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福鼎·艾则孜

　　毛主席批准我入党

　　作者：赛福鼎·艾则孜[维吾尔族] 王庆江 译

　　邓力群同志将阿合买提江一行赴京座机失事的消息电告中央后，收到中央复电，电文中首先对阿合买提江一行的不幸遇难表示沉痛的哀悼，然后指示我们另派代表团赴北京，三个人也行，由赛福鼎率团火速启程。我们经过磋商决定除我以外再议定两位代表。我提出两名代表中一个哈萨克族，一个汉族为好。邓力群同志同意了。我们先选字涂治为汉族代表，决定马上把他从乌鲁木齐接来。在我们商议哈萨克族代表时，苏联朋友给我们推荐了塔城副专员阿力木江·衣克木巴耶夫，我没同意，理由是，第一他不是哈萨克族，第二他本人的条件也不合适。在哈萨克族人选上着实争论了一番。当时苏联朋友从各方面做工作，也来说服我。他们的意见没人能够拒绝，其他人都表示同意，我也无可奈何只好同意。

　　我们紧张地进行出发前的准备工作，起草报告，准备材料，还要安排有关的其他工作，忙得不亦乐乎。将代表团成员集中到伊宁，是当务之急的大事，先是阿力木江从塔城赶到了伊宁，可涂治在乌鲁木齐，我们只好求助于苏联领事馆秘密地用飞机把他接来。涂治抵达伊宁的事，除了我任何人也不知道，是我亲自去飞机场用我的车把他接回来的。一见面我发现他神色不安，语无伦次，但我没有多想，只是问他知不知道来伊宁干什么，他说不知道。我把他带到家里仔细一问，才知道他来伊宁的经过，怪不得他那样担惊受怕。事情是这样的，在涂治来伊宁的前一天晚上，苏联驻乌鲁木齐领事馆的人把他找去，通知他第二天早上搭机去伊宁，至于干什么，赛福鼎会告诉你。因为涂治同志与我们的思想观点相近，况且我们两家的关系也不错，所以他也没问到底要去干什么，只要求回家准备一下转天再走。可苏联领事馆的人拒绝了他的要求，不让他回家。第二天早上用汽车把他拉到机场，送上飞机关上了舱门。飞行员登机后又把他锁进机上的厕所里，然后才允许其他乘客登机。直到飞机越过阿恰尔山朝着伊宁低空滑行的时候，才打开厕所门放他出来，还不让他接近其他人，安排他坐在飞行员身边，把涂治吓坏了。他下了飞机见到我，才一块石头落了地（当时他搭乘的是从哈密至阿拉木图航班的苏联飞机，属“哈密—阿塔”航空公司。飞机由苏方管理，中方不能干预公司内部事务）。听完他讲的情况，我向他讲了叫他来的原因，他才恢复常态，他听说要去北平异常地高兴。

　　我们就要启程了，三区的事务交由艾斯海提、赛甫拉也夫、列斯肯、乃必江等人集体负责处理。关于我们离开伊宁一事仍然严格保密，只有上述四人、邓力群同志及苏联领事们知晓。上次阿合买提江等人走的时候，我们对外说是到阿勒泰视察；而我们走的时候，对外又说“新盟”召开会议，因塔城方面出了点麻烦，要去那里处理。可有些人感到奇怪，问我阿合买提江去了阿勒泰，你们又要去塔城，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没回答，他们也就不再追问了。前次阿合买提江一行是先乘汽车到阿拉木图然后登机出发的，这次我们走时却从莫斯科调来一架专机，同时还派来一位陪同我们一起走的负责人叫洛索夫。

