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苏轼所著《艾子杂说》。据《明代顾氏小说全集》记载，共有39部。 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史记汉武帝本纪原文及翻译的文章9篇 ,欢迎品鉴！

【篇一】史记汉武帝本纪原文及翻译

　　一、原文

　　孔子过泰山侧，有妇人哭于墓者而哀。夫子式而听之,使子路问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忧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于焉。”夫子曰：“何为不去也？”曰：“无苛政。”夫子曰：“小子识之，苛政猛于虎也。”

　　二、译文

　　孔子路过泰山旁边，见到一个妇女在坟墓前哭得很伤心。孔子用手扶着车的扶手侧耳听。他让子路前去询问，（子路）说：“听您的哭声，好像着实有许多伤心的事。”妇女于是说道：“是的。以前我公公被老虎咬死了，我的丈夫也被咬死了，如今我儿子又死于虎口。”孔子问：“那为什么不离开这里呢？”妇女回答说：“这里没有苛政。”孔子对子路说：“子路要记住，苛刻的暴政比老虎还要凶猛可怕！”

【篇二】史记汉武帝本纪原文及翻译

　　齐大饥。黔敖为食于路，以待饿者而食之。有饿者蒙袂辑屦，贸贸然来。黔敖左奉食，右执饮，曰：“嗟！来食！”何施而得斯于民也扬其目而视之，曰：“予唯不食嗟来之食，以至于斯也！”从而谢焉，终不食而死。曾子闻之，曰：“微与！其嗟也可去，其谢也可食。”

　　译文:

　　齐国出现了严重的饥荒。黔敖在路边准备好饭食，以供路过饥饿的人来吃。有个饥饿的人用袖子蒙着脸，无力地拖着脚步，莽撞地走来。黔敖左手端着吃食，右手端着汤，说道：“喂！来吃吧！”那个饥民扬眉抬眼看着他，说：“我就是不愿吃嗟来之食，才落地这个地步！”黔敖追上前去向他道歉，他仍然不吃，终于饿死了。曾子听到这件事后说：“恐怕不该这样吧！黔敖无礼呼唤时，当然可以拒绝，但他道歉之后，则可以去吃。”

【篇三】史记汉武帝本纪原文及翻译

　　食笋
　　花事阑珊竹事初，一番风味殿春蔬。
　　龙蛇戢戢风雷后，虎豹斑斑雾雨馀。
　　但使此君常有子，不忧每食叹无鱼。
　　丁宁下番须留取，障日遮风却要渠。
　　古诗简介
　　南宋诗人曾几所做的《食笋》是一首咏物诗，主要的是表达竹笋象征的勃勃生机和积极向上的精神。
　　注释
　　①曾几：南宋诗人，字吉甫，自号茶山居士，学识渊博，勤于政事。
　　②戢戢(jíjí)：牛羊角的样子。
　　③下番：下一轮。
　　赏析/鉴赏
　　这是一首咏物诗，咏物诗创作的关键在于立意。意当存高远，立意高则格调高尚。
　　“嫩箨香苞初出林，于陵论价重如金。皇都陆海应无数，忍剪凌云一片心。”李商隐的《初食笋呈座中》以笋象征有志青年，抒发了诗人护“笋”的愿望，可谓意存高远。
　　这首诗的立意与李商隐有类似之处，其关键在于尾联，“须留取”以“障日遮风”是其“意”之所在，表现出诗人保护济世之才的意愿，也可以说是意存高远。但遗憾的是李先而曾后，缺乏新意，缺少创新。
　　立意同样高远的诗怎样分出高低上下呢?应从谁说得更深切上来区分。李商隐的“重如金”，比“障日遮风”说得更含蓄，更深刻;“忍剪”，要比“但使”“长有子”，“须留取”说得更急切。是着眼点的不同而造成这种结果，李商隐写这首诗时还年青，切身感受更深切，这也是曾几所无法达到的。
　　笋的文化符号多附从于竹，其最主要的是象征勃勃生机和积极向上的精神。

【篇四】史记汉武帝本纪原文及翻译

　　子贡南游于楚，反于晋，过汉阴，见一丈人方将为圃畦，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滑滑然用力甚多而见功寡。子贡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夫子不欲乎？”

