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尔特加-加塞特的“大众社会”理论刍议

奥尔特加一加塞特是20世纪西班牙的一位重要的人文学者、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他于30年代撰写的《大众的反叛》，是对以资本主义工业化、城市化为主要特征的西方现代化进程的最早的理论反思。上个世纪80年代，他的“大众社会”理论又成为美国思想文化论战中的一个热门话题。文章从这一争论切入，对加塞特的思想的由来、他的大众社会理论对构成“现代性”的“民主”、“自由”等理念的负面影响所作的批评，以及该批评所引发的对社会文明传承的一系列问题的思考等，重新加以审视和辨析。笔者认为，加塞特的大众社会理论固然有其明显的偏颇和局限，然而他对于现代社会良知的呼唤，他所提出的要遏制对民主的滥用、实现个人自由与自我约束的平衡等看法，既是对现代性的挑战，同时也是现代性本身所需要自我完善的重要内容。

奥尔特加－加塞特　“大众的反叛”　“大众社会”　“超民主”　精英主义

　　当代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哈佛大学的丹尼尔·贝尔教授(Daniel Bell，1919—)在其《意识形态的终结》(1960)第一章中介绍说，在当今西方世界，除了马克思主义之外，最有影响的社会理论也许就要算“大众社会”理论了。虽然它没有冠以某个人的名号，没有像把资本主义条件下商品化人际关系的理论归于马克思，或把非理性与无意识理论归于弗洛伊德那样，但是，贝尔认为，这种“大众社会”理论的产生，与一批带有贵族倾向和天主教背景的批评家有着密切的关系，例如，奥尔特加－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1883—1955)、保罗·蒂利希(Paul Tillich，1886—1965)、卡尔·雅斯贝斯(Karl Jaspers，1883—1969)、加布里埃尔·马塞尔(Gabriel Marcel，1889—1973)、爱弥尔·利德勒(Emil Lederer，1882—1939)、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975)等。这些人有一个比较共同的想法，那就是由于19世纪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高速发展，欧美许多发达国家的教育、科技、通讯、交通等都有了突飞猛进的进步，社会物质财富激增，民众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而这一切引出了一个后果：欧美社会进入了一个以“大众的反叛”为标志的时代。然而，贝尔指出，奥尔特加之辈都是一些“贵族批评家”，他们对社会自由的一般状况并不关注，他们更关注的是个人的自由。在他们看来，大众群体崛起、并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开始占上风的情况，改变、甚至摧毁了自古以来形成的传统观念和信仰，使得往日养尊处优的贵族精英们风光不再(“优越的衰败”)，使得他们不再能对人们的意见和趣味产生主导性的影响。于是，对于这批贵族精英来说，“大众”就成了他们向现代社会发泄所有的怨恨的出气筒。“大众”成了一个相当贬义的术语，它可以指一个没有任何明显特征的群体，也可以指“现代文明中的落魄者”，也可以指一个机械化、官僚化了的群体，甚至也可以指对社会产生威胁的“ 暴民”。而按照贝尔的说法， “大众”(mass)和“群众”(masses)这些贬义性的概念，最先都是由奥尔特加一加塞特引介的，在奥尔特加的书中，“人们可以找到他对于‘现代性 ’的所有最猛烈的攻击”。
　　贝尔的这番话听来有点吊诡：一方面说奥尔特加的理论对“现代性”发起了“最猛烈的攻击”，而另一方面，则又说这种理论是当下仅次于马克思主义的“最有影响的社会理论”。这两种说法相互有点矛盾，但仔细想来，却又觉得透出点道理。按说这现代化的进程乃大势所趋，“现代性”简直可以说是“前途一片光明”的同义语，然而，为什么恰恰是向现代性发起挑战的看法，反倒愈加影响卓著并发人深省呢?若深想开去，这样的吊诡还真有点普遍性：愈是对大势所趋的潮流唱点反调、提出质疑的，倒愈是能比那些诺诺应和之声流传得更加久远。马拉美说“人总想白里挑黑”，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吧。
　　显然是为了回击奥尔特加的“攻击”，《意识形态的终结》第一章以醒目的“大众社会的美国：一个批判”作为标题。但这样又使贝尔的立论陷入了一个矛盾，或至少说，他没有讲清楚，究竟是“大众社会”理论从总体上说是一个错误，必须予以批判，还是仅仅是“大众社会理论”不合美国的情况，不能用来对美国社会作出说明和解释?因为按照贝尔自己所说，大概应该是后者。如果是这样，那么人们就要问，至今仍然影响极大的这个“大众社会”理论，它今天还能给我们以什么有益的启示呢?至于贝尔试图以美国为例来对“大众社会”理论进行批判，若细究起来，则又会产生另一个问题。我们都知道，美国其实是一个特殊性很大的国家——其实从贝尔自己在本书的阐述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无论是从它的历史文化传统、公民人口构成、地理环境条件，还是从它的社会结构和政法体制等方面作单一的或通盘的考虑，它与世界上其他的任何国家几乎都没有什么可比性。要说历史，美国是世界上历史最短的大国，虽说没有沉重的传统包袱，却也造成了它的文化底蕴的浅薄；要说自然条件，美国的地域辽阔，物产丰富，两面临海，无比优越的自然条件使她成为世界上最富裕、恐怕也是最不懂别人如何过日子的国家；而从意识形态上说，美国作为一个完全由移民组成的国家，从最早的“五月花号”木桅船令第一批来自欧洲的移民在普利茅斯登陆之时算起，就基本上不存在欧洲民族国家中那到处可以感觉到的阶级意识。凡此种种，贝尔若仅仅以美国为例对欧陆衍生出的“大众社会理论”进行批判，也就未必有很大的说服力了。相反，他对于奥尔特加一加塞特等提出的所谓 “大众反叛论”的批判性的阐释，反倒愈发引起了人们的好奇——人们至少不禁要问，这个奥尔特加提出的“大众社会”理论，究竟在哪些方面与美国人所奉行的根本价值观发生了牴牾，居然连贝尔这样本来就已经相当保守的学院派精英对他也不能见容?
　　贝尔把奥尔特加划归为“贵族批评家”，若从他的“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