　　一九四九年九月八日，我们三名代表先到列斯肯家汇齐，再一起去飞机场。我一来到列斯肯的家，便向列斯肯等问起我的秘书兼翻译德林和霍加合买提二人在哪儿，原定这两个人应由列斯肯和乃必江负责安置的。可万没想到这两个人的境遇比涂治来伊宁途中的经历更为狼狈。经我一问，列斯肯说他们就在这里，说着把两个人带了来。不用问就能看出他们两个是多么害怕。原来头天晚上列斯肯就把他们叫了来，把他们销进院内的一间库房内，给了点茶饭，告诉他们明天有任务别害怕，随即将房门上了锁。两人想，是什么任务要我们呆在库房里，还上了锁，到底怎么回事，谁能不害怕?我听了一边笑一边埋怨列斯肯，但列斯肯坚持己见说，要绝对保密。我对两个秘书说：“别怕!走!我们去一个地方。”我们全体人员坐上汽车直奔飞机场。在机场上，苏联领事向我们介绍了从莫斯科前来陪我们同行的洛索夫和机组人员。他们都是军人，机组组长叫玉素波夫，是名年轻的大尉，塔塔尔族。这架飞机是莫洛托夫的专机。听说斯大林同志得到阿合买提江一行遇空难逝世的消息，狠狠地训斥了有关负责人，嘱咐此次派出的飞机要绝对保险，所以把莫洛托夫在国际上使用的座机调了来(此情况是那个从莫斯科来的人讲的)。这架飞机的型号是伊尔12，外型很美，有臣室，有专用休息室，它可能是当时最好的飞机了。

　　早上，飞机起飞了，朝着阿拉木图方向飞去。德林和霍加合买提透过舷窗向下张望，又抬起头惊愕地望着我，问我飞机往哪里飞，我反问：“你们说往哪里飞?”他们说：“往北飞呀!”看来他们原来以为要飞往乌鲁木齐，一看方向不对才感到惊讶。当我告诉他们要飞经苏联前往北平后，他们心里都踏实了，无忧无虑地闲聊起来。

　　那天，万里无云，旭日的光辉撒在伊犁大地上，察布查尔一带的群峰闪着银光，飞机的下面伊犁河蜿蜒流向远方，将河谷田野分割成一块块碧绿的地毯，飞机沿着伊犁河飞行，越过霍城进入苏联境内。这边的田野景色和我们那边不同，这边全是条田化的广阔的农田，树丛中点缀着白色的房屋，长长的道路伸向天边尽头。此时我的心中喜悦和悲伤两种感情交织在一起，喜的是我们此次去北平参加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盛事；悲的是阿合买提江等人遇难不幸逝世，一种悲痛的怀念之情缠绕着我。工作无论如何忙碌，思绪如何繁乱，也不能使我从悲痛中摆脱出来。另外，我还挂念着三区和新疆的局势，在解放前夕能不能坚持稳定的局面，会不会出乱子……自己想着想着连飞机已经抵达阿拉木图都没察觉到。阿拉木图有许多美丽多姿的建筑，全都藏在浓密的绿树丛中。飞机降低了飞机高度，绕着市区上空盘旋两圈降落在机场上。我们一行人受到当地几位军政官员的欢迎，稍事休息后，重又登机继续飞行。下午降落在诺沃斯比利斯克的一个军用机场，几名军官前来迎接，把我们安排在机场旅馆下榻。第二天我们一行飞抵伊尔库茨克。傍晚，一名俄罗斯上校军官带来两个人，给我讲述了阿合买提江等人罹难的经过。阿合买提江为首的代表团于八月二十五日乘机飞抵贝加尔湖附近的伊尔库茨克。转天因气候恶劣飞机全部停飞，等了些时候还是云雾太浓无法起飞。他们等了两天，到二十七日天气仍未转好。阿合买提江坚持己见，无论如何也一定要飞。原来北平方面有消息，要新疆代表早些抵达北平，他们可能特别焦急。机场终于放飞，飞机从伊尔库茨克起飞，飞越贝加尔湖时，忽然云雾遮天，刮起了大风。他们仍继续朝前飞。飞机向机场报告说已飞临山顶，但飞机拉不上去直往下落。机场发出了返航命令，飞机上传来“返航”、“立即返航”、“转50度”、“转90度”、“转120度”几句口令后，这架飞机便与机场失掉了联系。机场人员焦虑地等待着飞机返航，但飞机没有飞回来。于是同前一站降落点赤塔市机场取得联系，得知飞机也没去赤塔，他们估计可能出事了。晚上，他们望见贝加尔湖那边的山里冒起一大股浓烟。第二天，又派出飞机侦察，观察到贝加尔湖那边一座叫作亚布诺勒别里瓦尔的山中(阿勒玛达坂)几处森林着了火，才断定飞机在此地坠毁。莫斯科方面下令派人进山调查，调查人员没能到达那个地方于前天返回。给我介绍情况的人说，莫斯科方面下了死命令，一定要派人弄情情况，交还遗体，叫我们放心(一九五○年，我随毛主席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去莫斯科时，苏方通知我，阿合买提江等人的遗体已经找到，如果我同意，这次可以带回去。我请示了毛主席和周总理，毛主席说：“应该运回去，运回新疆后你们给建个陵墓，让大家记住为人民而牺牲的领导人。”归途中，我到了阿拉木图，一位俄罗斯族上校已将烈士们的遗体运到这里等我，我们进行了交接工作。遗体是由另一架飞机空运到伊宁的。遗体都装在水晶棺中，棺内放有防腐化学药品。我开棺看时，其他人的遗体是零碎的，不易辨认，只有阿巴索夫的遗体完整无缺，只是头部被刮破了。据介绍情况的那个人讲，发现阿巴索夫时，他的遗体躺在离坠机地点二十米开外的一块石头上。全伊宁市的群众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追掉会，将他们安葬。王震同志、包尔汉同志及其他一些领导人专程从乌鲁木齐前往参加追悼会)。据说飞机和机上的衣物用品全部烧毁，还烧光了挺大一片森林，遗体是经过辨认拼凑起来的。阿巴索夫的遗体为什么抛得那么远，介绍情况的人也讲不出个所以然。依我看，可能是飞机撞山爆炸时将他远远抛出去落在那块石头上的。

