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是人们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的一切物质和精神物质的总称。 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历史的文章9篇 ,欢迎品鉴！

【篇一】中国的经济发展历史

　　摘要：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在市场主体、资源配置、经济增长、国民收入分配、产业升级和宏观调控等方面偏离了2003年《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改革方向，为未来经济发展埋下隐患。只有通过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化解这些隐忧，才能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铺平道路。

　　关键词：经济发展国民收入宏观调控

　　市场主体国有化还是多元化

　　自市场化改革以来，在竞争性领域，国有经济已逐步退出，非公有制经济成为市场主体;而在一些垄断领域，国有经济仍占据绝对主体地位，并且排斥非公有制经济的进入。近年来，在竞争性领域，由于部分行业的利润率高，国有资本又有重回竞争性行业之势，甚至出现国有经济排斥非国有经济的现象，最明显的是煤炭行业、房地产行业和钢铁行业，如山西国有煤炭企业集团对非国有煤矿的强制性收购;国有房地产公司高价拿地排斥非国有房地产公司;亏损的国有山东钢铁重组民营日照钢铁;宝钢收购民企宁波建龙钢铁公司;中国商飞、四川航空集团、成都交投集团三家国企重组民营鹰联航空公司等。

　　国有资本更多地进入竞争性领域与民争利，必将影响民营资本的投资热情，造成市场主体单一、缺乏竞争，最终形成经济发展高度依赖国有经济的局面，背离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而且，改革的历程充分证明市场主体在由单一走向多元过程中，市场绩效得到明显提升。所以，培育充分竞争的多元化市场主体至关重要，本文所言及的多元化市场主体绝不局限于充分竞争行业，还包括垄断行业，也要有非公有制经济成分。这就需要一方面加大对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允许民间资本与国外资本介入，实现国有企业投资主体多元化。另一方面要破除所有制门槛，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不同所有制经济主体在共同的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和制度框架下平等运行。惟有市场主体多元化才能为经济发展注入不竭的动力!

　　资源配置计划抑或市场

　　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是使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大的调节作用，但是，近年来在资金配置和资源性产品定价方面却呈现出市场职能弱化、计划职能强化的趋势。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为例，国家预算投资规模愈来愈大，从2003年的2，687.8亿元增长到2023年的14，677.8亿元，8年间，投资规模扩大了5.5倍，而同期国内贷款和利用外资的投资规模分别扩大了3.9倍和1.9倍。2008年底，为应对美国金融危机，国家新增了4万亿投资计划，这些项目基本交由国有企业承建，而国有企业自身并不缺乏资金，在资金没有更好的投向时，有的企业甚至将获取的贷款违规投向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相反，受金融危机;中击最大、也是最需要支持的民营出口型企业并没有得到国家在贷款、贴息、税收减免、补贴等方面的额外支持。资金没有按照市场机制的要求流向最需要的领域，而是通过国家计划配置。

　　再以资源性产品定价为例，据海关统计，2007年我国进口原油从年初1月的412美元/吨稳步攀升至12月的643美元/吨，累计涨幅达56%，而国内的成品油价格只在2007年10月上调了500元/吨。由于国内油价涨幅远远低于国际油价，使得国内的企业并未感受到成本上升的压力，在国家的补贴下继续加大出口，换取经济的快速增长。到了2008年，国内石油企业再也无法承受高价进口原油低价销售成品油的局面，采取限产措施迫使国内油价上涨，一时间“油荒”遍布全国。2023年11月，由于油价调整滞后，导致“油荒”再度蔓延。而当国际原油价格下跌时，国内油价却迟迟不能下调。国内油价的计划管理使国家利益和居民利益双双受损。

　　计划配置资源的低效率是不争的事实，这也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原因所在。当前的资源配置方式如果延续下去无异于计划经济的复归，势，必将会影响资源的配置效率，背离建立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衷。坚持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不动摇，就需要逐步减少计划配置资源的范围，强化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在当前，尤其要降低国家投资的比重，使企业投资成为主体。另外要逐步解除资源产品的价格管制，深化资源价格改革，理顺价格传导机制，使资源价格既能反映市场供求关系，又能反映资源的稀缺性，避免人为干预造成市场机制失效。

　　经济增长谁主沉浮

　　2003年以来，中国一直保持25%左右的投资增速，大规模的投资加剧了国内产能过剩，在国内需求不足以消化的条件下，只能依赖国际市场，而国际市场的动荡使得国内经济增长起伏不定。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前，我国的外贸依存度曾高达63%，这比贸易立国的日本还要高出1倍。高企的外贸依存度～方面反映了我国的经济开放程度，另一方面也暗含了外部需求将主宰中国经济沉浮。2005-2007年，由于外需的强劲拉动，中国经济始终保持10%以上的高速增长，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达到23.1%、18.1%、16.1%。由于受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2007年的18.1%急剧跌至，40.6%，拉动经济增长由2.5个百分点迅速下滑至-3.7个百分点。经济形势的变化迫使中国实施了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政策，但经济增长仍未能回复到危机前的水平，经济增长明显高度对外依赖。

　　世界上的大国，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主要为国内需求所驱动，而非外部需求，这是大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模式。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在资本短缺年代曾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做出巨大贡献。但是当前各国为应对经济危机，都加大了贸易保护力度，中国出口遭到贸易国名目繁多的指控与制裁。继续坚持出口带动经济增长，势必会加大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贸易摩擦。据商务部统计，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贸易保护致使当年中国出口产品遭遇的反补贴、反倾销调查跃居全球第一，涉案金额高达36亿美元。到2009年，对中国发起“两反两保”调查案件数达到116起，涉案金额高达127亿美元。显然，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

　　此外，中国是个资源匮乏的国家，长期秉持出口导向战略必将耗尽国内资源，使得未来的经济发展缺乏资源支撑;而且现有的经济发展经验表明还没有一个大国依靠发展外向型经济进入发达国家行列，按照现行的模式只会使中国长期陷于国际分工的低端，难以实现大国崛起的目标。中国是个发展中的大国，有着广阔的国内市场，依靠本国市场完全可以实现国民经济的正常循环，形势的发展要求必须把经济增长由外需带动转向内需带动，以减轻对外依赖。国民收入分配国富民富之选

　　从国民收入分配角度看，这些年经济增长的成果更多地归由政府支配，而非居民，结果形成强政府、弱国民的格局。2003-2023年，中国的财政收入增速分别为14.9%、21.6%、19.9%、22.5%、32.4%、19.5%、11.7%、23%;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分别为9%、7.7%、9.6%、10.4%、12.2%、8.4%、9.8%、7.8%;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速分别为4.3%、6.8%、6.2%、7.4%、9.5%、8%、8.5%、10.9%。8年间，财政收入平均增速20.7%，城镇居民收入平均增速9.4%，农民人均纯收入平均增速7.7%，财政收入增长2倍于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在这样的分配格局下，不可避免地助长了政府消费，抑制了居民消费和民间投资，形成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据统计，居民消费占比已从2003年的73.4%下降到2023年的70%，而政府消费的比重则由26.6%上升至30%。

　　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离不开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而非政府收入的不断增加。为此，需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从部门角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需要建立财政收入和居民收入协调增长的机制。在国民收入再分配中，要将政府部门的支出更多地投向民生领域，缓解公共物品供给不足的现状，为扩大居民消费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从生产要素角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需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通过国民收入分配适度向居民倾斜和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来提高居民消费能力。

　　主导产业如何转换

　　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依托比较优势逐渐形成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导的产业，并以此参与国际分工，但这种发展方式延续至今已使主导产业固化在国际分工中的低端，企业兴衰主要取决于国际市场，2008年全球经济衰退引起的外需减少造成我国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近7万个中小企业破产和2，000多万人失业就是很好的例证。重新选择与确立主导产业，增强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已是迫在眉睫。

　　产业演进的规律决定了我们不能永远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在选择未来的主导产业时，我们应遵循生产率上升基准、收入弹性基准和产业关联基准来确立。2009年国务院陆续公布的钢铁、汽车、船舶、石化、纺织、轻工、有色金属、装备制造、电子信息和物流等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中，除纺织、轻工业和物流属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外，其余大都具有资本密集、技术含量较高、以及产业关联度大的特点，具备将其确立为未来主导产业的条件。如再辅之以必要的产业政策，可以助其成长为在国际市场占有～席之地的产业。

　　在选择好未来的主导产业后，就需要逐步减少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支持，首当其冲的便是降低出口退税率。出口退税政策本质上是支持出口导向型产业发展的一项措施，保持较高的出口退税率，无异于鼓励低端制造业的大量存在。实现主导产业转换，需要将出口退税率稳定在一个合理的水平，然后逐步降低，以此逐步淘汰低端产业，实现主导产业的升级。与此同时，要积极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型企业成长的环境，从注册资本、土地使用、税收、贷款贴息方面给予优惠。通过扶植科技型企业的成长，使中国逐步走出高度依赖比较优势产业的困境，实现主导产业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换，籍此提升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增强经济发展的自主性。

　　宏观调控绩效如何提高

　　近些年的宏观调控政策往往难以取得预期效果。在应对2007年的经济过热时，央行曾频繁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但收效甚微。进入2008年，上半年，国内还在防止经济增长由过快转向过热，防止物价上涨转变为全面的通货膨胀而执行紧缩的货币政策，下半年，当美国金融危机蔓延之时，我们却不得不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积极的财政政策条件下，规模庞大的政府投资一方面挤占了民间投资;另一方面也因支出过大，财政风险正在不断累积。在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条件下，过剩的流动性不断推动资产价格上涨。2年间，一线城市的房产价格翻了一番;黄金价格不断创出高位;就连一向低价徘徊的农产品价格也出现了大幅上涨。国家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初衷是为了保持经济增长，结果却引发了通货膨胀。当2023年国家将抑制通货膨胀列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后，人民银行通过连续6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3次提高存贷款利率回收流动性，通货膨胀虽有所回落，但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日渐凸显，大量中小企业陷入困境。显然，政府的宏观调控绩效难遂人愿。

　　提高宏观调控绩效首先要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由于体制不完善，市场主体对经济调节手段不敏感，市场机制在调节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就会受限，往往需要借助计划手段才能达到目标。其次要转换调控对象。当前的宏观调控更多的是需求管理，在经济高涨阶段，压制需求;在经济衰退时，刺激需求，忽视了供给调控，结果造成过剩与短缺并存的现象。完善宏观调控要更多地关注供给，使供给能够迎合需求，避免脱离供给，盲目刺激需求。此外还需改革汇率制度。缺乏足够弹性的汇率制度容易造成输入型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失衡，而且还需要根据外汇储备的增加被动增加本币供给，我们知道在固定汇率条件下，资本流动，很难保证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和有效性，提高宏观调控绩效需要逐步将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向浮动汇率过渡。最后，要保持政策的相对稳定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短期内虽然可以起到刺激经济或抑制通胀的作用，但不宣频繁使用，如果长期使用，居民理性预期做出的适应性调整反而会使政策失效，影响宏观调控的绩效。

