重修湘军志，于光绪十三年至十五年（1887～1889）陆续成书，是为《湘军记》。郭嵩焘、郭焘兄弟对《湘军志》逐条批驳，后由郭焘之孙郭振墉依次编录，又征引它书，附之各条之下，于民国间刻印成《湘军志平议》一书，驳斥《湘军志》。

王定安，字鼎臣，湖北东湖人，同治元年（1852）举人，曾府幕僚。曾国荃称其“少负异才，不谐于俗”，然而“t于时，偃蹇湖山行，且以著述老”。B24曾国荃选择王定安的原因，应该是因为他在幕时间最长，亲历事件多，所写易于被人承认为事实。王定安“及壮，佐湘乡曾文正公戎幕，从今宫太保威毅伯游者二十余年。湘中魁人巨公，什识八九；其他偏裨建勋伐者，不可胜数；东南兵事，饫闻而熟睹之久矣。其后宦游天津，稍习淮军将帅。而湘阴左文襄公暨今陕甘总督茶陵谭公、新疆巡抚湘乡刘公钞录西北战事累百数十卷，先后邮书见畀。最后从云贵总督新宁、湘乡两刘公家得其章奏遗稿，于是又稍知滇、黔、越南轶事”。B25梁启超对比《湘军志》《湘军记》二书说：“壬秋文人，缺乏史德，往往以爱憎颠倒事实”，“要之壬秋此书文采可观，其内容则反不如王定安《湘军记》之翔实也”。B26后人研究《湘军志》与《湘军记》，多从史实出发，比对谁更接近真相。本章不拟继续考证史实细节，而是通过梳理《湘军志》《湘军记》和《湘军志平议》三种史料中对“湘军”不同的理解，试图揭示出“湘军”一词由湘乡地方勇营演绎到代指湖南军队的过程。

徐一士指出：“盖纂修《湘军志》一事之发起，旨在表扬湘军功烈，垂乡邦之荣誉，而]运任此，自出心裁，成一家之言，于发起纂修之本旨，未甚措意。且其为人，固以知兵自负，好谈大略。”B27王]运的一家之言，也体现在他对湘军的理解上。王]运认为，湘军的构成要素有二：第一，采用曾国藩所创立的营制；第二，统帅与士兵均为湘人。郭嵩焘所言《湘军志》中“江忠烈直没其名”，是因为王]运本来就没有把江忠源统率的楚勇算在湘军内。王]运指出：“楚军起于江忠源，其时以三百人从乌兰泰，不能成营制。后忠源官尊师从，第从先廓之，而法制不改。”B28而“曾国藩既请练军长沙，……搜考规制，……独戚继光书号为切时用，多因所言变通行之。未几，湘军大效，……曾国藩首建义旗，终成大功，未尝自以为知兵，其所自负独在教练。”B29可见江忠源的楚勇从未采用曾国藩所定营制。按刘长佑本属江忠源的楚军系统，刘长佑本人在带兵中也以“楚军”为号。但王]运认为“刘长佑……本起湘军”，B30盖因后来刘长佑亦用曾国藩所定兵制。王]运分别湘、淮军也是如此：“而淮军本仿湘军以兴，未一年，尽改旧制，更仿夷军。后之湘军，又更效之。”B31

在《湘军志》中，王]运并不认为曾国藩“统于湘军”，而是认为以湘将统湘勇成军者，均可称为湘军。《湘军志》共16篇：湖南防守篇；曾军篇；湖北篇；江西篇；曾军后篇；水师篇；江西后篇；临淮篇；援江西篇；援广西篇；援贵州篇；川陕篇；平捻篇；营制篇；筹饷篇。王]运作志期间的日记里，有过“湘军篇”、“曾军篇”和“胡军篇”的篇目名称。成书时“湘军篇”和“胡军篇”均不见。研究者认为，这与其在作志期间对曾国藩的评价降低有关：原来是仰慕，后来推许之外，也认为其间有不足，故未以曾国藩统于“湘军”，而是认为其也只是湘军的一员将领。同时，猜测“湘军篇”即“曾军篇”。B32实际上王]运仍然是推许曾国藩的。他认为，曾国藩最显要的功绩是“始创用乡农代额军，招之则来，麾之则去，见湘军者乃知军利敝”，这是其他将领替代不了的。“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皆由此起，故各系其用兵之地，而独以国藩本指，为《曾军前、后篇》”。B33曾国藩的首创之功，王]运并没有无视。只是他认为，湘人所统，使用曾军营制，均可称为湘军，曾国藩的营制为“湘军大效”，王g、罗泽南、胡林翼“各撰其军营制为书”，之后“湘军众盛，人人知兵”。B34这里的湘军，其实都是统称，并不指曾国藩一军。王]运指出：“其后左宗棠督陕甘，出塞讨叛回，大募湘军，至五六万。川、陕湘军名存者多随地募补，盖无复真湘人矣。”B35可见王]运心目中的湘军地域范围之严格。王]运并没有直接定义“湘”的范围。根据罗尔纲先生对湘军兵将籍贯的考察，可以发现集中在湘资流域。《湘军志》没有明确“湘”的定义，并且内中“辰、沅”屡现，似与“湘”相对。从上可知，《湘军志》中的“湘军”，实际上是湘中之将以曾国藩所创营制统率湘地之人的军队的总称，“湘中”更可能是湘资流域之中。 这种书写并不能使湘人士满意。以郭嵩焘为代表的湘绅希望对湘军的记述能起到将全湖南的练勇统一在曾国藩的旗帜下。郭嵩焘认为：“湘军之名，创始于曾文正公，其后骆文忠用以平蜀，左宗棠用以平浙及闽、广，西至甘肃，复新疆万里之地，皆承曾文正公之遗，以湘军为名。是以曾文正公为湘军之大纲。” B36《湘军志平议》的主题即在此，其对湘军的定义如下：“于时承忠烈之风者有刘武慎、刘忠诚、江壮节、诚属兄弟，所将者为楚勇，亦往往合于湘军，而湘军之声噪天下。夫兵岂有楚军、湘军之异哉？方文正举一万义师付忠烈讨贼，事如果偕，则楚军也。文襄成师始出，以楚军称，缘襄办文正军务，则湘军也。束伍之法同，其所为名，视主者何如耳。”B37湘军最初为曾国藩所统率湘乡军之称呼，后来曾国藩统领诸军，功成名就。于是郭氏家族认为，凡属曾国藩所统领之军，均可称为“湘军”。所以“以《湘军志》为名，自应以曾文正公创立湘军为主，不宜特立‘曾军’名目，以使有所专属。如江忠烈、王壮武、萧启江、李忠武及今曾威毅伯，皆别立一军为统帅，功绩又最伟，别为一篇可也，不可以施之曾文正也”。B38这扩大了“湘军”内涵，同时树立了以曾国藩为中心的湘军正统观。

