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县委书记宋瑞珍

她是个官，中国真正意义上最基层的官。但她管理着十几万人，这已经奠定了她的意义。

官是个旧概念，我们这里这样表述党的一个基层领导，缘于一种习惯。不同于其它行业的是，官总是用权力在工作——这就是中国化的管理——但作为一个女官，宋瑞珍是在用感情的方式与环境交流，不管是对人对事还是对现象，她都是这样。这既是女人的特性，又是她作为一个官员的职业个性。

她是个保留女性温存的官员，而她用情感方式工作的结 果，首先是化解了“官气”。她把党的官在她的区域里变得可亲可近，于是她的行为化解了贫困山区那一颗颗暴躁而愚 顽的心。

于是她成了一位出色的县委书记，并证明了政府权力在新时代最新的品质和可能性。

隋开皇十六年(公元596年)，始置榆社县。之后人民繁衍，朝代更迭，绵延1400余年。在榆社如此久远的历史沿 革中，惟1995年至XX年初近6年时间内为女性执一县之政：先县长，后县委书记，宋瑞珍在那片贫瘠的土地上写下 了怎样的文字?

6年来，我以一个记者的客观态度和榆社子民的炽热情感关注着宋瑞珍； 6年来，我没有停止过对我贫穷故乡的眺望与探询，可以说宋瑞珍的每一项政举不仅影响(推动)榆社的经济建设和文明进程，也牵动着像我这样少小离家的游子的心。

新世纪第一个早春，我得到一条重要消息：宋瑞珍离开榆社了，时间是XX年2月5日，那天，太行山西麓浊漳河畔的大地还有些寒意，宋瑞珍不住地回头张望熟悉得像家一样的榆社山河，不禁黯然神伤……

榆社

1995年3月8日，是宋瑞珍终生难忘的一个日子，这一天她到榆社当了县长。

在贫困中挣扎得太久的榆社人禁不住露出些许失望的神情： “一个女的来能行吗?”榆社实在太穷了，而且榆社的穷似乎已经成了一种难以治愈的顽症。关于富裕的梦想愈来愈遥远和模糊，榆社人已经有些麻木了。

对于榆社的穷，我自己就有刻骨铭心的感受。而宋瑞珍1995年3月8日深夜在那间陌生的办公室的案头看到的县情资料足以让她倒吸一口凉气：榆社是晋中地区11个县市中惟一的国定贫困县，其贫困程度可想而知，全县14个乡镇336个行政村8．5万人没有解决温饱，县财政累计赤字XX多万元，干部职丁已有丰年多未发工资……

榆社是著名的革命老区，50多年前，为了新中国的建立，这里的老百姓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半个世纪过去了，榆社仍有不少老百姓竟然穷得连买盐的钱都没有。第一次下乡，宋瑞珍步行20多公里山路，到了两河口乡的琵琶窑村，全村5户16口人，就有7个光棍；4个孩子，大的16 岁，小的8岁，都没有上过学；5户人家住的全是几代承传的破旧阴暗的土窑洞，做一次饭吃3顿。几个妇女见到宋县长都一个劲地哭着央求： “带俺们走吧，把俺们迁出去吧，俺们再也不想在这里住了。”临走时，村民郝宪云满头大汗地追到村外，怀里抱着一个大西瓜，一定要送给宋县长，这是他上个月到镇上时用15斤玉米换下的。

同样不忍卒睹的穷困状况宋瑞珍在西马、白壁等乡镇的一些偏远小村也一次次地看到。每当她看到这些情景，心中都会有一种难以抑制的酸楚，作为一县之长，她不安和愧疚。然而，更让宋瑞珍感到心情沉重的是，全县277 个贫困村中就有43个是自然条件恶劣、地方病严重、一方水土难以养育一方人的特困村，全县8万多农村贫困人口中就有8000多生产、生活能力低下的呆、傻、残废特困人口。这是扶贫攻坚的难中之难。

肩上的担子重，是因为心中的责任更重。情况如此复杂，大大出乎宋瑞珍的意料，真正考验她的时刻到了。宋瑞珍和同事们经过细致的调查研究，反复的分析论证，一整套扶贫攻坚的办法相继出台。

