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是指通过阅读、倾听、思考、研究和实践获得知识和技能的过程。 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什么是文化教育学的文章8篇 ,欢迎品鉴！

什么是文化教育学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对“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做了概括性的回答，即：在1957年至1966年期间,毛泽东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林彪、江青、康生这些野心家又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这就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但对于这样一场史无前例的运动的发生，若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决议》的结论就显得原则化、简单化了。30年来，诸多学者齐心同力，从各个角度对“文化大革命”的起源进行了积极的探讨。

　　研究概况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来，对其起源的研究一直是“文化大革命”史研究中的热点和重点。从整个学术研究的情况来看，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发轫阶段：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到1985年底结束。由于当时处于“文化大革命”刚结束的特殊时期，主要是从政治上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总体反思，对其予以定位。

　　围绕着学习宣传《决议》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全国出现了在理论上探讨“文化大革命”性质、起因、危害的研究热潮。报刊上陆续发表了大量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文章，相继出版了十几本否定其的专集，并且出现了大量以其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和“纪实文学”。“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资料也得以汇编成册，如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训练部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文化大革命”时期）》（1983年内部发行）。与此同时，初步形成了一支主要来自中央党校、高校、军队院校以及理论界的研究队伍。

　　这一阶段的研究，大多数文章是对《决议》概括的延伸和具体阐释，仍停留在单角度考察的水平，缺少一种综合研究的尝试，尚未突破《决议》中对“文化大革命”起因的阐述。少数学者开始触及到了学术研究的层面,对“文化大革命”起源分析的学术含量增大,并对其如何发生的一些史实进行了廓清。朱元石的《“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和教训》①，是一篇较早的系统分析“文化大革命”发生原因的文章。金春明著《“文化大革命”论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是这一时期质量较高的学术专著。刘志建的文章《历史的合力是“文化大革命”持续十年的根本原因》②对“文化大革命”持续十年之久的根本原因作了较为细致的分析。任严波在《我国理论界关于“文革”起因的探讨》③一文中，对1986年之前的观点进行了总结。

　　第二阶段是活跃阶段：1986年至1995年。这一时期对“文化大革命”起源的研究，开始从政治化转入学术化，从一般性的总结深入到对社会历史背景的深层次探讨，出现了空前活跃的局面，整体水平较第一阶段有所提高。这一阶段“文化大革命”起源研究的开展，有着为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提供历史镜鉴的现实动因。

　　这一时期，有关“文化大革命”起源的专著和专题性论著也陆续问世：高皋、严家其著《“文化大革命”十年史》，是最早出版的“文化大革命”史专著；比较权威的专著是王年一著《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金春明著《“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资料性书籍也出版了多种，如：《“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华夏出版社1986年版）。同时，不少外国学者的研究著作被译介到国内，主要有：［英］罗德里格?麦克法夸尔著《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全二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版）；［美］莫里斯?迈斯纳著，杜蒲等译《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这一阶段对“文化大革命”起源的研究，加强了研究的分析力度，研究视野更为广阔，开始从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历史文化传统和国际共运等多方面的角度探讨发生并延续10年之久的原因。影响较大的观点有：金春明在《“文化大革命”史稿》中提出的“三个交互作用”或“三个恶性循环”的观点、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提出的错误趋向压倒正确趋向说。金春明根据自己所接触到的中国大陆、港台和西方的资料，概括为10种说法。④

　　第三阶段是深入阶段：1996年至今。“文化大革命”结束20周年以来，在学术界的整体努力下，同时由于国内学术气氛的日益活跃和西方社会学等研究方法的引入，对“文化大革命”起源的研究，呈现了系统性、广泛性、深入性、学术性的研究特点，水平较前两阶段有了明显提高。更有学者对“文化大革命”起因的研究，进行了大胆而有效的尝试，把“文化大革命”的发生纳入一个全新的理论体系去阐释。

　　权威部门公开了许多有价值的、准确的资料，《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等基础资料书籍出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权威研究部门出版的《周恩来年谱》、《周恩来传》、《刘少奇传》（分别由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出版）等领导人年谱、传记，以及一些部门出版的专史，都披露了大量新史料，扩大了“文化大革命史”的史源。“文化大革命”研究专著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席宣、金春明著《“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回忆录、遗稿、日记、文学作品、访问纪实等，以及“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各种文学作品（手抄本、知青诗歌集）等，也陆续出版。这些都是由“文化大革命”中的当事人撰写成的，这为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中研究其起源提供了真实的史料。在海外华文世界中,也有一些“文化大革命”研究的专门资料出版。2001年美国《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碟》编委会、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合作编辑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碟》（主编：宋永毅）是近年来有关研究“文化大革命”最权威、最大规模的资料库。该光碟内容翔实、资料庞大,包括中央文件、指示、公布、领袖讲话、重要报刊社论及当时异端思潮文献等共3000多万字的第一手文字资料。

　　这一阶段研究所涉及的范围很广泛，对“文化大革命”起源的研究领域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广度和深度都有了新发展，借鉴和运用了许多新的研究方法，引入了许多社会学、文化学、口述史学的研究元素；研究方向开始从宏观描述进入到了个案研究，论述方式开始从政治论断进入了学科语言，使“文化大革命”起源的研究更加精确化。在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录和有关事件的叙述中，多有学者参与，使其在记述的准确性和论述质量上都有很大提高。一些有关事件的微观研究和实证性研究成果已经越来越为学术界所重视。在互联网上,关于“文化大革命”起源的各种观点更是令人眼花缭乱。这说明，关于“文化大革命”起源的研究，在历史和现实两个层面上都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在海外，20世纪90年代以后对“文化大革命”起源的研究由“权力斗争说”发展到“社会冲突论”、“两个文化大革命说”，即一个是中共上层的权力斗争，一个是下层的群众利用“文化大革命”之机反官僚、反特权、争取自己权益的斗争。也有人把后一种斗争说成是“反抗中共专制暴政的斗争。”国内学者普遍不认同“两个文革说”的观点，认为这是“上层权力斗争说”的变种,是不顾史实的主观想象。⑤金春明撰文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种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空前规模的特殊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中群众的抗争与反抗所谓“暴政”是“性质不同的两件事”。⑥

　　主要观点评述

　　毛泽东说：“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是由各方面的因素决定的。看问题要从各方面去看，不能只从单方面看。”⑦对“文化大革命”起源的研究，要努力全面观察，多方面、多角度地研究，尽可能地考虑到事情的各个方面。

　　（一）主观动因：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

　　虽然一直有研究者认为不应把“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归因于领袖的个人失误，但是各种研究著作中却无一例外的把毛泽东置于“文化大革命”的主角的地位。这个问题可分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他想要达到什么目的；第二个层面是毛泽东为什么采取“文化大革命”这种独特方式；第三个层面是毛泽东个人何以能够发动“文化大革命”。

　　1.思想认识缘由。毛泽东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指出：“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⑧无疑，毛泽东的思想认识对“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愈演愈烈的斗争哲学。毛泽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可是在晚年却对矛盾论作出极端的、简单化的概括。自1963年开始，毛泽东建构了一种以阶级斗争为出发点分析形势的思维模式，毛泽东发动的“阶级斗争”一次次升级，直到“文化大革命”。⑨陈东林指出毛泽东从１９６４年起开始形成一种新的“阶级斗争”论断，认为“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成为“文化大革命”发动的重要原因和主要依据。⑩

　　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偏差。叶昌友指出，毛泽东晚年对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三大主义”的认识偏差，力求实现“一大二公三纯”的社会主义，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11}魏宪朝撰文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这一角度，分析了“文化大革命”发生的思想动机与社会历史根源。{12}对社会主义认识误区的问题，有研究指出，一是对造成认识误区的几个基本理论概念的分析认识，如关于“继续革命”的问题，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关于对“资产阶级权利”的误解等等；{13}二是从发生学的角度，分析党和毛泽东对社会主义认识的误区如何发生如何深化的过程。{14}

　　忧患意识和理想追求。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自身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对未来美好世界的期盼和追求，在这些基础上产生的忧患意识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有着密切的关系。{15}毛泽东理想世界的构想，由于受历史和认识的局限，背离了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中国的客观实际，但毛泽东却对其构想的理想社会的实现充满信心，并付诸实践，结果一再受挫。为了实现他的理想不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最终酿成了十年内乱。{16}

