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篇：文心雕龙章表原文及翻译

章表

作者：刘勰

夫设官分职，高卑联事。天子垂珠以听，诸侯鸣玉以朝。敷奏以言，明试以功。故尧咨四岳，舜命八元，固辞再让之请，俞往钦哉之授，并陈辞帝庭，匪假书翰。然则敷奏以言，则章表之义也;明试以功，即授爵之典也。至太*既立，伊尹书诫，思庸归亳，又作书以赞。文翰献替，事斯见矣。周监二代，文理弥盛。再拜稽首，对扬休命，承文受册，敢当丕显。虽言笔未分，而陈谢可见。降及七国，未变古式，言事于王，皆称上书。

秦初定制，改书曰奏。汉定礼仪，则有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议。章以谢恩，奏以按劾，表以陈请，议以执异。章者，明也。《诗》云“为章于天”，谓文明也。其在文物，赤白曰章。表者，标也。《礼》有《表记》，谓德见于仪。其在器式，揆景曰表。章表之目，盖取诸此也。按《七略》、《艺文》，谣咏必录;章表奏议，经国之枢机，然阙而不纂者，乃各有故事，布在职司也。

前汉表谢，遗篇寡存。及后汉察举，必试章奏。左雄表议，台*为式;胡广章奏，天下第一：并当时之杰笔也。观伯始谒陵之章，足见其典文之美焉。昔晋文受册，三辞从命，是以汉末让表，以三为断。曹公称“为表不必三让”，又“勿得浮华”。所以魏初表章，指事造实，求其靡丽，则未足美矣。至如文举之《荐祢衡》，气扬采飞;孔明之辞后主，志尽文畅;虽华实异旨，并表之英也。琳禹章表，有誉当时;孔璋称健，则其标也。陈思之表，独冠群才。观其体赡而律调，辞清而志显，应物制巧，随变生趣，执辔有馀，故能缓急应节矣。逮晋初笔札，则张华为俊。其三让公封，理周辞要，引义比事，必得其偶，世珍《鹪鹩》，莫顾章表。及羊公之辞开府，有誉于前谈;庾公之《让中书》，信美于往载。序志联类，有文雅焉。刘琨《劝进》，张骏《自序》，文致耿介，并陈事之美表也。

原夫章表之为用也，所以对扬王庭，昭明心曲。既其身文，且亦国华。章以造阙，风矩应明，表以致策，骨采宜耀：循名课实，以文为本者也。是以章式炳贲，志在典谟;使要而非略，明而不浅。表体多包，情伪屡迁。必雅义以扇其风，清文以驰其丽。然恳恻者辞为心使，浮侈者情为文屈，必使繁约得正，华实相胜，唇吻不滞，则中律矣。子贡云“心以制之，言以结之”，盖一辞意也。荀卿以为“观人美辞，丽于黼黻文章”，亦可以喻于斯乎?

赞曰∶

敷表降阙，献替黼??Ｑ员卣昝鳎?逶蚝胛啊?/p>

肃恭节文，条理首尾。君子秉文，辞令有斐。

文言文翻译:

《章表》是《文心雕龙》的第二十二篇，论述章、表两种相近的文体。本篇所论章、表，和以下两篇所论奏、启、议、对等，都是封建社会臣下向帝王呈辞的文体。这类文体，历代名目繁多，且不断有所变化。以上几种，是先秦到魏、晋期间几种常用的文体。

本篇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讲章表的意义及其产生、形成过程。第二部分评论汉、晋期间一些主要章表的成就。第三部分论章表的写作特点，提出“繁约得正，华实相胜”的基本要求。

