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中国在全面推进改革、实施创新转型的过程中如何利用互联网技术平台重塑社会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成为一道紧迫的时代命题。“互联网+”行动的推进和互联网思维的普及，将带来国民经济各行各业协同治理机制的深刻变革。

为适应城市的发展需求，成都市亦需要不断改善社会治理现状，不断探索建立更加开放、包容的社会协同治理机制和治理格局。其核心是运用现代治理的理念和方法，建立各治理主体之间的沟通和制衡机制，不断开放社会基层治理的空间，让民众和社会组织充分参与到基层治理过程中来。因此，需要积极运用互联网+环境下的现代信息技术，助推成都市社会协同治理机制的创新。

一、“互联网+”对社会协同治理机制创新的深远影响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发展，社会正发生着深刻的变革。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公众对公共信息的了解和掌握程度越来越强。政府向公众公开信息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趋势，社会公共信息的互动已经成为“大数据时代”社会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关键因素。决策不再是精英的“封闭”行为，通过汇聚政府、社会组织、基层自治组织和公民的互动、协作，将推进社会协同治理机制的不断创新。

（一）有助于建立广泛的社会协同治理信息共享机制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公众更加关注自身生存社区的治理质量，由于参与渠道的多样性、低成本性，加之虚拟手段可以打破时间、地域的限制，使得公众在社会协同治理中更具参与性、更具可行性、更具便捷性，建立广泛的社会协同治理信息共享机制成为可能。

（二）有助于建立高效的社会协同治理公共协商机制

在“互联网+”环境下，公共协商将不受时间和地域的限制，协商过程可以有效地记录和溯源，用户的参与和互动更强，可以实现公共协商的高效、可追踪。建立高效的社会协同治理公共协商机制成为可能。

（三）有助于建立社会各主体间的深度交流互动机制

在“互联网+”环境下，社会协同治理工作既贯穿于一个主体的生产过程，也贯穿于社会的各行各业。相对分散的各主体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联系起来，形成“互联网+产业群”的格局。建立社会协同治理各主体间深度互动与合作的机制成为可能。

二、成都市社区协同治理机制的现存特点

目前，成都正在加快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国家中心城市，城市发展形态将呈现出国际大都市的特点。通过调研，我们认为由于其内部资源禀赋、发展基础等差异，以及规划、建设等原因，成都市社会协同治理机制有以下特点。

（一）多样性

从宏观上看，成都市城乡社区按照发展阶段可以划分为农村社区、涉农社区、城市社区三类。从微观上看，成都市城乡社区按照产权类型与聚居形态不同，可以细分为老旧社区、单位、商品房社区、失地农民安置、保障性住房、商圈、综合（功能）、农村八类。社区在不同类型的街道上都有分布，治理模式和治理方法虽然具有一定的共性，但差异性仍然存在，社会协同治理机制呈现出多样性特点。

（二）过渡性

目前，多数城市社区或场镇社区正向成熟型城市社区转变，大量涉农社区正向城市社区过渡，大批城乡居民正向城市市民转化。成都市的情况也是一样，城乡社区总体上仍处于城市化进程中的过渡发展阶段，社会协同治理机制呈现出过渡性特点。

（三）复杂性

近十年来成都市进入到了高速发展时期，拆迁安置、城市建设、规划安排、制度设计以及利益格局多元化和人口自由流动等因素，社会协同治理机制呈现出复杂性特点。

（四）系统性

成都市经过多年的基层治理改革探索，形成了以发挥党的作用为核心、多元化方式治理的系统性结构，社会协同治理机制呈现出系统性。

（五）显著性

成都市的社会协同治理成效显著，主要表现在群众矛盾纠纷明显减少、群众自治能力大幅提升、社区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城乡社区治理的群众满意度逐渐提高。抽样调查表明，成都市城乡社区总体形象较好，居民普遍对社区（村）党组织（63.35%）、居委会（村委会）（70.74%）、社区议事会（29 26%）、便民服务中心（39.2%）印象较好。