【篇二】中国的经济发展历史

　　夏商西周时期

　　人类从使用棍棒、制造石器求得生存和发展时起，到发明和控制用火、发明弓箭、驯养家畜和制造陶器；从农业的产生及手工业的发展与分工，到商品的出现和城市经济的萌芽；从陶器、骨器上的刻划符号到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的出现；从茹毛饮血到锦衣玉食；从车辆、舟船的产生到天文、历法的出现，每一种发明，每一个进步，都经历了长期、曲折、艰苦的历程，并付出极大的代价。这一切，都为社会的进步与人类自身的发展创造了条件。经济的发展，实际上就是人类智慧发展的集中体现，是科学技术的结晶。

　　社会经济的发展是由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的，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主要是具有生产能力的人的发展，包括人口的增殖、人口素质的提高与科学技术的进步；此外，还有生产工具的发明与改进、劳动对象的发展与改变。在遥远的旧石器时代和中石器时代，虽然生产力的发展是极其缓慢的，但缓慢毕竟也在发展。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比早期的遗址分布更为广泛，中石器时代遗址的分布则比旧石器时代更密集，这就是生产力发展的具体反映。到了新石器时代，不仅氏族部落的定居营地已遍布整个中国大陆，在高山、草原、海岛都有发现，而且黄河流域的不少地方远古遗址的分布数量已与现代村落大致相同。生产工具的种类越来越多，数量十分丰富，每种工具的制作技术也不断提高。新石器时代早期先进的农业生产工具如磨光石斧、石刀、石铲，到了晚期发展成更为进步的石犁、有肩石锄、有段石锛等，工具的改进无疑对农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土地更多地得到开发，也有更多的野生动物被驯养成为家畜和家禽；矿产、森林、江河湖海成为人们索取财富、发展经济的重要资源。在这种生产力逐步发展的情况下，社会经济不断取得进步。当黄河流域出现夏、商和西周三代文明古国之际，代表新的生产力的文字、青铜器和城市已经在北方的辽河流域、长江以南地区纷纷出现，从而使中国大陆的奴隶制王朝得以巩固和发展，成为东方世界的经济发展中心。

　　春秋战国时期

　　介绍中国从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221年春秋战国时期的经济史。

　　（一）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发展迅速，判断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这里所说的劳动资料主要指生产工具而言。由于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出现了先进的生铁冶铸技术，即出现了铸铁，促进了铁器的普遍使用，并由此推动了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使中国在经济发展上走在了世界的前列。这就为以后中国强大、长期雄居于东方奠定了物质基础。如果与欧洲相比，欧洲在铁器的普遍使用和冶铁技术方面要远远落后于中国。如公元八世纪德意志人的英雄史诗《希尔德布兰德之歌》中还有使用石器的记载，1006年侵入英国的诺曼底公爵威廉的军队在海斯丁斯附近同英军的会战中英军也还有使用石斧的记载。中国先进的冶铁技术是春秋战国以后才逐渐传到西方的。《汉书·西域传》大宛条载：“其地皆无丝漆，不知铸铁器。及汉使亡卒降，教铸作它兵器。”师古曰：“汉使至其国及有亡卒降其国者，皆教之也。”从这一记载可知，中国先进的铸铁技术是在汉代先传至西域而后才逐渐传至西方的。而欧洲“直到十四世纪才使用铸铁”。此外，春秋战国时也为漆器、丝织品等手工业产品的发展奠定了技术基础，汉代这些产品在国内外都享有盛誉。这些产品不仅为东方国家所喜爱，而且通过丝绸之路远销西方。这说明中国文明在后世享誉世界是有其物质技术基础的，而这种物质技术基础就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奠定的。（二）中国春秋战国与同期古希腊相比社会发展上存在着差异。这表现在中国奴隶社会崩溃后转变为建立在个体农民经济基础上的封建地主制，而希腊则从不发达的奴隶制社会发展为发达的奴隶制社会。社会发展的这种差别在古代思想家的著作中有明显的反映。如大约生于公元前390年到公元前305年的孟子虽然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义也。”但在孟子的笔下劳力的人主要是“五亩之宅”、“百亩之田”的个体小农和个体手工业者。而生于公元前384年到公元前322年的古希腊的著名哲学家、思想家亚里斯多德虽然也像孟子一样有一套“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於人”的观点，但亚里斯多德笔下的劳力者却是奴隶。亚里斯多德说：“凡是赋有理智而遇事能操持远见的，往往成为统治的主人；凡是具有体力而能担任由他人凭远见所安排的劳务的，也就自然地成为被统治者，而处于奴隶从属的地位。”“我们可以明白了奴隶的性质和他的本分了：（1）任何人在本性上不属于自己的人格而从属于别人，则自然为奴隶；（2）任何人既然成为一笔财产（一件用品），就应当成为别人的所有物；（3）这笔财产就在生活行为上被当作一件工具……。”“凡是这种只有体力的卑下的这一级就自然地应该成为奴隶，而且按照上述原则，能够被统治于一位主人，对于他实际上较为合宜而且有益。所以，凡自己缺乏理智，仅能感应别的理智的，就可以成为而且确实成为别人的财产（用品），这种人就天然是奴隶。”人们宁愿将奴隶这个名称局限于野蛮人（外邦人）……在他们看来，世上有些人（野蛮族）到处都应该是奴隶，本性上就是奴隶，另一些人（希腊人）到处都应该自由，本性上就是自由人。……”从孟子、亚里斯多德这两位同时期东西方哲学家、思想家看来，脑力劳动者统治人，体力劳动者受人统治，这一点上二位是相同的。然而孟子心目中的体力劳动者是个体农民，亚里斯多德心目中的体力劳动者却是主人的财产、工具奴隶。这种差别正是中国春秋战国与同期希腊社会发展不同的表现。

　　（三）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生产力发展和井田制破坏，农民个体经济广泛出现。这一点从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子兵法·吴问》和《汉书·食货志》所载李悝尽地力之教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另外，从《墨子》、《孟子》、《商君书》、《荀子》等著作中也可看出当时社会的主要生产者是个体农民。这时中国的个体农民对土地已有使用权和某种程度的占有权，并有相当独立的经营权。这种个体农民不像奴隶完全用主人提供的生产条件为主人生产，也不像农奴那样在份地进行劳动和为农奴主服徭役时二者在时间、空间上是分开的为农奴主劳动时没有积极性。这种个体农民由于为统治者所提供的剩余劳动和为自己所进行的必要劳动在时间上、空间上是一致的，劳动收益好对统治者和自己都有利，所以生产积极性高。而且个体农民之间存在着竞争，这也促使他们为自己的生存而拚搏。《墨子·非命下》说：“今也农夫之所以早出暮入，强手耕稼树艺而聚菽粟，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力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饥，故不敢怠倦”。从这种意义上说，中国封建地主制下的个体农民比奴隶、农奴生产积极性高。同时，还应看到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个体农民经济从事的主要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生产的目的主要是满足自己需要的使用价值的生产。这种经济是封闭性的，对外部条件要求低，不像商品经济那样生产的目的为了卖，需要销路和原料来源，一旦销路和原料来源断绝，生产就无法进行。所以，这种农民个体经济有很高的稳定性。另外，这种经济所需要的固定资本少，科技投入少，在遭到破坏之后恢复起来容易。中国后来的长期封建社会就是建立在这种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的农民个体经济基础之上的。

　　（四）中国春秋战国与同期古希腊相比，在经济上还有一个重大差别，这就是希腊海外交通、海外贸易比中国发达。希腊的奴隶制度是一种“以生产剩余价值为目的的奴隶制度”。在这种制度下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赚钱，生产品的很大部分为了卖。这与中国春秋战国形成的生产使用价值的个体农民经济是个很大差别。二者相比，希腊的奴隶制经济由于奴隶主与奴隶尖锐的阶级矛盾和商品经济下断绝销路和原料来源无法进行生产的缺陷，所以希腊奴隶制经济有其脆弱性。相反，中国春秋战国形成的个体农民经济不仅自身稳定性强，而且由于封建统治者推行重农抑商的传统国策对它进行了有效的保护所以显得非常坚韧而能长期延续。然而，这仅仅是问题的一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是生产使用价值的个体农民经济有其发展的缓慢性和停滞性。由于这种经济生产的目的是为自己的消费，生产多了劳动价值得不到实现，所以生产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十分缓慢。相反，商品生产条件下，生产的目的为了卖。

　　因此只要有销路和原料来源生产就可以迅速发展。而且，由于商品生产的开放性，它可以利用外地的市场、原料、劳动力来迅速发展本地经济。商品生产、商品经济的这种优越性在欧洲后来得到了充分显示。14世纪欧洲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这时欧洲大力发展商品经济。从15世纪末新大陆发现和新航路开通后，西欧国家把商品交换发展成为世界性的商品交换，从掠夺殖民地和贩卖黑奴的罪恶行径中积累了资金，并为本国产品打开了市场，找到了原料来源。这大大促进了工厂手工业的发展。17世纪中叶英国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此后约一个世纪，英国又发生了工业革命。而15世纪后中国却在自然经济统治下缓慢爬行。及至1840年鸦片战争后就落了个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悲剧。因此，可以说春秋战国时期经济发展所形成的广泛的农民个体经济是和我们民族兴衰荣辱密切相连在一起的。

　　秦汉时期

　　秦汉经济史

　　回顾秦汉经济发展的历程，可知始终是在政治干预经济的状态下进行的。由于中国早在公元前3世纪就建立了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迫使封建统治集团对古代社会的自然经济状态进行干预，以使社会经济朝着有利于巩固封建统一的轨道运行，于是形成了封建经济的自然发展与封建国家经济制度的矛盾，也就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中国封建政权和土地所有权的同一，行政职能和经济职能的同一，为封建国家干预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方便和可能。正因为如此，封建国家对社会经济的干预才能够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情况下，集中经济力量创造人间奇迹。然而，封建国家对社会经济的干预又因其盲目性，往往导致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矛盾的激化，致使阶级矛盾尖锐，社会大动乱和国民经济的崩溃。秦汉时期这种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既相适应又不适应的矛盾运动，使封建经济的发展呈现波浪式前进的“同一”趋势，而且也铸造成我国封建经济结构的“同一”模式：首先是家庭经济农业和手工业的同一；然后是国家经济农业和手工业的同一；最后是地主经济农业和手工业的同一。这种社会生产结构在家庭、国家、田庄不同生产单位的同一状态，进一步弥合了社会生产的自然分工，使商品经济日益屈从于自然经济，形成了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的同一；土地所有制国有和私有的同一，国家政权与土地所有权的同一，行政职能和经济职能的同一。正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同一”模式，奠定了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一国家的经济基础。