　　2.对国内外政治形势的错误判断。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要解决国内的政治问题，把其当作“反修防修”的一场重大的实验和演习来进行的，他的这一思想和理论来源于他对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国际形势的主观错误判断。{17}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在政治上坚持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进行了大规模的国内外“反修斗争”,并由此总结出一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反修斗争”强化了新中国成立后一个时期内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终于导致了历时10年之久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8}

　　3.实践决策失误。有论者认为，毛泽东错误运用政治方式来解决经济问题,目的是为了推行他对经济发展的基本主张，这也是“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原因之一。还有学者从经济发展战略上进行分析，认为“三五计划”后来转到以战备为中心的“三线建设”，实际上体现了毛泽东调整工业布局的思路。{19}毛泽东想通过“文化大革命”，抓革命、促生产，找到一条更快、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20}实践决策失误，主要是指在“三面红旗”上的错误，而“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则是为了维护“红旗”，实现空想。{21}

　　4.对个人崇拜的默认和接受。1958年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指出要区分“两种个人崇拜”、“两种反个人崇拜”。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动荡和一些别有用心的野心家的鼓吹和制造现代迷信，毛泽东开始默认和接受这种迷信，最终在全国人民心中形成了对毛泽东个人的非理性的、近乎狂热的崇拜。{22}有的学者认为，当时的社会就需要个人崇拜，中国传统的心理定势——圣贤期待也起了催化作用，但毛泽东个人的接受同样不可忽视。{23}

　　另外，由于制度问题的缺陷，毛泽东的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造成了毛泽东的意志高于党规和国法，集体力量无法纠正他错误的不正常现象，他要发动“文化大革命”，任何人都阻止不了。{24}

　　正如席宣、金春明提出的“三个交互作用”（“‘左’倾理论和‘左’倾实践的交互作用”、“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的交互作用”、“国际反修和国内反修的交互作用”）的观点认为：“三个交互作用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现实生活中是紧密结合在一起,互为条件、互相促进的,形成一股难以抗拒的巨大潮流。毛泽东既是这潮流的带动者和指导者,同时他本人的思考和行动又受着这一潮流的推动,而不断地走向‘左’的极端。”{25}

　　（二）直接动因：国内国际的客观现实

　　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是“文化大革命”能够发生的前提条件和重要因素，更关键的是“毛泽东个人何以能够发动‘文化大革命’”？探讨“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必须对当时的国内国际的客观现实进行深入考察。

　　1.经济原因。由于“文化大革命”是“左”倾错误的不断扩大和升级的恶果，所以对“文化大革命”经济根源的探究，其实也就是在探求“左”倾错误产生的根源。

　　空幻的“左”倾经济思想。研究者认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个别党的领导人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的探索中，逐渐形成了一个富有“左”倾色彩的空幻模式。但是由于不能为中央领导集体接受，但又自认为是真理，遂将党内对此不同意见的争论误认为是党内阶级斗争的激烈反应，而当时整个国家的不正常运转，客观上为实现自己的经济理想模式，提供了可能。{26}

　　经济体制上的原因。有研究者指出，旧的经济体制模式虽不无社会主义因素，但却保留了中世纪的排斥商品经济的农村公社和官工官商的许多痕迹，这就成了“文化大革命”得以爆发的重要因素赖以残留并滋生的条件。{27}20世纪60年代过分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和僵化经济体制的弊病已经显露，中国的经济发展处在是否进行改革的岔路口。{28}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经济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坚持自己的“三面红旗”，对于当时出现在其它中央领导人中的不同意见无法容忍，考虑是否应该采取某种手段将出现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某些“非社会主义成分”予以清除；{29}在建设社会主义上，以顽强的主观意志追求脱离实际的高速度的空想。{30}

　　严重的经济困难。当时严重的经济困难是导致“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党内分歧和政治斗争的根源。庐山会议由经济问题引发；八届四中全会上的斗争源于如何才能走出经济困境的意见分歧；“文化大革命”的舆论先导说的就是人民公社的是非；人民公社化运动使我国生产关系发生变异。{31}

　　2.政治原因。“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政治性动乱，虽然始发于思想文化领域，在很大程度上受政治因素影响。

　　政治体制方面。我国的政治体制特别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及其运行机制存在着严重的弊端，干扰和破坏了社会主义民主化进程，准备了“文化大革命”发生所必须的条件。{32}张明军的《误区的代价》一书，以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政治体制的演变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的形成与“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关系为逻辑起点，较为全面、详尽地探讨、论证了“文化大革命”发生的政治体制因素。{33}

　　法制建设方面。有论者指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组织、活动均是超出宪法和法律范围的一种极不正常的现象,而当时的政治体制不但无法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反而成为了“文化大革命”的基本条件；{34}“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与当时中国的宪法运行机制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法外制度”与“法内制度”的相悖，消解了阻止“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外部屏障，宪法功能的弱化失去了阻止“文化大革命”爆发的最后屏障。{35}另外，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滑坡与“左”倾阶级斗争理论及实践形成恶性循环；社会主义法制不健全导致个人专断和人治现象的产生；党员干部法制意识淡漠则是“文化大革命”爆发的社会基础。{36}

　　理论指导上的错误。党没有坚持以至背离实事求是的路线，使“左”倾思潮在党内泛滥，并且日益系统化、理论化、正统化。{37}虽然“左”倾思潮根源于经济问题，但是它在政治领域得到恶化，并在党内占据了统治地位，使党在执政理论上形成了以阶级斗争扩大化为中心的思想。继“反右派”斗争、庐山会议、八届十中全会之后，“左”倾错误逐渐升级，被概括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38}

　　体制弊端同“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是否有必然的联系，研究者的看法不尽相同。多数学者提出，许多社会主义国家过去都遇到过政治体制特别是领导体制僵化过时的问题，但那里并没有发生类似“文化大革命”的运动，可见并不单是体制的原因。近年来，国内不少学者注意到了毛泽东对高度集中的社会体制弊病的觉察，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他想通过发动群众运动的“大民主”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的一次不成功的尝试。

　　3.思想文化因素。任何一场社会运动都是社会系统中诸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思想文化作为社会系统中至为重要的因素，对“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有学者指出：“文化大革命”在1966年的迅速发动，与当时中国的思想文化状况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平均主义、个人崇拜、“左”倾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从众心理的影响，均对“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起了重要的推助作用。{39}有文章以“文化大革命”爆发前高校历史系为主要考察对象,分析高校历史系教师内部青老矛盾的产生与激化过程，来探讨“文化大革命”的社会根源。{40}有论者从意识形态与群众性政治社会运动间的互动的角度,认为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误解,意识形态被化约、被绝对化和极端化，直接通向“文化大革命”。{41}还有的学者认为20世纪60年代意识形态领域的错误批判从舆论、组织、斗争方法与策略、权威力量等方面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做了准备。{42}

　　另外，还有学者将“左”倾错误纳入文化领域来考察，显得颇有些新意。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建立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得以实现，但在精神文化生产领域，社会主义改造却“收效甚微”，这是“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动机和内容之一。{43}

　　4.国际政治形势的影响。“文化大革命”的发生，除了国内经济政治文化因素外，与当时复杂的国际政治形势也有着重要的联系。

　　广泛而深刻的苏联背景。研究文章大多着眼于中苏论战的探讨，中苏公开论战，促使中国共产党形成“反修防修”的思想，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奠定了多方面的基础。{44}“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与20世纪60年代我国特定的政治气候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而中苏论战为这种气候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45}另有学者综合分析了苏联因素，认为这些因素的综合效应，便是“文化大革命”的爆发。{46}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也有着重要的影响，主要观点有：国际共运史上没有正确处理领袖和党的关系，对我党产生了消极影响；{47}我党没有正确认识当代国际共运中出现的新问题，对于战争、和平、革命形势问题缺乏科学的判断；{48}党对当代社会主义改革的误解,在1957年后走到了一条既不同于苏联旧模式，更不同于当代社会主义改革的道路。{49}毛泽东对国际共运形势发生严重错误认识。{50}

　　有些学者从冷战的国际背景探讨“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张化指出,“冷战的国际环境和中国主要领导人对国际形势的错误判断也是不容忽视的方面。‘打倒帝修反’、‘推进世界革命’曾经是中国在国际活动中的基本方针。”{51}牛大勇撰文较为系统地总结了冷战与“文化大革命”起源的密切联系。{52}

　　另外，当时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和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抗议浪潮的不断高涨，使中国领导人乐观而过高地估计了发生世界革命的可能性，也过高地估价了“文化大革命”的作用。{53}

