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篇：鸡首壶是哪个朝代的

因壶嘴作鸡首状而得名。是西晋至唐初流行的一种瓷壶。西粳时器形较小，圆腹，肩部贴一鸡首，小而无颈。壶嘴有的可通，有的是实心，壶肩部有系，小平底。东晋时，其主体也是圆腹盘x壶，但鸡首下有短颈，喙由尖变圆，冠加高，并首次出现以鸡尾作把柄的情况，而且柄的上端高于口沿，肩带桥形方系。

至南朝时，壶身整体加高，鸡颈较前期加长，盘x加深，柄也加高，肩部系多为双系。隋代壶身更高，鸡颈不仅更长，而且作仰首啼鸣状，鸡尾柄变塑贴龙首柄，系的开关也更加复杂。清代康熙时期，宜兴陶艺大师陈鸣远制有紫砂天鸡壶，直口，长颈，丰肩．肩—侧设鸡首形流，

烧制鸡首壶的瓷窑主要有越窑、瓯窑，壶的造型与盘x壶相似，不同的是肩部一侧安鸡首，另一侧是鸡尾，前后对称。鸡首有空心、实心之分，前者多为实用，后者是冥器。三国末年的器皿较为少见。西晋时期的鸡首壶特点是壶身、壶颈比较矮，鸡首多无颈，鸡尾甚小。东晋壶体略高，鸡首有了颈部，鸡尾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略高于壶口的圆股形曲柄。东晋中、晚期在把手的上端饰龙首和熊纹，器形优美。

鸡首壶流行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正是社会大动荡的时期，也是瓷器大发展的时期。由于连年战乱，大批中原居民和士族地主纷纷南下，推动了南方经济的发展。南方制瓷工艺逐步提高，北方瓷系出现，从此我国制瓷业形成南北两大系统，互相促进，互相影响。在南方，以瓷器制造为主的手工业进入迅速发展的阶段，尤其是奠基于东汉的青瓷烧造开始了它的辉煌时期。东南沿海的*、浙、闽，长*中下游的川、鄂、湘、赣都相继设立瓷窑，著名的越窑、德清窑、洪州窑、瓯窑、婺州窑、岳州窑等先后出现。

第2篇：鸡缸杯是哪个朝代的

鸡缸杯，是*古代的瓷器名，饮酒用具，因其杯壁上画有母鸡公鸡，故称鸡缸杯，下面是关于鸡缸杯是哪个朝代的的内容，欢迎阅读！

鸡缸杯

成化斗*鸡缸杯是汉族传统陶瓷中的艺术珍品，属于明代成化皇帝的御用酒杯。是在直径约八厘米的撇口卧足碗外壁上，先用青花细线淡描出纹饰的轮廓线后，上釉入窑经1300度左右的高温烧成胎体，再用红、绿、黄等*填满预留的青花纹饰中二次入窑低温焙烧。外壁以牡丹湖石和兰草湖石将画面分成两组，一组绘雄鸡昂首傲视，一雌鸡与一小鸡在啄食一蜈蚣，另有两只小鸡玩逐。另一组绘一雄鸡引颈啼鸣，一雌鸡与三小鸡啄食一蜈蚣，画面形象生动，情趣盎然，后世多有仿制。

鸡缸杯概况

鸡缸杯，古代瓷器名。明成化斗*鸡缸杯曾名噪一时，后世争相摹作。器形较矮，敞口，卧足。杯上画有雌、雄鸡及雏鸡，间以山石、兰草、牡丹。画面鲜明秀丽，柔和自然。万历《神宗实录》：“神宗时尚食，御前有成化*鸡缸杯一双，值钱十万。”清代各朝多有仿制，尤以康熙、雍正时所仿最佳。

明成化斗*杯之一。饮酒用具。造型为敞口，浅腹，卧足。因杯身以斗*描绘线鸡啄早哺雏，姿态栩栩如生，辅以牡丹、兰花、柱石纹，故名。据《成窑鸡缸歌注》：“成窑酒杯，种类甚多，皆描画精工，点*深浅，瓷质莹洁而坚。鸡缸、上画牡丹，下有子母鸡，跃跃欲动。”《陶说》载：“成窑以五*为最，酒杯以鸡缸为最，神宗时尚食御前，成杯一双，值钱十万。”请康熙、乾隆、嘉庆、道光各朝均有仿制品。

鸡缸杯，是*古代的一种酒器，其杯壁上画有母鸡公鸡，故称鸡缸杯。鸡缸杯采用的“斗*”，创烧于明代成化时期，是将釉下青花与釉上*协调融合，在景德镇御窑烧制的雪白的瓷器胎体上，用成化时期特有的釉下淡雅的青花作轮廓线，再以艳丽的红、绿、黄、紫等诸*填在釉上，入窑经低温二次烧成，姹紫嫣红、交相辉映。

杯敞口微撇，口下渐敛，平底，卧足。杯体小巧，轮廓线柔韧，直中隐曲，曲中显直，呈现出端庄婉丽、清雅隽秀的风韵。杯外壁饰子母鸡两群，间以湖石、月季与幽兰，一派初春景象。足底边一周无釉。底心青花双方栏内楷书“大明成化年制”双行六字款。此器作侈口，浅弧形壁，浅圈足，器表*绘两组子母鸡图。图中公鸡、母鸡率领小鸡觅食于野地，母鸡低头欲啄虫，小鸡展翅雀跃，即使在细小如斯的画面中，依然令人感受到温馨可爱的情境。又，画中的牡丹、兰草与湖石恰如其分的隔开两组图案，杯内纯白无纹饰，底以青花书“大明成化年制”六字楷款，款识之外并加画双方圈。此足以传达天伦和乐的子母鸡图，或因帝王的喜爱而深受文人雅士的青睐，故至晚明无不以为“成窑鸡缸杯，为酒器之最”。以及明神宗万历皇帝桌上之成化鸡杯“值钱十万”之说，遂不胫而走。