　　为圃者仰而视之曰：“奈何？”曰：“凿木为机，后重前轻，挈水若抽，数如泆汤，其名为槔。”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

　　子贡瞒然惭，俯而不对。

　　有间，为圃者曰：“子奚为者邪？曰：“孔丘之徒也。”为圃者曰：“子非夫博学以拟圣，於于以盖众，独弦哀歌以卖名声于天下者乎？汝方将忘汝神气，堕汝形骸，而庶几乎！汝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无乏吾事。”

　　子贡卑陬失色，顼顼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后愈。其弟子曰：“向之人何为者邪？夫子何故见之变容失色，终日不自反邪？”曰：“始吾以为夫子为天下一人耳，不知复有夫人也。吾闻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见功多者圣人之道。今徒不然。执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圣人之道也。托生与民并行而不知其所之，汒乎淳备哉！功利机巧必忘夫人之心。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为。虽以天下誉之，得其所谓，謷然不顾；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谓，傥然不受。天下之非誉，无益损焉，是谓全德之人哉！我之谓风波之民。”

　　反于鲁，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修浑沌氏之术者也。识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内，而不治其外。夫明白太素，无为复朴，体性抱神，以游世俗之间者，汝将固惊邪？且浑沌氏之术，予与汝何足以识之哉！”

　　选自《庄子·天地》

　　译文：

　　子贡到南边的楚国游历，返回晋国，经过汉水的南沿，见一老丈正在菜园里整地开畦，打了一条地道直通到井中，抱着水瓮浇水灌地，吃力地来来往往，用力甚多而功效甚少。子贡见了说：“如今有一种机械，每天可以浇灌上百个菜畦，用力很少而功效颇多，老先生你不想试试吗？”种菜的老人抬起头来看着子贡说：“应该怎么做呢？”子贡说：“用木料加工成机械，后面重而前面轻，提水就像从井中抽水似的，快速犹如沸腾的水向外溢出一样，它的名字就叫做桔槔。”种菜的老人面起怒色讥笑着说：“我从我的老师那里听到这样的话，有了机械之类的东西必定会出现机巧之类的事，有了机巧之类的事必定会出现机变之类的心思。机变的心思存留在胸中，那么不曾受到世俗沾染的纯洁空明的心境就不完整齐备；纯洁空明的心境不完备，那么精神就不会专一安定；精神不能专一安定的人，大道也就不会充实他的心田。我不是不知道你所说的办法，只不过感到羞辱而不愿那样做呀。”子贡满面羞愧，低下头去不能作答。

　　隔了一会儿，种菜的老人说：“你是干什么的呀？”子贡说：“我是孔丘的学生。”种菜的老人说：“你不就是那具有广博学识并处处仿效圣人，以矜夸来超群出众，自唱自和哀叹世事之歌以周游天下卖弄名声的人吗？你要抛弃你的精神和志气，废置你的身形体骸，恐怕就可以逐步接近于道了吧！你自身都不善于修养和调理，哪里还有闲暇去治理天下呢！你走吧，不要在这里耽误我的事情！”

　　子贡大感惭愧神色顿改，怅然若失而不能自持，走出三十里外方才逐步恢复常态。子贡的弟子问道：“先前碰到的那个人是干什么的呀？先生为什么见到他面容大变顿然失色，一整天都不能恢复常态呢？”子贡说：“起初我总以为天下圣人就只有我的老师孔丘一人罢了，不知道还会有刚才碰上的那样的人。我从我的老师那里听说到，办事要寻求可行，功业要寻求成就。用的力气要少，获得的功效要多，这就是圣人之道。如今却竟然不是这样。持守大道的人德行才完备，德行完备的人形体才健全，形体健全的人精神才饱满。精神饱满方才是圣人之道。这样的人他们寄托形骸于世间，悠游自在而不知所往，淳和真朴，功利机巧必定不会放在他们这种人的心上。像那样的人，不同于自己的心志不会去追求，不符合自己的思想不会去做。即使让天下人都称誉他，称誉的言词合乎他的德行，他也孤高而不顾；即使让天下人都非议他，非议使其名声丧失，他也无动于衷不予理睬。天下人的非议和赞誉，对于他们既无增益又无损害，这就叫做德行完备的人啊！我只能称作心神不定为世俗尘垢所沾染的人。”