　　（三）深层根源：社会历史原因

　　历史事件的发生离不开领袖的个人因素和客观的历史现实，其深层根源则必须向社会历史的深层追寻。

　　1.历史缘由。

　　一是中国传统历史的影响。有论者指出，封建传统文化中的一些消极因素从心理素质、思维习惯等更深层次上维护着过时的经济、政治体制和“左”倾错误，影响了党对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54}另有学者指出，由于中国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应当具备的社会和心理准备，当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时，便很容易被用来为集权政治服务，为“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埋下祸根。{55}持反对意见的人认为,封建思想残余在我国现代社会思想领域并不占主导地位,当时的个人崇拜有其形成的特殊背景,不能与“愚忠”相提并论。{56}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简单地归因于封建主义，会造成认识上的片面性，不利于正确地总结历史教训。

　　二是党的历史上“左”倾错误发展。胡乔木在《中国为什么犯二十年的“左”倾错误》一文中,从五个方面予以说明。席宣、金春明对“左”倾错误的恶性发展过程，用三个“恶性循环”作了概括，即“左”倾理论和“左”倾实践的恶性循环、集权体制和个人崇拜的恶性循环、国内反修和国际反修的恶性循环。这三个恶性循环在具体历史事件中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互为促进，将党推进“文化大革命”的泥潭。{57}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指出，“文化大革命”是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错误的趋向暂时压倒正确的趋向的结果，这两种趋向存在于整个党探索自己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

　　有论者从新中国成立后发生的历史事件的分析中探讨“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和诸多特征和内容都可在“大跃进”中窥见端倪，中国政治日益偏离正常轨道。{58}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1958年以后，曾有过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化革命”运动，而且这一运动最终与“文化大革命”联系在一起，并成为后者发动的重要突破口。{59}

　　2.社会心理因素。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学术界开始将心理学引入对“文化大革命”起源的研究，主要是从毛泽东的领袖心理和群众心理来探讨的。

　　从领导心理学来看，毛泽东作为国家领导人，属于主动肯定型，受当时的政治气氛、心理气氛影响，又基于他那种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指出方向的探索意识以及他的个性特点，他在一定时期里，不恰当地估计了当时形势，得出了中国需要一场“文化大革命”的结论。而从群众心理上来阐释“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认为当时的群众有“团体思维（groupthink）”和“一致性”的社会心理背景，导致了整个社会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一般民众，处于认知失调状态。另外，当时的民众还有一种“依附集体主义”的心态和对领袖的依赖心理，这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是不无作用的。{60}此外，《“文革”时期的社会心理》（高鉴国、李芹，《青年思想家》1991年第2期）、《“文革”时期的个人崇拜与社会心理》（邸彦莉，《青年思想家》1994年第3期）等文章,也从领导或社会心理角度探讨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有学者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文化大革命”前毛泽东诗词入手，对毛泽东“文化大革命”前的心态进行了探讨，以揭示“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61}

　　刘小枫的《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一书，引进西方社会学中的“怨恨理论”来解释“文化大革命”，客观深入地分析了社会各阶层群众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和响应。另有学者通过“文化大革命”时期群众变态心理的剖析，指出正是这些变态心理引爆了“文化大革命”。{62}有学者从政治心理学角度指出,“文化大革命”的扩大化主要是由于集体行动的易感性与自主性之间的交叉作用。{63}

　　3.现代化社会转型。近来学界提出了从社会现代化角度重新审视“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把“文化大革命”视为一场具有变革意义的社会运动。一些学者提出，应研究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所关注的问题，从现代化角度审视“文化大革命”时应考虑中国在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文明程度等方面与西方国家有很大不同。{64}对“文化大革命”与现代性的研究曾有两种思路：一是把“文化大革命”放到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大背景中来研究，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谋求中国现代性的失败尝试；二是认为“文化大革命”是真正实现了民主的时代，是一次伟大的“制度创新”。如果我们沿着“文化大革命”的道路走下去，能够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光辉道路来。{65}此类观点在“文化大革命”研究中已逐渐式微。

　　总起来看,“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不是某一方面因素唯一作用的结果,而是诸多原因交织在一起,共同影响,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所有这些思考,有助于人们拓宽研究的视野,更加客观全面的揭示“文化大革命”的起因。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事件”，按理应该在历史研究中占极为重要的地位。但就目前的研究来看，“学术”与“历史”是远远不成比例的，通观30年来对“文化大革命”起源的研究，仍存在着诸多制约因素：一是研究态度上历史细节关注与宏观研究把握不当；二是研究机构、人员与史料的欠缺及不足；三是研究理论方法的匮缺。

　　总之，对“文化大革命”起源的研究取得了一些进展，可是怎样合理吸收来自西方的各种理论、如何合理批判地接受已有的研究成果，许多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的深入研究，这仍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正如费正清所说“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惊人性”和“规模、影响与复杂性……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看,这都是一个值得世世代代长期研究下去的历史课题”。

　　①《红旗》1981年第11期。

　　②《探索》1985年第2期。

　　③《工人日报》1986年11月21日。

　　④金春明：《文革起因，众说纭纭》，《党史文汇》1995年第3期。

　　⑤刘志男：《“文革”时期历史研究座谈会概述》，《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1期。

　　⑥金春明：《“两个文革说”与“文化大革命”的定性研究》，《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2期。

　　⑦《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7页。

　　⑧毛泽东：《毛泽东著作选读》（下），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40页。

　　⑨徐友渔：《自由的言说》，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第154~157页。

　　⑩陈东林：《毛泽东的新“阶级斗争”论断与“文化大革命”的起因和特点》，《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6期。

　　{11}叶昌友：《毛泽东晚年对“三大主义”的认识偏差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安徽史学》2005年6期。

　　{12}魏宪朝：《试析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聊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

　　{13}参见龚育之：《关于“继续革命”的几个问题》；席宣：《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石仲泉：《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权利”和毛泽东对它的误解》等文章。载于《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

　　{14}参见林蕴晖：《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误区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杜蒲：《左倾理论与对社会主义曲折认识的关系》等文章，见《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

　　{15}王青山：《毛泽东的晚年忧患和文化大革命》，《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16}连儒来：《毛泽东的理想世界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17}{55}张化、苏采青主编：《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233、253~254页。

　　{18}魏绍馨：《从国际“反修”到国内文革的历史反思》，《齐鲁学刊》2005年第5期。

　　{19}王海光：《“文化大革命”学术讨论会观点综述》,《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1期。

　　{20}{34}任严波：《我国理论界关于“文化大革命”起因的探讨》，《工人日报》1986年11月21日。

　　{21}{30}王年一：《“文化大革命”的由来》，《争鸣》1989年第1期。

　　{22}王年一：《试论“文化大革命”的由来》，《红旗》内部文稿第30期。

　　{23}邸彦莉：《“文革”时期的个人崇拜与社会心理》，《青年思想家》1994年第４期。

　　{24}朱元石：《“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和教训》，《红旗》1981年第11期。

　　{25}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

　　{26}邢燕芬、李振生：《“文革”爆发的经济根源新探》，《理论教育》1988年12期。

　　{27}李南熏：《旧经济体制模式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经济原因》，《理论内参》1986年第2期。

　　{28}余伯流：《“文化大革命”的反思》，《争鸣》1989年１期。

　　{29}{38}{56}张化：《关于“文革”时期党史研究综述》，《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５期。

　　{31}高永昌：《从人民公社化运动到“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党史研究与教学》1996年５期。

　　{32}郑谦：《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看领导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党史通讯》1986年第10期。

　　{33}张明军：《误区的代价》，贵州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35}张明军：《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宪法运行制约机制与“文革”的爆发》，《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36}李安增：《“文化大革命”成因的法制因素探析》，《中共党史研究》2004年第6期。

　　{37}柳建辉、郑雅茹：《执政党建设的失误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理论学刊》1989年第４期。

　　{39}张明军：《试论“文革”爆发的思想文化基础》，《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

　　{40}王元周：《“文化大革命”前高校历史系的青老教师矛盾分析——兼论“文化大革命”的社会根源》，《中共党史研究》2006年第1期。

　　{41}刘晓：《意识形态与文化大革命》，台北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0年版。

　　{42}李振霞：《60年代意识形态领域的错误批判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新东方》2001年第2期。

