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富论读后感作文8篇

　　每个国家成员的劳动都是为本国国民提供生活所需的必需品和便利品，或者是用这部分产品换取外国的必需品和便利品。影响一国成员数量多少的原因，也就是说劳动提供的必需品和便利品数量的多少的原因。斯密说有两个：一个是劳动者劳动技能的熟练，也就是现在所说的生产力，一个就是从事有用劳动和无用劳动的比例。相对这两点，第一点的影响更大，因为在历史的长河中，有很多文明未开化的种族中，人民有时候必须抛弃或者杀死其中的老弱病残，以保证种族的延续；在许多文明开化的社会中，总是有许多从事无用的劳动的人，比如古代的官员和军队！

　　劳动分工使得同样数量的人，生产的商品大大增加。这要归因于三种情况：第一，每一个工人只从事一种工作，能提高劳动熟练程度；第二，节约了从一种工作转换到另一种工作的时间；第三，发明了一些机器，大大提高劳动效率。那造成分工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在人类族群内部是禁止偷盗和抢劫，所以某个人想要获得某种物品只有两种途径：一种是自己劳动获得，一种通过交换获得。在族群内，某些具有特殊才能的人，比如善于制造弓矢的人发现自己专心制作弓矢比自己去打猎更有利；比如善于造房的人发现自己专心造房比种田更有利，于是他们就是专心从事某种劳动了，分工就产生了。交换引起了分工，分工的程度必然受到交换能力即市场范围的制约。因为市场太小，劳动者无法用他们自己消费不完的剩余劳动产品来随意换得需要的别人的劳动产品。最先开化的种族都是在河流附近，因为在交通不发达的时代，相对来说，水运对于陆运有天然的优势：第一，水运风险较低，陆运要通过野蛮民族的领地，危险较大；第二，成本相对较低，通过水运需要的人数和交通工具较少。所以由于水运的好处巨大，工艺和产生的改良出现在水运便利的地方就理所当然，这样改良要很久才会传到内陆地区。

　　当劳动分工完全确立后，一个人自己的劳动只需要很小部分就可以满足自己的需求。他必须拿着自己用不完的劳动产品来换取其他人的劳动产品。在交换的过程中，有一些物品得到所有的人的公认，可以换取所有的劳动产品。在这期间，有贝壳、糖很多的物品充当了这个角色，但是最终都被金属所取代。这是因为金属易于保存，易于分割。于是金属货币就这样产生了。

　　一个人是贫还是富，依照他能享受的生活必需品，便利品和娱乐品的多少和品质决定。商品的价值分为真实价格和名义价格。任何商品的真实价格就等于该商品能使他购得或者支配的劳动量，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是尺度。世间所有财富，最初都是用劳动而不是用金银购买的。虽然劳动是所有商品的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但是商品的价值通常并不是用劳动去衡量的，而是通过商品的名义价格去衡量的。通常而言，劳动也像商品一样有真实价格和名义价格。所谓真实价格就是报酬劳动的一定数量的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所谓名义价格就是一定数量货币。劳动者的贫与富，不是与劳动的名义价格成比例，而是与劳动的真实价格成比例。劳动的真实价格，一年一年的来说货币更容易体现。一个世纪来说谷物更容易体现。

　　在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之前，劳动是决定各种物品相互交换的主要标准。比如，两个小时劳动才能获得的物品的直接必定两倍于一个小时就能获得的物品。如果要让资本投入生产，必须给其相应的报酬（也就是资本利润），这个时候资本也参与了劳动产物的分配，资本的利润与资本的规模有关。土地私有化之后，地主会要求土地上所有的产物中的一部分会自己（也就是地租），这个时候地租也参与劳动产物的分配。劳动不仅衡量价格中分解为劳动那一部分的价值，而且衡量价格中分解为地租和利润的那部分价值。分开来说，每一件商品的价格或交换价值，都是由这个是那个部分全数或者其中之一构成。合起来说，构成一国全部劳动年产物的商品价格，比如由这三个部分构成，并且财富就是以这三种方式在不同的国民之间分配。一国财富的劳动产物的普通或平均价值是逐年增加，还是逐年减少要取决于工资，利润以及地租是以怎么样的比例在国民间分配。

