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通篇议论说理，却不使读者感到乏味。诗人借助形象，运用比喻，阐明哲理，把抽象的议论，表现为具体的艺术形象了。

　　放言五首·其一

　　唐代：白居易

　　朝真暮伪何人辨，古往今来底事无。

　　但爱臧生能诈圣，可知宁子解佯愚。

　　草萤有耀终非火，荷露虽团岂是珠。

　　不取燔柴兼照乘，可怜光彩亦何殊。

　　译文及注释

　　译文

　　白日真黑夜假谁去分辨，从古到今的事无尽无休。

　　只喜臧生能骗过圣人，又怎知甯子识破了装傻的。

　　萤火虫有光非真的火光，荷叶上的露水虽圆岂是真珠?

　　不要烧柴去照亮车马，可怜的光彩有甚么不同呢?

　　注释

　　放言：意即无所顾忌，畅所欲言。

　　元九：即元稹，“九”是其排行。他在元和五年(810年)被贬为江陵士曹参军。其间曾作《放言五首》，见《元氏长庆集》卷十八。

　　长句诗：指七言诗，相对五言诗而言;五言为短句。

　　李颀：唐代诗人，开元十三年(725年)进士，诗以写边塞题材为主，风格豪放，慷慨悲凉，七言歌行尤具特色。此举其两句诗见于他的《杂兴》诗。济水：源出河南省济源县西王屋山，其故道过黄河而南，东流入今山东省境内。河：黄河。周公：姓姬名旦，周武王弟，成王之叔，武王死，成王年幼，周公摄政，管、蔡、霍三叔陷害，制造流言，诬蔑周公要篡位。周公于是避居于东，不问政事。后成王悔悟，迎回周公，三叔惧而叛变，成王命周公征之，遂定东南。

　　接舆(yú)狂：接舆，传说是春秋时楚国的一个隐士，他以佯狂避世，故此说“接舆狂”。其真实姓名不可考，因他曾迎着孔子的车而歌，故称接舆(见《论语·微子》、《庄子·逍遥游》)。舆，本指车厢，亦泛指车。

　　予：我。出佐浔阳：被贬出京，到江州去做司马，辅助治事。浔(xún)阳：指江州。隋设九江郡，唐代叫江州或浔阳郡。治所在今江西省九江市。

　　未届所任：还未到达任所。届：到。

　　暇(xiá)：空闲时间。

　　缀(zhuì)：撰写。续其意：谓读元稹《放言》之意。耳：叹词。

　　辨：一作“辩”。底：啥。

　　臧(zāng)生：指臧武仲。臧：一作“庄”。防：是武仲的封地。武仲凭借其防地来要挟鲁君。武仲：臧孙氏，名纥，官为司寇，在贵族中有“圣人之称”(《左传·襄公二十二年》杜氏注：“武仲多知，时人谓之圣”)。诈圣：欺诈圣人。甯(nìng)子：指甯武子。甯：今亦作“

　　鉴赏

　　予出佐浔阳，未届所任，舟中多暇，江上独吟，因缀五篇，以续其意耳。”据序文可知，这是公元815年(唐宪宗元和十年)诗人被贬赴江州途中所作。当年六月，诗人因上疏急请追捕刺杀宰相武元衡的凶手，遭当权者忌恨，被贬为江州司马。诗题“放言”，就是无所顾忌，畅所欲言。组诗就社会人生的真伪、祸福、贵贱、贫富、生死诸问题纵抒作者的己见，宣泄了对当时朝政的不满和对作者自身遭遇的忿忿不平。此诗为第一首，放言政治上的辨伪——略同于近世所谓识别“两面派”的问题。

　　“朝真暮伪何人辨，古往今来底事无。”底事，何事，指的是朝真暮伪的事。首联单刀直入地发问：“早晨还装得俨乎其然，到晚上却揭穿了是假的，古往今来，什么样的怪事没出现过?可有谁预先识破呢?”开头两句以反问的句式概括指出：作伪者古今皆有，人莫能辨。

　　“但爱臧生能诈圣，可知宁子解佯愚。”颔联两句都是用典。臧生，即春秋时的臧武仲，当时的人称他为圣人，孔子却一针见血地斥之为凭实力要挟君主的奸诈之徒。宁子，即宁武子，孔子十分称道他在乱世中大智若愚的韬晦本领。臧生奸而诈圣，宁子智而佯愚，表面上的作伪差不多，但性质不同。然而可悲的是，世人只爱臧武仲式的假圣人，却不晓得世间还有宁武子那样的高贤。

　　“草萤有耀终非火，荷露虽团岂是珠。”颈联两句都是比喻，意思是：“草丛间的萤虫，虽有光亮，可它终究不是火;荷叶上的露水，虽呈球状，难道那就是珍珠吗?”然而，它们偏能以闪光、晶莹的外观炫人，人们又往往为假象所蒙蔽。

　　“不取燔柴兼照乘，可怜光彩亦何殊。”尾联紧承颈联萤火露珠的比喻，明示辨伪的方法。燔柴，语出《礼记·祭法》：“燔柴于泰坛。”这里用作名词，意为大火。照乘，指明珠。这两句是说：“倘不取燔柴大火和照乘明珠来作比较，又何从判定草萤非火，荷露非珠呢?”这就相当于谚语所说的：“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诗人提出对比是辨伪的重要方法。当然，如果昏暗到连燔柴之火、照乘之珠都茫然不识，比照也就失掉了依据。所以，最后诗人才有“不取”、“可怜”的感叹。