　　魏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时期不只是破坏，更不是一团漆黑；它也有光明，也有创造和启示。

　　第一，从宏观上说，由于战乱不断，这一时期的经济，在纵的方面，表现为艰难曲折、波浪式的前进。在北方，东汉末年大破坏之后，有三国至西晋太康时的发展；西晋末年十六国时期的大破坏中，还出现过后赵、前秦的两度统一和经济上的两度复苏；十六国时期的大破坏之后，经过缓慢的发展，出现了北魏后期的繁荣；魏末大乱后，又有齐、周时的发展。在南方，有孙恩、桓玄时的变乱、宋魏战争、侯景之乱等的大破坏，也有东晋太元、宋元嘉、齐永明和梁武帝前期的发展。横的方面，由于北方的屡遭破坏、江南以及东北、西北的发展，向着全国均衡发展的方向跨进了一步。

　　第二，上述经济的前进与后退，都与一定的政治环境相关。国内外相对安定，经济就前进；否则就停滞、后退。经济的发展从来不是与政治无关，而是需要一定的政治环境相配合。北周的成功，是这方面一个最好例证。

　　第三，发展经济要同本国实际结合才能奏效。曹操把汉代在边疆屯田的经验，同曹魏统治区内人民流亡，“土业无主，皆为公田”的现实结合起来，在内地实行大规模屯田，取得成功，最具典型意义。吴、蜀发展经济的措施与曹魏不同，也收到一定的效果，都是从本国实际出发、措施适宜的结果。

　　第四，经济的持续深入的发展，要靠逐步深入的改革来推动。北朝的经济，魏孝文帝的改革给了第一次巨大的推动。但如果没有西魏北周宇文泰、苏绰、周武帝的继续改革，其成果也许不能获得保持和发展。

　　第五，发展经济是一个系统工程。除了要求有一定良好的政治环境与政策措施相配合外，就经济内部而言，也需要许多措施的配合。如农业的发展，就与水利的兴修，生产工具的改进，生产技术的提高与推广等密不可分。

　　第六，江南的世族豪强经营园、墅，不只重视谷物的种植，平原土地的利用，而且注意山泽的开发，实行多种经营发展大农业，很有启示。肥田沃土，固然是宝贵资源，山林川泽，因地制宜，也都可以生产财富。

　　第七，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专制集权较弱，政治上相对宽松的时代。因而对经济活动的控制也相对宽松，经济活动也比较活跃。这在南朝表现得尤为明显。在对外交往方面，孙权能够敞开国门，面向大海，利用舟楫之便，积极向海外开拓，促进国内经济发展和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很有典型性和启发性。其后，南朝各国继承和发展了这一传统。北方，即或如十六国的大动乱时期，也同西域保持着交往。这是中国的好传统。

　　隋唐五代时期

　　隋唐五代是中国古代社会光辉灿烂的一页。他在中国乃至世界史上的地位都是不可低估的。隋唐五代在中国经济史上也是一个巨大转折时期。自晋王朝被逼南渡，中原地区原来居住和从边远地区南进到中原的各民族展开争夺华夏大地的战争，连年战争的结果是形成了一个五胡十六国，极混乱纷争的局面。以后由南进的鲜卑族拓跋氏建立了北魏王朝，统一了中国北方，它原是游牧民族，从原始公社制习惯出发，统一中国北方后，经济上的任务首先是把大量荒地计口授田，施行了均田制。并且积极推行汉化，这一点对经济的恢复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但北魏政权最后还是被高氏集团建立的北齐，宇文氏建立的北周所代替。北周灭掉北齐统一了北方。东晋南渡在客观上把北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经验带到南方，而且把大批技术人员、知识分子也带到南方，使南方迅猛的赶上北方，后来终于超过北方。淝水之战，阻住了北方羯族和氐族两个异民族的南下，使南方一直到隋、唐、五代都处于相对安定的环境，使经济发展有一个和平祥和的有利条件。南方经济发展极不统一。虽无大的战争，但却并不统一，政治也不稳定。经过了宋、齐、梁、陈，最后让北方来的继承了北周的隋统一了全国。

　　隋所以能统一中国是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还是北方高于南方。就以穿的来说，丝绸是北方生产的，南方只是麻、绵布。在北方建的赵州石桥反映了北方建筑水平，南方当时还处于“江南之俗，火耕水耨，土地卑湿，无有蓄积之资”（隋书卷24食货志）。所以决定的因素还在经济。

　　隋朝在战乱中创立了一个统一的王国，在政治经济上开始了封建社会的一个巨大变革。隋的统一全国为唐代经济腾飞奠定了基础。应该一提的是隋朝使大陆与台湾关系进一步密切，隋炀帝派使者二次去台，到唐时把台湾划给岭南节度使管辖。经隋派兵进驻，到唐则完成了祖国大陆与台湾的统一。

　　唐的经济进一步发展主要表现在：

　　（一）南北经济均有发展，更主要的是南方经济已逐渐成为中国中央政权的主要支柱，成为经济中心。

　　（二）生产力有了巨大发展，新的技术给生产带来突破性变化。如造船、建筑、农田水利、造纸印刷术、瓷器、丝织都有创造性发明并向海外流传。

　　（三）与外国经济交流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与非洲、西欧、中亚、西亚、东南亚、日本、朝鲜等国，都有贸易往来，陆上、海上丝绸之路畅通无阻。

　　五代十国时间很短，实际是唐代的继续，经济虽因战乱而受影响，但仍然有很大进步，正因为经济的发展才有全国统一的迫切要求，分裂很快被宋统一起来了。

　　宋辽夏金时期

　　宋、辽、西夏、金在中国经济史上处于重要的转折时期。这个转折表现在经济制度、经济发展和经济格局等各个方面。

　　在经济制度上，土地私有制度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成为土地制度的单一发展方向，土地租佃关系成为农村社会经济关系的基本形式，从而把国家对土地的占有和对民间土地占有的干预降低到最低限度。在这一时期，土地私有制度不仅在宋朝统治的汉族地区得到广泛发展，而且逐步在辽、西夏、金统治下的北方民族地区取得主导地位，这不仅扩大了土地私有制度的地域范围，而且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土地私有制度的进一步发展使广大农村社会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更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

　　宋代的社会生产有迅猛的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等的发展水平都显著提高。这不仅表现为农业和手工业各部门生产规模的全面扩大和产量的增加，表现为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商业的繁荣，更重要的是表现为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在技术上的全面进步，专业化分工的高度发展，商品生产和货币关系渗透到各个领域，商业性城镇的大量涌现，全国性商业网络的初步形成。总之，农业、手工业、商业及其内部的各个部门，既逐步分化、各自独立发展，又相互紧密结合，形成了一个新的、完整的体系。所以，宋代的社会生产同唐代相比，不仅在量的方面有明显的、大幅度的增长，而且在质的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水平，成为战国秦汉以后中国经济发展的又一个高峰期。随着汉族对北方民族影响的增强，北方民族也开始被纳入这个新的社会生产体系之中。

　　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漫长过程也完成于这个时期。在宋朝特别是南宋的统治下，长江下游和太湖流域一带的浙西平原，社会生产高度发展，经济极其繁荣，不仅在中国经济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明显地居于前列。在南宋和金时，南方经济的发展和北方经济的萎缩形成鲜明的对比，南方和北方在经济上的差距进一步扩大。所以，就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而言，经济的重心已经移到南方。这个经济格局的变化，在中国经济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对后世具有深远的影响。然而，就在全国的经济重心移到南方的同时，北方的经济格局在金代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就这一局部地区而言，经济的重心由中原移向华北平原。从此，中原地区彻底失去了上千年来在经济上的中心地位，华北平原在经济上的地位日趋重要。这一变化不仅为以后在统一的政权下南方和北方经济差距的逐步缩小准备了条件，而且为北京成为统一国家的政治中心奠定了初步的经济基础。

　　在宋、辽、西夏、金时期完成的这些转变，其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或几个朝代经济发展水平有所提高的范围。它们标志着中国古代的经济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如果把自秦汉至清末的经济发展划分为发展与成熟两个阶段的话，那末，宋、辽、西夏、金时期就是后一个阶段的开端。其主要标志是，以农业为主、以手工操作为基础的社会生产体系及其相应的制度保证体系已经趋于完善；从对资源开发的深度和广度而言，已经接近甚至几乎达到了古代的技术条件所能允许的最高水平。宋、金以后的数百年，直到清末，中国经济的发展主要是在宋代达到的新高。

　　元朝时期

　　元王朝于于14世纪60年代各族人民起义的烽火中寿终正寝。元王朝末代昏君暴吏经济管理的劣行被历代正直的中外史家指责批判。这是应该的。元王朝的灭亡，距今已有5世纪又25年。元代经济已成为历史的陈迹或往事。元代上都荡然无存，元大都故址留下的经济遗迹廖廖无几。不过，整部元代经济历史已成为中外广大元史专家寻觅研究的重大课题。

　　元代经济历史盛世辉煌的经验和衰世急剧崩溃的教训足可成为今人国民经济管理活动的暮鼓晨钟。鸟瞰世界民族之林，任何忽视历史经验教训，或不总结自己民族历史上经济管理得失所在的民族，都是没有前途的民族。伟大的中华民族，在人类漫长的中世纪历史长河中创造的经济管理经验无与伦比，罕有其匹。

　　元代经济历史提供的经验和教训在中华民族经济管理历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卓越的军事、经济管理谋略运筹思维，忽必烈多元一体化的国民经济管理思想模式，元代长期影响后世的经济?巩固、各族人民的团结交往、封建社会后期经济的进步性发展都有重要的、深远的影响。

　　明清时期

　　明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有声有色的时代。明代经济是中国古代经济发展史上处于变革的重要时期，有诸多新现象、新特点，值得认真总结，深刻分析、取其精华，以资借鉴。

　　在明代270多年中，经济发展迅速，变化很快，内容丰富，种类庞杂。以明代经济由单一经营向着农、工、商多种综合经营过渡为主要线索，循其运行轨迹，稽其来龙去脉，以纵通为主，纵横结合，力求多视角、多层面展示有明一代经济发展风貌。