随即，县委、县政府在全县大力实施了“移民扶贫、爱心扶贫、产业扶贫、组织扶贫、精神扶贫、社会扶贫’，六大扶贫工程。县五大班子成员每人联系一个贫困乡镇、联系一个贫困村，每人扶持一个贫困户脱贫、扶持一名困难儿童上学。县直机关严格实行系统包乡镇、单位包村、干部包户的三包责任制。一定三年不变，不脱贫不离村。

县五大班子26名成员与包扶的贫困村和特困户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在他们的帮助下，有26个贫困村和30个特困户于1998年全部越过了温饱线，他们救助的46名困难学生不仅彻底摆脱了辍学的厄运而且都取得了较好的学习成绩。宋瑞珍自己救助了6个家庭困难的女孩上学，每学期她都要到孩子们的家里去看望她们几次，送去学费和学习用具。16岁的李亚欧学习成绩是初三全年级的第一名；宋丽仙的家她跑得最多，惟恐这个女孩辍学。

为了建设移民小区，数不清有多少个日日夜夜，宋瑞珍和县委、县政府的同志们顶着炎炎烈日，冒着凛冽寒风，在陡峭的山路上艰难地穿行。晚上回来，脚肿得脱鞋都很困难，浑身像散了架似的疼，但是第二天她又急匆匆地下乡了。没有什么可以阻止她，除非不能站立和行走。 43个特困村的移民并村终于都有了着落，8个村、138户、 563人已实现了整体移民，住进了新建的移民小区，6个村的移民小区正在红红火火地兴建。看着一批批长期被贫困折磨的农民住进明亮的新房，过上了新的生活，宋瑞珍和她的同事们心中感到无比的欣慰和喜悦。

女儿

1996年秋，为企业技改立项的事，宋瑞珍又一次来到北京。随行的几个厂长一进北京就开始互相嘀咕：咱们住哪儿呢?跟县长一块儿出来可得住个像样的地方呀!闻听此言，宋瑞珍笑笑说：北京我熟，跟我走吧!厂长们也都知道宋县长在北京朋友多，何况这次是来谈项目的，住个好宾馆也应该，就听任安排吧。宋县长的司机轻车熟路，把几个人拉到了一个他们做梦也梦不到的地方——寺院。原来，这儿管客房的是个左权人，宋瑞珍以前来北京出差总是住在这儿，因为这儿便宜，住宿费1元，餐费1元。

宋瑞珍的那间办公室自从大楼落成就没有修缮过，四壁发灰，沙发、办公桌也都十分破旧，寒酸得像个效益不佳的乡镇企业的经理室。县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同志早就想装潢一下然后换一套家具，可她坚决不同意。有一次她要去太原开会，会后还要去北京谈胶丸厂引资的事，会走10 天左右的时间。宋瑞珍前脚走，机关事务管理局的人后脚就进了她的办公室，决定先把“生米做成熟饭”。给身体极其不好的宋书记营造一个舒适的工作和休息环境，他们宁愿受批评。

他们刚开始铺地板砖的时候，宋瑞珍的电话打来了： “我的办公室比老百姓的房子差很多吗!给我马上停止，地铺了就铺了吧，其它一律不准动!”

1998年以后宋瑞珍到北京出差就不住寺院了，因为全国总工会在榆社扶贫，她来北京办事或汇报工作，为了方 便就住在全总的地下室，房费是12元，饭费一顿5元，她嫌贵，就吃方便面或者自己做饭吃，司机张师傅从车后备 箱里取出宋瑞珍出差常带的几样东西：微型液化气炉、不锈钢快餐缸、小米、挂面、酸菜。随行的人说：你的胃不 好，老这么凑合可不行，何况那也省不下多少钱。宋瑞珍笑笑说，你们出外面改善一顿吧，我和你们不一样，我有7 个孩子等着我替她们交学费呢!