章表这类向帝王的呈文，文学意义是不大的。篇中反复提到“对扬王庭”、感恩戴德等，固然是这类文章中屡见不鲜的，也反映了刘勰较为浓厚的封建意识。但章表奏议既是直陈帝王之制，往往就是历代文人的精心之作。从萧统的《文选》开始，这类文章为历代作者和选家所重视，是有一定原因的。即本篇所论及的孔融《荐祢衡表》、诸葛亮《出师表》等，也是古来传颂不绝的名篇。所以，研究这类作品，不仅为研究古代文体论所必须，对探讨古代陈情议事的散文，也是不可不注意的一个方面。刘勰论章表，对汉、晋作品大多做了过高评价，唯不满于魏初的靡丽不足之作;虽主张“华实相胜”，却明确提出“以文为本”，强调“君子秉文，辞令有斐”。对“诗赋欲丽”的作品，刘勰主张“述志为本”(《情采》);对须要“肃恭节文”的章表，却主张“以文为本”：这种不同态度，是值得注意的。再就是他反对“情为文屈”而要求“辞为心使”，做到辞与意的统一，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

(一)

朝廷设官各司其职，各级官吏共同治理国家大事。天子戴着*受理政事，诸侯佩着玉器前来朝见。群臣上奏各种政见，帝王便据以查核其功绩。相传古代帝尧曾向诸侯之长提出询问，帝舜曾任命八个贤人;于是臣下有再三辞让的请求，帝王用信任和肯定的话授以重任：这些都是在朝廷上口头的对答，并未通过纸笔写成书面文件。可是，用言辞向帝王陈述，就具有进奏章表的意义了;帝王对臣下功绩的查核，也就是一种授予爵位的仪式了。到商代的太*立位，大臣伊挚曾写《伊训》来训诫太*;及至太*改过而思念常道，从被流放的地方回到毫都，伊挚又作《太*》三篇来赞美他。用书面文辞来扬善弃恶，就从此开始了。周王朝继承借鉴夏、商两代的制度，礼仪更为隆重。臣下对帝王常称：再三叩头、报答美命、敬受册封、敢当重任等，这些虽是口讲笔写兼用，但陈辞谢恩之义是明显的。到了战国时期，仍用商周格式，对帝王呈文，都叫“上书”。秦初确定制度，才改“书”为“奏”。汉代规定礼节仪式，便把对帝王的上书分为四种：第一种叫“章”，第二种叫“奏”，第三种叫“表”，第四种叫“议”。“章”用于谢恩，“奏”用于揭发检举，“表”用于陈述请求，“议”用于提出不同的议论。所谓“章”，就是明。《诗经》中说，银河“为章于天”，意为文采明显。对于有文采的事物来说，红白交错就是“章”。所谓“表”，就是表明。《礼记》中的《表记》，就是君子的品德外现于仪表的意思。对于用作标志之物来说，测量日影的器具就叫“表”。“章”、“表”的名称，就取之于这种意义。

(二)

在刘歆的《七略》和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中，各地歌谣也有闻必录;章、表、奏、议等治理国事的重要文件，其所以没有编录进去，是由于奏议的掌管各别而编纂者分工不同的原因。前汉时期的章表，留传下来的很少。到后汉时期，选拔官吏必须考试章表。左雄的奏议，成了尚书台的典范;胡广的章奏，被安帝称为“天下第一”：这都是当时杰出的作品。读胡广“谒陵”的章奏，可见其典范之作确是写得很美的。从前晋文公受周襄王册封时，曾三次辞让然后接受册命，所以汉代末年的让表，也以推让三次为限。曹*曾说：“写让表不需要三次，又不应文辞浮华。”因此，魏初的章表，大都就事论事，按实而书;按照华丽的要求来看，这时的作品是不够美的。至于孔融的《荐祢衡表》，写得意气高昂，文采飞扬;诸葛亮的《出师表》，情理透彻，文辞流畅：它们虽然在华丽与质朴上各不相同，但都是优秀的表文。此外，陈琳和阮?的章表，在当时很有名气;陈琳之作，曹丕认为特别矫健，就是建安文人中较突出的了。曹植的表文，更是独冠群雄。他的作品体制宏富而音律协调，文辞清明而情志显著，随物成巧，变化多趣;如驾千里之马，轻重缓急掌握得恰到好处。到晋初作者的章表，就以张华较为优秀。他三度辞让被封为壮武郡公的表文，道理周详而文辞简要，引申意义，排比事类，都用对偶;一般都珍视张华的《鹪鹩赋》，而没有注意到他的章表。又如西晋羊祜的《让开府表》，前代论述已有所称誉;东晋庾亮的《让中书监表》，确较已往章表写得美好：他们表达情志，联系事理，都颇为文雅。此外，西晋末年刘琨的《劝进表》、张骏的《请讨石虎李期表》，写得光明正大，都是陈事美好的佳作。