三、社会协同治理存在的问题

通过对成都市部分城乡社区进行的实地调研、访谈，发现目前成都市社会协同治理过程中存在以下三大问题。

（一）社会变革中社会协同治理凸显的不适应

1.城乡过渡中治理理念的不适应。当前，成都市原二圈层区（市）县正在城市化，三圈层的区（市）县正在城镇化，主城区的扩张产生的一个直接影响就是农民变市民的身份转变问题。调查中接触到的村社干部大多表达出了这样的观点：“让被征地农民逐步改变原有的生活和思维方式，是个长期的过程。”进一步调查发现，原二、三圈层区（市）县的基层干部现在普遍年龄偏大（社区干部年龄50岁以上的比例近60%）、学历偏低（学历水平大多为大专及以下文化），干部队伍结构不合理，不适应新常态下城乡社区治理理念的要求。

2.职能转换中治理方法的不适应。当前，城市社区的主要工作是承担街道办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的延伸，负责政府职能在基层的执行，而对于社区的自我学习、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职能却较少涉及。这一错位对于社区居民产生了极大的误导，使得当前的社区居民在一定程度上将社区居委会机构等同于政府，将政府职能等同于居委会职责，将居委会没有尽到的责任等同于政府的能缺位，造成了政府以及社区两委整体的公信力下降。在与社区干部进行访谈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不少社区干部的观念还停留在传统的管制方面，治理方式较为单一，将社区发展的资源供给依然寄托在单一的行政性资源配置上，对于挖掘社会资本、整合社会资源、构建多方参与治理方式的认识还较为滞后。

3.转型变革中治理机制的不适应。在转型社会中，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的运行具有独特的政治经济逻辑。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结构转型相互交织加剧了社会分化。基层社会治理工作“自上而下”的推进和社区居民“自下而上”的自治愿望不可避免地将产生冲突和摩擦，如何平衡社会各层面的多元利益诉求，已经成为基层社会治理工作面临的严峻问题。 （二）社会转型中社会协同治理面临的冲突

1.传统农耕文化与现代城市文化的冲突。农耕文化是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基础，也是建设美丽乡村的内在动力和文化源泉。而在成都城市化发展的过程中，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传统农耕文化的丢失。首先是涉农与农村区域留守人口规模的扩大、从事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人口数量和素质下降，农业粗放经营，耕地抛荒；其次是农村宅基地空置，形成了“空心村”，土地资源浪费；再次是农村社区治理水平下降，组织发展落后，农村人口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治理的水平不高。此外，在城镇化的进程中，由于农村金融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等公共服务水平都较中心城市落后，致使农村文化出现总体性衰败的现象，而农村文化纽带的弱化导致了村民之间“共同语言”的减少。

2.新社会关系网络所存在的冲突。随着成都城市化的不断发展，原有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网络被打破。这种结构性变化使利益群体多元、利益冲突加剧、权利意识崛起、社会心态复杂等因素的作用加剧，将会深刻影响着基层社会治理工作。

3.基本权利诉求引发的干群冲突。成都市在推进基层城乡社区治理的过程中，随着公民意识的进一步催醒，公民精神的培育以及公民参与的不断强化，社区居民对于其公民权利诉求不断加强。大量基本权利诉求型的社会矛盾开始相对集中出现，而与之不相适应的问题是，基层干部的能力素质不足、观念滞后，治理方式单一，无法满足社区居民的基本权利诉求。

（三）城乡居民参与社区治理行动力不强

1、农村利益分化严重。传统的中国农村是典型的伦理性社会，伦理道德、社会舆论、民俗民风一直具有很强的社会整合力，能在很大程度上s束和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这种整合力的发挥是以家庭、族群、社区为实现单位，且一般建立在高度同质的社会环境中。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打破了传统的熟人社会，文化纽带弱化导致村民之间“共同语言”减少，经济纽带弱化导致村民之间缺乏共同经济利益，农村社会亟需寻求新的联结纽带。

2、城市社区居民主体意识淡薄。近10年来，社区的行政化倾向越来越严重，社区成为行政力量的末梢，居委会忙于应对上级要求，无力发挥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动员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自治功能，居民自治流于形式，成为摆设。这一痼疾导致居委会大多只会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和规定动作，没有发挥居民群众自治组织的作用。社区不懂得如何组织居民动员居民；居民不明白自己才是社区的主体，有权力有能力自发组织起来解决社区的问题。

