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变法始末：勇于任事敢于创新虽败犹荣

　　王安石变法：纵观王安石改革变法的始末，深感他一方面忧国忧民，勇于任事，敢于创新，有强烈的改革使命感和责任感;另一方面他又善于审时度势，行藏自如，既极于有为，又能尽于无为。的确，他具有推进改革的高超领导智慧，是一位智商、情商、财商俱高的改革家。他推进改革的领导智慧和改革创新精神，对于当代全面深化改革颇有启发，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改革“以择术为始”，从改革创新治国理政的思想理念，创新学理、政理、事理做起，打破思想桎梏，选择和确立体用合一、经世务实的新经术为改革变法的指导思想。

　　公元1069年(熙宁二年)2月，48岁的王安石被任命为参政知事，自此正式参与政事，成为变法改革的主持人。据《长编拾补》记载，王安石与宋神宗论治国之道，神宗问治国当以何为先，王安石答曰以择术为始，当以尧舜为法。王安石劝神宗以尧舜为法，行先王之道。神宗对王安石说，人皆不知卿，以为卿但知经术不可以经世务。王安石对神宗明确地说：“经术者所以经世务也，果不足以经世务，则经术何赖焉?”表明他的经术不再是那种儒家的空洞无用的经术，而是与世务贯通的体用合一的实学，是一种以先王之道为名的新经术。用今天的语言来说，就是变法改革是为了解决问题，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经世致用，不尚空谈。

　　王安石认识到，变法既是国家与垄断阶层之间的利益之争，又是代表改革创新精神的新思想与陈腐、落后、保守的旧思想之间的观念之争，他意识到变革会面临巨大的阻力，特别是在思想观念上的交锋会十分激烈，因此他一开始就做好了“以择术为始”的思想理论准备。面对重重压力，王安石一靠谋略，二靠勇气，表现出巨大的自信和百折不挠的精神，并鼓励神宗以经术向流俗开战，不要打退堂鼓，要急流勇进。王安石对神宗说：“陛下方以道胜流俗，与战无异，今稍自却，即坐为流俗所胜矣。”在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的经术思想表现出极强的生命力和战斗力，奠定变法的理论基础，为改革提供了思想保证。

　　其次，改革方案深思熟虑，全面配套，从改革科举、培养人才入手，着力于理财治军、富国强兵，先易后难，步步深入。

　　当时宋朝面临两大难题：一是贫，财政收支不平抵，国库年年赤字;二是弱，十战九败，岁岁输钱帛于辽夏。这不仅造成了沉重的财政负担，更是给国家带来洗不清的屈辱，同时给中原人民带来深重苦难。宋代的这种贫与弱又都是相对的。宋代的经济较汉唐发达得多，收入的绝对值并不低，只是开支过大，造成入不敷出。军队数量庞大，但是战斗力奇差，几乎每战必败。王安石认为，要解决兵多而弱、财富而贫这两大严重问题，必须变法革新。

　　王安石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了比较系统的治国方略和改革措施，于公元1059年以《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进献朝廷。他指出当时存在的问题是内治不清，外困夷狄，财力困穷，而造成这些问题的直接原因是思想禁锢，人才缺乏;制禄太薄，不足以养，迫使官员廉耻日毁，贪污盛行;再加上风俗大坏，以奢为荣，以俭为耻，又不得理财之道。针对这些问题，王安石提出了开源与开放的理财之道，择将治军的强兵之方，制定以先王之道取代陈腐的儒术、专以经术取士的科举改革、实施青苗法的经济改革等一整套改革方案和实施措施。用现在的话来说，既深思熟虑地进行顶层设计，又摸着石头过河，全面推进改革。

　　再次，选择“变风俗，立法度”为改革突破口，确立“以中人为制”的改革决策模式，运用法治的力量推进改革。

　　富国强兵是王安石推行新法的根本目标，欲达此目标，变法改革如何起步，从何处入手呢?王安石明确提出：“变风俗，立法度，最方今之所急也。”王安石非常清醒地认识到，风俗不变则新法不能久行，所以变风俗作为立法度的第一步。所谓变风俗，最根本的就是以先王之道、经世之术取代空泛陈腐的儒术，排除变法革新的思想障碍。但是变风俗不能只是停留在宣说新学，只有把新思想新经术转变为制度法令，才能改变社会风气。王安石认为，变风俗与立法度二者是相辅相成的，不变风俗则法度不立，不立法度则风俗不变，只有双管齐下才能根本解决问题。

　　在定制度立法度的决策上，王安石既吸收法家的某些长处，又继承了儒家重视德治的传统，采用了“常以中人为制”的改革决策模式。王安石指出“尧舜所为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因为“圣人经世立法常以中人为制”。所谓“经世立法常以中人为制”，就是按照大多数人(中人)能够接受与理解的水平和标准来制定法令制度，绝不是按照少数觉悟最高的人的标准而设立。只有以中人为制，才能满足多数人的需求;贯彻执行法令制度，只有易知，才会易行有效。王安石这些决策思想至今仍然适用。

　　最后，审时度势，行藏自如，把握改革的有利时机，把握抑制兼并的合理尺度，防止社会矛盾激化，减少改革风险。

　　王安石从公元1059年进献《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系统表达改革方案，到公元1069年开始拉开变法革新的序幕，长达10年之久。在宋英宗期间，皇帝体弱多病，又与太后关系不睦，胸有成竹的王安石屡召不出，他乐天知命，不慕富贵。他深知，时机未到，妄求进取难有作为。公元1067年4月，20岁的宋神宗赵顼登基，他自幼仰慕王安石的人品才学，是一位心思变革的有为之君。因而神宗即位不久，便召王安石入京。王安石认为改革变法的时机成熟，就此拉开变法革新的序幕。

　　王安石出于推行经济改革，促进经济流通和交流的考虑，坚决反对垄断，极力主张抑制兼并，但在具体措施的实行上却非常冷静，并不主张强行剥夺富户的田产分给贫民，因为这样做是不可行的，而且会加剧社会矛盾，增加改革的风险。

　　公元1074年4月，在改革变法取得明显成效之时，宋神宗认为是他“自奋英断”之日，一手导演出罢相的闹剧，逼王安石下台。王安石毫无野心，不争功，不争锋，主动请辞。吕惠卿接替王安石任参政知事之后，野心暴露，屡起大狱，打击改革派。神宗又于公元1075年2月召王安石复职，此时再兴改革，已举步维艰，不足二年他便离任了。在他两次力辞相位中，表现出一种出入自在、行藏自如的境界和风骨。

　　王安石变法革新，从指导思想到目标方针，从法令措施到方法步骤，都是正确的，效果也是明显的，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还是避免不了失败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