　　{43}杜蒲：《对“文革”前夕及“文革”时期党内“左”倾思潮的文化考察》，《毛泽东思想研究》1992年第４期。

　　{44}参见刘兴先：《中苏论战与“文化大革命”》，《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5期；周敬青：《中苏论战与“文化大革命”的起因》，《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1年第1期。

　　{45}虞文清：《中苏论战与“文化大革命”气候的形成》，《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46}邢和明：《“文化大革命”成因中苏联因素论析》，《安徽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47}朱元石：《“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和教训》，《红旗》1981年第11期；张天义:《“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辽宁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王福如：《国际共运对我党的消极影响》，见《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

　　{48}张化：《关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史研究综述》；金春明：《“两个文革说”与“文化大革命”的定性研究》等文章。

　　{49}郑谦：《当代社会主义改革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见《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

　　{50}谭凝：《试谈毛泽东对当代国际共运形势的判断和“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1988年第3期。

　　{51}{64}张化：《二十年后对“文化大革命”的再思考》，《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2期。

　　{52}牛大勇：《冷战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社会科学论坛》2000年第5期。

　　{53}张化、沈汉：《六十年代中期国际环境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１期。

　　{54}余伯流：《“文化大革命”的反思》，《争鸣》１９８９年１期。

　　{57}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

　　{58}郭艳：《大跃进中的政治变迁与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59}杨凤城：《评建国到“文革”前的“文化革命”》，《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3期。

　　{60}廖雅琪、朱霁青、景怀斌：《“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心理学分析》，《社会科学家》1989年第４期。

　　{61}李正春：《毛泽东“文革”前心态研究》，《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3期。

　　{62}路宁：《“文化大革命”时期群众变态心理剖析》，《争鸣》1989年第２期。

　　{63}黄岭峻：《集体行动的易感性与自主性——关于“文革”运动扩大化的政治心理学分析》，《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2期。

　　{65}崔之元：《毛泽东文革理论的得失与“现代性”的重建》，《中国与世界》1997年第2期。

什么是文化教育学

　　近几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展开，党不断加大惩治腐败的工作力度。在廉政建设上党中央采取了从严查处到惩防并举的工作方针，不断从更深的层面上加大反腐败的力度。随着党风廉政建设的继续深入，党的十七大上党中央提出了廉政文化建设，从而让广大党员领导干部从思想意识的深处筑牢“以清正廉洁为荣，以贪污腐败为耻”的观念，从思想和灵魂深处杜绝腐败的滋生。

　　廉政文化建设，是在总结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立足于教育，着眼于防范，将文化建设与廉政建设相结合，探索行之有效的党风廉政宣传教育途经的一项重要工作，基层党务工作者要下大力气研究。

　　一、关于廉政与文化的思考

　　一个民族能得以不断发展与其文化传统密不可分，我国有着灿烂丰富的文化遗产，其中优秀的文化传统深深地扎根于我们每个炎黄子孙的心灵深处，对我们的一举一动都时刻产生着影响。究其原因是由于文化具有自控作用。文化所包含的精神理念、价值观、道德观，是影响人们行为的内在要素和深层结构，具有内在的驱动力和约束力。不同的文化印记引领不同的行为德性，当廉政文化在思想中为主流时，不廉政的行为将受到排斥，即使有了过错也能在潜意识作用下自我纠正，从而增进党员干部廉洁自律。

　　廉政文化是以廉政为思想内涵，以文化为表现形式的一种文化。弘扬廉政文化，是为了在全社会营造洁身自好、勤政为民、廉洁清正的风气；与之相反，腐败文化，则是营造腐败的社会风气。在不良文化营造的社会风气下，腐败就有滋生的土壤和温室。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一些封建思想残余、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不正之风沉渣泛起，腐败现象还是去而复还，甚至愈演愈烈。其重要原因包括一些腐败现象成为一种文化，渗透在日常社会生活中。虽然，由于腐败文化的腐败性、丑恶性，决定它在法制、纪律和社会公德约束下不可能像主流文化那样可以通过合法的大众媒体去传播。但它的隐蔽性、示范性又可以存在，并通过大众的隐性认可广为仿效。一个人通过滥用职权谋得了金钱、权力、地位等利益，另一些人发现了其中的“成功”秘诀，便会寻找机会，仿效前者实施腐败。于是，在腐败文化影响下，歪风邪气占了上风，清官不香，贪官不臭，你不想腐败也要让你受着腐败陶薰。意志坚定者，“出污泥而不染”，自守清廉；意志薄弱者，随风落地，跌进“染”缸还沾沾自喜。

　　二、关于廉政文化建设的思考

　　党的十七大提出廉政文化建设，就是为了在当前我们集中精力搞建设，全心全意谋发展的时候，防止物质至上，追求享乐的不健康思想动摇广大党员领导干部的执政追求和执政目的，从而坠入贪污腐化的深渊。廉政文化建设是当前和今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任务，在新形势下全党一定要集中力量，突出重点，扎实有效推进廉政文化建设，为深入开展反腐倡廉工作促进社会和谐提供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

　　一、在内容上，深入人心，不断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

　　一是把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宗旨观念作为廉政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广泛开展“艰苦奋斗、廉洁从政”和“为民、务实、清廉”等主题教育，通过人们喜闻乐见、灵活多样的形式，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权力观和名利观，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增强宗旨观念，真正使广大党员干部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二是把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道德观念作为廉政文化建设的重点内容。要通过进行反腐败形势教育，党性、党风、党纪、条规和正面典型示范教育及反面案例警示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加强文化修养，强化廉洁自律意识，自觉抵御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错误思想的侵蚀。

　　三是把提高党员干部的廉政文化素养作为廉政文化建设的基本内容。要通过开展读书思廉活动、廉政文化座谈会、形势报告会、理论培训班、理论研讨班、廉政建设大讲堂等形式，让党员干部在分析对比中得出正确的判断，在亲身体验中接受文化的熏陶，从而提高自身的思想政治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二、在形式上，创新载体，增强廉政文化的感染力和渗透力

　　在反腐倡廉教育的形式上，要充分利用传媒等载体，把廉政文化的内容进行多样化渗透，营造春风化雨、充满人情味的廉政文化氛围，在潜移默化中让人们接受教育。

　　一是创作廉政文化作品。通过经常组织廉政文化作品的创作，增强廉政文化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二是建设廉政文化教育基地。通过挖掘、提炼我国丰富历史文化资源中廉政方面的生动教材，建立一批廉政文化教育基地，以历史廉政名人、现代廉政楷模来引导、规范和激励干部群众。

　　三是运用网络传播廉政知识。通过设置《廉政文化宣传教育》等栏目，融思想性，艺术性、知识性、趣味性为一体。

　　三、在方法上，拓展领域，扩大廉政文化辐射面

　　广大群众是廉政文化建设最广泛的主体，也是廉政文化建设不断丰富发展的源泉。在反腐倡廉教育的方法和途径上，要通过开展廉政文化“六进”活动，不断扩大廉政文化建设的覆盖面，让廉政文化走进千家万户，焕发蓬勃生机。

　　一是做好廉政文化进机关工作。每个单位从进机关大院，到楼梯、走廊、办公室、会议室都要有廉政公益广告，让广大党员干部每天一上班都能感觉到廉政的氛围，要通过组织一些符合单位特点和实际的廉政主题教育活动，使职工受到教育，要努力将廉政文化融入工作，通过制定工作规范、工作流程、防范工作风险，实现公平执法、公正执法，让广大人民群众满意。同时，让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也通过为民、务实、清廉的日常工作，感悟到自己的权力是人民给的，自己应当做一名合格的人民公仆。

　　二是做好廉政文化进学校工作。把廉政文化纳入学生德育课，纳入党校各种培训、研讨班教学计划，把廉政文化基础课作为“入党积极分子班”和“预备党员班”学习的重要内容，使他们潜移默化地接受廉政文化的熏陶。

　　三是做好廉政文化进家庭工作。要通过举办家属培训班、向干部家庭发出廉政信函或廉政短信息、与领导干部家属签“助廉承诺书”等形式，教育干部家属当好廉内助，共筑家庭廉政防线。还可以每年总结和推出一批“廉内助”的先进事迹与典型，在全社会广泛宣传，形成家家把好廉政关的良好氛围。

　　四是做好廉政文化进社区工作。在社区推出廉政公益广告，树立大型廉政宣传画、建立廉政宣传一条街，在老百姓经常集聚的地方建立廉政文化广场等，将廉政文化融入社区文化中、渗透各个角落，让廉政教育更具人性化和亲和力。