(三)

章表的意义，本是用来报答皇恩，颂扬朝廷，表明臣下内心的;既对自身有光，也对国家有益。因此，把谢恩的“章”送到朝廷，感化意义应该明显;把陈请的“表”呈上皇宫，骨力辞采应该显耀。按照“章”、“表”的名称来考察其实质，都是以文采为基础。所以，“章”的体式明丽，而以《尚书》中的《尧典》、《皋陶谟》等为典范，做到精要但不粗略，明显但不肤浅。“表”的内容丰富，复杂多变，应以雅正的意义增其风力，用清新的文辞显其华丽。但真诚的作者文辞由情志驱遣，浮华的作者情志受文辞支配。必须做到繁简得当，华实相称，通畅流利，就合于写章表的法则了。借子贡的话来说，应该用心意来控制言辞，用言辞来表达心意，做到辞意一致。荀况认为，表达善意的话，比辞采华丽的文章还美好。这话也可说明辞意一致的道理。

(四)

总之，陈述章表于宫阙，是为了向帝王劝善规过。因此，言辞必须正确明白，意义应该宏大深远。要严肃恭敬地处理得体，使从头到尾条理清晰。卓越的人物写作章表，一定是文辞优美而富有文采。

第2篇：关于文心雕龙·养气原文及翻译

文心雕龙·养气原文及翻译

养气

作者：刘勰

昔王充著述，制《养气》之篇，验己而作，岂虚造哉!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心虑言辞，神之用也。率志委和，则理融而情畅;钻砺过分，则神疲而气衰：此*情之数也。

夫三皇辞质，心绝于道华;帝世始文，言贵于敷奏。三代春秋，虽沿世弥缛，并适分胸臆，非牵课才外也。战代技诈，攻奇饰说，汉世迄今，辞务日新，争光鬻采，虑亦竭矣。故淳言以比浇辞，文质悬乎千载;率志以方竭情，劳逸差于万里。古人所以馀裕，后进所以莫遑也。

凡童少鉴浅而志盛，长艾识坚而气衰，志盛者思锐以胜劳，气衰者虑密以伤神，斯实中人之常资，岁时之大较也。若夫器分有限，智用无涯;或惭凫企鹤，沥辞镌思。于是精气内销，有似尾闾之波;神志外伤，同乎牛山之木。怛惕之盛疾，亦可推矣。

至如仲任置砚以综述，叔通怀笔以*，既暄之以岁序，又煎之以日时，是以曹公惧为文之伤命，陆云叹用思之困神，非虚谈也。

夫学业在勤，故有锥股自厉;志于文也，则有申写郁滞。故宜从容率情，优柔适会。若销铄精胆，蹙迫和气，秉牍以驱龄，洒翰以伐*，岂圣贤之素心，会文之直理哉!

且夫思有利钝，时有通塞，沐则心覆，且或反常;神之方昏，再三愈黩。是以吐纳文艺，务在节宣，清和其心，调畅其气，烦而即舍，勿使壅滞，意得则舒怀以命笔，理伏则投笔以卷怀，逍遥以针劳，谈笑以*倦，常弄闲于才锋，贾馀于文勇，使刃发如新，腠理无滞，虽非胎息之万术，斯亦卫气之一方也。

赞曰∶

纷哉万象，劳矣千想。玄神宜宝，素气资养。

水停以鉴，火静而朗。无扰文虑，郁此精爽。

文言文翻译:

《养气》是《文心雕龙》的第四十二篇，论述保持旺盛的创作精神问题。所谓“神疲而气衰”。本篇所讲的“气”，是和人的精神密不可分的，所以常常“神”、“气”并称。其主要区别在于：“气”是人体所具有的内在因素，精神则是“气”的外在表现。因此，在本篇具体论述中，或称“气”，或称“神”，或称“精气”等，大都是措辞上的变化，并无实质区别。黄侃《文心雕龙札记》说：“养气谓爱精自保，与《风骨》篇所云诸‘气’不同。此篇之作，所以补《神思》篇之未备，而求文思常利之术也。”文思的通塞，的确和作者精神的盛衰有关，但《神思》和《养气》两篇所论，也有其各不相同的旨意。