3、新建社区居民参与度不高。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大多数新建社区的居民只是把社区当作一个居住的地方，对本社区的归属感较少，社区融合度较低，社区居民参与本社区活动的积极性不强。

如图2所示，近40%的居民每年参加社区活动的次数低于两次。居民在社区中一直扮演着“消费者”身份，依赖政府管理，被动、间接地参与公共管理和接受公共服务，很少主动参与社区事务，行使公民的表决权。另一方面，社区在处理社区事务的过程中，居民普遍反映对知情度和参与度不满意。

4、社区活动质量低。在对成都市的抽样调研和访谈中我们得知，虽然在社区的活动建设方面切实地做出了很多努力，但在活动频率、选题的策划等方面来看，社区活动服务质量有待提高。

四、“互联网+”环境下社会协同治理机制创新的技术路线

（一）搭建社会协同治理信息技术平台，实现信息共享、互动协商。积极运用搜索引擎、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搭建社会协同治理信息平台，形成信息贡献、信息共享、互动协商的格局。例如：目前的中国智能交通系统（ITS），整合了城市道路视频监控探头、无线数字集群、执法城管交通信息系统等互联网信息感知资源，从而汇聚了城市交通信息大数据，为交通管理决策和任务执行提供了分析和参考，目前已经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广泛使用。

（二）大数据正快速渗透到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大数据挖掘、分析和管理的能力，成为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关键因素。运用大数据技术创新社会协同治理模式，实现决策模式创新、监督方式创新、公共服务提供形式创新、动员和组织形式创新。例如：成都市武侯区望江街办共和社区推出的“智慧365APP”项目，通过市民移动端，一方面发布来自政府的相关信息，另一方面收集社区居民对社区的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推动社区管理部门改善政策决策。

（三）“互联网+”的出现，资源市场配置的公共治理方式对以往由政府行政主导的公共服务方形对形成了冲击，这种冲击从时代的发展来看是积极的，是符合“善治”发展规律的。通过“线上”、“线下”联动实现政府职能更明确、社区主体自主权更大、政府监管职能更强，助推政府职能转变。

五、对策及建议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上做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的重大政治论断。因此，成都市的城乡社区治理要坚持从实际出发需，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工作。

（一）抓好基层党建工作，促进共建共享。成都市的主城区已经扩大到二圈层，农民在转变为市民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在新常态下，注意发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统筹协调各类组织和社区居民共商区域发展、共担社会责任、共享发展成果、共建美好家园。

（二）坚持以人为本，提供精准服务。全面认识我国的基本国情，尤为重要的是认清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注意观念创新，坚持以人为本，强化服务意识。要深入实践、深入群众，建立更为详细的工作清单、更为明确的组织架构以及更为匹配的工作权责，从传统的重管理转变到新常态下的重服务。建立以第三方评估为主的社会评价体系，通过开展创新创优和特色创新目标绩效评价，鼓励各个社区积极探索治理新理念、新体制（机制）、新方法，着力解决工作中遇到的突出矛盾和深层次问题，提升治理绩效和服务水平。

（三）坚持改革创新，推动转型发展。树立规律意识，从大与小、全局与局部、现象与本质的实际问题中寻找城乡社区治理的规律。以云计算、维基、社交网络等为技术载体，搭建开放的合作平台，让多元社会主体通过分享知识、贡献智慧，促进社会协同治理从条块分割向系统治理转变、从外部推动向自我发展转变，实现政府与社会多元主体合作的社会协同治理新模式。

（四）坚持依法治理，推进科学管理。客观地反映人民群众的真实需求，以“互联网+”城乡社区治理，加强供给侧改革，积极引导互联网社会服务领域的企业、社团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产品，增强凝聚力。完善社区（村）居民议事会制度。规范社区民主决策组织的授权方式，明确和规范社区（村）居民议事会的事项、时限、职责权限等，坚持收集、审查、决议、公示、执行（监督）、测评、归档“七步议事法”；建立社区（村）居民定期议事制度，设立每月集中议事日，提前5日将议事内容通过手机短信或APP推送，提前告知议事会成员及居（村）民，会议期间，设立群众旁听席，允许前往旁听；完善议事决策前的社会协商，构建协商+议事的民主决策机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