　　五是做好廉政文化进农村工作。定期将党风廉政方面的书籍、资料、报刊和电教片送到农村，在群众聚集的广场举办廉政文艺会演等，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表现、宣传党风廉政，弘扬正气，鞭挞丑恶。

　　六是做好廉政文化进企业工作。每年有计划地将党风廉政方面的vcd、图书、杂志送到企业，在企业的职工文化园地中专门建立廉政文化园地，在企业报刊、企业网站中开辟《廉政》专栏等，倡导诚信经营、合法经营，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四、廉政文化建设的初步探索

　　廉政文化建设作为一个新鲜事物，其内涵、工作目标、工作方式等方面，均有很多值得探讨的问题。怎样建设廉政文化？廉政文化与其它文化有着怎样一些区别和联系？正是文化工作者需要进一步研究的课题，只有在不断的摸索过程中，从廉政文化的本质出发，走出一条廉政文化建设的新路子。

　　一是造浓廉政文化宣传氛围。以理想信念、道德修养、价值观念、行为准则、生活情操为核心，进行从政道德教育、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教育、党纪条规和国家法律法规教育、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教育，同时以各种主题鲜明、内容丰富的文化活动为抓手，寓教于乐，不断增强活动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使廉政文化渗透和覆盖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近年来，锦州市纪律举办了多次党纪条规知识竞赛和党风廉政书画展，锦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也以市纪委开展的活动为载体，号召党员干部积极参加其中。从自身工作特点出发，不断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呈现出“廉政短信敲警钟、文艺汇演扬正气、演讲比赛聚人心、条例宣讲促学习、公益广告易风俗、廉政歌曲鼓干劲”的生动局面。

　　二是丰富廉政文化内涵。推进廉政文化建设，就一定要顺应文化建设的特点和规律，在充分发挥文化的渗透力、亲和力、吸引力、感染力上下功夫，利用优秀影视剧、戏剧小品、廉政征文、广场文艺演出等形式，引导廉政教育从“文件”走向“文化”，在欢声笑语中满足群众对反腐倡廉的心理期待；

　　引导廉政教育从“会场”走入“广场”，在广泛参与中让廉政文化拥有深厚的群众基础；

　　引导廉政教育从机关的“深宅大院”走进社会的“广阔天地”，在寓教于乐中起到情感交流的作用，从而使廉政文化在润物无声中占领思想阵地，让廉政建设获得持久的文化魅力。

　　三是创新廉政文化传播载体。强化载体和阵地意识，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大力宣传正面典型，繁荣廉政文艺创作，使廉政文化成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具体工作中，文广新局着力培育具有地域地特色的廉政文化，精心打造昭忠祠这一爱国主义教育基在廉政文化建设上的作用，并不断扩大甲午阵地战史的影响，让廉政文化与锦州历史有机地结合起来。同时利用群众喜闻乐见的电影、电视媒体作载体，在全市开展观看《铁人》等反映当代广大党员干部优秀事迹的电影，让广大党员和群众受到廉政文化教育。同时，通过《辽西讲坛》弘扬廉政文化，教育广大群众。

　　总之，廉政文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具体工作中，我们要按照“注重实际、示范引导、学用结合、整体推进”的工作思路，抓好示范点建设。通过抓廉政文化示范点，调动各方面参加廉政文化建设的积极性，整合各方面的廉政文化资源，共同培育廉政文化建设的新典型，不断提高廉政文化的整体水平，进一步发挥廉政文化的拒腐防变教育作用，提升文化品位，为我市快速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廉政文化氛围。

什么是文化教育学

　　一、新形势下廉政文化建设在我党廉政建设中的作用

　　1.廉政文化建设对党员干部有着很好的教育作用。强化廉政文化建设就是对党员干部群众从当党的基本理论、党纪党规、执政作风等方面的重新教育过程，可以有效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觉悟和廉政文化素质，切实促使党员干部为老百姓做实事、做好事，坚固自己的道德防线，提高防腐能力。

　　2.廉政文化建设可以提高我党的凝聚力。廉政文化建设本着“政府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各地区各部门各负其责，党员干部群众共同参与”的工作机制，建立健全党风廉政建设的相关责任制度，将其作为我们党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只有廉政文化建设落实到位，党的反腐倡廉方针政策才能得以有效的实施，才能被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所认可，增加我党工作的凝聚力，统一思想。

　　3.廉政文化建设对我党的廉政建设起到了很好的监督作用。廉政文化建设是我党新闻舆论范畴之内的内容，承担着重要的监督作用。首先，可以对各级党员尤其是每一个党政一把手在党风建设过程中的实际工作进行有效的监督。其次，可以对党员干部执行廉政建设的有关规定，行使权力的过程进行监督。

　　二、新形势下廉政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1.廉政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1.1我国部分企业对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性、认识程度不够重视。在抓经济效益的同时，往往忽略了廉政工作的同步建设。重生产经济和产值，轻视廉政建设。甚至有的领导认为，只要在政治上大的方向正确平时工作中不出现问题就够了，导致廉政工作建设缺少支持，出现问题时追悔莫及。

　　1.2廉政文化建设教育的工作方法老套。教育形式单调枯燥，思想政治工作的教育还停留在简单的开会、下发文件的肤浅认识上。在科技现代化发展的今天，已经远远不能适应新的形势需要。

　　1.3廉政文化的教育内容缺少针对性。企业单位每年都在推行职工教育活动，但是存在针对性不强的问题，而且缺少新意。导致部分干部员工存在抵触情绪，使教育活动效果甚微。

　　1.4廉政文化建设的导向作用发挥不够。在全国反腐斗争的浪潮中，重大违纪案件一再发生，甚至中央领导阶层的大老虎也屡见不鲜。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浪费严重问题都比较突出。甚至少部分干部存在买官卖官、询私枉法、生活糜烂等问题，致使基层单位对组织威信不高，群众对党和政府存在困惑和不满情绪。

　　2.廉政文化建设的相关对策分析。

　　2.1开展廉政文化建设教育活动。通过表彰总结大会、观看廉政教育影片等实际行动，来树立先进典型榜样，起到更好的引导作用。其次，我们还可以开展廉政文化警示教育活动，组织党员干部现场听取服刑人员的现身说法活动，观看警示教育影片等，从思想上增加党员的防腐能力。再次，开展文艺活动。以反腐倡廉的文化建设为主题，开展书法、演讲、文艺演出等活动，通过艺术活动来增加党员的廉政意识。

　　2.2利用先进的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发挥党政机关的宣传作用，进行反腐倡廉文化建设的电化教育。利用机关的主页，设置廉政专栏等内容，引导官大党员干部积极参与。通过党务建设和政务公开等栏目，有计划、有准备的抓好机关嵘有政文化建设阵地。通过举办廉政文化建设论坛等新内容，来及时总结机关嵘有政建设的经验和成果，提高整体文化建设水平。

　　2.3建立长效的廉政文化建设体系。党组织要把廉政文化的约束力和规章制度的强制性相结合，逐渐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体系，起到制度促进廉政建设的目的。同时，要坚持和完善廉政文化建设的政治理论学习，完善党内的监督制度，完善党员干部的从政道德规范。

　　三、结语

　　新形势下廉政文化建设历可以使我们国家、我们党、甚至整个社会都形成一个良好的廉政文化氛围，不仅关系到人民实际的生产生活，对国家的经济建设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只有树立反腐倡廉的廉政文化建设决心，做好廉政文化建设工作，才能真正的杜绝腐败之风，使我们国家逐步走向繁荣富强。

　　浅谈新形势下的廉政文化建设什么是廉洁文化建设

　　一、高校廉政文化解析

　　廉政文化是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相承接、与时代特征相适应、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相一致、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统一；廉政文化体现的是一种信仰、一种行为规范、一种生活方式；廉政文化是我国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廉政文化建设旨在教育全社会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树立正确的地位观、权力观、利益观，倡导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价值取向，形成崇尚廉洁、贬斥腐恶的社会评价，努力营造清正廉明、诚实守信、遵纪守法、勤奋进取、无私奉献的文化环境和文化氛围。

　　高校廉政文化是"以校园为主要活动空间，以领导为关键、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全体师生员工对廉政的道德化认知、廉政素养和道德价值取向，是廉洁从政的先进思想道德观念及其指导影响下形成的廉政制度、工作规范、组织、体制、机制、校园风气和意识形态的总和。