　　商品的自然价格就是一种商品如果不多不少恰恰等于生产，制造这商品乃至运送这商品到市场所使用的按自然率支付的地租，工资和利润，这商品就是按自然价格出售的。商品的市场价格就是商品通常卖出的价格。商品的市场价格有时高于自然价格，有时低于市场价格。市场上愿意支付自然价格的人，称为有效需求者，他们的需求是有效需求，因为这种需求使得商品的出售可能实现。市场上任何一种商品的供售量，如果不够满足这种商品的有效需求，那种愿意支付自然价格的人就不能得到他们所需求的数量，他们当中有些人，宁愿支付高价格也不愿意得不到商品。于是竞争便在有效需求者之间发现，市场价格高于自然价格，价格上升程度大小，要看货品的缺乏程度和竞争者富有程度和浪费程度的大小。

　　反之，如果市场上的供售量超过了这种有效需求，这种商品就不能全部卖给愿意支付自然价格的人，其中的一部分必须卖给出价较低的人，市场价格于是低于自然价格。下降程度的大小，要看卖方怎样急于要把商品卖出，易腐败的物品比耐久性商品在卖方之间竞争更大。市场价格虽然能长期高于自然价格，但是却不能长期低于自然价格。如果市场价格低于自然价格，必然是工资，利润或者地租中某一方或全部都不能达到自然率。这样这三方肯定抽掉一部分，使商品数量接近有效需要量，向自然价格靠近。自然竞争的市场价格一般都是卖方能承受的最低价格，垄断的市场价格都是有效需求者能承受的最高价格。

　　关于劳动工资和利润，如果一个人通过劳动不能获取养活自己，那他必须通过坑蒙拐骗来获取他活下去的必需品。所以在制定最低工资时必须要让劳动者能养活全家人。最高工资不是出现最富裕的社会，而是出现在最快富裕的社会，也就财富增加最快的社会。在不断进步的社会资本具有较低的利润，劳动者具有较高的工资；在财富停滞的社会资本具有较高的利润，较低的工资；在即将衰退的社会，资本具有最高的利润，最低的工资。

　　英国亚当·斯密所着的《国富论》，全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此书初版于1776年，就是美国《独立宣言》发表的那一年。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方面，《国富论》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国富论》的编者马克斯？勒纳评论说：“这是一本将经济学、哲学、历史、政治理论和实践计划奇怪地混合在一起的书，一本由有着高深学问和明敏见识的人所写的书。这个人有强大的分析能力，能对他的笔记本中所有的材料进行筛选；又有强大的综合能力，能按照新的和引人注目的方式将其重新组合起来，斯密对他当时的学术领域的各种思想是极为敏感的。他像后来的马克思一样，不是一个关在自己房子里的与世隔绝的学者，他仿佛全身装着天线，能收到并吸收所能接触到的一切信息。他在封建欧洲解体之末、近代世界开始之时写作，在这个世界中，封建制度仍以既得利益集团经常表现的顽固性在坚持。他正是为反对这种利益集团而写作的。结果是，他的书不只是为图书馆架藏而写的，它对经济意见和国家政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形成了我们今天住在其中的整个生活环境。”

　　斯密在《国富论》中要回答的最后问题是，（读书笔记）感情与“公平的旁观者”之间的内在斗争，在社会的长期演进中究竟是怎样在历史本身的大舞台上发生作用的。这个问题的答案见第五编，他列举了社会发展的四个主要组织阶段，除非由资源的匮乏、战争或政府的坏政策予以阻止，否则这些阶段是会连续进行的。这四个阶段是：猎人的最初“野蛮”阶段，原始农业的第二阶段，封建或庄园“耕作”的第三阶段，商业上相互依存的第四阶段。每一阶段伴有与它的需要相适应的制度。例如，在猎人阶段中“没有任何财产……因此，也就没有任何确立的行政长官或正规的司法行政”。随着牛羊群的出现，产生了比较复杂的社会组织形式，不仅包括“可怕的”军队，而且有不可缺少的法律和秩序堡垒。斯密思想的核心是：这种制度是保护特权的工具，不能用自然法为之辩护。他说，“文官政府是为了财产的安全而设立的，实际上是为保护富人反对穷人而设立的，即为了保护有些财产的人反对根本没有财产的人而设立的。”最后，斯密将演进描述为从封建主义走向一个需要有新制度的社会阶段，这种新制度是由市场确定的而不是由同业公会确定的，是自由的而不是受政府限制的。这在后来称为放任自由的资本主义，斯密称之为完全自由的制度。这种物质生产基础的连续改变，将带来的上层建筑的必然改变，这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有明显的相似之处。可是也有一个重大的差别：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的最后动力是阶级斗争，而在斯密的哲学史中，主要的推动机制是“人性”，由自我改善的欲望所驱使，由理智所指导。