　　在明初社会经济的恢复中，强调召军移民开荒屯田的重大经济效益及其对改变全国人口与土地布局和缩小边区与内地经济差距的巨大意义；强调交通运输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强调明太祖经济立法对有明一代经济发展的深刻影响；强调田赋“折色”对生产发展的刺激。对于明中叶的经济问题，从土地占有关系的变动上入手，指出由法制破坏而引发土地兼并激烈，导致农民大量破产逃亡。于是迫使封建统治者不得不进行赋役改革，以保障国家的财政收入，维护王朝的统治地位。对于明后期社会经济形态的新变化，则紧紧把握住农业经济结构变化这一重大课题，重点探讨了商业性农业的掀起、专业经济市镇的勃兴、“一条鞭法”、“计亩征银”的意义以及对外贸易的新发展。对于明末封建国家的财政危机，从政治上的动荡必然导致经济上的混乱出发，着重勾勒了“三饷”加派的严重后果。而对于明末农民起义军的经济政策，则本着农民起义的历史作用，肯定其应有的进步性。

　　封建末期

　　宣统三年（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它推翻了中国千百年来的封建专制统治，打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几个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卷入战时经济，减少了民用商品的生产，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这使中国资本主义工业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的机会，尤其使中国私人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进入一个“黄金时代”。但是，辛亥革命并没有真正触动封建土地制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发展，还要经过无比曲折和十分漫长的历程，甚至出现痛苦的磨难。但无论如何，辛亥革命的胜利，无疑使中国经济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研究清代经济的发展历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中国当代经济现代化的发展，是中国近代经济现代化历程的自然延续，我们通过研究中国清代经济发展史，可以从中得到许多重要的启迪。

　　清代晚期，中国在西方资本主义的侵袭下，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渐解体，资本主义产生并得到初步发展，长期以来闭关自守的中国经济，从此进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轨道。这仿佛给中国以后的经济发展，开了一扇沟通现代化的窗口。透过这扇窗口，长期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的皇朝臣民，开始看到外面的世界更精彩。透过这扇窗口，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和进步思想，像射进的一束晨曦，唤醒漫漫长夜；像拂来的一缕春风，滋润莽莽原野。透过这扇窗口，中国人才得以不断求索，找到富民强国之门，最终走上现代化的道路。

　　鸦片战争后不久，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直接经营企业，中国工人阶级队伍也随之产生。而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则使中国近代产业工人队伍进一步扩大。甲午战争前，中国近代产业工人队伍已约有10万人；到民国初年，近代产业工人约达60—70万人；此外，城市手工业工人和店员工人也有一个相当大的数目。由于中国工业配置的半殖民地性，中国近代工业高度集中在少数沿海和沿江的通商口岸，而且还主要集中在为数不多的企业单位。

　　鸦片战争后的半个多世纪内，中国产业工人队伍的诞生和不断扩大，为中国今后的经济发展，准备了必要的条件，提供了一定的技术力量和产业队伍；也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展准备了力量，并促使旧民主主义革命迅速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又因为中国早期工人阶级同时受帝国主义、国内封建势力和资本主义的剥削压迫，劳动条件极其恶劣，因此革命性最强，从而成为中国革命的基本动力和领导力量。

　　就在中国遭受西方资本主义侵袭、自然经济开始逐渐解体、资本主义开始产生的同时，作为大清帝国的邻国——日本，也碰到了几乎相似的境遇。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之隔，文化渊源相通，就两国当时国内的经济发展水平而言，可以说处在同一条起跑线上。1868年（清同治七年），日本兴起了一场以创办近代工业为主体内容的维新运动，史称“明治维新”。这是一场使日本走向世界经济现代化潮流的变革运动。当时日本的经济基础，仍然是封建土地所有制。明治维新后，由于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促进近代工业发展的措施，很快取得了一定的进展。1868—1877年（同治七年——光绪三年），日本新建的、雇佣10个工人以上的私人企业为487家，1877—1886年增加为760家。但在80年代前，日本工业仍然处在工场手工业阶段，即使到了甲午战争前，日本近代工业中使用蒸汽动力的企业也只占20%左右。日本的工业革命是以纺织业为中心开始的，但到了90年代，棉织业一般也还继续使用手工生产方法。1884年（光绪十年），在日本的全部公司资本中，工业资本只占4.3%，商业资本占7.8%，而银行资本占75.6%。尽管日本的明治维新与中国的洋务运动发生的时间相近，起点相同，但明治维新截然不同于洋务运动。明治维新通过日本天皇“下诏宣政”，破除封建分邦割据制度，结束了长期的封建割据。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求知识于欧美，向西方学习，但他们能够欧化而不同化，并在大量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设备时，及时调整经济政策，纠正初期不考虑日本与欧美在文化方面的差异，盲目引进而走过的弯路。

　　历史并不偏爱任何民族。中日两国在19世纪中叶曾经处在相似的基础和起点上，但结局却迥然不同。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在世界资本主义处于上升阶段的历史环境中，顺应了现代化的潮流，国内资本主义经济急剧扩大，走上了迅速发展的道路，这不能不说是大和民族的幸运。光绪二十年，中日两国间爆发了长达8个月之久的甲午战争，这场战争同时也是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运动成果的一次大检验。其结果，小国打败了大国，藩属变成了殖民者，东方超越了西方。甲午战争后的中国，不仅远远落后于西方先进工业国家，而且被历史抛在了东方的日本后面。这段辛酸的历史，不仅使我们感到遗憾，也更值得我们不断地思考。

　　民国经济史

　　中国民国时期，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各种予盾的激烈斗争之中，社会经济在动荡、曲折中缓慢前进。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经济曲折发展的历程，各种经济势力此消彼长的现象，给我们以如下启示：

　　第一，要使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得到顺利发展，必须以国家的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为前提。近代中国历史表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掠夺，对中国社会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使近代中国经济的发展，处于十分缓慢的状况。没有一个政治上独立、自由、民主、统一的新中国，就不可能使中国经济得到正常、健康的发展。

　　第二，民国经济的历史表明，在华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封建地主经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是阻碍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在民国时期的中国，外国资本主义经济控制了中国财政经济命脉，他们利用政治上、经济上的特权，疯狂地掠夺中国的资源，并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进行压制、打击。封建地主经济占有农村绝大部分土地，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造成农民生活困苦，农村经济萎缩。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垄断着中国主要经济部门，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进行排斥、打击，阻碍了中国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第三，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民国时期曾得到发展，这表明代表着新的生产方式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是民国社会经济史的重要内容，是贯穿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条重要线索。但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外国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封建势力的包围打击下，难以得到正常、自由的发展，最后走向衰落。历史表明，要在中国实现资本主义是非常困难的，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

　　第四，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建立符合中国历史的发展，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前途是社会主义。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掠夺和封建势力、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压迫，阻碍了中国近代经济的顺利发展，因此，在中国人民进行争取独立、自由、民主、统一的革命斗争中，必须建立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来代替旧的社会经济形态。由于中国社会经济的落后性，不可能马上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必须根据中国的国情，建立一种符合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并以发展生产力为主，为以后过渡到社会主义开辟道路的新的经济形式，这种新的经济形式就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只有这种由多种经济成分构成的特殊形式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才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需要。而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由于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居于领导和支配地位，这就保证了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前途必将是社会主义。

　　现代经济史

　　社会主义三大改造

　　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是指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组织的对于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其意义是，标志着我国基本上实现了把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我国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从此，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大跃进时期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尽管这条总路线的出发点是要尽快地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但由于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根本不可能迅速地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总路线提出后，党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在大跃进过程中，出现了很多虚报产量的事。其中最著名的是河北徐水县，号称一年收获粮食12亿斤。《人民日报》对这种行为进行了宣传。依照这种报告制定的国家征收粮食额度严重超出实际产量。也是导致后来灾荒的主要原因。

　　文化大革命时期

　　在长时间的社会动乱中，国民经济发展缓慢，主要比例关系长期失调，经济管理体制更加僵化。这十年间，按照正常年份百元投资的应增效益推算，国民收入损失达五千亿元。人民生活水平基本上没有提高，有些方面甚至有所下降。自七十年代起，正是国际局势趋向缓和，许多国家经济起飞或开始持续发展的时期。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中国不仅没能缩小与发达国家已有的差距，反而拉大了相互之间的差距，从而失去了一次发展机遇。

　　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thereformandopening-uppolicy）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开始实行的改革经济政策、对外开放的政策。改革开放包括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中国的对内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开始实行“家庭联产土地承包责任制”，拉开了我国对内改革的大幕；对外开放是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中国的强国之路，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创新，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途径，它具有自身质的规定性与基本特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同于传统的计划经济。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在经济建设上逐步采取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计划经济模式有其自身的特征与弊端。主要是：所有制形式日趋单一化，排斥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经济管理的决策权集中在国家手中，企业只是严重依赖于上级政府的经济实体，或者说是行政机关的附属物。

【篇三】中国的经济发展历史

　　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到来之际，上海财经大学部分教师完成了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重点课题《新中国经济发展史1949—1998》的编写任务，该书在上海财经大学出版基金资助下得以出版。作为一种尝试，该书的编写按照行业的体例进行，编写完成后，编写主要成员在讨论中就已经形成了共识，即今后按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进行的时间概念，每5年对该书进行一次修订和补充，以便使得我国经济发展史的编写能够延续下去。

【篇四】中国的经济发展历史

　　摘要：计划经济是适应了新中国早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经济体制，是新中国早期客观历史条件下唯一可行的发展模式。计划经济的发展成就为改革开放奠定了物质基础和准备了外在条件。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不是历史的中断而是历史合乎规律的发展。

　　关键词：计划经济：市场经济

　　中图分类号：F0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09)05--0095--03

　　在迄今为止新中国近60年的发展历程中，计划经济体制存在和实行了三十多年。可以说，新中国的经济基础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起来的。这一体制在新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如何客观公正地评价这一经济体制在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历史作用，不仅关系到如何正确认识新中国的历史，也关系到如何正确认识和反思进行了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历程。

　　一、新中国实行计划经济的历史必然性

　　在论及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确立时，我们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新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并非象东欧国家那样是由外界强加的，而是新中国自己的选择。我们今天该如何认识这一选择呢?这种选择究竟是历史的错误还是历史的必然?我们能否有其他选择的可能呢?