《湘军志平议》只是对《湘军志》的订正与笺注。驳斥的意味也相当明显，郭嵩焘之子郭焯莹甚至对王]运本人进行了人身攻击，认为其“说经读子，甚有悬解，不好为深湛之思，故每多私造”。这些“私货”可以因“古籍明备”而被后人补除，但记载湘军史事目前只此一家，王]运“守一家之言而私自说”，后人无可对证。B39《湘军志评议》本身并不是一本系统阐述湘军功绩的著作。

三

以曾国藩为纲阐述湘军史的第一部著作还是王定安的《湘军记》。 《湘军记》成书早于《湘军志评议》，但其主旨与郭嵩焘等人相同。王定安开篇就突出了曾国藩的领袖地位：“自广西寇发，海内骚动，新宁江忠烈公忠源，实倡义旅；而王壮武公g、罗忠节公泽南以诸生起，其后李忠武公续宾、胡文忠公林翼、左文襄公宗棠、刘武慎公长佑、蒋敏果公益澧暨今总督曾公国荃、尚书彭公玉麟、总督杨公岳斌、巡抚刘公锦棠，征伐四出，用兵遍十八行省。一时湘人由战功任封圻者，总督则有刘公岳昭、刘公坤

一、杨公昌F；巡抚则有李勇毅公续宜、刘果敏公典、刘公蓉、唐公训方、陈公士杰；其以提镇权巡抚者，则有田公兴恕、江诚恪公忠义；而劳文毅公崇光、侍郎郭公嵩焘、总督谭公钟麟、巡抚黎文肃公培敬，虽起家翰林，亦皆涉历兵事。其它专阃、监司，以勋伐昭著于时者，不可胜数。遂克伪都，虏名王。粤匪、捻、回既诛，余威震殊俗，北慑乌桓，南渡台澎、越裳，西北涉流沙，达乌孙西南，暨于阗、葱岭，武功之隆，近古罕觏。然而总其成者，湘乡曾文正公国藩也。”B40这段描述将曾国藩地位树得极高，使之成为湖南所有将领的领袖。

在《湘军记》中，王定安构建了湘军的“军统”。他首先描述了江忠源的战功，也承认“湘人以书生杀贼，自忠源始”。B41但是紧接着，他就巧妙地更换了湖南军队初兴时二人的地位：“长沙守兵才四千，江忠源所部楚勇最骁劲。……会侍郎曾国藩奉命治团练，驻长沙。于是各军皆隶国藩，颁发营制。”B42事实上，在咸丰四年（1854）之前，江忠源更受清廷重视。曾国藩练军，目的也是交由已在湖北、安徽征战的江忠源统带。只是新军尚未练好，江忠源已战死庐州。湘军出师后，就由曾国藩单独领导了。B43王定安的书写，符合“新宁江忠烈公创其始，而大之者湘乡曾文正公也”的要求，团结了江忠源系与曾国藩系。书中将左宗棠平回、平定新疆事功也一一列出。左宗棠所有功绩列在湘军系统名下，在一定程度上消减了左宗棠执意将其军命名为“楚军”的影响。