本篇有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从两个方面说明养气的必要：首先就一般规律来说，人的*情不允许“钻砺过分”;其次以实际创作来印*，古今作者劳逸不同，因而作品的优劣大异。第二部分论神伤气衰的危害。人的智慧和精力是有一定限度的，*之过急，煎熬过度，就势将“成疾”，以致“伤命”。第三部分根据文学创作的特点讲“卫气之方”。刘勰认为，在掌握学识上，勤学苦练是应该的，但文学创作的特点是抒发情志，它本身就是一种精神活动，如果不遵循志之所至、情之所生的特点，而强逼它，损伤它，搅得头昏脑胀，就难以“理融而情畅”，写出好的作品来。

至于“卫气之方”，本篇提到的“清和其气”、“烦而即舍”、“逍遥以针劳，谈笑以*倦”等，只是些一般的、消极的方法。对人的生理*能来说，适度的劳逸结合是完全必要的，但要使作者精神饱满，思绪畅通，有充沛的创作活力，就显然是仅靠保养精神，或“逍遥”、“谈笑”之类所不可能的。本篇是只就“养气”这个侧面而论，孤立起来，不仅意义不大，如果过分看重“伤神”、“伤命”之类，甚至是有害的。积极地养气，不应只是保养，而要培养加强;不仅要从生理上考虑，还要从精神上考虑。这就要结合《神思》、《体*》、《情采》、《事类》、《物*》等篇的有关论述，才能得到全面的认识。

(一)

从前王充进行著作，曾写《养*》十六篇，是经过自己的验*而写的，怎能是凭空编造的呢!人的耳、目、口、鼻，是为生命服务的;心思、言辞，则是精神的运用。顺着情感的发展而自然谐和，就能思理融和而情绪顺畅;如果钻研过度，就精神疲乏而元气衰损：这就是*情的一般原理。上古三皇时期，言辞朴质，还没有丝毫追求华丽的思想。唐虞之世的言辞，开始有了文采，仍以敷陈上奏为贵。从夏、商、周三代到春秋时期，虽然一代比一代文采增多，都是随作者个人的心意表达出来，而不是于作者才*之外去强求。战国时期的著述，繁杂而不真实，作者大都追求奇特以文饰自己的学说。从汉代到现在，文辞写作一天比一天新奇，争妍斗丽，炫耀文采，已是绞尽脑汁的了。所以，淳厚的作品和浇薄的文辞相较，其华丽和质朴的不同相差千年;随顺情志的创作和绞尽脑汁的创作相比，其劳神苦思和轻松愉快的不同，更是相去万里：古代作者其所以从容不迫，后代作家之所以忙个不停，就是这个原因。

(二)

大凡青少年认识不深而志气旺盛，老年人则认识力强而气血衰弱;志气旺盛的人，思考敏锐而经得起劳累，气血衰弱的人，思考周密却损伤精神：这是一般人的资质，不同年龄的人的大概情况。至于人的才分，都有一定的限度，而智力的运用却是无边无际的;有的就像不满于鸭腿之短，而羡慕鹤腿之长，在写作中一字一字地挖空心思：于是精气消损于内，有如海水永不停止地外泄;神思损伤于外，像牛山上的草木被砍得精光。过分的惊惧紧张必将造成疾病，也就可想而知了。至于王充在门窗墙柱上放满笔墨以进行著作，曹褒在走路睡觉时都抱着纸笔而专心于礼仪，既累月不断地苦思，又整天不停地煎熬：所以曹*曾担心过分*劳会伤害*命，陆云曾感叹过分用心使精神困乏，都不是没有根据的空话。

(三)

