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菖蒲驱恶迎吉庆”，菖蒲于端午节，是一种重要的植物；菖蒲之应用于端午节，也有着很长的历史，并且花样屡屡翻新，层出不穷。

其重要而常见的几种：一谓悬蒲剑。称之蒲剑，盖因蒲叶形状似剑故名。梁朝陶弘景在《名医别录》中称菖蒲“叶如剑刀”。既为剑刀，其避邪的意象功能便不言而喻。这是菖蒲在端午节很简单的一种用法。老百姓只需将蒲叶往门厅、床头一挂，或加以小的整饰，利剑便成。锋刃之下，邪虫恶豸自是不敢轻易进屋，古人的心理便有了象征吉瑞的抚慰。某些地区，人们甚至在朱符上写道：五月五日午，天师骑艾虎。手持菖蒲剑，斩魔入地府。（《民国开阳县志》）此可见当地人民对蒲剑的信赖。《燕京岁时记》上说“端五日，用菖蒲、艾子插于门旁，以禳不详，亦古者艾虎蒲剑之遗意”；《清嘉录》曰“截蒲为剑，……悬于床户，皆以却鬼”，这些都是蒲剑于端午广泛流行的写照。

二谓佩蒲人。蒲人者，顾名思义，乃以菖蒲制成人状之谓也。宋朝陈元靓《岁时广记》引《岁时杂记》云：“端午刻蒲剑为小人子，……带之辟邪”可见，在古人心目中，蒲人和蒲剑一样，都是可以驱恶避邪的吉祥之物。所不同的只是，蒲人的制作工序更为繁复，且蒲剑多用来悬挂，而蒲人多作佩物、簪物。

三谓饮蒲酒。《荆楚岁时记》上说，端午节用菖蒲“或镂或屑以泛酒”，可以“辟瘟气”。凡草皆是药。菖蒲酒作为一种药酒，饮之去毒是有一定的科学依据的；不像蒲剑、蒲人，本质上不过是人们内心美好愿望的一种约定俗成的行为表达罢了。李时珍说：“菖蒲酒，治三十六风，一十二痹，通血脉，治骨痿，久服耳目聪明”（《本草纲目》），这便是对菖蒲酒的一种药学上的肯定。端午饮菖蒲酒自唐宋以来就蔚然成风。唐人殷尧藩《端午日》诗云：“不效艾符

趋习俗，但祈蒲酒话升平”；明人曰：“樽俎泛菖蒲，年年五月初”（见冯梦龙《警世通言》第七卷），都反映出端午饮蒲酒的时兴。菖蒲酒的制法及用法各朝各地不尽相同：或仅以蒲根入酒，或配以雄黄，或外敷，或“浑洒床帐间”（《帝京岁时纪胜》）。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而道家将之演绎得尤为有趣。《道藏经?菖蒲传》云：

菖蒲者，水草之精英，神仙之灵药也。

其法，采紧小似鱼鳞者一斤，以水及米泔

浸各一宿，刮去皮切，暴干捣筛，以糯米粥

和匀，更入熟蜜拔和丸如梧子大，稀葛袋

盛，置风处令干。每旦酒饮，任下三十丸。

……一月消食，二月痰除，至五年骨髓充，

颜色泽，白发黑，落齿更生。

可以看到，这已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菖蒲酒了――菖蒲制成蒲丸，摇身一变，竟成了绝妙的佐酒之物；也可以看到，在道家的眼里，菖蒲俨然天赐的神草，被他们奉为得以长生不死、得道升仙的仙丹了。这则文字，很是有趣。