她又想起了那几个“女儿”，对着一碗泡好的方便面自言自语： “我早就答应瞅个星期天把她们全接到一起玩一天，可总是顾不上，有几个孩子还没有进过县城呢。”

下午办完事天色尚早，宋瑞珍独自一人到前门、王府井转了一大圈，想给孩子们买几件衣服，左挑右选又怕买下不合身，最后只好买了些笔和文具盒之类的东西才算安下心来。坐在出租车上她一直在想像孩子们接过“妈妈” 从北京带回来的礼物会是什么表情。

1998年7月31日，宋瑞珍终于兑现了她对6个“女儿”的承诺。这天是星期六，一大早她就让司机把6个孩子接进了县城，带她们参观了电厂、胶丸厂、化石博物馆，然后去商店给每人买了一套新衣服，又去新华书店买了她们各自喜欢或需要的书。晚饭后回到宿舍，宋瑞珍帮她的“女儿”一个个试穿新衣服，孩子们倚在她的膝下吱吱喳喳，兴高采烈地沉浸在一种亲情的融合中。 “妈，您过年给我买的那身新衣服还新的哩!” “妈妈……”在孩子们的眼中，宋瑞珍是她们遇上的一个好心人、一个恩人，她们甚至还不懂得“宋书记”是什么意思。那个晚上宋瑞珍幸福极了，却也掩不住内心隐隐的酸楚。那个晚上宋瑞珍不曾合眼，她想了很多。

宋瑞珍的第7个“女儿”叫张燕，是郝北镇南沟村一个16岁的中学生。张燕从小的理想就是当一名白衣天使。 1999年7月参加了中考，8月初张燕接到了临汾卫校的录取通知书，可家里没钱，父母求亲问友忙乎了好几天仍然凑不够几千元的学杂费，只好哭着说：别上了，孩子。听说县委书记爱帮老百姓办事，绝望中的张燕怀着侥幸心理背着父母偷偷给宋瑞珍写了一封洒满泪水的信，请求宋书记帮忙贷款。读罢张燕的短信，宋瑞珍心潮难平，她立刻打电话把县信用联社主任肖建民叫到办公室，吩咐马上办理， “有事我个人负责。”

几天后肖建民告诉宋瑞珍，张燕的贷款办好了，宋瑞珍这才放心。9月1日开学的那天，宋瑞珍特地赶到火车站为张燕送行，当她悄悄地把500元钱塞到张燕手中时，这个可爱的小姑娘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扑到宋瑞珍的怀中哭着叫了一声“妈妈”。从此她又多了一个女儿，多了一份牵挂。

第二年暑假，宋瑞珍在郝北镇检查工作时曾特地去南沟看望了张燕，问问学习和生活情况，看看还有什么困难。几个月不见，张燕已经变成了一个漂亮又大方的姑娘了。这次回家张燕才听父母说宋书记累出了一身病，腰、颈椎都有问题，经常连床都不下了，便像懂事女儿似的嘱咐“妈妈”：今后可得注意休息呀，至于我，您往后就不要老惦记了，就等着我这个女儿报答您吧。

宋瑞珍含泪离开榆社半个多月之后的一天，听说张燕病了，正在太谷医院治疗。第二天，她把榆社县委副书记冯够梅找到晋中，带了XX元钱一起到了太谷医院。在宋瑞珍的印象中，张燕是个聪明、漂亮又有些腼腆的女孩，但现在的张燕，头发纷乱、眼窝深陷、满脸惊恐和愤怒，时而语无伦次地说个不停，时而久久沉默呆若木鸡。宋瑞珍的眼眶一下子红了，抓着张燕的手泣不成声地问： “怎么啦孩子?”

儿子

如果宋瑞珍不是宋县长、宋书记，而仅仅是某一个孩子的母亲，她一定会是那种愿意为孩子做一切事情的母亲。

小峰是宋瑞珍的独生子，数来数去她实在觉得儿子没在她身边生活过几天，她甚至不知道儿子喜欢吃什么饭，穿多大号码的鞋子；她更不知道儿子是哪一天开始不穿开裆裤的，哪一天嗓子突然变粗的，哪一天唇边开始长出一层细密的胡子的。一个湿漉漉的婴儿长成了一个气宇轩昂的小伙子，作为母亲的宋瑞珍觉得仿佛瞬间，又仿佛用了太久太久的时间。

小峰像个没娘的孩子，是在姥姥家里长大的。初中毕业考到军校，然后又当了3年兵，1999年冬复员回家。小峰倒是没愁过他的工作，妈妈是县委书记，又认识那么多省里和中央的大官，安排个好一点的工作应该不成问题。