　　二、廉政文化在高校党风廉政建设中的作用

　　从根本上讲，高校廉政文化建设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教育作用

　　加强纪律教育，增强党员领导干部和师生员工廉洁自律的自觉性，是开展反腐倡廉工作的基础。廉政文化活动通过理论研究、文学创作、艺术表演等生动活泼的形式，借助广播、电视、电影、报刊、网络、宣传栏等媒体，能够借助新兴媒体对党政干部和广大师生员工进行教育，便捷的掌握相关的廉政知识，形成"廉美腐丑"的价值观念，在学校管理、教学科研、校园服务、学习生活中恪守职业道德和学术道德，诚实守信，廉洁奉公，进而在外部条件上保证高等学校党风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进行和开展。

　　（二）约束作用

　　党风廉政建设是一种合力的作用，受到各种社会因素和政治因素的影响，当然也受到廉政文化建设的影响，而且廉政文化建设属于一种无形的力量。廉政文化属于绝大数人认可的行为规范，是绝大数人接受的价值观，它可以约束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告诉人们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廉政文化这一无形的力量，属于一种软手段，假如一个人的行为违反了大家认可的价值观，廉政文化就会发挥相应的作用，他会受到来自他人的舆论鞭挞和来自自己内心的良心谴责，从而迫使其纠正不当行为，有效地促进党员干部的廉洁自律。

　　（三）辐射作用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高等教育步入大众化阶段，高等学校正从昔日的象牙塔走到社会的中心，高校党风廉政建设状况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高等学校承担着培养人才、创造知识、服务社会的历史重任，被人们称为"精神的灯塔"，大学校园的廉政文化不仅直接对社会产生辐射作用，而且通过源源不断的毕业生对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三、高校廉政文化建设的现实路径

　　高校廉政文化建设有其特殊性，要求从实际出发，紧紧围绕学校的中心工作，真正掌握教职工和学生的思想状况和心理状况。在校园内，以廉政建设为主题，开展主题教育，宣传廉政知识和廉政理念，重点学习廉政制度，通过校园文化载体，把思想政治教育、道德教育、纪律教育与廉洁教育结合起来，通过丰富多彩、灵活多样的文化活动，使廉洁、诚信、守法等观念植根于广大师生的头脑之中，为做好反腐倡廉工作提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

　　（一）构建高校廉政文化建设领导体系

　　高校廉政文化建设是具有战略性的远见工程，真正涉及到高校的各个方面，作为学校领导，必须从关系学校发展的大局出发，思想上高度重视，把它作为反腐倡廉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来抓，在全校层面上提高认识，做到层层分工、责任明确，按照相关要求，制定出具体的廉政文化建设的总体目标、长远规划和工作安排，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结合学校的日常工作，狠抓落实。建立由纪委牵头，宣传部、人事处、教务处、学工处、团委等部门相互协调配合的工作格局，进而充分调动广大师生员工参与廉政文化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二）突出高校廉政文化建设的针对性

　　高校廉政文化建设并不单单是某些部门或者是领导干部的事情，它是一项全校性的活动，领导干部、教师和学生都要参与其中。高校廉政文化建设要针对不同的对象，按照不同内容、形式和要求，有针对性的开展教育，增强廉政文化建设的实效性，使领导干部达到"权力与服务"的统一，教师达到"教育与育人"的统一，学生达到"学习与做人"的统一。

　　教师是主角。要以教书育人为重点，侧重于师德师风建设，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和职业道德建设，增强教师的职业荣誉感和责任心。培养教师育人为本、立德树人、严于治学，敬业奉献、恪守学术规范的精神品质，使教书育人真正落到实处。

　　学生是主体。要以诚信做人为重点，侧重于理想信念教育，增强大学生的廉洁意识。结合德育工作，开展廉洁教育和道德规范教育，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权力观和利益观，引导大学生诚信待人、诚信处事。

　　（三）处理好廉政文化建设与廉政制度建设的关系

　　廉政文化与廉政制度相辅相成，没有文化的引导和支撑，制度难以取得良好的效果，没有制度的规范，廉政文化也难以得到保障，单纯依靠思想道德教育和人的自觉性进行反腐倡廉工作肯定是乏力的。因此，高校廉政文化建设离不开制度文化建设。

　　（四）拓展高校廉政文化建设的平台

　　首先，创新教育形式。高校推进廉政文化建设，要积极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作用，使学生在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过程中，自觉加强思想道德修养，提高政治觉悟。此外，还要增加党校培训、教师培训和新任干部培训的反腐倡廉政策宣讲和教育内容，扩大教育宣传面。充分利用学校的宣传资源，例如宣传栏、校报、校园网站、广播、电视等校园媒体，及时宣传反腐倡廉建设的形势、进展、成效和经验，大力宣传廉洁从政的先进典型和模范人物。并通过开展廉政文化知识竞赛、征文演讲、文艺汇演、书画展、唱廉政歌曲等形式，使广大师生在活动中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和熏陶。

　　其次，拓展教育渠道。廉政文化建设之中，高校要充分利用校内资源和校外资源，如何让把两者有效结合起来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此，要积极创造条件，拓展校外资源，将廉政文化进学校与廉政文化教育社会实践活动相结合，通过组织参观革命博物馆、革命老区、反腐倡廉展览、参观监狱、听取服刑人员现身说法等形式，进而提高高校廉政文化建设的实效性。

　　总之，高校廉政文化建设，关系到党政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开展，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因此，高校廉政文化建设要常抓不放，要狠抓不放，要常态化、长效化，要当作长期的战略性任务来完成。在高校建设中，除了抓好教学以外，我们应该高度重视高校廉政文化建设，切实提高廉政文化建设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为学校各项事业的健康、科学发展奠定坚实的政治基础。

什么是文化教育学

　　1966年，正当我国基本完成调整经济的任务，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发生了。

　　“文化大革命”是由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他发动这场“大革命”的出发点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但他当时对党和国家的政治状况的错误估计，已经发展到非常严重的程度。

　　“文化大革命”历经从发动到1969年4月中共九大、从九大到1973年8月中共十大、从十大到1976年10月结束这样三个阶段。中共九大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中央的地位，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1971年9月林彪事件的发生，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失败，但中共十大仍然继续九大的“左”倾错误，并且使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势力进一步得到加强。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同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一举粉碎“四人帮”，从而终止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

　　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和人民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虽然艰难曲折，但一直都没有停止过。在这十年中，我国国民经济仍然取得了进展，对外工作也打开了新的局面。但是，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

什么是文化教育学

　　一、新形势下廉政文化建设在我党廉政建设中的作用

　　1.廉政文化建设对党员干部有着很好的教育作用。强化廉政文化建设就是对党员干部群众从当党的基本理论、党纪党规、执政作风等方面的重新教育过程，可以有效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觉悟和廉政文化素质，切实促使党员干部为老百姓做实事、做好事，坚固自己的道德防线，提高防腐能力。

　　2.廉政文化建设可以提高我党的凝聚力。廉政文化建设本着“政府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各地区各部门各负其责，党员干部群众共同参与”的工作机制，建立健全党风廉政建设的相关责任制度，将其作为我们党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只有廉政文化建设落实到位，党的反腐倡廉方针政策才能得以有效的实施，才能被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所认可，增加我党工作的凝聚力，统一思想。

　　3.廉政文化建设对我党的廉政建设起到了很好的监督作用。廉政文化建设是我党新闻舆论范畴之内的内容，承担着重要的监督作用。首先，可以对各级党员尤其是每一个党政一把手在党风建设过程中的实际工作进行有效的监督。其次，可以对党员干部执行廉政建设的有关规定，行使权力的过程进行监督。

　　二、新形势下廉政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1.廉政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1.1我国部分企业对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性、认识程度不够重视。在抓经济效益的同时，往往忽略了廉政工作的同步建设。重生产经济和产值，轻视廉政建设。甚至有的领导认为，只要在政治上大的方向正确平时工作中不出现问题就够了，导致廉政工作建设缺少支持，出现问题时追悔莫及。

　　1.2廉政文化建设教育的工作方法老套。教育形式单调枯燥，思想政治工作的教育还停留在简单的开会、下发文件的肤浅认识上。在科技现代化发展的今天，已经远远不能适应新的形势需要。