此外，还有菖蒲果子、菖蒲浴、菖蒲祭，等等。

作避邪除毒之用的菖蒲，与端午紧紧联系起来，深有其因，并不偶然。首先，古人谓菖蒲于农历五月间成熟，是以又把五月称为“蒲月”，五月用菖蒲正当时。其次，古时，农历五月是民间意义上的恶月，五月五这一天更被认为是“阴气萌作”（《后汉书》）、恶气难止的日子。又《说文解字》曰：“午，牾也，五月阴气午逆阳冒地而出也。”其中“牾”是“不顺”的意思，可见端午不祥。在当代，某些农村地区还流行着“五月五生子，男孩克父，女孩克母”的说法，这一天的“游百病”等习俗也由此而来。既是恶月、恶日，一心祈求吉祥的纯良百姓少不得便要用“正”来压“邪”。一物降一物，菖蒲本身真实存在的药性以及人们不断赋予它的美好意象，使民

众相信，这种草不一般，它是可以抵御得住恶月里的邪毒之物的。

对于菖蒲药性的记载，古文献中比比皆是。东汉《神农本草经》较早对其进行了阐发，称其“主风寒湿痹，开心孔，通九窍，明耳目，出声音，温肠胃，久服轻身，不忘，不迷惑，延年”。按今天的说法，菖蒲是天南星科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叶线形基生，长约40厘米―70厘米，六七月间开淡黄绿色的小花。菖蒲主要以根茎入药，气芳香，味苦微辛，主要成分是一些挥发油，有镇静、促进消化液分泌等功效。它的水浸液对皮肤表面的真菌有抑制作用。古时，还有人把菖蒲捣烂用来治疗痈疽、湿疮等。以此看来，菖蒲的“避邪杀毒”并不完全徒有虚名。古人在岁时节俗上，也表现着他们的智慧。

菖蒲成为古代社会一种流行的物质文化符号，自然离不开、也少不了文人墨客笔下的渲染寄意。与其他许多流行的文化符号一样，有时我们已难以分清到底是文化要素本身的日渐风行引起文人更多的关注，从而带来相关文艺作品繁荣的景观；还是不断涌现的文艺作品促进了文化要素的炙手可热。文化要素与文艺作品，这两者剪不断、理还乱；或许原本就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从历史深处一路相互提携着走来，保持互利共生的状态。

菖蒲之咏，照有关说法，在楚辞中就已经大量出现了。《离骚草木疏》考证说，《离骚》里出现率很高的“荪”，即是指菖蒲。假设这种说法正确的

话，那些如“荪桡兮兰旌”“荪壁兮紫坛”的句子，在两千多年前就赋予了菖蒲崇高不屈的品质，使人自然联想到《离骚》的作者屈原以及他同样崇高的人格。端午的菖蒲之俗和民间流传的端午节源于祭祀屈原的说法，两者之间或有联系也未可知。

到宋代，另一位人诗人苏轼，在千年之后秉承了屈原借菖蒲以寄意的手法，对菖蒲更是赞赏有加。苏轼在他的《石菖蒲赞》的序言中，说菖蒲“渍以清水，置盆中，可数十年不枯”，“虽不甚茂，而节叶坚瘦，根须连络，苍然于几案间”，并且能够“忍寒苦，安淡泊，与清泉白石为伍”。这可谓是对菖蒲有史以来所有文字记录中最热烈而直接的赞美。清水养蒲，独忍寒苦，对菖蒲赞美的背后，也透着大诗人怀才不遇的微微失意以及安贫乐道的坚韧有节。将植物人格化并以自况，是中国文人沿袭几千年而不衰的癖好――陶渊明之于菊，周敦颐之于莲，都是此种情形的典型代表，比周敦颐稍晚的苏轼自然没能逃过。 然咏及菖蒲，多数还是那些只借物应景的文字，像先前提及的“樽俎泛菖蒲”一类，点到辄止，并不展开。菖蒲二字，义气十足，意韵横生，本身便是一道不俗的风景；兼有前人吟咏，赋予其品格，更能提示节令，展现风俗。因此，以之入诗词文章，也屡见不鲜。宋人朱松有一首《重五》的小诗，颇有情致：

