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经济学中产生框架效应的原因探讨

　　框架效应指出了认知主体对于不同表达方式显示的同一客体表现出的决策差异。

　　关键词：框架效应 行为经济学 言语行为理论 语言转向

　　内容摘要：通过对框架效应在语义学和语用学方面的分析，论文得出产生框架效应的真正原因在于语言本身。语言作为连接和区别与认知主体与认知对象的中介，是一个独立存在的领域。在行为经济学研究中，必须关注方法论的语言转向。

　　◆ 中图分类号：F069.9 文献标识码：A

　　行为经济学是经济学研究方法上的“认识论转向”

　　“首先，哲学家思考这个世界是什么，接着，他们反思人自己认识这个世界的方式，最后，他们转向注意起对表达人们认识世界的媒介”。Han D.Sluga概括了西方哲学史从形而上学、经过认识论，到语言哲学的二次转向。

　　哲学上的认识论转向和语言转向，同样影响到了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上的转变。在经济学领域，相对于传统理论，行为经济学就是研究方法认识论转向后的结果。这个转向具体表现在四个层次上：第一，区分认知主体和认知客体。行为经济学把由社会经济活动的各个行为主体、决策主体构成的人作为认知主体，把经济活动所表现出来的现象作为认知客体或认知对象，而传统经济学研究更强调对经济现象本身的研究，忽略对认知主体的研究，把复杂的认知主体的差异归结在理性人这一简单的假设上。第二，研究认知主体的因素。行为经济学引入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通过实验和实证方法，着重研究影响主体认知的个体因素，包括认知能力、认知背景、个体因素，着重研究主体的认知过程和决策过程。第三，分析认知主体对客体的影响。行为经济学经过对认知主体的各方面因素和认知主体的认知过程研究，对传统经济学理论进行解构，对与传统经济学理论相违背的经济异象进行解释，对市场中的非理性行为进行分析。第四，构建新的经济学理论。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行为经济学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综上所述，行为经济学相比传统经济学，是经济学研究方法“认识论”转向的结果，从单纯的研究客体，转向研究主体、主体和客体的关系。

　　框架效应理论是经济学研究方法“认识论”转向的代表性理论

　　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最早是由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Kahneman及其学生Tversky在1981年提出的。Kahneman和Tversky利用“亚洲疾病问题”为例说明了人们对期望值相同而表述不同的选项的偏好反转(preference reversal)，即对于同一问题，当被描述成利益情景时人们回避风险(risk aversion)，而被描述成损失情况时倾向冒险(risk seeking)。这显然违背了理性决策的恒定性原则。

　　本文用实例分析“亚洲疾病问题”：N表示被试人数，括号内为选择各备选方案的百分比。情境问题：设想美国正准备对付一场罕见的亚洲疾病，预计这次疾病会死亡600人，现有两种方案对付疾病可供选择。正面表述(N=152)：如果采取方案A，将有200人获救(72%);如果采取方案B，有三分之一的可能性600人获救，三分之二的可能性没有人获救(28%)。负面表述：如果采取方案C，有400人死亡(22%);如果采取方案D，有三分之一的可能性没人死亡，三分之二的可能性600人死亡(78%)。

　　该问题自提出后，便引发了大量考察框架效应的研究。一方面，学者们对框架效应进行进一步的分类。另一方面，学者们研究造成框架效应的原因进行探索。

　　产生框架效应的原因分析

　　对框架效应的研究进展，展示出人们都倾向于从认知主体角度来研究框架效应问题，(转载自论文之家 http://www.papershome.com，请保留此标记。)即默认是认知主体由于自身的因素造成的对同一事物的不同决策结果，着重从认知主体中拷问出产生框架效应的原因。本文分别从语义学和语用学的角度，对造成框架效应的原因进行分析。

　　(一)框架效应所涉及的三个领域的划分

　　根据框架效应的定义，本文把框架效应涉及的内容分为三个领域，如图1所示。

　　图1中的“客体”是框架效应中涉及的认知对象。需要表明的是这里所指的“客体”具有同一性。即对于同一客体，各种描述虽然表达不同，但所指称的对象是同一的。或者说框架效应涉及的是对同一对象的不同表达的选择差异，而不是选择不同的对象。图1中的“主体”是框架效应涉及的行为主体、决策主体和认知主体，是现实中的个体。可以用“命题”来表示对框架效应中不同的表述。在框架效应研究中，不同的学者使用与“命题”相似的词。比如“表达方式”，这个词更倾向于主体，比如“显示方式”、“信息呈现方式”这些词更倾向于客体。 “命题”更多表达出中性作用。命题首先是主体判断的陈述，又是对客体准确的陈述。

　　(二)关于框架效应的语义学分析

　　以上对“主体”、“客体”和“命题”进行区分之后，需要回答这一问题：当不同的命题指称同一客体的时候，它们是相同的吗?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指称的同一客体，不仅是指数学期望上的相同，而是严格意义上的对象上的相同。

　　在这个问题上可以看出，Frege(1892)关于命题意谓(Bedeutung)和涵义(Sinn)的划分作了令人信服的解释。弗雷格在1892年发表的《论涵义和意谓》及生前未发表的《对涵义和意谓的解释》中，阐述了这一思想。

　　在数学中，a=a和a=b之间的差别，只是表达形式上的差别。前者使用相同的符号，后者使用不同的符号。由于它们表示相等的数量关系，所以可以用a代替b，或者用b代替a，等式仍然成立。但是在语言中要考虑语义的关系，就不像代数的等式中那样只考虑数量间的相等关系。弗雷格使用了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一观点。