　　1.3廉政文化的教育内容缺少针对性。企业单位每年都在推行职工教育活动，但是存在针对性不强的问题，而且缺少新意。导致部分干部员工存在抵触情绪，使教育活动效果甚微。

　　1.4廉政文化建设的导向作用发挥不够。在全国反腐斗争的浪潮中，重大违纪案件一再发生，甚至中央领导阶层的大老虎也屡见不鲜。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浪费严重问题都比较突出。甚至少部分干部存在买官卖官、询私枉法、生活糜烂等问题，致使基层单位对组织威信不高，群众对党和政府存在困惑和不满情绪。

　　2.廉政文化建设的相关对策分析。

　　2.1开展廉政文化建设教育活动。通过表彰总结大会、观看廉政教育影片等实际行动，来树立先进典型榜样，起到更好的引导作用。其次，我们还可以开展廉政文化警示教育活动，组织党员干部现场听取服刑人员的现身说法活动，观看警示教育影片等，从思想上增加党员的防腐能力。再次，开展文艺活动。以反腐倡廉的文化建设为主题，开展书法、演讲、文艺演出等活动，通过艺术活动来增加党员的廉政意识。

　　2.2利用先进的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发挥党政机关的宣传作用，进行反腐倡廉文化建设的电化教育。利用机关的主页，设置廉政专栏等内容，引导官大党员干部积极参与。通过党务建设和政务公开等栏目，有计划、有准备的抓好机关嵘有政文化建设阵地。通过举办廉政文化建设论坛等新内容，来及时总结机关嵘有政建设的经验和成果，提高整体文化建设水平。

　　2.3建立长效的廉政文化建设体系。党组织要把廉政文化的约束力和规章制度的强制性相结合，逐渐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体系，起到制度促进廉政建设的目的。同时，要坚持和完善廉政文化建设的政治理论学习，完善党内的监督制度，完善党员干部的从政道德规范。

　　三、结语

　　新形势下廉政文化建设历可以使我们国家、我们党、甚至整个社会都形成一个良好的廉政文化氛围，不仅关系到人民实际的生产生活，对国家的经济建设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只有树立反腐倡廉的廉政文化建设决心，做好廉政文化建设工作，才能真正的杜绝腐败之风，使我们国家逐步走向繁荣富强。

什么是文化教育学

　　胡锦涛同志多次在会议中强调：“反腐倡廉教育还要面向全党全社会。要全面加强对广大党员的理想信念教育，对公职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和对公民的社会公德和家庭美德教育，增强全党全社会反腐倡廉的意识，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在这一历史背景和时代要求下，逐渐形成了以廉政文化为主体，以特殊教育为形式的“廉政文化”这一新的产物，也是当前反腐倡廉新形势下产生的一种文化现象。实践证明，这一文化现象的产生和发展作为新形势下反腐倡廉工作的一个有效载体和重要抓手，对于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高党员干部思想政治素质，深入推进反腐倡廉工作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廉政文化是文化总和的一个分支，寓于文化的大环境之中，具有丰富而独特的内涵，也具有特殊的文化功能。它包含着廉政的认知程度、思想素质、文化素质、生活观念、价值取向、规章制度、文化形式、文化阵地等内容，其核心是党员干部的价值观，表现为为民谋利的宗旨观，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

　　廉政文化作为一定经济、政治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既抽象又具体，既无形又有形，看似可有可无，但又极其重要，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廉政文化具有导向作用。

　　廉政文化是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实践中形成的，具有社会属性，对社会有较强的辐射功能。廉政文化一旦形成，其所包含的精神理念、价值观、道德准则，就会在社会上广泛传播，可以提升思想境界，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顺利开展形成良好的外部环境。而且，廉政文化借助文学艺术、广播、电视、电影、杂志等媒介工具，弘扬主旋律，鼓舞和凝聚人心，对于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基础性的舆论导向作用。

　　二、廉政文化具有实践作用。

　　历史和现实都表明，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廉政实践。廉政文化的目的就在于弘扬一种精神、一种理念，通过理性信念和道德情操的培育，树立党员干部正确(本文至：范文大全)的人生信仰和执政理念，进而内化为党员干部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观念准绳，自觉进行廉政行为的实践。廉政文化一旦发展壮大形成规模，将会对社会产生很大的辐射作用，从微观层面来讲，可以使社会公众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增进了解，产生亲和力；从宏观层面来讲，将对中国的先进文化进程产生重要的影响。

　　三、廉政文化具有凝聚作用。

　　廉政文化不同于一般的社会文化，而是一种文化体系，一种廉政理念，它能使全体社会成员尤其是广大党员干部在同一类型和模式的文化氛围中得到教化、培养，从而以相同的价值观、思维模式、行为方式在不同层次上使广大党员干部联系起来、凝聚起来，使整个队伍因同一文化渊源而形成一种强大的凝聚力量。这对于规范从政行为，引导领导干部提高廉洁自律意识，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发挥党员积极性和创造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四、廉政文化具有约束作用。

　　党风廉政建设的发展需要多种社会因素以及各种政治因素的合力作用，而廉政文化便是其中一种无形的力量，而廉政文化虽然没有明文的规章制度，但可通过一系列为人们所接受的价值观念来约束和控制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指导人们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如果违反了观念的价值准则，廉政文化的软性控制就会发生作用，对自己的行为自动加以纠正，从而促进党员干部的廉洁自律。

什么是文化教育学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由毛

　　泽东错误发动、被林彪和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给中华民族

　　带来严重灾难的政治运动。这场运动发生的直接原因，是毛泽东

　　的“左”倾错误理论的指导。他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

　　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中共党内、政府内

　　，文化等部门大多数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

　　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一个资产阶

　　级司令部，并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盛市

　　、自治区和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

　　，只有进行“文化大革命”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

　　夺回来；“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

　　治大革命。这些论点后来被概括成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

　　革命的理论”。“文化大革命”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

　　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到1969年4月中共九大。1966年

　　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文

　　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两次会议分别通过《五一六通知》

　　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对所谓“彭真、罗瑞卿

　　、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和“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进行

　　错误斗争，改组中共中央领导机构，成立“中央文革小组”，并

　　让它掌握中央很大部分权力，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被鼓吹到狂热

　　的程度。稍后，林彪、江青等人利用“中央文革小组”名义在全

　　国制造大规模混乱。1967年2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

　　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人，在不同的会议上对“文化

　　大革命”提出强烈批评，并与林彪、江青等人展开斗争，却被试

　　为“二月逆流”，受到错误的压制和打击。

　　不久朱德、陈云也受到错误的批判。各部门各地方党政机构

　　几乎全被夺权或改组。中共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

　　实践合法化，并加强了林彪、江青等人在中共中央的地位。第二

　　阶段，从中共九大到1973年8月中共十大。1970年至1971年9月，

　　发生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

　　事件。毛泽东、周恩来等粉碎了政变。在毛泽东支持下，周恩来

　　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全国形势有了转机。

　　1972年在批判林彪过程中，周恩来正确地提出要批判极左思

　　潮，但被毛泽东否定。中共十大继续中共九大的“左”的错误，

　　并让王洪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

　　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势力得到加

　　强。第三阶段，从中共十大到1976年10月。1974年初，在批林批

　　孔运动中，江青等人把矛头指向周恩来。1975年周恩来病重，邓

　　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着手对各方面工作

　　进行整顿，全国形势明显好转。但是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

　　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发动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

　　案风”活动，全国再度陷于混乱。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4月全

　　国掀起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强

　　大抗议活动。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对天安门事件作出错误判

　　断，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9月毛泽东逝世，江青反革命集

　　团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10月上旬，中共中

　　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

　　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也

　　不符合中国实际。毛泽东对中国阶级斗争形势和国家政治状况的

　　估计是错误的。

　　“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开始全面纠正

　　“文化大革命”的错误。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决

　　议，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

什么是文化教育学

　　本文结合煤矿党风廉政建设的工作实践，对如何发挥廉政文化在构筑教育、制度、监督“预惩”体系中的作用进行探讨。

　　一、廉政文化建设是反腐倡廉工作的重要课题

　　廉政文化以廉政为思想内涵、以文化为表现形式，是廉政建设与文化建设相结合的产物。在当前形势下，特别是在加大反腐败斗争力度的今天，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廉政文化建设是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预惩”体系的重要内容。近年来，打击腐败的力度不断加大，但是腐败的土壤和条件依然存在，最为根本的原因是在物质、制度、心理的层面上，不同程度地形成和滋生着一种促进腐败的不良文化，它往往能使人们的价值观念产生错位，像病毒一样侵蚀着党的肌体，同时也损害着煤矿企业的党风政风和民风。毛泽东曾说过，意识形态领域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会占领。因此，正视不良文化的挑战，制定廉政文化建设总体目标、长远规划，全方位、多渠道、多层次弘扬廉政思想，增强廉政意识，倡导廉政道德，营造廉政文化氛围，是落实“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方针的重要举措，是构建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预惩”体系的重要内容。

