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做好出版社编辑

　　对正处在身份置换转型期的出版社编辑们，面对我国出版业改革加速，跨地域、跨行业、跨媒体、跨所有制做大做强的各个出版集团公司，新业态不断出现……究竟应该怎样做编辑?

　　“狩猎者”：鹰眼找热点

　　在浩如烟海的图书市场中，编辑要想策划出版形成读书热点、市场热门的畅销书，那非得有如“狩猎者”的鹰眼，他要“多方搜寻，并且挑选出可以出版的好书”。这其实是编辑的一个重要职责：发现作者和挖掘作者潜力，出高质量的好书。

　　编辑与作者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编辑发现的内容，就是发现有价值的书稿。如果把发现有价值的书稿比作“打猎”，那么，发现可创作有价值书稿的作者就好比“猎人”眯缝着“鹰眼”，屏息守候“猎物”的出现，“狩猎”则更能反映出编辑的眼力和判断力。

　　出版社的编辑应该都是这样的“狩猎者”。一个编辑不仅要有很好的文化学术素养、语言文字功底，同时还要有敏锐的眼光和良好的社会活动能力、组稿能力和准确的图书市场判断能力。上世纪20～40年代，张元济、鲁迅、茅盾、巴金、叶圣陶、顾颉刚、张季鸾、吴宓、邹韬奋、孙伏园等名编辑，都是这样的典范，他们是编辑同时也是学者、思想家、作家，也是出色的出版经营者，在我国学术界、文化界等领域的影响力极为深远。在他们身上，可以看到一个理想编辑应具备的所有素质，如专业知识精深、视野宽广博大、精明干练等等，而且他们具有相当的人格魅力。茅盾编辑《小说月报》时，每遇新人佳作，必亲加按语给予肯定。叶圣陶将丁玲的处女作《梦珂》、巴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灭亡》、施蛰存的处女作《娟子》经发现发表在《小说月报》上。孙伏园诚请鲁迅为《晨报》专栏作家，因此诞生了《阿Q正传》。这样的编辑、作者关系，编辑成就了作者，作者也成就了编辑，双方都不愧对一个“家”字。有这样的编辑和这样的作者队伍，何愁没有好书出笼?

　　“治疗师”：耐心查病情

　　威廉斯说，编辑在图书出版流程中要扮演“治疗师”的角色。首先编辑要“细心阅读作品中的每一个字，详细而坦率地说出评语，并且建议应该修改之处”，只有这样，他才能成为“勇于批判的第一位读者”。要做到这一点，编辑就不仅仅要在各门科学知识中做到博览饱学，而且要有为人作嫁、甘为人梯的精神，同时还要有面对如山的书稿不畏艰辛劳苦，甚至以苦为乐的精神，摒弃浮躁和草率……面对这样的境界，出版行业不少优秀编辑可说是无愧编辑这份职业。但在当下，还有这样一些现象，出版社渐渐偏向做获利快的教辅读物，选题大多雷同，数量猛增，任务繁重，致使不少编辑也渐渐将编辑工作自我减负为快速审稿甚至干脆不看稿，等工厂排版送来校样直接交由校对处理。

　　以上描写的可能只是一种极端的病况，但在业内人士都会感到这些病况在多数的出版社都有不同程度的存在。编辑如此这般对待书稿，如何谈得上准确判断、琢璞识玉、沙里淘金、修改润色呢?编辑连书稿都不看了，只能算是个“守株待兔”的“青光眼”，为世人诟病。这一职业流行病，已触目惊心地警示出编辑基本操守的缺失，与“治疗师”的境界相去甚远。

　　“双面人”：爱心勇奉献

　　外国出版社在完全企业化、市场化条件下，编辑职业的特性要求一位编辑必须在不同的人面前扮演不同的角色。“在面对作者的.时候代表出版社”，就是要求编辑具有敏锐的市场意识和经营头脑。“在面对出版社的时候又代表作者”，则指的是编辑应具有作者所具备的文化素养、品性和精神追求，编辑愿意全力以赴协助作者找到最有效的方式与出版社合作。这样的编辑一方面兼顾到作者精神上、情感上以及经济上的需求，同时也兼顾到出版社的发展和利益，直到成功出版一本一炮打响的好书。但对正处在身份置换、转企改制历史大转型时期的我国出版业的编辑们，面对我国出版业改革加速，跨地域、跨行业、跨媒体、跨所有制做大做强，新业态不断出现的新局面和新环境，无论是强化编辑角色，还是强化作者意识，应该说都具有重要的思考和借鉴的意义。

　　由于外国出版社编辑扮演“双面人”的角色，公关活动占据了大部分的办公时间，结果只有在下班后才有空真正地阅读和进行案头编辑工作，而且大都是在晚上和周末。因此，威廉斯强调：“我必须再重复一次：你必须热爱编辑工作，才能当编辑。”

　　作家茹志鹃当年献给编辑的赞语：“你的成功，消亡在别人的成功之中;别人的失误，却要分担惩罚。掌声和鲜花，只属于作者;你只在无声无息的后台，完成自己的价值。”

　　的确，编辑是辛勤的“园丁”，扶植、培育百花开放，自己却不争春。编辑是手艺高超、精细的“裁缝”，终年补绣缀锦，奉献给别人知识的新装，却从不计回报。

　　热爱编辑工作，终身默默奉献，美誉传世的有主编《百科全书》长达25年的狄德罗，有发现并成就了海明威、菲茨杰拉德及沃尔夫等名作家的珀金斯……“当许多作者在刚出炉的书中发现可怕的文法、造句、不实资料、排字上的错误，甚或更糟糕的，被幸灾乐祸的朋友或评论家指出这些错误时，都不禁感叹：‘今天的珀金斯在哪里?’”我们也要缅怀前文提到的我国的一大批杰出的编辑出版家。那个时代、那些人，其实离我们不远，有一些还与我们共同经历了20世纪下半叶的风雨，但是其风骨、学养、见识似乎又离我们的时代很远，我们看到的是逝去的背影。现在，关于那一代文人名士的个案或集体的研究方兴未艾，应该说这是在一片功利和浮躁的风气中，学术文化出版界的一个亮点。他们坚持“独立的人格”，不满足于消极的洁身自好，对国家、民族有高度的责任感，抱负都在“兼济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