　　《国富论》远远不是一部通常所认为的学术论文。虽然斯密也劝说放任自由，但他的论证却更多地是反对政府干预和反对垄断；虽然他赞扬贪欲的结果，却又几乎总是鄙视商人的行为和策略。他也不认为商业制度本身是完全值得赞美的。

　　当读了这本书的速读之后，我了解了很多很多，就是重新认识了市场经济的不稳定性，和对国家宏观调控的必要。这本书十分微妙地将经济学、哲学、历史、政治理论和实践计划巧妙的融合在了一起。他并不是一个把自己关在房子里的与世隔绝的作者，而是经过大量的调查实践论证分析，所以，我们在少年阶段必须要珍惜时间，抓好机会，拓展自己的知识面，为自己学习专业做辅助。

　　1、分工合作

　　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方面，在开始就讲了分工，所以读了这本书之后，对劳动分工的印象比较深。劳工分工可以提高劳动效率，劳动分工是劳动效率提高的主要原因。其实我们在社会中感受非常深刻。针对分工的好处，我认为工作时间会缩短很多，工作效率也便提高了，还可以扩大影响力，他们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所以我们要懂得分工合作，取别人的长处来补充自己，这样才能在以后竞争十分激烈的环境中立足。

　　2、劳动价值

　　我认为这本书比较受重视的还有劳动价值，在这里作者基本阐明了资本家和工人自己的劳动关系就是吸收工人身体里面的体力，当工人自己的创造的价值和他们的劳动所得持平或者低于自己所创造的价值的时候，资本家肯定会裁员，作者把这种劳动关系理解成衡量一切商品的尺度，这也最贴切不过了。

　　3、三个阶级

　　这一部分主要讲的是人一般分为三个阶级，工人阶级，地主阶级，资本家，他们构成了工业时代生产力的三个基本要素，就是劳动收入——工资，资本的收入——利润，地主的收入——地租，三个阶级是一个生产力统一的整体里面肯定是相互制约，相互斗争的。首先资本家雇佣工人都想减少劳动价格，加大劳动时间，提高劳动效率。但是工人希望标准的工作时间和丰厚的利润，资本家和地主之间地租的相互磋商，这看似是独立的整体无形中有了矛盾。

　　4、资本、劳动生产和再生产

　　资本家通过榨取工人的生产价值来积累自己的资本，加上劳动用的土地，工厂，机器等等，这个资本就叫固定资本，有类资本有野心的资本家还会“侵略”更多的资本，就这样循环往复，只有不断的生产，来吸收资本。

　　5自由经济

　　我认为这本书的最可取和贡献最多的来自这个部分，他认为经济应当自由放任，顺其自然，人们都是为了自己的目标前进的时候也在无形给国家带来了财富，他认为国家财富的多少不是取决与国家拥有金银的多少，而是来自国家的充富繁荣，和如何利用自己的资源，发挥自己的优势，拥有人才的多少！其实他的认为不完全对，自由贸易就好象是“看不见的手”，但是要想这个手充分的发挥作用国家应当适当的调控，他还认为国家应当还有其他的责任就是外交，内修政理，其次就是公共设施的建立！

　　我认为这本书虽然也是错误多多，但是在那个时期提出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还有但事物是发展变化的，可能这一主张在现代社会中是错误的，但是在以前社会中可能就是正确的！因此，我们现在阅读这本书的时还应该结合现实生活，而且更加应该结合我们中国的国情来看待经济学中的系列问题。