　　（二）廉政文化建设提高党员干部素质、增强自律意识的有效手段。煤矿企业在改革发展中，需要有一种良好的干事创业风气，其决定因素就是领导干部。企业党委在贯彻落实各项廉洁从政规定的同时，必须要强化各级领导干部的“自律”意识。要通过廉政文化建设，以正反典型对比教育为重点，利用组织观看电教片、举办廉政培训班、签订助廉承诺书等形式，潜移默化地加强理想信念、职业操守、社会公德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明白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该怎样做，使管理人员树立认认真真做事、干干净净挣钱的意识和观念，把“自律”教育寓教于乐，在活动中受到深刻教育，陶冶情操，筑牢思想道德防线，提高执政能力和推动企业改革发展的能力。

　　（三）廉政文化建设是建设和谐矿井的内在要求。廉政文化，既体现为一定的法治观念和法治要求，又体现为一定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说，廉政文化是法治文化和道德文化的融合，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煤矿开展廉政文化建设，既有利于促进党员干部按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贯彻落实依法治矿的方针，更好地维护和实现企业环境的公平和正义，又有利于党员干部按照“为民、务实、清廉”的要求，以身作则、勤政廉政，职工群众增强反腐败信心和支持参与反腐败斗争的积极性，在全矿形成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良好风尚，为构建和谐矿井提供可靠的保证。

　　二、廉政文化建设必须围绕构建“大宣教”格局付诸实施

　　如何建设廉政文化？从煤矿实际来看，就要围绕构建“大宣教”格局，突出廉政文化建设的制度化、经常化、大众化和阵地化，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廉政文化活动，努力形成“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良好风尚。

　　一是加强领导，构建廉政文化建设机制。把廉政文化建设作为建立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基础性工作，纳入文化工作总体部署，与企业文化建设、文明社区建设统一规划，统一实施。在工作中注重强化组织领导，加强宣教干部和宣教设施的配备，重大廉政文化活动由党委集中力量统一协调组织开展，并在经费上予以大力保障。注重把廉政文化建设贯穿于廉洁自律、案件查处、纠风治乱、效能监察等工作中，把廉政教育作为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目标管理的重要内容，进行检查考核，增强各级党组织和相关部门抓廉政文化建设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形成党委统一领导，纪委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广大干部群众积极参与的廉政文化建设“大合唱”格局。

　　二是强化教育，突出重点教育对象和内容，增加廉政文化的含量。要把廉政教育纳入“三会一课”、政治学习、形式任务报告灯各项教育活动中，以报告会、知识测试、电化教育、读书思廉等形式有重点地解决党员干部思想上存在的问题。要积极树立一批廉政典型，以身边的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要开展警示教育，播放剖析违纪违法案件的警示教育片，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观看，同时购置在全国有一定影响的廉政图书，作为党员干部廉政教育的教材。

　　三是拓展阵地，充分利用企业内部广播、有线电视覆盖面广、群众关注程度高的优势，加大廉政文化的宣传力度。要发挥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介的优势，以专题报道、通讯等形式，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进展、成效、经验和先进典型的报道；利用征文、演讲等形式，讨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增强反腐宣传的声势和效果；要利用网络这一全新的信息平台，增加信息容量，增设廉政书屋、廉政课堂、热点讨论等栏目，增强互动；要利用图书馆、文化宫、广场舞台等文化设施，通过举办展览、放映影视作品、提供图书资料等形式，提高廉政文化活动的开放度和群众参与度。

　　四是广开渠道，积极探索廉政文化进社区、进家庭的有效途径。1、把廉政文化建设与创建文明社区相结合，大力推进廉政文化进社区。适时在社区开展了廉政文化宣传、文艺表演、电影展播等丰富多彩的廉政文化创建活动；定期征求社区群众对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把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延伸到社区。2、把廉政文化建设与加强职业道德教育相结合，大力推动廉政文化进机关。开展“学习型、干事型、创新型、服务型、廉洁型”机关创建活动，把廉政教育作为干部培训的重要内容，广泛进行亲民、爱民、为民教育，切实转变机关作风，结合煤矿特点，组织反腐倡廉演讲、“两个条例”知识测试、机关服务承诺等活动，把廉政文化融入到干部管理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和企业文化建设之中。3、把廉政文化建设与家庭美德教育相结合，大力推动廉政文化进家庭。召开领导干部配偶争做“廉内助”座谈会，给领导干部家属赠送廉政读物，组织观看《廉内助与贪内助》等廉政影视片，开展了夫妻间常吹“枕头风”，争当“廉内助”、常念“廉政经”、常开家庭“廉政会”等活动，引导和教育干部家属当好廉内助，共筑廉政防线，维护家庭的幸福和安宁。

　　三、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必须正确处理“四种关系”

　　要保证廉政文化建设沿着健康的轨道向前发展，更好地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服务，就必须处理好以下“四种关系”。

　　（一）正确处理好教育与娱乐的关系。教育性和娱乐性是廉政文化活动功能的两个方面。没有教育性，廉政文化建设就会失去灵魂和方向；没有娱乐性，教育也就显得枯燥乏味，很难引人入胜，深入人心。因此，必须把二者紧密结合起来，做到寓教于乐，融思想性、艺术性、知识性、趣味性为一体。近年来，田陈煤矿立足自身实际，先后组织开展廉政漫画展、廉政格言警句征集、廉政文艺演出、出版廉政手册等活动，深受干部群众欢迎，让人们在廉政文化活动中接受廉政熏陶和教育，提升思想境界，催生、萌发和培养清新的廉政社会风气。“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二）正确处理好领导带头与群众参与的关系。廉政文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工作，需要各级领导和广大群众共同参与。没有领导干部的积极带头，廉政文化建设就会失去应有的功效和有力的组织保证；没有广大群众的参与，廉政文化建设就会缺乏生机和活力。要将廉政文化的“先进性”与“大众性”有机统一起来。把加强廉政文化建设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作为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具体举措，作为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的有效途径，要以党员领导干部的模范行动激发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廉政文化活动的热情，引导好、保护好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同时，要通过经常的、广泛的、持久的廉政文化建设活动，让职工群众不断看到我们党反腐倡廉的决心，不断听到我们党反腐倡廉的信息，不断参与到反腐倡廉的行列中去，打牢廉政文化建设的群众基础。

　　（三）正确处理好继承和创新的关系。我们的祖先创造了灿烂的廉政文化，党的十六大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又赋予了廉政文化崭新的内涵。这些宝贵的文化资源，是新形势下开展廉政文化建设的基石。随着社会的进步，对廉政文化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加强廉政文化建设要适应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文化需要，追赶时代的步伐，努力提高文化品味，体现时代特色。只有把继承和创新结合起来，才能使廉政文化在传承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有所发展。为使廉政文化建设既保持传统特色，又富有时代气息，田陈煤矿在廉政文化建设中，不仅注重发挥宣传栏、宣传窗、黑板报的作用，更注重利用电子信息网络开设廉政网站、给领导干部发廉政信息、建立领导干部电子廉政档案；不仅注重对党员干部进行传统的廉政教育，更注重发挥广播、电视、网络等现代宣传工具的作用，扩大了廉政文化的辐射力和影响力，营造了反腐倡廉的人文环境。

　　（四）正确处理普及与提高的关系。廉政文化建设既是先进的政治文化，也是先进的大众文化。既要要通过廉政文化建设，最大限度地调动最广泛的群众的积极参与形成廉洁光荣、腐败可耻的社会文化氛围，又要提高廉政文化的质量和品味，充分发挥廉政文化的导向作用、凝聚作用、实践作用和约束作用。要做好廉政文化建设普及与提高的结合文章，在建设的内容上求新，既注重吸取传统廉政文化中的精华，又根据时代特点，唱响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主旋律；在建设的重点上求活，既突出党员领导干部，又兼顾社会普通民众；在建设的形式上求变，既注重运用传统的教育方式，又要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在建设的效果上求实，既看到有形的、见效比较快的，更注重细雨润物、潜移默化起长效的，确保廉政文化建设朝着纵深的方向健康发展，不断迈向新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