　　第二天拂晓，我们飞离伊尔库茨克，不一会儿飞临贝加尔湖上空，看到太阳从东面山峰后冉冉升起，光芒照亮了飞机下面那长长的湖面。传说贝加尔湖中央有一个大漩涡，能搅动一两千米高空的空气打转并能将空气吸下去，如果飞机飞经大洲涡正上方就会掉下去。我们在三千米的高空飞行，飞机正在拔高准备飞越前方的山峰。我透过舷窗望着这座在阳光和碎云下耸立着的险恶山峰，阿合买提江等战友们就牺牲在这座山上，我们现在同样沿着他们飞行的航线飞行。我这种难以言状的心情是同机的战友们所感受不到的，因为他们还不知道阿合买提江一行已遇难身亡。飞机已上升到四千米以上，大尉飞行员玉素波夫手拿地图给我看，告诉我阿合买提江等人的座机的附落地点亚布诺勒别力瓦尔就在下面，并把望远镜递过来。我隔窗向下望，看到一大片森林都烧焦了，还有散落在不同位置的一片片黑乎乎的东西，也许是他们的遗体吧，唉!真惨!他们是不是只受了伤仍活在人世?不可能，一切能烧尽了，他们怎么能还活着?我心中充满伤感，泪水不禁簌簌淌下来。眼前浮现出他们的身影，阿合买提江好像在对我说：“一路平安，去完成我们尚未完成的任务吧!”又好像看到阿巴索夫手扶额头亲切地望着我，用悦耳的声音祝我一路顺风。接着我眼前又浮现出一连串情景，伊斯哈克拜克离开伊宁时，笑着握住我的手说：“希望你们再欢迎我们胜利归来。”在与达列力汗道别时，他高兴地对我说：“喂!老赛!我就要见到毛泽东同志啦!”我沉浸在哀痛之中，深情地怀念着他们，眼泪流个不停。不!你们没有死，你们的精神将永存，你们的遗愿一定能实现。我以这样的信念来告慰英灵，同时也安慰自己。

　　洛索夫坐到我的床边，打断了我的沉思(我拉上床幔休息，尽量不影响其他同志)。他一开口就问我：“怎么了!哭了吗?”我说：“没有。”却又背过身去擦眼泪。他倒了一小杯葡萄酒让我喝，等我喝下这杯酒他才放心。他说阿合买提江他们就是在这座山上牺牲的，我们要继续完成他们的未尽事业。他再次重申：“斯大林同志对这次空难事件感到很难过，严厉地批评了航空部门的领导人。这对我们是个教训。斯大林同志考虑到这次飞行，给我们下了命令一定要保证这次旅途中的绝对安全。”这时，我感到心脏猛地抽紧了，正好玉素波夫走来报告，说飞机已升至近五千米，已越过山峰，就要降低高度。我从窗口向外看，飞机已越过高高挺立的山峰，开始降低飞行高度。过了一阵儿，大家都拥进休息室，洛索夫把阿力木江和涂治叫过来和他们坐在沙发上饮酒聊天。我发现阿力木江、涂治、德林、霍加合买提都在观察我的脸色，可能我的表情恢复了正常，他们什么也没看出来。

