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宗岱

　　梁宗岱

　　梁宗岱(1903～1983)，祖籍广东新会。1917年考入广州培正中学。1923年被保送入岭南大学文科。1924年踏上他向往已久的法兰西土地。留法期间，结识了法国象征派诗歌大师保尔瓦雷里，并将其诗作译成中文，寄回国内刊在《小说月报》上，使法国大诗人的精品首次与中国读者见面。回国后曾任北京大学法文系主任兼教授，同时兼任清华大学讲师，年方28岁。1941年～1944年受聘复旦大学外国文学系主任，并跻身于著名教授，学者行列。1966年“文革”开始后，被揪斗，挨打，文稿、相册、书信、名人字画被毁，被烧。1970年中山大学外语系并入广州外国语学院，他随外语系转入广外，任法语教授。1983年11月6日辞世。

　　梁宗岱：风流赢取身前身后名

　　1934年，一宗颇为“有趣”的离婚案件成为北京报纸争相报道的焦点：一名家庭包办婚姻的媳妇何氏上京向一位北大教授讨回妻子“名分”，该教授并不承认婚姻的有效性，闹到法庭试图解除婚约，但由于不赞成朋友离婚的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的出庭作证，该教授一度败诉；直至后来又颇费了一番周折，该教授对何氏作了赔偿，婚约才正式解除。这件事听起来就像一宗近代版的“铡美案”，所不同的是，传统意义上的“陈世美”并没有因此而被强行押上“虎头铡”。时隔7年，又是这位已经名声远播的教授掀起了一阵不小的“同居风波”。他在广西百色处理家务期问偶然看了一出粤剧，并对饰演女主角的花旦甘少苏一见倾心，遂不顾社会舆论压力，与现任妻子、女作家沉樱分手，跟甘少苏结合在一起。

　　对于“梁宗岱”这个名字，熟悉20世纪中国文艺的人们都不会感到陌生，即便不完全了解他的生平，也一定听说过他的奇闻轶事——至少，应该读到过他所翻译的文字：莎士比亚、歌德、里尔克、瓦雷里等世界文学大师的诗歌小说诗歌文学作品之所以能在中国风行，与他的大力译介息息相关。“著名诗歌翻译家”的名号戴在他头上，相信谁也不会感到意外。而对于梁宗岱的诗人身份，要获得承认也许就不这么简单。著名的《芦笛风》，不过是一个旧体词的合集－－旧瓶装新酒?在白话文日益进入人们生活的当儿，在人们注重打破一切旧有形式的年月，这样的集子只会遭到大规模的批评甚至嘲弄。然而梁宗岱并不与人们苟同，“就是词又怎样呢，如果它能恰当地传达我心中的悸动与晕眩?”这是他的理由，也是他作为一名“诗人”独特个性的极佳表现。对梁宗岱来说，他这个人本身、他的所作所为、他一生的“传奇”，足以构成一首宏伟的大诗——即便他的诗写得很少，甚至在晚期完全放弃了诗歌创作。

　　用一生来完成一首诗，“一生”就注定要成为为这首诗所付出的代价。所有能够称作“传奇人物”的人都是如此，这是他们共同的宿命。20世纪初，一个大变革时代的起点，这样的传奇人物一个接一个出现。在文化界，梁宗岱算是浪尖上的人物。少年得志，16岁时获得的“南国诗人”之美誉一直伴随他的一生；留学法国，所接触的中国同胞都是名声响当当的人物——这还不算什么，与法国象征派诗歌大师瓦雷里的相识相知，以及从罗曼·罗兰嘴里所获的赞誉，成为他终身受用的人生经历；28岁，便被聘为北大教授，文学青年们源源不断地慕名拜访；再加上如上所述的“风流韵事”，使他早早步入了“文化明星”的行列，以强烈而突出的个性而受到公众的关注。人生的“得意之秋”匆匆度过，之后面临的是人生境遇风起云涌的大转变。

　　1951年，港澳及海外曾一度盛传他已屈死在狱中，“生前”好友甚至为他举行了悼念活动。这是他第一次“死”的经历，第二次“死”，是在“文革”初期。1966年，粱宗岱被揪斗、挨打，文稿、相册、书信、名人字画被毁、被烧，于是香港第三次风传梁宗岱不在人世。

　　两次都没有“死”成的梁宗岱，依然个性强烈，乐观如旧，并潜心致力于“制药”，同时向人们赠送药品。这可能是很多人做梦都没有想到的事情，一代翻译大师，怎么会“沦落”到“制药”的地步?究其实，这也并没有什么奇怪的，他们家原本就有制药施医的传统，祖籍广西百色又盛产药草，梁宗岱爱上制药在情理之内。若非时代发生变故，梁宗岱成为一名著名的制药者也不一定。

　　风流、乐观、好争辩的梁宗岱，由翻译家、学者转向“制药者”的梁宗岱，从1917年14岁时起，就与广州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的后半生——从1956年中山大学筹办法语专业，他被聘为教授起——全部都是在广州度过。1970年，中山大学外语系并入广州外国语学院，梁宗岱随外语系转至广外，任广外法语教授，之后广外便成为他最终的栖息地。在广外校园内，从一片五六十年代建的小阁楼丛中穿过，云溪路10号，记者看到了梁宗岱的故居。他曾经的学生、同事，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前校长黄建华一边打量着熟悉的故人地，一边给记者讲述梁宗岱的生平，由衷的自豪与忧伤的怀念齐上眉梢。一首大诗已经完成，诗与诗人最终融为一体，不管称他做“翻译家”还是“学者”或其他什么名号，历史因为粱宗岱的曾经存在以及他所完成的人生之诗，而多了一抹定格了的奇妙色彩。

　　幼好斗 “翻天郎”

