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形象分析模板

1 、哈姆莱特是古代丹麦的一个王子，他是一个人文主义形象，这和他在“威登堡大学”里所受的教育有着很大的关系。

2 、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形象。一方面他接受了人文主义的影响，心中充满了美好的理想，希望生活中的一切如理想一样完美。而现实生活的一系列意外打破了他的理想。他像一个思想家那样地思考许多哲学问题，却找不到答案。于是他要为父报仇，可是他内心又是矛盾，因为他想的不光只是为父报仇，而是扭转整个乾坤。在这样艰巨的任务面前，他想要行动也行动不起来。

3 、性格过于内向、审慎及单枪匹马的处境，使他感到犹豫，造成他行动上的延宕。因此最后只能是与敌人同归于尽。

4 、他的悲剧既有罪恶势力过于强大的客观原因，也有其内存性格弱点的主观原因。所以，哈姆莱特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是人文主义者的悲剧。

从《哈姆莱特》看莎士比亚的人文主义思想

一、《哈姆莱特》的创作背景。《哈姆莱特》是他创作最辉煌时期的作品，在思想和艺术方面都体现了莎士比亚悲剧的最高成就，是莎士比亚的代表作，也是世界戏剧的典范。它取材于十二世纪末丹麦王为父复仇的故事。莎士比亚以人文主义观点处理原来的题材，把只是单纯地为父复仇的故事改编为社会悲剧，使它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和深刻的社会意义。

二、莎士比亚的人文主义思想。剧情发生在丹麦，但剧中所描写的宫廷内荒淫无度，朝臣们阿谀奉承、阴险狡诈，国内民怨沸腾，社会动荡不安。克劳狄斯不仅是封建暴君，也是原始积累时期资产阶级中的野心家。哈姆莱特与克劳狄斯的冲突是全剧的主要冲突，其实质是资产阶段人文主义者同新旧社会邪-恶势力，人文主义思想与现实社会尖锐矛盾的反映；同时也反映出人文主义思想在社会的普及，以及哈姆莱特的内心对于自由和理想的渴望。哈姆莱特在剧中没有自己的生活，他的生存意义在于为父亲报仇。对仇人的憎恨和与仇人的斗争成为哈姆莱特的感情基础，这是这部悲剧的主题和思想。

三、 哈姆莱特的性格特点 。在哈姆莱特的形象里，莎士比亚体现了他的时代最优秀的进步的人类特点，哈姆莱特是作者着力塑造的一个人文主义者的典型形象，他出身王室，却在当时新文化中心的德国威登堡大学接受了人文主义教育，他出身上层统治阶级，却接近人民，他痛心周围社会的丑恶现实，抱有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的崇高理想，同时对 “ 人 ” 抱有美好的看法：

四、《哈姆莱特》深刻的社会意义。在鬼魂出现之后，他知道父亲是谁害死的，并立志复仇。对于哈姆莱特来说，复仇既是自己作为儿子的责任，又因为凶手是当今的国王，是专制王朝的代表，推翻了国王，也就扭转了这混乱的局面，拯救了这濒于崩溃的国家，因而不仅仅是个人问题，还是关系到整个国家，整个社会的问题。他勇敢地承担了这一责任，同时也深感这一责任的重大： “ 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唉，倒霉的我却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 ” 这一方面表达了他作为王子要为父复仇的坚定决心和作为人文主义者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的气魄；另一方面，表现了他面对黑暗现实，对所负重任的悲愁和无可奈何的心情。 哈姆莱特的装疯说疯话，一方面适应了内心的忧郁，一方面针对外界的罪恶社会现象。

哈姆莱特所处的封建势力虽然已经腐朽但仍占统治地位，并有原始积累时期出现的新的罪恶势力与之结合，在力量对比方面暂时还大大超过了人文主义所代表的新生力量。而哈姆莱特所代表的人文主义者本身又有很大的局限性。他们把社会的斗争看作 “ 善 ” 与 “ 恶 ” 的斗争，把改革社会的.希望寄托在开明君主身上。在政治上是改良主义者，在行动上是孤军作战者。这就决定了哈姆莱特只能以悲剧告终，这是个人的悲剧，更是时代的悲剧。

莎士比亚善于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紧密结合起来，《哈姆莱特》对自然和人的赞颂也都洋溢着浪漫主义气息。同时莎士比亚很注意情节的安排，他的戏剧常常包含几条平行的或者交错的情节。《哈姆莱特》中三条复仇的情节交织在一起，而以哈姆莱特为父复仇为主线，以雷欧提斯和福丁拉斯为副线，三条线相互联系，又彼此衬托，在复仇这个主要情节之下，还配合了爱情、友谊、家庭关系等次要情节，起着充实、推动主要情节和提示人物思想性格的作用。

人物形象分析模板 [篇2]

作者从“拥刘反曹”的历史倾向和以“忠义”为核心的道德伦理观念出发，进行了对曹刘政权中人物形象的塑造。

1、曹操：

首先，作为一代霸主，他雄才大略、见识高超。这一方面在与同为奸雄的袁绍的外宽内忌、多谋少决的对比中突出得更为鲜明。如曹操入冀州后，有须发皆白的父老数人跪于地，说袁绍“重敛于民，民皆生怨”，歌颂曹操“官渡一战，破袁绍百万之众”，使百姓“可望太平矣”。

其次，虽然曹操奸诈巧伪，但同时也具有仁德之心，争取民心，爱惜百姓。他虽然知道刘备胸怀大志，久为必患，但是他认为“方今用英雄之时，杀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为也。”在关羽挂印封金离去时，曹操又认为“彼各为其主，勿追也。”裴松之赞扬曹操有王霸之度，休美之心。

再次，曹操礼贤下士，知人善任，唯才是举。他领州牧之后，就急忙“招纳贤才”，荀彧来投奔，他认为是“吾之子房”；郭嘉应聘，曹操以为是“使吾成大事者，必此人也。”荀彧与郭嘉后来果然成为曹操智囊团的核心人物。典韦、张辽、庞德等人，或是自来投奔，或是被俘的降将，曹操都十分信任，委以重任，后来均成为曹操手下冲锋陷阵的猛将。

但另一方面，曹操信封的人生原则又是：“宁叫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当争取民心与自己的切身利益相抵触时，她就会视民命如草芥。如杀吕伯奢、血洗徐州。同时，对待部下，他是阴险和残酷的，如借仓官的头来稳定军心，割发代首、梦中杀人等。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这种假名借势之举，确实是一种明智的表现，是他成就霸业的一个重要策略和手段。但从道德的角度来看，这又是一种“欺君罔上”的行为，因之小说一再骂他“名为汉相，实为汉贼”。

2、刘备：

刘备是作者极力推崇的仁德爱民、宽厚诚信、知人善任的明君典型，作者对刘备的描写塑造寄托着儒家的仁政爱民思想。

首先，《三国演义》浓墨重彩地渲染刘备的仁德爱民形象，大力凸显了刘备的仁君形象。他与关羽、张飞桃园结义时，就以“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作为自己的政治抱负；他当安喜县尉，“与民秋毫无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