　　必须指出，任何制度的形成都是一定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产物，任何制度的产生都是特定历史条件决定的，而不是任何人的主观意志决定的。新中国建立后选择了计划经济模式决非偶然，而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的。正是这种历史条件和历史环境造成了实行计划经济的必要。这种必要性至少从以下几个方面体现出来：

　　(一)尽快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必要。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是在一个极低的历史起点上开始起步的。由于长期战乱和反动统治的腐朽无能，旧中国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极端落后。1933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仅46元，折合当时比价12美元。1936年，中国人均工业资本不足5元，而同时期美国为1600元。在人均工业产值上的差距就更加巨大。

　　新中国建立后，要摆脱贫穷落后，实现民族的振兴，必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但为实现工业化所需的巨额资金从何而来?既不可能通过对外侵略扩张来掠取；也不可能通过引进外资或争取外援来获取。唯一可行的办法是立足国内，以超经济强制的方式完成工业化所需的资本原始积累。而这正是计划经济所长。计划经济的最大优势在于其超强的社会动员能力，能够迅速集中人力物力于特定的领域，从而在某些方面取得异乎寻常的发展。新中国能够在经济基础尚嫌薄弱的20世纪60-70年代实现“两弹一星”那样的科技突破，正是计划经济创造的奇迹。

　　(二)维护国家安全的必要。新中国成立伊始就置身于极其恶劣的国际环境中。新中国建立不到一年朝鲜战争即告爆发，中国不得不出兵朝鲜，进行抗美援朝，从此开始了与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长达二十年的对峙。六十年代中苏关系又严重恶化，发生了边境武装冲突，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陈兵百万。与此同时，美国又出兵越南，中国南郝边境受到威胁。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初，中国一直处在外来武力的直接威胁之下。为了捍卫国家的安全，中国不得不集中人力物力发展军备，以应付可能发生的战争，计划经济体制恰恰适应了这种备战需要。六十年代开始的“三线”建设，正是这种计划体制作用的典型表现。

　　(三)维护社会公正和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必要。新中国建立后，如何在推进工业化建设与加强国防的同时保障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一个极其尖锐的问题。实现人民生活的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所在。在经历了旧中国的极端贫穷落后与极端的社会不公正之后。广大人民对新社会制度下实现社会公正与生活水平的改善抱有极大的期望，而实现工业化和加强国防所需要的巨额资金积累又必然会在一定时期内抑制社会消费水平的提高。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新的贫富分化都会引起社会的不稳定和动摇人民对新政权的拥护。而贫富分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无法避免的，这就要求政府使用行政手段这只看得见的手，干预社会产品的分配，使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能够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以使全体人民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并有所提高。所有这一切，惟有通过计划经济方可做到。

　　从另一方面来看，新中国是否可能从建立伊始就实行市场经济呢?答案是否定的。这不仅是因为市场经济不符合尽快实现工业化和加强国防这一发展目标的需要，而且还在于新中国当时所处的时代环境使之不具备实行市场经济的可能。市场经济的建立是需要某些条件作为基本前提的。这些条件主要包括：(1)国家的统一和独立自主地位。这是实行市场经济的政治保障。只有统一的国家，才有统一的市场；只有国家的独立自主，才能有平等的国际经济交流。(2)国家工业化的完成。现代市场经济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没有国家的工业化和生产的社会化，则市场经济就根本无从谈起。(3)开放的国际环境。市场经济本质上是开放经济，一个开放的国际环境对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必不可少的。市场经济不可能在封闭的状态中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虽然使中国赢得了独立自主的地位，但台湾、香港、澳门尚未回归，中国大陆的统一尚不巩固，在经济上则完全是一穷二白。1949年，中国的工业发展水平甚至远远低于沙俄1913年的工业生产水平。新中国一成立，就面临着西方国家的敌视和全面封锁，而且这种封锁持续了长达二十年。所有这一切说明，在新中国成立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根本不具备实行市场经济的基本条件。在当时，新中国面临的刻不容缓的任务是集中力量奠定国家工业化的基础和加强国防，以捍卫来之不易的国家主权独立。为此，就必须以国家政权的力量，使一切人力物力资源高度集中，统一使用于最重要的方面，计划经济体制正是适应了这种历史的需要。因此，新中国建立后，计划经济的实行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然的；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别无选择的。

　　二、中国计划经济的历史作用

　　新中国几乎是在一片废墟上开始自己的工业化建设的。在实行计划经济的三十余年期间，中国经济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发展。据经济学家杨帆的研究，1949年中国工农业总产值的比值是1：9，现代工业的比重只占10％，而到1978年，这个比值改变为大约5：5。28年间，中国GDP扩大了8倍以上。尽管中国为了这种发展也付出了巨大代价，包括“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那样的严重失误，但中国毕竟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一个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并在航天、核能、激光、生物等一系列高科技领域达到或接近了世界领先水平，从而奠定了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基础，而这正是建立市场经济的必需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历史作用就是：它为中国以后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准备了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

　　计划经济造就的经济增长，壮大了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防实力，为中国的国家安全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保证；同时也为中国实行对外开放、参与国际市场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而对外开放同样是发展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外部条件。

　　计划经济为新中国的发展积累的另外一笔巨大的财富是人力资源。新中国建立时，80％以上的人口是文盲，全国平均每万人口在校大学生数仅2.2。高素质劳动力的严重匮乏对国家工业化建设构成了巨大障碍。到1978年，全国学龄儿童入学率达94％，小学教育已基本普及；全国平均每万人口在校大学生数达8.9(1981年达到12.8)。正是在计划经济时期培养的一支有文化的较高素质的劳动力大军，为以后中国向以提高质量效益为目标的经济转型提供了雄厚的人力资源基础。

　　值得指出的是，尽管计划经济是一种强调积累和抑制消费的经济体制，但计划体制与社会主义制度的紧密结合，仍然在高积累的情况下，保证了人民的总体生活水平随着生产的发展而逐步有所提高。据统计，1981年与1952年相比，国民收入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4.3倍。1981年，全国城乡人均消费水平，扣除物价变动因素比1952年提高1倍多。这一事实表明，计划经济不仅推动了新中国的经济发展，而且推动了社会进步。

　　在评价计划经济对新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作用的时候，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就是：计划经济作为新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一个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构成了中国后来一系列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历史前提。否定或抽掉了这个前提，也就割断了历史，就无法正确解释1978年以后的中国历史发展，甚至新中国存在的历史合理性都会成为问题。这个道理正如只有当中国有了国产汽车的时候，才有一个如何与发达国家汽车产业竞争提高“效率”的问题，而当发达国家能生产汽车，中国却连自行车都不能生产的时候，提高汽车产业的“效率”就根本无从谈起一样，我们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是把自己的汽车造出来。这一问题是由计划经济来解决的，而且也只能由计划经济来解决。

　　计划经济的实行使我们找到一条既维护了民族独立，又避免对外扩张，完全依靠内部积累，自力更生实现了工业化资本原始积累的道路。我们正是沿着这条路径，走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三、计划经济与体制转换的必要性

　　对于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体制转换，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已没有多大异议。但对这种转换的必要性如何解释则众说纷纭，因为在同一行为的背后往往有着不同的动机，而不同的动机则导致行为的最终方向不同。正如中国与东欧、独联体诸国几乎同时开始由计划到市场的体制转换，但其目的却是南辕北辙一样。因此，这种争论导致什么结论直接影响和决定着中国的改革将走向什么方向，而这正是今天中国改革与发展面临的关键问题。

　　争论的焦点是如何看待和评价计划经济在新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在这一问题上有两种观点值得注意：一种观点是对计划经济简单地予以全盘否定。这种观点认为计划经济是一种历史的错误，而改革就是对这种错误的纠正。这种观点的逻辑实质就是通过否定计划经济的历史必要性来否定新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合理性，进而质疑并否定中国现行社会制度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另一种观点则把计划经济与“左”的错误混为一谈，而把改革开放简单解释为纠“左”的进程。在这种观点看来，承认计划经济的历史合理性就是“左”，而坚持改革开放就要全盘否定计划经济。两种观点出发点虽有不同，但其逻辑结论却殊途同归。

　　那么，该如何客观准确地看待和评价计划经济对新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作用呢?

　　首先，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孰优孰劣，比较的标准是什么?不止一位经济学者曾搬用大量的事实和数据，力图证明与市场经济相比，计划经济是一种“低效率”的经济体制，并以此作为实行市场经济的依据所在。但问题不在这些事实和数据，而在于对这些事实的解释――即评价的标准。这种比较实质上是用市场经济的衡量标准评价计划经济，这种标准用于衡量不同类型的市场经济当然是合理的，而计划经济是完全不同于市场经济的另一种经济模式。于是，这种比较在逻辑上就陷入一个自我证明、自说自话的怪圈，就如同用外语专业的专业标准去衡量从事中文专业的人一样荒唐可笑。而这一点在市场经济大行其道的今天常常却被人们忽略了。

　　经济体制是实现社会发展目标的手段，它是由发展目标和发展战略共同决定的，有什么样的发展目标，就有什么样的发展战略，有什么样的发展战略，就有什么样的经济体制。邓小平曾正确的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而手段是由目的决定的。因此，衡量一种经济体制效率的标准取决于这种体制是否最有利于实现既定的社会发展目标。

　　当新中国刚刚建立，以国家工业化、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作为自己的发展目标时，具有强大社会动员能力和高积累机制的计划经济无疑是最适合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手段。这一点已为历史发展的事实所证明。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目标转变的结果。发展目标的变化相应地要求实现手段的改变，当中国经济发展到以增强综合国力、全面提高人民消费水平为主要任务的时候，以抑制消费强制实现高积累为发展方式的计划经济手段就不再适用了，而市场经济由于其注重效率、以消费为中心组织生产的特点更适合新的发展目标。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正是来源于此，而不是什么计划经济比市场经济“效率低”。

　　把计划经济与“左”的错误等同起来的观点同样是错误的。作为一种经济体制，计划经济当然不可避免有其内在缺陷。但计划经济的缺陷是一回事，“左”的错误则是另一回事。前者是制度结构问题，后者则是思想认识问题。“左”的错误既不是实行计划经济导致的，也不仅仅存在于计划经济之下。无论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左”的错误都同样存在，只是表现方式不同而已。新中国建立前三十年，以“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为代表的“左”的错误在经济建设上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在理论上歪曲和夸大计划经济的实际作用，把计划经济说成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另一方面在实践上又将计划经济的一整套管理制度视为修正主义“管卡压”予以批判和破坏。必须实事求是地指出，新中国建国前三十年在经济建设上遭到的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并非是计划经济的弊端造成的，而恰恰是“左”的错误导致的政治动乱一再冲击破坏这一体制的结果。因此，把计划经济等同于“左”的错误，并进而全盘否定计划经济在新中国早期发展历程中的历史合理性与必要性，同样是毫无道理的。

　　必须指出的是，中国从计划到市场的体制转换，一个与独联体和东欧诸国不同的鲜明特点是，体制的转换是在整体社会制度不变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中国经济体制的转换是渐进的、稳定的、有序的，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没有受到破坏而是高速增长的情形下实现的。这一事实再雄辩不过地证明，对于新中国来说，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既不是历史的反复，也不是历史的中断，而是历史合乎规律的发展。

【篇五】中国的经济发展历史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新的历史发展方位，着眼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在跨越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关口的关键期作出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经济总部署，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新时代推动经济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大力发展实体经济，筑牢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坚实基础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到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这对于我国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打造国际竞争新优势，对于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加快新旧动能接续转换，对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产业是经济之本，实体经济是国家发展的根基，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大力发展实体经济。总书记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