　　学龄前的宗岱顽皮好斗，从不服输，故有“翻天郎”的美称。他每次跟别人的孩子打架，总是得便宜占上风。所以，街坊邻里的大人都叮嘱自己的孩子别招惹梁宗岱，免得吃亏。看见宗岱从远处奔跑而来，大人们就急忙地把自已的孩子喊进屋里，并吓唬说：“梁全泰的孙子来了，别乱跑!”(粱全泰是梁家一间商店的牌号)这时的小宗岱浑身是劲，脑袋机灵，神气十足。有时还对那些躲在大人背后的小朋友吆喝：“梁全泰的太公来了，谁敢出来比试比试?”敢应声来比试者不见一人。但这不意味着宗岱恃强凌弱、以大欺小，他只是喜欢打抱不平，看不惯那种欺软怕硬的拙劣行径而已。

　　少成名　诗惊世

　　少年时期的梁宗岱先后在广州《越华报》、 《群报》等报刊上陆续发表诗作。

　　随着诗作接踵问世，各界赞誉亦随之而来，年仅16岁的宗岱就被誉为“南国诗人”。广州各报馆的记者闻讯纷至沓来。有一次，一位记者来访，梁宗岱出门迎接，问记者找谁，记者见他小小年纪，便信口答道：“找你父亲梁宗岱”。梁宗岱慢条斯理地说：“你不是要找梁宗岱么，我就是梁宗岱。”那位记者惊诧不已。

　　喜争辩　惹警察

　　法国巴黎是世界文人、学者、艺术家荟萃之地。在梁宗岱留法期间，中国的文人、艺术家，如刘海粟、朱光潜、傅雷、刘抗、陈人浩、张弦等先后踏足巴黎。他们在学习之余，有时会聚一起议论文学艺术，叙谈友情。梁宗岱虽不是画家，但对油画却颇有见地，常去美术馆参观画展，或去刘海粟住处欣赏油画。刘海粟一次去巴黎近郊玫瑰村探访朱光潜时作《玫瑰村》一画。完稿之后一直挂在墙上，自己颇为欣赏。一天早晨，他正想去美术馆，恰巧傅雷和梁宗岱两人来看画。傅雷说：“很好!在色块的处理上，构图上都接受了塞尚的影响。”梁宗岱说：“这画是海粟自己的东西，与塞尚无关，你看走了眼!”傅雷耿直，认定的事就坚持到底，而梁宗岱也不肯随声附和，谁也不服谁，越争越激烈，眼看要动手。旅馆老板不懂华语，不知道争吵的原因，慌忙打电话请来警察局长。局长赶到一听经过，大笑而去。两位老友也都相视而笑，和好如初。

　　多情种　思白薇

　　在法国，梁宗岱倾心爱恋着一位姑娘安娜，并给她起了一个中国姑娘的名字——白薇。1925年2月20日，他在认识安娜不久便在日内瓦湖畔写下一首《白薇曲》描绘了他们之间的情谊。9·18事变后，“祖国高于一切”这一观念深深扎根于他的脑海，因此，梁宗岱决心忍痛和安娜分手。宗岱回国前夕，安娜和她母亲正在西班牙游览。他饱含着难舍难分的心情写信给安娜，将自己的决定告诉她，并以此向她们母女告别。安娜接信后，十分惊讶、着急，立即回了一份电报，说她马上返回巴黎，要他千万等她回来再起程。可是，梁宗岱怕再见安娜，担心被安娜的音容笑貌、举止言谈深深吸引着无法脱身，便毅然起程回国了。安娜赶到巴黎时，已是人去楼空。她独自伫立窗前，望着塞纳河的滔滔流水失声哭泣，追思着梁宗岱的身影，怨恨梁宗岱太无情无义了。但她哪里知道梁宗岱内心深处的痛苦。他久久割不断心头的那一缕情丝，安娜的形象常常浮现在他的脑海。后来，他和沉樱女士结婚，生的第一个女儿，就取名为“思薇”，可见他对那位法国“白薇”姑娘的一往情深。

　　轻权贵　重性情

　　1944年的秋天，在梁宗岱刚刚完成培训班一个学期授课任务后，正赶上蒋介石物色“智囊团”人选，他看中了在知识界有影响的粱宗岱，就派人持他的亲笔信来召见梁宗岱。前后三次召见都被他婉言拒绝了。第四次，由徐道麟坐蒋介石的轿车来到重庆北碚，要亲自接他去见蒋介石。徐是梁宗岱留欧时的同学，又是蒋介石的亲信。他来之前曾先打来电话通知复旦大学校长章益，梁宗岱知道这一次走脱不了，只得出面周旋。他见到徐道麟后便说：“老同学，我刚下课，肚子饿得叫了，我们先上馆子吃一顿再说。”于是他拉上章益校长一同去饭馆。在餐桌上，梁宗岱不断饮酒，并装出一副醉态，摇摇晃晃地对徐道麟说：“今天不能去拜见蒋总裁了，改天再去吧。在北碚兜兜风，就送我们回学校好不好?”就这样，终于巧妙地躲过了这一次的“召见”。

　　背后人物

　　沉樱（名分上的妻子）

　　沉樱是20年代末30年代初成长起来的中国新文学早期的女作家、文学翻译家。她本名陈樱，笔名沉樱，另有小铃、陈因等别名。“沉”是陈的谐音，“樱”系指美丽的樱花。在中学和大学时代，她为周氏兄弟(鲁迅和周作人)翻译的日本小说所倾倒，因此，她发表处女作时，就署了这个笔名，以寄托她对日本文学爱慕的感情。此后的几十年，她几乎都用了这个笔名发表创作和翻译小说诗歌文学作品。梁宗岱正是在沉樱沉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