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篇：读梁文道常识有感

坦白说，我之前对于时事评论之类的文章并不十分感兴趣，或许是因为我自身对于政治这类需要大量“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权术的行为活动并不感冒。因此对于梁文道之前我可以说是一无所知。但也正可以说该感谢我之前的一无所知，因此接触梁文道，接触《常识》，我也便不会有先入为主的任何个人情感，也能更好读好《常识》，理解梁文道的常识。

梁文道，在开始读《常识》时，我的第一反应是天下竟然还有这样的著书人。其他人著书立作，对于自己所作的书，无不小心翼翼，逐字逐句仔细斟酌，但求留下能使自己满意，遍寻好友名人推荐，但 梁先生却在自序中提到只希望这本书能成为一本“小册子”，推广一些人人应该尽知的知识，并在同时能够纪念之前的先辈托马斯·潘恩的《常识》，以表敬意。梁文道在自序中说了自己的出色，得益于时代的顺风以及两岸的差异，正乃其自序所提及“江山不幸诗家幸”。

可以说《常识》的火得益于广东的高考作文题目虽是不无道理的，但是一本书，一个作家(暂且称梁先生为作家，虽他自己不曾确定)的相关的书籍出现大卖，我也想必有其精妙之处。果真在我第一次阅读《常识》时，之前对于这类评论集子不感任何兴趣的我对于梁文道那些辛辣的评论，竟然感到莫名的激动。如柏拉图所说：人的灵魂其实早就认识众理，包括最高的善，而教育就是把蒙在这知识之上的灰尘所掸去的动作。或许这就是梁所说的所期望的那些叫之为常识(common sense)的东西，在我的心中被激发了的缘故吧。读《常识》，自己会感慨这些常识真是common sense?为何之前自己不曾想到过，有时心里不禁默默感叹梁先生的高妙之处，着实让自己获益匪浅。

然而转念一想从梁先生的《常识》中获得常识，真是件可喜又可悲的事情。可喜自然自己知道先前不曾料想的观念，但可悲的便是正如梁先生所讲的这些乃为常识，吾辈为何之前竟然浑然不知?又不知偌大一个中国茫茫几亿人对于《常识》的趋之若鹜难道不正体现了我们这一代缺失常识的现象?不禁想起了海子的：“该得到的尚未得到，该丧失的早已丧失。”

一本《常识》给人的实在太多，我不敢大言不惭的说自己明了梁先生如何的良苦用心，抑或是对于这种种我已了然于胸。读过《常识》，特别是在开始阅读先前的几篇短论，对于梁先生的希望国人了解的一个常识我却印象颇深，这个common sense便是不要将一切简单化，妄图将一切都归结为完全对立的两方面。

梁先生在文章中说到了汉奸问题，说到了反日反X的等等问题，这些可以说都是我们国人习惯性思维中那些忠奸立辨的思维的影响，我们都习惯的把一个抑或一个群体的人钉上好或坏，黑或白的标签。但我们都不曾细考过这黑与白之间是否有交集，对于这片灰色的区域能有这个心去考虑审视的又有几个人呢?想到这儿，突然想起了之前阅读过的牛大勇先生关于中美之间学生教育的不同的一篇文章。文章中提及中国的孩子们接受的大多是灌输式的教育，孩子坐在课堂上，认认真真的接受所有老师提供的“知识”，而且从来这些知识即是真理，孩子们接受的都是真理。如今联系梁先生的《常识》，这两者不是正有关系吗?

