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万五千里长征简介

二万五千里长征，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从长江南北各根据地向陕北根据地进行的战略大转移。1934年10月开始，1936年10月结束。历时两年，行程二万五千里。

　　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红军（第一方面军）连同后方机关人员8.6万余人被迫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分别从江西的瑞金、雩都（今于都）和福建的长汀、宁化出发，开始长征。长征初期，“左”倾领导人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并且把战略转移变成搬家式的行动，随军带上印刷机器、军工机器等一切笨重的器材，使部队行动迟缓，对于行军打仗极为不利。红军英勇奋战，连续突破敌人的四道封锁线，转移到湘江以西地区，但已损失过半。这时，蒋介石已察觉红军的前进方向是要到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立刻调集重兵，准备将中央红军一网打尽。在这危急关头，中共中央接受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12月15日，红军攻占了贵州黎平，18日，中共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正式通过决议，放弃向湘西前进的计划，改向黔北挺进。黎平会议是红军战略转变的开始。12月底，红军进抵乌江南边的猴场（今草塘）。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猴场召开会议，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提出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创建川黔边新根据地的战略任务。会后，红军强渡乌江，把国民党的追剿军甩在乌江以东和以南地区，于1935年1月7日占领遵义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遵义会议后，红军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的指挥下，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忽东忽西，迂回曲折地穿插于敌方重兵之间。在贵州以西，曾四次渡过赤水河，使敌人疲于奔命。随后，出敌不意，南渡乌江，进逼贵阳，直入云南，抢渡金沙江，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5月顺利通过大凉山的彝族地区，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翻过终年积雪的夹金山，于6月14日在四川懋功、达维地区与从川陕根据地转移的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两大主力会师后，6月26日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确定了红军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以便领导全国抗日运动的战略方针。但张国焘反对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战略方针，而主张向川康边界少数民族地区退却。由于张国焘的阻挠，使红军在懋功和毛儿盖地区停留一个半月，致使胡宗南得以重兵控制经松潘北去的交通要道，红军陷于被动地位。8月4日，党中央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了政治局会议，重申两河口会议确定的北上战略方针，对张国焘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鉴于松潘战役计划已被张国焘破坏，决定红军主力出敌不意，穿过草地，迅速夺取以岷州为中心的洮河流域，并依据这个地区东进，以便取得陕甘宁广大地区。毛儿盖会议以后，红军分为左、右两路军。右路军由毛泽东、周恩来、徐向前率领，穿过荒无人烟的茫茫草地，到达巴西地区，打开通向甘南的门户；左路军由朱德、刘伯承、张国焘率领，向阿坝地区开进。当左路军通过草地到达阿坝地区后，张国焘反党野心大暴露，拒绝执行中央北上方针，擅自率领左路军重过草地，向南退却到天全、芦山、大小金川等地，公然进行分裂红军的活动。张国焘还给右路军中的陈昌浩发密电，妄图以武力裹胁党中央和右路军南下。密电幸被右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发现，并报告给毛泽东同志。中央在巴西立即召开紧急会议，采取果断措施，率领一、三军团组成先遣支队（陕甘支队）迅速北上，渡过渭水封锁线，到达俄界。1935年9月12日，党中央在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了张国焘分裂红军，违抗中央命令的严重错误。会议后，中共中央率陕甘支队迅速北上，攻占天险腊子口，到达甘肃岷县以南的哈达铺。在长征途中，中央偶然得知陕北有相当大的一片苏区和相当数量的红军。9月27日，政治局常委在榜罗镇开会，决定放弃创造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计划，而把陕北作为革命的大本营。1935年10月19日红军抵达陕北根据地保安县吴起镇。11月初，与由徐海东、程子华、刘志丹率领的陕北十五军团胜利会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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