在掌握学问上，是应该勤劳的，所以苏秦在读书困倦时，曾用锥子刺股以鞭策自己。至于文学创作，是要抒发作者郁闷的情怀，因此应该从容不迫地随顺着情感，舒缓沉着地适应时机。如果大量消耗精神，过分逼迫人的和气，拿着纸张驱赶自己的年龄，挥动笔杆砍伐自己的生命，这岂是圣贤的本意，写作的正理呢!何况作者的文思有敏锐和迟钝之别，写作的时机有畅通或阻塞之异;人在洗头的时候，心脏的位置有了变动，这时考虑问题还可能违反常理;当人的精神已经昏乱不清时，继续思考就必然更加糊涂。因此，从事文学创作务必适时休息，保持心情清静*，神气调和通畅;运思过烦就停止，不要使思路受到阻塞。意有所得便心情舒畅地写下去，想写的事理隐伏不明，就放下笔墨停止写作。在自由自在中解除劳累，用说说笑笑来医治疲倦，就能经常轻松愉快地显露其才华，有使用不完的创作力量。经常保持像新磨出来的锐利*锋，使全身的气脉畅行无阻，这虽不是保养身心的万全之术，也是养气的一种方法。

(四)

总之，天地间万事万物是纷纭复杂的，千百度思考这些现象十分劳神。人的精神应该珍惜，恒常的精气有待保养。停止奔流的水才更为清明，静止不动的火就显得明亮。要不扰乱创作的思虑，就应保持精神爽朗。

第3篇：文心雕龙·事类原文及翻译参考

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今者也。昔文王繇《易》，剖判爻位。《既济》九三，远引高宗之伐，《明夷》六五，近书箕子之贞：斯略举人事，以征义者也。至若胤征羲和，陈《政典》之训;盘庚诰民，叙迟任之言：此全引成辞以明理者也。然则明理引乎成辞，征义举乎人事，乃圣贤之鸿谟，经籍之通矩也。《大畜》之象，“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亦有包于文矣。

观夫屈宋属篇，号依诗人，虽引古事，而莫取旧辞。唯贾谊《?赋》，始用?冠之说;相如《上林》，撮引李斯之书，此万分之一会也。及扬雄《百官箴》，颇酌于《诗》、《书》;刘歆《遂初赋》，历叙于纪传;渐渐综采矣。至于崔班张蔡，遂捃摭经史，华实布?c，因书立功，皆后人之范式也。

夫姜桂因地，*在本*;文章由学，能在天资。才自内发，学以外成，有学饱而才馁，有才富而学贫。学贫者??于事义，才馁者劬劳于辞情，此内外之殊分也。是以属意立文，心与笔谋，才为盟主，学为辅佐;主佐合德，文采必霸，才学褊狭，虽美少功。夫以子云之才，而自奏不学，及观书石室，乃成鸿采。表里相资，古今一也。故魏武称张子之文为拙，以学问肤浅，所见不博，专拾掇崔杜小文，所作不可悉难，难便不知所出。斯则寡闻之病也。

夫经典沉深，载籍浩瀚，实群言之奥区，而才思之神皋也。扬班以下，莫不取资，任力耕耨，纵意渔猎，**能割，必裂膏腴。是以将赡才力，务在博见，狐腋非一皮能温，鸡?时厥?Ф?ヒ印Ｊ且宰垩г诓??∈鹿笤迹?Ａ肺窬??芾硇牒耍?诿婪?＃?砝锓⒒印Ａ踣俊墩远几场吩啤谩肮?又?停?尘⒊?铎γ?管库隶臣，呵强秦使鼓缶。”用事如斯，可称理得而义要矣。故事得其要，虽小成绩，譬寸辖制轮，尺枢运关也。或微言美事，置于闲散，是缀金翠于足胫，靓粉黛于胸臆也。

凡用旧合机，不啻自其口出，引事乖谬，虽千载而为瑕。陈思，群才之英也，《报孔璋书》云∶“葛天氏之乐，千人唱，万人和，听者因以蔑《韶》、《夏》矣。”此引事之实谬也。按葛天之歌，唱和三人而已。相如《上林》云∶“奏陶唐之舞，听葛天之歌，千人唱，万人和。”唱和千万人，乃相如推之。然而滥侈葛天，推三成万者，信赋妄书，致斯谬也。陆机《园葵》诗云∶“庇足同一智，生理合异端。”夫葵能卫足，事讥鲍庄;葛?庇根，辞自乐豫。若譬葛为葵，则引事为谬;若谓庇胜卫，则改事失真：斯又不精之患。夫以子建明练，士衡沉密，而不免于谬。曹洪之谬高唐，又曷足以嘲哉!夫山木为良匠所度，经书为文士所择，木美而定于斧斤，事美而制于*笔，研思之士，无惭匠石矣。