　　下午一点，我们降落在赤塔市，按计划再往前走就要换乘火车了。由于火车尚未备好，接待人员请我们停留一天转天再走，于是送我们前往旅馆休息。

　　晚饭后，我决定将阿合买提江等人空难牺牲的事告诉所有同行人员。在此之前不能透露，因为新疆还在保密，如在飞机上公开这一消息又怕大家过于紧张影响旅行。要知道即便在乘飞机时没公开事的情况下，阿力木江还是那样提心吊胆勉强跟着飞过来的，更不用说公开此事的后果了。我考虑下面的旅程是乘火车，再说离北平也不太远了，现在不讲不行了。他们听完空难的经过，在房间里大哭了一场，都很悲痛。当晚大家组织了一次悼念活动。过后我让他们回房睡觉，我自己仰面躺在床上心事重重。忽然德林同志哭着闯进来，一头扑在我怀里哭了很久，我也忍不住落了泪。我极力控制住自己，劝住德林，两人谈了些有关阿合买提江等人的事，更多地谈了今后的打算和这次抵达北平以后的任务。

　　九月十日，我们乘专列驶离赤塔市，十一日到达苏联边境城镇阿特布尔，专列越过边界停在我国满洲里车站。车站上停有为我们准备的专列，专门从北平赶来的方星(音译)同志和马祥玉(音译)同志(该同志是一位解放军师长)在这里迎候我们。洛索夫把我们从苏联专列送到中国专列。在中国专列的餐车上，我们设宴招待洛索夫，对他们表示感谢。我本人为了表达对苏联政府和洛索夫本人的谢意，特意把一支“派克”金笔赠送给洛索夫留作纪念。我们送走了苏联客人，等待出发。

　　晚十点(按新疆时间，满洲里时间下午六点)，列车启动向北平进发。这趟专列只有三节车厢，是日本人留下来的，车厢里很舒适，尤其是卧铺车很豪华。一节车厢是餐车，一节车厢是供干部和警察休息用的。餐车特意为我们安排了回、汉厨师，汉族厨师会做欧式菜点，一切安排得很周到，我们的旅行就如同度假休息一样。近一个月来，我很疲倦，感到体力不支，这时顾不得许多，埋头大睡起来。没想到麻烦事又出来了，当时东北战争的创伤还没根治，战争中被毁的桥梁是暂时用木料搭建的，铁轨不很牢固，列车只好慢行，到哈尔滨干脆停下不走了。为等专列再次开动，我们乘车在市内转悠了个把小时，才又登车继续赶路。十三日下午三点，专列抵达沈阳。东北行政委员会的一位姓李的副主任和负责外事工作的伍修权同志带几个人在站台上欢迎我们。他们邀请我们在沈阳休息一天，我们去旅馆稍事休息便去游览市容。这座城市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晚，高岗接见我们并设宴接风，他待我们很热情，告诉我们北平正等待着新疆代表团，还向我们介绍了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情况。十四日早七点再次上路，十五日晨路过天津朝北平进发。

　　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五日上午十点，代表团结束了漫长的行程抵达目的地北平。政协筹备会秘书长兼河北省主席林伯渠同志登上专列欢迎我们，车下还有前来参加政协会议的少数民族代表，北平市党、政、军几位负责同志也来欢迎。我们驱车入城，下榻在特别为我们准备的住所(后来为民族事务委员会机关驻地)。刘格平同志也在这里，他负责接待少数民族代表。

