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儒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哲学史上思想发展的一个高峰,首先在于宋明儒学的本体论借助于对儒释道三教的充分融摄和创造性转变而填补了原始儒学形上学理论的不足,并在形上学体系的完整构建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最终实现了本体论的认知之维与价值之维的统一,达到了中国传统哲学形上学的新高度。无论从历史还是逻辑上看,宋明儒学这种形上学理论上的深刻重大的突破,都是通过从朱熹到王阳明的形上学演进特别是阳明学本体论所实现的重大的本体论转向实现的。而这也正是王阳明哲学不同于朱熹哲学、并且深刻地推动了中国哲学的近代变革和转型的主要之处。

一、朱熹形上学的理论缺陷

传统儒学本体论和其他传统本体论一样都具有两个基本维度即其认知维度和价值维度,只是在其具体的展开过程中在不同时期不同思想家那里往往会有不同的侧重和偏好,从而形成不同本体论的思想重心及其理论特色。早期儒家主要着意于道德伦理和政治的思考,从而在形上学层面产生了明显的侧重和偏好。从这个角度来说,早期儒家本体论所展开的主要维度又可以视之为本体论的价值维度。以朱熹为代表的宋儒通过融摄三教特别是对道家形上学的融摄实现了儒学本体论的重建,对传统儒学在形上学建构上的先天性缺陷和不足作了重要补充和完善。它不但补充和深化了其儒学本体论的认知维度,而且在一定意义上重建了儒家形上学的价值之维,最终初步实现了本体论的认知之维与价值之维的统一,使其构建的新的形上学体系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了普遍性的品格,从而达到了中国哲学史上形上学思想发展的一个高峰。然而,由于存在种种局限,宋儒们借助于对道释的吸纳而建构起的一个个形上学体系终究还不够圆融畅达,还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深刻的理论缺陷。而正是这些理论缺陷成为后来王阳明批判宋儒形上学的主要论域。

二、阳明学的本体论转向

无论是从历史还是逻辑上看,王阳明的本体论都是在对宋儒的本体论建构基本继承的基础上作了重要的发展、补充和完善。同时,从朱熹到王阳明的形上学演进也实现了本体论上的重大转向,即向本体论的认知维度和价值维度相统一的转向。进一步来看,这种本体论转向主要体现为如下四个具体层面的问题并成为基本的转向路径:

一是人如何体认外在天理的问题。从儒家形上学的发展过程上看,宋儒处于形上学构建的第二大阶段,他们的主要使命是要在吸纳道释等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回应来自道释的形上学挑战,弥补传统儒学在形上学建构上的先天性缺陷和不足,构建一个以天道观为中心的理学本体论。所以宋儒学说重在构建天理的本体地位,表现在理论形态上,就是通过对理与气、无极与太极、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等基本问题的辨析,确立起天理的至高无上和绝对权威的地位,但也因此造成了宋儒在天人关系上天理一头独大的思想格局。这种思想格局虽然有其局限性,但对于宋儒来说,他们已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明学特别是王学无疑是在继承了宋儒所构建的本体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它的主要使命不再是构建天理,而是如何体认这个天理,即如何由天达人,使外在的天理内化而为人的道德自觉和良知的问题。也就是说,要让具有外在超验性的普遍天理不再以强制性的律令形式命我,消除其异己性、他律性,而转化为具有主体自觉的道德意志和道德行为,从而真正有助于消解外在天理与个体存在之间的紧张和对峙。所以王学所关心的形上学主题是理与心、动与静、已发与未发等关系问题,这显然已与宋学不同。这种形上学主题的转换从一个重要方面表明了从朱学到王学已发生了由理到心、由天理到良知的本体论内涵的根本转向,使其本体不再仅仅是存在本体,更是价值本体。

总之,从朱熹到王阳明的形上学演进,从历史和逻辑两方面实现了一个重大的本体论转向,即向本体论的认知维度和价值维度相统一的转向。王阳明对良知本体的阐发,从多个具体层面的路径真正消解了朱熹等宋儒在形上学理论的建构上所无法解决的二重化世界的紧张和对峙这一理论难题。可以说,王阳明的良知本体论不但深化了其本体论的认知维度,而且塑造了良知本体的意义世界,也在一个新的基础上重建了儒家形上学的价值之维,最终较彻底地实现了本体论的认知之维与价值之维的统一,使阳明心学在融摄三教的基础上不仅提供了一幅独特的形而上的世界图景,而且展示了其所蕴含的昂扬的主体性精神和丰沛的意义世界,表现了一种不同于宋儒的本体论取向,达到了宋明儒学的形上学高峰。因此,王阳明哲学对推动中国哲学及思想文化的近代变革和转型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广泛的思想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