　　《国富论》是亚当。斯密的作品，其中他跟我们一一分析了经济与国家的种种关系，读后笔者觉得受益匪浅。

　　亚当·斯密在230年前就熟悉牛顿的思想，他还撰文赞扬过牛顿，后来他用牛顿的物理学原理作为经济体系，造出了一本掷地有声的《国富论》，后来西方就出现大量的所谓经济学名著。因此，世界就像开设了一个经济文化大赌场，所谓的经济学家就像赌场中一个个旁观他人输赢的马仔，围绕着博弈实体经济学理论凭个人感觉进行猜测，凭个人主观意愿盲目欣赏。但《国富论》里没有引入输赢与均衡的标准，没说怎样取胜，没有给出一个整体如何对大小的区分，没有开端，没有终结，也就是没有边界，都是一些宏观抽象的概念。无论混沌和有序怎样互相转换，《国富论》中并没有给出任何博弈行为取胜的依据。全世界经过230多年的研究，没有发现什么有效可示范的依据。230年以来，无数人渴望从书中挖掘有用的东西，最终发现了一句话“看不见的手”，它在《国富论》中只出现过一次，众所周知，一篇巨著里一个词出现一次，最多只能称其为一个文化信息，一个词偶然地出现，这不是经济学思想，更不是理论，亚当·斯密也就没有定性解释过它的本质特性。人们对它似懂非懂，几乎所有人的解释都是自圆其说，一传十，十传百，无限的放大，“看不见的手”就成了神话。

　　今日我们用《博弈圣经》实体与性质的观点解释“看不见的手”，它就是博弈实体法则的威力。博弈实体法则的瘾魂是市场经济的灵魂，其内在逻辑是道德与博弈的法则，市场经济就是根据一套“博弈法则”使资源配置通过道德协同与博弈协同得到调整，亚当·斯密的“自发秩序”和“看不见的手”都是在观察博弈实体时得到的感觉。他宣称市场经济要自由放任，一切追求最大化，他是为了维系两个假设，一是效率，二是穷人的生活。亚当·斯密的“比较优势”只有对那些追逐自我利益的人们才格外地积极，这会带来你死我活的竞争和掠夺。西方的经济学大师，今日的大政治家、博弈专家都明白，二人同性质的博弈对局不是博弈实体就不存在“看不见的手”，对个体疯狂的掠夺就无法干预。可以想象在230年前亚当·斯密已经模模糊糊地感觉到了博弈实体的威力，可惜他还没有认识到博弈实体的本质特性，他感觉到，“人类行为的结果是非存心出现的”，好像参与者带来的利益不是上帝，也不是政府，都是吉祥慈善是“看不见的手”给予的，这是一个赌徒，对赌博结果的无奈，对博弈实体的无知才有这种莫名其妙的感觉。我们从逻辑的哲学出发，研究科学发展观的博弈实体战略，发现它的文化结构复杂而宏大，人们难以理解，语言也很难表达，它比《国富论》描写的“看不见的手”复杂得多。“看不见的手”只有简单的几个逻辑步骤就可以告成，特别对哲学素养准备不足的经济学家他首先感觉到“看不见的手”语言流畅，琅琅上口，还有一个“手”以稳固的形象在场景中的表现，它还抽象而高度概括了市场运行机制恰是“看不见的手”，人们就深信不疑，学者也相信它，传播它，把它神话了。

　　马克思、恩格斯也讽刺过“看不见的手”，“这种关系就像古代的命运之神一样逍遥于环球之上”。“看不见的手”没有表述政府特殊宏观调控对市场干预产生的社会效应，没有谈到政治人物和政府行为追逐国家利益的外交动机会产生巨大的经济价值，没有表述官员的行为是代表国家实体战略的手，这是亚当·斯密理论的缺失。

　　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不会演绎出正理均赢论，这是一个政治、经济、外交的通用名词，不谈正理均赢论，人们就会缺失道德，缺失人性，缺失对博弈实体社会的凝聚力。经济学的理论忽略博弈实体政治的社会特性也只能称为个体经济学和穷人经济学。如果不谈正理均赢论，一切追求最大化，它会逐步地使经济资本不断的扩张、掠夺、侵略，一定会跨越良知和人性，它没有具体阐明博弈实体法则的重要性，这不是一个完整的经济学理论。

　　忽略博弈实体政治，单一的追求主体效率最大化，有权有钱的人不知道自己与实体的关系，就会藐视博弈实体法则，使人的利益透支，权益透支，肆无忌惮，变本加厉，最后的疯狂形成巨贪罪恶，一切追求经济最大化的经济衍生物，像道德与诚信将会消失，一切浪费、污染、错误都包藏起来，表现虚拟的实体假象，最后造成经济危机，物价膨胀和市场经济大萧条。我们看《博弈圣经》二人对局的取胜原理，再看科学发展观的定义可知，以人为本的行为才是经济学的核心议题。《博弈圣经》在开篇中有一句话：“博弈并不关注目的的本身，而关注达到目的的行为，达到目的的行为才是经济研究的内容。”