　　这次我们来参加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体现了党中央对各少数民族的尊重，对我们也是一次教育。我们作为新疆代表参政，得到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关心、重视。在北平的两个月里，我与毛主席及其他领导人一起商讨国事、参加会议和各种活动，对我来讲就像进了一所很好的政治学校，甚至可以说胜读十年书。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干部及解放军的将领们。以前我对他们的了解都是间接听到的，或从书本中读到的，这次却是我亲眼看到的。我在旅途中所见到的共产党干部都是与我以前见到的国民党官员截然不同，我的这种感受在见过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后更加强烈。又一次深刻体会到斯大林说的“共产党人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这句话的含义。

　　下边谈一谈我见到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后的印象。

　　九月十六日，齐燕铭同志(该同志后来担任过国务院副秘书长、文化部长等职)向我们转达了周恩来同志的问候，他当时是政协筹备会副秘书长，后来我才知道他负责周恩来同志与我们之间的联络工作。齐燕铭同志问我们生活起居和饮食方面有什么困难，他要我们不必客气，有事就提出来。他说不太知道我们的风俗习惯，但表示只要我们提出就一定尽力去办，做好接待工作。另外，他通知我们当晚五点周恩来同志接见新疆代表，六点请我们参加欢迎宴会。

　　五点整，汽车到了，送我们去周恩来同志那里。他居住和工作的地方是昔日的日本大使馆，袁世凯与日本就是在这里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二十一条”，解放初期是军事委员会所在地(毛主席为军委主席，周恩来同志为军委副主席)。齐燕铭同志已在大门口迎候，把我们领到一个房间坐下，说周副主席正在开一个重要会议，请大家稍候。一个穿平布蓝色上衣，下穿马裤的青年，给每个人倒了茶水，我们一边喝茶，一边等候。没多会儿，走进来一个人，衣着和那个倒茶的青年差不多，举止也很平常，他笑着朝我走来。我很纳闷，心想莫非是服务员，可他手里又没有茶杯。他来到我面前说：“您就是赛福鼎同志吧。”我不在意地应了一声“是的”，仍坐着没动。他微笑着伸出手说：“你好!我是周恩来。”我惊慌地站起来赶忙伸出手。他紧握着我的手说：“欢迎!欢迎!路上辛苦了……”然后又和其他同志握手致以问候。等他落座后，我感到很难为情。他进来时，谁也想不到他就是周恩来。在新疆看过毛主席和其他领导同志的照片，但没能记清谁是什么样。我想像中的周恩来一定是衣着讲究、颇有派头、外表威严的人，可眼前的周恩来，脚上穿着旧皮鞋，和一般招待员没什么区别，我哪能想到他就是周恩来呢?他亲切地同我们谈了起来，我仍很不好意思，不住地望着他。他穿的是一身旧蓝制服，而我们几个人都是欧式打扮，全套西装、裤线笔直，全身闪闪发光。相比之下，使我们更加惭愧。过后我想共产党人就是这样平凡，也就在这一瞬间激起了我对周恩来同志无比尊敬和爱戴的情感。

　　周恩来同志开头先谈起阿合买提江?卡斯米率领的代表团因飞机失事因遇难的事，并对此表示沉痛的哀悼。接着询问了我们一路上的情况，然后又问了新疆和三区的现状。我简要地一一作了汇报，对毛主席邀请我们参加政协会议表示感谢。随后周恩来同志又与我们三名代表和两名工作人员逐个交谈。他问我：“还有个哈萨克代表怎么没来?”我编了个假理由说：“因为太忙来不及赶到。”他又向我们简单地介绍了政协的筹备情况，说筹备工作已就绪，代表也都已到齐，会议定于九月二十一日召开。

　　六点整，其他少数民族代表到了，宴会开始。周恩来同志把我们介绍给大家，然后请大家入席。我与周恩来同志、乌兰夫同志分在同一桌，我们边吃边聊。周恩来同志一再提议为新疆代表的健康干杯(此前，可能已为其他少数民族代表举行过宴会)。我对毛主席、党中央对新疆人民的关怀表示感谢，提议为全国人民各少数民族人民的解放胜利、为毛主席和周恩来同志的健康干杯。宴会持续了两个小时，气氛非常热烈、欢快。在准备返回住所的时候，周恩来同志通知我后天毛主席要单独接见我们。

