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苏轼早期的史论。作者当时阅历不深所以其中提出了一些范增应该杀死项羽的书生之见.欣赏下。

　　范增论

　　宋代：苏轼

　　汉用陈平计，间疏楚君臣，项羽疑范增与汉有私，稍夺其权。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为之，愿赐骸骨，归卒伍。”未至彭城，疽发背，死。

　　苏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杀增。独恨其不早尔。”然则当以何事去?增劝羽杀沛公，羽不听，终以此失天下，当以是去耶?曰：“否。增之欲杀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杀，犹有君人之度也。增曷为以此去哉?《易》曰：‘知几其神乎!’《诗》曰：‘如彼雨雪，先集为霰。’增之去，当于羽杀卿子冠军时也。”

　　陈涉之得民也，以项燕。项氏之兴也，以立楚怀王孙心;而诸侯之叛之也，以弑义帝。且义帝之立，增为谋主矣。义帝之存亡，岂独为楚之盛衰，亦增之所与同祸福也;未有义帝亡而增独能久存者也。羽之杀卿子冠军也，是弑义帝之兆也。其弑义帝，则疑增之本也，岂必待陈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后谗入之。陈平虽智，安能间无疑之主哉?

　　吾尝论义帝，天下之贤主也。独遣沛公入关，而不遣项羽;识卿子冠军于稠人之中，而擢为上将，不贤而能如是乎?羽既矫杀卿子冠军，义帝必不能堪，非羽弑帝，则帝杀羽，不待智者而后知也。增始劝项梁立义帝，诸侯以此服从。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也。夫岂独非其意，将必力争而不听也。不用其言，而杀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此始矣。

　　方羽杀卿子冠军，增与羽比肩而事义帝，君臣之分未定也。为增计者，力能诛羽则诛之，不能则去之，岂不毅然大丈夫也哉?增年七十，合则留，不合即去，不以此时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名，陋矣!虽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项羽不亡。亦人杰也哉!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刘邦采用了陈平的计策，离间疏远楚国君臣。项羽怀疑范增和汉国私下勾结，渐渐剥夺他的权力。范增大怒，说：“天下大事已经大致确定了，君王自己处理吧。希望能让我告老还乡。”回乡时，还没到彭城，就因背上痈疽发作而死。苏子说，范增离去是好事，若不离去，项羽一定会杀他。只遗憾他没有早早离开而已。既如此，那么范增应当在什么时候离开呢?当初范增劝项羽杀沛公，项羽不听;终因此而失去天下;应当在此时离去吗?回答说，不。范增想要杀死沛公，是做臣子的职责。项羽不杀刘邦，还显得有君王的度量。范增怎能在此时离去呢?《易经》说：“知道选择恰当时机，那不是很神明吗?”《诗经》说：“观察那气象，若要下雪，水气必定先聚集成霰。”范增离去，应当在项羽杀卿子冠军的时候。

　　陈涉能够得民心，因为打出了楚将项燕和公子扶苏的旗帜。项氏的兴盛，因为拥立了楚怀王孙心;而诸侯背叛他，也是因为他谋杀了义帝。况且拥立义帝，范增实为主谋。义帝的存亡，岂止决定楚国的盛衰;范增也与此祸福相关。绝没有义帝被杀，而单单范增能够长久得生的道理。项羽杀卿子冠军;就是谋杀义帝的先兆;他杀义帝，就是怀疑范增的根本。难道还要等到陈平出反间之计吗?物品必定先腐烂了，然后才能生蛆虫;人必定先有了怀疑之心，然后谗言才得以听入。陈平虽说智慧过人，又怎么能够离间没有疑的君主呢?

　　我曾经评论义帝;称他是天下的贤君。仅仅是派遣沛公入关而不派遣项羽，在稠人广众之中识别卿子冠军、并且提拔他做上将军这两件事，若不是贤明之君能做到这些吗?项羽既然假托君王之命杀死了卿子冠军，义帝必然不能容忍。因此，不是项羽谋杀义帝，就是义帝杀了项羽，这用不着智者指点就可知道了。范增当初劝项梁拥立义帝，诸侯因此而服从;中途谋杀义帝，必不是范增的主意;其实岂但不是他的主意;他必然力争而却没有被接受。不采用他的忠告而杀死他所拥立之人，项羽怀疑范增，一定是从这时就开始了。在项羽杀卿子冠军之时，项羽和范增并肩侍奉义帝，还没有确定君臣之身份，如果替范增考虑，有能力诛杀项羽就杀了他，不能杀他就离开他，岂不是毅然决然的男子汉吗?范增年龄已经七十岁，意见相合就留下来，意见不合就离开他，不在这个时候弄清去、留的分寸，却想依靠项羽而成就功名，浅陋啊!即使这样，范增还是被汉高祖所畏惧。范增不离去，项羽就不会灭亡。唉，范增也是人中的豪杰呀!