不错，在榆社、太原，甚至在中南海，确有不少人与宋瑞珍交情甚笃，他们中大多数手握重权，或者曾经手握重权。她无数次去找他们，说的是榆社的事，办的是榆社的事，她不会为自己去乞求什么，并非不屑，而是她根本就没有那种意识。小峰很懂事，他一边在家陪姥姥，一边补修高中课程并参加了一个大专函授班，他安静地等待着妈妈的帮助。时间一天天地过去，摆在小峰桌子上的高中及大专函授课程已全部学完，一块儿当兵回来的战友差不多都分配工作了。妈妈还是什么也不说。XX年4月，小峰终于只身去了北京，他打电话告诉妈妈，他要在北京一边打工一边读研究生课程。

母亲

宋瑞珍的母亲曾是名载史册的战地交通员，刘少奇、陈毅当年来辽县(今左权县)抗日根据地时都曾经过她的秘密交通站。为掩护抗日干部，她曾几次经历“棒棒队”(伪警备队)的严刑拷打，留下的几处伤疤到现在天一阴还隐隐作痛。

母亲当了大半辈子村干部，是那种觉悟很高、对党无比忠诚的老人。为了把惟一的孩子培养成才，吃了太多太多的苦。岁数大了以后本可以享福了，却一直替宋瑞珍抚养儿子，又一番含辛茹苦。1995年老伴去世，199’7年小峰参军，老人开始了孤苦的生活，孤苦的日子里老人最幸福的就是等来女儿的一个电话或者看见那辆蓝色的桑塔纳轿车“吱——”地一声停在门口。

从此以后，老人除了吃饭睡觉，大部分时间都是站在大门口等她许久下见的女儿，眼睛直直地盯着小巷尽头，一站就是半天；一辆7十四轮的声音，都能让老人的眼睛突然一亮，疑是女儿回来了。有段时间，邻居们不见老人在大门口站了，进屋一看才知道老人病了，于是打电话告诉了宋瑞珍，她只好把老人家接来，悄悄安顿在离她办公室不远的一间屋子里，白天照样不知疲倦地忘我工作，晚上陪老人说说话，可说着说着就睡着丁。老人爬起身来，给女儿掖一掖被子，或者伸进手摸一摸女儿已经弯曲变形的颈椎和腰椎，鼻子一酸，泪从心里流来。

没住多久，老人执意要回家， “娘已土埋脖子了，不能为娘误了榆社的大事，你有空常回左权看看娘就行了。”

XX年农历三月初一，是母亲83岁的生日，这天宋瑞珍上街买了些蔬菜和一个蛋糕，赶回左权给老人过了个生日。那天老人特别高兴，吃饭也多了，病也像没了。女儿是娘的小棉袄，老人多想女儿能留下来住一晚上陪她说说话啊!想到榆社有那么多事等着女儿去办，老人终于没有开口挽留，只是告诉她没有药了，有些药左权买不到，宋瑞珍答应她想办法买。