赞曰∶

经籍深富，辞理遐亘。皓如*海，郁若昆*。

文梓共采，琼珠交赠。用人若己，古来无懵。

文言文翻译:

《事类》是《文心雕龙》的第三*篇，论述诗文中引用有关事类的问题。所谓“事类”，包括故实或典故在内，但刘勰在本篇所讲“事类”，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文学作品中引用前人有关事例或史实，一是引*前人或古书中的言辞。这比通常所说“典故”的范围要大得多。

本篇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讲“事类”的含义、作用以及古来运用事类的概貌。刘勰认为运用事类的主要意义，在于“援古*今”、“明理”、“征义”。

第二部分由才与学的关系进而论述广博学识的必要。对才与学两个方面，刘勰除强调二者必须“表里相资”、“主佐合德”外，更提出“将赡才力，务在博见”，这是很值得注意的观点。他认为文学创作是“才为盟主，学为辅佐”，这种说法似近于天才论，特别是“文章由学，能在天资”之论，更是如此。但刘勰并非天才决定论者，而强调才与学必须“表里相资”才能发挥作用;更不认为作者的才力是天生不变的，只要坚持学习，广闻博见，就可丰富其才力。所以，这部分正以论述必须有广博的学识为主。最后提出运用事类的基本要求是：学识要博，取用应约，选择必精，道理须核：事类要用在文章的关键地方，而不要用于无关紧要的闲散之处。

第三部分主要是举前人用事之误，以说明用典引文必须准确得当而如自出其口。

从古到今，善于运用事类的作者，曾为作品增*不少。刘勰对这问题的论述，如要求精约准确，“用人若己”等，基本观点是对的。但刘勰所处的，正是作者大量堆砌典故而使“文章殆同书*”(《诗品》)的时期，略晚于刘勰的钟嵘尚对此进行猛烈地批评，本篇却是继续强调事类的好处，提倡运用事类的技巧，而对刘勰之前已用得过甚过滥的倾向不置一辞，这就是刘勰不及钟嵘的地方了。

(一)

所谓“事类”，就是在文章本身的写作之外，利用有关故实来表明意义，引用古事以*今事。从前周文王作解释《易经》的卦爻辞，辨析卦爻的位置，在《既济》卦阳爻的第三位，远的引到殷高宗*鬼方的事;在《明夷》卦*爻的第五位，近的写到殷末箕子的贞*：这只是简要地举出古人的事迹，用以*意义的例子。至如《尚书·胤征》所载胤君征讨羲和时，举出夏代《政典》中的教训;《尚书·盘庚》所载殷王盘庚告诫国人之辞，讲到上古贤人迟任的话：这就是完整地引用前人的成辞，用以说明道理的例子。由此可见，引用前人现成的话来说明道理，列举古人有关事迹来*意义，这是圣贤对重大问题的议论，更是经典中运用的通则。《易经·大畜》的《象辞》中说，“君子应多多记住前人的言论和行事”，这也有助于文章的丰富。考查屈原、宋玉的作品，据说是依照《诗经》的作者而写的，其中虽讲到不少古代的事，却不采用原来的辞句。到汉初贾谊的《?鸟赋》，才开始引用《?冠子》中的话;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引用了李斯的《谏逐客书》：这也只是偶然引用罢了。到扬雄写《百官箴》，就采取《诗经》、《尚书》中的话颇多了;刘歆写《遂初赋》，更历述了不少周晋史实：这就逐渐错综引用各种古书了。及至东汉的崔?、班固、张衡、蔡邕等，便搜集种种经书史书，把文章写得华实满布;凭借古书以获得成就，这方面他们都是后人的典范。

(二)