　　举例1：在图2中，“AE与BF的交点”和“AE与CD的交点”的意谓相同，即它们指称是相同的对象：点O。但它们的涵义显然不同，因为确定点O的方法不同。

　　举例2：“昏星”和“晨星”的关系。在天文学上，昏星和晨星是天体测量的重要参照物。“昏星”具有我们在晚上看到的那颗最早出现的星的涵义，“晨星”有我们在早晨所看到的那颗最晚消失的星的涵义。天文学家发现，它们是同一颗星，即金星。弗雷格指出，“昏星”和“晨星”有着相同的指称，两者都意指金星，但两者的涵义却不同。比较a=b，晨星=暮星，当且仅当晨星和暮星表示它们所指的时候，这个等式成立。如果是表示涵义，该等式“晨星=暮星”不成立。

　　因此，通过对“亚洲疾病问题”的两种表述方式的分析可以发现，两个表达方式指称相同的对象，有相同的意谓，但两种表述方式的涵义是不同的。当且仅当两种表达方式表示它们所指的对象的时候，两者相同。如果是表示涵义，则两种表达方式不相同。实际上，在谈及框架效应时，我们不仅是在谈论两种表述的意谓，而且谈论到两种表述的涵义。首先有两种表述涵义上的不同，才进一步有了关于“积极”和“消极”的表述方式的区分。

　　(三)关于框架效应的语用学分析

　　以上在谈论“意谓”和“涵义”区分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是从客体与命题的角度来思考。而从语用学的视角提出这样的问题：客体能否被主体精确地表述，或者说存在一种最客观最纯粹的表述。

　　对此，奥斯汀在语用学方面的研究给予一定的启示。20世纪50年代末，英国哲学家奥斯汀他在探讨语言与行为之间的关系时提出：人说出话语不仅是提供信息，而且是完成许多其他的行为。人们在交际过程中不单单是构造语句，而且是利用语句来完成各种“行为”。也就是说，语言不仅是用来描写和陈述客观世界的，而且也是一种行为。

　　本文从四个陈述句的'区别上来解释奥斯汀的思想。这四句陈述句为：“我向你道歉。”、“我跟你打赌，今天下午有会雨。”、“我命名这条小狗叫‘阿呆’。”、“我走在回学校的路上。”。在奥斯汀之前，人们把描述事实的命题称为陈述句。奥斯汀把这四句话分为两类，前三句是一类，最后一句是一类。当一个人说出“我向你道歉。”，这个人在做道歉这件事;当一个人说出“我跟你打赌，今天下午有会雨。”，这个人在做打赌这件事;当一个人说出“我命名这条小狗叫‘阿呆’。”，这个人在做命名这件事，而当一个人说出“我走在回学校的路上。”，这个人试图在陈述这件事。反过来说，当一个人没说“我向你道歉。”，道歉这件事就没有发生;当一个人没说“我跟你打赌，今天下午有会雨。”，打赌这件事也就没发生;当一个人没说“我命名这条小狗叫‘阿呆’。”，命名这件事相同未发生，而只有当一个人没说“我走在回学校的路上。”，走路这件事还是有发生的可能。当然，有人会说“我向你道歉”其实在描述这个人想要道歉的心里行为，但如果反过来想，如果一个人不真心实意地道歉，这个人也可以口头上说出“我向你道歉”这句话。

　　奥斯汀提出并不是所有的陈述句都具有描述功能这一重要的观点。有的陈述句是“执行句”，在执行“道歉”、“打赌”、“命名”等各种行为。在《怎么用语言做事》中，奥斯汀进一步把一切句子的功能都看作为执行语言的行为。因为陈述、描述、肯定、否定也是行为，与道歉、打赌、命名等并无本质区别。语言既然是一种行为，语言本身包含着行为的力量，奥斯汀把说话的力量称作“语旨力”(illocutionary force)。

　　因此，当用言语行为理论来分析“亚洲疾病问题”时，关于“亚洲疾病问题”的两种表述是由主体做出的。主体对客体进行表述时，同时首先是在执行一种行为。在执行的过程，产生了对同一客观的不同表述方式。并且，主体在对“亚洲疾病问题”的选项进行决策时，已经不是直接对客体的选择，而是对表达方式的选择。主体既创造出命题，又受到了命题的影响。因此，不存在所谓纯粹的最客观的表达，也不可能把所有的表达方式排个序，从中选出最好(中性、客观)的表达。

　　结论

　　传统对框架效应的研究注重对主体的研究，而忽视对语言本身的研究。通过以上对框架效应的语义学和语用学分析，笔者试图表明，框架效应产生的真正原因是语言。语言作为连接认知主体和认知客体的中介独立存在。语言并不是透明的和纯粹的。因此，在行为经济学研究中必须将语言作为独立的区域加以区分，形成一个既不同于主体也不同于客体的新的研究领域。

　　语言对于经济学的影响，不仅只是体现在“框架效应”之中，而是影响到整个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在经济学的研究中，必须关注方法论的语言转向(1inguistic turn)。本文以图3表示传统经济学着重研究客体，到行为经济学着重研究主体，到下一个新的领域的研究方法转变。

　　参考文献：

　　1.汉斯•D•斯鲁格著，江怡译.弗雷格.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

　　2.Tversky A,Kahneman D.The framing of decision and the psychology of choice.Science,1981,211(本文作者:于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