这一别竟成永诀。6天之后的那个中午，像往常一样满怀期望地站在大门口痴痴等待的老人等来了心脏的一阵阵剧烈绞痛，然后永远地倒在了女儿常常停车的地方。

那天宋瑞珍正在山上看望经济林工程的植树群众，见他们吃的是风干了的馒头和有些发霉的咸菜，下山后她还特意让司机买了些方便面、火腿肠送上山去，可她竟然就忘了母亲的药。 “我如果及时送回药来……”宋瑞珍悲痛欲绝。她马上把县长和县委办公室主任叫到自己办公室，安排了一下工作，宣布了一条纪律：包括五大班子成员在内的所有人，一律不准前去吊唁，同时要派几个人在东汇路段设卡，不能放一个人去我家。消息竟然不胫而走。在榆社，宋瑞珍不仅是一个政绩显著的好官，也是一个重情重义乐于助人的好大姐，有一次她在太原开完会后连夜回榆社，约10点钟，在距官亡村 15华里远的路上看见一头牛正向县城方向走，她只好下了车找一根树枝往回赶那头牛。她不太会赶牛，但也不会开车，司机只好开车慢行，车灯照路。牛不听话，一会儿下到河沟，一会儿又钻进树林，宋瑞珍费很大很大的周折才把那头牛赶回官上村，交给焦急万分的失主，这时已是凌晨两点多钟了。老百姓对宋瑞珍的敬意最初就来自于这些小事。有一年过春节正赶上宋瑞珍的腰病严重，她非要去看几个特困户。下床试了试，寸步难移，最后她叫来了秘书，说： “你扶我上去吧，不去我也过不好这个年。”从特困户那里回来，她又要去机关宿舍看看大家，我应该感谢他们，没有大家的共同努力，哪有8100万的财政收入!”是的，那一年的春节宋瑞珍心里特别高兴。8100万元的财政收入可是1992年611万元的13倍啊! 从五大班子的领导到县委县政府办公楼上的普通工作人员；从企业领导到乡镇干部；从村干部到特困户，被宋瑞珍关心、帮助、接济过的人有多少!“现在宋书记的母亲去世了，这可能是她惟一需要帮忙的时候，于情于理我们都该去。”在东汇路口，县委办的守卡者挡回一批一批的干部群众， “这是县委的纪律，这是宋书记的命令，这也是宋书记的苦心，大家回去吧!”宋瑞珍在左权当过多年的领导，在县城办母亲的丧事，势必惊动很多人，也会在群众中造成不良的影响。所以她决定回老家石港村，而且让村里的“红白理事会”来操办，极其简朴地送走了母亲。 3天之后，安葬完母亲回榆社的路上，宋瑞珍掏出300 元对司机张师傅说： “谢谢你这两天帮我的忙，这300。元钱算是我租车费，你替我缴到机关事务管理局吧。” 宋瑞珍处理老母亲后事的做法在榆社引起子强烈的反响。人常说，世上最亲的人只有两个，一是“生我的”， 另一个是“我生的”。从人伦的角度看，宋瑞珍对不起他们，但正是这种对亲情的放弃，才使得宋瑞珍能够全心全 意地为榆社工作，真情真意地爱榆社的老百姓。在宋瑞珍看来，肩上的责任重于一切——榆社的经济建设是不是搞 上去了?榆社的老百姓是不是已经不再贫苦?其它的得失她 无暇考虑。 兄 弟榆社工作的日子在一天天地叠加，从县长升到县委书记，职务的变化增大了责任。看到企业一天天发展壮大，看到农民的收入一天天增加，宋瑞珍心里无比欣慰。但有不少时候她还是一副着急的心情，像是恨不得贫困的榆社一下子就变成天堂。县城迎春街改扩工程中，宋瑞珍就急得上了火。有一天，下午听完关于工程进度的汇报，她不放心，晚上就亲自去看，从南看到北，发现实际进展远不是下午汇报的那个进度，立刻把分管副县长叫起来训一顿，这时候已是凌晨两点多钟了。宋瑞珍经常自勉的一句话是“做人要真，做官更要真。”真情能凝聚人气，甚至可以感动一个陌路人。榆社“霸王鞭”曾是与左权的“小花戏’’齐名的传统曲种。近年来“小花戏”名扬全国， “霸王鞭”却有失传绝迹之虞，宋瑞珍很是着急。听说中央电视台的文艺编导张明和杨梅正在左权，宋瑞珍就请了过去，两天下来，他们竟被宋瑞珍感动得唏嘘不已，爽快地答应帮助“霸王鞭”艺术团。 1999年冬，该团参加“蓬莱青少年国际和平艺术节” 前夕，宋瑞珍又一次打电话给张明和杨梅，请他们再来辅导一下。两人立刻启程赴晋，不料在太原遇上了大雪，接站的人劝他俩在太原住一宿再走，可他们怕误了榆社的工作，硬是冒着车祸的危险用了七八个钟头赶到榆社。工作结束回北京前夕，县里为他们准备了不菲的报酬，他们坚决拒收， “是宋书记对人尤其是对榆社老百姓的那种真情感动了我们，为榆社工作我们心甘情愿，而且觉得很幸福……” 宋瑞珍的人格魅力感染着许多人，宋瑞珍拼命工作的精神感动着许多人，同时她也被许多人感动，像李德生、曹云莲、邓云程等榆社籍的老一辈革命家，以及一些她在左权工作时认识的老领导，他们为榆社脱贫都做了非常大的贡献。还有榆社普普通通的工人和农民，还有五大班子的同事们，假如没有他们无私无畏的配合与支持，她在榆社肯定一事无成。 1996年全县经济工作会议上，榆社县委、县政府拿出 30万元重奖作出突出贡献的企业家，震动了榆社县，震动了晋中地区。 