我们国人已经习惯了接受真理，忘记了知识是如何真正得到的过程，我们都默认从这世界非黑即白，于是诸如你是好人，你是坏人，好人就该一直好到底，而坏人则是罄竹难书等等的思维便深深根植于我们的心中。曾记得先前国内有人笑话西方人只会将一切两分，而我们国人则懂得太极阴阳调和。但如今一想国人不也成为了这幅样子，对于我们不也只会将一切系统的简单化，于是社会上便会出现了之前一个官员被大家赞赏，却被检查出大量贪赃的事实后，将其一切抹杀的奇怪现象，似乎是坏人所作的只有坏事。可笑，有时我们还常常将“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话挂在嘴边规劝“坏人”回头是岸，如今却如此决绝的将一个人永久的钉于民族的耻辱柱之上，受尽世人的唾骂。

最后，我真诚的期望世上能再有些梁文道这样的人，毕竟真话真的很重要，正如皇帝的新衣有时虽很荒.唐，但你我却都不会表示异议，只有那些勇敢的人才会说出心中的话让这常识被大伙所了解普及，这很累，我知道，但我相信终会有人说出的，因为文明的进步正是这样一步一步得来的，我们的历史也正是如此。

第2篇：读梁文道常识有感

拙著取名《常识》，绝非自大，而是为了向前人致意，归宗于这种公共知识分子的传统。除此之外，我也很喜欢“常识”这两个字的丰富义蕴。

首先，我以为自己所说皆不脱常识范围，没有什么故作深刻的东西。并非自谦，这其实是严格的自我要求;因为我时常感到国人现在颇有一种凡事都要往“深处”钻、议论总要谈“本质”的倾向。于是明明在探讨“毒奶粉”的问题，偏偏觉得光是信仰缺失还不够，一定要把“灵魂”也搬出来才算功德圆满。明明在点评志愿者的救灾行动，却不满足于民间集体动员的逻辑，硬是要扯到中西文化差异的“高度”，然后再结穴于华夏文化的“基因”“本质”。也许是上学的时候受福柯(Michel Foucault)与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影响甚深，我对“本质”和“深度”这类字眼存有近乎本能的距离感。举个例子，如果我现在只是想要知道一把剪刀为什么剪不断毛线，你实在用不着向我介绍工具与技术的“本质”，也不必在这里花时间找出一堆很深刻的物理学解释;你只需要告诉我这把剪子是不是太钝了，甚或干脆换把新的给我。在公共事务上面，种种关于“本质”和“深度”的空洞玄说不只解决不了任何实际问题，有时还会塑造出更难疏解的偶像与幻觉。比如说“中国文化的本质”，这是我最怕看到的字眼;如果现实中国的一切问题都是中国文化的错，那么我们就什么都不用做了(更不消提这里头可能还有循环论证和过度简化等种种谬论)。

当然，我也明白“常识是一种文化体系”(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语);虽然同在一国，虽然同是华人社会，一个香港人心中的常识未必是其他人所能认同的。身为港人，我似乎背负了沉重的原罪，不时遇到读者批摘我“不懂国情”，进而归罪于“殖民地子民那挥之不去的洋奴意识”。因此，我常常把自己看成一个人类学家，透过文档爬梳与现实生活等田野调查的方法，力图能用“本地人”的眼光去看周边景物，用“本地人”的思维去考虑眼前的问题。目的不是丢弃自己的港台背景，好彻底变成一个内地人;而是为了接下来的跳出。进入，然后跳出，于是就会产生批判的距离。理想的话，这种反复出入的程序可以使我同时看到内地人自己不一定意识得到的内地常识，与香港人自己所不知的港人常识，在这个意义上，我的时评与杂文其实都是一种诠释的工夫，目的是把一连串看似浅白自然、不得不如此的“常识”一一揭出，逐个指认。或许，我们接着就会发现自己不一定有自己想象得那么“爱国”，而平常以为的“左派”也不尽然是左的……

近年来，我在两地发表评论，恰好给了自己一个时刻反思的机会，交互省视内地与香港的诸种现象，渐渐地，本来最具公共性格的时评写作竟然成了解自我的笔记，借此我得以认识自身的条件与束缚、身份的认同及移置。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切实体会到一个香港评论人的最大原罪其实不是什么“洋奴心态”，而是相对优渥的空间。比起许多同行同道，我的环境比较宽松，我的信息来源比较多元，我冒的险比较小，我怕的事也比较少;这是我最大最大的愧疚，也是推动我写这些东西的最大力量。不管他们是什么立场，更不管他们是什么派别，这本书献给中国所有的时评作者，能与你们共赴国运是我的荣幸。