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古史辨》对中国史学近代化的影响论文

　　《古史辨》是以疑古思想为核心而编著的考辨我国古代史料真伪的论文总集。从 1926 到 1941 年，《古史辨》共出版七大册，其中，第一、二、三、五册由顾颉刚主编，第四、六册由罗根泽编辑，第七册由吕思勉、童书业合编，该书包罗了三百五十篇文章，三百二十五万余言，规模蔚为壮观。《古史辨》采取讨论文集的编纂形式，涵盖了民国史学界众多史家的观点，学术争鸣较多，因此，学术界多将《古史辨》定性为“古史讨论集”、“古史材料集”，认为《古史辨》是一部工具书, 如“ 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古史辨》是一部资料书”。即使《古史辨》的主编顾颉刚本人也将《古史辨》看做材料集，他说，《古史辨》是“很好的思想史的材料，又是很好的史学方法论的材料”，“我的编辑《古史辨》的动机，并不是想把它当做自己的著作，乃是要把它做成中华民国学术史上的一部分的‘史料汇编’”。如果将眼光放得更开阔一些，将《古史辨》放在中国史学近代化的发展道路上来分析，就会对它的价值有更深入的理解和认识。《古史辨》出版发行的十五年，正是中国近代史学逐步走向成熟的时期，《古史辨》的价值远远超过“史料集”，不但该书的疑古辨伪精神与新文化运动相契合，而且，它对史学方法的创新以及良好学术氛围的营造都推动了史学近代化的长远发展。

　　一、《古史辨》与新文化运动

　　1915 年，新文化运动擎起“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号召“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表现在史学界，主要指解放思想，批判传统史学，《古史辨》正是这一思想指导下的产物，它的出现，与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密切相关。作为反封建史学的“主将”，《古史辨》针对中国传统史学的弊病，通过批判地审查传统史学的载体——儒经古籍，来考辨古史记载的真伪，试图打破“层累地造成”的伪古史系统，这不是对传统史学的简单否定，而是对传统史学内容、思想及方法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过程。

　　新文化运动与《古史辨》的创刊、发展是相互促进的。一方面，新文化运动为顾颉刚编写《古史辨》提供了机遇，1926 年首次结集的《古史辨》第一册中，顾颉刚以六万余字的长序述志，回顾了他组织编写《古史辨》的心路历程，他提到新文化运动对《古史辨》的'影响，“若是我不到北京大学来，或是孑民先生等不为学术界开风气，我的脑髓中虽已播下了辩论古史的种子，但这册书(《古史辨》第一册)是决不会有的”。1913 至 1927年，顾颉刚在北京大学求学、工作，这一时期，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酝酿、高涨的时期，北京大学“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氛围为他实现学术抱负提供了良好的平台，顾颉刚深受鼓舞。1926 年，由他主编的《古史辨》第一册出版，这是他在学术研究道路上质的飞跃。另一方面，顾颉刚敢于打破旧思想、提倡疑古辨伪的勇气也使《古史辨》在民国史学界名声大噪。新文化运动后的史学领域，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随着西方科学的治史方法在中国的传播，进化史观、唯物史观等史学理论也逐渐为史学界接受，《古史辨》第一册吸纳了新的治史观念，大胆地对中国古史系统提出质疑，“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理论是该书最引人注目的内容，这种科学的疑古辨伪精神推动着近代新史学的健康发展。

　　二、《古史辨》与史学方法的创新

　　近代史学的逐步成熟是内外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果说新文化运动对中国近代史学转型起到了强烈的外部推进作用，那么，近代史学的真正成熟还需要从理论、观点与方法等诸多史学的内部因素中产生，这才是最根本的转型。《古史辨》是一部庞大而复杂的著作，但从研究理路上分析，《古史辨》的创新之处突出表现在科学研究方法的运用。

　　1、以古史为中心的跨学科方法

　　《古史辨》内容涉及领域广博，“ 在《古史辨》中, 体现出顾颉刚一生治学成就主要在四个方面，即 : 考辨古书 ( 辨伪 )，考辨古史 ( 疑古 )，考辨历史地理 (《禹贡》学研究 )，以及作为考辨古史的辅助和佐证而进行的民俗学研究 ( 民间故事、歌谣、神道、会社、风俗等 )。”从学科内容上看，《古史辨》的讨论中心仍在古史研究，但又远远超出了史学的范畴，涉及经学、文学、民俗学、考古学、哲学、文献学、文字学等学科，内容上，有对《周易》、《诗经》等经书的考辨，有对儒、墨、道、法诸子的研究，还有对夏以前古史传说、“阴阳五行说”的起源、古代政治及古帝王系统的考辨和研究。《古史辨》用近代学术意义上的跨学科综合研究方法，在研究古史时，有意识地借鉴文学、地理学、民俗学、目录学等研究方法和成果，得出了许多新见解和新认识，这种研究视角带有明显的近代学术特征，推动着近代史学逐步走向成熟。

　　2、历史演进的方法

　　历史演进的方法是以胡适、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派在《古史辨》中的方法，强调用“故事的眼光”研究历史，既然传说、故事的来历和演变有许多层次，那么，在古史领域，同一本书、同一件事情在不同时代的不同材料中也各有异同，历史研究法就是将它们的发展轨迹作一个整体的梳理，包括梳理古书古史在不同时代的版本、这些版本的时代背景等，再用分析、比较、归纳、演绎的现代方法去看它们在历史中的变化，最终目的是去伪存真，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3、《古史辨》与史学发展良性氛围的营造