　　这首诗，通篇议论说理，却不使读者感到乏味。诗人借助形象，运用比喻，阐明哲理，把抽象的议论，表现为具体的艺术形象了。而且八句四联之中，五次出现反问句，似疑实断，以问为答，不仅具有咄咄逼人的气势，而且充满咄咄怪事的感叹。从头至尾，“何人”、“底事”、“但爱”、 “可知”、 “终非”、 “岂是”、 “不取”、 “何殊”，连珠式的运用疑问、反诘、限制、否定等字眼，起伏跌宕，通篇跳荡着不可遏制的激情，给读者以骨鲠在喉、一吐为快的感觉。诗人的冤案是由于直言取祸，他的辨伪之说并非泛泛而发的宏论，而是对当时黑暗政治的针砭，是为抒发内心忧愤而做的《离骚》式的呐喊。

　　赏析

　　第一首诗放言政治上的辨伪。“朝真暮伪何人辨，古往今来底事无。”首联二句单刀直入，以反问的句式概括指出：作伪者古今皆有，人莫能辨。“但爱臧生能诈圣，可知宁子解佯愚。”颔联两句都是用典。臧生奸而诈圣，宁子智而佯愚，表面上的作伪差不多，但性质不同。然而可悲的是，世人只爱臧武仲式的假圣人，却不晓得世间还有宁武子那样的高贤。“草萤有耀终非火，荷露虽团岂是珠。”颈联两句都是比喻。草丛间的萤虫终究不是火;荷叶上的露水也不是珍珠，然而，它们偏能以闪光、晶莹的外观炫人，人们又往往为假象所蒙蔽。“不取燔柴兼照乘，可怜光彩亦何殊。”尾联紧承颈联萤火露珠的比喻，明示辨伪的方法。这两句意思相当于谚语所说的：“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诗人提出对比是辨伪的重要方法。当然，如果昏暗到连燔柴之火、照乘之珠都茫然不识，比照也就失掉了依据。所以，最后诗人才有“不取”“可怜”的感叹。这首诗，通篇议论说理，却不乏味。诗人借助形象，运用比喻，阐明哲理，把抽象的议论，表现为具体的艺术形象了。而且八句四联之中，五次出现反问句，似疑实断，以问为答，不仅具有咄咄逼人的气势，而且充满咄咄怪事的感叹。从头至尾，“何人”“底事”“但爱”“可知”“终非”“岂是”“不取”“何殊”，连珠式的运用疑问、反诘、限制、否定等字眼，起伏跌宕，通篇跳荡着不可遏制的激情，给读者以骨鲠在喉、一吐为快的感觉。诗人的冤案是由于直言取祸，他的辨伪之说并非泛泛而发的宏论，而是对当时黑暗政治的针砭，是为抒发内心忧愤而做的《离骚》式的呐喊。

　　创作背景

　　这组诗是唐宪宗元和十年(815年)白居易在被贬谪去江州(浔阳)途中和元稹的同名组诗之作。元和五年(810年)，元稹因被贬为江陵士曹参军。元稹在江陵期间，写了五首《放言》诗表示自己的心情。过了五年，诗人被贬为江州司马。感慨万千，也写下《放言五首》诗奉和。

　　白居易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祖籍太原，到其曾祖父时迁居下邽，生于河南新郑。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与刘禹锡并称“刘白”。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官至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公元846年，白居易在洛阳逝世，葬于香山。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

　　诗歌主题

　　题材集中是白居易讽喻诗的艺术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选择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个主题，“一吟悲一事”，主题非常明确。为使主题更明确传达给读者，或诗题下加小序点明主题，或“卒章显其志”突出主题。其次，白诗的艺术特色还表现在刻画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征，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但白诗的诗意并不浅显，他常以浅白之句寄托讽喻之意，取得怵目惊心的艺术效果。《轻肥》一诗描写了内臣、大夫、将军们赴会的气概和席上酒食的丰盛，结句却写道：“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这是一幅多么惨烈的情景。

　　闲适诗和讽喻诗是白居易特别看重的两类诗作，二者都具有尚实、尚俗、务尽的特点，但在内容和情调上却很不相同。讽喻诗志在“兼济”，与社会政治紧相关联，多写得意激气烈;闲适诗则意在“独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 (《与元九书》)，从而表现出淡泊平和、闲逸悠然的情调。

　　白居易的闲适诗在后代有很大影响，其浅切平易的语言风格、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都曾屡屡为人称道，但相比之下，这些诗中所表现的那种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闲适”思想，以及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因与后世文人的心理较为吻合，所以影响更为深远。如白居易有“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 (《不如来饮酒七首》其七)、“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对酒五首》其二)的诗句，而“后之使蜗角事悉稽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号论，“醉翁、迂叟、东坡之名，皆出于白乐天诗云”(龚颐正《芥隐笔记》)。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盖其文章皆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于物无着，大略相似。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诗话》)凡此种种，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诗的影响轨迹。

　　诗歌理论

　　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孟子说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他终生遵循的信条。其“兼济”之志，以儒家仁政为主，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其“独善”之心，则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贬江州司马为界。白居易不仅留下近三千首诗，还提出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比作果树，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观点，他认为“情”是诗歌的根本条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与元九书》)，而情感的产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时政。因此，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他继承了《诗经》以来的比兴美刺传统，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强调诗歌揭露、批评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诗歌表现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则。《与元九书》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

　　他的这种诗歌理论对于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生疾苦，是有进步意义的。对大历(766～779)以来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亦有针砭作用。但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则势必束缚诗歌的艺术创造和风格的多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