　　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营造脚踏实地、勤劳创业、实业致富的发展环境和社会氛围。

　　当前，我国处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期，需要更加深入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是发展壮大新动能，做大做强新兴产业集群，运用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二是发展先进制造业，加快建设制造强国，推动集成电路、第五代移动通信、飞机发动机、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等产业发展。三是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世界经济加速向以网络信息技术产业为重要内容的经济活动转变。我们要把握这一历史契机，以信息化培育新动能，用新动能推动新发展。要加大投入，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互联网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做大做强数字经济，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努力让数字经济成为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结构调整和效率提高的重要驱动力。

　　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化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创新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强大动能。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我国要实现2023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到2035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的战略目标，就要坚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总书记指出，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发展道路，新旧动能不能顺利转换，是不可能真正

　　强大起来的，只能是大而不强。科技创新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是全面创新的主要引领。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必须有标志性科技成就。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抓住大趋势，下好“先手棋”，打好基础，储备长远，甘于坐“冷板凳”，勇于做“栽树人”“挖井人”，实现前沿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夯实世界科技强国建设的根基。

　　经过长期努力，我国在核心科技方面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不断缩小，从过去以“跟跑”为主，逐步转变为“跟跑、并跑、领跑”并行，且“并跑”特征日趋明显，个别领域开始显现“领跑”态势。同时，我国在科技创新方面时刻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把惠民、利民、富民、改善民生作为重要方向，补齐基础研究、关键技术、体制机制、创新氛围方面的短板，在推动发展的内生动力和活力上实现根本性转变，加快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

　　积极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优化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空间布局实施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建立健全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应有之义和重要任务。按照党的十九大部署，要聚焦乡村振兴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重塑城乡区域发展格局。一方面，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抓手，促进农村三产融合发展，实施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另一方面，以提升区域协同性发展为目标，加大力度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加快发展，强化举措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深化改革加快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发挥优势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创新引领率先实现东部地区优化发展。

　　在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过程中，要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制度保障，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经过多年努力，全面深化改革的“四梁八柱”框架已经稳固搭建起来，并在实践中形成了丰硕的理论成果和制度成果，为改革的进一步破冰攻坚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有利的条件。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明确了改革的总目标和重点任务，强调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把“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更好地结合起来，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提高全社会资源要素配置的效率，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这也必将进一步推动我国经济更加均衡、更加充分、更加可持续发展。

　　着力发展开放型经济，提高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国际竞争力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更好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继续积极推进“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国际交流合作，在“双循环”发展格局下谋求更大发展。总书记指出：“开放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的根本出路。”我们要遵循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顺应当今时代发展潮流，推进结构性改革，创新增长方式，构建开放型经济，旗帜鲜明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我们要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以推进经贸大市场、金融大流通、基础设施大联通、人文大交流为抓手，走向国际开放合作最前沿，在国际舞台上积极发挥引领作用。

　　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我国已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中国与世界发展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明显加深，在世界经济中的分量和影响显著增强。但是我国开放型经济大而不强的问题依然较为突出，出口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不高等问题尚未得到根本性解决。因此，客观上需要深入贯彻开放发展理念，创新对外投资方式，主动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培育和增强国际合作与竞争的新优势，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同时以高质量营商环境“稳外资”，因势利导加快构建国内国际经济双循环发展格局，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

　　当前全球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但从整体上来判断，我们仍然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历史机遇期，应当充分发挥“全球规模最大的国内市场”的竞争优势，尽早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良性互动的新格局，着力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道路上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篇六】中国的经济发展历史

　　宏伟目标的实现，离不开途径的选择和体制的保证。

　　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并指出，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关键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这是我们党在深入探索和全面把握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提出的重要方针，也是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从“又快又好”到“又好又快”，由“快”字当头到“好”字为先，全面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深刻反映了我们党经济建设指导思想的升华，使我们对新阶段发展规律的把握更加全面，指导发展的方针更加符合实际，破解发展难题的途径更加明确。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根本途径。党的十七大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这是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是一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变“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体现的是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和理论认识的深化，顺应了时代要求，是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重大举措。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要实现“三个转变”：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保障。为了解决影响又好又快发展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党的十七大报告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了明确要求。主要是深化财税、金融等体制改革，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健全有利于自主创新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为科学发展提供制度基础。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深化体制改革，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抓好这两个重点，也就抓住了全部经济工作的牛鼻子。我们要大力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更加注重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高节能环保水平、提高经济整体素质和国际竞争力；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切实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取得重大进展。

　　党的十七大报告从八个方面对经济建设的战略任务作出了重点部署：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国土开发格局；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健全现代市场体系；深化财税、金融等体制改革，完善宏观调控体系；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这八个方面，紧紧围绕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来全面部署，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深化体制改革这两个重点来具体展开，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

　　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必将进一步增强我国经济实力，彰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强大生机活力。努力调动各方面科学发展的积极性，着力解决一切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开拓创新，扎实工作，我们就一定能够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篇七】中国的经济发展历史

　　中国远古暨三代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历史长河的源头，也是光辉灿烂的中国古代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经济的发展是以越来越快的步伐前进的，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上百万年的漫长道路，新石器时代只有几千年，进入文明时期以后，各个王朝的更替不过数百年的时间。每一个时期的经济发展都有一定的特点，也都遵循着中国传统文化和农业经济的共同规律。经济基础对政治、军事、文化艺术乃至人们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影响是极其重大的，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不言而喻。

【篇八】中国的经济发展历史

　　科学发展观是指导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科学发展观不仅回答了什么是发展的问题，同时也回答了为什么发展和怎样发展的问题。科学发展观坚持从实际出发，科学认识和协调解决发展问题，坚持以改革促发展，以创新促发展，用发展的方法解决发展中出现的矛盾。

　　一、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坚持发展是第一要义

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新时期以来我国的一条基本经验。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懈努力，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我国发展已经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们党要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完成新世纪三大历史任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始终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发展观是关于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和要求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有什么样的发展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就会对发展的实践产生根本性、全局性的重大影响。科学发展观是用来指导发展的，离开了发展，科学发展观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强调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也成了无的放矢。发展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指导发展的观念也必须与时俱进。科学发展观，继承和发展了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既强调要时刻铭记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紧紧抓住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时强调要着力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_发展难题，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努力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实现各方面事业有机统一、社会成员团结和睦的和谐发展。

　　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的基本方针。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国最基本的国情，也是我国“最大的实际”，中国的一切事情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在这个阶段，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

　　需要。实践表明，虽然经济发展不是发展的全部内涵，但经济发展却是整个发展的核心内涵。没有经济建设的平稳较快发展和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其他各方面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就难以实现。如果说当前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以前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要在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解决好社会发展中的薄弱环节等问题。

　　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总体看法和观点。忽视发展甚至背离发展，就不是真正的科学发展观。只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具备相应的物质基础，才能实现以人为本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而且强调必须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础上，谋求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

　　三、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区域经济发展方式

　　近年来，国内外宏观形势的深刻变化，在带来严峻挑战的同时，也蕴藏着新的发展机遇。我们只有加快经济转型升级步伐，才能有效应对当前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为此，我们应重点关注以下几方面工作，把危机转化为机遇，实现我区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1.推进工业结构优化升级。应充分认识到加快我镇传统产业升级的紧迫性和必要性，把传统产业升级作为影响我镇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带有全局意义的战略重点来考虑。按照

　　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一手抓高新技术企业发展，一手抓传统农业升级改造。以传统农业升级为主线，组织编制好合理、可行的全镇中长期传统产业升级的发展规划。应对其中一些低端行业和一些行业中的低端环节，则按照规划实施有计划的退出和转移。加快现代信息技术在我镇传统产业中的推广使用，提高生产经营过程自动化、信息化水平，带动产业结构与产业素质的提升。

　　2.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自主创新能力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也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而我镇工业以传统产业为主，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应积极引导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形成自主创新的基本体制架构。加快形成一批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省级高新技术研究开发中心、企业技术中心或行业研发中心，抢占行业技术制高点。坚持引进与培养相结合，以引进为主的方针，建设一支高素质的高新技术人才队伍。要全方位开展产学研合作，瞄准全国的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吸引和鼓励他们以转让专利、参股合作等形式与企业结为利益共同体。

　　3.加快工业循环经济发展。我镇资源少、环境承受能力脆弱。虽然近年来，我镇在推动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推行清洁生产、推进环保产业方面虽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仍未发生根本转变，面临的资源和环

　　境形势十分严峻。一要大力推进节能降耗，减少对自然资源的消耗。二要全面推行清洁生产，从源头减少废物的产生。三要大力开展资源综合利用，最大程度实现废物资源化和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四要大力发展环保产业，为资源高效、循环利用和减少废物排放提供技术保障。

　　由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虽然只是两个字的改动，但却有着十分深刻的内涵。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除了涵盖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全部内容外，还对经济发展的理念、目的、战略、途径等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我们要正确处理好和快的关系，坚持好字优先，加快形成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发展方式。

【篇九】中国的经济发展历史

　　三代时期

　　农业：①是夏代最主要的生产部门。生产工具较为原始简陋，多为木器、石器或骨器；可能

　　已经出现了水利灌溉系统。②殷代出现了数量较少的青铜农具，但类型丰富；农田开辟和田

　　猎有关，重要的农业区往往是由田猎区发展而来；农业生产脱离了简单粗放的阶段，形成了

　　由多个生产环节组成的系统生产过程；谷物产量增加。③西周时期以农业立国，粮食种类丰

　　富。

　　畜牧业：①夏代可能已经出现了专门放牧的奴隶。②殷代畜牧业有较大发展，大量饲养马、牛、羊、猪、象，出现了蚕的养殖。③周代养蚕业发展，缫丝技术相对成熟，有成规模的牛羊饲养，官府畜牧业发达，有专司畜牧的官职。

　　手工业：①共同特点：以青铜铸造为主。②夏代：应该具有较发达的青铜制造技艺。②殷代以青铜业发达著称，陶瓷业、玉器加工、漆器、木器的制造也有发展。③周代继承了殷代的手工业技术，其车辆制造有了较大的发展。

　　商业：①西周时期，商业由官府经营，史称“工商食官”；贵族间出现土地交易的情况：贝充当一般等价物的作用；有专门处理商业纠纷的官吏。②西周时期出现了比较固定的市场作为交易场所，官吏对市场的管理比较严格。

　　春秋战国时期

　　农业：①出现了铁制农具[1]和耕牛，两者互相结合，使得垦殖面积大大扩大，农业生产力大大提高。春秋晚期，铁制工具的数量有所增加。②水利灌溉事业发达。井田制下，建有专门的用于灌溉、排水的沟洫；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开凿运河，使得灌溉面积大大增加（具有代表性的水利工程：魏国引漳水溉邺、李冰开离碓溉成都平原、秦国开凿郑国渠溉关中地区）。③施肥技术的推广，以不同的肥料分别针对不同的土壤。