　　“誉满天下，谤亦随之”，1923 年，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理论后，各种评论便接踵而来，有赞誉，有质疑，甚至嘲讽。《古史辨》七大册采取讨论文集的编纂形式，在收录有关“疑古”文章的同时，也容纳其他学者对于古史或与古史有关的种种见解，其中包括反对“疑古”的学说，这也是《古史辨》的特色所在。为此，顾颉刚解释说，自己之所以这样做，是“实在想改变学术界的不动思想和‘暖暖姝姝于一先生之说’的旧习惯，另造成一个讨论学术的风气，造成学者们的容受商榷的度量，更造成学者们的自己感到烦闷而要求解决的欲望。”《古史辨》兼采异说，将众人讨论的文章和盘托出，既有志同道合者之间的讨论，又收录了反对疑古辨伪文章。《古史辨》第一册收录了顾颉刚与刘掞藜、胡菫人、柳诒徵关于“禹”的考辨而引发的讨论;第二册下编汇总的是时人对第一册的评论，其中包括张荫麟批评顾颉刚采用“默证法”的文章;《古史辨》第三册下编，收录了讨论《易经》《诗经》的论文和书信，展现了 30 年代研究《易经》《诗经》的基本面貌;《古史辨》第四、六两册是考辨诸子的论文集，第四册上、下编的首篇分别是胡适的《诸子不出于王官论》和《老子传略》，内容围绕着诸子学说产生的原因和对诸子的评论，这也是 20 世纪学术史上持久的老子年代之争的侧影;钱穆《刘向刘歆父子年谱》与顾颉刚的观点不同，顾颉刚仍将其收入《古史辨》第五册，还有钱穆的《评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顾颉刚也作了跋语回应。第七册是对古史传说和三皇五帝的讨论，是 40 年代关于中国古史系统的新探索。

　　三、结语

　　《古史辨》七巨册中国史学界的文化遗产，1937 年，《古史辨》第 1 册已印行 19 版，并被翻译成英、日等文本，建国后，《古史辨》仍有重要影响，如美国华裔学者许倬云所说：现代史学研究“几乎无法避免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受到《古史辨》这部学术巨著的影响”。在顾颉刚看来，《古史辨》是一个“系统工程”，还应该继续做下去，“古史辨——继续由我或请他人编纂，希望在我世中能出至二十册”。 1943 年 3 月 7 日，顾颉刚在日记中写下了编辑《古史辨》第八至十八册的计划：“第八册——古地理第九册——春秋三传、国语第十册三礼、制度第十一册民间传说，第十二册尚书，第十三册诸子，第十四册天文、历法，第十五册研究古史之方法论，第十六册禹及他种文化，第十七册，竹书纪年、史记等，第十八册古器物”。1950 年，顾颉刚在《我的治学计划》中提到，“古史问题是讨论不完的，《古史辨》希望在我死后还继续出下去。至于我自己，离开成功还远得很，总要做到晚年才可有些确实的贡献。所以，现在只是提出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1952 年，顾颉刚强调建国后继续编写《古史辨》仍有必要，他指出，“《古史辨》的工作确是偏于破坏的，所要破坏的东西就是历代皇帝、官僚、地主为了巩固他们的反动政权而伪造或曲解的周代经典。这个反动政权是倒了，但他们在学术和历史上的偶像还没有倒，虽然将来批判接受总可去毒存粹，但批判接受的前提就是要作一回大整理，使得可以以周还周，以汉还汉，以唐还唐，以宋还宋，表现出极清楚的时代性，然后可以与社会的发展相配合，所以《古史辨》的工作还该完成。一方面，将来地下发掘工作一定大发达，也必须将古书整理了才容易把地下实物和书籍记载相印证，从两重证据法上作确实的考定。”

　　《古史辨》不仅是一部史料讨论文集，而且对中国史学近代化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徐旭生先生指出：“近三十余年(大约自 1917 年蔡元培长北京大学时起至1949年全国解放时止)疑古学派几乎笼罩了全中国的历史界，可是它的大本营却在《古史辨》及其周围。”中国史学近代化是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顾颉刚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就能以《古史辨》为我们开其端，其学术业绩是不朽的，功劳是伟大的。由于时代的局限，当时人们对唯物史观的认识和运用还处于初级阶段，所以顾颉刚在《古史辨》中出现一些失误也是可以原谅的。《古史辨》集合众多史学家相互辨析、批评，推动中国史学从以进化论为指导的研究模式，逐渐朝着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现代史学进步。中国近代史学也在这辩证的否定中，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由此看来，由顾颉刚发起的《古史辨》无论是在其成功还是在失误方面，都成为中国历史学继续发展、更加科学化的基础和契机。《古史辨》引领了一场关于中国古史问题的大论战，可与先秦百家争鸣相提并论，它从疑古辨伪入手，既推动着近代新史学的探索与发展，同时又是中国史学近代化的见证。因此， 我们可以说，《古史辨》对历史学科学化的探索，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