1997年，榆社优秀企业家、县化工总厂厂长柴建明、胶丸厂厂长王庭良在县人代会和政协会上分别以高票数当选县人大副主任和县政协副主席。这在过去，企业家做梦都不敢想。 “他们赢得尊重是因为他们为榆社做出了贡献，他们建设新榆社的那股子心劲儿让我感动，也让我看到了榆社美好的明天。”宋瑞珍由衷地说。几年来，宋瑞珍与企业家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企业家们总是亲切地称呼她宋大姐。而说起宋瑞珍，胶丸厂厂长王庭良的心情十分激动，他说： “那是1995年的事了，有一次我去宋大姐那里汇报工作。没想到，我进去的时候，宋大姐正躺在床上做牵引，原来她患有颈椎增生和腰椎间盘突出症。我说，不行，我不能打扰你治病。宋大姐却笑着说，没什么，经常是这样的，你有什么话就说吧。那次谈话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人们都说当官好，我说像宋大姐这样工作，是在受罪呀，人家一个女人家来榆社图了啥，这样不要命地工作，我们本地人不好好干，能对得起谁!” 化工总厂厂长魏志生同样牢记着宋瑞珍对他的帮助： “这些年，化学工业市场老是起伏波动，作为一个县级化工总厂，经常面临着市场波动的严峻老验，每到关键时候，宋大姐都给我们最大的支持。在县里的大力支持和扶助下，我们渡过了一个个难关，化工集团已初具规模。 ‘挺一挺就会天高地宽，松口气就会人仰马翻，化工厂是榆社经济的支柱，说什么也要让它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我至今对宋大姐这句话记忆犹新。” 电厂厂长苏强说： “她对认准的事情，九头牛拉不回。为了我们电厂二期扩建工程的上马，我和宋大姐记不清跑了多少次北京。印象最深的是，有一个星期就在榆社、太原、北京来回跑了三趟。那段时间，不分昼夜奔波，她的手、脚＼＼脸都浮肿了，走路连腰都直不起来，我们看上去都不忍心，可她硬是坚持了下来，榆社电厂是振兴榆社经济的希望所在，二期扩建将把榆社经济推向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在二期项目上，宋大姐可以说是倾注心血最多的人。1998年3月5日，榆社电厂二期工程经国务院总理办公会议批准正式立项。庆功会上，我为宋大姐满斟一杯酒，我真得感谢她。” XX年，晋中地委“三讲”巡视组在榆社驻了一个月，回到榆次之后他们在各种场合无数次地宣讲他们从榆社带回来的感动：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根本不会相信几年时间榆社变化如此之大；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根本不会相信榆社老百姓会那会拥戴他们的县委书记…… 实绩——荣誉 令34个特困村整体迁入移民新村； 令开发滩涂6．8万亩，农民人均占有粮食突破1000斤；令新建、改造学校260多所，基本消灭了中小学校舍危房； 令在全省率先推行乡村一体化医疗制度，初步解决了贫困山区农民看病难的问题；令完成五桥五路等基础设施工程，实现了村村通公路，乡镇通电话；令实施药业富民的战略：全县100％的乡镇、60％的村、40％的农产参与到药业开发中。XX年，全县药材种植面积达2万余亩，产值2600多万元，农民人均增收200 多元；令县化工总厂成为全省化工行业“十佳企业“；县胶丸厂成为全国第一大、世界第二大胶丸生产企业；华榆食品厂成为全省农副产品加工十大企业之一；令国内生产总值由1994年的1．6亿元上升为4．5亿元；财政收入由1994年的1600万元上升为8000多万元；家民人均纯收入由1994年的600元上为1500元；综合实力由全区倒数第一前移5位，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连续三年居民全省第一； 6年共获省、地表彰奖励80多项；全省家建先进县、全省扶贫攻坚先进县、全省林业红旗县、全省爱国拥军模范县、全省文化先进县、全省广播电视先进县，等等；国家国计生委、卫生部在榆社召开合领先医疗现场会；省委、省政府、省军区在榆社召开“送走一个优质兵，回来一个带头人” 活动现场会，以及县域农业综合发，科技当家人培训，妇女科技等现场在榆社召开；投资1000万元兴建的5个乡镇的宣传文化站，被评为省样板工程；宋瑞珍是全国县委书记中惟一的“全国三八红旗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