　　手工业：①特点：部门较为繁复，分工趋于细密。②冶金：注意总结勘探、采掘矿藏的方法，具有较高水平的开采技术。青铜业继续发展，不同用处的青铜器，铜和锡的比例也不同，掌握得十分科学；冶铁技术上，发明了可锻铸铁。③产盐业发达，分为海盐、池盐、井盐，并出现了专门贩盐的盐商。④纺织业发展，出现了生产纺织品的地区，印染业随之发展，花色品种增多。⑤铁制工具的出现，大大促进了竹器、木器、漆器等手工业部门的发展；此外，玉石雕刻、金银骨器的加工制造、酿酒等行业也有所发展。⑥从传统的工商食官中分化出各种私人手工业，出现了一批著名的私人手工业主，社会上存在大批的个体小手工业者和普通农户家庭手工业生产者。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改革赋税制度，征收布帛等实物，奖励耕织，促进了家庭手工业的发展。

　　商业：①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市场的发展使得城市具有了经济意义。②表现为：货币流通量增加、水陆交通发展、新的城市的产生、与少数民族的边境贸易繁荣。③山东半岛和中原地区是最早出现商业交换的地区。④出现了行商（远距离货物运输买卖）和坐贾（某一区域内货物的集散）的分别。⑤春秋时期，金属货币即开始流通，但未完全取代以物易物的交换方式。战国流通的货币主要有刀、布、钱、爰金，是区域经济中心对外辐射的结果。⑥水陆交通随着商业的繁荣而发展，而便利的交通又促进了交换经济的发展和商业城市的兴起、繁荣。春秋时期的城邑出现了专门交易农副产品和手工业品的场所，称之为“市”；政府对市设“市吏”管理，征收“市税”，在其中经营的人则有“市籍”，城市在政治意义外始具有经济意义。

　　农业发展粮食增加部分人脱离农业生产而进行手工业生产手工业产品相互交换或换取粮食推动商业发展促使交通改善、城市改善进一步推动商业发展

　　秦汉时期

　　秦朝的经济政策：①土地制度：始皇三十一年（前216），政府“使黔首自实田”，进行全国性的土地登记。承认土地私有的合法性与占有情况，以稳定赋税收入。②商业政策：“上农除末”。1）不断把农民迁到农业劳动力不足的地方，用定期免除徭役的方式加以奖励。目的在于充实边地户籍，开垦荒地，发展生产。2）打击不法商人的政策，鼓励从事农业、手工业的政策。③迁徙富豪：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将全国富豪之家12万户迁到咸阳，以在政治上打击富豪，也促进咸阳商业经济发展。④统一货币、度量衡。⑤区域经济政策：1）弱关东以强关中。人们一般强调秦王朝成就了许多有利于统一的事业，如定疆域、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等。而往往忽视了另外一面，即秦王朝的行政制度总的来说是以秦人对关东地区的征服、压迫和奴役为前提的。可以说秦帝国最初的基土中，就已经生发出了不利于统一的裂痕。迁关东12万户于咸阳，同时又不断将关东人民迁往各地，许多迁徙之民不得不放弃原来的“商贾渔猎”，这种大规模的迁徙，必然使关东地区原有农业、手工业经济遭到摧残。以此形成了关中“秦富十倍于天下”的局面。后来刘邦定都咸阳，也有此考虑。2）负海之郡转输北河。以运输为主要劳役形式的服役者多来自关东地区。从这一分布形式来看，当时承受繁重徭役负担的主要是关东人。

　　西汉末年经济进步的显著标志之一，是关东地区从非政治中心的基点出发，经过长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其生产优势可以牵动全国的经济重心的地位。秦代西汉前的强关中弱关东的政策，已被认为非长久之计。王莽“分州定域”的政治地理和文化地理的基本观念的调整，已经表现出对东方地区经济文化优势的倾变。王莽设立“五均”，四处均在关中之外，足可见之。甚者，王莽一朝还有营建东都洛阳之举，虽最终并未实现迁都洛阳，但仍然为东汉定都洛阳初步奠定了根基，为此后全国经济重心和政治文化重心的东移准备了条件。亦可见东方经济势力的崛起。

　　各地区经济状况：①山西地区：指河南崤山以西的地区，即关西地区。山西地区的关中和巴蜀，是汉代农业生产比较发达的地区，在全国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关西地区兼具农业区、畜牧区和半农半牧区。②山东地区：指河南崤山以东的地区，即关东地区，是汉代重要的农业地区。山东地区幅员广大，是两汉农业生产的核心地区，在东汉末年遭到严重破坏。③江南：江淮以南地区，在汉代为农业生产较落后的区域。由于南方铁器供应紧张，生产技术落后，牛耕应用不广、劳动力不足，使得江南地区自然条件优势难以发挥。东汉时期，南方人口有了长足增长，为南方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④龙门、碣石以北：是为畜牧区或半农半牧区。这一地区，在塞内有部分适宜农耕的区域，西汉徙民屯田，使得农业有所发展。东汉时期，由于对羌族用兵，这一地区的农业衰落。

　　农业：①耕作技术：出现了二牛抬杠，铁制农具普遍使用，不同的用途分别有与之对应的农具。武帝末年，推广旱地作物的耕种方法——代田法，即在一亩地上开三圳，深广各1尺，圳与圳之间以垄相间隔；播种于圳中，铲垄土培坿苗根，至盛夏则垄土铲平，作物深深扎根土中。经过这样处理的作物，耐风、耐旱，生长茂盛。为恢复地力，圳和垄的位置轮流调换。成帝时，推广“区种法”，把土地划为若干小区，集中使用水肥，精耕细作，提高单位面积

　　的产量。东汉时期，崔寔的《四民月令》，叙述一年例行农事，对当时地主田庄内精耕细作

　　经营农业有所记载。②水利灌溉：开凿河渠，发明了“井渠法”，著名的河渠有龙首渠、六辅渠、白渠等；东汉时期汉明帝治黄河，使得此后800余年，黄河未改道。

　　手工业：两汉时期的手工业发展，主要体现在冶铁、纺织、漆器等部门。①冶铁业是各项手工业的先导部门，农业的发展促使冶铁业的发展。东汉：水排（即水利鼓风炉）的发明，冶铁叠铸技术的发展，铸铁脱碳成钢技术和“百炼钢”技术的出现——铁制器具深入应用到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②纺织业：官府经营的丝织业作坊发达，纺织品类型繁多，技术高超（代表作：长沙马王堆素纱禅衣），使用提花织机。③漆器：制造过程分工细密，漆器种类多样，造型美观，色泽光亮。④手工艺制造：代表作——长信宫灯、金缕玉衣、铜镜。

　　商业：①商人势大，两汉政府曾多次裁抑商人势力。②经济发达的城市大多集中在黄河中下游一带。

　　魏晋南北朝时期

　　农业：①特点：缓慢发展；南方农业有了长足进步，经济重心开始南移。②南方的荒地、荒山在六朝时期得到大量的垦辟，但边远地区的耕作方式仍旧比较粗放。历代统治者都很重视兴修水利。农业的单位面积产量和农作物的品种大大增加。③各地区间的农业发展不平衡。手工业：①冶金业是手工业的主要部门，基本被官府控制。热处理和炼钢技术日益成熟，发明了“灌钢”冶炼法，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发明了白铜（铜镍合金）。②南北朝时期棉花开始种植，并用以织布；传统的织绫机被加以改进，提高了编织的效率。③制瓷业兴起。④江南地区造船业发达。⑤造纸业发展，出现了不同原料制造的纸，压光技术被运用于造纸过程。⑥制盐业分井盐、海盐、池盐，由官府垄断经营。

　　商业：农业的衰落导致手工业和商业的衰落，实物交换的现象逐渐增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比重加重。①三国时期，私人手工业和商业近乎停滞，直至魏晋时期，货币也仅在洛阳和长江流域有一定的流通。②南北分裂后，永嘉之乱使得北方经济崩溃，黄河流域坞堡遍布，自保自给，各地交换濒于断绝，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北魏初年。北魏孝文帝改革后，北方社会经济好转，但钱币不足和币制混乱的现象一直存在，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南方商品经济发展远超北方，钱币使用量大，钱货杂用；出现了非官方的草市；南方的城市也在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兴起，城市的发展又促进了商品经济的进一步繁荣。长途贩运趋于活跃；东晋商税已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隋唐时期

　　隋代

　　1)农业：农业人口数激增、垦田面积扩大、国家粮仓存粮丰盈。

　　2)手工业：纺织业兴盛，主要产品是绫、绢、锦；隋代是我国制瓷业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出现了白瓷、青瓷；建筑技术发达，以赵州桥、东都等为代表；江南地区造船业繁荣。

　　3)商业：出现大的商业都市，以长安和洛阳为代表；出现了区域性的商业中心；通过丝绸

　　之路和海上交通进行对外贸易。

　　唐代

　　1)农业：①技术改进：出现了配有犁评、犁壁的曲辕犁，便于深耕，可以调节犁铧入土的

　　深浅度，转弯方便，灵活省力，提高了耕作速度和质量。②水利事业发展，灌溉面积增大。③土地利用率提高，粮食产量大大增加，大量荒地被开垦。③安史之乱后，南方经济发展，稻麦复种制推广，单位面积产量增加；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扩大，种茶业繁荣，茶税成为政府的重要税收之一。④灌溉技术不断改进：汉末翻车改进为龙骨车用于南方水田；丘陵地区出现引水灌溉高田的转筒车和机汲等机具。

　　2)手工业：①主要的手工业部门，如纺织业、造船业、制瓷业、矿冶业、造纸业、制茶业等均有很大发展。②按经济类型可以分为与小农经济结合的手工业、与地主经济结合的手工业、私营手工业和官营手工业。前两种主要在农村，属于家庭副业；后两种主要在城镇，但私营手工业受官府的控制，私营手工业者必须到官府手工业机构轮番服役。唐代后期雇佣劳动得到发展，出现了一些身份比较自由的雇佣工匠。③官营手工业规模较大，分工细，工匠专业化，技术水平高，工匠世代相袭，对官府有人身依附关系。在唐代后期随着和雇、纳资代役比重的增加，这种人身依附关系有所松弛。官府工匠根据服役期限和身份待遇，分为每年自备口粮到官府服役20天或一月的杂匠、短番匠，被官府长期留用的长上匠以及官营作坊根据需要临时雇佣的雇匠（也称“巧儿”或“明资巧儿”）。官府手工业的产品主要供给皇室、官府和军队，一般不作为商品出售。④私营手工业的发展受到政府的控制和官营手工业的制约，私人手工业者仍受官府的控制和行会组织的管理束缚。在私营手工业中，作坊和行会得到发展，雇佣劳动者增多，出现了专门由雇工劳作的佣作坊。④唐代麻织业、丝织业繁荣。唐后期，南方逐渐成为丝织业的中心。⑤制瓷业以唐三彩为代表。唐后期瓷器在民间使用逐渐普遍，促进了制瓷业水平的进步。⑥矿冶业得到很大发展，采矿分布地区广，铸钱发达，唐代后期江南和岭南的矿藏得到开发。⑦唐后期，南方的造纸业和造船业较为发达。