　　在20xx年东南大学图书馆人文社会科学类图书借阅量经济学类著作的排名上，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稳稳排在第一，而充斥了这个排行榜的书几乎清一色的全是各个学科的辅导书，在这个应试教育横行的年代，亚当斯密大人在300多年前为市场经济留下的财富直到今天还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亚当。斯密所著的《国富论》，全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此书初版于1776年，就是美国《独立宣言》发表的那一年。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方面，《国富论》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国富论》的编者马克斯？勒纳评论说："这是一本将经济学、哲学、历史、政治理论和实践计划奇怪地混合在一起的书，一本由有着高深学问和明敏见识的人所写的书。这个人有强大的分析能力，能对他的笔记本中所有的材料进行筛选；又有强大的综合能力，能按照新的和引人注目的方式将其重新组合起来，斯密对他当时的学术领域的各种思想是极为敏感的。结果是，他的书不只是为图书馆架藏而写的，它对经济意见和国家政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形成了我们今天住在其中的整个生活环境。"

　　亚当·斯密于1759年和1776年分别出版了《道德情操论》和《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两部闻名于世的著作。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详细阐述了人的行为的优缺点、责任心、同情心、高尚道德，建立了以人的利他心为出发点的道德价值体系；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中构建了一个以人的利己心为出发点的经济学价值体系。后来，德国的斯卡尔钦茨基在《斯密的道德哲学及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一文中指出了“斯密难题”，即《道德情操论》中的利他与《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中的利己很难在商品经济领域中实现统一。这样，关于“斯密难题”的争论至今众说纷纭，观点不尽相同。

　　虽然这本书被说成是经济学的著作，但经济永远是和政治密不可分的。作者写这本书的时候，正处于美国独立战争爆发之前的紧张时刻，作者提出的方法如果能够得以实现，也许今日世界的版图会大不相同，而英国政府恰恰选择了目光短浅的作法，致使美国独立。亚当斯密认为：英国作为一个国家，完全没有必要把国都局限于英格兰本土，而应该对帝国版图内一切地区平等看待，哪里交的税多，哪里的议员数量就应该多，最后整个国家的首都都可以迁到交税最多的地区，如果这一理想实现，恐怕现在的美国就会是一个大的英国。

　　另外，关于殖民地管理，也让我们从另一个侧面了解到了西方政府的立场。据亚当所述，东印度公司这样的殖民地公司与政府的关系并非象我们所想象那样。实际上，这样的公司是欺上瞒下，一方面骗取政府信任，获得巨额贷款及贸易独占权，另一方面又在印度欺压当地人民，结果是：英国政府一点都没有从这样的殖民政策中得到任何好处，而印度人民更是损失惨重。那么，钱财到哪里去了？都被东印度公司的人贪污腐化浪费掉了。简单地说，就是整个世界并没有从这样的殖民政策中得到利益最大化，并且这样的政策严重阻碍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也就是说使世界变得贫穷。所以，战后的反殖民运动有其天然合理性，纵使对英国这样的老牌殖民主义国家来说，反殖民运动不但不是一件坏事，而且是一件好事。

　　亚当·斯密是现代经济学的奠基人，他关于市场机制的`论述已成为经济学的基石，在他去世的200多年间一直被视为“至圣先师”。但是，斯密在天堂过得并不开心，人们崇拜他，谈论他，但是却并不了解他的思想真谛，只是用他的某个思想来为自己服务。《国富论》总结了近代初期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批判吸收了当时的重要经济理论，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运动过程做了系统的描述。亚当。斯密第一次对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做出了系统的研究，创立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把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国富论》中要回答的最后问题是，感情与"公平的旁观者"之间的内在斗争，在社会的长期演进中究竟是怎样在历史本身的大舞台上发生作用的。这个问题的答案在第五编，亚当。斯密列举了社会发展的四个主要组织阶段，除非由资源的匮乏、战争或政府的坏政策予以阻止，否则这些阶段是会连续进行的。这四个阶段是：猎人的最初"野蛮"阶段，原始农业的第二阶段，封建或庄园"耕作"的第三阶段，商业上相互依存的第四阶段。每一阶段伴有与它的需要相适应的制度。例如，在猎人阶段中"没有任何财产。因此，也就没有任何确立的行政长官或正规的司法行政"。随着牛羊群的出现，产生了比较复杂的社会组织形式，不仅包括"可怕的"军队，而且有不可缺少的法律和秩序堡垒。斯密思想的核心是：这种制度是保护特权的工具，不能用自然法为之辩护。他说，"文官政府是为了财产的安全而设立的，实际上是为保护富人反对穷人而设立的，即为了保护有些财产的人反对根本没有财产的人而设立的。"最后，斯密将演进描述为从封建主义走向一个需要有新制度的社会阶段，这种新制度是由市场确定的而不是由同业公会确定的，是自由的而不是受政府限制的。这在后来称为放任自由的资本主义，斯密称之为完全自由的制度。这种物质生产基础的连续改变，将带来的上层建筑的必然改变。可见，在斯密的哲学史中，主要的推动机制是"人性"，由自我改善的欲望所驱使，由理智所指导。

