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传媒文化中“审丑”现象刍议

　　传媒文化包括，历史人文，直播，电视，电影，电台，报纸，文化，博客，SUNTV，网络等等，有别于传统的书籍文化及承传文化的単一性。

　　摘要：“审丑”现象出现在传媒文化中对大众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同时，也对公众的认知和审美有着巨大的改变。针对这一现象，从美学理论中的审美范畴、审美意象等关键词入手对其进行分析，试图从学理的角度分析其产生的原因以及针对此现象应当采取的策略，希望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精神价值建构起到一定的作用。

　　关键词：审美意象;传播节制 ;“审丑”泛滥

　　任何一项研究都有所谓的范畴界定，传媒文化也不例外。英国学者威廉斯对于文化的界定更倾向于文化是指涉“一个民族、一个时期、一个团体或整体人类的特定生活方式”，而作为社会的容器、社会文本和文化的媒介成为现代人们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传媒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其技术的更新与改变带给人们的影响也是巨大的，美国学者波斯特认为：新的信息方式和电子媒介交流能够从根本上瓦解理性自理个体的形象，人们从此可以将自我视为多重的、可变的、碎片化的，某种完全崭新的整体的或真实的后现代自我正在建构中①。

　　媒介在传播信息中呈现出以“审丑”为表征的传播文本，这种文本现象与传媒有着共同的利益和价值，因此传媒文化呈现出明确表征，即在现代社会建立在消费性基础之上的传媒文化本身就体现出娱乐性、狂欢性、反建构性、后现代性、开放性等特征，深入研究这类文化对理解文本对受众意识形态趋势有着非常意义。“当代传媒文化”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

　　一、传媒文化中“审丑”现象兹行

　　“审丑”本是一个经典的美学概念，在美学理论的自身发展中经历着由边缘走向中心的历程，当波德莱尔开创现代主义美学之时，陀斯绥耶夫斯基、卡夫卡等也在文学作品中有所反映，作为李斯托威尔眼中的“近代精神的一种产物”，“审丑”现象的产生几乎就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

　　叶朗先生在其《美学原理》中就将“丑与荒诞”与“优美与崇高”、“悲剧与喜剧”、“沉郁与飘逸”、“空灵”共同纳入到了审美范畴中。“丑与荒诞”的出现不是客观的物理性存在，而是情景融合的意象世界。无论亚里士多德还是李斯托维尔，“丑”作为一种审美形态已经出现在人类的精神世界。近代以来，由于社会化文化和人们的审美观念发生的变化，“丑”以另一种姿态吸引了人们的关注。到了大众传媒文化时代，“丑”的内涵没有变，但外延却被毫无节制地无限扩大，甚至占据了主导地位。

　　“拜金女”马诺、获宝马后悔婚的孙雅莉、床照被曝光的梁爽成为真实社会和虚拟社会讨论的热点人物，占据了各大媒体的头条和首要位置。随着奥运圣火来到中国，丑态百出、状况不断的竞技类“闯关节目”也着实的在各大卫视火了一把。起初的豪言壮语、随后的滑稽跌倒、再来的落水瞬间、最后是美女与帅哥走光的画面，都能赢来呼声一片。当“全民健身”的口号变成空谈，公众的关注从运动变成了“走光者”。“广而告之”的口号一直在摧残着广大公众的神经，时下流行广告“比的是尺度、拼的是雷人”，他们已不再满足于摧残神经而是改为迫害心灵来吸引公众的眼球。还记得那个“鼠鼠鼠、牛牛牛、虎虎虎、兔兔兔......”12生肖每个念3次的广告吗?“洗洗更健康”一句大家耳熟能详出的广告词，尽管代言人已经多次的改朝换代，但看的公众真是云里来雾里去的;“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只收XXX”这句红遍祖国大江南北的广告词再加上银幕上最“欠扁”的一对卡通男女想不让人印象深刻都难。网络上的“XX姐姐”们、“XX娘”们，还有名人带来的“XX门”事件也成为排行榜上的热点事件。纵观当下，传媒文化、消费文化甚嚣尘上，娱乐精神铺天盖地。“芙蓉姐姐”、“凤姐”、“犀利哥”、“小月月”，可谓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生、旦、净、末、丑”五味俱全，从而组成传媒文化中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二、传媒文化中“审丑”现象的成因

　　传媒文化中的“丑态”也不是近段时间出现的，人们将其作为研究对象往往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针对性，同时也是对不断演变的社会现实的一种理性跟进和回应。前人研究主要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对其进行论述，而本文则根据美学的相关理论从学理的角度对其进行分析。

　　传媒文化中的“审丑”现象应当也不是一个静态事物，“丑”作为审美意象之所以出现在人类世界中必然有其一定的原因。有些学者认为“善隐藏着恶、丑包含着美，只要是使人感到惊异，都可以成为美的源泉。”郭宏安：《恶之花》，漓江出版社，第5页，1992年版“非美以至丑的对象日益容易变为审美对象，这既是反映现实世界中的美的领域的扩大，也是表现心灵世界中审美能力的提高。”《美学》第三期，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审丑”现象既然存在就必定有它的合理性，对于社会就具有一定的价值。那么，它的动态发展呈现什么样的规律，背后的动因是什么?本文认为是“丑”的审美价值。