　　3)商业：①政治中心城市的商业职能增强。②唐后期南方的商业城市发展较快。③集市（草市或墟市）的兴起、夜市的出现、坊和市界限的打破逐渐突破商品交换的时间、空间限制。④唐后期的大城市出现了中国最早的存储汇兑业务，即柜坊和飞钱。柜坊经营钱物存付，并向存钱物者收取一定费用，称“僦柜”，再根据存付人所出凭证代为支付。飞钱，即便换，类似于后世的汇票。柜坊和飞钱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也与两税法实施后出现的钱荒有关。

　　4)交通：①国内交通分为陆路和水路两种。陆路交通以长安为中心，四通八达；水路交通由大运河贯通南北水系，沿海地区海上交通有所发展。②驿传制度逐步完善。③对外交通则有丝绸之路以及海上交通线。广州设市舶使，并置“蕃坊”、设蕃长。

　　五代十国时期：经济重心继续南移，南方经济发展超过北方；区域经济逐渐形成（以南方为主），区域经济的优势、特点逐渐发挥和显现；农业中经济作物增加明显；南方各地商业繁荣超过了唐代时期：北方受战争影响，经济凋敝，城市残破，从而形成了南北经济的不平衡发展。

　　辽宋金元时期

　　特点：宋元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进一步发展的时期，社会生产力有了较大的发展。①经济重心南移[2]，至南宋时期完成。南方（尤其是长江中下游和东南沿海地区）经济的作用和地位超过了北方。两宋以后中国经济重心的变化，是历史进步的表现。②两宋经济的发展比较明显。但就整体而言，宋元时期的经济变化则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③宋元的经济发展情况，表明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在中国历史上是一种规律，是历史运动的结果，也是中华民族融合和产生凝聚力的必要的经济条件。

　　农业：①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了“圩田”，山区则出现了梯田，江浙地区的田土得到充分的利用。②南宋时期，“苏湖熟，天下足”；洞庭湖地区成为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③农业生产技术进步，引入优良作物（以占城稻为代表）；经济作物种植有较大发展；元初农业有所进步，但到了中期以后，元代的农业生产处于衰落境地。

　　手工业：民间手工业作为封建经济的补充，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①矿冶业：产量大，质量好，兵器制造发达。②纺织业：南方出现了“柜户”“机户”等纺织专业户。③陶瓷业：出现了定、汝、官、哥、钧五大名窑；元代时期，景德镇成为瓷器业的中心；瓷器远销海外。④造船业：出现了许多造船业的中心；发明了“密舱法”；船体结构、外形更加科学。⑤造纸业：造纸业的繁荣推动了印刷业的发展→活字印刷术。

　　商业：①在商品经济发达或交通方便的地方，出现了各种集市。②宋代的边境贸易（榷场）是当时商贸的重要组成部分。③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即“交子”。元代统一纸币，称“钞”，纸币滥发严重。④商品经济是整个封建经济的补充，商业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为封建皇室、贵族、大官僚服务的。这样的商业只能再生产出封建的生产关系，但也为新的生产关系的萌芽准备了条件。

　　交通：①宋代海运贸易发达，设有“市舶司”对对外贸易进行管理。②丝绸之路在宋元时期重新成为东西交通要道。③驿传发达。④元代开凿运河，促进了商贸的发展。

　　多种生产关系并存：①宋代封建制度有了较大发展，封建的租佃制成为这一时期占支配地位的生产关系，构成了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了社会的性质、社会的面貌和社会的发展方向。租佃关系下，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有所削弱。②封建的生产关系发展程度不一样：川陕地区存在农奴制度；海南岛黎族聚居地处于原始社会；云南的大部分地区处在前封建时期；辽、金统治下的北方，其主要区域大体处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阶段；北方在金人统治的区域，还出现了生产关系的倒退；东北地区则生产关系较为落后，部分还处于原始社会阶段。

　　市舶司：是唐宋时期中央政府设置的管理对外事务的机构。唐代仅在广州一处设立市舶司，

　　管理对外事务。宋代在杭州、明州、泉州、密州、秀州等地增设市舶司，反映了宋代外贸规

　　模扩大。宋代的市舶司类似于近代的海关，权力较大，国内商船出海须向市舶司申请，外国

　　商船到达港口后，须立即向市舶机构报告，由它派人员上船检查；市舶司征收货物十分之一

　　的入口税，是为“抽解”，并规定某些货物为“禁榷物”，全部由市舶机构收购，其他货也收

　　买一部分，总称为“博买”。抽解和博买的货物一律送交中央政府。

　　会子：南宋政府发行的一种纸币，为了解决铜钱不足，政府设立了“行在会子务”发行会子

　　以代替铜钱流通。其类型主要有通行于东南诸路的东南会子，通行于京西路和京湖路的湖北

　　会子，通行于淮东路和淮西路的两淮会子。会子主要流行于淮河以南。

　　斡脱：指蒙古汗国时期经营高利贷的官商。自大汗以下蒙古贵族出钱委托善于经营的中亚商人经营商业和放债，谋取高额利息，称“斡脱”。民户一旦负债，多因不能偿还而破家散族。1272年，政府设立斡脱所，后来扩大为斡脱总管府，各地设斡脱局或斡脱府，管理和约束斡脱经营商业和放债牟利等诸事。斡脱的作为给元朝各族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也是造成元朝阶级矛盾激化的社会问题之一。

　　《农桑辑要》：元代初年由司农司编撰的综合性农书。1273年成书，为了指导生产而编写颁行。全书共7卷10门，以北方农业为对象，农耕与桑蚕并重。内容多取自《齐民要术》等精华部分，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了北方精耕细作和栽桑养蚕技术、棉花和苎麻的栽种技术等。是一部实用性较强的官方农书。

　　明清时期

　　明代

　　1)特点：①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②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商品经济发达，城镇繁荣，白银货币化，为新生产关系的萌芽创造条件。

　　2)农业：①生产工具的改进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徐光启《农政全书》。②劳动资料的丰富和扩大：“湖广熟，天下足”，湖广地区取代江南成为粮食的主要产地；明中后期引进玉米和甘薯，缓解粮食供应压力，改变人们的饮食结构；引入了花生、烟草等经济作物和番茄、南瓜、辣椒等蔬菜，副食更为丰富。③经济作物广泛种植（以棉花为代表），推动了农产品的商品化。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得更多的人走向城市，从事手工业和商业，促进了城乡经济的繁荣，带动了全国的经济结构升级。④农村经济从自给自足、生产粮食为主向农产品商业化发展，生产目的不是为了满足自身需要，而是进行交换，对传统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造成巨大冲击，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引发生产结构内部的深刻变化。

　　3)手工业：传统和新兴手工业生产规模持续扩大，生产和组织管理水平提高，手工业产品结构调整以及小农家庭手工业全面发展，民营手工业的发展势头超过官营手工业。小农家庭手工业的发展，提升了商品经济的水平。农村被纳入商品市场体系，是中国传统经济的巨大转变。明代中后期手工业的快速发展，是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白银货币化和工匠制度变化等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

　　4)商业：明代农产品和手工业品的商品化程度呈逐步提高的趋势，商业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全国商品市场的形成，促进了大中城市的繁荣和城乡商业市镇的崛起。①传统的大中城市获得新的发展。②出现了一批工商业市镇，成为近代工商业城市的雏形。③乡村集市蓬勃发展，出现了大量定期集市。

　　5)白银货币化：英宗正统元年开始征收金花银，使用白银合法化①隆庆元年，国家首次以法权形式承认白银货币的合法地位，白银作为主要货币形态从此固定。②赋役征收货币化，加速白银货币化的进程。③主要通过国内开采冶炼和海外贸易获取白银；世界白银主产地日本和墨西哥的白银不断输入中国，一个以白银为中心的全球贸易网络逐步形成，世界市场体系初步建立。

　　6)新经济因素萌芽：白银货币化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对中国传统的经济和社会秩序予以深刻的影响。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和世界经济的互动，必然引起社会结构变动，中国社会由一个单一的农业社会向农、工、商多元社会结构转变，出现向近代转型的曙光。①农村经济：地主经济开始注重财富积累并扩大投资，与市场紧密结合；货币地租发展，促使租佃关系变化，出现了永佃制，即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土地所有权不再是束缚农业持续发展的枷锁；雇佣劳动普遍出现；商品经济的冲击使得中小地主、农民发生贫富分化。②手工业领域：民营手工业采取雇佣劳动，形成松散的雇佣和被雇佣的关系。手工工场的出现，标志着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③出现商帮：商帮具有近代工商业资本运行的性质。

　　清代

　　1)区域经济形成：清代区域经济的形成，是经济不平衡性的体现，也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主要经济区域有：长江中下游经济区、运河经济区、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广州是全国海路唯一的通商口岸）。区域经济的形成过程中，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商帮（既密切又松散的地域性组织）。

　　2)商人资本支配生产：有人称这种现象为“资本主义萌芽”，但直到鸦片战争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中国仍占主导地位，由政府控制的行会、公会等组织机构的存在，严重阻碍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商人资本支配生产的主要形式有①商人预买制：商人预付工本，再收购货物，主要存在于农产品加工行业。②包买商制：商人提供生产者原料或生产资料，并收购其产品。③直接雇工生产。④手工业中合伙制的发展及其演变。清代手工业行业中发展起了合伙制，起初仅是一种生产集资方式，后来逐渐演变为一种以契约方式组织起来的企业形式，对促进手工业发展有重要作用。

　　经济重心的南移

　　原因：①北方战乱较多，南方相对和平稳定。②北方人口大批南移，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

　　并补充了江南的劳动力。③江南统治者为增强实力，比较重视发展经济。④南北方劳动人民

　　共同辛勤劳动，开发了江南。⑤南方生产条件和自然环境比较优越。

　　过程：①秦汉时期，北方是全国经济的重心：户口、行政区划、土地的开垦。②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南方经济发展（流民南下→劳动力和生产技术；南方相对和平，战乱较少；南方的统治者的政策），经济重心开始南移。③安史之乱后，经济重心进一步南移。④南宋时期，经济重心南移最终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