　　九月十七日晚，我们去中南海怀仁堂观看戏曲节目，饶有兴趣地欣赏了京剧《野猪林》，我以前在新疆也曾看过一些旧戏，不过看得很少，戏演得也一般。今天看的戏，不论是戏的内容、服装、音乐、布景，还是演员的演技，水平都很高。德林在一旁给我解说戏的内容。接下去我们又兴致勃勃地观看一位姑娘飞快舞动双剑的节目(我们的座位是第一排)。这时有个人在我面前停住了脚步，当时场内光线半明半暗，什么也看不清，我一心惦着看节目，可奇怪的是这个人一动不动挡在我面前。正在我迷惑不解的时候，周恩来同志由后边走来对我说：“毛主席来见见你们。”呀!我一看，真是毛主席站在我的面前，后面还有朱总司令，他们是由剧场通道走到我们跟前的。周恩来同志把我们一一作了介绍，毛主席亲切地握住我的手说：“欢迎你们!”朱总司令也对我们表示欢迎。我连忙向领袖们道谢。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心情异常激动。在暗淡的光线下我望着他那高大魁梧的体魄和亲切的微笑。正在看戏的全场代表也认出了毛主席，全都起立热烈鼓掌。毛主席和其他领导同志又回到后面座位上去了。这次会见给我们的印象太深了，我想毛主席完全可以把我们叫到另外一个房间谈话，怎能让毛主席来看望我们呢!后来听周恩来同志讲，毛主席来时节目已经开演，毛主席为了不惊动场内看戏的代表们，就悄悄坐在后边看戏。原定毛主席第二天才接见我们，可当他知道新疆代表已经来了而且就在场内，于是赶紧走来看望我们。我听到这些情况心中更加感动。两三天来在北平的经历一幕幕浮现在眼前，周总理刚一得知我们抵达北平就立即接见并设宴招待；毛主席又很快亲自接见，看戏时听说我们在怀仁堂内，就赶忙来与我们见面。这是多么大的关怀呀!同时也体现出这位人民领袖特有的谦虚。看完了戏回到住处，按照自己的习惯睡觉前要写日记，这一天我的感受太多了，总不想睡，写了很长时间。

　　九月十八日下午，毛主席接见了我们。我们代表团一行来到中南海，进了一座古色古香的庭院。工作人员把我们带入一间较大的会客室，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林伯渠等中央领导同志都在门口迎候，把我们让到室内。毛主席没有坐下，以示对上次罹难的代表团人员表示哀悼。毛主席沉痛地说：“以阿合买提江?卡斯米为首的新疆代表，为参加人民政协会议在来北平途中，因飞机失事而牺牲了。是个惨痛的损失，这不仅是新疆人民的损失，也是全国人民的损失。我们对他们表示沉痛的哀悼。”随后大家才落了座。毛主席与我们互致问候，他对我们的到来表示欢迎。我回答说，我们这次能作出新疆人民的代表，光荣地参加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会，感到十分高兴，对毛主席、党中央给予新疆人民的关怀表示谢意。毛主席逐个询问了阿合买提江·卡斯米等人的生平，我详细地作了介绍。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都说阿合买提江等是好同志，是人民的革命领导人，太可惜了。周恩来同志说：“我们不太熟悉阿合买提江先生，在南京我们的一个记者提起过他，我们才有所闻。阿巴索夫我们比较了解，董老(指董必武同志)说在南京谈话时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据董老说，阿巴索夫是个天才的、聪慧的、有魄力的青年。可惜呀!太年轻了。”关于阿巴索夫的情况我作了补充介绍，说他是个颇具天才的青年，才二十九岁，比我小五岁。在座的首长们都认为很可惜。这次交谈没有特定的话题，天南地北无所不谈。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对新疆的事情很感兴趣，我向他们介绍了新疆的整体情况，还简要介绍了三区革命的经过，革命初期所犯的错误及纠正的过程，“新盟”成立以来掌握主要领导权的革命知识分子如何端正了革命方向，一两年来我们在政治、思想、组织各方面所取是的成就。他们听得津津有味。接着毛主席问我：“你们那个党怎么样了?”(指我们秘密成立的“人民革命党”，毛主席、党中央一九四六年通过董必武同志知道有这么一个党)我回答说一九四八年，在新疆当时的条件下，急需成立一个公开的组织，“人民革命党”就公布于众了。可这样一个群众组织很难担当重任，后来“人民革命党”停止了自己的活动，全部并入了另行成立的“新盟”。毛主席说：“在那种情况下你们停止了‘人民革命党’的活动是妥当的，不必难过，‘新盟’成立后取得的成绩同样是你们党的成绩。”当下委托周恩来同志处理此事，还说：“他们那个党的中央委员，可以不要候补期，直接接纳到中国共产党里来。”