　　注释

　　1.几：事物发生变化的细微迹象。

　　2.卿子冠军：指宋义。公元前207年，秦围赵，楚怀王封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军，范增为末将军，救赵，途中，宋义畏缩不前，羽矫诏杀之。

　　3.楚怀王孙心：即楚怀王的孙子熊心，项梁拥立他为王，仍称怀王。项羽称霸后尊称熊心为义帝。

　　简析

　　本文是苏轼早期的史论。作者当时阅历不深所以其中提出了一些范增应该杀死项羽的书生之见。但文章立意不落俗套能翻空出奇随机生发极尽回环变换的姿态。在写作技巧上从一点展开多方证明反复推测设想层层深入逻辑严密对后代的应试文章影响很大。

　　苏轼

　　苏轼(1037-1101)，北宋文学家、书画家、美食家。字子瞻，号东坡居士。汉族，四川人，葬于颍昌(今河南省平顶山市郏县)。一生仕途坎坷，学识渊博，天资极高，诗文书画皆精。其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艺术表现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世有巨大影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擅长行书、楷书，能自创新意，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画学文同，论画主张神似，提倡“士人画”。著有《苏东坡全集》和《东坡乐府》等。

　　词作成就

　　苏轼在词的创作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就一种文体自身的发展而言，苏词的历史性贡献

　　又超过了苏文和苏诗。苏轼继柳永之后，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最终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

　　苏轼对词的变革，基于他诗词一体的词学观念和“自成一家”的创作主张。

　　自晚唐五代以来，词一直被视为“小道”。虽然柳永一生专力写词，推进了词体的发展，但他未能提高词的文学地位。这个任务有待于苏轼来完成。苏轼首先在理论上破除了诗尊词卑的观念。他认为诗词同源，本属一体，词“为诗之苗裔”，诗与词虽有外在形式上的差别，但它们的艺术本质和表现功能应是一致的。因此他常常将诗与词相提并论，由于他从文体观念上将词提高到与诗同等的地位，这就为词向诗风靠拢、实现词与诗的相互沟通渗透提供了理论依据。

　　为了使词的美学品位真正能与诗并驾齐驱，苏轼还提出了词须“自是一家”的创作主张。此处的“自是一家”之说，是针对不同于柳永词的“风味”而提出的，其内涵包括：追求壮美的风格和阔大的意境，词品应与人品相一致，作词应像写诗一样，抒发自我的真实性情和独特的人生感受。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其文如其为人”(《答张文潜县丞书》)，在词的创作上自成一家。苏轼一向以文章气节并重，在文学上则反对步人后尘，因而他不满意秦观“学柳七作词”而缺乏“气格”。

　　扩大词的表现功能，开拓词境，是苏轼改革词体的主要方向。他将传统的表现女性化的柔情之词为扩展为表现男性化的豪情之词，将传统上只表现爱情之词扩展为表现性情之词，使词像诗一样可以充分表现作者的性情怀抱和人格个性。苏轼让充满进取精神、胸怀远大理想、富有激情和生命力的仁人志士昂首走入词世界，改变了词作原有的柔软情调，开启了南宋辛派词人的先河。

　　与苏诗一样，苏词中也常常表现对人生的思考。这种对人生命运的理性思考，增强了词境的哲理意蕴。苏轼虽然深切地感到人生如梦，但并未因此而否定人生，而是力求自我超脱，始终保持着顽强乐观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

　　苏词比较完整地表现出作者由积极转而矛盾苦闷，力求超脱自适而不断追求的心路历程和他疏狂浪漫、多情善思的个性气质。继柳永、欧阳修之后，苏轼进一步使词作中的抒情人物形象与创作主体由分离走向同一。

　　苏词既向内心的世界开拓，也朝外在的世界拓展。晚唐五代文人词所表现的生活场景很狭小，主要局限于封闭性的画楼绣户、亭台院落之中。入宋以后，柳永开始将词境延利到都邑市井和千里关河、苇村山驿等自然空间，张先则向日常官场生活环境靠近。苏轼不仅在词中大力描绘了作者日常交际、闲居读书及躬耕、射猎、游览等生活场景，而且进一步展现了大自然的壮丽景色。

　　苏轼用自己的创作实践表明：词是无事不可写，无意不可入的。词与诗一样，具有充分表现社会生活和现实人生的功能。由于苏轼扩大了词的表现功能，丰富了词的情感内涵，拓展了词的时空场景，从而提高了词的艺术品味，把词堂堂正正地引入文学殿堂，使词从“小道”上升为一种与诗具有同等地位的抒情文体。

　　“以诗为词”的手法则是苏轼变革词风的主要武器。所谓“以诗为词”，是将诗的表现手法移植到词中。苏词中较成功的表现有用题序和用典故两个方面。

　　有了词题和词序，既便于交代词的写作时地和创作缘起，也可以丰富和深化词的审美内涵。在词中大量使事用典，也始于苏轼。词中使事用典，既是一种替代性、浓缩性的叙事方式，也是一种曲折深婉的抒情方式。苏词大量运用题序和典故，丰富和发展了词的表现手法，对后来词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从本质上说，苏轼“以诗为词”是要突破音乐对词体的制约和束缚，把词从音乐的附属品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苏轼写词，主要是供人阅读，而不求人演唱，故注重抒情言志的自由，虽也遵守词的音律规范而不为音律所拘。正因如此，苏轼作词时挥洒如意，即使偶尔不协音律规范也在所不顾。也正是如此，苏词像苏诗一样，表现出丰沛的激情，丰富的想象力和变化自如、多姿多彩的语言风格。虽然苏轼现存的362首词中，大多数词的风格仍与传统的婉约柔美之风比较接近，但已有相当数量的作品体现出奔放豪迈、倾荡磊落如天风海雨般的新风格，如名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在两宋词风转变过程中，苏轼是关键人物。王灼《碧鸡漫志》卷二说：“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强化词的文学性，弱化词对音乐的依附性，是苏轼为后代词人所指出的“向上一路”。后来的南渡词人和辛派词人就是沿着此路而进一步开拓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