第3篇：古诗十九首是哪个朝代

很多古诗我们只听过或者背过，那么你知道是哪个朝代的吗？下面和小编一起来看看吧！

对《古诗十九首》创作时代的研究大体有三次高潮，第一次在梁代，萧统、刘勰等人都倾向于其为两汉之作。第二次在20世纪20至40年代，以梁启超为代表，倾向于东汉末年说。第三次是在20世纪80至90年代，马茂元等学者也持“东汉末年说”。而张启成等对以前的讨论重新审视，持“两汉说”。也有学者如木端持“建安曹魏”说。总之，学者们对这一问题都有自己的理论，并做了较为详实的论*。

一：东汉末年说。

这是近代最通行的一种学说。由梁启超提出，经袁行霈等支持，由教科书定为官方观点被广泛接受。持此说的学者主要从以下方面进行了论*。

首先，从十九首中可确定其年代的诗句及个别涉及当时文化背景的诗句进行考*。唐99李善《文选注》中推测《十九首》中有作于东汉的，“诗云，‘驱车上东门’，又云：‘游戏宛与洛’，此则词兼东都，非尽是乘，明矣。”唐99皎然《诗式》说：“《十九首》辞精义炳，婉而成章，始见作用之功，盖东汉之文体。又如《冉冉孤生竹》，《青青河畔草》傅毅，蔡邕所作。以此而论，为汉明矣。”认为十九首都是东汉之作。近代梁启超、马茂元等都持此观点。另外“盈盈楼上女”以及“馨香盈怀袖”中的“盈”字犯西汉惠帝讳的问题，梁启超认为汉代避讳极严，惟东汉对西汉诸皇帝不避讳。所以，这两首诗一定不出于西汉而应出于东汉。避讳制度在封建社会是一直存在的，所以此说法应较为可信。梁氏还认为十九首虽不是一人所作，但却应是一个时代的，断不会西汉初有几首东汉末又有几首。因十九首诗体格韵味都大略相同，的确是一个时代诗风之表现。再综合上文，它们应当是东汉作品。

其次，从作品的思想内容来看。梁氏认为诗中厌世思想浓厚，是现世享乐主义的讴歌。他认为在将乱未乱的社会背景下，厌世哲学会产生，而东汉末年的社会状况正是这样的。所以十九首应是东汉末年之作。

二：两汉说。

古代学者大都确认为两汉之作。刘勰《文心雕龙》说：“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词，比采而推，两汉之作乎？”由此可知，刘勰持两汉说。近代张如倩等也认为如此。他们认为在西汉已有了文人五、七言诗，反驳了持“东汉说”学者认为“文人五言诗是东汉才有的”观点，并举例论*。《行行重行行》中“胡马依北风，越鸟朝南枝”，据李善注认为此句出于《韩诗外传》“代马依北风，飞鸟栖故巢”。而后者的作者为西汉文帝时人，可*西汉初年即有文人五言诗。他们还反驳了“东汉说”学者以班固《咏史》“木质无文”而认为此为五言诗开端的观点。赵敏俐就认为“质木无文”，是对班固诗风的评价，并不涉及五言诗是否熟的问题。而且据《诗品序》“一品之中，略以世代为先后，以优劣为诠次”的原则，其把古诗放在李陵之前，就*钟嵘绝对没有文人五言诗到班固时代尚不成熟的看法。接着他又认为《咏史》从用韵、内容、体裁方面看实际已很熟练，它之所以“质木无文”跟班固保守的观念有关。因此，她认同两汉说。

此外，张茹倩等学者又从诗的内容上反驳了东汉末年说。他们经统计发现十九首的主题以伤别为主，宣扬行乐及时的仅两首《驱车上东门》、《生年不满百》，而伤别是古代诗歌的传统主题，仅根据诗中伤别的思想，很难反映出特定的社会风貌，因此不能把《十九首》全部列于东汉后期。他们认为十九首诗中的思想是自汉初时就产生的一种社会思潮。

三：建安曹魏说。

《诗品》指出：“《去者日已疏》45首‘旧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罗根泽认为《十九首》其著作年代，远者不出东汉之末，近者或在魏晋六代。现代木斋重提并力主“建安说”。他依据魏明帝景初两年间历法用“丑正”，认为十九首产生在公元211-239年之间，这样至少十九首所涉及的地点和历法两大问题都可得到解决。又将十九首与建安时五言诗的主题相比较，认为两者之间存在的共同点。十九首中契阔别离、游宴出游、及时行乐等主题，从文人五言诗的体制来说，大多是建安以来的产物，在两汉五言诗中是罕见的。又对诗中“洛阳”问题进行探讨，认为曹丕在称帝后也一直是以洛阳为都的。因此，单以“洛阳”字眼不能说明十九首就一定产生于汉代。这些观点颠覆了梁启超以来的主流观点。

总之，对十九首的年代仍有争议，需要作进一步的努力。我认为关键在于确定一些参照物的真伪、年代，如“苏李”诗的真伪，班固《咏史》是否为五言诗的开端等，把这些问题若能确切地考*出来，那么十九首的确定年代就指日可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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