由于《湘军记》将湖南各派系都一统于曾国藩名下，所以无论是江忠源“楚军”、左宗棠“楚军”还是官军的“楚军”都是“湘军”。较《湘军志》来说，《湘军记》对一些人员的派系记录更为真实。如刘长佑，《湘军记》记载：“江忠源闻警，发家财募勇千二百人往援。刘长佑与之偕。刘长佑者，曾领乡兵击破土匪李沅发者也。既至桂林壁城东鸬鹚洲，再破贼于大花桥。楚军名始显。”B44而《湘军志》则称刘长佑“起于湘军”。但正因为《湘军记》将所有军队统一于“湘军”系统，导致“湘军”“楚军”两个概念彻底混为一谈。比如：“楚军李续宾驻小池口”；“是时湘军初起，江忠源最有名”；等等。B45《湘军记》中湘、楚杂用，特别是“湘”已具有代指湖南全省的内涵，如卷一题名就是“粤湘战守篇”。湘军概念也被重新定义，扩大为以曾国藩为领袖的、湖南籍军官率领的军队的统称。这不能不令人产生迷思，如果曾国藩不是恰好在湘乡勇的基础上组建新军，“湘”能否顺利且迅速地取代“楚”，则犹未可知。结 语

综上所述，湘军定义的扩大，大致经过三个阶段。最初其仅指代曾国藩以湘乡勇为基础创立的新军，这时的“湘”是湘乡县的简称。随后经过《湘军志》的书写，湘军定义扩大为出身湘中的将领以曾国藩所创营制，招募湘中官勇成立的新军的总称。最后经过《湘军记》的书写，湘军成了以曾国藩为领袖的湖南籍军官率领的军队的统称。本文绪论中提到的罗尔纲、龙盛运、胡卫平等人提出的问题，均是选择了不同的“湘军”与“楚军”含义互相组合而导致的迷思。

湘军影响的扩大导致了“湘”影响的扩大。“三湘”释义的新解及清中叶“楚南总名为湘矣”的认识使“湘”所指的地域扩大到湖南全省，这也为湘军含义扩大奠定了良好的文化基础。二者相辅相成，使得“湘省”这一称呼自太平天国运动以降逐渐取代“楚省”。

①王]运著，李沛诚点校：《湘军志》，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1页。

②郭振镛著，喻岳衡点校：《湘军志平议》，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184页。

③罗尔纲：《湘军兵志》，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4页。

④尹福庭：《关于湘军的产生与曾国藩办团练的关系》，《历史教学》1981年第8期。

⑤胡卫平、石潇纯：《湘、楚军新说》，《湖南社会科学》2023年第3期。 ⑥罗尔纲：《绿营兵志》，商务印书馆2023年版。

⑦王国平：《胡林翼经营湖北的军事措施及其影响》，《安徽史学》1986年第2期；唐燕：《论胡林翼对湖北军事的整顿》，邓正兵主编：《人文论谭》（第五辑），武汉出版社2023年版，第247―253页。

⑧陈锋：《清代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调整》，《历史研究》1997年第5期；汪林茂：《清咸、同年间筹饷制度的变化与财权下移》，《杭州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

⑨薛福成：《庸庵文续编》卷下，清光绪刻《庸庵全集》本，第7-8页。

⑩相关研究见朱东安：《曾国藩集团与晚清政局》，华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一章第三节。

B11罗尔纲：《湘军兵志》，第

1、90页。

B12左宗棠：《左宗棠全集》第6册，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4863页。

B13赵烈文撰，廖承良标点整理：《能静居日记》

（二），岳麓书社2023年版，第1066页。

B14曾国荃：《曾忠襄公文集批牍书札?曾忠襄公书札》卷10，清光绪二十九年《曾忠襄公全集》本，第53―54页。

B15罗尔纲：《湘军兵志》，第109―110页。

B16B43 郭汉民、暴宏博：《曾江交谊与湘军的创立》，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湘潭大学曾国藩研究中心编：《湘淮人物与晚清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第12―

9、12―29页。

B17参见祁龙威：《〈湘军志〉钩沉》，《军事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郭钦：《良史乎，谤史乎？――关于王]运〈湘军志〉百年纷争的评议》，《湖南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B18王]运著，马积高主编：《湘绮楼日记》第1卷，岳麓书社1997年版，第6

3、648页，转引自郭钦：《良史乎，谤史乎？――关于王]运〈湘军志〉百年纷争的评议》。

B19B27B28B29B30B31B33B34B35B40B41B42《湘军志》，第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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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1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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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11页。

B20B22B36B37B38B39《湘军志平议》，第2

5

3、2

5

4、2

3、1

8

1、2

3、253页。

B21钱基博著，傅道彬点校：《近百年湖南学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62页。

B23彭平一：《湖南绅士的湘军情结与〈湘军志〉毁版事件》，《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6期。

B24王定安著，朱纯点校：《湘军记》，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2页。

B25B44B45《湘军记》，第

3、

6、72―103页。

B26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湖南文艺出版社2023年版，第270页。

B32《湘军志》，第175―176页；郭钦：《自述与旁观：湘军历史书写的主观与客观――以〈湘军志〉为中心的考察之一》，《企业家天地》（理论版）2023年第5期。

B43郭汉民，暴宏博：《曾江交谊与湘军的创立》，第12―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