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元宵习俗的记载，大致起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其中较有系统的记载，首推宗懔(五○一~五六五)的《荆楚岁时记》宗懔在《荆楚岁时记》中记载当时有在正月十五夜迎紫姑的习俗。他并在按语中引了刘敬叔(约三九○~四七○)的《异苑》来解释这项习俗：“姑本人家妾，为大妇所妒，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作其形迎之。咒云：“子胥(云是其婿)不在，曹夫人(云是其姑)已行，小姑可出。”于厕边或猪栏边迎之。迎紫姑，是为了“以卜将来蚕桑、并占众事”。紫姑为蚕神的典故大约来自吴均(四六九~五二○)的《续齐谐记》：吴县张成夜起，忽见一妇人立于宅东南角，谓成曰：此地是君家蚕室，我即此地之神。明年正月半，宜作白粥，泛膏于上以祭我，当令君蚕桑百倍。言绝而失之。成如言作膏粥。自此后大得蚕。宗懔记载了当时人“正月十五日作豆糜，加油膏其上”的习俗。但他们所祭祀的对象是门户而非紫姑。祭祀的方法是以杨柳枝插在门上，看杨柳枝指向何方，就以酒肉及豆粥插上筷子来祭祀。

除了《荆楚岁时记》的记载外，魏晋南北朝的元宵习俗还散见于下列各书。较早的有杨泉(约三世纪中人)的《物理论》：“正月望夜占阴阳”。晋?陆翙《石虎邺中记》：“正月十五日，有登高之会”。《魏书?东魏孝静帝纪》“(天平)”四年(五三七)春正月禁十五日相偷戏”。这条记载说明了南北朝时民间于元宵夜相偷戏的盛行。《北齐书·尒朱文畅传》：“自魏氏旧俗，以正月十五日夜为打竹簇之戏。有能中者，即时赏帛”。

隋文帝统一天下后，混乱的政局暂时得到安定，社会逐渐繁荣，元宵节也成了一年一度狂欢庆祝的日子。《隋书·柳或传》记载了柳或所见的元宵庆典：窃见京邑，爰及外州，每以正月望日，充街塞陌，聚戏朋游，鸣鼓聒天，燎炬照地，人戴兽面，男为女服，倡优杂技，诡状异形。以秽嫚为欢娱，用鄙亵为笑乐，内外共观，曾不相避。高棚跨路，广幕陵云，袨服靓妆，车马填噎。肴醑肆陈，丝竹繁会，竭赀破产，竞此一时，尽室并孥，无问贵贱，男女混杂，缁素不分……御史柳或对这样的豪奢，当然是抱持挞伐的态度。崇尚勤俭的隋文帝便下令禁止这些元宵娱乐活动。但是，到了他的儿子隋炀帝，却一意追求浮华逸乐。大业六年(六一○)元宵，隋炀帝召集民间艺人至洛阳城外举行盛大的百戏，以招待来朝的各族首长。据《隋书》“音乐志下”记载当时的场面：“于端门外建国门内，绵亘八里列为戏场，百官起棚夹路，从昏达旦，……大列炬火，光烛天地，百戏之胜，亘古无比，自是每年以为常焉”。

唐朝的首都长安，实施宵禁。但是在元宵节前后三天，却取消宵禁的限制，以方便人民赏灯，称为“放夜”。在这难得的三夜内，上至王公贵族，下至贩夫走卒，无不出外赏灯。以致于长安城里车马塞路，人潮汹涌，热闹非凡。就连当时的皇帝也抵挡不住元宵夜的欢庆气氛。唐中宗就曾在景龙四年(七一○)的元宵夜偕皇后微服出行，巡幸诸大臣家。官方既无意反对，民间的庆祝活动也就日趋盛大。到了开元、天宝盛世，连皇帝都不惜巨资搭建灯轮、灯树、灯楼等等新花样、新花样、各种新型花灯的设计更是巧夺天工，精美绝伦。盛唐诗人苏味道(六四八─七○五)有首《正月十五夜》的诗，被喻为元宵节诗的“绝唱”：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游骑皆秾李，行歌尽落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

唐代不仅在花灯的制作上推陈出新，灯下的歌舞百戏更是令人目不暇给。宫中所选出的歌女，头戴花冠，身穿霞帔。每一名歌女的服装就要花费三百贯，整个元宵庆典的豪奢也就不难想像了。同时，民间在元宵也盛行“牵钩”之戏。牵钩即拔河。封演(七五六年进士)的《封氏闻见记》中记述唐代元宵拔河的盛况：“两钩齐挽，大中立大旗为界，震鼓叫噪，使相牵引，以却者为输，名曰拔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