　　子贡回到鲁国，把路上遇到的情况告诉给孔子。孔子说：“那是借着灌溉菜地研讨和实践浑沌氏主张的人，持守内心的纯一，心神不外分；修养内心，而不求治外在。那明澈白静到如此素洁，清虚无为回返原始的朴质，体悟真性持守精神，优游自得地生活在世俗之中的人，你怎么会不感到惊异呢？况且浑沌氏的主张和修养方法，我和你又怎么能够了解呢？”

【篇五】史记汉武帝本纪原文及翻译

　　食笋作者：白居易
　　此州乃竹乡，春笋满山谷。山夫折盈抱，抱来早市鬻。
　　物以多为贱，双钱易一束。置之炊甑中，与饭同时熟。
　　紫箨坼故锦，素肌擘新玉。每日遂加餐，经时不思肉。
　　久为京洛客，此味常不足。且食勿踟蹰，南风吹作竹。
　　白居易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祖籍太原，到其曾祖父时迁居下邽，生于河南新郑。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与刘禹锡并称“刘白”。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官至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公元846年，白居易在洛阳逝世，葬于香山。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
　　解释
　　这个州郡是竹子的故乡，山谷里长满了春笋。农夫上山采摘一大箩筐春笋，抱到早市上卖钱。卖的人太多价格也很低，两钱就可以拿一大束笋。放到煮饭的锅炉中，与米饭同一时间煮熟。紫色的笋壳剥开后,露出的笋肉如同少女的肌肤那样宛若凝脂。每天都吃这个，时间久了都不想吃肉。经常漂泊在京城，这个美味吃不厌。在吃这南方竹笋的时候，不要犹豫不决。

【篇六】史记汉武帝本纪原文及翻译

　　苏轼所写的《东坡志林》中有一篇专门讨论周朝衰亡原因的文章，此文的结论是“周之失计，未有如东迁之缪者也。”以及“避寇而迁都，未有不亡；虽不即亡，未有能复振者也。”苏轼认为都城之于国家就像田宅之于富民一样，即使家道中落，也不能把祖宅给卖了，因为那样会失去根本。魏惠王与楚昭王都因惧怕秦国而迁都，但终究逃不过灭亡的宿命；东晋时，王导拒绝离开金陵而迁都豫章，说：“北寇方强，一旦示弱，窜于蛮夷，望实皆丧矣！”最终留在金陵，晋室因而复安。所以苏轼认为周平王因犬戎之乱而迁都洛邑，舍弃了丰、镐旧都，遂使周王室一蹶不振，名存而实亡。

　　其实，苏轼所谈论的迁都是大军过后的情况，而非大军压境之时的选择。周幽王被犬戎杀害，宫室皆夷为平地，东晋遭遇苏峻之乱，宗庙焚灭殆尽，这才出现了是留下来重建旧都，还是迁往他地另造新邦的问题。在苏轼看来，与其另寻他地，不如重建旧都。因为“我能往，寇亦能往”，即使躲到天涯海角，也解除不了强邻的威胁，那还不如留下来继续祖宗的基业，使国家强大起来而不被别人欺负。迁都是一种示弱的表现，一旦逃走，那就难以中兴了。

　　何栗却荒谬的引用《论周东迁》来反驳唐恪，认为即使大军压境、汴梁难守，也不能暂避敌锋，逃亡他处。唐恪的意思是想让钦宗效法唐玄宗，暂时放弃长安，逃往他处，先保留实力，待日后再反击以收复都城，这是无可奈何的权宜之计。因为汴梁四处都是平原，金国骑兵又来得如此之快，宋朝的勤王兵尚未到达，此时坚守孤城无异于孤注一掷，为什么不逃跑而是坐以待毙呢？谁知李纲、何栗等安土重迁的书生却要用百姓不可抛、君王死社稷、宗庙不可弃等大义来道德绑架钦宗，使其逃也不是、留也不是，犹豫之间就城破被虏了，书生误人国家如此。