　　斯密死后，人们把《国富论》奉为经济学的圣经，把他关于利己的人受“看不见的手”引导增进了社会利益的思想，作为市场经济千古不变的基本原则，却把《道德情操论》几乎忘得一干二净。于是，市场经济缺少了道德，引发了许多罪恶，在个别地方甚至成为灾难。

　　《国富论》，顾名思义，就是要研究什么是财富和如何增加财富的，即如何“富国裕民”的。以后的经济学家把斯密的思想简单地概括为三点：第一，追求财富增加是每个人和社会的目标；第二，利己是个人从事经济活动的动力，即人是经济人；第三，市场上价格这只“看不见的手”把个人利己的行为引导向有利于整个社会，即经济中的自由放任。这是现代人对斯密的理解，也是由古典经济学发展而来的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原则。

　　历史上曾出现过的各种市场经济，其中一大部分是坏市场经济。原始资本积累时期的市场经济是掠夺式市场经济——靠对海外殖民地和国内劳动人民剥削和掠夺的市场经济；东南亚、拉美和东欧国家的市场经济是一种权贵市场经济——少数人靠权力侵吞国有资产而致富，多数人堕落为赤贫者的市场经济；许多国家曾经或正在形成的贫富对立的市场经济——只注意效率而忽视公平，两极分化的市场经济；一些发展中国家出现的污染性市场经济——以环境严重破坏和生态失衡为代价来发展经济的市场经济。当然还有各种半计划半市场的伪市场经济。这些都不是斯密心中的好市场经济。

　　现代经济活动追求的应该是斯密理想中的既有公平又有效率、在道德基础之上运用市场机制调节的好市场经济。但这条路不是笔直的，在这个过程中出现偏差也不奇怪，关键是要及时纠正错误。例如，把GDP作为一切，用增长代替社会全面的发展。其结果是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社会矛盾加剧。这并不是说GDP不重要，只是说GDP不是惟一的。斯密在《国富论》中所强调的财富增加不等于幸福增长就是这个意思。

　　市场经济承认人利己的合理性，也要利用它来发展经济。这就体现在社会与企业激励机制的建立上。但做到这一点并不难，难的是还要人们建立起能克服自私的“道德情操”。我们目睹了金钱欲爆发之后的种种罪恶，会感到斯密称《道德情操论》比《国富论》更基本的含义。市场经济应该是一个讲道德的经济。没有诚信、同情心这些最基本的道德观念，市场经济就会引发灾难。道德的建立要靠法律和制度，也要靠教育。

　　《国富论》，被誉为西方经济学的圣经。一直以来，对于这样专业而高深的书籍是敬而远之的，这一次，在推荐的书目中，我首次拿起它并阅读其中对于经济学的深刻分析，颇多感慨。

　　这本书产生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各个不同侧面详细而严谨地论证了如何增加国民财富和促进经济的发展繁荣。他采用了以微观经济分析为基础的宏观分析方法，综合了人性论、法律与政治理论及经济思想理论的分析视角，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经济学理论体系。

　　亚当斯密认为，对工资劳动者的需求必须随每一个国家的收入和资本的增加而增长。而没有后者的增加，就不可能有前者的增长。而收入和资本的增长就是国家财富的增长。没有国家财富的增长，也就不可能有对劳动力需求的增长。这并不难理解，国家财富的增加有利于个人工资的提高，而个人工资的提高必然大大刺激了工人的生产积极性，从而为社会财富的增加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在那个以农业为主导的时代，资本的增加引起社会资本总量的增加这一过程中，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劳动生产率得以不断提高，使得整个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总量在整体上大为增加。然而在知识经济和信息社会，这种国家财富增长所引起的劳动力需求的增长的效果并不十分明显，甚至还有减小的趋势。同时，在我国存在着这样的现象：在国民经济持续高涨的同时，尽管有劳动力需求的大量增加，但国内的就业形势却日益严峻，失业人数逐年增加。当然，这其中有人口的增长快于经济的增量、劳动力素质与就业岗位不匹配等其他方面的原因，但至少也说明斯密的这一理论没有考虑到诸多的外生变量，需作进一步的改进，以使其更具代表性和说服力。