　　通常人们认为“丑”作为“美”的衬托与对照出现，如果将生活中“丑”通过“艺术化地表达与呈现”可以作为一种另类的“美”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随着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浸染到艺术表达的领域中，引起人们注意的就不仅仅有优美、崇高，而且还有了“丑”这样的生活体验。人们也发现其实“丑”的存在才构成了世界的完整，于是，种种“怪咖”出现在当下的传媒中，构筑了“另类”文化。受众更是对这种新奇的现象投去了足够关注的目光，而收视率、点击率这些能够保证经济收入的要素成为传媒商家追逐的目标。相亲节目热播而迅速“走红”的人物本着“没有最丑只有更丑”的原则和露骨犀利的言语、恶俗物质化的价值观成为街头巷尾的谈资。

　　随着个性、风格等词汇大量涌进人们的日常生活，传播者也越来越重视观察和呈现人个性的东西，在这个过程中，“丑”往往更具有代表性。李斯托维尔说“这种丑的对象，经常表现出奇特、怪异、缺陷和任性，这些都是个性的明确无讹的标志;经常表现出生理上的畸形、道德上的败坏、精神上的怪癖，这些都是使得一个人判断不同于另一个人的地方。总之，丑所表现出来的不是理想的种种典型，而是特征。”李斯托维尔：《近代美学史评述》，第233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于是原本被誉为“公共领域”的网络媒体也成为“个性化”表达与狂欢的场所，被恶俗之风笼罩着，未能幸免。在 “芙蓉姐姐”、“凤姐”开辟的“康庄”大道上，裸模“苏紫紫”、“HOLD姐”、“度娘”等网络红人前仆后继的涌现，而由“艳照门”引起的“车震门”、“兽兽门”等各种门的新闻事件也是层出不穷的出现在公众面前。滑稽的表演，大胆的裸露，凄惨的身世这些都是成名要具备的必要条件，没人想知道真相到底是什么，公众和媒介早已在探求新闻真相的过程中获得了满足。这些所谓“个性”的表述往往成为“另类”的呈现。这些景象正是印证了罗丹的话：“自然中认为丑的，往往要比那些美的更显露出它的性格。”《罗丹艺术论》，第23页，人民美术出版社，1987年版

　　“丑感”是一种痛感。施莱格尔就认为“丑就是恶的令人不愉快的表现”鲍桑葵：《美学史》，第390页，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谷鲁斯也说，丑感就是高级的感官感到不快。但李斯托维尔认为：“丑感是一种混合的感情，一种带有苦味的愉快，一种肯定染上了痛苦色彩的快乐”李斯托维尔：《近代美学史评述》，第233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这种论述相对全面，尤其是面对传媒的对象，不同的人，不同的视角欣赏出来的既有“快乐”，也有“痛苦”，呈现出“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别致景观。“9岁博览群书，20岁达到顶峰。现在都是看社会人文类的书，如《知音》、《故事会》……往前推三百年，往后推三百年，总共六百年没有人超过我。我在家乐福超市工作，世界500强”此语出自一个名叫罗玉凤的姑娘之口。她在上海陆家嘴附近发征婚传单，条件是“必须为清华北大硕士、身高1米76到1米83”。 此事经网络曝光后，引起了很多人的兴趣。网友称她为“凤姐”，并打出口号“信凤姐，得自信。”凤姐一出，雷倒众生。有人认为她是哗众取宠、大言不惭、趣味低下;有人又在为其欢呼，说“连工作都没有找到人有什么资格嘲笑在世界500强工作的凤姐”。各种漫天的谩骂声与纠扯不清的争辩声充斥社会大街小巷。但拍写真、整容、上节目、接广告，凤姐却忙得不亦乐乎。

　　需要指出的一点是，本文所界定的“审丑”并不是将其与“娱乐”一词画上等号，概念的差异得到细致的清理再进行论述更为贴切。“丑”强调的是传播文本，“娱乐”强调的是文本的功能，因此，传媒将其何种“文本”进行传播以起到“娱乐”的功能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作为大众文化中影响力最大的传媒文化，理所应当地成为大众文化最佳表征。文化的传承才是一个国家永不消亡的根基。一个国家推崇什么样的文化，将影响着这个国家走向什么样的道路。当媒体宣传的功能逐渐被恶俗文化所取代，当新闻本身离真实性渐进渐远，当公众被荒诞舆论绑架的现象成为一种常态，传媒文化趋于低俗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必然结果。环境造人，如果有一天媚俗的传媒文化已经融入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甚至公众对他的态度已从谩骂转变为麻木，那将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正如叶朗先生说的“在历史和人生中，光明面终究是主要的，因而丑在人的审美活动中不应该占有过大的比重。”叶朗：《美学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第362页，2023年版

　　三、传媒文化中“审丑”现象的应对策略

　　阿尔都塞式的媒介理论倾向于视文本为受众主体反应的唯一决定因素，媒介影响受众归根结底是文本影响受众。因此，对于传媒文化中的“审丑”现象，本文认为不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需要从宏观上进行把握，对其深入分析从而形成规律性认识，这样才能对传媒实践产生必要的意义。“审丑”文化之所以嚣张跋扈，不可一世，就是打破了固有的传统审美理念，敢于突破尝试，用强大的行动力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但是这些道路是以经济利益为马首是瞻的产物，因此，若要抑制住此种现象就必须从传播者入手，做到在源头进行控制，抛弃“使用与满足”的传播理论，及时纠正错误的舆论导向，扭转失衡的价值观以及变形的社会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