异乡逢午节，卧病此衰翁。

竹笋进新紫，榴花开小红。

山深人寂寂，气润雨鳌

煮酒无寻处，菖蒲在水中。

试想，重五时节，病卧他乡，这是何等的百无聊赖，何等的孤寂难熬；而新笋自发，榴花自红，无异于说“病树前头万木春”，更是何等的凄清。惟一能陪伴左右的，便只有这同样孤寂的菖蒲了。

今人也有以菖蒲入诗的。席慕容就作过一首《菖蒲花》，里边写道：“此刻菖蒲花还正随意绽放/这里那里到处丛生不已/悍然向周遭的世界/展示她的激情。”在她笔下，菖蒲花代表着肆

意与自信，这与古人的菖蒲寄意便离得更远了。不过，整篇诗里所透出的忧郁是厚重的，是压抑而深沉的：“我曾经多么希望能够遇见你/但是不可以。”这些文字能让人的心随之一颤。诗当然是好诗。

菖蒲可以辟邪，可以入药，可以入文章，它还可以指示物候、预告农时。农谚说“人不知春草知春”，菖蒲便是这样一种感觉敏锐的植物。《吕氏春秋?任地》篇云：“冬至后五旬七日，菖始生。菖者，百草之先生者也，于是始耕。”竺可桢先生在他的《物候学》一书中，曾引这条记录来说明野生植物与农作物之间物候期的相关性；又认为两千多年前，我国劳动人民就知晓并掌握了以物候报农时的一些方法。唐朝李咸用《和殷衙推春霖即事诗》中写道“柳眉低带泣，蒲剑锐初抽”，可见柳叶初展时，菖蒲也已经开始破土挺生了。菖蒲始生确实是能够报得早春的一种物候现象。

杂谈一通菖蒲之后，有两种感慨，最是强烈。

一是今天能认得菖蒲的人恐怕寥寥无几。钟敬文先生曾作过一篇《多识草木》的文章，先生在文中感慨道：“我们和自然，实在太生疏了！”诚如钟先生所说，我们于很多自然界的事物，均是“见物不知名”，或是“知名不识物”。今人对自然的关注，较之古人是人人不如了。我们对初春的新绿鲜有所视，对婉转的鸟鸣鲜有所闻。我们大都不盲不聋，是健康的人；然而这些对人自然的感官，却正不知不觉一天天衰退下去。农耕时代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相互依存以及古人对自然界物事的那种如数家珍的熟稔，都足以使我们感到羞赧难当。只是这种羞赧的情愫，却也是在一天天地渐趋于亡了吧。

二是我们正在遗失一些传承千年的民俗文化。古时的端午之俗，除了今日犹可见到的食粽子（古称“角黍”）、赛龙舟、游百病之外，还有悬艾蒲、系彩丝、斗百草、饮雄黄酒、百草浴等等，可谓名目繁多，多姿多彩。而这些名目想必今人也不曾人人皆知，更何况身体力行。于是乎，日本人在端午节吃柏叶饼、饮菖蒲酒，韩国人拿着端午祭申遗，往往把我们听得一愣一愣，疑惑者有之，愤怒者有之，叫骂者有之，当然更有反思的；只不过这种反思能否真正挽得住一些既成事实继续向前的脚步，尚存疑问。农业文明在被工业文明取代的同时，许多原本我们可以亲近熟识的东西便走远了。这其间包括物质，也包括文化。

特别地，在城乡传统民俗一起走向简约化、单一化时，城市的步伐迈得比乡村迅疾多了。都市人群在光电化气愈演愈烈的轮番轰炸下，遗失某些东西，似乎也有一些无奈的必然。大城市里，站在一点向任意一个方向走，一天也未必见得着一块真正的土地；仅就菖蒲而言，何处又有它一棵小草的容身之处。其实，民俗作为一种地域性文化，自古以来就有着不同地理空间的分野，是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城乡差异古今皆有；但是，几乎又没有哪一个朝代，这种差异能和现在一样，表现得如此显著。20世纪末，都市民俗作为一个新兴的地理性文化概念，在国内引起了越来越多学人的关注――是喜是忧，还须留待人们去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