　　亚当斯密认为，当一个人的资财，只能维持他几天或几个星期的生活时，他会很少考虑从这笔资材中获取收入。他会尽可能地节约消费，希望依靠自身的劳动，能获得一些收入来增补这笔资财。他的资财完全来自他的劳动收入。各国的穷苦劳动者大多过的这种生活。的确，温饱问题如果都仅能勉强满足，那么多余的消费根本就是妄想，因为，社会的发展和推动是需要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唯有最大限度的调动大家的消费欲望，才能为社会财富的增加提供长期的保障。

　　亚当斯密认为，一个为了消费而借贷的人很快就会破产，而借钱给他的人通常也会后悔自己的愚蠢。因此，为了这样一个目的不论是借款还是贷款不管什么场合高利盘剥是不可避免的，对于双方均将不利。因此，借款也是要有一定的条件的，如果仅仅是为消费而借贷，这样只会助长社会的不良风气，也会让富有的人丧失信心，最终不利于社会的进步。

　　社会的发展是多方面的，经济的运行更是错综复杂，我们需要从中慢慢去发现并寻找其中的规律，通过高度的总结来让其更好地为人类社会服务，因此，我们的路还很漫长，希望国家也能更好地发展，成为世界强国。

　　《国富论》全书共分五篇，囊括了政治经济学原理、经济史、经济学说史和财政学，可以说既是一部经济学的百科全书，也是经济学的一部奠基之作。虽然它体系庞大，内容广泛，但首尾一贯，结构严密。全书始终围绕的一个主题，就是如何促进国民财富的增长。

　　财富的源泉是什么？斯密在序言中开门见山地说：“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既然“劳动是财富之父”，那么，要增加财富，就得提高劳动效率，或者是增加劳动数量。

　　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很详细的论述了分工的重要性。不管是对生产效率的提高还是管理的时效性或者生产设备的创新方面都有着很重要的作用。

　　斯密认为，交换是人与生俱来的倾向，欲将取之，必先予之，由于交换而产生了分工。那么，商品的交换价值如何确定呢？斯密明确地指出：“劳动是衡量一切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这就等于说，商品的价值取决于劳动。但是斯密同时声称，这个理论只适应人类社会的野蛮时代。一旦资本积累起来，投入到企业，或是土地变为私有，情况就要另当别论了。因为此时的劳动产品，不再全部归劳动者所有，其中一部分作为利润和地租，被雇主和地主收入囊中。

　　由此，斯密又得出了一条结论：在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发生之后，决定商品价值的就不光是劳动了，利润和地租也得算上一份。这样一来，工资、利润和地租，就不仅是一切收入的来源，而且还是“一切交换价值的三个根本源泉。”

　　如此，斯密就不知不觉地由劳动价值论，转到三种收入决定价值的理论上去了。马克思把三种收入决定价值的理论，叫做的“斯密的教条”，后来的西方经济学的不少理论，如生产费用论、节欲论等，都可以从它那里找到思想源头。斯密揭开了商品价值的神秘面纱，的确功不可没，但另一方面，在价值问题上他又含糊其辞，举棋不定，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模棱两可的答案。后来的经济学家各取所需，斯密的哪一种解释对他们的胃口，便采纳哪一种。甚至连那些势不两立的学派，也能同时从斯密那儿，找到本派发端的痕迹。

　　《国富论》是经济学的奠基之作。但其中的思想远远超出了经济学的范畴。在其中也能找到关于人类发展历史的描述。由于水运的便利优于陆路，水路有庞大的网状结构，能将生产的产品运到很远的地方去发生交换行为。同时水路是天然产生的，在几千年前随着人类的出现都一直存在，它的不易变根性决定了人类只能伴随着河流而居，而改造河流也是近代科技发展的结果。河流对于交换的有利性，促进了经济行为的发生。从而带动了地区的繁荣，富裕了人民生活。这样又吸引着更多人的迁入，加入经济生产环节。如此循环，城市的规模就出现了。也就生出了人类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