　　宋钦宗疑而不断，耳根柔弱，终致城破被虏

汴京并非能坚守之都城

　　李纲曾说：“天下城池，岂复有如都城者？”这是不通时务的书生话，从历史来看，汴京几乎可以说是最容易被攻克的都城了。

　　自古以来，从没有一个朝代把都城定在汴梁。直到唐朝末年，朱温被封为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使后，才以这个地方作为创立基业的大本营。然而，朱温在建立后梁时，并不常驻汴京，而是留在西都洛阳，这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朱温被杀害后，群臣劝朱友贞入洛继位。友贞回答说：“夷门本太祖兴王之地”，于是坚持在汴梁登基以此为首都。后梁在与后唐的数次交锋中，定都汴梁的弱势已经显现出来了。公元916年，后唐庄宗李存勖率领主力部队与后梁军在魏州对峙，然后派李嗣源出奇兵偷袭郓州，从山东改道直取汴梁。李嗣源在攻克郓州后，立即带领千骑昼夜兼程，直奔汴京。后梁末帝朱友贞知道梁军主力已经赶不上李嗣源的速度，无法回防了，而且知道汴梁不是一座能够坚守的城池，自己又逃不了太远，为此日夜哭泣，最终自杀而死。这是汴梁作为帝都后第一次被攻陷。

　　李存勖是一名杰出的军事家，他知道汴梁并不是一座能守的城池，所以灭亡后梁进入中原后，也把都城建在了洛阳。石敬瑭在契丹的帮助下，杀死李从珂，建立后晋，仍继续定都洛阳。天福二年，石敬瑭考察汴梁，觉得此地便于漕运，故而升为东京，再次定都于此。十年后，晋出帝背叛契丹，契丹人仅用一个月的时间就攻克汴梁，将出帝虏走。后晋灭亡之后，大将刘知远便在晋阳称帝，之后又经洛阳来到汴梁，改国号为汉，继续都汴。后周郭威与北宋赵匡胤相继黄袍加身，反过来挥师汴梁时，几乎没受到任何有力的阻挡，建国后也都定都于此。

　　从五代史来看，具有军事战略眼光的朱温与李存勖都不肯定都汴梁，因为这个地方无险可守，太容易被攻破了。而朱友贞、石敬瑭、刘知远和郭威都贪图汴梁的漕运便利，才升此地为都城，因而国祚日浅。

　　定都于汴是出于漕运的考虑

宋太祖兄弟的迁都之争

　　北宋从后周手中继承了政权，都城也是沿用前代的，但宋太祖始终对汴梁不满意。开宝九年三月，宋太祖到西京洛阳去祭拜安陵，遂居洛阳宫，不肯回京。他召集群臣商议迁都事宜，群臣都坚决反对，其弟宋太宗也说迁都动静太大，会带来诸多不便。然而宋太祖却说：“迁河南未已，终当居长安耳”。他想先把都城从汴梁迁到洛阳，然后再继续西迁至关中的长安。宋太宗忙问为什么有这种打算？

　　宋太祖回答说：“吾欲西迁，据山、河之胜以去冗兵，循周、汉故事以安天下也。”

　　宋太宗听完后，便用一句名言来堵住其兄的嘴，即“在德不在险”。太祖听后无言以对，又拗不过群臣，只得返回汴梁，他不禁长叹说：“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

　　从道理的角度来说“在德不在险”当然是正确的，吴起当年就告诫魏武侯说三苗夏商的都城都十分险峻，但因政治腐败，导致天险也救不了王朝。然而定都难道就不需要考虑天险吗？朝政腐败必然会导致灭亡，但是无险可守也会加速国家的破灭。汴梁处于旷野之上，没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地理优势，只能纯粹靠人海来把守，这样会加重国家财政的负担，还养了一堆战斗力极差的冗兵在周围，临阵打仗的时候发挥不出作用，这正是宋太祖所担忧的。而宋太宗不去考虑具体的问题，却拿大道理来驳倒其兄，遂使上下苟安于汴梁，在立国百年之后，迁都更是成为不可能的了。