姜和桂都从地上生长，它们的*辣却是其本*决定的;写好文章要通过学识，创作的才能在于作者的天资。才能由作家内部产生，学识则是从外部积累而成;有的人学识丰富但才力不足，有的人才力较强但学识贫乏。学识贫乏的作者，在引事明义方面比较困难;才力不足的作者，在遣辞达情方面相当吃力：这就是内才外学的区分。所以，命意为文，在心和笔共同谋划之中，作者的才力起着主要作用，学识则起着辅助作用。如果才力和学识兼善并美，就必然在创作上取得突出成就;如果才力和学识都欠缺，虽有小巧也很难有大的成效。像扬雄那样有才华的作者，还上奏书说自己学识不足，到他在石渠*阅读大量图书之后，便写成了优美的文学作品。内才外学相辅而成，古往今来的作者无不如此。所以魏武帝曹*说：“张子的文章其所以拙劣，就由于他学问肤浅，见闻不博，只知拾取崔?、杜笃的小文章;因此，他的作品不能完全追究，追究起来便不知源头何在。”这就是孤陋寡闻的毛病了。儒家经典内容既深厚，书籍也十分丰富，的确是各种言辞的渊薮，启迪才思的宝库。从汉代扬雄、班固以后的作者，无不从中各取所需：凭自己的努力去学习，任自己的心意去采取;只要善于吸取儒家经典，就必能从中获得丰富的营养。所以，要充实作者的才力，必须首先博见广闻。一张狐皮不能制成皮袄，少量的鸡掌也不能吃饱。因此，综聚学识须要广博，采用事例则应简约，考校选择必须精确，吸取的道理应该核实：这些优点集中起来，就使才力和学识相互发挥。三国时刘劭在《赵都赋》中说：“平原君的门客毛遂，呵叱强劲的楚王，迫使他同意订盟;赵国的小臣蔺相如，斥责强盛的秦王，迫使他击缶为乐。”能够像这样运用故实，就可算是抓住道理而又意义重要了。所以，用事如能抓住要害，虽然事小也能有所成就，这就如像小小的铜键能够控制车轮，门户的转轴可以承运开关。如果把精微的言辞、美妙的故实，用在无关宏旨的地方，就如像把金玉珠宝挂在脚上，把脂粉黛墨抹在胸前了。

(三)

大凡引用故实得当，就像自己说的话一样;如果所引之事和自己讲的内容不吻合，就成了千年抹不掉的污点。陈思王曹植，可算是群才中的英俊了，但他在《报孔璋书》中说：“葛天氏时的音乐，千人合唱，万人相和，听了这种音乐的人，对古代的《韶乐》和《大夏》都有所轻视了。”这就是引用古事的谬误。查葛天氏时所唱的歌，唱与和的一共只有三人而已。司马相如《上林赋》中说：“演奏陶唐氏的乐舞，听葛天氏的音乐，千人齐唱，万人齐和。”所谓唱和千万人，不过是司马相如的主观推测。其所以不真实地夸大《葛天氏之乐》，把“三”扩大为“万”，是由于作者根据《上林赋》乱写，以致造成这种荒谬的。又如陆机的《园葵》诗中说：“葵能荫庇其足，只不过一点小小的智慧，但生存的道理却有千千万万。”关于“葵能保卫其足”，原是孔子讥讽齐国鲍牵的说法;“葛藤庇护其根”，原是宋国乐豫对宋昭公说的话：这本是两码事。如果把“葛”比作“葵”，就是张冠李戴的错误;如果认为“庇”字比“卫”字好，则又改变事实而有失其真，这是不精确的毛病。以曹植的精明熟练、陆机的深沉细致，还难免有误;曹洪在《与魏文帝书》中，把“河西”误作“高唐”，又有什么可嘲笑的呢?山中树木为良好的工匠所度量，儒家经书被后世文人所选取;木材美好的，便用斧子加工;事义美好的，就用笔墨写下。能如此，从事文学创作的人，也就无愧于古代善于准确斫削的匠石了。

(四)

总之，儒家经籍精深宏富，文辞和义理都具有永恒的意义。它像*海那样广大，像昆仑山的珠玉和*林那样繁盛。优质的梓木都可采伐，美好的珠宝全可赠送。只要引用前人的故事如自出其口，古往今来的读者都是欢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