　　我在当年十月十五日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给毛主席，毛主席于十月二十三日批准了我的申请，这是后来的事。现将我的申请书和毛主席的批示抄录如下：

　　申请书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我承认中国共产党章程与宗旨，志愿加入共产党为党员，并愿于今后的生活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教育下为人民服务。特此敬请接受入党。

　　赛福鼎

　　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五日

　　毛主席在我入党申请书上的批示

　　同意赛福鼎同志入党。此信由赛本人带交彭德怀同志，即存彭处。待新疆分局成立后，由赛同志向分局履行填写入党表手续。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三日

　　毛主席接见的当天晚上，我们参加了北平市党政机关和人民团体在北京饭店专为政协代表举行的宴会。董必武、聂荣臻、郭沫若等同志出席了宴会。董必武同志频频举杯对各界政协代表表示欢迎，随后聂荣臻同志和郭沫若同志讲了话。

　　九月十九日，周恩来同志来代表团驻地与我们长谈，他首先向我们通报了有关新疆的新动态，新疆的包尔汉先生、陶峙岳先生、屈武先生、刘孟纯先生、刘泽荣先生(此人为当时的外交特派员)等准备起义投向人民解放军。而马呈祥、叶成等人(他们分别属马步芳部和胡宗南部)准备逃往国外，穆?布格拉、艾沙为首的一部分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反动分子也要同他们一路外逃。周恩来同志说完，把三区拍来的电报交给了我。那份电报中，包括以三区临时政府名义向乌鲁木齐国民党政府提出的要求。其内容如下：

　　1.将马呈祥、叶成、麦斯乌德、穆罕默德?伊敏、艾沙、尧乐博斯、贾尼木汗、哈德万、乌斯满、哈力伯克、扎克钦、赛义德、艾合买霍加、苏皮伯克阿吉等人列为战犯，没收其财产。

　　2.新疆省政府要脱离蒋介石集团，宣布起义。

　　3.清除省政府中的穆·布格拉、贾尼木汗、王曾善等反动分子，在民主基础上成立有各民主党派团体参加的新政府，该政府要宣布实行中国共产党的纲领。

　　4.新政府要宣布立即实现民主，实现言论、出版、集会、宗教信仰自由，民族、性别诸方面的平等。

　　5.关闭省反动军事机关和各地特务机关，立即停止发行反动报刊。

　　6.全数释放被国民党关押的所谓政治犯。

　　7.保证国民党起义或撤退地区人民的安全，保护档案资料。

　　我们研究了三区政府方面提出的这些要求，周恩来同志认为这些要求符合即将召开的政协会议所起草的纲领精神。我提出了需要修改之处并准备复电。后周恩来同志拿出伊宁再次拍来的电报同我商量，三区政府方面要求半路拦截逮捕向印度逃窜的叶成、马呈祥、穆罕默德?伊敏、艾沙等人。周恩来同志传达了毛主席指示：“走就让他走，不必拦他。”(后来有一次我遇见毛主席，主席对我说：“想跑的就让他跑，以后你们的麻烦会少一点。国外骂我们的有几千人，再加上几百人也没什么。”)我们决定不拦击他们，于是我给伊宁发了回电。我们紧接着研究将要成立的新疆新政府的性质和成分，在这一问题上还需费些脑筋。最后周恩来同志提出了组织问题、干部问题、军事问题。在谈到三区民族军时，我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民族军一定要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部分，配合解放军进疆。从民族军中抽调一个团赴乌鲁木齐，再抽调一两个团赴喀什，再从三区(主要从军队中)抽调千名左右优秀干部，派他们赴乌鲁木齐和其他七区工作。周恩来同志对我的想法表示同意。我准备就有关事项给伊宁发报。这一天我们谈得很投机，涉及面很广，共谈了两个多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