　　选址都城不能忽略地理环境

留守汴梁是导致北宋快速灭亡的原因

　　撇开朝政腐败等其他因素不谈，单从地理及军事的角度来看，定都汴梁并且执意留守汴京是北宋快速被金国攻灭的原因。

　　金人从起兵反抗到灭亡辽国，共用了十多年时间；而从越境入侵到灭亡北宋，却只耗时不到一年。这是因为辽国的天祚帝一直在外征战，金兵为了俘获他耗费了不少时日，同时燕京也是一座有着天然屏障的难攻之城，若不是宋金联合，攻城时间可能还会持续得更久。反观宋朝，从第一次金兵南下到二帝被俘，宋钦宗始终在汴梁城中，而且在第一次守城成功后他还把徽宗接了回来，导致父子一同被俘获。这种坑爹的愚蠢做法让太上皇徽宗非常生气，《北狩闻见录》里就记载宋徽宗对李石等指责钦宗的话，他说：“朝廷既不令南去，又围城时聋瞽我不令知，以至于此。”

　　十年灭辽，一年灭宋

　　当金兵突然反目而南下入侵时，留守汴梁绝非最佳选择。第一是此城无险可守，第二是准备得过于仓促难保万全，第三是河北地区迅速崩溃，早已说明宋兵战斗力低下，根本就守不住汴梁。宋朝军制有一个巨大的毛病，那就是削弱了主将的权威，导致部将可以专横跋扈而不受约制。王全斌破蜀时，不能制约部将烧杀；曹彬征辽时，部将不依节制，导致军队溃败；杨业与潘美约定守峡谷，要诱辽兵深入而剿之。结果部将擅自撤离，潘美不能控制，也只得离开，导致杨业诱敌入谷后反被杀害。金兵南下时，童贯弃守太原而张孝纯不能制止；金兵渡过黄河后，官军无一人御敌而全部逃窜。这是冗兵及更戍制所带来的恶果。汴梁周围虽然屯兵众多，但无险可守，当面临凶猛的敌军来犯时，这些士兵都会感到恐惧，进而观望或逃窜，失去了战斗力。

　　因此，可以说钦宗原先想效法唐玄宗暂弃京城而撤离不失为权宜之计；而李纲、何栗等书生却将国运赌在一场守城之战上，妄引苏轼的《论周东迁》，用“大义”来说服钦宗留守，导致豪赌失败，国破家亡，可悲可叹！

【篇七】史记汉武帝本纪原文及翻译

　　穷达皆由命，何劳发叹声。

　　 但知行好事，莫要问前程。

　　 冬去冰须泮，春来草自生。

　　贫穷富贵都是天意，不需要长吁短叹。

　　 只要把握现在做好当下的事情，不要管将来会怎样。

　　 冬天过去了冰雪就会消融，春天来了花草就会开放。

　　 你要是能参悟这个道理，就能把世间万事万物都看透彻了。

　　 请君观此理，天道甚分明。

【篇八】史记汉武帝本纪原文及翻译

　　冯道，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奇人，也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他处在唐朝灭亡，宋朝建立之间的五代时期。短暂的五代，动荡混乱，中国北方先后经历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朝代，最长的后梁延续了十七年，最短的后汉只存在了五年。在这期间，后晋被契丹人所灭，契丹人也曾对中原实行过短暂的统治。

　　冯道之奇，在于他的一生，历经五朝，三入中书，担任宰相、三公、三师等职位近三十年，前后俸事八姓十帝。从中国传统士人气节上看，用现在话说，冯道至少做了四次汉奸，七姓家奴。宋朝的欧阳修写历史，骂他是中国读书人里最不要脸的东西，叫无耻之极，所谓“有奶便是娘”。同样是宋朝人，苏东坡讲他：“菩萨，再来人也。”王安石讲他，“佛位中人”。

　　是耶非耶，人嘴两张皮，甲誉之乙非之，乙非之丙誉之。

　　是耶非耶，世道多变化，今誉之明非之，明非之又誉之。

　　抛开这个气节论，冯道为人上的刻苦勤俭，淳厚清廉，是很多人不及的，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给予评价说：“他本身的行为没有缺点，至少做到不贪污，使人家无法攻击他；而且其它的品格行为方面，也一定炉火纯青，以致无懈可击。历史上，社会上，不管是上至皇帝，下至挑夫，凡是被人攻击的，归纳起来，不外两件事情：一个是男女之间；一个是钱财......但是冯道大概这两种毛病都没有，没有缺点抓在任何人手里。他本身非常正，冰清玉洁，没有嗜好，真的是学佛的。”现在处于和平年代，我们看不到气节上有变节的，但至少在不贪污上，现在许多人是不能与冯道相比的。

