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狱后的蒯大富说：关在那里，待遇还是很好的，吃得很好。有书看，报纸也有。你只要把心情稳住，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环境。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蒯大富说，如果不是邓小平，人早就没了，挺感谢邓小平的。

一夜爆红当上红卫兵领袖

蒯大富，1967届清华大学化学系学生。在“文革”中，蒯大富是北京红卫兵造反派的五大领袖之一，领导、参与了“文革”初期的一系列造反活动，“文革”后被判有期徒刑17年，先后被关押在北京和青海，出来后辗转到深圳经商。一波三折的变故，促使他由一个“红卫兵领袖”向普通人序列回归。

从今天的视角看，这样一个经历了“政治过山车”的人，他的身上有摆脱不了的时代印记，他的回归之路则浓缩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和现实。

蒯大富于1945年9月13日出生在江苏省滨海县一个农民家庭。蒯大富父母都是共产党员，他在这样的家庭里长大，对政治活动表现出很高的兴趣，也表现出了很强的组织能力。他从上初中开始，就离开家过住校生活。进入高中不久，学校团组织便吸收他加入了共青团。当年加入共青团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那时团员并不多，加入共青团，就是青年先锋了，也是共产党的后备军之一了。

1963年，蒯大富被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录取。1966年，“文革”开始。在政治上极为敏感的他，立即开始行动起来，在同学中进行串连。

1966年6月8日，工作组进驻清华大学，他们对造反学生十分不满，对一些行为过激的学生进行了批评，蒯大富不服气，逐渐发展到与工作组对立。在清华大学团委书记的参与下，蒯大富被组织表决的方式，开除了团籍。为了防止意外，驻校工作组决定单独关押蒯大富一段时间。

7月29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时说：“明天召开北京市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学也可以参加，比如说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康生见毛主席这样说，立即指示从清华大学接蒯大富参加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文革积极分子”大会。一时间，他似乎成为清华大学红卫兵的代表，是造反的先锋。

蒯大富组织了一次次红卫兵造反“誓师大会”，队伍逐渐发展到了几千人。他给这个组织起了一个名字，叫“井冈山造反兵团”（简称“井冈山兵团”）。他当上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又称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简称三司）副司令。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蒯大富成了左右清华大学局势的红卫兵领袖，当年的红卫兵不再直呼蒯大富的名字，而是称他为“蒯司令”。

疯狂武斗遭到毛泽东批判

但是，不管红卫兵们怎么喊口号，中南海里面仍然一片寂静。蒯大富打算揪斗王光美。为了把王光美骗出中南海，蒯大富想出了这样的计策：先把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控制住，然后胁迫她给王光美打电话，把王光美骗出来。此计定下来后，他们就照计施行，将王光美绑架到清华大学。1967年4月在清华大学召开了批斗王光美万人大会，彭真等人也被押来陪斗。这次大会由蒯大富亲自主持。这次批判王光美大会，让蒯大富出尽了风头。

1968年，在蒯大富出尽风头之时，清华大学另一派红卫兵组织正在迅速发展壮大起来。一开始，两派组织之间还只是辩论。语言上的冲突又导致肢体冲突，直到大打出手。中央知道了清华大学等一些高校发生武斗并且有人员伤亡的情况后，决定立即制止这种情况发展下去，派由工人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组成“工人阶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一些高校。

北京60多个工厂的3万多工人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很快就抽调齐了，不几天就组成了数支“工人阶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解放军支持下，“工宣队”很快就开到清华大学门外，就等着进驻清华大学了。

蒯大富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把武斗的矛头指向了“工宣队”。“工宣队”于7月27日进入清华大学，当即遭到了“井冈山兵团”的武装袭击，5名工人被打死，731人受伤。

一见面，毛泽东就十分严肃，直接批评红卫兵五大领袖说：你们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头脑膨胀。你们不听从指挥是不行的。毛泽东在讲话中还专门点了蒯大富的名。这使蒯大富出了一身冷汗。毛泽东等同红卫兵五大领袖的谈话长达5个小时之久。可以说，毛泽东这次同红卫兵五大领袖的谈话，是红卫兵运动的转折点。

安度晚年感谢邓小平留情

蒯大富并没有因为自己当了一名电解工而苦恼，相反，他很高兴，因为一来自己离开了清华大学，他有一种侥幸心理：自己干的那些事可能将不再被人提起了。二来当时许多毕业的大学生也都分配到工厂当工人，或者到部队当战士。但是，他没有想到，他作为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当时的名气也太大了，干的坏事影响也大，毛泽东还当面点名批评了他，怎么会没有任何事情了呢？

1970年清查“五一六分子”时，蒯大富果然被列为重点清查对象。于当年11月初，被押回清华受审。清查“五一六”事情过去后，1973年，蒯大富被安排到北京石化总厂东风化工厂劳动。在这里，他倒是过了几年平静的日子。许多人也不再提起他了。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不久，中央宣布“文革”结束。但“文革”中的许多事情还在清查之中，不少人提出要追究蒯大富在“文革”中的罪行。在此情况下，1978年4月19日，蒯大富在清华大学全校师生大会上，被北京市公安局宣布逮捕。经过公安、检察机关几年的调查，确定蒯大富有罪，并起诉到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1983年3月10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杀人罪和诬告罪判处蒯大富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他先后被关押在北京和青海。在北京，蒯大富被关在秦城监狱，在青海，他被关在共和县的塘格木监狱，这是专门关押北京、杭州、上海的重刑犯的监狱。但他不必参加劳动。这些重刑犯是一个人一个院，平时互相见不到。蒯大富也是一人一个院。

出狱后的蒯大富说：关在那里，待遇还是很好的，吃得很好。有书看，报纸也有。你只要把心情稳住，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环境。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蒯大富说，如果不是邓小平，人早就没了，挺感谢邓小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