　　冯道流下来的文字不多，有两首诗和“三不欺”值得赏析。

　　一首《天道》，“穷达皆由命，何劳发叹声。但知行好事，莫要问前程。冬去冰须泮，春来草自生。请君观此理，天道甚分明。”

　　一首《偶作》，“莫为危时便怅神，前程往往有期因。须知海岳归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道德几时曾去世，舟车何处不通津。但教方寸无诸恶，虎狼丛中也立身。”

　　他有三不欺，“所愿者下不欺于地，中不欺于人，上不欺于天，以三不欺为素。贱如是，贵如是，长如是，老如是……”

　　守天道，立心志，上下不欺，始终如是，这大概是冯道的乱世立命之根吧。

【篇九】史记汉武帝本纪原文及翻译

　　【原文】

　　营丘士折难

　　《艾子杂说》

　　营丘士营，性不通慧；每多事，好折难而不中理。

　　一日，造艾子问曰：“凡大车之下与橐驼之项，多缀铃铎，其故何也？”艾子曰：“车驼之为物甚大，且多夜行，忽狭路相逢，则难于回避，以借鸣声相闻，使预得回避尔。”

　　营丘士曰：“佛塔之上，亦设铃铎，岂谓塔亦夜行而使相避邪？”艾子曰：“君不通事理乃至于此！凡鸟鹊多托高以巢，粪秽狼藉，故塔之有铃，所以警鸟鹊也，岂以车驼比耶？”营丘士曰：“鹰鹞之尾，亦设小铃，安有鸟鹊巢于鹰鹞之尾乎？”艾子大笑曰：“怪哉，君之不通也！夫鹰隼击物，或入林中，而绊足绦线偶为木之所绾，则振羽之际，铃声可寻而索也。岂谓防鸟鹊之巢乎？”营丘之士曰：“吾尝见挽郎秉铎而歌，虽不究其理，今乃知恐为木枝所绾而便于寻找也。抑不知绾郎之足者，用皮乎？用线乎？”艾子愠而答曰：“挽郎乃死者之导也，为死人生前好诘难，故鼓铎以乐其尸耳！”

　　【译文】

　　营丘的一个读书人，资质不聪敏；总是多事，喜好没道理的争论。

　　一天，（他）造访艾子问道：“凡是大车上和骆驼的脖子上，大都挂着铃铛，那是什么原因呢？”艾子说：“车和骆驼都是比较大的东西，并且常常夜行，忽然在狭窄的道路上相逢时，就难于回避，所以借用铃铛的声音互相听见（对方），让（大家）预先知道回避啊。”

　　营丘那读书人说：“佛塔之上，也挂铃铛，难道说塔也夜行而让它们互相回避吗？”艾子说：“您不通事理至于如此吗！凡是鸟鹊大都将巢穴筑在高处，（弄得到处）粪便狼藉，因而塔之所以有铃铛，是用来惊吓鸟鹊的，怎么可以和车啊骆驼相比呢？”营丘的读书人说：“（家养的）鹰啊鹞子的尾巴上，也系有小的铃铛，哪有鸟鹊把巢筑在鹰和鹞子的尾巴上的呢？”艾子大笑道：“怪哉！您太不可理喻啦！鹰隼袭击动物，有时要进入树林，但它脚上的绳索偶尔可能被树木所缠绕，就在它扑动翅膀的时候，振响铃铛可以巡声去找吗。怎么能说是防鸟鹊做巢呢？”营丘的读书人说：“我曾经看见挽郎拿铃铛（摇晃着）唱歌，虽然一直弄不清其中道理，今天终于知道了是怕被树木缠住了便于（别人）找他啊。也不知道绑在挽郎脚上的绳子，是用皮的呢？是用绳线呢？”艾子恼火便回答道：“挽郎乃是死者的引导，因为死者生前喜好没道理地追问，所以摇铃铛以取悦他的尸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